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图书馆；知识管理；图书馆管理；创新
随着现代网络化、信息化的普及和发展，图书馆管理工作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面临新的挑战，为了把图书馆内部员工的智力资源转化为高效生产力和创造力，为了实现信息与人类、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信息的完美结合，达到知识共享的目的，一种创新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应运而生，即图书馆知识管理。图书馆知识管理模式的应用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求，为图书馆管理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1图书馆知识管理模式
图书馆知识管理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图书馆知识管理主要指对知识的搜集整理获取、精心加工再造、妥善合理科学存储以及应用和广泛传播等过程中的管理；另一方面图书馆知识管理不仅包括了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了对与有关的知识组织管理、知识作为资产管理、知识使用设施管理、开展知识相关活动以及相关的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全过程化的管理工作。图书馆知识管理属于广义知识管理。
2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创新以及具体措施
2.1知识管理在理论上的创新以及措施
图书馆管理是用管理学理论和方法，对图书馆的书籍和人员进行调配使用，让馆内藏书得到充分利用，完成图书馆传播普及知识、进行社会教育的重任。图书馆知识管理是用科学系统知识管理新模式，对图书馆所存大量珍贵资料进行科学配置及使用，充分展示新时代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文化传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各项功用，使图书馆传播知识、普及教育的功能发挥淋漓尽致。图书馆管理理论基础是传统管理学，管理对象以工作人员、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等信息为主。而图书馆知识管理是在规范知识的基础上，实施的创新管理方式，为图书馆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各种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依据。图书馆知识管理还会侧重一些重要的管理工作的落实和执行。
2.2知识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及措施
图书馆知识管理模式包括：协助、集成、专家以及事物四大创新模式。知识管理协助模式应以全局为基础，对各个方面知识全面统筹综合考虑，不仅调动历年储备多种知识，分期分批解决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经年累月积存复杂的问题，还要求建立学习型组织模式参与图书馆管理工作，培养科学自助又互助的管理理念，培养图书馆管理人员或集体的改革进取完善优化意识。知识管理的集成化管理模式，把整体最优的观念当成关注的重点，协调各个不同的部门，采用集成的方法在图书馆管理中实现信息反馈和目标共享。使更多部门在功能决策中共同发挥作用。知识管理的专家模式在专业基础上确立核心业务，在图书馆管理过程中采用有效的激励办法，吸引专业性的知识人才，使图书馆管理队伍中优秀的管理者具有更专业的素质。知识管理的事物模式突出特点是知识的规范化，为确保重要业务及日常经营活动顺利进行不断发展，要求图书馆管理人员对重点业务知识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总之，图书馆知识管理模式是在规范知识的基础上，实施的创新管理方式，为图书馆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各种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依据。
2.3知识管理办法的创新以及措施
目标管理是传统图书馆管理办法，这种方法虽然制定总目标，但执行过程中各部门目标不一致，也不是所有部门员工统一行动参与，不能很好地发挥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的自觉地努力工作的意识，难以完成图书馆管理工作的任务目标。图书馆知识管理方法不仅完善目标管理方法的种种不足之处，还采用科学统筹集成管理方式，对提高图书馆管理工作的成效作出贡献。图书馆知识管理提倡提拔和重用知识性人才，把用户服务至上，作为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宗旨。对用户的信息、数量、组成特点，阅读方式，进行科学的统计分析，针对图书馆不同层次用户需求，及其变化发展，建立科学的用户信息交流渠道和客观的评价系统。从而强化图书馆服务的范围。对图书馆相关管理人员要加强自身的知识修养、技能培训，在图书馆知识管理的过程中，适应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为新兴的电子阅读方式，开辟用户之间信息交流的渠道。用信息化集成的知识管理取代传统的目标化管理，实现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创新局面。
3总结
总之，文化的传承，科技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图书馆正是肩负着传播普及知识、进行社会教育的重任，只有使图书馆管理工作在理念模式办法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适应信息化社会，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图书馆的收集整理保存知识和传递普及知识的价值。所以，图书馆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图书馆知识管理模式的普及。是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图书馆管理模式的最佳选择。
作者:钟永文 单位:吉林省图书馆
参考文献:
[1].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D].山西大学,2010.
