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全面影响的事态，首推全球经济失衡。尽管全球经济失衡已延续多年，但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近年来才真切感受到它的影响，而且被强加了矫正失衡的责任。文章将从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大环境中，找出一些应对措施，力求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和可持续。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经济全球化范文第2篇
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众说纷纭的经济全球化并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说它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赖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的世界市场才得以形成；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积累空前剧增，那些拥有相对过剩资本的国家便可以向全球资本短缺的国家输出资本；生产力发展使得运输成本降低，那些具有经济和技术巨大优势的国家，便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优势、国际分工优势，大规模地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全球销售。当然，经济全球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内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也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从局部经济全球化到全面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业资本首先实现了全球化，从而开始了局部经济全球化。当时发达国家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应世界各地消费”，闭关自守被“互相依赖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外国债券为主的借贷资本也实现了全球化。20世纪初，英、法、美、德四国的金融资本占全球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成为这四国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2]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经济垄断同盟，瓜分殖民地和经济领土。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不均衡性，才触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崛起，并奔向全球，到处投资，从而实现了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进一步加深了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必然产生全球融资需求，于是跨国银行兴起，完全新兴的全球借贷市场——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也应运而生。于是，一个完备的、全面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注：全面的经济全球化是各种资本形态都实现了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二重作用。国内外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的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区分局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经济全球化。
不少论者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是不确切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地区集团一体化虽然具有排他性，但也同时具有对外开放性，参加国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全球化本身既包含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普遍性，也包含部分国家经济更加密切联系的特殊性。经济一体化必有共同遵守的协定，参加国受一体化规则的制约，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国家并不受某种特定协定的限制，当然也不能享受一体化中的排他性权利。欧共体及其部分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是高度一体化的地区集团，而其他国家不参与该种一体化并不等于不参加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也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自由贸易区等等仅拟在预定期限内实现关税和贸易一体化。这些地区集团一体化还远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全球而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协定，由于全球140多个国家参加，使国际贸易实现了一体化。至于国际投资、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等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决不会实现全球一体化。经合组织29个成员国于1995年发起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迄今未达成协议。除8个接受外资倾向较大的国家外，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参加这一谈判。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仍以双边协定为主，而间接投资更受到资本流动管制的严格限制。1993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个成员国中，有119个国家保持着某种资本流动限制。其中，67个国家对资本流入流出实行广泛限制，107个国家对直接投资有某种限制，61个国家对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金融交易实行限制，83个国家对非居民存款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其他资本转移实行限制。[3]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防止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投资冲垮民族经济，发生社会动荡。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不等于它们不参加经济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我们需要把对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表述进一步深入，以揭示其实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起，直到当代和可预见的将来，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居于全球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一论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纯粹物质流动和物质生产。我们需要把握物的背后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关系。(2)当代世界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居统治地位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少，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力甚小。所以，全球经济基本上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3)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不仅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也剥削全球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迄今的经济全球化的固有内容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但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然而生产力只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取代生产关系，直接说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生产力可因分工程度、科技进步程度而有高低水平的区别，人们不能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电子、原子、信息、纳米技术的普遍化。生产力不能直接说明国际经济关系，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中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直接用生产力说明当代日益严重的全球两极分化。把生产力的发展当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会掩盖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并把经济全球化看做同日出日落一样的纯属自然现象。
