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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责任感

企业责任感

企业责任感范文第1篇

德国是一个工业发达国家,有一批世界级的公司,这些公司除了有驰名世界的品牌外,还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比如,宝马公司的文化理念是:“只有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才能目标一致”。奥迪公司是“竞争是从来不睡觉的。”西门子公司是“过去总是开头,挑战在后头”。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是德国企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是企业的形象问题,这种形象不光是企业的品牌、效益,更重要的是培养企业和职工对社会的责任感,使企业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展示给社会的是美好的东西;对内则主要是培养团队精神。比如,海德尔纸业公司是一家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对公司人员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企业文化上,公司将“持续、可靠、公开、诚实”作为企业的理念,不间断地对员工进行价值观和传统教育,如怎样对待失败,怎样与同事友好相处,甚至连生活与工作环境的清洁、秩序以及个人的外貌举止等等都不当作小事处理,不但要求每个员工知晓,还要求中层以上干部起好表率作用。这样,通过企业文化把人事管理十分自然地融合起来,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凝集力和感召力。

同时,在尊重人格、强调民主的价值观指导下,德国企业普遍重视职工参与企业决策,不论是大众、戴姆勒·克莱斯勒、西门子还是高依托夫、路特等中小企业,员工参与企业决策是一种普遍现象。

德国的企业文化还体现出企业员工具有很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包括家庭责任、工作责任和社会责任,他们就是带着这些责任感去对待自己周围的事物。企业对员工强调的主要是工作责任,尤其是每一个人对所处的工作岗位或生产环节的责任。

企业责任感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感知质量企业社会 责任支持

引言

作为可促使企业及其品牌差异化的一种高回报战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长期关注,已成为企业与社会关系领域内的重要研究主题(刘凤军等,2012;周延风等,2007)。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积极从事社会责任活动,能提高消费者的感知质量并增强其购买意愿。然而,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大部分文献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研究其对感知质量的影响。而将企业社会责任细分为多个维度,分别探讨各维度作用效果的研究尚不多见。另外,在该类研究中引入消费者个体特征等调节变量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献也相对较少。

基于此,本文参考Carroll(1979)的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细分为四个维度(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基于449位消费者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这四个维度分别与感知质量的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支持在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期望补充和完善相关理论,并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指导和建议。

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最早是由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n于1924年所提出的,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

然而,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因此许多学者建议将其进行分级或者分层。Carroll(1979)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层次,且该模型目前被学术界广为接受。因此,鉴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复杂性,为了更周全、系统地考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品牌形象的影响,本文采用了Carroll(1979)对企业社会责任划分的四个维度。

(二)感知质量

不同于客观的实际质量,感知质量是指消费者根据自己对产品的使用目的和需求状况,综合分析从市场上各种途径获得的相关信息,对产品或服务所作的抽象而主观的评价(张广玲等,2010)。其形成是由于产品信息的不对称,而根据线索利用理论,消费者可以利用一些线索作为判断产品质量的工具。Kirmani和Baumgartner(2000)认为,感知质量是“消费者使用内部线索和外部线索对产品优越性的评价”。内在线索是指产品的物理属性;外在线索与产品相关,却不是产品的组成要素,且比内部线索更易获得。由此可知,消费者可以利用外部线索作为判断产品质量的工具。

(三)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感知质量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属于外部线索的一种,消费者可以根据该线索来评价企业的产品质量。根据相关研究,当消费者知道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时,他们会对所购买的产品有更高的质量感知。Brown&Dacin(1997)的研究证实,消极的企业社会责任会损害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评价,而积极的企业社会责任则会使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做出较好的评价。周延风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在保护环境和善待员工两个领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感知质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广玲等(2010)的研究得出,正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降低其对产品风险的感知,从而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经济责任对感知质量有正向影响

H2:法律责任对感知质量有正向影响

H3:道德责任对感知质量有正向影响

H4:慈善责任对感知质量有正向影响

(四)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的调节作用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的研究不断深入,市场营销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关注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行为作用的影响因素。Brown&Dacin(1997)认为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做出反应,而企业社会责任支持(CSR-Support)就是该特征之一,是指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支持程度。因此,企业应该考虑其对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响应的调节作用。Sen&Bhattacharya(2001)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支持对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响应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按照消费者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支持程度将消费者分为高支持和低支持两类消费者。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支持能够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响应,即高支持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更为敏感,反应更为积极。Sen&Bhattacharya(2004)的研究也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支持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消费者的产品质量感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周延风、罗文恩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支持对善待员工、捐助慈善事业两方面与消费者感知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Ramasamy和Yeung(2009)的研究发现了中国消费者具有较高程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支持。

