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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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孔子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2
《论语》详细地记录了孔子和众多弟子学习和生活的一言一行，集中反映了教育家孔子及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在一部两万多字的《论语》中，“君子”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大概有一百多次。毋庸置疑，“君子”是教育家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更是其毕生的人格追求。笔者力图通过对《论语》中孔子关于“君子”的言语、界定和文字描述进行深入的归纳、探究和分析，从而探究、理解和把握“君子”的深刻内涵和衡量标准。
一、“君子”的内涵
“君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是“古代指地位高的人，后来指人格高尚的人”。《孔子家语?五仪解》中说：“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及者，此则君子也。”由此可见，“君子”的内涵丰富，要求宽泛，标准较高。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高频率出现，约有109次，可见孔子对“君子”的重视程度之高和向往程度之深。笔者认为，教育家孔子之所以大力张扬君子风范，严君子小人之分，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为了借笔抒怀，展现自己的人格追求和修身要求，教育弟子注重个人品行的塑造和自身道德水平的提高，教化广大民众以“君子”标准做人做事，从而匡扶人性，合力转变不良社会风气。
二、“君子”的标准
所谓标准，指的是衡量某种事物的一般性准则。总体说，《论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中，衡量是否是“君子”的标准大致有四个，即基本标准、核心标准、做事标准和做人标准。
（一）“君子”的基本标准是不忧不惧，善良厚道
孔子提出，不忧不惧、善良厚道，这是要成为一个君子的基本标准和前提要求。在《论语?颜渊》中，司马牛曾经问孔子“何为君子？”孔子回曰：“君子不忧不惧。”这六个字看上去简单，但认真揣摩之后，其实不是一般都能到达的要求。何谓“不忧不惧？”通俗地讲，就是夜下无人时，自我反省，扪心自问，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愧疚的，更没有什么担忧和惧怕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要做到“不忧不惧”，反躬自问，自己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光明磊落，经得起深究追溯，的确是太困难了，可见，孔子的这个最低标准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即君子的标准有三个，我是没有能力达到的：内心善良、心怀仁义、厚道待人、心胸宽广的人，就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困扰他，没有什么成败荣辱左右他;充满智慧、博文明理的人，他通常能够通达看事，抓大放小，懂得取舍，从而不会对这个纷繁复杂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所困惑;内心强大勇敢的人，心中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你勇往直前，他心中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畏惧害怕了。这三句话虽然是在两千多年前说的，但到现在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思想愈演愈烈，如何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中独善其身，这就需要我们从《论语》中汲取营养，努力拥有仁心、智慧和勇敢，最终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不至于迷失方向，失去自我。
（二）“君子”的核心标准是胸怀天下，敢于担当
在孔子的思想中，不忧不惧、善良厚道只是成为君子的前提和基础，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孔子认为，成为君子的核心标准是胸怀天下，敢于担当，心系苍生，做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曾经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意思是说真正的君子要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敢于承担，而不要总惦记着自己家里的小日子，关心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事情。这种责任担当和广阔胸襟，逐步就演化成为儒家学派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至于在后代的杜甫、范仲淹身上都能看到《论语》以及孔子的思想印记。为了阐述和证明自己的观点，孔子多次把君子和小人进行比较，通过对小人行为的驳斥，从而反衬君子的伟大。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心中常思提升道德水平，常思礼乐法度的约束;而小人则常思个人的私利，常念个人的荣辱与得失。言下之意，小人往往只追求满足自己的私利和欲望，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视道德于不顾，视法度于无睹，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真正的君子则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严于律己，从小事做起，以道德为约束，以法律为准绳，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胸怀天下，心系苍生，这也是君子的最核心的标准要求。
（三）“君子”的做事标准是言行合一，身体力行
要想言行合一，首先要心口合一，而后才能做到言行合一。言行合一也是一种求真求实的做人原则。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意思是说那些经常巧舌如簧，看上去老是讨好的脸色，这种人是很少有仁德之心的。由此可见，孔子很厌恶那种喜欢说大话，善于夸夸其谈、说大话的人。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意思是说，以前我对人的态度是，只要听到他说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人的态度是，听到他说的话，还要考察他具体的行为后，才能相信。”孔子一生游历多国，阅人无数，正因为遇到过许多言行不合一的人，所以痛定思痛，在以后考量一个人是不是君子时，尤为重视对一个人具体行为的观察。正因为如此，在《论语?里仁》中，孔子提出，真正的君子应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即真正的君子要尽力使自己做到话语谨慎，做事行动敏捷，身体力行见实效，而不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做起事来稀稀拉拉，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中的侏儒。
（四）“君子”的做人标准是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教育家孔子范文第2篇
1 儒家教育的历史巨匠
