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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劳动小结

个人劳动小结

个人劳动小结范文第1篇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刘云来

在促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过程中,我省注重发挥自己的特色,以传统的劳动教育为突破口,在多年实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我省城乡小学绝大部分开设了劳动课,教师、教研员基本配齐,骨干教师队伍也基本形成。下面仅就我们的工作谈点体会。

一、领导重视,是上好劳动课的保证

从我省这十多年小学劳动课的发展历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小学劳动课,既然做为一门正式课程,理应抓实抓好,但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哪里的领导认识了、重视了,哪里劳动课的局面就好些,不然就差些。比如:哈尔滨市有个专门的班子设在市教委,专抓劳动课,并实行“一票否决制”,这就改变了劳动课被“挤、占、串”的现象,使开课率连续6年保持三个100%;大庆市也有个专门的班子设在市教委,专抓劳动课,结果是校校建立了劳动基地,保证了劳动课的场所;牡丹江市立新小学之所以连续38年狠抓劳动课不放,该校小农园盛开38年不败,是因为历届校长对劳动课都有正确的认识;绥化市农村欢喜岭小学,多年来一直重视在劳动课中突出素质教育,配备3名专职劳动课教师,其中一名是省先进教师,使该校在“农科教”三结合的创建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召开了全省劳动课现场会,其经验在全省推广。我省小学劳动课开展的之所以很有生机和活力,是因为省教委有专人亲自抓。在国家颁布的《小学劳动课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省教委制定了《关于开展劳动技术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全省中小学把上好劳动课作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重要方面,这个文件制约全省各小学必须按课程计划,开满、开好小学劳动课。文件特别强调农村小学要建设好劳动教育基地,以为当地经济服务,培养一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民。还强调城市小学凡有条件的也都要开创劳动基地,结合自己的特点,摸索出一套成型的小学劳动教育经验。

二、培训师资,是上好小学劳动课的关键

教师的素质及业务水平对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省小学劳动课教师的配备、提高经过了一个艰苦的历程,目前已初见成效。我们第一步是争取配齐;第二步是力争配优。层层培训与省里培训相结合,在各地市逐渐形成骨干教师队伍的基础上,经选拨评出省级优秀教师,并授以“最佳教师”称号。这就起到典型引路稳定“师心”的作用。

哈尔滨在这方面总结了“三落实一提高”的经验。一落实人员编制,二落实评优晋职的政策,三落实培训规划,突出劳动课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牡丹江市立新小学,重视劳动课师资的配备,全校有5名专职教师,有4名技术专业人员负责小农园、小农场的全年管理。全校班主任教师都上劳动课,教自编教材,全校教师都参加劳动课的师资培训工作,这样大大提高了劳动课的教学质量。

省里每年举办一次省骨干教师和各级教研员的培训会,重点解决教材和大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问题,并负责总结交流劳动课教育教学方面的经验,同时举办课堂教学观摩和赛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深受广大第一线教师和教研员的欢迎,一致认为这样的培训实实在在,学了就能用,及时又解渴。灵活多样的培训,我省层层都在坚持举办。通过“滚雪球”似的培训,既达到了全员提高,又培养和锻炼了各级骨干教师队伍;既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又增强了学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提高了广大教师和教研员的业务素质,又提高了劳动课的教学质量。

三、创建基地,是上好劳动课的必要条件

劳动课的特点,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创建劳动基地,使学生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全面落实劳动课的教学任务。诸多因素说明,劳动基地需要创建,需要多种形式,城乡有别,各具特色。哈尔滨市小学劳动基地有三种类型:一是建设综合劳动教室;二是在校办企业中创办学工中心;三是依靠区场联营,共建学农中心。牡丹江市火炬小学地处市中心,但校舍很大,既有专用的劳动教室,又有小农园、小林园,还有校办印刷厂,他们创造性地解决了学工学农基地。该校的经验我们在全省推广。目前,我省城市小学已有近1/2的学校建立了劳动基地,并以学校劳动基地、社会公益劳动基地、家庭劳动基地等形式,全面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目的。农村小学以“农科教”三结合,建设了以“三田一园”为标志的劳动基地。在劳动基地里,学生们参加种、管、收的全过程,学会实验和管理,成为传播新技术的二传手和脱贫致富的骨干。有的学校还结合本地的实际,自编实用技术和乡土教材,使学生加深了对家乡自然条件、资源优势和经济科技发展前景的认识,增强了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意识,坚定了安心务农的信心。

四、对上好劳动课的几点思考

1、关于教材建设教材历来是贯彻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的主要凭籍。它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标志教学改革的方向,又左右着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和作用于人才的培养和教学质量。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材建设。本着“一纲多本”的精神,我省很早就自编了一套城乡合用的教材,今年又将城乡分开编了。为结合省情和形势,还准备继续修订教材。我省有的学校还自编了乡土教材。大家都编教材是件好事,但是,要确保教材的质量,现在需要研究:①小学劳动课教材,要不要有个基本模式,即表述形式;②

如何解决小学劳动课与思想品德课、自然课、农业常识课、活动课、美术课、手工制作课、泥塑课等内容上的重复。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加重学生和家长的负担。2、关于课堂教学由于教材的因素,使得劳动课课堂教学无章法,随意性很大。有人认为劳动就是干活、劳动就是教育、劳动就是出产品。应该研究一个比较明确的劳动课课堂教学结构框架,给各地劳动课教学建造一个基本模式,使教师和教研员对教学有个基本的遵循,知道什么样的课,像一节劳动课,而不是其他课。

个人劳动小结范文第2篇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对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进程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是重庆市的一个基本市情特征。2000年,全市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其中农村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占97%以上;总人口3091.0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430.2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8.62%,尚有农村贫困人口140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5.8%,高于全国的2.8个百分点;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590亿元,其中农业增加值28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5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650亿元,三次产业的比例17.8:41.3:40.9。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逐步优化,但二、三产业层次不高、比重仍然偏低,特别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有限,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重庆市农村主要经济总量指标在全国排名16位至19位,主要人均指标在全国排名21至23位;传统农业的烙印较深,“粮猪型”结构比重过高,多数农产品质量较差,非农产业发展缓慢,还没有摆脱“趋同型”的生产布局,“粗放型”的经营方式,“短链型”的生产模式,这在武陵山区和三峡库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大体为44:32:24,一产比重过大,二产水平很低,三产严重滞后;粮食和生猪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1.1%,主要农产品优质率仅为40%,商品率为42%,加工转化率为16%;农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农村从业人员的31.9%;农业产业化经营处于起步阶段,龙头企业总体实力较弱;农业科技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差;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92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276元,两者差距正逐渐扩大。全市城镇化水平仅33.09%,低于全国3个百分点,大多数小城镇缺乏产业支撑。较为发达的城市和较为落后的农村同时并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比很多省市更明显、更典型。因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是推进全市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十五”战略目标的迫切要求。

(二)农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措施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有利于提高重庆市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全市人均耕地仅有0.77亩,农业人均耕地仅有1.0亩,一般以户为单位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经营成本高,效益低下,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优质、低价农产品对重庆市农产品市场竞争构成威胁更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够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有利于提高重庆市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农业结构升级。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

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重庆市农业人口多,农业沉淀的劳动力多,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不可能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现代化进程将会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将加速形成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是农村城镇化可以为重庆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农村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目前,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725万人,单靠在农业、农村内部转移消化空间有限。加快农村城镇化,可以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和范围,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从长远看还可以促进农民提高素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