图书馆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图书馆管理规划
随着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图书馆界面临一个向国际惯例靠拢,按规则办事的问题。中国图书馆行业在新世纪的发展同样要注意在管理上的国际“接轨”,不仅我们目前的管理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而且“入世”以后,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会有调整,图书馆行业面临更大的管理挑战。就以数字化为例,图书馆实施数字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个重大的管理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图书馆数字化顺利实施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落后而是管理的落后。要成功地施行重大管理改革创新,需要我们更深刻、更系统地理解一些更加基础的管理知识和国际经验。
1规划及其在管理中的地位
管理是个普遍适用于包括企业和非盈利机构在内各种组织的概念。实际上“管理”一词可能在不同的场合运用。在最高层可能指向治理层面,即组织的基本利益构架:如合伙制、公司制,非营利(部门或组织),机构内从属性质或是慈善机构等;在日常生活中“管理”更多的是指具体执行层面上的规章、项目管理和薪酬制度等。但是这还不够,在国外,“管理”概念还要指向组织的宏观层面,有时被称为经营管理,这里的经营主要是指规划、营销、机构设置、流程设计等。而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对经营层面上的知识和认识。
根据组织行为学和管理的实践,规划是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它包括确定目标、建立战略、制订计划以协调各项活动。尽管存在多达几十种管理工具,贝恩咨询公司对全球企业组织的调查发现,在1999年用得最多的还是战略规划(76%),使命和愿景描述(70%)和目标(69%)这三种。通过制订规划,管理层在变化的环境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使命,聚焦于具体的奋斗目标,确定通过计划、项目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是任何组织进行规划的目的,图书馆也不例外。近年来战略规划的一个趋势就是从企业、私营部门向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发展。规划研究专家认为:营利或非营利组织在规划的目标重点上当然有区别,但是就规划的结构而言,没有很大差别,倒是组织的规模大小影响更大,因此管理学的一般规划方法也应适用于图书馆。
在这里主要探讨图书馆经营管理中规划的应用。什么是图书馆规划?图书馆作为一个组织,其规划与一般组织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它说明了组织的位置在哪里,想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到这样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美国《罗德岛公共图书馆管理委员会手册》为图书馆规划作了如下说明:规划是为图书馆服务的未来所作的精心的、优先的准备方式。基于对社区的了解、社区的期望和资源,以及对社区未来需求的合理预期所做出的长期规划将能够使图书馆理事会和管理人员更好地履行提供有效和积极的图书馆服务的责任。因此可以说规划是图书馆为了面向未来,应付挑战的最重要的管理工具。
2图书馆规划的结构和要素
图书馆规划并没有固定的结构和要素。但是在同一系统、同一地区,国际图书馆界的管理当局往往会有一定的要求。这里先举几个例子。
1997年9月发表的《马塞诸瑟州1998-2002年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它规定图书馆必须制订3—5年的长期规划,其最低限度必须包括:使命的描述、需求的描述、规划目标和具体目的、为实现目标和目的行动计划(至少是第一年的),其中需说明达到目的所需的活动,及其时间框架和其它可以衡量的指标、关于规划方法的简单叙述、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最后,每年10月要根据规划对下一年度作出更新。
威斯康星州公共事物指导部根据1998年7月生效的该州图书馆法修订版,提供了郡图书馆规划样本,其结构如下:
1)使命描述;2)背景;3)目前图书馆对本郡居民所提供的服务;4)当前图书馆对本郡居民提供服务的资金来源;5)规划目标和具体目的,如果你想省略目的,也可以是“目标和行动”:6)实施(这部分必须包括规划期内为实现目标所必须的所有行动);7)未来工作,包括规划的评估和更新;8)附件。
2001年3月19日完成年度更新的罗德岛州图书馆5年规划,其主要框架很有典型性。这份44页的报告首先进行环境扫描,以分析图书馆的需求,然后用一页来叙述图书馆的愿景,用5行文字提出图书馆的使命,接着是一个规划过程的叙述。规划的主体是方向、优先关注和项目,其中用表格详尽描述了各个具体计划及其预算。规划的最后具体提出了评价的要求和具体计划。
英国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四年规划题为《图书馆战略1999—2002》。该报告在格式上和美国图书馆界不完全一样,在引言部分包含了一段图书馆使命描述,接着是战略愿景,第三部分提出资金来源、服务、人员等8个方面的战略方向,并加以具体叙述,详细的指标列在附录里。
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图书馆的规划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明显地具有一些共性。大多数战略规划都包含使命和愿景描述,这是规划极其重要环节,而常常又被忽视,需要做一点说明。
使命描述是关于组织为什么存在基本理由的简要说明,指出其主要服务功能和这些功能所针对的用户群完全认同。不少著名的公司都有简洁而广为人知的使命表述,例如沃尔玛公司称其使命为“让老百姓有机会买有钱人买的东西”,3M公司则是“用创新的方法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等。从许多实例来看图书馆规划的使命描述没有固定的格式,从一句话到多段文字都有。例如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描述为:“我们欢迎并支持所有人民享受阅读,寻求终身学习;我们一起努力工作通过图书、服务项目和其他资源公平地提供信息、思想和知识;我们相信自由地阅读、学习和发现”。