儒家学派创立于春秋时期，始祖孔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在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和创新，成为孔子之后的又一巨儒。他对儒学的发展，标志着儒家思想日臻成熟。及至现代教育开始，与教育相关的论述，大都是对孔孟教育思想的阐发。
1.1 孔子：儒家教育理念的开创者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孔子出身卑微，而立之年，他在曲阜设舍讲学。50岁始，孔子在鲁国先后任中都宰、司寇，后来因政见异于朝廷而辞官率弟子游学。68岁时，孔子再次回到鲁国，仍不受用。直到逝世前，孔子一直专心传道著述。关于中国私学开创的具体时间以及私学究竟是谁首创，因史料缺乏等原因无从考证。但史书记载，孔子“弟子三千”，还培养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学生，号称 “七十二贤”。应该说，孔子设舍讲学、传道著述的规模、成效以及影响在私学创办者中是佼佼者。
1.2 孟子：儒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是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和孔子的人生经历大体相似。他在孔子“以礼治国”和“德政”理念的基础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又曾历时二十余年通过游说齐、宋、滕、鲁等国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强者以期扩大疆土，成就霸业；弱者则力求保国安民，巩固基业。因此，君主们只感兴趣于成就霸业的“霸道”，自然对孟子的“仁政”思想表示怀疑。由于孟子的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晚年退居讲学，并对孔子的思想进行阐释，著书立说。
孟子对孔子十分敬重，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他在弘扬孔子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他从孔子“仁者爱人”的人道观出发，深入论证了人性的价值判断问题，总结出“性善论”。其次，他发展了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将“仁”过渡到“人”，在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思想。在人格理想方面，他提出“大丈夫”，强调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意义，丰富了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
2 儒家教育理念的现代价值
在我国寻求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的传统教育理念一度被西方新式的现代教育所代替。但在历经种种挫折后，儒家教育理念于20世纪末开始复兴，这说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开始挖掘传统教育的现代内涵，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回归，培养具有传统内涵并顺应时代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以便为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于是，儒家教育理念的现代价值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
2.1 有教无类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权接受教育。到了孔子的时代，下层民众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孔子开办私学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孔子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成德成才，主张“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是指不分贵贱，不分智愚、善恶，只要愿意学习，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一极具时代意义的教育公平理念，冲破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人为障碍，对于普及现代教育和提升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源的交流、（下转第21页）（上接第3页）融合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2 诗书礼乐是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孔子在继承西周“六艺”的基础上，将教育内容的基本科目概括为“诗、书、礼、乐”。“诗”，即是孔子删定以后的古诗书，称“三百篇”，也就是《诗经》。孔子十分重视“诗”的作用，他认为，从诗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风俗盛衰，进而激发我们内在的道德情感，增进人人相处的情谊，还可以利用“诗”来评判国家政治，为治国安邦提供依据。“书”是指历史。孔子整理了春秋以前的政治历史，并将其汇编成书，为重要历史材料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礼”即周朝的礼仪，它涵盖了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仪节以及道德标准等方方面面，是教育人们立身处世的重要规范。“乐”即音乐，用于陶冶学生的情操。
现代教育具有丰富的教育内容，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教与学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是，礼乐陶冶仍旧与现代教育的成效是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丰富的诗文朗诵、音乐陶冶便是最好证明。
2.3 因材施教是现代教育的得力手段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提倡“教学相长”，总结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就是从个体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差别教学，使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扬长避短，获得较好的发展。孟子也非常重视“思”的作用，认为“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外，孟子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种教学方法坚持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对现代教育颇有启示。
综上，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的原则与方法，是与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相统一的，在实践中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理应吸取的精华。
