财产课税制论文范文第1篇

一、 世界各国财产课税的发展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财产课税历史悠久，曾是各国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目前世界各国都已开征并着手建立一套种类齐全、功能完整、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财产课税制度。从财产课税的实践来看，根据应税财产的形态不同可分为动态财产税和静态财产税。动态财产税是对转移或变动中的财产课征的财产税，主要包括遗产税和赠与税。静态财产税是对纳税人在一定时间内拥有的财产进行课税，是财产课税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静态财产税依据其征收方式不同，分为综合财产税和特种财产税。综合财产税，又称为一般财产税，是对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实行的综合课征。这种财产税的应税范围较广，原则上包括纳税人所有或支配的全部财产。实行综合财产税制度的国家主要有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新加坡等。特种财产税，又称个别财产税，是对特定类型财产课征的财产税，主要包括土地税、房屋税、车辆税等。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以土地、房屋和车辆为课税对象的特种财产税制度。综合财产税和特种财产税虽同属财产税系，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在税制设计、征管方式、课税对象和作用侧重点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课税范围较广、公平性较强、筹集的收入相对较多，但计征方法比较复杂，偷逃税问题比较突出。后者以土地、房屋和其它特定的财产作为课税对象，课税范围相对较窄，但不宜隐匿虚报，计征方法相对简便。发达国家由于居民的纳税意识较强，征管手段比较先进，征管制度比较严密，多选择综合财产税制度并普遍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有许多欠缺，多实行特种财产税制度。同时，还应看到，过去由于顾虑征管难度较大和税源较少等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在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征了遗产税和赠与税，并取得了良好的财政效果和社会效果。可以预见，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逐渐增多。

财产课税制度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呈现出许多以前所没有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1、财产课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但仍是一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课税是最古老的税收形式，曾是各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课税的主体地位已被所得税和商品税所取代，在全部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小。发达国家财产课税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0－12％，发展中国家平均仅为5－6％。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财产课税在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调节人们收入水平、促使闲置财产投入使用等方面，仍具有所得税和商品税说没有的功能和特点，它能有效地补充这两个税系的不足，如商品税不能对不动产、继承财产进行课征，所得税对不使用资产和未实现的资产增益无法课税等。因此，财产课税的地位比较稳定，仍然是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 财产课税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财产课税具有税源分散广泛、区域性等特点，地方政府易于做到对本地区的税源实施严格监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同时财产税收入主要用于为本地区提供公共服务，有利于形成“多征税，多提供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许多实行分税制国家将大多数财产课税归为地方税。在发达国家中，无论是美国、德国等联邦制国家，还是日本、英国等单一制国家，大多数财产课税的税种归地方政府，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据OECD组织1990年的资料，在地方税收中，美国财产税占80％，加拿大占84.5％，英国占93％。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极为重视财政分配关系的调整，并多把财产税划归地方管理和支配，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而且，随着地方政府权限的扩大，一些国家正逐步下放财产税税种的立法权，增加财产税税种、调整其税率。这不但保证了财产课税仍旧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而且使税源更加广泛，税收收入额有所增加。

3 财产课税多以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且评估制度健全，并建立严密的财产登记制度和强化税收的征收管理，以达到公平税负、税款的充分征收的目的。从各国财产税的实践上来看，财产税的计税依据大体有三种：土地面积、市场价值、其它价值（如帐面价值）。目前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一般以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客观地分析，以市场价值为税基有三个优点：一是税基具有弹性，随着房地产市场价值的上涨，税基扩大，财产税的收入也将相应增加。二是市场价值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有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但以市场价值为税基要定期对财产进行评估，税收征管成本较高。因此，大多数以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的国家都设立专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实行严密的财产登记制度，同时税务机关从不同渠道搜集有关财产税、纳税人以及市场的信息，注重与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强化征收管理，堵塞税收漏洞，减少税收流失。

国外经验表明，发达国家都已基本上建立了一套多税种协调配合、功能健全财产课税制度。发展中国家虽受经济发展条件、税收征管水平等方面的制约 ，但大都已开征了多个财产税税种，财产课税制度将会逐步完善。各国在尽可能完善税制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强化财产课税的征收管理，充分发挥财产课税制度的调节作用，成为地方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主渠道。当前，我国财产课税的特点是：税种少，税基窄，以土地面积或帐面价值为计税依据，内外资实行两套税制，财产课税收入未能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显然，这种财产课税制度已经不能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分税制和地方税体系的需要，与现行税制改革的“简化税制、公平税负”原则也不相符合。因此，研究和改革我国现行的财产课税制度势在必行。

二、 我国现行财产课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财产课税的税种少，税基窄，影响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我国现行的财产课税税种严格说来只有房产税、契税、车船税和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具有资源课税和行为课税的特点，在我国的税种分类中大多不将其归为财产税类中（对土地的课税各国一般归为财产税类，为方便比较，以下把这两个税种作为财产税一并分析）。1994年的税制改革虽把遗产税和赠与税列为征收范围，但实际上并未开征。税种少的同时，税基也窄，征收面不宽，比如只对企业拥有的房产征收房产税，而拥有的机器设备不纳税；个人自住的房屋不纳房产税；私人财产的继承和赠与都不须向国家纳税等。加之现行的财产税的税负普遍较低，使得财产课税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未能充分发挥组织收入、调节财产水平、公平财富的作用。

2、内外两套财产税制，不符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公平、公正的原则。目前，我国对内资房产征收的是房产税、对土地征收的是土地使用税；对外资征收的是房地产税、对土地征收的是土地使用费（不由税务机关征收）。两套税制在征收范围、税（费）率、计税（费）依据方面都有所不同。这种内外有别的税收待遇，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公正的原则，而且违背了我国现行税制改革的初衷。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制，因此，研究、出台统一的内外资房地产税制，是完善我国财产税制的重要内容。

3、财产课税集中的收入少，未能确立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体地位。我国的财产课税与大多数实行分税制的国家一样，属于地方税收，由地方政府负责征管和支配。但由于税种少、税基窄、税负低、税源零散、征管难度大，使得财产课税收入较少，不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只能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补充部分。加之财产课税的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税种的设置，税率的设计过于统一，缺少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地方政府缺少必要的税收自，导致地方政府征收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反过来制约财产税的正常发展。

4、计税依据不合理，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与有关部门的协作不够，征管漏洞较大。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作为财产课税的计税依据应该说是比较科学的，这也是各国普遍采用的计税方法。市场价值反映了土地、房产作为经济资源的价值，它不仅包括土地的级差收益，而且包括土地、房屋的时间价值。在市场经济下，任何土地、房产都有一个时间价值，市场机制越完善，这个价值就越容易体现，越容易得到认可。但是，我国当前是以土地的面积和房产的原值或租金作为计税依据，不能反映土地的级差收益和土地、房产的时间价值。同时，为调节土地的级差收益，采用不同城市、不同地段设置不同税率的方法，结果造成税率档次设置不合理，并且随意性大，操作起来缺乏客观标准。不仅如此，税率一旦确立，长期不变，造成财产税收入的增长与房地产增值的脱节。我国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尤其是私人财产登记制度，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房产、土地、户籍等有关管理部门与税务机关的协作配合不够，影响了税收征管的力度，造成财产税税源的大量流失。