关于经济全球化及其实质的主要争论是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与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派人士以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新自由主义的杰作是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注：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同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共同形式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策。），其中心内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扫除一切民族障碍，扫除一切国家干预，使商品、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力）在全球完全自由流动，实施非调控的市场化，扫除一切国有经济，实现私有化。显然，“华盛顿共识”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们具有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全球经济愈是自由化，它们就愈加方便地征服全球，实现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它们牢牢记住自由放任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教诲：“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关于商品和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马克思早有科学的评论。他说：“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5](P227)又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P276)马克思的论断完全适合于揭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意图，这就是用“华盛顿共识”创造出一个符合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美国激进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说：“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制定”，“意欲筹划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6]美国另两位激进派学者阿·伍德和阿·洛赫写道：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普遍性——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7]不少民族主义者也极其尖锐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科特迪瓦前总统贝迪埃说：“西方国家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远没有被其他国家接受。在这场实行垄断的全球游戏中，非洲不是参加者”。[8]2000年4月中旬在哈瓦那召开的首届南方首脑会议上，一些国家领导人指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独断专行，横行霸道，它们的资金成了富国征服穷国的大炮。由于国际社会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关系上有决定权”。[9]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我们也不妨引述著名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观点。他说：“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10]“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帝国……它也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中心地区往往以边缘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来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决不是寻找一个均衡状态。只要还存在着没有被纳入该体系的市场和资源，它的扩张就不会停下来”。“中心地区是资本的供给者；边缘地区是资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区也是领导者、创造者和信息交换中心，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控制着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还掌握着边缘地区的经济命脉”。[11]
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贯以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允许外国大型跨国公司收购本民族支柱企业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等为条件，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进一步依附化，而且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不定。有鉴于此，一些多少正直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对新自由主义提出异议。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于1998年1月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即超越“华盛顿共识”），用其他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他说：“往好里说，它（华盛顿共识）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近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其实，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其他学派对它多有异议。更甚者，在西方国家内，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国家调控和政府干预，从来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它们历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最能使它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一些论点的看法
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化。尽管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乏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各国商品如果按照国际价值交换当然不存在剥削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化。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主宰全球经济，我们只能从主体、主导方面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事物的性质只能由矛盾的主导方面规定。而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是不争的事实。要利用外资就决不能拒绝合法剥削，但是我们利用外资无需说外资没有剥削。