2.4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现代教育的终极追求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孔子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孔子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最受推崇的伟大思想家，其影响已远超出中华民族的范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 “仁”，而“仁”要达到的目标是社会大治，最终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①如果我们将这种思想产生的特定时代局限性放于一边，并在深刻认识现实社会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去充实它的合理成分，那么它的现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现代教育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完善人格”为目标，这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是内在一致的。因此，现代教育应取儒家教育理念之所长，结合自身发展实际，以更好更早地实现教育现代化。
教育家孔子范文第3篇
关键词:仁;礼;音乐教育;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回顾历史的长河,在中国音乐的发展史上出现了无数杰出的音乐家,他们的音乐及音乐教育思想不仅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融,服务于社会的发展,更为我们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孔子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传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达就有七十二人,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受到世人的敬仰,他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孔子的音乐思想、音乐教育思想,及其音乐审美理念对我们如今的音乐发展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的音乐思想,
音乐从其诞生之初就跟政治紧密结合,并服务于政治,春秋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乐教的这一特点,它往往不是作为独立的论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是在政论中展开的。孔子思想的核心与重要特征是“仁”。子曰:“仁者人也”,人道即仁道,其中心是仁,而“仁近于乐”。孔子解释“仁”的意思是“爱人”“泛爱人”,天下归“仁”是实现理想的重要途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是想用礼、乐的手段达到“仁”的境界。由此也足以看出孔子眼中礼、乐教育与“仁”的重要关系,及其对礼、乐教育所寄予的深切期望。他不仅把音乐看作是一种艺术手段,而且还赋予它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音乐要为“仁”服务,配合礼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
《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是:诗歌给人以精神鼓舞,礼使人立于世,而音乐、舞蹈则使这一过程得以完成。孔子将诗、礼、乐当做互相联系的修身三要素,诗、礼、乐都是道德修养的方法与途径,道德修养是根本目的。通过诗、礼、乐修身养性,使人的道德高尚,达到维护社会制度的标准,从而服务于国家的统治。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国治民莫善于礼”,孔子认为音乐对人的精神有着很大的影响。音乐是人们感情的产物,反过来对人的感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他认为音乐能够“谐和性情”,用音乐来感化人民更有利于统治者治理国家,有利于统治者从意识上去征服人民,达到所谓“移风易俗”的目的。
二、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对如今音乐教育的影响
1.有教无类
孔子打破了先秦时期“学在官府”的教育景象,在民间创办私学,他是兴办民间私学的首要人物。他的“有教无类”的音乐教育思想,使得贫民百姓的子弟也能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下一步成为“贤达人”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孔子给贫民子弟以受教育的机会,才造就出了诸如颜回、冉雍、子路等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个个出身寒门而又最终成大器的贤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从根本上说使得平民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力,这种教育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在现今看来仍旧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有教无类”的音乐教育思想与新课标中的十大理念之一――“面向全体学生”具有同等的含义。最明显的体现在新音乐课程标准的教育教学理念当中。“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的任务,不是为了培养音乐的专门人才,而应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得到开发并使他们从中受益。音乐课的全部教学活动应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将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音乐活动的参与放在重要的位置”。“面向全体学生”使得每一位学生都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这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音乐教育不是培养少数天才的教育,而是面向每一位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使他们在对音乐的美的感受中,在获取音乐知识与其相关的技能的同时,身心得到全面发展,音乐教育是在为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打基础。孔子是第一个提倡平民教育的教育家,给中国教育的历史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它谱写了中国教育史的新乐章,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因材施教
宋代的朱熹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因材施教。孔子在教学别注意根据学生的不同特征进行有差别的教育。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他认识到“知人”的重要,因此,他认真分析学生的个性,在充分了解学生之“材”后,因其“材”而施教,从而使学生获得最大的发展。
现在我们的新课标提出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注意因材施教,顾名思义,新课标要求教育者在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享受到同等的受教育权利的同时,又要注重学生间的个性差异,要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生理、心里特征而进行有差别的教育。只有这种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对每位学生进行有区别的教育才能使学生获得最大程度上的发展。
三、孔子的音乐审美理念