因此,本文也考虑企业社会责任支持可能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感知质量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相比于低支持的消费者,高支持的消费者在感知到相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时可能更加倾向于认为该企业的产品有更高的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CSR-Support对经济责任与感知质量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2b:CSR-Support对法律责任与感知质量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3c:CSR-Support对道德责任与感知质量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4d:CSR-Support对慈善责任与感知质量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根据以上理论推演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测量

为了确保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选用国内外文献中已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并根据本文研究的移动通信行业背景做了必要调整,以此作为收集数据的工具。企业社会责任的量表主要来自Maignan(2001)开发的量表(测量消费者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而感知质量则主要是从Lloyd C.Harris(2004)研究中使用过的量表里选取了适合本文需要的题项。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

(二)样本

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多项研究表明,不同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在设计问卷时若不设定行业背景。可能会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较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大部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都是基于有形产品行业背景下的,很少在服务行业;且近年来移动通信运营商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因此,本研究选择了移动通信行业。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消费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在重庆市内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500份,剔除了填写不完整、答案呈现明显规律性等无效问卷之后,有效问卷44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8%,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SPSS软件中的信度分析工具计算Alpha系数,获取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另外,本文还使用LISREL软件分别进行了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量表的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最后,本文使用SPSS软件中的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本文提出的所有假设。

数据分析及结果讨论

(一)信度检验

通过SPSS20.0软件分析得知,整个问卷的Alpha系数为0.839,说明整个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很好。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一般认为,Alpha系数达到0.7,表明量表是可靠的。但在探索性研究中。AI-pha系数大干0.5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由此可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二)效度检验

由于本文所采用量表的各项内容是根据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调整和修改而来,因此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利用LISREL8.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24个指标按6个因子拟合模型,结果显示所有拟合指标都达到了理想的标准,说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x 2(237)=470.43,RMSEA=0.047。CFl=0.958,GFI=0.920,NNFI=0.951,(IFl=0.958)。

同时,除了经济责任中有1个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为0.41略低外,其余19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均在0.5至0.95之间,且所有指标的t值均达到较高的显著性水平(P

(三)假设检验

由于假设中涉及变量问的交互效应,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法来进行假设检验。遵循已有做法,在计算交叉项之前,本文首先将各变量进行居中化(减去变量的均值),以减少回归方程中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同时,本文还设置了若干控制变量。包括性别(1男,0女)、G3用户(1G3用户,O非G3用户)、电信(1电信,0其他)、联通(1联通,O其他)、平均每月消费。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1为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为包含主效应的模型,模型3为加入交互效应的模型。所有模型中,备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与2之间,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分析结果是可靠的。

由表2可知,在企业社会责任四个维度中,经济责任、道德责任、慈善责任分别对消费者感知质量产生了显著地正向影响(β=0.104,P

另外,经济责任与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的交互项对消费者感知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18,P

最后,根据层次回归分析可知,本文提出的8个假设,有4个假设得到了支持,而其余4个假设则未得到支持。

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中,经济责任、道德责任、慈善责任对感知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法律责任对感知质量却无显著影响。另外,企业社会责任支持对经济责任与感知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四个维度分别对感知质量的影响,克服了部分研究仅从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出发研究其对感知质量的影响所导致的局限性,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四个维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另外,本文还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支持作为调节变量,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发现了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支持具有部分调节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细化并完善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为该领域补充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责任感范文第3篇

作为基层矿井的一名矿长,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落实好谢董事长的“责任要求”具体应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要体现“忠诚”上。这里的“忠诚”有三层的含义,一是要忠诚于企业,二是要忠诚于企业领导班子的各项决策,三是要忠诚于企业当前的困境,做到困难面前不离不弃、困难时刻能够同甘共苦、共克难关。

二是要体现在“勇气”上。这里的勇气指的是作为。作为一个矿长,在困难面前如果表现得畏首畏尾,执行公司决策软弱无力,甚至是自己首先否定、放弃自己,那他又怎么能够带领导全矿职工克服困难,又怎么能够和公司同心同德,形成全司上下一般棋呢?但有勇气不是鼓励盲干,而是要在公司领导班子统一的经营框架内主动作为。