愿景描述是关于组织发展未来所期望前景的描述。在战略研究中常常进行情景描述,那是一种对于“如果这样,未来就会那样”的预测,预测的结果会是多种不同的情景,愿景是其中我们所希望的一种情景。规划目标和具体目的规划目标是希望达到的最终结果,与愿景联系,通常无法测度,它一般在长期规划期间不会改变,甚至不一定能够完成实现;而具体目的是为达到最终结果所进行的具体的、近期的结果,它包括谁来做、如何做,什么条件和时间框架等。目的是可测度的,在规划期内可能改变。
3战略规划的研究和制订
战略规划作为规划的一种,更加注重长期性和远见性。据了解,国际图书馆界自1990年开始重视战略规划。当图书馆新开张或上一个全新项目时,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或当图书馆的治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时,都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规划。由于战略规划是一种应对重大变化的规视理解变化这个环节,往往需要重新描述组织的使命和愿景,在许多情况下,正式规划前要进行战略的研究,会产生单独的报告。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图书馆界发起了“图书馆2000年”战略研究完成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告,例如新加坡的《图书馆2000年报告》。近年来图书馆数字化的发展也促使图书馆界重新进行战略研究,例如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为国会图书馆所作的战略研究“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战略”。
为深刻认识变化中的组织发展环境,一般还要利用一些特殊工具,常用的有环境监测、竞争分析、SWOT分析和预测等。它们主要是帮助管理者更好地理解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以便正确地制订战略。这些工具和方法都有大量专著和论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4国际图书馆界规划实践对我们的启示
规划对中国图书馆界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曾经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制订计划是政府的常规工作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根据文化部的要求,也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制订过各种计划和规划。近年来图书馆界为了自身的需要也开始制订战略规划。图书馆进行规划往往是为了数字化建设或新馆建设,还没有普遍成为发展的必要手段。但从公开发表的少数规划全文来看,有的在结构上已经接近国外的样式。
但是中外图书馆规划是有一些区别的。有些差别与不同国情有关,不存在好坏问题。一位欧洲的图书馆资深馆员认为,规划方面,美国比较注重样式的统一,而欧洲则不太注意形式,因此图书馆规划不存在必须模仿的样版。但是研究、学习和借鉴国外图书馆的规划还是有重要价值的。由于缺乏现代化管理知识,我国图书馆界目前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下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公益性的图书馆,一般对规划的意义认识不足,即使制订了规划,也如同写一个平常的工作总结加明年打算,一般事先不做研究,也未必将其作为图书馆发展和管理的轴心;而在理论基础、方法和工具方面,差距则更大。初步来看,国外图书馆规划有以下一些特点是国内所缺乏的,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1)重视规划的法律依据。几乎所有美国各地图书馆规划都有其法律依据的说明,有的在首页或某个部分突出这个法律的标记。有的地方甚至在程序上要求依法行事,美国马省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就规定图书馆规划制订必须依照小型图书馆规划程序(SLPP)或公共图书馆法。这表明规划的制订不是图书馆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而是社会的强制性要求。
(2)重视过程甚于重视结果。国外图书馆相当重视规划程序,许多规划文本包含了程序的说明,完整的规划几乎都详细列出各个层面的参与者,即编制、评论和审核批准的小组或委员会成员名单,有的还把讨论的详细记录作为规划的附件。正如规划专家所言,“规划的最大益处不是其产生的一套文件,而是过程本身”。为规划而进行的环境和资源分析能够使规划者更好地认识图书馆发展的内外条件及其变化;形成正确的目标和项目也必然是领导层和职工上下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循序进行得顺利,将大大有利于规划的执行。在这里规划本身文字的完美或口号的雕琢已经是不重要了。
(3)业外人士参与规划。个别国外图书馆聘用外部咨询专家进行规划,更多的采用有外部人士参与规划小组的方法;而参加规划的讨论、审核和批准的绝大多数并非图书馆员。尤其是规划前期的战略研究,一般都是由外部专家进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战略》编写委员会16位成员中,仅三人是图书馆员(其中没有国会图书馆人员),其余是来自大学文理科,计算机、信息服务和出版等公司的专家。新加坡《图书馆2000年》报告的作者“图书馆2000评论委员会”由国家计算机管理局人员担任正副主席,22名成员中仅一人为国家图书馆行政负责人,另外一位是国立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其余均来自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