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也就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这一世界经济的最优状态。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持以下看法：国家和中国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确实扩大了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早已存在，从来不以这些事件为转移；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只能通过市场来进行，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这是同义反复，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即使在发达国家内，按照西方经济学标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至于所称的全球经济的帕累托最优更是空谈；不能把经济全球化仅仅看做商品、资本等的物质流动或纯粹的自然现象。这种观点拒绝从生产关系、从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然而资源配置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去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确实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但是这种西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资源配置”，一旦达到控制发展中国家支柱产业、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决不是“最优资源配置”。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巨额国际投资在全球流动，进行它们的“最优资源配置”，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从而可能成为最劣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就等于说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惜，客观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赞成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的观点。
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选择又具有国际的外部约束，要求各国不顾自己的条件，选择一种普遍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不必顾及自己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要选择全球普遍实行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这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有人更公开主张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像发达国家那样，只保留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国防几个部门。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惟一出路是私有化”。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正符合“华盛顿共识”的要求。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并不需要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道路绝非强国富民的道路。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民族独立还是否应当存在？有人认为：“今天的世界，与其说是国家的总和，不如说是跨国公司的总和”。有人说：“股票在全球发行，零部件在全球采购，生产在全球进行，跨国公司已无国籍”。另一些人认为：“不管中国资本、外国资本，只要在中国领土的公司，就是中国的公司，其产品就是本民族产品”。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其理由如下：这些观点赋予国际垄断资本一种神秘的隐身术，它是无国籍的，属于全球的，或者赋予民族领土一种黑洞般的吸引力，外资只要掉入这个黑洞，一下子就变成“本民族的”。于是民族独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竟然成为多余的话题。我们当然应当拒绝这种观点。一向强调产权清晰的某些论者，为什么此时此刻故意模糊产权呢？须知，跨国公司虽然在全球发行股票，在全球采购零部件，在全球利用各种资源，但是资本所有权、关键技术所有权、专利、品牌都主要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股东们的手中。例如，在巴西领土生产的汽车绝大部分是属于美国汽车公司的，而不是属于巴西的。所有权决定分配权，跨国公司所获全球利润大部分流回母国，流入大股东们的银行账户。跨国公司无国籍论，在本土的跨国公司等同民族公司论可以休矣！这种观点的政策含义是，敞开国门，吸收外资多多益善，无需顾及本民族支柱产业被控制，市场纵，因为据说，外企一到某国领土，其产品也就是某国本民族的。显然，这种迎合“华盛顿共识”的资本流动自由的观点，我们是决不能苟同的。当然，笔者必须马上说明一点，在维护本民族经济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资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合理利用外资与依附于外资会产生两种天壤之别的结局。参加经济全球化是为了本民族经济更好地自主发展，而不是被外资操纵和控制。这里我想引述一位美国学者的有益观点，以供比较和思考。在2001年1月我国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化论坛会议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说：“全球化和加入WTO……更不能代替一个国家国内有效的发展战略。……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还是国内的需求，融入世界经济必须视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一步，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我们不提倡国际经济一体化在国内政策的制定中起主要的作用。”[12]
四、经济全球化的二重作用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还是单一正作用，以及利弊孰大孰小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二重性是利弊互见，正效应与负效应共存。笔者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决不低估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了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当然是一种历史进步；国际贸易使交换双方获得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政策都不能脱离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缺少经济增长所必须的资本和外汇。适度接受外国资本，可以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科技落后状态，购买外国技术或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参加经济全球化可以增加财富、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还可以学习外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正因为以上这些积极作用，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主动参加经济全球化。实践证明，适度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闭关锁国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闭关锁国必然带来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利益是有条件的、有代价的。经济全球化又必然具有消极作用。