三、 完善我国财产课税制度的设想

鉴于我国现行财产课税制度的税种设置不全、比重过低、税制不完善、征管方面等问题，改革和完善我国财产课税制度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规范和增加财产税税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财产的私有化程度已有所提高，财产税的税源增加，税基扩大，应适时增加财产课税税种，适当调整某些税种的征收范围，调整税目税率。由于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淡薄，征管水平较低等原因，我国的财产税制宜采用按不同财产分别课征的个别财产税制，而不是综合所有财产课征的一般财产税。我国财产税制应包括的税种有：房产税、土地税、不动产税、车船税、契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2、提高对财产税制的重视，提高财产课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经过改革开放后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分配悬殊问题也日益显凸出来，这一方面使财产税的税源增加，税基扩大，增加财产课税收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征收财产税更为必要。因此，要从思想上转变观念，重视财产税制建设，从增加税种，完善税制、加强征管入手，适当增加财产课税收入。

3、健全税收立法，堵塞税收征管漏洞。财产课税有关的税收立法要尽早出台，使税收法规健全，规范和指导各税的征收管理。强化税收征收管理，完善税务稽核、征管手段、提高税收征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堵塞税收漏洞。同时要建立严密的财产登记制度和有权威的财产评估制度，加强税务机关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协调机制。

4、有关财产课税制度的设计。（1）完善房产税的设想。首先改革内外有别的房产税制度，对外资征收的房地产税改为与内资统一的房产税，内外资一视同仁。其次，扩大税基。房产税是我国财产税制的主要税种，我国现行房产税的征税范围虽从城市扩大到农村，但对城乡居民住宅免税。随着住宅商品化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私人拥有的房产将会不断增加，应在一定条件下，对私人拥有一定数量的房产课税，扩大房产税税基，税率可适当从低。再次，建立和完善房产估价制度。房产估价历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国的房产估价刚刚起步，估价制度很不完善。要注重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房产专门估价机构和一支富有实践经验专职估价人员，提高专门估价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加强对房产评估方法的研究，逐步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房产评价方法体系，为房产税的计征提供科学的依据。房产管理部门应密切配合税务部门，提供相关的税务资料。最后，房产税宜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房产税属于地方税种，但中央政府对房产投资规模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可在税率的制定上有中央政府确定税率幅度，各地依据本地区的情况和房屋等级最后确定税率。这样既保证中央有一定的宏观调控权，又能体现和照顾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

（2）完善土地税的设想。从加强对土地的取得、占用和转让等各环节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的角度出发，首先改革现行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全国范围内土地资源的占有使用征收一般土地税，征税范围从城镇扩展到农村。农村收益水平低、负担重是客观事实，但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各种摊派、清理各项收费以及改革现行农业税制，在保证农民总体负担水平不变或略有下降的前提下征收一般土地税，且规定较低的税率予以照顾。这既有利于统一我国的土地税制，又有利于规范农村收益分配关系。税率的设计上可在现行按照土地位置标准基础上，同时采用土地用途标准，使前者起到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后者达到调节土地使用结构的目的。其次，扩大契税的征收范围，保护单位和个人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权利。除要对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房屋，城镇职工征收契税外，对承受出让、转让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包括外国人、华侨购买房屋、承受出让土地使用权也征收契税。这样有利于保障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创造稳定的出让、转让秩序。同时我国土地资源匮乏，目前有的地方为吸引投资，竞相降低出让价格，征收契税有利于保护国有土地资源。最后应适时开征土地闲置税和土地荒芜税。从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我国有限的耕地出发，适时开征土地闲置税和土地荒芜税极为必要。

（3）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调节高收入。首先尽早及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从完善税制、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鼓励勤劳致富等方面考虑征收两税都极为必要。从国际惯例来看，不仅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陆续开征了两税。我国尽早开征，既符合国际惯例，又保障了我国的经济权益。其次在税制模式上选择总遗产税制和总赠与税制。我国的遗产继承无需经过法院的认定，继承人可自行分割交接，同时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短期内无法提高。基于这些实际情况，我国宜选择总遗产税制和总赠与税制，即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征收遗产税，对赠与人的财产征收赠与税，既保证税源可靠，税收收入及时，又简便易行，适用于我国的征管水平并为纳税人所接受。再次，课税对象范围应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以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适当的起征点，合理确定扣除项目，如设丧葬费用扣除、遗产管理费用扣除、债务扣除、捐赠扣除等。最后，制定有关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的征管措施。任何管理与个人财产相关的部门，未有税务机关开列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完税证明或免税凭证，不得办理任何转让遗产的手续。各有关部门有义务为税务机关提供查证遗产的资料和情况。

主要参考资料：

1、曲顺兰，《国外财产课税的比较与我国财产课税的完善》，《涉外税务》 1999年第5期

2、彭龙运，《外国财产课税制度》，《中国财政》1999年第6期

财产课税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增值税改革 财产税 分税制 营业税 房产税

增值税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税种的变化，或许里面预示着未来财权分配的重要变革走向。中国目前是分税制，国地税分家之后按照各自管辖范围征收税款，国税主要征收中央税，而地税则为地方政府服务。国税系统征收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涉及全国范围的税种，而地税系统则征收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等与地方政府相关的税收。在收入上，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包括消费税、车船购置税、关税等。地方政府则独享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其他税种则按比例在中央地方间分成。一直以来，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种，一般占地方税收总额的4成以上。营业税并入增值税之后并由国税征收，无疑将对地方政府、地税系统造成极大的影响。而为了完善分税制，使得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十二五”税制改革的趋势是：推进房地产税改革，使得“房产税”（下文统称“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为此，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后，由国税征收，再通过税收分享和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返回给地方政府，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提供支持，与开征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稳定收入来源两者之间，哪个更具效率与公平？或者上述两者同时实施，该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

一、增值税与财产税的含义界定

增值税和财产税的概念，在实践和理论中，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在不同层面的意义上使用着，使用状况比较混乱。因此，本文在进一步讨论前，有必要对概念做一下界定，以方便下文中的讨论。

（一）增值税的含义

本文所指的增值税是消费税的重要种类。本文所指消费税并非国内一般意义上的“消费税”，而是以消费为课税对象的税收种类，英文名是consumption-based tax。以课税对象为标准划分，税收可以分为消费税（consumption-based tax）、所得税、财富税（wealth tax）。现代型增值税（VAT）是目前世界普遍采用的消费税制（consumption-based tax），是对商品和劳务增值额的课税，对最终消费的课税。国内增值税与现代型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同，现代型增值税征收范围还包括国内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即营业税应税劳务、销售不动产、无形资产。增值税立法改革，主要任务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重复征税。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财政部的2010年1月～9月税收收入情况，国内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7.4%，营业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4.9%。

（二）财产税的含义

一个人的财富，就是其实际预期收入的现值[1]。政府可以对财富占有进行课税，例如年度财富税，也可以对财富转移进行课税，例如遗产税和赠与税。财产税（property tax）是最重要的财富税，是对财富占有进行的课税，是地方政府至关重要的财政来源。财产税收入在美国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73%[2]。财产税的主体部分，就是对住房的个人财富课税，在我国要进行的“房产税”改革，和先前准备研究开征的“物业税”都属于此类。本文统一作为“财产税”进行讨论。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我国现在实现的是分税制，实现分税制有众多优点，根据哈维.罗森总结的有：其一，分权制能使产出适合当地偏好；其二，分权制能鼓励政府间竞争；其三，分权制有利于地方提供物品和服务的实验与创新。既然分权制具有以上优点，具有存在的依据，那么我们应如何为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筹集收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三种方案：第一，由中央政府统一筹集税收收入，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给地方政府；第二，开征地方主体税种，例如财产税，由地方政府自行筹集收入；第三，上述两种方法的混合。