(4)重视规划执行的评价和更新。制订规划是为了执行。国外图书馆规划中的项目一般都有考核指标,规划中往往也规定评价的程序。有些还在规划中事先指定了评价组的成员,以便让他们在执行的全程进行监督。不少图书馆规划的法律或文件明确指出更新要求和周期,例如前面提到的《马塞诸瑟州1998—2002年图书馆服务与技术法》要求在每个财政年度的转换期10月份进行一次规划更新。这些要求反过来迫使规划在目标和项目上要十分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图书馆管理范文第3篇
【摘要题】理论纵横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15，30，37，45，56张广钦.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图书情报工作，2000（5）
3胡述兆.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台湾：图书与资讯学刊，1996（8）
4沈宝环.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图书馆论坛，1996（1）
5，21，31，38，51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情报工作，2001（10）
6蒋永福.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黑龙江图书馆，1990（1）
7刘迅.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情报科学，1982（1）
8，47刘烈.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1）
9陈一阳.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广东社会科学，1985（2）
10，48陈一阳.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1）
11庄义逊.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见：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参考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12[美]J·H·谢拉著；卿家康，詹新文译.图书馆哲学.大学图书馆通讯，1987（4）
13赖鼎铭.图书馆学的哲学.台北：文华出版社，1993
14，29，54何长青.图书馆哲学论纲.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4）
16，43，52周文骏.编后——我们研究些什么？见：周文骏，倪波.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7黄宗忠.浅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趋势.图书馆杂志，1999（1）
18，39，44周庆山.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情报工作，1997（11）
19，55吕斌，李国秋.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与情报，1997（1）
20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散思.图书情报工作，1998（9）
22胡先嫒.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图书馆学研究，1998（2）
23李明华.大众图书馆哲学探讨.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5（2）
24，28，42刘君，易长芸.关于图书馆哲学两个问题的探讨.图书情报工作，2000（7）
25，32郑全太，孙淑文.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图书情报工作，1998（9）
26，34，41，46郑全太，石友荣.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图书馆，2001（5）
27，57马恒通.图书馆学哲学论纲.大学图书馆学报，1998（4）
33，40郑全太.图书馆哲学的实践意识探析.图书馆建设，2000（5）
35王梅，李芸.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图书馆建设，2001（4）
36蒋永福.图书馆学也是一种人学——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三.黑龙江图书馆，1991（6）
49何长青.“文献”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图书馆杂志，1992（3）
50蒋永福.图书馆学的三个研究范畴——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二.黑龙江图书馆，1990（6）
53高锦雪.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台北：书棚出版社，1995
58郑全太.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情报工作，1998（4）
59郑全太.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图书馆建设，1999（2）
60武三琳，金高尚.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图书情报工作，1997（11）
61李明杰.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9（4）
图书馆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情感管理；图书馆管理
制度管理，主要指文件化、数量化的各项制度，包括工作流程、操作规范以及流通、阅览、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制度等。制定这些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保障日常管理服务工作的规范性和内部竞争环境的公平性。