孔子追求的音乐是美和善的统一,强调音乐为“仁”服务,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表现应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中的、有节制的。这与孔子的“中庸”哲学思想相一致。他在齐国听以歌颂舜时的文德为内容的《韶》时,深深被其所吸引而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境界,子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认为韶乐是尽善尽美。而对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则评价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孔子对音乐不但要求形式上的美,而且要求内容之善。孔子认为只有尽善尽美的艺术,才是最动听最感人的音乐,只有尽善尽美的音乐才能发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
在《新课标》中,把以审美为核心作为了音乐教育的十大基本理念之一,而且把审美放在了中心地位。《新课标》对“以审美为核心”是这样阐述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应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美好的情操、健全的人格,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应有机的渗透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之中,在教学中,要强调音乐的情感体验,根据音乐艺术的审美表现特征,引导学生对音乐表现形式和情感内涵进行整体把握,领会音乐表现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这与两千多年前孔子重视音乐的审美体验是不谋而合的。经历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音乐教育中的审美因素依然是人们谈论的核心内容,音乐是审美的艺术,离开了音乐的审美因素,音乐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失去了我们世代传承它的意义。
孔子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具有崇高、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他的音乐思想及教育观念启迪了无数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至今仍影响着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悠悠历史,漫漫长路,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我们仍可以在我们的新课标里看到孔子乐教思想的“踪迹”,这足以显示出孔子及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2]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3]周群.孔子.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朱熹.四书集注.湖南:岳麓书社,1993
[5]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教育家孔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特色
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对人类特有的教育活动现象的一种理解和认识，这种理解和认识常常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而孔子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他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儒学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孔子的一生除了参与政治活动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活动。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系统的、具有特色的孔子教育思想体系。
一、首创私学，主张有教无类
孔子首创私人办学讲学之风。孔子之前，“学在官府”，三代的庠序学校的教育都由官府掌管。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而孔子突破教育由政府垄断的格局，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私学不仅补官学之不足，而且促使学校的多元化。官、私办学的多元化，既推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营造了各国之间游学的氛围和条件，也为各家学派的建立奠定基础，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展开。孔子开创的私人办学讲学之风，影响深远，在中国几千年的一统的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公私两种办学形式一直延续到现代，尽管互有交错，私学以不同形式不断发展，无论是精舍，还是书院，成为公学所不可替代的一种办学形式。
在教育思想中，孔子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应该扩大受教育的对象，只要诚心求教，不分贵贱贫富，都应热心教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1]束修是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说愿意在孔子门下学习的，孔子都是不会拒绝的。所以，在孔子的3000弟子中，有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人称为“”的仲弓父和“鄙家”子弟子张；有以货殖致富，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蓬户瓦牖，捉襟见肘的原思和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渊；有北方的卫人子夏，陈人子张，又有南国吴人子游。孔子不因弟子的出身、贫富、资质、国籍的差异作区别对待。南郭惠子曾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说明孔子门下的确是良莠不齐的，他相信通过教育可以化愚为智，化恶为善。孔子扩大教育对象，创办私学，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四夷”[2]，使一部分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摆脱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加速文化下移的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二、注重培养学生的德才兼备