（一）西方研究概况

尽管财产税在西方通常作为地方政府基本和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其本身却饱受争议。反对者多认为财产税不公平，收入分配层面不公平，对特定的纳税群体不公平，没有获得现金收入的情况下却对财产增值部分增税所以不公平等等[3]。由于以上原因美国不少学者建议减少或者甚至取消财产税，增加或开征其他州政府税收，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来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甚至，近几年来，包括德克萨斯州在内的美国几个州已经进行了上述变革，改变用州和地方混合的财政收入支持地方政府支出，采用各式的州政府税收收入来支持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然而美国也有很多人反对用州政府税收取代地方财产税，因为各种的州政府税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比财产税无效率，州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可能无效率[4]。

（二）国内研究概况

与西方相比，国内对该问题没有太多的研究。国内学者一般在争论该不该对普通住房征收房产税，如果征收要以什么为税基，如何处理与土地出让金的关系，房产税能否打压住房价，如何区分投机性住房和消费性住房等。国内学者鲜有从完善地方财政体系，协调好财产税与增值税改革关系层面来研究该问题。即使，有一些学者认识到财产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5]，也未能深入研究地方政府财产税，与中央税和共享税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两者之间的效率问题。

三、增值税改革和财产税协调的原则

在讨论如何协调增值税改革和财产税的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确立一定的标准，否则讨论将无所适从。增值税和财产税都是税法的范畴之一，所以增值税和财产税都需要遵守税法的基本原则。关于税法的基本原则，有各式各样的表述。历史上首次提出税法基本原则的是英国的威廉.配第，他认为赋税应该遵循“公平”、“节省”、“简便”三项原则。后来亚当.斯密又提出税法的“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费原则”。刘剑文教授还总结了西方的四项税法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效率原则”[6]。笔者认为增值税改革和财产税的协调应该遵循“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只有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增值税的改革和分税制的完善才能实现税收的公平、正义。

（一）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指税收负担应该在纳税人之间平等、公平地分配。衡量公平的标准，又有“受益标准”和“能力标准”。“受益标准”是指，纳税人应该根据自己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多少，即享受利益多少来纳税，受益多就多纳税，受益少就少纳税。“能力标准”，就是纳税人按照自己的支付能力来纳税，即使量能课税，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税收公平原则，又可以分为横向公平公平原则和纵向公平原则。横向公平指，经济状况相同、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税收负担应该相同；纵向公平指，经济状况不同、纳税能力不同的纳税人，税收负担也应该不同。税收的累进性即是税收公平原则的体现之一，税收累进性意味着支付能力越强的人、缴纳的税收越多。财产税是具有累进性还是累退性，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二）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税收行政效率，指以最少的征管成本征收最多的税收。税收效率原则，指税收引起的无谓损失最小化，税收对纳税人的行为扭曲最小化。增值税被认为具有税收中性的特点，具有较高的税收效率，但是其税收中性在实际中也遭到质疑。财产税被认为容易征管，难以逃避，具有较高税收行政效率。增值税和财产税的税收效率，都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四、增值税改革和财产税协调方案抉择

在增值税改革后，如何为地方政府筹集公共支出的财政收入，完善分税制，有三种方案。第一，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增值税，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给地方政府；第二，开征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由地方政府自行筹集收入；第三，上述两种方法的混合。

（一）方案一：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

营业税占了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4成以上，增值税改革后，营业税将并入增值税，增值税由国税系统统一征收，增值税收入统一进入中央国库。那么为了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中央政府将需要按一定的标准返还部分增值税给地方政府。

支持该方案的理由是，增值税具有税收中性的特性，不会扭曲纳税人的行为，具有税收经济效率。增值税是对消费进行的征税，消费多的人说明纳税能力强，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增值税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增值税的经济效率值得质疑。增值税的中性是指，增值税的纳税人是货物和服务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而增值税的税款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通过发票的抵扣制度，法律上的增值税纳税人不承担任何增值税的税负，因此征收增值税不会扭曲增值税纳税人的行为。但，对所有环节都全面征收增值税，实行统一税率，消除增值税免税制度，实行理想的增值税制度才能完全实现增值税的中性。理想的增值税实践中，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一，增值税免税普遍存在使得增值税中性被破坏。由于金融业、房地产行业等存在征管技术上的困难，国际上都不得不在该行业中实现增值税免税制度。又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农业也经常被免税。免税将会扭曲纳税人的行为，因为免税后纳税人不能抵扣进项税，不能抵扣的进项税会进入生产成本，为了减少生产成本纳税人将会实行“企业兼并”。因为外包的业务不可以抵扣进项，原本可以外包的业务，都由企业自行承担，这将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分工。第二，实践中增值税一般实行多档税率。例如，我国对天然气、牛奶等居民的基本生活用品实行13%的优惠税率。由于优惠税率与标准税率17%的不一致，这又会扭曲纳税人的行为，导致无谓的损失，形成税收楔子。

其次，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可能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增值税是对最终消费的课税。而消费者的所得未必与其消费成正比。比如一家庭人口多，而劳力少，劳动收入和其他收入一般，则较人口少收入多的家庭来说，前者消费要大于后者，而负税负担也大于后者（当然是在两者的人均消费水平一样的情况下）。增值税不区别纳税人的经济状况，负担能力，一律按消费量的多寡承担税负，造成税收具有明显的累退性，不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不符合税收效率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

（二）方案二：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十二五”税制改革计划是研究开征房产税。而对于房产税的作用，也由开始的错误认识“调控房价”到后来的正确认识“作为地方政府稳定税源”的慢慢转变。财产税的税收收入比较稳定，所以很多国家都把其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因为根据现存财产的价值课税，一般不受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课征对象相对稳定，因此对其课税，收入必稳定。但把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也有违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原则。

首先，财产税违背税收公平原则。因为财产不足以作为测度纳税人的负税能力，在商品货币经济体系中，个人的财富并不完全表现于财产，主要是所得，而所得的来源和形式多种多样，财产多者也许不能说明其现有所得多，而所得多者，其财产可能很少，故不能再以财产作为测度纳税能力的依据。并且，财产税主要是针对土地和建筑物的课税。税收的增长导致土地和建筑物价格的增长，并继而导致利用这些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因此，财产税被看作是可以转嫁的。因为房租主要是穷人支付的，所以财产税具有累退的性质。

其次，财产税违背税收效率原则。财产税的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而这些都影响税收的行政效率。财产税的税基估价难以确定。财产税一般都是从价计征，而这一价值是估定的。估定价值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往往出现随意估断，而且会出现等现象。在我国现行征管技术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财产税税基评估的成本将会非常大，税收征管成本也会比较大。

（三）方案三：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两者混合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

根据对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分析，单独以增值税或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都违背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把这两者混合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

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是指，由于增值税和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都存在一定的职能缺陷，难以单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税收负担的公平合理的分配任务，因此需要利用增值税和财产税各自在功能上具有的相互补偿性，在制度设计上协调两者，使得两者的功能缺陷彼此得到弥补，达到相对和谐的统一。

对于如何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这是一个比较宏大和艰难的问题，还需要很多实证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协调增值税和财产税：第一，完善增值税制度，使得增值税尽量接近理想增值税制度，减少对增值税中性的影响。第二，改进增值税技术，使得增值税也具有累进性。第三，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转移支付法，实现财政法定，提高转移支付的公平和效率。第四，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中，财产税的真正经济归宿，对其累进性或累退性进行再思考。第五，改进税收征管技术，完善财产评估技术，降低财产税征管成本。

参考文献

[1][英]C.V.布朗、P.M.杰克逊著，张馨主译.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76.

[2][美]哈维.S.罗森著、特德.盖亚著，郭庆旺、赵志耘译.财政学（第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01.