五是农村城镇化有利于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城镇是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城镇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的发展还可以满足农民消费需求层次提高的需要。

二、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2000年,重庆市有农业人口2430.20万人,农村劳动力总数1320.9万人,占农业人口的54.35%,全市现有耕地面积2374.8万亩,人均耕地仅0.77亩(统计数)。根据重庆市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按全国通用标准,农村劳动力人均耕作4亩计算,第一产业只需用劳动力608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多达71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4%),若加上人口新增的13万劳动力,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达725万人。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造成人力资源的闲置,成为农民增收的障碍,也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目前,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为主。21X)O年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在乡镇企业及市内二三产业就业的人数占44%,在市外就业人数占56%,其中长年性外出民工居多,占68.8%,季节性占32%;外出务工青年男性居多,占77%,女性占23%;务工者年龄在20至40岁居多,占73%,平均年龄约30岁;行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职业以工人、服务员居多,从事建筑业和工业的比例达61.5%,其次商业和其它行业占38.5%,大部分在私营企业务工,在国营单位务工人数非常少。近几年由于比较效益的下降,农民人均收人中来自农业收入的多数地方出现负增长,来自务工收入却在增加。根据调查,重庆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30%左右,这些收入为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致富奔小康和社会稳定注入了活力。

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存在下面问题:

一是就业结构不合理。由于重庆市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特别是由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不够发达,全市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以从事传统农业和本地从业为主,从事二、三产业和转移区域外就业为辅,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数比例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数量有限,这种劳动力就业不合理的状况,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任务十分繁重。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处于盲目、自发阶段,缺乏有效的引导。外出流动人员大都呈散兵游勇,各自为阵,难以形成合力,缺乏有效引导;加上有关农民外出人员务工的相关权益保障政策法规不健全,农民维权意识弱,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是农村劳动力素质差,无技术特长,思想观念保守、落后,市场经济意识弱,转移难度大。

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介服务滞后。有关劳务输出的信息收集、传递、中介服务体系没有形成,造成信息不畅、工作不力、效益不高。

五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就业岗位少。目前重庆市乡镇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阶段,下岗分流压力大,交通、通讯、金融等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六是由于青:比年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农村劳动力缺乏,给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地方存在部分土地摞荒和粗放经营。

(二)农村城镇化现状。近年来,重庆市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据统计,全市小城镇居民人均建筑据调查面积已达到21平方米,有水厂669个,日供水能力达63.95立方米,道路3150公里,建成区绿化面积达2837公顷,完成各类建设投资125亿元。小城镇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大大增强,吸引了广大企业进镇和农民进镇务工、经商、办企业、聚居。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批发市场;还重点探索、发展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如大足龙水镇、璧山璧城镇、万州区熊家镇等利用本地传统产业优势及区位优势,建设专业市场,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各地客户进场经营当地名优产品、小五金、皮鞋、建材,走工贸型小城镇发展路子。开县温泉镇、合川三汇镇等,利用丰富的煤、石灰石资源,走资源加工型小城镇的路子,带动了运输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繁荣了一方经济。奉节白帝城、渝北统景镇、大足宝顶镇等,利用本地的自然、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与旅游配套的餐饮服务业、宾馆娱乐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艺品加工业,走旅游型发展的路子。石柱西沱镇、忠县石宝镇、丰都高家镇等,抓住库区移民搬迁机遇,把小城镇建设与移民搬迁有机结合,将本镇建设成为交通方便、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的库区开发型小城镇。秀山雅江镇、合川二郎镇,利用与外省接壤的区位优势,巧打边贸牌,争取市场优势,走边贸型小城镇发展的路子。但由于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重庆市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城镇发展与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农村城镇化总体水平低,小城镇数量少,分布不均。根据2000年底统计,全市有县城以下建制镇643个,集镇988个,县城关镇22个。建成区面积197平方公里,已有水厂669个,日供水能力达63.95万立方米,道路3150公里,镇区绿化覆盖面积达2837公顷,吸纳城镇就业人口11.4万人,积聚各类乡镇企业4万多个。2000年城镇化水平仅有33.09%(新口径),低于全国3个百分点,若扣除含城区则有余31个区县的城镇化率只有21.4%。平均每个镇辐射范围125平方公里,平均每个镇的间距在40—30公里,而且主要分布在渝西片区,在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城镇数量就更少,规模更小。

二是缺乏产业支撑,集聚人口规模少,辐射带动能力弱。目前除县城所在城镇人口数量在5万人以上,个别交通方便、区位优势突出的或靠近主城区的卫星城镇人口超过1万人以上外,多数城镇人口在3000—500O人左右,还没有形成基本规模数量标准。小城镇人口规模过小,城镇产业发育缓慢,经济集聚功能差,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难以发挥。

三是小城镇的规模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功能不完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国家有关建设小城镇的建成区平均建设规模标准为4.15平方公里,镇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容纳常住人口4876人,而重庆市大部分小城镇目前均未达到这一水平,平均建设规模只有0.3平方公里,平均每个镇积聚人口只有4000人左右?相当部分小城镇供水、供电、卫生、绿化等基础设施较差,难以达到应有的集聚规模。

四是农村城镇化步伐缓慢,城镇化速度明显慢于经济增长水平。重庆市在“八五”期间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8个百分点,“九五”期间有所加快,共提高于2.76个百分点,但是远远落后于“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9.3%的速度。从全国看,城镇建设起步于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中期,腾飞于90年代初期。重庆市三峡库区整体经济发展更加滞后,小城镇建设起步于80年代后期,淹没区的小城镇由于受到规划滞后的影响,起步更晚。

五是农村城镇管理落后。由于政策不配套,组织管理体制不健全,给小城镇建设管理带来不少问题。城镇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交通、土地、水利、生态环保等规划衔接不好,规划水平低,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城镇管理“政出多门”,土地、市容市貌、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社区管理以及流动人口方面管理尚未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综合性管理体系。户籍管理上仍未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难以适应城镇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环境卫生管理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人员、经费,许多城镇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环境状况较差。

三、重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发展思路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力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步伐,逐步形成功能完善、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镇网络体系。

(二)基本原则。(1)坚持市场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原则;(2)坚持自主迁移,自由择业的原则;(3)坚持尊重农民定居权和选择定居权原则;(4)坚持城镇建设与城镇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5)坚持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原则;(6)坚持多渠道、多方位筹集资金,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开发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原则。

(三)基本思路。“小城镇,大战略”,发展小城镇是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研究编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规划,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坚持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相结合,以就地转移为主;坚持大、中、小城市转移相结合,以小城镇为主;坚持二、三产业转移相结合,以三产为主;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非农产业发展,加强农村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配套改革,采取综合性措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进程。“十五”期间,力争建成部级综合经济试点小城镇30个,加快170个市级试点小城镇建设。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第一,进一步搞好就地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发展:比大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经济;二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重点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10大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三是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四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外出人员回乡经商办厂;五是开发农村旅游等资源,带动饮食、旅店等相关行业发展;六是鼓励农民承包荒地、荒坡、荒滩、荒沟等“四荒地”,搞多种经营;七是充分利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等机遇,为当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