三是要体现在“尽职”上。要落实责任首先要明白自身的责任是什么。要在对照责任执行的同时,做到“五个主动”,即主动谋划、主动献计献策、主动查摆问题、主动改革完善、主动为企业(职工)分扰。

四是要体现在“勤奋”上。“业精于勤荒于嬉”古语有之,要落实好责任,使责任与待遇真正“匹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体现在对工作的“勤”上。从我矿长的角度上,我觉得必须做好“三个勤”,即一是勤跑,积极深入现场,全面掌握安全、生产信息,及时处理解决安全生产环节中的问题,保证安全生产任务的有效完成;二是勤算,把成本意识牢牢根植在心中;三是勤思,思考潜力、思考存在问题、思考对策和解决方案、思考方式方法。

五是要体现在“管理”上。责任的落实除了在思想上强化教育以外,更多的是在制度上也要有相应的保障,否则就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

要问你在为谁工作?多数人的回答是:为了老板,为了薪水,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为了……

再问是我们需要工作,还是工作需要我们呢?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企业给了我们“饭碗”,给了我们施展的平台,我们才有了衣食来源;有了衣食的基础,我们应该感谢企业,以感恩之心珍惜工作、用心工作、善待工作。要知道每一份工作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必须以尽职尽责的精神去对待它、完成它、做好它。

企业荣则职工荣,企业损则职工损。目前,煤炭市场延续低迷态势,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职工不安定因素增多。面对困难和危机,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为重要,作为企业“思想先行者”的党群政工人员,必须承担“引导者”的责任,传递“正能量”。

一是谈形势、交家底,转换情绪。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当“家”遇到困难,人心浮动时怎么办?我们必须认真回答职工质疑,全面分析企业困难原因,把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内部情况如实地告诉职工,因势利导,这样有助于消除职工盲目埋怨情绪。但同时,我们更要注重企业前景和优势的“正能量”宣传,消除职工盲目悲观的情绪,才能更好地增强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与企业同舟共济。

二是严管理、强教育,迎难而上。企业越是困难,越要严肃认真地执行各种规章制度,这是克难的关键。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特别是在安全生产管理上,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动作”执行,强化制度约束,对于违章、隐患必须严格“零容忍”。当然,严格不能一味就是罚款。罚必须适度,关键在教育、沟通,力求做到严中有情,一方面是加强日常培训工作,教育职工按章作业、教育职工客观地看待困难;另一方面党群人员要积极参与安全共管,做到职工工作不到位受到处分必访,通过亲情帮教引导职工尽职尽责,以实际行动攻坚克难。

企业责任感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企业党员;政治责任;增强

同志曾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是新时期好干部的标准。我们只有对照五好干部的标准去做,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新时期的党员对国家发展来说,有着非常大的进步作用,更是发展的中坚力量,作为一名党员,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周围群众对党的看法,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发展如此之快时期,企业党员要面临很多的诱惑,而增强企业党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可以抵制诱惑,因此本文就企业党员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重要性出发,并充分的阐明了如何在新的时期增强企业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切实增强企业党员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的重要性

1、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企业党员有了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后,不知不觉的会在生活、工作中为周围的群众起着先锋模范的作用,带领着大家向好的方面前进,这样就带动了周围的群众对党的信任,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2、有利于推动企业向前发展

职工之间的合作与对企业的支持是企业发展的坚强的后部力量,企业的内部如果形成了民主与科学的管理制度,将极大的激发出员工的积极性与热情,对企业的科学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企业党员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增强的过程中,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合理的管理制度是必须的,制度的建立推动企业的发展是必定的。

3、有利于增强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增强企业党员党的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可以使党员内部更团结在一起,增加了企业党组织的凝聚力,有着凝聚力的企业党组织,带着责任感与使命感,服务于人民群众,影响力也就随之而来。

二、当今社会我国企业党员责任感与使命感现状

1、没有学习精神

大多数企业党员没有学习马克思理论的兴趣,对国家的政策、对党的决策毫无所知。上级党组织要求要加强理论学习,有些企业党员却当耳边风,更有甚者,还有些企业党员对有损组织形象的言论置之不理,没有基本的政治素养。