情感管理，主要指把图书馆员视做大家庭中的一员，对馆员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差异化的需求给予人性的呵护和关心，提高馆员的工作满意度和对工作团队乃至整个图书馆的认同感。
“变是惟一的不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的特征。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大幅跃进、图书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日益增多、信息竞争环境错综复杂的今天，单靠管理者个人的智慧已无法保证图书馆决策的成功和管理的有效，要在信息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依靠集体智慧和团队精神。
塑造团队精神，我们的图书馆既需要硬性的制度管理，更需要软性的情感管理。如果说制度管理是为图书馆的日常运行提供“游戏规则”，那么情感管理则是为图书馆活力绽放提供了“催化剂”。
一、“图书馆宪法”与情感管理的“呵护”
制度管理具有权威性，一经通过和颁布，就成了对图书馆内部馆员具有硬性约束力的“图书馆宪法”，轻易不会变更；情感管理则属于软性管理，图书馆各层管理者通过对下属馆员情感变化的细微体察，对馆员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差异化的发展需求给予人性化的呵护和关心，营造一个齐心协力、共求发展的和谐工作环境。
制度管理与情感管理的关系应该是互相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如同图书馆管理的两只手，相辅相成。其中制度管理是前提和基础，情感管理的运用必须在制度规范的框架内，以不侵犯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为前提；而制度的制定，也必须充分考虑图书馆中“人性化”的因素，应当从馆员个体权益与图书馆整体权益两者的角度来设计。在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中，制度管理与情感管理的运用应该体现在不同层次上，制度管理主要用来约束和规范馆员日常的工作行为；情感管理主要用来体现图书馆的人文关怀、激发工作团队的活力，促进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情感管理应与制度轻度纠缠
情感管理不是江湖文化、哥们意气，更不是家长里短。因此，情感管理必须建立在维护制度尊严、有助于图书馆绩效提高的基础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情感管理也需要制度化。
（一）职业是一种境界
目标是馆员个人追求的一种价值境界，它表现为个人的理想和愿望。如果图书馆能够引导馆员的个人目标同图书馆发展的方向一致进行，馆员在实现自我目标的同时，也促进了图书馆整体目标的实现，这是，馆员就会产生积极的工作情绪，反之，就会带来不好的工作状态。因此，根据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不同个人，设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目标，同时在图书馆内部建立起结构合理的多通道职业发展体系，是馆员能够明确短期的工作目标，建立起长期的发展预期，将有利于馆员个人发展目标与图书馆发展目标的统一，更有利于激发馆员积极的工作情绪。
（二）各级管理者不要吝啬自己的耳朵
从根本上来说，工作中产生的很多情感管理问题是由于缺乏对馆员的基本尊重、对馆员的存在视而不见所引发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每个人都有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的需求，受到尊重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对于管理知识的图书馆馆员而言更是如此。建立馆员参与机制，让馆员参与管理、贡献智慧，是尊重馆员的根本体现。支持这一机制运行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上下级定期的双向沟通、与图书馆高级管理者的恳谈会、图书馆各相关部门程序化的互访、馆长信箱、馆员投诉热线、在内部刊物或板报上开辟的相关专栏与论坛等。要使这一机制真正发挥作用，一方面要将各种具体形式统筹安排、合理搭配，并设专人负责，以确保沟通渠道的便捷性与畅通性；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管理层要认真、谦逊地倾听，及时提供反馈。只有当馆员能够直言不讳、畅所欲言，并且确信自己的建议或意见真正会产生效果时，才会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其中。而且，图书馆可以设立专项的管理参与奖、最佳建议奖等，对图书馆发展与建设有价值的建议或意见提供一定的奖励，激励馆员参与管理与创新的行为。这些建议或意见可以涉及图书馆宏观管理方面的，也可以是具体技术工作细节的改进方法或节约办法。
（三）起到“保姆”与“情感日志”的双保险作用
情感管理要求每一个基层管理者，既能够承担好“保姆”的职能，为馆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支持，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又能够担负起“母亲”的职能，通过日常工作接触中的情感关心与关注，及时排解影响工作的不良情绪，从而使馆员能够始终充满激情地投入工作。因此，情感管理实际上必须从细微入手、从日常做起。对于一些情商要求较高的岗位，如财务管理、安全检查等，应建立馆员情感管理日志，用简明的形式，记载馆员每天的情绪状态，对情绪过于兴奋或忧郁的馆员应予以特别关注，及时消除由于情绪反常给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与“非正式”沟通联姻
行为科学的研究表明，人们之间亲密无间的融洽关系的建立，往往不是在正式的工作交往中，而是在工作时间之外的一些非正式的交往中。如果图书馆不仅仅只是为馆员提供工作联系的渠道，还能够搭建形成社会关系纽带的平台，将有助于馆员之间情感的交流、增强彼此的相互信任，反过来促进工作中的协作，起到间接提高工作绩效的作用。因此，图书馆应鼓励具有相同或相近专业背景、技术专长、兴趣爱好的馆员组织的发展。