第二,加大向市外、国外劳务输出,实行兼业转移。继续巩固民工在东南沿海地区务工的已有成果;积极抢占华北、东北劳务市场;顺应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大西北、西南劳务市场的开拓力度。采取适当措施,重视和改进国际劳务输出,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五)农村城镇化的模式。加快发展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城镇建设和以县城为中心、有发展潜力、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建设作为农村城镇化的主要模式选择,探索发展符合中国国情、重庆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具体途径是: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城镇化规划建设管理机构;二是编制全市小城镇建设规划,分步骤,有计划地实施;三是加强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兴办交通、改善投融资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四是重点发展小城镇经济,以业兴镇,通过产业发展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结合各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观光旅游型、加工型、加工贸易型、边贸型、专业批发型等的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五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建设制度和政策创新,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建立健全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等。

四、对策措施建议

(一)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的宏观调控。一是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任务目标,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二是研究出台有关有利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的土地、信贷、税收优惠、产业、户籍、就业等政策;三是综合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战略的组织实施;四是加强指导和服务。建立县、乡、村3级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拟订农村劳动力开发规划和劳务输出计划,把劳务输出工作作为一项“亮点”产业抓紧抓好,继续推进劳务输出。

(二)加快小城镇建设,培育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载体。根据重庆市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基本市情,充分利用大中城市如主城区、万州、涪陵等市场、资金、产业、技术、信息服务优势,发挥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要在广大农村地区,优先选择一批基础较好、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重点建设。小城镇除了建设一些必需的供水、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外,重点培育城镇发展的主导产业,繁荣小城镇经济。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引导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小城镇相对集中布局,促进小城镇发展。因地制宜,强化优势,突出特色,积极发展观光旅游型、加工型、加工贸易型、边贸型、专业批发型为主的新型小城镇,增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拓宽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三)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就业机会。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要结合国家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契机,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努力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乡镇企业布局适度向农村小城镇集中,加快小城镇的发展。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机构加工业、建筑建材业、能源矿产业,提高农产品加工、转换、增值效益,延长农产品产品链。在扶持壮大一批技术型乡镇企业集团的同时,要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四)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内部载体。目前应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一个突破口加以发展。本着先易后难、重点推进、由点到面、逐步实施的原则,以现有的部级和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重点推进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百万亩天然香料、百万吨柑橘深加工工程等十大“农业百万产业化工程”,搞好农产品深度开发和多层次增殖,发展农业产业化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尽可能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

(五)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一是重点搞好市场建设,包括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村资金市场建设,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把交通、通讯、保险、农村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作为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加快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渠道;三是开发农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作为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的新的内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空间。针对重庆市农村人口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较落后,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现状,组织有规模、合理有序的劳务输出是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渠道。重点向市外的建筑业、商业、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输出,创造条件,提高劳务输出档次,扩大规模,鼓励向国际劳务市场进军,尤其是开拓国际工程劳务输出市场。

个人劳动小结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就业;外部环境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连续出现两位数增长的业绩,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出现极大波动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就,给我国农村劳力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6.6亿多,占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口的87%。但是也必须看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着政策封锁、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健全,国际劳务输出环境不理想等诸多不利因素。为此,政府决策者或参谋者应重视和考虑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力措施,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1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不但农业内部有困难,其他备业也面临着各自的实际困难,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领导者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提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经验,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改变作风,不断开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局面。当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

1.1政策环境因素

(1)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必要保证,也是激励农村劳动力脱贫致富、充分就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促进农民增收、缓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农业产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小城镇、西部大开发和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缓和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紧张局面。但是,还存在许多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调整、鼓励部分家庭成员贸在农村。例如,政府可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人均收入为免税额和比例税制的基础,征收所得税,并减免抚养负担比较重的人的所得税。对于正在领取保险退休金仍在就业的,要采取征收征罚性所得税的办法,以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给更多的正需要就业的劳动人口。

(2)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的大容量密集载体。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安排就业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发行国债数千亿元,加大了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电网改造,改变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和经济适用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为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大容量载体。

(3)地方政府的封闭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就业。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阻碍主要来自各大、中城市对农民进城采取了各种歧视性政策。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相继出台了限定外地劳动力进城就业数量的政策,而且对进城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业也作出了规定。对本地劳动力采取保护“壁垒”。如长沙等一些中小城市也相继推出保护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限制性管理,不断增多就业的办证收费名目,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成本和求职风险。

1.2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环境

我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100家劳动力市场基本完成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试点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信息网络初具规模,在就业服务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信息收集和工作全面加强,较好地满足了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就业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劳动力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所有这一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逐步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在编制完成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我国将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在有条件的省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推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极大地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业获得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有序的流动,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机制完全形成还需要时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就业政策的不协调,不配套从而导致市场分割现象仍然严重,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为了给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指导,不至于盲目流动,由临时性向稳定性、由单个性向整体性发展,应主要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开放问题,目前一切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乡就业的政策都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入世后更是如此。二是平等竞争问题。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较,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受到破坏,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也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三是定位问题。政府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随便干预劳动力市场,政府应该积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正常就业。

1.3中小企业环境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而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小企业数量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二是中小企业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适合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现状;三是中小企业就业制度灵活,适合农村农忙农闲的特点;四是中小企业分布广,城乡分布合理,适合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习惯。就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情况来看,7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将更多地进入到第三产业,因第三产业具有分散、规模小、劳动密集、资本就业弹性大等特点,对劳动力的吸收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估计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还能容纳16000万劳动力。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进入的其他领域还包括为大中型企业配套的劳动密集的敏感的第二产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从长远来看,第二产业仍然要吸纳大量劳动力。根据过去的情况预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二产业还可以吸纳大约6000万劳动力。这样,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含量提高,使得新增加的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能大量地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收,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小企业自身外部环境的窘境,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瓶颈。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其自身的特点也就是它发展壮大中的缺点。点多面广、四处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能很好地抵御各种风险。随着中小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小企业将逐步地被淘汰,一部分职工下岗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扩大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规模至少在目前不太现实。与此同时,城镇失业率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1991—1997年的7年间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52万、360万、420万、476万、520万、552万和570万。近几年来,城市就业形势严峻,1997年来企业下岗职业总数为1151万人,加上行政企业单位的下岗职工,其数量达1200万人,1998年新增下岗职工2350万人,分流5O万机关干部,再考虑精简机构、青年就业、学生毕业分配等自然新增的1200多万劳动力,1998年城市劳动力供给总量达2907万人。这样,城市与农村双方劳动力供给都在增加,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入中小企业的空间就没有多大了,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大障碍。

l。4国际劳务输出环境

我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由于国际社会经济交流的增多、双方贸易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的升级,给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国在2005年将完成入世的各项承诺,这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有望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按照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0一40测算,每年额外增加4—5个百分点的出口,就可以使国有经济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而增加近万个就业机会,预计在今后十年,就业率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提高50,达到0.15左右,即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总量增长0.15个百分点。由此推算,入世后比入世前每年平均增加200万一300万个就业机会。入世也会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可以增加更多的农村劳动就业机会。

但是也要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国际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竞争加剧,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国外转移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保护主义加强,限制措施增多,劳务价格越来越低;二是工程成交条件苛刻,标价普遍压得很低,对外工程项目只能达到保本水平,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三是普通劳动需求明显下降,技术劳务居于主要地位;四是非法移民的数量大大增加;五是随着劳务输入国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劳务市场对外籍劳务人员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就使得我国大量的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输出到国外。另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劳动力在国内各类市场的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各国都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以保护本国利益因此,把我国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劳务市场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方式。

2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对策

2.1消除政策环境的障碍,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外出还是在本地就业,无论是进入乡镇企业还是自我创业都需要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流动人口收费制度以及地方政策制定的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迫切需要给农村劳动力以宽松的环境。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农业改革政策。如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土地股份化,“四荒地”使用权租赁等。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非农化的产业政策。以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为重点,结合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通过制定政策,改革农村投融资体制。引导有一技之长的外出务工人员积极回归创业。同时,注重培育农村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从多方面为创业人员构建安居乐业的环境。