2、没有责任意识

在企业里工作,没有人在耳边耳提面命,很多的党员自然而然的会忘却自己是一名党员,忘却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应负担起的相应的责任,忘记了交党费,不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整个人处于与党组织脱离的状态,不受党的领导、管理、约束,处处回避着党,这样的企业人也就谈不上责任感了。

3、没有奉献精神

企业氛围更多的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状态,在这样环境下工作的党员,慢慢的会遗忘自己曾经的誓言,遗失自己曾经信誓旦旦的奉献精神,这是大多企业党员在职业过程中必将受到的影响。

三、切实增强企业党员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对策

1、从党内领导角度上,要加强企业党员教育管理

面对着我国企业党员政治素养不高的问题,从领导的角度来看,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是必须的,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国家的政策、党的决策都在发生着改变,教育的作用在于合理的引导企业党员能正确的认识在这一阶段国家重点事项的发展方向,能够引导党员密切地联系实际,将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有了上级党组织对自身的教育,熏陶在政治氛围之下,何谈自己的政治责任感不能增强!

2、从党员自身角度上,要强化自身主人翁意识

对于国有企业党员来说,重在教育,而对于非公有企业党员来说,则必须先有一个合理的管理制度,再谈教育,两类企业党员要分开来讨论。在“政”“企”分离的非公企业当中,党组织无法控制企业资源,企业党员也呈现出一种没有组织的状态;在公有或半公有企业中,有了企业的时候就建立了党组织,党组织管理体系比较完备,也有专门的人负责企业党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基础稳固,党员和职工有着主人翁意识,而非公企业这方面却是比较复杂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党组织,后来有的建立了,但因非公企业属于私有,党员是受雇的,毫无主人翁意识。主人翁意识是一个党员在企业当中工作能够获得使命感的前提,没有主人翁意识,苟且着生活,永远不可能有历史使命感。

3、从企业角度,要有专门的人员来管理党员

非公企业尽管有形式各种各样的党组织,但不管是哪一样,都是没有专门的人来管理党员的,非公企业即为私人企业,受雇于这里工作的人,不管是否是党员,他都是拿钱工作的人,党组织负责人一般没有,有也是兼任的,这就表示其无法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党员管理工作中。无人管的企业党员,会松懈,会时常的忘记自己党员的身份,身份都忘了,就没有责任可谈了。而有专门人管理的企业党员,会常常被要求参加党组织活动,会有人时时刻刻的提醒着你党员的身份,会有组织的接受一些理论知识学习,政治素养的提升会很明显。

四、结语

综上所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是新时期对干部的最佳评判标准。新的时期,社会形势对党员干部有了更高的要求,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人民的公仆,对于扎根于与企业的党员来说,更是如此,权利和金钱的诱惑更大,没有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支撑,企业党员如何抵住诱惑呢?因此增强企业党员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企业党员自身建设的事,还包括领导层面上的企业党员的管理以及企业自身环境建设等等内容。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企业党员适应新的形势,增强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极为重要,不管是公有企业党员还是私有企业党员,只要是合格的党员,总会推动企业经济的发展的,共产党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到时时事事为民务实清廉,因此,这个社会需要增强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共产党员的形象增光,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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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熊成凤.谈企业如何切实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工作[J].现代国企研究,2015(9)99.

[4] 张梦云.有关国有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几点体会[J].办公室业务,2014(10)102-103.

[5] 龚娟,陈芳.浅谈大型企业党员干部在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8)117-118.

企业责任感范文第5篇

冯仑,男,1959年生于陕西西安。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9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1984年至1990年期间先后于中央党校、、国家体改委任职。

自1991年开始,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全过程创建及发展工作。1993年,领导创立了万通地产。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一间上市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现任万通地产董事长,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历任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轮值主席、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轮值主席。曾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冯仑善于思想、勇于创新,在房地产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在业内首倡从“香港模式”变为“美国模式”,并率先推出万通地产新战略,万通地产成为首个实践“美国模式”的专业房地产公司。2001年,冯仑与王石、胡葆森等发起创立“中城联盟”,积极倡导并推动新住宅运动。2004年策划拍摄大型电视专题片《居住改变中国》,积极提升行业道德形象。2005年任职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轮值主席,致力于行业维权和企业公民建设。