其根本原因是，国际垄断组织经常在损害别国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史、掠夺史，是当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与技术的强大优势，依然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垂直分工体系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跨国公司操纵和控制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市场，抑制了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对西方国家的巨额债务（1988年为1.2万亿美元，2000年初为2.5万亿美元）支付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经常引发经济与社会动乱；西方国家的大量游资不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如同战争般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汇率、利率的变动传导给发展中国家，使它们的经济经常出现不利波动，难以同时取得内部与外部的均衡；国际经济组织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发展中国家很难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作为上述各种原因的综合反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南北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世界银行于2000年4月13日发表的《世界发展指数》承认：“经济全球化的某些因素已使最贫穷国家受到损害，使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差距的扩大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一个不能打破贫国周期且愈来愈不平等的世界中，集中于工业化国家占世界人口1/6的人垄断了全球近80%的收入。与此同时，居住在63个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以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消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利大还是弊大的讨论不可以抽象进行，需要根据一定条件，做出具体分析。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其一，对什么类型国家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其二，在什么条件下利可以大于弊。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肯定利大于弊，因为“贫国无法和富国竞争”。当然，它们也得付出一点代价，这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引起工厂外迁，从而加剧了国内失业。在当今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失业工人是积极参加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是互利的，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相近。同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也是互利的，也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不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来说，发展中国家所得的利并不必然大于弊。所谓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或者利无条件地大于弊的说法并未得到事实的证明。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在一切场合下弊必定大于利。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为寻善于趋利避害，可以使利大于弊，否则弊必然大于利。至此，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利的标准从原则上来说应当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民族经济的自主独立（不被外国操纵或控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国仅着眼于经济发展，置经济自主独立于不顾，那么这种发展只不过是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式的发展，非常不利于该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相反，一国如果仅着眼于经济自主独立，闭关锁国，或者保护过度，不能积极地利用商品和资本的世界市场去促进自身的发展，那么，这种经济自主与独立终会因国力孱弱，不能长久保持。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不过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永久处于依附地位，而我们所采取的利大于弊是上述二者的兼得，同时又付出一些次要代价。
如何使利大于弊是一个很大的论题。根据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经验教训，以下各点是至关重要的。
1.务必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可抗拒。要积极参加国际贸易，积极而又适度地利用外资，积极学习和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开展有益的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南南经济合作。
2.适度保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条件地参加经济全球化。一国“从弱小转变到强大”，重要的是“长期生存保障”。[13]自保和当前的生存是竞争、发展和全胜的前提。具体说，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可以过大，发展经济务求以内需为主；外资比重适度，外资不可控制一国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借外债要适度，不被外债锁链套住，外债要保持在公认的国际警戒线之内；在条件不成熟时不贸然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以防国际游资冲击，等等。
3.重视科技创新，用新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结构，建立和发展新科技产业，提升商品的科技含量。主要靠亦步亦趋引进技术或主要靠组装外国零部件都不能彻底摆脱依附地位。当代各国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科技创新是经济独立的充足条件，是国力强大的发动机。
我国是惟一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特殊任务。借经济全球化，妄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接轨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战略图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保证。参加经济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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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范文第3篇
19世纪末，随着资本输出的不断扩大，货物、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日趋频繁，从事跨国投资和其它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和财产日益国际化。与此同时，所得税制度和一般财产税制度在各国相继确立。在此背景下，各国为了避免对纳税人跨国收入和财产的征税所产生的国际重复征税问题而采取适当措施协调彼此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国际税法因此逐渐形成和发展。显然，国际税法是国际经济交往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国际经济活动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国际税收关系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国际税法的发展变化。20世纪90年代，人们习惯于使用“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来描述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所引起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国界等关系到国家的因素相对减弱，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国际税收新问题，相应地，对由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和习惯构成的国际税收法律体系的未来发展也必将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国际税收新问题