[3]Ronald C.Fisher，What Policymakers Should Know About Property Taxes[J]，Tax Analysts，2009（2）.

[4]George R. Zodrow.，Property Tax Incidence and the Mix of State and Local Finance of Local Expenditures[J]，Tax Analysts，2008（5）.

[5]丁成日.理论和国际经验对中国房地产税发展的启迪[J].研究报告，2005（50）.

财产课税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国有财产 税收取得制度 生存权 财产权 人权保障

国有财产取得制度表明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取得手段来取得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权在 历史 上从来都是作为一种人权来看待的。因而，对私有财产权的强制取得，可能会出现侵犯人之基本权利的现象。但在 现代 社会 中，保障人权已成为各个 法律 的指导原则和内在价值之所在，也是衡量一个法律的品格（良法/恶法之分）的重要标准。作为国有财产法之组成部分的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也应贯彻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

一、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涉及的人权类型

在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中，涉及的人权类型主要有两种：生存权和财产权。生存权是指在人的所有欲望中，生存的欲望具有优先地位，社会财富的分配应确立一个使所有人都能获得与其生存条件相适应的基本份额的一般客观标准，社会成员根据这一标准具有向国家提出比其他具有超越生存欲望的人优先的、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必须获得的物和劳动要求的权利，这种由个人按照生存标准提出而靠国家提供物质条件保障的权利就是生存权。[1]

生存权在人权 发展 史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存权的 自然 权形式；第二阶段是生存权的社会权形式。按照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j.friedrich）的观点：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我保存转向自我表现进而到个人自我发展的各种形式。”到 目前 为止，人类的权利实践已经产生出普遍 影响 的其实惟有权利的第一阶段，即“自我保存”的权利。其实也就是洛克当年所提出的三大自然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罗尔斯将其视为人权的规范内容：生命权（维持生存与安全的手段）；自由权；财产权（个人的财产）；平等权（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权利）。[2]这种自我保存的权利就是生存权的自然权形式阶段，这是早期的人权法规范的内容。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早期的人权规范都把生命作为生存的基本形式，在处理生命权与其他人权关系的时候，总是把其他权利作为个人实现生命权的手段，而其中主要的手段是财产权，财产权这时被赋予了绝对不受限制的神圣性。民法中“所有权神圣”观念始于兹，它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财产自由如果受到限制，个人的生命将失去物质基础，因而为保障生存权，财产自由必须受到人权规范的鼓励与支持。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的理念，反映了财产权作为早期的生存权保障的手段的思想。

生存权的第二阶段是社会权在人权法上的诞生。由于 工业 社会的发展，失业劳动者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他们作为人权的特殊主体，有从社会获得救助的权利，这种权利因以社会救济机构为相对义务主体，因而称之为社会权。社会权是发展了自然权的一种新权利，其意义在于维持一部分不具有生存权利的人的生存。社会权形式是生存权的现展，其具体内容为：①生命仍是生命权的自然形式，但与早期人权规范中作为自然权的生命权不同的是，现代作为生存权的生命权，已增加了尊重权的内容。生命与尊严的结合，可以理解为人的“体面的生存的权利”。②财产是生存权实现的物质条件。与近代人权规范不同的是，为求生存而获得财产不以生存者履行义务为前提，反以财产所有人履行义务为前提，国家具有接受生存请求的责任。国家为履行这种责任，必须通过向财产所有人征税（如社会保障税）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救济和援助那些不能维持生存的群体。[3]可见，在生存权的社会权的形式阶段，个人的财产权仍是其生存权实现的物质条件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和对财产占有的两极分化，富人占有的财产远远超过其生存权保障需要，因此，我们对私人财产按照是否属于保障生存权需要的标准进行分类，可以把私人财产分为两类：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和非生存权性质的财产。非生存权性质的财产的人权属性应予否定，对其理应加以一般性的限制，如对其征收只应给予合理补偿；而属于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如农业用地、住宅及宅基地等），是人民生存不可缺少的一定财产，则必须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障，如征收这种性质的财产则必须给予完全补偿。[4]在国有财产取得制度中，特别是公法上的取得 方法 如税收取得方式，使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取得私有财产，由于财产是实现生存保障的基本物质手段，因而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然而，国家取得私有财产形成国有财产的目的又是为了维护社会民众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的安全，因此，为了避免国有财产取得制度的手段和目的相背离，现代各国关于税收取得制度的立法和实践都体现了人权保障原则，贯彻尊重生存权与财产权的立法理念。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的立场，就由“财产权保障不及于税课”转变为“最适财产权税课 理论 ”，即在在租税中也要遵循财产权保障的要求，以防过度课税。[5]

生存权和财产权保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所决定，是宪法及各个部门法的基本任务。民法上对财产权的保护，都是对人民生存的依赖基础的保护，其中就隐含了对生存权优先保护的考虑。法律上所保障的生存权，是事涉人性尊严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利，不仅指公民的物质生活，也包括其文化精神生活；不仅指个人之生存，同时也包括家庭之生存。这种权利是属于宪法上基本价值体现，在制定及适用法律法规时，悉应加以遵守。税法整体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体系，须与宪法的价值体系相一致。因此，在税法上也不可以有侵犯人性尊严、危害纳税人生存权的情形。课税不能危害纳税人的生存权是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这个宪法精神在税法上的贯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税收法定主义与人权保障

税收法定主义对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税收立法时的要求是，在立法过程中禁止出现不合理内容的税法规范，在税法的立、改、废过程中，应尊重人民的财产权和生存权之保障，不能通过立法对人民财产进行不正当的征收。这是从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对立法机关提出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一般由以下四项具体原则组成：（1）税收要素法定主义。税收要素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且只能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即只能由狭义上的法律来规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并依此确定纳税主体纳税义务的有无及大小。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纳税义务方告成立。（2）税收要素明确主义。依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要素、征税程序等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给权力的恣意滥用留下空间。（3）征税合法性原则。在税收要素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涉及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程序法要素均由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这就是征税合法性原则。（4）程序法定原则。这一原则则侧重于程序方面，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税收法定主义的程序法定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税种及税收要素均须经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非经法定程序并以法律形式，不得对已有的法定税种及税收要素作出任何变更；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税收法定主义本身是作为一个宪法性规范出现的，因而它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和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当我们把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时，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整个税收活动的必须依据法律进行，包括征税主体依法律征税和纳税主体依法律纳税两方面，并以此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起指导作用。当我们把税收法定主义定位于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时，一方面，可把税收法定主义理解为税的征收本身必须以法律形式加以明文规定，这从税收法定主义的早期历史发展来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还可理解为税收活动得以进行的依据，并不仅仅限于立法主体“制定”的税收法律，还包括立法主体对税及法律的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6]因此，对立法而言，税收法定主义是确定税收立法的指导思想，也是确定对人民的哪些财产进行征税哪些财产不能征税的最高依据，从而限定了国家对私有财产权进行征收的范围；并且税收法定主义对税收的全部立法形式起着指导作用，它体现了税法基本原则与立法基本原则的完美结合，不仅从形式上对税法而言为“法定”，对立法而言为“定税收要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税收法定主义从本质上体现了上述要求，从而得以成为税法和税收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

可见，税收法定主义始终都是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其内核的，而法治的本质内容之一也在于依法行使权力，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不但构成了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而且从渊源上说，税收法定主义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税收法定主义在各国最终都是以宪法明文规定的形式而得以具体体现，并进而贯彻到税收立法中去的。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国宪法一般对其都加以规定，并且都是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和纳税主体的纳税权利义务这两方面予以规范，尤其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条文规定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要求。[7]