买卖人跟企业家是不同的,买卖人关注的是每一次交易的得失利弊以及个人财富的增长,而企业家关注的是企业、股东、客户以及社会的长期利益。

凡是能够赢得未来的企业,是必定信奉那些念及他人的价值观、时刻保持对社会高度负责精神的企业。

做企业,其实就是在做“债务人”,不断还“债”,还股东的、客户的、员工的、社会的、政府的。作为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但不能无限扩大社会责任的边界。

民营企业家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只有“能负责、敢担当”,以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经营企业、回报社会,才能赢得尊重。

“以天下为己任”是万通的核心价值观;凡是能够赢得未来的企业,是必定信奉那些念及他人的价值观、时刻保持对社会高度负责精神的企业

冯总,我看到万通自创办时就清晰地提出了追求较高境界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变过,而这些年万通也参与了不少社会公益事业,但平时很少见您提及“社会责任”这几个字,是这样吗?

冯仑:是这样。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做企业的谈社会责任谈多了,人家会认为你参与政治,所以不能谈,当然我们是能做一些事情的。而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了,现在谈社会责任大家不会误解。

实际上万通在1991年创办的时候,就提出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以天下为己任”就包含了很多现在所说的社会责任。

我认为,一件事情如果只从钱出发去考虑的话,那是买卖人、生意人;如果从钱以外出发再回到钱,再从钱回到钱以外,那么可能就变成了企业家。买卖人跟企业家是不同的,买卖人关注的是个人的每一次交易的得失利弊以及个人财富的增长,而企业家关注的是企业、股东、社会以及客户的长期利益,个人的利益是在这之后一起体现的。企业家关注的利益圈更大,是从大圈看小圈,而买卖人只是从小圈看小圈。

所以万通一直考虑的大都是从外部来的要求,比如股东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政府的要求、客户的要求,然后反过来看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行为准则和价值观。

从1991年至今,万通的价值观就没改变过。第一是“以天下为己任”,第二是以“企业为本位”,然后是“创造财富,完善自我”。我们希望能够“以企业为本位”来做事情,不是去搞政治,也不是去干别的。“以企业为本位”当然就要“创造财富”,“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同时“完善自我”。

能感觉到您对企业文化的重视,尤其重视企业伦理、价值观对企业文化方面的影响。今天到您公司还看见墙上贴着的由盖洛普为全体员工进行敬业度调查的通知,可见公司对企业文化、价值观、员工行为等各层面的提升都很用心,这方面您一定有很深的体会吧?

冯仑: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企业,特别是企业领导人内心最深层的是非判断和善恶取舍,它是企业未来行为方式与业务导向的最根本指引。这种价值观在任何企业都客观存在,只不过当它不被领导人放在嘴上到处宣称时,便只能在企业兴衰的历史轨迹中找到蛛丝马迹;而当它被提炼成文字广为传播时,便成了可以研究和仿效的“企业文化”。

根植在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不可动摇的信念时,它就成为了一种最不可模仿、也最不可替代的能力。所以,核心价值观必然会由简单和内在的是非判断、道德指引和行为规范,上升为外在化的企业文化,最终固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正因为核心价值观的差别,才导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样的交易有人这么算,有人却那么算。其实最难的是看那些看不清的地方,算那些算不准的账目。比如,对环保的支出,有人宁愿本着对地球、对人类生存环境负责的态度,在企业加大防止污染的投入,哪怕短期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另一些人急功近利,一边破坏环境,一边攫取眼前的高额利润。短期看,前者利少事多,而后者则利多事少,后者比前者聪明。但十年以后,前者赢得政府和客户的信任,市场份额稳步扩大,利润成倍上升,而后者却逐渐被抛弃。可见,不同价值观决定着企业和个人如何算账,如何看未来,也从而决定了企业未来的高下。

正确的价值观会形成自己的道德力量,有利于协调企业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在当前急剧变动的社会中,个人、公司与外部各方面的关系往往会发生摩擦和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决定着处理这些矛盾的不同方法。比如,客户纠纷,有人会诚意接待,努力纠错;而有的人则推诿,不闻不顾。又比如,对待税收等一系列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有的人躲避、赖账,有的企业却奉公守法,照章纳税,支持公益事业。

显然,不同价值观引导出的不同行为,决定着企业与外部的各种关系,从而营造出不同的社会生态;不同的社会生态又划定了企业未来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方式。凡是能够赢得未来的企业,必定是信奉那些念及他人的价值观并时刻保持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

企业领导人的价值观对企业发展有些什么影响?