(一)各国的税收受到侵蚀
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税收是国家在税收领域内的体现。税收可直接表现为国家有权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其税收政策，对国家的税收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以及自主、独立地参与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关系，以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维护自己的税收权益。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上还的国家税收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其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家税收的侵蚀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结果之一是产生各种形式不一、程度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一体化组织通常设有统一机构，调节或者管理一体化组织范围内的有关事项，各成员国必须服从和遵守统一机构的调节和管理。这意味着一个超国家的权力主体产生，成员国以承认该主体并向其让渡部分(包括部分税收)为条件，以被管理者而非管理者的身份参与该一体化组织。由于该一体化组织所追求的是体现各成员国全体利益的整体性目标，与各成员国的直接利益目标是有距离的，因此国家向其转让部分，将直接导致自己原有权力的减少和削弱。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家税收的侵蚀，欧盟是最好的例证。欧盟成员国虽然是国家，但是在处理包括税收领域的国外各个领域的问题时，必须遵守建立欧盟的各项条约，并且服从理事会所的各项指令。
2．国际税收协调对国家税收的侵蚀
经济全球化造成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关系，导致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关系的加强，其中当然也包括国际税收关系的合作与协调。与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同，各国通过签订多边性或双边性的国际条约参与国际税收的合作与协调，意味着在缔结条约后必须受条约的约束，再行使税收时必须以国际法为依据。在协调的范围内，国家的税收政策已不再完全仅仅由本国政府管理和制定，而必须遵从相关的协调组织的协议、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约束，这意味着国家单独制定税收政策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3．跨国公司的活动对国家税收的侵蚀
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和经营，对经济全球化进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通过兼并和收购以及建立新厂等方式控制东道国某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垄断了东道国某些产品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东道国国家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的制定。同时跨国公司从其整体性的发展战略出发，进行大量的“公司内部交易”和转让定价行为。在税收领域，这些活动构成了国际逃避税的主要部分，对有关国家的税收收入造成了极大的侵蚀。此外，掌握着大量国际金融资本的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进行巨额瞬间货币交易，使得一国政府难以有效监控这部分资本，更无法对之合理课税。它们提供的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和交易形式也给使得一国对之难以进行有效的税收管理，也就是说，对一国的税收管理权力提出严峻的挑战。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税收原则受到严重挑战。如何在彼此合作中坚持税收，以及如何在维护税收中进行彼此合作，是各国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并非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取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利益的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有人称全球化为“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二)各国的税收竞争加剧
随着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相继采取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对资本等经济要素的流动放松管制，加之现代科技的发展，各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制大大放松，而且金融资本也基本上已经可以在各国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觅利是资本的本性，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也总是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流向那些能够产生丰厚利润的国家和地区。在影响国际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因素中，税收因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不可避免地对国际资本的流向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并不能缓解和消除包括资本在内的资源的“稀缺性”问题，相反，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将进一步显现出来。因此各国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展开的资源争夺也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进一步加剧。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帮助本国经济发展，难免将采取各种低税政策，给予外资免税或减税等诸种税收优惠，鼓励外资尤其是外国生产资本投入本国的落后地区或者相关产业，以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如果各国竞相采取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各国税收竞争的加剧。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历史原因，加之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格局，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资金奇缺、外汇短少、技术落后、基础设施差。投资环境的缺陷使得它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需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均制定各种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发达国家内>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差异，彼此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为吸引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而展开的激烈税收竞争。