“有税必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被认为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经典表达，也是税收法定主义对人权保障理念的贯彻。现代税收法定主义不是传统的形式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理论，而是包含了贯穿立法、行政、裁判三个过程的，包含实体与程序法相统一，这些实质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理论，一方面它要求在立法过程中，能禁止出现不合理的内容而危害人民生存权保障的法律规范的立、改、废要求，具有积极地维护人民的人权，即保障积极性权利功能的税收法定主义。另一方面，税收法定主义能以控制税收行政过程、裁判过程中滥用权力的形式维护人民的人权，即具有保障自由权功能的税收法定主义。可见，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在立法中不能出现危及保障生存权的法律规定，这样，生存权就为国家的立法活动划定了范围和行为界线，这是生存权作为基本人权对国家立法权限的限制，也是生存权对国家具有强制力的表现，不是根据法律在判断生存权，而是根据生存权去判断法律。同时，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有效控制税收行政和裁判过程，防止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来侵害人民的人权，从而保障人民的私法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不当干涉。我国2001年4月28日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此作出了回应：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范围之内；第40条规定，税务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第42条也重申了这个原则。这是生存权保障效力在行政与司法裁判过程中的贯彻。

三、税收取得制度中的课税原则与人权保障

税收取得制度对人权的保障，表现在税法对不同的税种规定了不同的征税原则：所得税征收方面是“量能课税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得课税原则”；财产税征收方面是“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流转税征收方面是“分类有选择的征税原则”。

 

人权保障的理念，在所得税征收上的体现为“量能课税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得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要求个人的税收负担，应根据纳税义务人可以给付税收的能力加以衡量，量能课税原则主要适用于所得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有客观纳税能力与主观纳税能力的区分。所谓客观纳税能力，是仅从纳税人的 经济 所得数额而言，并不考虑纳税人的 自然 状况，而主观纳税能力，则考虑纳税人婚否、扶养亲属等具体情况。量能课税原则，多采主客观结合的标准，即在应税所得 计算 上，除准许获得所得所必要的经费扣除（客观的纳税能力）之外，还应考虑纳税义务人的个人主观情况，反映纳税义务人本人、配偶及对扶养亲属等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所必需部分，即个人所得部分只有超出某个人及家庭最低生活水准部分始有负担能力，所得必须减除保障生存之必要费用及意外负担，此谓之“主观之生存保障净所得原则。”[8]由此原则可知，凡所得用于纳税义务人或其扶养亲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费用者，应为国家课税权的“禁区”，这就是由量能课税原则引申出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反映了税收对生存权保障的尊重，倘若国家课税侵害了纳税人最低的生活要求，破坏了纳税义务人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水准，则势必危及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 影响 社会 安定。因此，国家在征收税收时应遵循保障公民生存权原则，有在公民最低生存线以下不得课税的消极不作为义务。在税法上，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水平是通过核定课税最低限额来实现的，然而最低生活水平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是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 而调整的，因此，对课税最低限额的确定是个立法难题。孟德斯鸠也曾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国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计算国家收入的尺度，绝不是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而是他们应当缴付多少，如果用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去计算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用他们经常的缴付能力作标尺。”在 理论 上对最低生活费用的计算，通过结合 现代 社会的发展状况，考虑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要素，其标准最大数可以确定的。根据所得税法规定，体现生存权保障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主要通过“人的扣除”（personalexemption）制度来实现的，在日本税法上，“人的扣除”包括基本生活费扣除、配偶扣除和抚养扣除。[9]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是以每月扣除800元或者4000元作为生计费用或个人宽免额，而对纳税人的自然状况，如婚否、子女等家庭情况则一概忽略不计。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人课税限额的核定采取纯粹的客观纳税能力标准，对纳税人主观状况则完全弃而不顾。换言之，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仅考虑纳税人本人的生存权，却未顾及其家庭的生存权。此种立法，虽大大简化了课税操作，却显然违背了量能课税原则及课税平等原则，且与我国《劳动法》第48条、第49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23条照顾和扶养家属的规定相左，没有维护 法律 体系的统一性。这种 方法 “必然使个人所得税制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毕竟，符合人性尊严之生存基础，今日仍与往昔同样仰赖家庭。税收立法不应以谋取操作简便而以牺牲税收正义为代价。

税收取得制度对人权的保障，在财产税征收方面的体现为“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的财产按其功能可以分为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和非属于生存权性质的财产（投资性或投机性财产），对于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应作为人权加以确保，按照保障生存权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那些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应不课税或轻课税。此即“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并应将这一原则与作为课税对象为所得时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相对应。就固定资产部分来说，对生存权性质财产不课税，即使是轻课税也不以买卖时的价格，而是以可供生存的利用价格来课税，税率也应采取低税率。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所有的住宅用地等，其利用价格是以归属所得（应支付的租借费等）为基础，并按一定的资本率还原后的价格计算，而对投机性财产按照超过公开标明的价格以上的实际价格课税，并可实行超标准的高税率。对投资性财产则是按 企业 连续经营过程的中间价值进行课税。德国法上的“最适财产权税课理论”也有类似要求,“在财产税方面，得以课税者限于财产具有收益能力，否则即对私有财产本体有扼杀作用。财产税以“应有收益税”方式存在，对财产权存续保障并无侵犯。并且，对财产课征财产税，虽得以“应有收益税”正当化其课征，但财产之“实有收益”(如土地、房屋租金)仍应课征收益税(如所得税)，故对财产整体之租税负担，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半数原则”：财产税加上收益税，其租税总体负担，应就收入减除成本、费用余额为之，依类型观察法，其归于私有与因课税而公有部分应接近半数。此种半数原则乃由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2项所导出，盖财产权之利用，应同时有利于公共福祉。因财产权“附有”社会义务，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负担租税为附带之社会义务，不能反客为主，超过应有及实有收益之半数。”[10]我国税法也遵循了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同法第4条规定，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后，税率为1.2%。条例对自用住宅采用免税或采取优惠税率，从轻课税，也是保障生存权财产的体现。对供继承人为了生存继续使用的具有生存权性质的财产，不课征继承税，若课税也不以时价为前提，根据继续使用时的利用价格进行课税，税率就为低税率。因为现行统一的以买卖的时价为前提的评价制度统一提高了课税最低限度额，所以它是不合理的举措。由于现行的统一性评价制度是对一定生存权性质的财产的不公平税制，所以要从根本上加以改正。可见，在征收财产税方面，如果不考虑课税物品的实际税负能力，则作为保障生存权的量能课税原则就不能得到切实保障。

税收取得制度对人权的保障，体现在流转税征收方面，是通过“分类有选择的征税原则”来体现的。在我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只选择化妆品、小汽车等11类财货作为课税对象，而对生存所必须的重要财货，则不予课征消费税，以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7条规定，按期纳税的营业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200～8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营业额50元，且起征点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个人。这一规定除考虑征管简便及经济效率原则以外，也蕴含了保障生存权的成分。《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32条也规定，增值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只限于个人，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600元至2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元至8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销售额50元至80元。按次纳税同样在考虑征管便利基础上，蕴含了保障生存权的成分。《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对自用住宅免税或采取优惠税率，从轻课税，也是保障生存权的财产的表现。