冯仑:作为创业者,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创业者,他的价值观与企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是资本人格化,所以在民营企业,尤其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他的价值观直接体现在企业

的各方面,而且体现得很清楚,也是引导这个公司能活下来的一个关键。如果这个价值观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企业一定会活下来。

像我们这样一批有着一些经历、做企业的人,正是因为我们对个人财富关心得比较少,所以我们也很少犯错误。第一,不贪污、不挪用、不侵占;第二,心比较宽,比方说员工离职了就给点钱,没有地主老财的那种感觉。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一个问题,公司管理成本比较高。我们这样的价值观,给大家的利益留有较大空间,大家都比较舒服,感觉比较人性化。

我们是在依法治企,虽然在伦理、价值、情感等方面,会影响到公司的管理,但越来越多强调的是法治结构、规则,越来越控制严格。应该说企业不断加剧的竞争,对治理结构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年轻人管企业比我们要严格,这也是正常的,到第二、第三代以后的企业家大都会变成这样了。

是啊,在这次访谈中,还有人提到说像您这样有一批人,事业做得很好,个人生活却“不奢华”,是这样吗?

冯仑:是这样。“不奢华”的原因很简单,首先我认为董事长本身只是财富的管理者,本来就不应该奢侈。第二我信仰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我20岁就入了党。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就是关心大多数人,关心穷人,但是不在意自己有多少钱,不会去享受奢侈。最后是士大夫的精神享受,传统中国文化说的就是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所以,对我来说不奢华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些价值观的形成跟您的家庭和成长环境有些什么关系?哪些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

冯仑:这可能跟我过去的工作经历有关系。从大学读书,到中央党校学习,然后到体改委、等部门工作,受到的教育都是要爱人民、爱社会、做好人好事,始终要求自己能有利于社会。所以我在办企业以后,也是一直很关注周边人的利益,并不是以财富为直接目的,而是希望对社会、对周边的人有所贡献。这种价值观受工作和教育环境的影响巨大。

企业应当更加关注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能把社会责任的边界无限扩大

社会责任这个话题,这两年社会上谈论较多,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冯仑:从西方成熟的管理理论和研究来看,社会责任一般都是指那些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除了自身,还要关心那些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叫社会责任。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社会责任,包含内容的似乎太宽了。我认为西方讲的是有道理的,社会责任总得有个边界,如果这个边界没有了,那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责任就混在一起了。

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是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具体来说包括社区的利益;其次是股东的利益;再者就是依法纳税,这是对政府的一个责任;另外一个是客户的利益,要对客户负责;最后是员工,对员工是一个长期的责任。把这些做好了,就算履行社会责任了。

我觉得目前讲企业的社会责任,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责任的边界扩大化了。社会责任应该有边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不一样。艺术家也有社会责任,政治家也有社会责任,每个人都有社会责任,但是他们的工作边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有两个观点,第一我们要履行社会责任,第二不要无限地扩大我们的社会责任,如果扩大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就在做不该企业做的事情。

西方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到底对财富创造有没有作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也做了很多实证研究,一种认为没关系,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也能创造利润。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比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股票价值高一点,创造财富的机会也多一些。这两个观点从管理上来说,目前没有精确的定量研究,但是都有理论支持。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但不能无限扩大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

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承担了不是其直接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对于这些情况您是怎么看的?

冯仑:我觉得每个企业自身的选择不同。但有一点是要强调的,在企业的责任边界之内的责任,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做好;边界之外的,做了的获得社会肯定,不做的也不能说是失职。

现在社会方方面面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非常多,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冯仑:我觉得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会带来社会差距扩大的问题,所以社会责任现在谈得多了起来。另外,在中国文化中,有跟皇上相处的经验,有做百姓的经验,有做公民的经验,有做穷人的经验,但是没有跟富人相处的经验。如果看到一个人突然有了很多财富,比如排上了富豪榜,有些人就觉得好像拿了自己的钱,心理不平衡。但是在西方社会,人们跟富人相处是有经验的,是比较和谐的。

民营企业家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只有“能负责、敢担当”,以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经营企业、回报社会,赢得尊重