对于税收竞争问题的认识，应当采取辩证的观点。适度的税收竞争使得参与税收竞争的国家扩大税基、降低税率。这不仅有利于吸引外来的资金、技术，从而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得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纳税人的税负减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扭曲作用，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从而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活动的发展。因此，适度的税收竞争是有益的、良性的，应当加以促进和引导。相反，如果参与税收竞争的国家仅仅从本国的国内利益出发，竞相从事过度的税收竞争，采取与邻为壑的政策，那么这不仅使得参与税收竞争的国家的国内税基受到严重侵蚀，财政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也使得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也扭曲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发展。因此，过度的税收竞争是有害的、恶性的，应当加以抑制和禁止。无论是促进和引导良性税收竞争，还是抑制和禁止恶性税收竞争，均需各国之间的国际税务合作，需要确立新的国际税法规则。
(三)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活动更加活跃
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各国对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经济要素的流动放松管制，公司设立更加自由，跨国纳税人本身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跨国纳税人的各种所得和财产的跨国流动也相对便利。与此同时，各国税制仍然存在着差异，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依然存在。这些因素为跨国纳税人进行逃避税活动更加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寻求收益最大化的主观动机驱动下，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活动将更加活跃。近年来，跨国纳税人采用改变居所、缩短居留时间、在联属企业内部实行转移定价、在避税港设立基地公司、弱化投资和滥用税收协定等诸多方法进行国际逃避税活动，以致于在国际税收关系中，如何防止国际逃避税问题已经成为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问题之外的最主要问题。
从当前现状看，各国管制国际逃避税的措施，主要是各国国内法所规定的反逃避税措施，即主要依靠国内税法中所确立的单边规范。除此之外，各国通过税收协定所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十分有限，主要是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的税收情报交换条款，以及近年来关于国家之间签订的税收协定中逐渐增加的一些反国际逃避税的特别条款，例如反滥用税收协定条款等。从现有的税务情报交换条款的规定看，各国通过双边税收协定进行的税务情报交换的内容受到诸多限制，交换税收情报的方法也十分有限。目前，除了在税务情报交换领域，或者税务行政协助领域出现专门的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外，还没有出现专门反国际逃避税的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在此背景下，各国国内的反逃避税立法仍然发挥主要作用。显然，这种过度依赖国内法管制国际逃避税的做法，是经济全球化之前的产物，它以充分尊重国家的绝对税收国家以及国家可以对国际税收活动实行有效控制的理念为前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仅仅依靠单边性的或者双边性的反逃避税措施，以及受限制的税务情报交换合作方法，难以打击方式越来越复杂和精巧的国际逃避税安排。
(四)网络技术对税收管理提出严峻挑战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科技的发展。可以说，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当前，网络技术的发展引起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革新，并对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管理模式提出种种挑战。就税收管理活动而言，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1．对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确定规则的挑战
现代各国基本上都是基于的属地原则而主张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前提是纳税人的有关所得和财产来源于或者位于征税国境内的事实。既有国际税法规则包含一系定有关纳税人所得来源地的规则。但这些规则是为了调整传统商务活动方式下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关系的产物，它们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电子商务活动的发展需要，难以继续调整在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所产生的国际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因为在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跨国纳税人在收入来源地国除了设置一个网址或者服务器之外，并不需要另行设立任何的“有形存在”(physicalpresence)。从而根据既有国际税法规则难以确定该笔收入的来源地，此其一。其二，在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纳税人所从事的商务活动所涉及的大多数是无形的数字化产品交易，因此根据既有的国际税法规则亦难以确定该所得究竟属于何种所得。其三，在网络空间，跨国纳税人可以从事各种数字化产品等无形资产的商务活动，也可以通过加密等手段保护和隐瞒收入和财产，以及征税国据以征税的相关会计资料。这将使得国际逃避税更加容易，跨国纳税人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在来源国逃避根据现有的税法规则所承担的纳税义务。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就像各国政府永远不能控制公海一样，它们也无法控制网络空间，因此网络空间将成为谋求避开政府控制者的避难所。
2．对征税权划分规则的挑战
根据既有的国际税法规则，各国在协调对跨国营业所得和跨国劳务所得征税权冲突中，普遍承认来源地国的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居于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通过常设机构原则和固定基地原则限制来源地国的征税权；在协调对跨国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投资所得征税权冲突中，各国普遍采用的是征税权的分享原则。显然，上述的征税权划分原则是建立在行使有效的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基础上的。然而，在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各国基于来源地税收管辖权难以对从事跨国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人行使有效的征税权，取得相应的税收收入。因此以有效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为前提的征税权划分原则，不可避免的受到挑战和冲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税法的发展趋势
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国际税收新问题，以及既有国际税法规则所受到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今后国际税法发展将出现如下的趋势：
(一)国家税收将在相对弱化和不断强化中交织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挑战而使得国家管理和控制国际税收活动的能力受到削弱，国家参与经济一体化组织和税收协调组织而使得国家税收受到限制，从而使得国家税收受到侵蚀、限制，但是，在今后的国际税法发展中，国家税收将在相对弱化和不断强化中交织发展。这是因为：
1．国家管理税收活动能力的弱化并不必然导致税收的弱化。传统的税收管理手段、模式的失灵只能说明国家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税收管理方式和手段，并不能说明国家彻底丧失了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税收新问题的管理能力。相反，新问题的产生与国家的税收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国家会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强国际税收活动的管理，以强化自己的税收。
2．国家税收受到>
制并不必然表明税收的弱化。国家税收是国家在税收领域享有的全面的。国家税收受到限制的结果只能是使得受到限制的税收范围扩大，国家排他性税收范围缩小。但是影响国家税收的不是法律限制的数量，而是它的性质。因此国家限制自己在税收领域内行动自由的法律数量并不影响其税收，并不影响它作为税收领域内立法和执法的最高权威性质。对税收的限制只能是局部的、相对的，而非对税收整体的削弱。在处理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税收新问题的过程中，以国家的税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在税收的国际协调和合作过程中总是强调自己的国际身份，保持自己的权威，从而出现超越与国家同时加强的趋势。