（五）家庭不只在8小时以外
图书馆在制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工作时间以外的情感影响因素。传统的图书馆管理，主要局限于馆员在图书馆工作时间内的行为管理，但是这种管理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认识到馆员不仅是一个“工作人”，还是一个“社会人”，八小时之外的情感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的工作情绪与工作状态。
三、图书馆各级领导是海水也是火焰
图书馆管理范文第5篇
图书馆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有的主张“以读者为本”，有的认为“以馆员为本”，还有的提出“读者第一”和“馆员第一”可以相提并论的观点。有些见解颇有新意，可是，关于以人为本的提法种种，具体内容以及理论层次和实践要求各不相同，让人感到费解。本文试从对以人为本理念的实质、图书馆之本等的认识入手，对图书馆应“以谁为本”的问题，谈谈个人的读解。
1“以人为本”的由来
以人为本的理念由来已久，在哲学[1]和社会学[2]上称之为人本主义，还有称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它们都是英文Humanism一词的不同汉译。[3]以人为本，也有的说成以民为本、以人为主、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等。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倾向形成的最早。公元前645年春秋初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明确提出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业》）的思想，而应用以人为本理念最早的国家管理者，可追溯到公元627年执政的唐太宗李世民：“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西方的以人为本思想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后来兴起了人本主义的社会思潮，也称“人本学”。而西方人本主义学说的主要代表，是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4]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5]
“以人文本”是个历史范畴。古往今来的中外政治家、思想家，不同时期强调的“以人为本”，都是把它作为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时空指向不同的人和事物等，“以人为本”形成多层面含义的“本”。如中国封建社会悠久的历史始终绵延着“君为臣纲”的趋向，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理念，始初是相应于至高无上的王权思想，针对“君”和“吏”概念提出的，强调爱民重民是国家君王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
在西方历史上，人本主义思潮曾反复呈现，形主义传统，初期是对于教会神权和封建特权的绝对统治地位提出的。中世纪，教会以神性否定人性，人的地位被神淹没了。欧洲文艺复兴后，资产阶级把人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与“神学”和“神道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学”和“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在批判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建立起来了“人本主义”。[6]可是，列宁认为，“无论是人本主义原理，无论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7]
以人为本也曾相应于“物”而言。如西方现代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以物为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实际追逐的价值目标，这时的“以人为本”便成了与“以物为本”相反的原则。而在管理学说中，“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的管理倾向，则是相对于“科学主义”的管理理念产生的。
2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与以往的一切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对人的本质、人的属性有不同的认识。黑格尔把人只当作意识的、思想的存在物，费尔巴哈舍弃了人的社会性，只把人当作感性的存在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来看待。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社会关系，指“许多个人的合作”，[9]构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和”是社会。人如果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就无法从事生产劳动和其它任何活动，而且连生存下去的可能都没有。人构成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体，“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人才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尺度。”[10]所以，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是具有丰富内容和多重规定性的概念，他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且是主客体的统一；既是个体，又是群体，而且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类的统一；既是‘我’，又是‘你’和‘他’，而且是你、我、他的统一”。[11]坚持以人为本，应“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12]