2.2消除空间转移的障碍,拓宽劳动力就业空间

劳动力转移从空间地域上一般表现为省内、省外和国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一般向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转移。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素质提升很快,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明显提高,致使其他地区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向该地区转移就比较困难。同时,近些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紧缩,大中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国有企业自身状况的不理想,导致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镇失业率上升,原本城市人口不愿干的脏、累、差的工作,愿意干的城里人增多起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日趋狭小。因此,拓宽劳动力就业的空间,要从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服务的网络化。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在劳动力输出人口密集地设立劳动力服务联系点,在外地设立劳动办事处,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劳动力信息交流。二是输出基地化。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要在政策、企业和劳动力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每年定期输送各类劳动力,形成若干个劳务基地。三是培训层次化。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对各类劳动力进行培训。以适合不同层次的就业需要。既要有劳务输出的岗位培训,也要有农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素质培训,还要有出国人员培训等。四是组织多元化。目前,外出务工人员多是自发性的,由当地劳务部门有组织输出的比重不到10%,主要以亲帮亲、友帮友形式,以地缘与血缘关系为纽带。这种形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力量分散,转移空间有限。这样就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联合,形成合力。为此,要建立劳务中介、职业介绍机构,形成由政府、学校、个人等多元化组织结构,保障在“有业可就”的前提下,扩大输出规模,推进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个人劳动小结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劳动有没有价值,说明劳动的价值有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其他问题也都无法得到解决。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是具有价值的;说明劳动的价值既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用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非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就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但是一旦我们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就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了。

关 键 词:劳动的价值 同义反复 基本常识 真理 谬误

我曾在《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1期发表《从局部所有制出发不可能说明分配问题》一文,其中谈到了劳动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说明了按劳分配等问题。对此,孙宗伟先生却不以为然,他在《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4期发表《质疑“市场经济是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与关柏春先生商榷》一文,认为劳动没有价值,说明劳动的价值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并向我提出了若干商榷意见。那么,劳动到底有没有价值,说明劳动的价值到底有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在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过程中很多时候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至今仍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使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这个讨论搁浅了。现在看来,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其他问题也都无法得到解决。现在我们就探讨这些问题并回答孙宗伟先生提出的疑问,同时期望和学术界同仁共同探讨。

一、说明劳动的价值并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

孙宗伟先生为了质疑劳动价值的说法而引证了马克思的一段话,他引证的马克思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 ①他引证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说明,由“12个劳动小时”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同义反复。孙宗伟先生模仿了马克思,他的用意和马克思的用意也有点相似,但是实际上他却完全误解了马克思,或者说他对问题的理解还相当肤浅。在这里我们提出三个问题:(一)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创造性地证明了劳动的二重性,他说明个人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矛盾性。很显然,孙宗伟先生这里所引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指的是个人劳动的具体劳动时间,而“12个劳动小时”指的则是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前者通过直接观察就能知道,后者则是无法观察得到的。②这里的问题是,某一劳动者“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无法直接知道的,你怎么能够肯定就是12小时呢?(二)那么,现实生活中能否有这样的情况呢,某一劳动者“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恰好就是“12个劳动小时”,分秒不差,“12” 和“十二”恰好相等,这该是多大的偶然性啊,这样的事情仅仅在逻辑的可能上才是存在的,现实世界哪有这样的事情啊?(三)即使象孙宗伟先生“假定”的那样,“有一个劳动者”,“他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由他的12小时劳动决定”,“这难道不是同义反复吗?”我们的回答是,这也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同义反复问题的实质是由劳动本身说明它自己的价值,自己说明自己。但是,在现实中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这说明个人劳动已经和社会发生了交换关系),已经取得了价值形式,即个人劳动=货币工资,这时候决定价值的既不是等式左端的个人劳动(不是它自己),也不是等式右端的货币工资,而是“第三种东西”。③ 看看吧,当我们通过价值形式的分析从而科学地说明劳动的价值时哪里还有什么同义反复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将会逐一做出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我们都知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④ 很显然,这是一个社会平均数,是由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又会随时变动,总之这是一个动态数据。而作为每个个别的劳动者,一个特殊的个体,他占有的生产条件,他的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强度都具有某种特殊性,他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的个人劳动当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含量或者高于社会平均数,或者低于社会平均数,你说某一劳动者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恰好就是12小时,分秒不差,恰好相等,那该是多大的偶然性啊,世间哪有这样巧合的例子呢?一般的劳动者,他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会多一些,或者会少一些,恰好等于12小时的情况是找不到的。比如我的小弟,现在是学徒工,他刚上岗不久,手艺还不娴熟,甚至有些笨拙,他每个工作日生产的工件有限,有时不仅不能生产出成品,甚至还会生产出费品,结果不仅不能创造价值,甚至还会造成损失浪费。他的八小时工作日(现在我们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了,所以我们就以八个劳动小时为一个工作日吧)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4小时、2小时,或更少。我的二弟算是出徒了,但是手艺也不算太精湛,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7小时、6小时或更少。我比我的两个弟弟或许要强一些,毕竟多熬了几年嘛,但也强不了多少,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接近于8小时,或者说相当接近于8小时,如果做一点乐观的估计也许还能比8小时略微多出一点点。但是,孙宗伟先生就不同了,他是知识分子,是复杂劳动者,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16小时、32小时或更多一些。当然,还有比孙宗伟先生更强的,比如袁隆平先生,那就大不相同了,他作为杂交水稻之父为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64小时、128小时或更多,他可能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成百上千倍(在这里,我们采用了简单化的叙述方法,是从劳动的复杂程度或熟练程度这些单项指标出发说明问题的。实际上,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些还是少些,这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只是为了叙述的简便才这样做的,实际情况远比我们叙述的要复杂得多)。总之,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多于8小时,或者少于8小时,分秒不差,恰好等于8小时的情况也可能有,但那是极其偶然的(在科学上可以看作零),它仅仅在逻辑的可能性上是存在的,而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上面表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那些数据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实际上究竟是多少是无法直接知道的,甚至连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从而创立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都说不知道了,你孙宗伟先生怎么能够肯定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12小时呢,难道你比马克思还高明?你是掐算出来的,还是想象出来的?

当然,孙宗伟先生说了,“我们假定有一个劳动者恰好使用的是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具有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那么这个劳动者的劳动的价值由什么来决定呢?他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由他的12小时劳动决定吗?这难道不是同义反复吗?”(应当指出,我们对于“12”这个时间一直是用两种文字表示的,有时用中文,即“十二”,有时用阿拉伯文,即“12”,《资本论》(中文版)原文就是这样叙述的。用不同种文字表示这相同的数量,这是有其特殊含义的。但是,孙宗伟先生却是用同一种文字——阿拉伯文字表示的,他在照抄《资本论》原文时还能遵照原文,使用两种文字,但是一旦他自己说明问题时就用一种文字了。我现在想问他一句,你知不知道这种区别的含义?)我们要说的是,即使某一劳动者劳动的生产条件、熟练程度和强度恰好相当于社会的平均数,说明它的价值也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你要知道,我们是“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的,⑤ 个人劳动=货币工资,在这里决定价值的既不是等式左端的个人劳动,也不是等式右端的货币工作,而是“第三种东西”!这里的关键在于个人劳动已经采取了价值形式,这说明它已经和社会发生了交换关系,这时候个人劳动的价值就不是由它自己说明的了。同义反复问题的要害是自己说明自己,但是这里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了,这样说明劳动的价值哪里还有什么同义反复的问题呢?