您觉得目前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怎么样?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冯仑:我觉得现在的生存环境和理想状况相比,还有距离;但和过去相比,大大改善。总的来说,现在感觉到很幸福。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个法制环境,让我们能够在法制的环境轨道下前进,而不是在简单的政策轨道下前进。政策是短期条件,法制是长期条件。所以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让企业家的预期非常简单,更加透明。

我知道这不是一天的事情,但是正因为不是一天的事情,所以我们得经常说。当然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多了,2007年就有几十个法律要开始实施了,和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生在现在,觉得很幸福,因为能感觉到在不断地进步。

您认为目前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冯仑:目前作为民营企业,确实面临着一场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从边缘走向主流,从被排挤、打压或躲避、逃生甚至反叛,转为阳光下经营,融入市场经济的主流,支持政府并且以建设性姿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所谓主流,就是敢担当、能负责;具有主流意识,就是要以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经营企业、回报社会。

民营企业这二十多年来经历了一个由边缘、反叛到主流与合作的演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就是边缘,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融入主流,而股份制或混合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则完全就是主流了。过去,处于边缘的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四处受歧视,企业家心态更是趋向逃避、躲藏甚至怨愤、反叛。于是,地下经济、灰色交易、权钱交易、转移资产、偷税逃税、变换身份、海外置业、留足退路、低调潜行,就成

为部分人的“必要”行为,也是部分人的“聪明”选择。

现在成为主流之后,不少人还没有摆脱惯性思维,行事作风依然不改,这就难免屡遭挫折、淘汰出局。因为,主流要求你扮演的角色应当是广受尊重、拥有安全感、积极参与、全面合作。这时,最好的行为方式就是阳光心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用心积累合法资产、推动本行业全面提升竞争力。显然,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及时转变自己的心态和角色定位,就难以在日益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获得更大的发展局面,甚至会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的迅速改革和进步面前,民营企业正逐渐失去资源优势、体制优势、管理优势和人才优势,甚至道德优势。更为危险的是,由于多数民营企业在运行机制中“有动力无约束”,往往导致追求暴利而盲目以债务扩张方式拉动投资,或者大胆权钱交易,引爆一些丑闻,致使整个社会特别是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更多抨击。

所以,民营企业只有迅速将自己的角色定位融入主流经济,担当起“主人”的社会责任,才能严以律己接受监督,以一己之财为天下之用,竭尽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为客户提品与服务,向政府纳税,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空间,真正成为市场与政府的骄宠。

这是不是民营企业在这个特殊发展阶段特别的一种使命呢?

冯仑: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企业家,往往能从更广泛的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自觉接受社会和公众对自己提出的更多的要求。用时下时髦的说法就是要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关注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依法稳健经营,维护市场秩序,关心环保与生态,推动行业进步,保障劳工权益,扶助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

要担当这些责任,需要很大的勇气、毅力和眼光,还要耗费不少银两。这对很多视个人金钱为生命的人来说,无异于自杀。康有为曾说过:“德成言乃立,义在利斯长”。所谓“义”,就是我说的敢负责、能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历史证明,与缺少使命感的企业相比,时间越长,具有主流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企业不仅最能保持竞争优势,赢得广泛尊重,而且能够赚取更多更持久的利润。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与崛起,客观上也要求其必须具有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才能够自觉约束自己,将私财私德与公财公德很好地融为一体,互利共存,长期发展。

一个利益阶层的崛起,必然表现为“钱多、理大、声高、责任重”。“钱多”是说财富积累速度加快,在整个社会财富总量中的比重日益加大。“理大”意味着随着财富拥有者人数越来越多,成为社会大多数,成为主流,手中握有的财产越来越大,代表他们说话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他们的亭、他们的理就都成为大事大道理,不可不听也不能不听。而“声高”则是指为社会主流说话的人越来越多,传播也越来越远。这三点,每时每刻若没有“责任重”压轴,社会经济秩序就会崩溃。

财富拥有者如果没意识到随着自己支配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增加,自己必须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良性沟通与互动,同时主动承担他们所期望你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道德形象,就必然导致与其他族群的剧烈冲突,最终使自己的财富和社会经济地位灰飞烟灭。所以,小商得利,大商得道,得道者必得天下之利。

从民营企业家的自我成长、自身发展来看,您觉得有些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冯仑: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原罪”的约束,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头是民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头是政府不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是要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还有,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过去在中国,商人文化当中跟社会的关系只局限在乡邻和周围的人,面很小,基本是在一个地缘和亲缘的社会里;商人赚了钱一般不是回馈给社会大众,而是回馈给乡里乡亲或周围的朋友、兄弟;而现代企业家则是要让自己变成企业公民,肩负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公众利益,并且通过台理的制度安排把赚到的钱再回馈给社会,回馈到一切公共利益之中去。

再有就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您觉得实现中国的现代商业文明,最需要我们在哪些方面更加努力?