孔子率先制定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教育目的和内容。孔子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即君子仁人，其在思想境界上要立志于道。孔子认为应有一以贯之的道，譬如忠恕之道。“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恕是推己及人及物，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施给别人，如我不要痛苦、贫穷、烦恼，不要把痛苦、贫穷、烦恼加给别人，反之，我愿要幸福、富裕、快乐，也要使别人幸福、富裕、快乐。这是出于“泛爱众”的“仁民爱物”之心，是一种崇高的心灵境界。它融化了人我之间的种种差别，把人我放在平等的平台上，一视同仁，把别人的痛苦、贫穷、烦恼的感受作为自己的痛苦、贫穷、烦恼的感受，才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认，而有推己及人的行为活动。忠便是尽己之心以待人。如对上、对人、对友要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是互相、互动的，若君使臣不以礼，不符合君道，臣对无道之君就可不尽忠而离去，隐居不仕。君有过如横征暴敛，亲小人远贤臣等，忠是不迎合君上，阿谀拍马，而要忠心耿耿，“勿欺也，而犯之”，犯颜直谏，使其改过从善。忠恕之道是一以贯之而可终身奉行的。
德才兼备人才应在国家治理上行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为政在人，要求为政者具有崇高德性，才能教化百姓。“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治理千乘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政事，讲诚信；节约财用，爱护人民；使用民力，不违农时。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国家，也是教育所要达到的培养人才的目标。
孔子教育内容为培养德才兼备的全面人才服务，所以包括知识、道德、技能、艺术等各方面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知识；德行，提高道德素质；对人（包括君、国家、团体、别人）忠心；对人讲信用。忠与信相当于“据于德，依于仁”的伦理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的培养。同时，孔子也强调“游于艺”，是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实用知识和技能。“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礼为立身之本，扫洒应对、进退周旋，典章制度、礼仪样式都应依礼而行，要求人的视听言动，都要遵循礼，非礼勿视听言动。提升人们道德自觉，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是礼教。其教育内容射箭、驾车、书写、数学都是当时社会生活和国家强兵所需要的必备知识技能。使每个学生掌握全面知识技能，体现了《礼》、《乐》、《书》、《易》、《诗》、《春秋》等历史文献知识与社会国家实际知识的结合，而不是片面道德教育。只有各方面知识相辅相成的教育，才能培养出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孔子弟子3000，其中身通六艺的72人。譬如仲由可以担任千辆兵车大国的军政工作；冉求可以担任千户人家的大邑和拥有百辆兵车大夫家的总管；公西华可以穿着礼服立于朝廷接待宾客，交涉一切。孔子根据弟子的特点，培养出各具特长的学生。
三、灵活多样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教学相长
在教学上，孔子提倡师生之间的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求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孔子的教学形式主要是采用了谈话法，有许多人一起谈的，也有与个别人的交谈，《论语》记载的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相互问答，讨论的情况。
在教学过程中，孔子切实实践着“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孔子的弟子子路性格率直鲁莽，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亦真心接受；而作为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的颜回，由于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反而引起孔子的不满，批评颜回的这种态度“非助我者也”[4]（P111）。子游为武城宰很有政绩，孔子视察时“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并言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马上反驳，说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意思说：我的为政都是从老师你那里学来的，孔子则马上就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4]（P182）。孔子并不以子游的“当仁，不让于师”[4]（P170）而难堪或怨恨，而是当即肯定了他的意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二）、学思结合
《论语》中记载了许多孔子重视学习的言行，如“朝闻道，夕死可矣。”“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说明孔子非常重视学习，但他不主张死读书，他认为只学习不动脑子思考是没用的，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早：‘非也，予一以贯之’。”吾道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就是说他通过思考，形成自己一个基本的观点，做到融会贯通，重视学和思，并且认为应该正确对待学和思，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只学习不动脑子去思考，就会什么也学不会，但如果只是空想却不去学习，就会疑惑不解。说明孔子不仅重视学习，而且也重视思考。更可贵的是他已经认识到学和思的正确关系，孔子的学生子夏表达了孔子这一思想，他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强调学习的重要，也是很有道理的。
（三）、因材施教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虽然并未概括出“因材施教”四字，但从孔子的实践活动中是可以概括出来的，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孔子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则建立在“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对学业生的志趣、专长、能力等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孔子都是心里有数，在掌握了每个人的特点之后，孔子有的放矢的对其施以不同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而且孔子还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进行施教，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在孔子看来，所有的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或培养道德都是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之上的。他将因材施教与启发式诱导相结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利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教育艺术，孔子则只用了几句予以表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启发”一词也正是由此而来。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是建立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考基础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让其学生举一反三，要求学生不但要“闻一知二”，进而更要达到“闻一知十”的境地，而教师则只是从旁加以点拨，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发挥，就是通过启发式教育来体现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方法之下，学生充分发挥主体意识，最终达到豁然开朗，欲罢不能，乐学好学的境界。也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见解、博学多闻的重要原因。