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决定某一劳动者八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无法直接知道的。不过,在逻辑的可能性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某一劳动者而言,他的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16小时、32小时或更多一些;也可能是4小时、2小时或更少一些。八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是多少,这是因人、因条件而异的,有的劳动者占有的生产条件好一些,劳动的复杂程度高一些,劳动的强度大一些,那么他的单位时间内的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多一些,反之就会少一些。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大于8小时或小于8小时的数量。那么,决定八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的劳动时间有没有可能恰好就是8个劳动小时呢?有,从逻辑上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分秒不差,恰好就是8小时,但这该是多大的偶然性啊!这种情况只有在逻辑的可能性上是存在的,而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也是极其偶然的,在科学上可以看作零。我们相信,在现实世界中恰好就是8小时的例子是没有的,你孙宗伟先生说有,那也只是一种“假定”而已,在现实世界中你能找出一个这样的例子吗?

二、同义反复的问题并非提问者的意思

但是,孙宗伟先生接下来就会问我们了,马克思不是提出了同义反复的责难吗?是的,马克思确实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试想一下,提出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问题,把无说成有,马克思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吗?我们相信,马克思提出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事出有因的。那么,同义反复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克思是怎么提出来的,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一连串问题就象谜一样,极具诱惑力,对于偏爱科学的人们来说都想揭穿它。但是,你要知道,同义反复问题是在1820—1830年间经济学界展开的那场著名的论战中提出来的,庸俗经济学家向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古典经济学家们都无法做出回答,从此以后古典经济学就陷入危机了,经济学就开始庸俗化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搁置到现在,没有人做过透彻的研究,甚至都没有人怀疑过。它今天又被重新提起了,而且使那么多人着迷,这使它具有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可以想象,解决这样的问题肯定富有挑战性,但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是必须解决的。我感到,这是一个谜,揭开谜底的过程就象险峰探秘一样,必然会有艰难险阻,但也会有愉悦快乐,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孙宗伟先生为了否证劳动的价值的说法而引证了马克思的那段话,现在我们暂时不管那段话到底是谁说的,也不管它是谁的意思,也不管它成立不成立,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吗?这里的问题是,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的劳动时间是12小时吗,能够直接知道吗?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指的是作为交换对象的个人劳动的具体劳动时间,“12个劳动小时”指的则是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曾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直观所见的都是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时间也能直接知道,但是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则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直接知道,也就是说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多少,这是无法直接知道的。既然是这样,马克思怎么能够肯定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12小时呢?很显然,马克思是不能肯定十二小时工作日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12小时的,提出这样的问题绝非马克思的本意。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又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最初是由赛•贝利提出来的,马克思不过是模仿了他而已。

同义反复的问题最初是由庸俗经济学家赛•贝利提出来的。⑥ 那么,赛•贝利是怎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呢,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同时又认为劳动也是商品,这是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两个基本命题。应当指出,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两个命题当中,前一个是正确的,即商品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命题是正确的,但还不是科学的,因为他们仅仅知道劳动创造价值,但却不知道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后一个则是错误的,即劳动是商品的命题是错误的, 因为它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有些庸俗经济学家是反对商品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这一命题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一命题当中包含着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革命性结论,即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一切具有价值的财富都理应为劳动者所有。⑦ 所以,他们就对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责难。比如赛•贝利就说:“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 ⑧ 应当肯定,赛•贝利提出责难是从古典经济学家的前提出发的,所以他的责难是符合反驳的逻辑的。但是,他提出责难时所使用的前提却不是他所要坚持的。他采用的是归谬反驳法,即从论敌的前提出发推论出荒谬的结论,从而批驳论敌的前提或结论。这里的要害问题在于,他进行推论时使用的前提和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他的论敌的意思。但是,对于这一点,孙宗伟先生却完全给理解反了。归谬反驳法本来是很普通的反驳方法,其中的含义大家也都清楚,但是对于孙宗伟先生来说似乎还需要做一点说明。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吧。很早以前,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他先夸耀他的盾说:“我的盾坚固无比,没有一个东西刺得破啊。”之后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锋利无比,没有一个东西刺不破啊。”有人反问道:“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结果会如何呢?”那个人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了。什么都刺不破的盾和什么东西都刺得破的矛恰好相矛盾,不可能同时存在。那么,“我的盾坚固无比”和“我的矛锋利无比”是谁的意思?到底是“卖矛和盾”的人的意思,还是那个“反问”的人的意思呢?很显然,它是“卖矛和盾”的人的意思,而不是“反问”的人的意思。但是,在孙宗伟先生那里,那个意思却被说成“反问”的人的意思了,他把由“12个劳动小时决定”“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说成马克思的意思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

应当指出,在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两个命题当中,有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则是错误的。然而,赛•贝利提出责难反对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正确的命题,而不是错误的命题,这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赛•贝利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因为他敏感地意识到了如果坚持劳动价值论就会得出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革命性结论。所以,他就向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同义反复这个责难。但是,他提出责难不过是为了批驳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而已,他只是为了批驳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才从他们的逻辑前提出发的,他使用的那个前提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从劳动决定价值这个前提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难免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但这绝非赛•贝利的本意。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同义反复的问题不是赛•贝利的本意,但也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提出同义反复的问题不过是模仿了赛•贝利而已。

但是,孙宗伟先生就会反问我们了,马克思不也提出过同义反复的责难吗?是的,马克思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责难。但是,马克思提出这个责难之后紧接着就在页下做了一个注释,说明前人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责难,说明他是从庸俗经济学家赛•贝利那里引用过来的。⑨但是,孙宗伟先生还会问我们,既然同义反复这个问题并不是马克思的意思,尤其那是庸俗经济学家的说法,他怎么还能引用呢?这就涉及到马克思的引证方法问题了。上面我们已经说明,同义反复的问题最初是由庸俗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庸俗经济学家提出问题所要批判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正确观点,但是对于批判错误的观点也是有效的(两个命题自相矛盾,可能一个命题有问题,也可能两个命题都有问题)。因此,马克思就引证了这段话。马克思做这样一个注释只是要说明前人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而且有效地批驳了论敌的论点,对于自己批驳论敌的论点也是有用的,至于这个问题是否成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马克思的这种引证方法,恩格斯曾经一再做过说明。他说道,“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 ⑩只要前人曾经提出过,而且能够批判错误的观点,马克思就会拿来引用,马克思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做的。

需要指出,马克思提出责难反对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的命题,而不是正确的命题,这与赛•贝利提出的责难是根本不同的,这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三、同义反复的问题是存在的,它的意思是古典经济学家的

这个问题的本意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赛•贝利的,那会是谁的呢?这个意思是古典经济学家的。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同时又认为劳动也是商品,这是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两个基本命题。需要指出,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两个命题当中,劳动是商品的命题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商品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命题是正确的,但还不是科学的——他们仅仅知道商品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但却不知道由什么劳动决定,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在他们那里,决定价值的劳动和作为交换对象的劳动是同一的,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和作为交换对象的个人劳动的具体劳动时间是同一的, 从他们的价值决定理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就要导致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由劳动本身来决定它自己的价值,这显然是同义反复。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决定理论是非科学的,按照他们的逻辑说明劳动的价值是难免要导致同义反复问题的,或者从逻辑上说,他们的理论当中无法避免同义反复的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坚持的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矛盾,赛•贝利就是从这两个命题出发来提出责难的,马克思基本上模仿了赛•贝利的责难,他们的责难都是符合反驳的逻辑的。对于他们的责难,古典经济学家当然是无法做出回答的。当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价值决定理论是错误的,而在于他们的价值决定理论是非科学的,从这种非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是难免要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的。同义反复的意思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赛•贝利的,而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所以提出同义反复的责难只有在反对古典经济学家时才是有意义的。我们是用劳动二重性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的,这里已经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了,那么孙宗伟先生反对我们还有意义吗?