冯仑:我曾经说过有四种力量决胜企业未来,其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制度与制度文明,企业如此,国家也一样。

从人类文明史的范围来看,或者从国民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领袖究竟创不创造财富?事实上,领袖不创造财富,财富创造的过程是由良好的制度安排决定的,领袖如果不能对这种制度安排施加影响或者起决定性作用,那就只能是一个财富的消费者和破坏者。

两百年前,中国的GDP比美国多。两百年后,我们的国民财富总量不及全球财富的百分之四,而美国却拥有全球财富的三分之一。这两百年,我们记住的是伟大的皇帝和他们的传奇故事与丰功伟绩,却见不到财富的实际增长。而在大洋彼岸,人们记住的只是制度,比如宪法与法律。国家如此,公司也是如此,短期不一定如此,长期却一定如此。当一个企业创业过程结束后,领袖或企业家的作用就不应继续停留在冒险、拼搏上,而应把精力用在制订公司战略和不断完善推进战略实施的制度上。这既包括治理结构、人力资源开发、研发等,也包括投资者关系、风险管理,以

及价值观训练等等方面。

企业家能力的绝对挑战,既不是研发,也不是销售,而是创造制度的能力。制度是制度建设中的硬件,制度文明是制度运行中的软件。建立制度不难,坚持执行制度坚决捍卫它。

总之,制度文明比起制度更是一个长期的信念和文化,而一旦制度文明形成,由领袖崇拜变为制度崇拜,这个国家或者企业持续创造财富的基础才会像磐石一般不可动摇。

做企业就是在“还债”,欠着这么多人的“债”,我得感谢;正因为有这样的压力,所以每件事情都要认认真真、点点滴滴的去做;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进步一点,大家就会给我们掌声

我觉得最近这七八年就一直是在“还债”,因为股东、客户、政府、社会和员工对你的要求和预期永远高于你所做到的,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还债”。而只要是在这个岗位上,你的责任、意义,就是把这些做好,换成别人在这个位置,也是要做的。

记得您公司有一个“感恩日”让人印象很深。对企业来说“感恩”意味着什么?

冯仑:近年来有一首歌叫《感恩的心》,流行很广,很受欢迎。公司的“感恩日”源于1999年,当时公司决定把每年的3月10日作为“感恩日”,以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活动来“感恩客户、感恩员工、感恩股东、感恩政府”,来回报公司的各种资源与利益团体。“感恩日”现已成为万通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责任感成为万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企业伦理。

我觉得没有感恩的心,也做不好债务人。我欠着这么多的人“债”。我得感谢。因为首先股东不投资的话,我们哪有舞台?其次政府不支持,不提供一个很好的法律和市场环境,我们怎么能做事呢?第三.客户不来买单,哪来的营业收入?最后如果员工不努力干活,那么产品做得不好,客户怎么会买单?所以我觉得我一天要做的工作就是还债、感恩,到哪都要说谢谢,对帮助过我们的人都要感谢,看到政府工作人员也要感谢支持,昨天开了股东会,也是在感谢股东的支持。今天中午吃饭。坐对面的说是我的业主,买了我的房,我也连声说“谢谢、谢谢”。

做企业领导人,是在承担责任,也是在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所谓自己的价值不是自己来认定的,而是由四个维度认定的:客户说你好,股东说你好,政府说你好,员工说你好,这才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而不是自己吹捧自己。正因为目前我们有这样的压力,每天要面对股东、客户、社会和员工,所以每件事情都要认认真真、点点滴滴地去做。

您在工作中感觉到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冯仑: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当我们进步一点,大家就会给我们掌声;如果不进步,大家就会批评。我希望能够不断地得到掌声。

做企业这么多年,您对自己最满意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