（四）、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
孔子的“师道尊严”是建立在与学生平等互爱的基础之上的。孔子作为一位圣人、圣师，但他却并没有“至圣先师”的架子，他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他对学生谦和友爱，他对学生的教育总是展开在与学生的结伴郊游中，展开在与学生席地而坐的交谈中，这是一种充分的平等和民主。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敬而不畏，崇而不惧，他们对孔子畅所欲言，有疑必问。
孔子对学生的热爱，同样也赢得了学生们对他由衷的敬爱。周游列国时，颜回掉队，等追上来时，孔子说：“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4]（P117）师生之间生死与共的深情可见一斑。难怪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
孔子死后，众弟子如丧考妣，以丧父之礼待之，在墓旁守孝三年，而子贡仍不忍离去，又独留三年。后来孔子的弟子及鲁国的其他人，相率前往孔子墓旁居住安家的有百余户，因而那儿就被命名为“孔里”（《史记・孔子世家》）
总之，孔子一生的教育经验，是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具有深远意义和深刻启发性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资源。至今我们仍时时感受到中国的教育乃至世界的教育在许多方面依旧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 《论语・述而》，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89。
[3] 《论语・述而》，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322页。
教育家孔子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孔子；原创性；伦理政治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3-0053-04
春秋之际，井田农业经济体制趋于瓦解，西周王室政治权力式微，“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学术文化下移，士阶层崛起，诸郡国各自为政，“天下无道”。孔子为恢复“有道之世”局面，创立“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的儒家学派。他周游列国推行其贤人政治、以德治国主张，不为见用，遂突破了官学教育的垄断，试图改革世袭公职的官制，兴办私学，主要致力于培养从事仁政的政治人才，开创伦理政治教育新格局，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原创性伦理政治教育新主张。孔子的原创性伦理政治教育新主张虽在当时未能推行，但自西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创立官学与私学并存教育体制之后，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教育体系和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建构中得以贯彻实施，影响至深至远，至今仍有其可以现代化转换、借鉴的价值。
一、伦理政治教育体制改革方针――“有教无类”
孔子一生从事古典伦理政治教育活动四十余年，其教育宗旨是为周王室和各邦国培养政治管理人才，其教育内容包括德、智、体、美、技术等各个方面，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普通要求的德育和特殊要求的政治伦理道德教育为主导，具体涉及政治、历史、伦理道德、人生哲学、文学艺术、动植物等多学科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了实现以贤人民主政治取代世袭贵族政治，孔子勇敢挑战“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特权垄断和“世卿世禄”制国家公职贵族世袭特权垄断，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伦理政治教育体制改革方针。“有教无类”即“教无类”，主张打破身份等级界限，人人有受教育权和办教育权，以及通过政治教育、“学而优则仕”担任公职权。在等级森严的西周社会，孔子“有教无类”的施教主张既有政治改革意义，也有巨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孔子一方面要恢复经过对殷礼“损益”的周礼；另一方面要冲破礼治束缚，推行民本政治和致力建设“天下归仁”（《论语・颜渊》）、人们互敬互爱的等差有序的和谐社会。
“孔子堪称中国教育学说的原创之父”[1]。作为首创伦理政治教育的政治教育家，他倡导“有教无类”，更忠实力行“有教无类”，对于来自不同地域、象征不同民族或种族、来自不同家庭出身的弟子，一律视为“有朋自远方来”（《论语・学而》），心怀愉悦情感，予以平等的教诲。其弟子中，既有贵族子弟，也有新兴地主、商人，大部分为平民，且不限于鲁国。据史料记载，南宫敬叔为贵族子弟，子贡、冉有、公西华家境富裕，其他提及的多为出身贫寒的平民、贫民、贱民，如颜渊、原宪家境贫寒，仲弓是“”之子，子张做过骡马市场经纪人，子路、冉雍是卞地的“野人”，曾参务农，公冶长蹲过大狱，颜涿聚曾为盗贼等。孔子并不以其弟子不同出身而有眼高眼低视人情形，而是公正平等相待，在其培养的三千弟子中，教育教养成72位贤人，其中有的成为从政治国精英和预备政治精英。孔子作为古典伦理政治教育家为当时政治人才资源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后世伦理政治教育开创了先河。孔子创办的私学伦理政治教育，催生了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繁荣，形成了百家争鸣、原创性思想蔚然发展的繁荣局面。诚如学者所言：“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过程中，儒家是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学派”[2]（P371）。孔子作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对教育体制改革方针的提出具有开创之功。