四、综合上述两点:说明劳动的价值既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

上述分析说明,赛•贝利和马克思向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责难都是有道理的,从古典经济学家的前提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确实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所以,简单地否定同义反复问题是不正确的);同时,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是不存在的。我们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是具有价值的,说明劳动的价值既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用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非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就会导致同义反复的问题,但是一旦我们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说明劳动的价值就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金银盾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古代有个武士手持盾牌给两个将军看, 右面的将军说这是一个金盾,左面的将军说这是一个银盾。双方各持已见,争持不下。 当持盾者把盾牌翻转过来给两个人看时,双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盾牌的两面不同,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银的, 于是都悔恨自己只看到一面就下结论,结果造成片面执拗的笑话。现在看来,同义反复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从一个方面出发说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或者从另一方面出发说不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两个方面出发说明既有同义反复的问题,又没有同义反复的问题,才算获得了全面的认识。

五、看看马克思将会做出怎样的说明吧

确实,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劳动价值的说法提出了责难,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他还会提出这样的责难吗?不能。我们相信,如果马克思仍然健在的话,他不仅不会提出责难,而且还会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现实对劳动的价值做出合乎逻辑的说明。那么,马克思将会做出怎样的说明呢?我们遵循他的理论逻辑,对于劳动的价值做出下面的说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付出个人劳动,企业支付货币工资,这已经成为普遍的现实,这说明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而且采取了价值形式。在这里,作为交换对象的是个人劳动,作为交换媒介的是货币工资。所以,劳动的价值形式是:个人劳动=货币工资。在生产过程中,各个劳动者付出的个人劳动都是某种具体形式的劳动,比如在建筑行业,作为交换对象的个人劳动就是木匠的劳动、瓦匠的劳动、技术员的劳动、总工程师的劳动,等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八小时工作制,即每个劳动者每天的劳动时间都是八小时。但是,因为各个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是不同的,所以表现为货币工资时也是互不相同的。比如说,赵木匠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6元钱,钱瓦匠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6元钱,孙技术员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8元钱,李总工程师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12元钱(尽管现实中的工资差别与劳动差别还远不成比例,但是差别还是有的),等等,某个劳动者的八小时个人劳动等于x元钱。他们的劳动的具体形式是互不相同的,但是它们却都能够同货币工资相交换,这说明它们当中包含了某种等同的东西,货币工资不过是这种等同的东西的表现形式。那么,它们当中包含的那种等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抛开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那么它们就不再是木匠的劳动,就不再是瓦匠的劳动,各种劳动的具体形式就都消失了,从而就化为等同的一般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正因为它们都包含了抽象劳动, 所以它们才会具有等同性。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作为交换对象的个人劳动具有这样的性质:从一方面看,个人劳动是某种具体形式的劳动,因而各个劳动者之间的个人劳动是互不相同的;从另一方面看,个人劳动都包含了没有差别的抽象劳动,因而各个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又具有等同性。简要地说,个人劳动具有二重性,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当然,我们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劳动具有二重性就说劳动是具有价值的。如果个人劳动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那它就没有价值;如果是无偿提供给他人的,那它也没有价值。我们是从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而且采取了价值形式这种社会现实出发才得出劳动具有价值这种结论的。这里的抽象劳动的单纯凝结就是价值,劳动的价值!

那么,个人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个人劳动具有二重性,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个人劳动的价值与其中的具体劳动无关,个人劳动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抽象劳动决定的。抽象劳动包含在个人劳动当中,但它是不同于个人劳动的另一种东西。赵木匠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和6元钱相等,这表示它们二者包含了某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⑾ 在这里,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着抽象劳动,货币(工资)则代表了一定量抽象劳动。

所以,它们就具有了等同性。这里的一定量的货币工资只是价值符号,是外在的价值尺度,它并不决定价值。价值当中不包含具体劳动的因子,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个人劳动则具有二重性,所以它也不能决定价值;价值的本质是一种关系,由个人劳动来决定它本身的价值也不是价值决定关系。决定价值的是货币工资所代表的和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抽象劳动,这既不是等式左端的个人劳动,也不是等式右端的货币工资,而是“第三种东西”。

某个劳动者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和x元钱相等,这表示个人劳动取得了价值形式。但是,“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⑿ 价值形式只是相对地表现了个人劳动的价值。个人劳动的价值决定于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社会平均数,而各个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则各不相同,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强度也各不相同;各种劳动在交换过程中都要按照不同的比例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均劳动,而“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⒀ 所以,就某一劳动者而言,他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这是无法直接知道的。实际上,某个劳动者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4小时、2小时或更少,可能是16小时、32小时或更多,等等,也可能恰好就是8小时,但这种情况是极其偶然的,在科学上可以看作零。他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是多少,这取决于该劳动者付出的劳动的复杂程度(简单化的说法),劳动的复杂程度高,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多,反之就少。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数量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劳动复杂程度是不同的,“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⒁

看看吧,当我们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说明劳动的价值时,哪里还有什么同义反复的问题呢?

六、关于劳动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相矛盾的问题

孙宗伟先生向我提出质疑,他的意思是说劳动的价值的说法与剩余价值范畴相矛盾,劳动有价值意味着劳动者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如果是这样剩余价值将从何产生呢?或者说,如果承认劳动有价值,那将如何解释剩余价值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马克思提出来的,⒂ 孙宗伟先生不过是模仿了马克思而已。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道理的,你孙宗伟先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这样提出问题有什么道理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仅仅得到了劳动力价值,而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他没有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就不同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一方面得到了货币工资,一方面又以主人的身份占有了社会“扣除”的部分,也就是说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又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做过清楚的说明,这里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这其中就包含了社会做一部分“扣除”的意思,马克思并没有把社会“扣除”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当作矛盾来看待, 恰好相反,他所说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就是以社会做一部分“扣除”为前提的。⒃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的说法与剩余价值范畴相矛盾,如果说劳动有价值就等于说劳动者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因而就无法解释剩余价值了,所以主张劳动没有价值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又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剩余价值范畴已经不覆存在了,这时候还说劳动没有价值有什么道理呢?

在孙宗伟先生看来,因为有了剩余价值,劳动者就不可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所以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也就没有价值,但是他却没有想一想,如果劳动者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从而剩余价值不覆存在了,这时候劳动还不能作为商品,还不能有价值吗?

孙宗伟先生认为,私营和三资企业存在剥削,存在剩余价值,所以说劳动是商品,劳动有价值是不正确的。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三资企业的问题不能简单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和三资企业没有剥削。当然,说明这一点是很复杂的,对于这一点笔者曾在《关于“剥削问题的理性思考”的几点思考》一文当中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⒄ 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七、不要冤枉了斯密

孙宗伟先生说,“认为劳动具有价值的观点,不是关先生的发明,斯密早就提出来了。”孙宗伟先生的说法没有错,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他还没有搞清楚:一、斯密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二、斯密虽然提出了劳动具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因为他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所以即使劳动已经作为商品了他也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说明,而我对劳动价值的观点则做出了科学的证明。孙宗伟先生说,斯密早就提出了劳动价值的观点,劳动价值的观点不是关先生发明的,这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对劳动价值的科学证明就理解不了了;他知道斯密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是错误的,斯密的观点还有正确的一面,他却一无所知。这样的认识该是何等的浅薄啊?这样岂不要冤枉了斯密吗?