四、税收征管与人权保障

税收征管过程中对人权的保障，表现在税收征管过程始终都应贯彻课税不能危害纳税人的生存权与财产权的宪法精神之要求。具体而言，当税务机关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执行措施，即书面通知纳税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 金融 机构暂停支付纳税人的金额或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扣押、查封、拍卖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应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223条之规定，毫无疑问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或生活必须品。这些规定是税务机关征税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因为它们是人权保障理念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贯彻和体现。德国法上的“最适财产权税课理论”也有相应要求,在课税过程中，对个人及家庭所需用之财产，须予以特别保护。德国《基本法》第14条亦发展出生存权保障功能。此外，对纳税人及其家庭应确保其自我负责、形成个人生活领域之自由空间。因此，就常规或一般水准之家用财产，应予保障。[11]2001年我国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已反映了这种要求，在修订中有多个条文作了补充以贯彻人权保障理念：（1）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护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2）第40条规定税务机关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前文所述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和“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有财产税收取得制度从税收立法理念到课税原则的确立、再到征收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贯彻了对人权保障理念的要求。我国税收立法虽在个别方面还存在值得改进的 问题 ，但基本上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贯彻人权保障理念的税法体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单个税种的立法都考虑了生存权与财产权保障问题，但由于国家可能对某一公民的某些收入，基于不同原因会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形，这种重复征税，对于纳税人来说便构成了一种累积性的税收负担，在个别税种考虑了生存权与财产权保障的情况下，但诸税种累积征收的结果又可能产生对纳税人人权保障的不利影响，因此税收累积负担对人权保障要求的侵害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注释与 参考 文献

[1]徐显明.生存权论.法 理学 论丛(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英]洛克.政府论[m].张羽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3]王启富,刘金国.人权问题的法理学 研究 [m].北京： 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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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杨小强.税法总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8]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m].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

[9]杨小强.税法总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财产课税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物业税；博弈；物业税税基评定

2003年10月，**中央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城镇税费建设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为开征物业税提供了法律保障。随着物业税在北京、辽宁、江苏、深圳、宁夏、重庆、安徽、河南、福建、天津等十省市模拟试点工作的进行，物业税又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但物业税的具体开征还面临着困难，理论界对开征物业税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不少争议，本文认为，只有首先解决物业税税基的价值评定问题，才能为开征物业税扫清前期障碍，讨论税制的制度设计问题远比探讨技术操作更为重要。

一、物业税的相关理论

物业税是以土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设备、设施和场地等为课税对象，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不动产市场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物业”一词是实物与权益的综合体，通常在国外被称为不动产，而在我国大陆则习惯称之为房地产。国内学者对物业税作了一系列的研究，甚至有人认为，物业税就是财产税，也可以称之为不动产税。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物业税的设计基础。下面，本文阐述物业税和我国现存财产税的关系。

1、物业税是财产税的一种

财产税是整个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概念上来说，财产税是指以纳税人所拥有和支配财产本身（财产的价值或数量）为课税对象的税收统称，包括不动产和动产。相比所得税是对国民生产的流量课税，财产税则是对社会财产的存量课税，其价值并没有参与再生产的循环。财产税以财产的可转让性和可保有性，又可分为财产转让税和财产保有税。

我国现行财产税制中的主要税种有房产税、车船税和契税。物业税也是财产税的一种。物业税的本质的实际内容就是房地产保有阶段的税收。物业税，是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征税，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按照不动产的价值都要缴付的一定税款。物业税的课税对象是不直接参与流转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由不动产的所有或支配人直接承担而很难转嫁。因此，物业税具有财产税的主要特征，属于财产税的范畴。

2、物业税设计的理论基础

一般说来，尽管国内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开征物业税，但是关于物业税的理论基础却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公平论”、“税制完善论”、“财政收入论”、“受益论”和“资源配置论”等观点。

（1）征收物业税的“公平论”。“公平论”包括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所谓普遍征税，是指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所有法人和自然人，也即所有有纳税能力的人都应毫无例外地纳税。所谓平等征税，是指所有的纳税人依照其所拥有的不动产价值取得的收入或实际支出等客观因素来确定。税收的公平标准主要是依据能力原则，要求纳税人应当根据他们的支付能力纳税。公平论是税收理论的基础，具有普适性，可适用于物业税。物业税对财产收入的公平调节功能，优于所得税。但是单纯强调物业税的公平说，并不能真正反映物业税的本质和特征。

（2）征收物业税的“税制完善论”。该理论认为完善的现代税制应包括所得税、商品税和财产税这三大体系。税制完善论从税收功能角度来认识物业税，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但是，一个税种的设立并不单是为了使税收体制在理论上得到完善而存在，更重要的是该税种的设立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单纯的税制完善说也不能反映物业税的本质和特征。

（3）征收物业税的“财政收入论”。税收都具有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和作用，对土地、房屋等课征物业税，是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而筹集国家财政收入。依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物业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我国现行税制下，中央税收比例较大，地方税收较低，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通过土地出让金取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问题。该理论认为物业税的开征实际上是把一部分的一次性收入变成了长期现金流，增强了政府收入的长期性，激励地方政府做出更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决策。

（4）征收物业税

的“受益论”。物业税“受益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是指以税收主要为纳税人服务，即完全用于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并没有带来福利的损失。受益论的观点主要建立在两大假设的基础上——“用脚投票”和“城市土地利用分区”。在这种理论下，住户不会因物业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每年列支的税费，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

（5）征收物业税的“资源配置论”。征收物业税的“资源配置论”是建立在征收物业税的作用方面来论述的。这种观点将物业税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期望通过征收物业税达到合理配置土地等资源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优化资源配置。这种观点需要国家在研究现行已经开通和征收房地产使用税费的基础上，合理计算并重新设计部分税种，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综上，在各种有关理论的争论中，本文比较倾向于“公平论”、“受益论”和“资源配置论”。物业税的实施，必须以实现公平为基本目标，并体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程度，这对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3、开征物业税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的相关成功经验表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高效完备的税收制度。建立“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的税制体系已被国际证明为有效的市场调控的手段。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的诸多弊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而开征物业税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存在税权划分不清、税种设置不完整、计税依据和征收范围不合理、税收政策不统一、配套的辅助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完善税收体系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协作和努力。本文期望以研究物业税开征为契机，对设计适合我国税收体系的税基价值评定进行初步研究。

4、物业税税基评定中的“中国特色”

税基即“课税基础”，具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某种税的经济基础，例如流转税的课税基础是流转额，所得税的课税基础为所得额，选择税基是税制建设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选择的课税基础宽，税源就比较丰富，调控的力度也会比较大；二是指计算交纳税额的依据或标准，即计税依据或计税标准，包括实物量与价值量两类。

对于物业税的税基评定来说，课税基础应该是纳税人所拥有的“物业财产”。中国《民法通则》第5章第1节对所有权进行规定时，就使用了财产所有权概念。此处的财产，其实指的就是从法学角度所理解的物的概念。但我国《担保法》第34条规定的财产，既包括物，也包括土地使用权等权利；中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个人财产，同样既包括物，也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等权利。这说明在中国现行法律中财产既可以指客体又可以指对客体的权利。所以说，物业税的税基评定就是对征税客体和对客体的权利的价值评定。中国法律中对财产这个概念的解释，为物业税的税基认定范围扫清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障碍——土地的国有性质。

众所周知，我国的土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房地产的升值归根结底为土地的升值。土地的使用权是使用人的权益，也可看作是使用人的财产。因此，物业税的征税对象应为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对物业税税基的认定，应该是土地使用权价值和房屋所有权价值的统一，至于是分开征税还是统一征税，应视我国物业税的税制设计具体而定。

二、物业税税基价值评定的几种观点

1、税基评定的“基准地价说”