孔子之所以能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其缘由主要有四个。一是从自身成长经历中体悟出应“有教无类”。孔子父亲曾为较低级别武士，他三岁丧父，靠寡母离乡寄居艰辛度日。少年孔子处于社会低贱地位，遭人歧视，十五岁起努力自学成才，在社会实践中励志、育德、求艺，痛感旧教育体制应当改革，乃以兴办私学作为与官学对立，也作为对官学衰落的重要补充，以实际行动冲破奴隶主贵族文化教育垄断，招徕四方弟子集于门下，师生共同创立独树一帜的儒学，被誉为“万世师表”。二是贤人政治的客观需求。西周建朝伊始即初露贤人政治端倪，春秋之际形成政治潮流。其导因在于封邦建国、裂土分治，各诸侯国为称雄争霸，起用贤者参与治国理政以补诸侯子弟不学无术之不足。齐桓公任管仲为相称仲父即为典例。贤人政治需求迫使人们改变教育观念，以民间办学拓展培养人才途径，私学创立并行“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方针，应运而生。三是孔子将其仁学个体个性化。孔子主张建立施仁政的政治体制，为此要培养志士仁人执政，要求他们“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志士仁人应有仁德品质，仁德的基本要求是执政者爱民、泛爱众，官府办学满足贵族子弟特权要求，与爱民、泛爱众要求相违，因此，“泛爱众而亲仁”就要在教育权利上一视同仁，实行“有教无类”以行仁政，实现“和为贵”的和谐社会理想和每个人的个性化仁者的发展。四是孔子人性理论的逻辑伸展。孔子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虽然认为人的才智程度有等差，也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并且设想可能有“生而知之”（《论语・季氏》）的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也没有肯定过哪个人为“生而知之”。在他看来，天生的完人是没有的，“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通过教育，才能使人后天“学而时习”（《论语・学而》），获得仁德品质和才智，成为德才兼备的贤者。基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理念，孔子坚持“有教无类”。
上述四项归因，有三项属于孔子主观倾向，“有教无类”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孔子的大胆原创构想，凝结着他的伦理政治哲学以民为本的睿智、泛爱众的政治热情和伦理政治教育的创见。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它“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3]，赖有孔子及其弟子们所形成的儒家私学为国家培养大仁大智大勇的政治人才，树立并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政治人才标准的优良政治文化传统。
二、伦理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志德仁艺全面发展
孔子着力进行伦理政治教育，即官德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志、德、仁、艺全面发展的“成人”或“仁人”，“实现社会伦理期许和道德理想的人格”[4]，达到最高的人生精神境界。何谓“成人”或“圣人”？以当时的语义理解，“成人”类似“完人”，即各个方面都完美的人才，亦即德才兼备或德艺双全的贤人。对于培养“成人”，孔子有两种教育目标和教育教学教养内容的预设：一种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另一种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两种预设，在教育内容分类上有所不同，前者运用于普遍的德育要求，后者则专门适用于政治管理人才的培养教育。但两种预设都涵盖了人的德、智、体、美、技艺等多方面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政治人才培养目标上已很全面，尤其是后者强调指向官德教育的目标――志、德、仁、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体系中，伦理道德教育不仅居于首位，而且贯穿、统领、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之中。孔子在其教育目标指向的期望上，无论从培养“成人”的目的，还是培养从政专门人才规格，都是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着力于“圣人”或“成人”、“君子”人格的教育教养和塑造。对此，《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多有讨论，其标志可概括为八个方面：纳于言，敏于行；见利思义，见危授命；担大任、临大节，志不可夺；修仁德，施仁政；谦让不争；泰而不骄；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襟怀坦荡等，这八个方面都是为政以德的高风亮节诉求。从教育教学教养的主要内容来说，孔子的学生概括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文”指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动植物、气象等方面的智育，是伦理政治道德教育教养的基础；“行”指道德践履，主要是“忠诚”与“信实”两个道德范畴的行为表现；忠信之行，是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文行忠信都涉及崇仁贵义精神的道德信仰、伦理价值。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主要是对政治管理人才培养方向和规格的要求。“志”即理想、信念，“志于道”就是以肩荷道义、秉持真理、力行仁义为人生理想，这是衡量行为正当性、合理性的准绳。“据于德”就是以道德心理的自我约束、自觉自律为依据为根基，自重自警自励。“依于仁”就是思想言行以“仁”者“爱人”、“泛爱众”为依据、为标准，特别是为政以德体现以民为本、执政重民、勤政利民。“游于艺”是对掌握执政本领、行政能力的综合要求，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的知识、技能。孔子期望弟子从政，“游于艺”是为从政准备才能条件。此外，还要“立于礼”，即树立循礼维礼的意识和品德，以礼为行为准则，按礼治秩序、制度为人处世、尽职尽责。从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本体来说，道、德、仁、礼四者是伦理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艺”也含有道德的成分，如勤奋学习、虚心求教的品质，掌握各种技艺为德教服务。可见，孔子确定的官德教育目标――志德仁艺的“全面发展”是切中时弊，抓住了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的关键和要害。其目的在于塑“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圣人君子人格。对于一般民众和国家公职人员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为基础的政治教育，孔子开创于先，后人承继、弘扬、发展于后，可以说，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仍然任重道远。
孔子强调“兴于诗”、“成于乐”是与“成人”需要“立于礼”相联系的。“诗”与“乐”作为美育范畴，都是礼治政治形式的艺术表现，并非与政治、社会无关的“纯艺术”。诗与乐都起于民间，源于民众的生活，表达民众美好的心声和心灵期望。孔子出身卑微，与民众心理贴近且相通，由此而喜欢诗和乐，同时还从事诗乐的整理和研究，对诗与乐的政治伦理教育功能给予客观评价。孔子对诗与乐，既重视其艺术表现形式，更注重其思想内容，注重发挥其政治伦理教育功能。孔子指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因为诗全面系统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他认为，学诗可以有多重效应：“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学诗、诵诗，在吟咏歌唱手舞足蹈之中，既可以振奋精神，提高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养成团结友爱的群体生活习惯，还可以批评、讥讽不正当非正义的社会政治现象。孔子的本意在于通过诗乐之教配合礼教，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励人之志，陶人之性，冶人之情，使人在愉悦的心境下和审美情趣中增强对真理、善行和美感的追求，助人感悟高尚，辨识真伪善恶美丑，在不知不觉中促使人心灵美化，达到体魄与性灵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宇宙里自得的境界。文学艺术教育作为孔子伦理政治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特殊路径，其终极关怀在于通过教育教学教养三者的统一结合，达到政治人格真善美的统一结合。