前面我们说明,斯密关于劳动商品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那是简单化的说法,下面我们将要说明斯密的观点还有正确的一面。

我们都知道,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⒅ 他认为劳动是商品,它说明在工场手工业阶段雇工和业主之间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劳资关系相对还是和谐的,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封建主义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斯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者说明劳动是商品就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主义。应当肯定,他的经济观点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说到这里,孙宗伟先生可能会提出疑问,马克思不是批判了劳动商品的观点并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吗?是的,马克思批判了劳动商品的观点并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但那是经历了某种历史性变革之后的事了。在斯密生活的年代,工场手工业方兴未艾,工业革命尚未充分展开,资本主义还未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封建主义还处于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还隐藏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主义成为那个社会阶段的主流,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还远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那个社会阶段斯密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是有其相对合理性的,对于推动资本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都是有利的。后来,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就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爆发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私有制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突现出来了,马克思就是在这个社会阶段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的,它客观地反映了这个社会阶段的实际。斯密提出了劳动商品的观点,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但是他们的观点是针对不同社会阶段的实际而提出来的,对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段而言相对都是正确的,所以它们又是统一的。

斯密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在当时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当然,斯密后来意识到了,劳动商品的观点在工场手工业当中,特别在手工作坊当中还是符合实际的,而在“资本集中和土地私有” ⒆ 以后劳动者就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了。⒇ 这时候,斯密仍然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就有问题了,尤其他的后继者,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了。在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斯密的观点顺应了当时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在资本主义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他的观点就与现实相矛盾了。现在可以断言,在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斯密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在原则上还是符合实际的;而在资本主义开始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在原则上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了。

应当指出,任何理论观点的正确性都在于适时地反映了现实,永恒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斯密是工场手工业阶段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则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生活的年代,基本上是劳动交换关系,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斯密主张劳动商品的观点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对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有益的;相反,如果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结果就会助长封建主义的力量,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样不仅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反倒会阻碍历史的进步。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出版时间比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差不多晚了一个世纪(91年)。那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马克思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恰好反映了现实,也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这时候如果继续坚持劳动商品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了。斯密和马克思分别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都相对客观地反映了自己所处社会阶段的实际,他们不愧都是时代的优秀代表,分别都满足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要求。反映社会的现实和时代的要求,这是判定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在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段都是正确的, 离开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段是不可能做出客观的评价的。现在流行的教科书都说马克思是正确的,而斯密是错误的,这是不公正的。孙宗伟先生坚持流行教科书的观点岂不要冤枉了斯密吗?

八、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

孙宗伟先生还专门谈到了研究方法的问题,指出我很多所谓的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

孙宗伟先生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由“12个劳动小时决定”,但是他却没有看一看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事例,他以为现实就是这样并反问起我来了,这是很可笑的。你要说明问题首先得看一看现实中存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啊!实事求是,这应当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得从事实出发呀!“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由“12个劳动小时决定”,现实中有这样的事实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事实一检验不就清楚地知道是非曲直了吗?实事求是,这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离开了实事求是还谈什么研究方法呀?

孙宗伟先生引证《资本论》的话反驳我的观点,看样子他是读过《资本论》了。但是,读书的关键在于读懂,否则,误读了《资本论》,那可不是好玩的。当然,如果读书纯属个人兴趣,读错了也就罢了,不会影响他人的。但是,你孙宗伟先生就不同了,你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这样读书怎么能行呢?那些天真的学子们坐在你面前,眼巴巴地瞅着你,还想从你那里学点真知呢,如果你读错了然后再讲给大家听,那不是要误人子弟吗?那些想求一点真知的学子们该是多么的可怜哪!读书的关键在于读懂,象你孙宗伟先生现在这个样子,连所引那段话的是非真假都没有搞清楚,连是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懵懵懂懂地就引用过来,甚至反问起我来了,这可真是无知者无畏呀!自己没有搞清楚基本事实,没有弄清楚基本道理,竟然和我讨论起研究方法来了,这不是要贻笑天下吗?

九、关于基本常识、真理与谬误

孙宗伟先生说:“劳动创造价值,但劳动本身没有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抽象)劳动,这几乎是人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但在关先生看来,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在当代社会,劳动本身成为了商品而具有价值。”在孙宗伟先生看来,劳动创造价值,但本身没有价值,这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永远都是正确的,象我们这样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就离经叛道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本身没有价值,马克思当年这么说是正确的,但是孙宗伟先生今天仍然这样说就是不正确的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价值是商品的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并没有作为商品,既然没有作为商品,它怎么会有价值呢?马克思关于劳动没有价值的结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因而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只有在反映资本主义现实因而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无条件地把它运用到其它场合就是不正确的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则应当根据新的社会现实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已经作为交换的对象而且采取了价值形式,它的价值已经现实地表现出来了,这时候再说劳动没有价值就是不正确的了。

斯密认为劳动有价值,但是劳动价值的说法与资本主义现实相矛盾。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没有作为商品,因而也就没有价值。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发现,这是一个真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宣传,今天已经妇孺皆知了,成了普通常识了。但是,真理是有条件的,如果超越了它的适用条件,它就会变成谬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范围内,就一定的客观对象而言,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的,是不容混淆的。但是,真理和谬误又是统一的,二者相互比较而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够互相转化。真理向谬误的转化表现在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有它的适用条件,如果超出了这个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列宁指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21)

劳动创造价值,但本身却没有价值,这是一个悖论,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就是如此, 它用交换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它是人剥削人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同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付出劳动之后又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这里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这里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说劳动本身没有价值是正确的,但是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正确的了。对于这一点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提出来的,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特点曾经做了如下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欧洲几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就开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就开始转向帝国主义了,社会矛盾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就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提供了革命成功的机会。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应当怎么办?某些教条主义者抱住马克思的多国胜利论不放,而反对俄国单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则相反,他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特点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俄国特殊国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策略,领导革命人民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并夺取了政权,创造了无产阶级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以为,列宁的做法是正确的,相反,那些反对俄国革命的主张则是错误的。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是在城市举行武装暴动。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都要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呢?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展开的,那时的教条主义者模仿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心城市发动了多次武装暴动,但是屡屡遭受了失败,中国革命遭遇了空前的困难,很多人对革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产生了悲观情绪。那么,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是否应该抱住俄国城市武装暴动的经验不放呢?在那样的危难时刻,在那样的抉择关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缔造了人民军队并开创了农村根据地,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最后武装夺取了全国政权,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列宁和都没有死抱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和俄国革命的特殊经验,而是根据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国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劳动没有价值的结论,对于这一结论我们今天应当重新看待,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做出新的概括,这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相反,象孙宗伟先生那样,不顾条件的变化而死抱前人的结论不放,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页。

②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

⑥在赛•贝利之前就有一个匿名作者提出过这样的责难,赛•贝利基本上是抄袭了这位匿名作者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5、157和117页]