这种观点认为，物业税的税基价值认定可以直接通过基准地价简单得到。《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对基准地价的定义是：“基准地价是指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对现状利用条件下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的土地，按照商业、居住、工业等用途，分别评估确定的某一期日上法定最高年期土地使用权的区域平均价格”。认为基准地价是我国地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土地市场中地价的变化趋势，是我国政府法定的公示地价之一。在刚刚开始研究制定基准地价时，期望其能够成为国家对地价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和政府征税的客观依据，引导土地充分利用和合理流转。但事实证明，我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基准地价已经不再适用，且基准地价也不适合作为物业税税基价值的评定基础。

（1）基准地价的形成基础不够科学。我国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开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当时土地市场很不发达，为了揭示城镇土地资产的价值，实行“以城镇土地分等定级为基础、土地收益为依据、土地市场交易样点为参考”的城镇基准地价评估方法。城镇土地的定级采用的是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即根据影响城

镇土地级别的因素因子，对城镇土地的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划分出土地的级别。在土地级别划分的基础上，搜集每一个级别的交易样点，将每一个级别的交易样点地价分用途进行平均，得到每一个级别每一用途的平均价格，作为基准地价。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弊病，由于在城镇土地定级的过程中，因素因子的选择、因素因子的影响权重、因素因子的等级功能分数、划分土地级别的数目等都是人为确定的，使得定级过程中的随意性很强。

（2）基准地价数据陈旧，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以上海市基准地价为例，目前的基准地价体系是1998年的，2003年有所修订，但数据与现实土地交易价格相差甚远。2007年9月，上海青浦赵巷地块成交的楼面单价近万元，该地块的基准地价仅为700元/平方米，成交价格已是基准地价的近15倍。因我国经济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对基准地价的调整造成了不少压力，许多小城镇尚没有建立基准地价体系，有的虽然建立了相关体系，但基准地价已经数年没有更新，形同虚设。

（3）基准地价仅仅是“土地使用权区域的平均价格”，物业税的税基价值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房产，因此，基准地价不适合作为物业税的征税依据。即使仅将基准地价作为对物业税征税过程中对土地价值的征税依据，其脱离现实情况的数据不能真实反映纳税人拥有财产存量的多少，也会造成税收的损失和不公平性，从而无法实现开征物业税的意义。

2、税基评定的“市场交易价格说”

这种观点认为，物业税的税基价值评定可以直接通过对市场交易价格的分析和调整得到。认为市场交易价格最能反映纳税义务人拥有财产的多寡，通过分析剔除交易价格中的不理性因素，以此来评定物业税的税基价值。但这种观点有不少弊病。

（1）虽然有市场可比的交易价格，但物业税的征收对象是以被“占有”形式存在的，并未在征收阶段实际参与市场交易。以变动的市场价格衡量纳税人占有的存量财产，在税收上缺乏统一的标准，且财产所有人并没有通过财产市场价格的涨跌获得任何利益。因此，以市场交易价格征税有一定的不公平性。

（2）公开市场价格的取得和应用存在一定难度。市场交易的公允价值是指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无关联的买卖双方自愿公平交易所形成的价格，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信息完全对称的市场不可能存在，尤其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发育不成熟的半市场化行业，公允价值很难得到。即使调整后的市场价格能够反映理论上的公允价值，其取得和应用由于市场的多变性和征税对象的独一无二性都存在一定难度，可操作性极差。

（3）市场交易价格不能反映征税客体的理性价值。在经济学中，存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市场状态，而现实的市场却存在着许多信息不对称和非理性因素。物业税的征收要体现“公平论”、“受益论”和“资源配置论”的主要观点，就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去确定税基的价值。税基价值的评定要能够引导市场价格的良性发展，而非简单地肯定、迎合和追逐市场价格。因此，市场交易价格也不可取。

3、税基评定的“评估价值说”和“认定价值说”

理论界对于物业税税基比较肯定的观点应该是“评估说”和“认定说”。这两种观点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相悖的观点。相同的地方是指“评估说”和“认定说”都认为物业税的税基价值评定工作应该由专业人士来从事，而其相悖之处在于对从事物业税税基评定工作的机构的性质和组织方式意见不一。大多数国家的物业税都以房地产的评定价值作为计税基础，且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财产评定体系，有专门的财产价值评定机构。以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作为税基价值有以下优点。

（1）按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征税，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房地产价值和纳税人的承受能力，使多占有财产的纳税人多缴税，少占有财产的少缴税。按评定值征税可以较好地调节土地级差收益，保护土地资源，也可以促进纳税人合理利用房产、土地，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和促进房地产资源的有效配置。

（2）按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征税，税基具有弹性。随着房地产市场价值的涨跌，房地产价值随之上下浮动，评定价值也会相应调整，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但评定价值不会完全按照市场交易价格变化，而是在剔除了市场的非理性因素而得出的合理价格，能够充分体现专业性。

（3）按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征税，对社区的公共投入可以得到相应回报。社区公共投入增加会提高社区内财产的市场价值，而财产市场价值的提高又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符合征收物业税的“受益论”。

按照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征税具有以上优点，但这些优点都要依靠合适的制度设计才能够发挥。在制度设计方面，必须使政府部门和评定机构既可以

互相协作，又可以互相制衡，高效、公正地完成整个物业税的征收工作。但“评估说”和“认定说”之间也有不同的观点，在于这两种观点对物业税税基评定的机构性质和组织方式认识不同。

“评估价值说”认为物业税税基价值应由“评估”得到，“评估”是一个中介行为用语，指社会中介通过现有的评估方法，确定物业税税基的方式：“认定价值说”认为物业税税基价值应由“认定”得到，“认定”不是一个中介行为，带有“定”的性质，“认定权”应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行使，以保持涉税财物价值认定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三、物业税税基评定的路径选择

要确定物业税税基认定的路径首先要分析物业税税基认定的利益相关者，毕竟，一种制度设计的最终出台是依靠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博弈而最终形成的。

1、物业税税基评定的利益相关者

物业税税基评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物业税的缴纳者、地方政府、国家相关部委和税基认定机构等；与物业税税基评定的间接利益相关者更是种类繁多，例如开发商、商业银行以及房地产相关产业等。各类参与者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受到的资源约束不一样，对物业税税基评定的态度也不一样。在物业税税基评定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这些利益相关者都会从自身的诉求出发，参与共同博弈，最终达到均衡。分析物业税税基评定的利益相关者就是期望通过分析这些参与者各自的不同目的和行为，从而设定使整个物业税税收体系良性发展的机制。

2、税基评定价值应当对物业交易价格有引导作用

在价值和价格两个词越来越被混用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重述价值和价格的区别：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随价值上下波动的，偶尔会偏离价值较远。因此，价格和价值两个词绝对不应混用。物业税税基评定的一大使命就是税基认定价值应当对物业交易价格有引导作用。因此，税基评定是对征税客体“价值”的认定，这同样符合物业税征收的“公平论”，剔除了市场价格的非理性因素。

3、由公立机构负责税基评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物业税税基评定的路径选择就是指税基评定的途径——是通过中介机构以及公立机构来实现。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和上述分析，本课题认为物业税税基评定还是宜选用公立机构，理由有以下几方面。

（1）从利益相关者博弈过程来看，公立机构能够更平等的完成制衡职责。由物业税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其构成各方属于社会的“强势群体”，如果由社会中介机构评估税基，则中介机构的性质和“唯利是图”的经营模式注定很难完成在整个机制中的制衡作用，最后很可能沦为某一利益集团的附属物。如果由国家公立机构完成税基的评定工作，能够保证各个利益集团力量的对等，很好地完成制衡任务，并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因此，本课题研究认为，物业税税基评定应该由公立机构完成，或者即使不由公立机构完成，也应该由公立机构履行对中介机构的指导和复核职能，促使中介机构行为的规范化，并在纳税义务人在税基评定方面产生税收争议的时候，提供一个“认定”之所。