总之，孔子以其伦理政治哲学为指导，在其所从事的政治教育中，贯彻志德仁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重在培养现实和未来政治人才的仁政德治要求的政治品格，这是由他倡导的贤人政治理想决定的。当然，孔子创立的这种教育传统，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也有率先垂范和推而广之的意义。
三、伦理政治教育教学教养的主导原则――启发诱导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在其倡行的伦理政治教育中，同他的弟子们共同创立和践行了本具原创性、至今仍有现代启发应用价值的启发诱导伦理政治教育教学教养的主导原则，这一主导性的施教原则具体体现在其所提倡并践行的学以致用、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等原则或方式方法上，值得深入研究借鉴。
学以致用是最能体现启发诱导教育教学教养指导思想的价值选择，是孔子践行的首要教育教学教养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其伦理政治哲学强调力行、实践，主张言行一致，以“行”证其“言而有信”，也源于他的贤人政治要求和治国理政人才的政务管理需要。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士？”孔子告诉他：“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可见，孔子的关注点在于学以致用――培养从政品德和能力，善于“为政以德”，在对外交往中不辱使命。他还以学诗为例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以实务为准则考核弟子学习成绩优劣，认为学诗三百篇不在于能记忆多少，而在于交办的政务是否顺利完成，出使外国，能否运用《诗经》精义独立应对。可以说，孔子全部伦理政治学说都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特点。他所论德治、为政以德，都有鲜明的服务、改造现实社会的功利指向，他劝诫国君和政要高官“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人”，“修己”不是目的，目的是敬业、安百姓，在于治国平天下。孔子所创伦理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济世救国利民安邦之教。他追求的是政治人才成为具有“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品德者，而不在于对伦理政治教育原理知道、记住多少，作为知识能解释多少。这是今天教育所当深刻反思者。
因材施教是启发教学的最根本的体现，是孔子运用得最成功的教育教学教养原则。孔子发现“性相近”、“习相远”，认识到人经过后天学习而显示出个性差异，因而提出并践行因材施教原则。这里的“教”，既有整体上的育人，也有知识、情理的教学，但其侧重于教养成习性习惯。为此，必须考虑教育对象的遗传素质、性格气质、智力水平、品德意志、生活习惯、学习态度、人生经历等各方面的个性差异，实施个性化培养，以求实效，而不是统一的道德教条灌输。以孔子答弟子“问仁”为例，《论语・颜渊》记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问仁”，孔子分别有针对性地回答。对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为孔子高足，智力超群、品德高尚、志存高远，所以孔子告诉他克制自己言行，恢复并遵循周礼就是“仁”，并指出一旦做到礼治秩序化，就会实现“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对仲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定仲弓将来可以从政，所以告诉他，靠仁德为政，具体体现在“使民”如同承办国之大事之一的祭祀一样，最底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仁者，其言也。”因为司马牛有“多言而躁”的缺点，所以孔子告诉他以仁德之心、和颜悦色谨慎地讲话，注意自己的“言”是否符合“仁”的要求。对樊迟，孔子只回答两个字：“爱人”。因为他知道樊迟理解力较差，故没有过高过急的要求，只简单回答他“仁”的基本体现。《论语・阳货》中记载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指对民众“恭、宽、信、敏、惠”。孔子知道子张偏激、不宽厚，对他从政不利，所以告诉他为政重民，要注意做到恭宽信敏惠。孔子对学生因材施教不仅表现出高尚的人品师德，而且表现出高超的教学艺术。如今在班级授课的体制下，某些教师较少思虑个性化育人，教学大班轰、一刀切，一定程度上存在“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礼记・学记》）的弊端。从这种意义上说，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教养原则对纠治当代教育中缺少个性化培养之弊端是有重要启发借鉴意义的。
循循善诱是启发教学的最直接、最形象化的体现，也是孔子伦理政治教育教学教养的最直接、最形象、最具体化的表现形式。这一原则体现了孔子育人风范、态度和方法的有机结合和统一。颜渊评价孔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循序渐进地诱导学生在道德修养上不断进步，既表现出孔子对政治道德教育规律的尊重，也体现出对学生的耐心、鼓励和合理批评的敬业爱生品格，更体现对教育平等、政治民主的期许与追求。以孔子对子路的循循善诱为例印证。子路生性鄙陋，胆大耿直，鲁莽，时而无礼，不好学而好勇斗狠。一次，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告诉他：“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是想让子路知道，“贵义”是君子最高品德，君子若只知好勇而不知贵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若只知好勇而不知贵义便会沦为盗贼。孔子还有针对性地对子路耐心地进行“六言六蔽”说服教育：“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的耐心教导下，子路克服了“不好学”带来的诸多缺点，成长为合格的政治人才，后来做了季氏宰，曾协助孔子“堕三都”，又任卫国大夫孔悝邑宰。孔子鼓励子路多问求解，既务实批评其缺点，诱导其改正，又热情表扬其进步，发扬勇敢、果断、守信、忠诚、不贪和敢于质疑孔子某些失偏言行的优点，在对弟子循循善诱中表现出诲人不倦、高度负责的师德风范。
在孔子开创的伦理政治教育传统中最值得称道的即是师生为友的人际关系原则。孔子“主张师生之间以爱相济、以道相随、教学相长，这是一种着眼于师生之间民主平等、友爱相助的和谐师生观。”[5]孔子一开始就明确定位师生互为友朋关系，这种关系在孔子对其弟子的教育教学教养活动中随处可见。孔门师生之间，不仅仅表现为“尊师爱生”，更多则表现为在共同敬业基础上的朋友关系，这种关系无等级观念和私利掺杂，平等相处，交相为师，唯真善美是从。正因为如此，孔子乐道“有朋自远方来”（《论语・学而》）。孔子从不以师自居，经常与学生一起友好讨论问题，融洽无间地促膝谈心，畅谈理想志向，敞开心扉各抒己见。“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师生如朋友般平等地讨论人生理想这样的大问题，爽快直言，相互启发，共同感悟至理，共同提升道德境界，这是单纯课堂说教、教师简单灌输、学生被动受教主从师生关系难以实现的境界。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反映教育教学规律的普遍原则并不过时，而且可能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具有新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杨 冰，王凌皓.论春秋战国之际的学术原创精神[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2]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