⑦参见约翰•加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英文版)第22页。

⑧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586页的页下注释。

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586页的页下注释。

⑩恩格斯:《〈资本论〉序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35页。

⑾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

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页。

⒀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页。

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页。

⒂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6页。

⒃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页。

⒄参见《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5期。

⒅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6页。

⒆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4页。

个人劳动小结范文第5篇

一、目前我国大学生失业原因分析

(一)由于技术进步、经济变动产生人才的结构性失业

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实际供需状况,并不算十分严峻,而真正严峻的是结构性就业矛盾。结构性失业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协调所引起的失业。一般表现为毕业生就业在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和地区结构上的失衡现象。随着技术进步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组,特别是传统产业比重的下降,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在结构上发生很大变化。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滞后于瞬息万变的社会需要,无论是教育理念、专业设置还是教育内容都与社会需求有一段距离。

(二)高校毕业生自由择业和人才流动引起摩擦性失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生就业采取的是自由择业模式。这种模式以完善劳动力市场为条件,由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双方自由选择,达成就业协议。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并不完善,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充分和不平衡,高校毕业生在谋求工作时不能获得合适的岗位,形成摩擦性失业。有些学者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称之为“自愿性失业”,即一种不满足于已有的工作机会而继续寻找工作的失业现象。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角度出发,认为大学生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会努力实现其行为的预期收益最大化,大学生保持偏高的期望值并非不理性。但大学生在寻找工作时,存在自我期望值偏高,偏好大城市,发达地区,高收入,工作稳定轻松,只想当白领,不愿做蓝领等观念误区。而用人单位则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设置各种门槛,在人才使用上采取“高消费”,这就造成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不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的状况。

(三)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体制性失业

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制度具有转型时期的性质和特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双方双向选择的结果。有些学者称之为“体制性失业”。首先,户籍管理制度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最大体制,而且是其他许多制度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户籍制度使我国高等教育具有身份转换功能,从而造成相当数量毕业生“体制性失业”。其次,劳动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滞后引致的体制性失业。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更多地表现为制度性分割。这其中主要是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内部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的分割,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两种分割统称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的分割。沿海地区、城市、外企、国家机关等可以看作是主要市场,农村、西部地区、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中小企业等可以看作是次要市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的根本差异表现为,前者工资高、条件好、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权利较平等,并有较多晋升机会。

二、大学生到中小企业就业的理论依据

首先,分析大学生失业原因可见,大学毕业生失业是相对的,具有转型性和结构性。在某些城镇地区特别是高校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他们有相对过剩的迹象,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则是绝对不足。就业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学生应该认识到,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就业选择是无法实现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只有在现有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基础上进行才是现实和有意义的。旧体制的改革和新体制的建立有个过程。因此,在现实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必须转变就业观念。在大学生供给迅猛增加而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为大学生提供足够的高工资就业岗位时,若大学生仍依据传统的就业观念固守主要市场,无异于缩小了自己的选择范围,限制了自身发展空间。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会逐渐增强,工作转换成本会大大降低,劳动者起始工资对终身收入的影响也将大大减少。在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小企业等次要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必定会大量增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大学生要做经济学上的“理性人”,但更要勇于在更宽广的崭新舞台上努力拼搏,艰苦创业。大量不断成长的中小企业将是大学生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其次,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角度来认识劳动就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寻求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办法。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现代经济学主流就业理论认为,就业量的多少决定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状态。劳动力的供给决定于劳动者在工资报酬与闲暇无为(或避免负效用)之间的选择,劳动力的需求决定于企业的产品销售量和利润率。作为劳动力供给函数自变量的闲暇无为是与作为劳动力需求函数自变量的利润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诚研究员提出现代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已经打破传统上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即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之间)的严格界限。现代经济社会中“劳动力”的概念不同于某些经济理论把“知识”(包括知识、教育和技能)从劳动力中分离出去,而认为“劳动力”仅是一种简单体力支出的概念。而这里所说的劳动力供给是指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劳动力供给。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是有相互关联的,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都决定于创新能力。在现代经济社会,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来源于产品销量和利润率。但是,现代企业利润率的产生已经主要不是靠模仿他人的生产方式和简单重复生产,而是靠企业本身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团队创新能力越强,其长期稳定的利润状况越好,所创造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力需求越大。在劳动力供给方面,闲暇无为不再被有一定知识的劳动者当作不工作的最佳选择,相反,人们通过教育和学习所拥有的知识和智慧,总想通过某种方式运用出去,这些知识和智慧运用到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中,就是企业创新。因此,作为劳动力需求决定因素之一的利润率与作为劳动力供给决定因素之一的闲暇无为的选择之间存在相互关联。这种关联在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力的需求或就业量在本质上是由劳动力的供给所创造的”(王诚,2004)。依据上述理论观点,在中国的整个劳动力队伍中,大学毕业生具有独特优势,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力培养和持续努力,采取去中小企业就业及自营创业等不同就业形式,发挥出创新创造能力,发展个体、贡献社会。

三、大学生到中小企业就业的现实意义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经营范围几乎涉及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和领域。但是,人才匮乏也是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积极鼓励广大中小企业聘用高校毕业生,既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的人才结构,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充分发挥高校毕业生的知识和技术优势,做到人尽其才。

现实中,中小企业对促进就业具有重大作用。首先,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多是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更多地使用劳动力资源。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其就业潜力十分巨大。其次,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正随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二、三产业当中,又以中小企业为主。第三,中小企业资金效率高,就业承载量大。中小企业单位投资容纳的劳动力(就业容量)和单位产值使用劳动力(就业弹性)都明显高于大型企业。等量资金的投入,中小企业可以比大型企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第四,创业门槛底,新增就业机会多。

中小企业想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并取得发展,就需要而且必须走创新之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善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手段,生产自动化技术使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落后面貌,先进生产设备的引用使中小企业的有机构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幅增加。除有机构成提高外,在中小企业要素构成改变中,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内涵的变革。过去的中小企业势力薄弱,所能吸引的多为具有一定体能、文化水准低的初级劳动者,他们在生产活动中所贡献的主要是他们的体能。而现在的中小企业,人员素质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使社会人力资源的总体状况有了重大改观,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中小企业能够吸引到的劳动者同样具备了掌握操纵现代化生产设备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状况的改善使当今社会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拥有高新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使劳动在与资本争夺企业发展主导地位中占据上风。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大小不再如大机器时代那样由企业拥有的物质资本多少来决定,人力资本的状况,即他们的知识与创造力成为更重要的竞争力源泉。高科技中小企业大量涌现,它们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新为手段,通过开辟新市场争取生存空间。高科技中小企业凸显了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本方面翻天覆地的变革,而中小企业也主要是因为这种要素内涵的“质的飞跃”,才可以有以往不可能有的作为。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进一步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首先,目前中小企业成为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关键因素。其次,现在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都很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包括国有民营、集体民营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它们都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第三,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高度注重发展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而高科技产业一般多属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比例更高,高校毕业生这种高层次的人力资源对企业发展起着重要性的作用。

在我国,就业矛盾主要表现在就业结构上的矛盾。一方面,高级管理人才、高新技术人才和熟练高级技工等十分缺乏,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大量的普通劳动力和非熟练工人等寻找工作十分困难。大学毕业生既不是普通劳动力,也不可能刚毕业就成为高级管理人才和高新技术人才。而我国发展中的广大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培养和使用高新技术及管理人才的家园。由此可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日益突出的格局下,更依赖于科学和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更加取决于对智力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为大学毕业生这样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提供了广阔的就业舞台。这也正是大学生到中小企业就业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