（2）从公立机构的性质和财力保障来看，更能够保证税基评定的公允性和准确性。公立机构由国家授权成立，其组织形式较为规范，财力有保障，可以公允独立地完成税基评定工作。从税基评定机构的长远发展来看，其还能从工作中促进评定方法的改进，进而引导评估中介行业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税基评定都是由公立机构完成的。例如英国开征的住房财产税，其住宅房产的价值是由其国内政府的内设部门进行评定的，美国各地政府也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房地产评定部门。另外，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成立了差饷物业估价署从事专门评定工作。

（3）从全国物业税征收体制来看，税基评定宜采用分级管理的方式，使税基评定机构与税务部门层层对应。考虑物业税征收的可操作性，物业税税基评定和救济机制宜采用分级管理方式与税务部门层层对应。例如县级物业税征收的税基价值评定工作应由县级税基价值评定机构完成，市级物业税征收的税基价值评定工作应由市级税基价值评定机构完成，税收救济应使产生税基价值评定争议的当事方可以向上级税基价值评定机构反映。如果采用中介机构评估税基价值的方式，则税基评定争议必须向公立机构提出申请，以保证争议救济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本文认为，我国物业税的开征肩负着促进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税制的重要职责，应该遵循公平、客观、科学的原则，对物业税理论的研究也应是长期的。本文从物业税税基评定的理论基础和路径选择提出了部分看法，期望通过对制度的研究，促进物业税的早日出台。

【参考文献】

[1]谢附瞻：中国不动产税收政策研究[M].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

[2]任宏、王林：中国房地产泡沫研究[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财产课税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税法；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文章编号：1004-7026（2017）22-0129-02中国图书分类号：F275-4文献标志码：A

1开设《纳税筹划》课程的意义

纳税筹划（taxPlanning）主要是指在国家政策的许可下，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立法导向，通过对筹资、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进行合理的事前筹划和安排，取得“节税”（taxsaving）效益，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一种经济活动。纳税筹划是增值性的经济行为，其最终目的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纳税筹划不同于偷税、逃税和骗税，合法的操作程序和目的是其基本前提。

1.1帮助学生树立依法纳税的理念

合法性是纳税筹划最本质的特点，也是税收筹划区别于逃避税行为的基本标志。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体现在其行为是在尊重法律、不违法国家税收法规的前提下进行的。学生学习《纳税筹划》课程以后，能够熟练掌握税法专业知识，合理避税，选择低税负方案，积极利用税收政策调整纳税人经营行为。

1.2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税收策划

在经济活动运行机制中，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企业在交易行为发生之后，才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或营业税；在收益实现或分配以后，才缴纳所得税；在财产取得以后，才缴纳财产税。学生可以利用《纳税筹划》课程的知识更好地为纳税人提供在纳税前事先做出策划。同时，税收规定是有针对性的，因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的性质不同，税收待遇也往往不同，学生可以利用知识为纳税人选择低税负的机会。

1.3帮助学生强化风险意识

纳税筹划存在一定的风险，是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因各种因素的存在，无法取得预期的筹划结果，并且付出远大于收益的各种可能性。学生在学习税收的基本理论之后，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税收筹划是一种事前行为，具有长期性和预见性的特点，所以纳税筹划与任何一种谋求经济利益的管理活动一样，也存在风险，特别是纳税筹划的基本条件发生变化，或筹划的方法选择不当，或筹划主体专业水平有限时，纳税筹划的风险不可避免。

2《纳税筹划》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2.1学生不重视《纳税筹划》课程的学习

《纳税筹划》课程涵盖了税收的基本理论和企业涉税实务，而会计学专业的主干课程科目繁多，学生往往将学习的重心放在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等专业课上。《纳税筹划》课程的开设时间较晚，而且课程的独立性较强，主要是应用一些计算税种的方法，区别于其他具体的会计课程。包括涉税处理、纳税申报和税务策划等。很多学生认为《纳税筹划》课程不重要，甚至认为《纳税筹划》课程涵盖在《税法》的教学之中。

2.2缺乏纳税筹划实践教学

《纳税筹划》课程的实践性较强，但是目前大多数高校较为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践教学。在我国，各种税种的筹划都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所得税，在对其进行筹划时，所受影响最为明显。纳税筹划的途径有很多种，如采用低税率、税收优惠、缩小税基、延期纳税以及涉税零风险等，在缩小税基中又可以分为缩小相对额和缩小绝对额。但是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往往将纳税方法笼统地讲解，并没有结合实践的教学平台进行说明，让学生充分领会纳税筹划为企业带来的巨大意义。

2.3《纳税筹划》课程教学与其他相关的会计学课程脱节

《纳税筹划》课程的教学必须以会计学其他相关课程作为前提，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并没有将其与其他相关的《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等课程紧密结合起来。例如，《中级财务会计》中的折旧计算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到成本的大小，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税负轻重。而固定资产折旧产生的成本在生产型企业的产品成本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所以选择合适的折旧计算方法在纳税筹划中的意义举足轻重。同时，存货计价方法、债券溢折价以及投资的方式都能够影响税负。但是，由于《纳税筹划》课程的教学缺乏与其他课程的紧密结合，导致学生在学期结束难以独立地运用知识有效地进行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达到节税的目的。

3《纳税筹划》课程教学的改革方向

3.1提高学生对《纳税筹划》课程的重视程度

资金、成本和费用是业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管理的三大关键要素。税收筹划是企业理财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围绕资金展开的。而资金运动是财务的中心，特别是合理避税能够有效地减少税收，越来越受到广大企业的重视。教师应该充分引导学生认识到企业开展税收筹划不仅有利于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而且对于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企业而言，在财务管理活动中开展税务筹划工作，对其财务管理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目前税务筹划在西方社会早已深入人心，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把它作为节约税收成本、增加税后收益的重要手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引用案例使学生逐渐加深认识，了解税收筹划岗位所必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能够在实际财务工作处理合理避税业务核算、填制各类纳税申报表及进行涉税账务处理。

3.2加強纳税筹划的实践教学

目前，该课程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没有达到一致，有些学校甚至完全没有进行纳税筹划的实践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应该构建纳税筹划的模拟教学平台和增加学生的课外实习。税收筹划是实际的财务业务，学生必须将课堂的理论知识与模拟实践结合起来。高校应该建立模拟实验室，模拟企业的实际纳税业务流程，使学生担任财务人员和税务人员，并时不时地进行角色替换，完成公司的纳税业务。由此可以帮助学生在充分理解知识的基础上，按照实际企业的纳税流程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

3.3采用灵活的教学手段

在讲授《纳税筹划》课程时，教师应该灵活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例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录视频，并上传到网络提醒学生预习。在网络视频中主要包括课程的重难点，要求学生翻阅资料，提前预习做好准备。教师需要使用最新的企业纳税筹划案例，帮助学生增加学习积极性。课堂的时间主要用于师生之间的互动和讨论，甚至可以让学生主讲某些知识点，让学生尽量在课堂上通过各种教学方式理解重要概念以及重要方法的应用。尤其是可以利用最新的微课和翻转课堂来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纳税筹划》课程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如何针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按照政府的税收政策安排自己的经营项目和经营方法，最大限度的利用税法法规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使企业的利润达到最大化。国家教育部倡导地方高校向应用型本科教育转型，特别是会计学等应用型学科应该重视《纳税筹划》课程，使学生具备独立处理税收筹划业务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璐.项目教学法在高职教学中的应用[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