关于“本”的含义，《辞海》解释为：“事物的根源或根基。重要的；中心的。”[13]诚然，“以人为本”的“本”应为“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4]。因而，必须提高人的信念和意识，把人本身当作人的最高价值，把人摆到最根本、最重要的位置。可见，以人为本是以每一个人为本，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以人为根本；二是以人为根本动力；三是以人为根本目的。也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首先要关注、关爱所有领域的每一个人，同时，既要把他们作为最可信任和紧紧依靠的根本力量，又要高度重视和维护每一个人的各种需要和利益。所以，处于不同的位置、履行不同的职责、对于不同的对象，必须遵循不同的“以人为本”的原则和方式、方法等。
而且，还要注意到的是，“人是生物心理社会实体”，[15]以人为本中的人作为现实的人，有社会阶层和关系上的差异，其角色又是动态的，要经常发生转换，加之人们面对一些矛盾和问题的视角又有所不同，这个“人”必然还有范畴的概念和区别。无论在哲学、管理学还是图书馆学上，无论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或基层组织微观的观点，从政治层面和一般管理实践上，或者立足于图书馆具体工作，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在不同的范畴和视角中，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都有不同的主体和客体，即使在同一领域的不同阶层、关系中，主客体也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涉及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人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
3图书馆之本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作为群体的存在，图书馆务必“依靠馆员”、“为了馆员”，以竭诚、有效地为读者服务而履行社会职能。所以，从总体上讲，为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图书馆不仅必须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每一个馆员的利益和价值，而且必须重视、切实保障所有读者的需要和地位。强调馆员与读者对于图书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主要在于馆员与读者均为图书馆的构成要素，又相辅相成：图书馆的存在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为前提，没有读者，工作人员就不成其为馆员；而没有馆员，图书馆也无法达到满足读者需要的目的。馆员和读者都是发展图书馆事业、组织图书馆工作不可或缺的主体。
显然，这里的“馆员”应当是广义的，包括“各层次的领导干部、行政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16]在这个角度上，图书馆坚持以人为本，也应突出“以馆长为本”，这是从馆员与社会、与馆员之外的关系上，即从图书馆外部的大视角，立足于整个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高度和政府或大学等的层面。馆长是图书馆实现以人为本理念的主要推动者，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落实上级的部署安排、组织协调图书馆各项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尊重和维护馆长的利益和需要，馆长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那么，馆员与读者的需要、利益和价值、作用等，也难以得到全面的维护、实现和应有的保障。
如果从图书馆的内部看，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发挥人的作用的一般意义上，则应突出“以狭义的每一个馆员为本”（除馆长等管理者之外的工作人员），旨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馆员队伍。具体地说，应“以业务人员为本”、“以行政管理人员为本”，可再细化为“以人才为本”；相对于馆长，还可强调“以副馆长或中层干部为本”等，这要取决于所指向对象的性质和所确定的目的。但是，“以读者为本”，则无论在广义还是狭义上都是必须努力体现的理念。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中，也可以从某一角度将其具体化为“以重点读者为本”、“以教师为本”、“以研究生为本”等，图书馆必须无条件地关注和重视每一个利用图书馆的读者，甚至包括潜在的读者。
“以馆员为本”和“以读者为本”的内涵在一些方面还有些差异。譬如，“以馆员为本”，包括维护、实现馆员的利益和需要，依靠、发挥馆员的主体作用和价值两个方面。馆员是图书馆的灵魂，必须努力体现馆员在发展图书馆事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主力军作用。“以读者为本”，则主要是指维护、实现、发展读者的利益和需要，突出读者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地位，着重要体现图书馆“服务至上”的思想，与“顾客是上帝”的理念是一致的。[17]
4馆员与读者谁为第一
“读者第一”和“馆员第一”的命题，是对“以读者为本”和“以馆员为本”的通俗表述。如前所述，倘若单纯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两个“第一”的蕴意并无二致，所有人的权益都应放到首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馆长与馆员、馆员与读者之间发生冲突时，主要是在实现个人价值、作用和需要、利益方面遭遇矛盾、冲突等，究竟应“以谁为本”或“谁为第一”？
不言而喻，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当界定从哪个角度、在什么范围、为了何种目的。基于本文仅在图书馆内部从总体上进行探讨，应当说，在一般情况下，不宜强调“以馆长为本”，尽管这一理念极其重要。“馆员第一”与“读者第一”则可以永远并存，其原因在于，两个“第一”是指向两个不同的参照体，而馆员与读者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体中。所以，馆员与读者唇齿相依，“读者第一”与“馆员第一”既相关联又相区别，其间关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两者相对独立，互相不可替代。强调“读者第一”，是从图书馆服务工作上，对于馆长和馆员而言；树立“馆员第一”，则是在馆内现行管理中，只相应于馆长等管理者。“读者第一”与“馆员第一”是两个范畴里的两个概念，而事物的可比性在于类同，在于同一范畴里。因而，本文也赞同两者轻易“不能互相转变”的观点。[18]简单地“从读者第一转变到馆员第一”，[19]是把本质规定性迥然不同的两个主体置于同一性中，容易产生误解和误导。单纯强调“馆员第一”，难免给读者造成馆员在图书馆中至高无上的错觉。
二是，“读者第一”与“馆员第一”是相对并列的。但是，这里强调读者与馆员同等重要，也仅仅是对于馆长来说，而且，这种并列关系只有在两者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时才能成立。显见，“可以相提并论”的命题，[20]也不尽准确。“读者第一”与“馆员第一”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如果随心所欲地“相提并论”两个“第一”，势必给人带来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的混乱。
三是，“馆员第一”与“读者第一”具有从属性。这是指在馆员与读者的需要和利益中必择其一时，馆员不可继续保持“第一”，只能屈居“第二”。在图书馆工作中，馆员应当完全服从于读者，读者才永远第一。但这也是从办馆宗旨、服务理念、图书馆服务的目的和手段上，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上所讲，同时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和有力保障。换言之，对于图书馆总体来说，“读者第一”是绝对的，“馆员第一”是相对的。强调“馆员第一”，是为通过这一手段、途径或发挥其作用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读者第一”的宗旨。只要不涉及馆员与读者个人的切身权益，就无需另当别论。
5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图书馆实践中如果不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实体化、具体化，就会把“以人为本”变成一句空话；从不同的视角强调以人为本，为了不同的目的和意义，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和效果；尤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图书馆内部管理中以“谁”为本都是相对的，只是一种制度安排的体现；图书馆馆员必须互为动力和目的，在保证人的地位、发挥其主体作用、价值和实现个体的需要、利益上，应当相互依靠和维护；只有全体馆员共同谋求全面发展，努力构建图书馆的和谐，才能使图书馆在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做出更大的贡献；馆长是图书馆实现“以馆员为本”和“以读者为本”的关键。
因此，有人提出不能把“以人为本”“当作一句时髦的口号到处乱用”，[21]应当辩证地运用以人为本的思想的观点，是中肯和恰如其分的。但是，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以人为本，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原则，是指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图书馆要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不单纯是何时何地把“以谁为本”、把谁置于“第一”说清楚，至关重要的是，在图书馆的服务和管理等工作中，必须把“以读者为本”和“以馆员为本”的精神实质充分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4马全民等编.哲学小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5程继隆主编.社会学大辞典.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
3上海译文出版社编.新英汉辞典：世纪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姜国柱，朱葵菊.论人·人性.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
7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曾建平，韩玲.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光明日报，2004.09.28
11薛德震.提“以人为本”会导致“以我为本”吗——兼谈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北京日报，2004.06.07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5（苏）А·Г·斯比而金，徐小英等译.人性：哲学原理.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
16程亚男.图书馆工作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17,18,20黄俊贵，林汉城.“馆员第一”的辨识与实现.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