3．就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它们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之它们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说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地位十分巩固，相应地其税收受到的威胁最小。在税收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中，发达国家从未放弃自己的主张，也不放弃自己的垄断权，而且还进一步挑战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例如在双边性的税收国际协调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颁布的税收协定范本总是强调居民税收管辖权，保护发达国家的税收利益，即使在联合国颁布的税收协定范本中，居民税收管辖权并未受到削弱，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结合当今国际资本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事实，联合国范本中对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扩大，也并非一定有利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利益。此外，在多边性的税收国际协调和合作中，例如在wto中，发达国家总是在决策机制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通常是给予一定期限的、有条件的差别待遇，但仍然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期限内完全达到多边协调组织的总体目标。相反，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多居于从属地位，以及它们的经济实力较差，在税收的国际协调和合作过程中，为维护自己的税收，也将不断努力实现自己的税收。
(二)税收的国际协调和合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国税收制度的趋同化。国际税法是各国国内税法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它既影响一国的税收和税收利益，又影响到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际经济的发展。因此规范各异的国内税收制度，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国际重复征税、制止潜在国际逃避税、防止亚性税收竞争，是未来税收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的目标。当前，众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国际税收协调和合作组织，力达到其组织目标和原则，均制定各种指令和建议，要求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包括税收立法，进行修改和协调，在一定时期内达到该组织的指令或建议所规定的目标，由此引起各国税收制度的趋同化。例如，在新近出现的税收竞争问题上，欧盟于1997年12月旨在消除有害税收竞争的《行为法典》，要求其成员国对国内的现有法律进行审查，废除现行税法及税收实践中认为可导致有害税收竞争的规定或措施。根据该行为法典的规定，欧盟成员国民迟应当在2003年1月根据该法典的要求完成国内税法的修订和调整。
第二、双边税收协定的内容进一步扩大。自从20世纪经济台作与发展组织税收协定范本和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诞生以来，双边税收协定在税收的国际协调与合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之间缔结税收协定十分活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为了解决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税收新问题，将更加重视利用这一既有的双边性的税收协调与合作模式。这不仅仅表现在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不断增多、协定网络进一步扩大，而且表现在协定的内容日渐丰富。今后税收协定的内容将会有以下的增加：1．增加协定适用新税种(如社会保障税)；2．将税收协定适用于新的商务活动方式(例如电子商务活动)；3．广泛制定新的防止国际逃避税措施(如资本弱化、套用税收协定)；4．增加税务行政协助(税款征收、税务文书的传递)以及税务争议解决新方法(如国际税收仲裁)等方面的规定。此外，就某一专门问题而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如有关税务情报交换的协定、有关税务行政互助协定等，将进一步发展。
第三、制定新的建立在国际合作基础之上的反国际逃避税新措施。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跨国纳税人逃避税提供了新的便利。因此各国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国际逃避税的力度。这将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各国改进既有的国内反国际逃避税的单方面措施，制定国内反逃避税专项立法，并在税法中采用更加有效的反逃避税措施。例如转让定价法规从制约跨国关联企业扩大到制约按照“事实推定”的“受控实体”；从制裁商品、劳务和无形资产交易扩大到制裁物物交换和债权债务相互抵冲等各种隐易；确定是否存在转让定价的方法从传统的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和成本加成法扩大到还可采用利润分割法、可比利润法和交易净利润法等。二是制定建立在国际合作基础之上的新措施。主要有：第一，突破现有的双边情报交换制度中对所交换情报的种类和范围的限制，以及交换方法的限制，扩大所交换情报的内容和范围，同时采用同时审计或共同审计等新的情报交换方法等；第二，制定新的反国际逃避税规则。例如，随着跨国独资电子商务活动的蓬勃发展，在可预计的将来，各国将会结合电子商务活动自身的特点，制定专门用于防止电子商务活动领域逃避税的新规则；第三，针对单边和双边反国际逃避税措施的不足，制定多边性的反国际逃避税规则、建立多边性的反国际逃避税机制。
(三)多边性税收协定的进一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相互渗透、互相依存，在国际税收关系上则表现为一系列新的国际税收新问题呈现多边化趋势，因此，各国难以单纯依靠既有的单边性的国内法规则和双边性的国际法规则，解决此类新问题，而必须制订新的建立在多边性基础之上的国际税法规则。当前，已有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联盟等众多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存在。在这些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多边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措施和规则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例如，欧盟即订有《税务相互协助公约》，丹麦、荷兰、挪威、冰岛和瑞典订有《北欧条约》，独联体国家也于1999年6月签订了多边性税收互助协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今后将会产生更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甚至产生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相应地，多边性的国际税法规则也将进一步发展。
(四)税收管理措施的革新
经济全球化范文第4篇
经济全球化的若干表现
(一)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手段，缩短了时空距离。
首先，因特网的全球延伸，缩短了时空，到1999年,网上用户为1亿1千万，互联网遍布世界，从总统选举，到世界小姐选美,从股票、证券的买卖,到远程教学，远程疾病治疗。信息技术革命使“天涯若比邻变成现实。”
其次，国际分工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体系形成，例如美国波音飞机的零部件是由1600多家其它国家公司生产，日本本国轿车25％的零部件是海外生产，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程度越来越高。
(二)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直接投资的大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组合，促进了资本的双向流动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以经济为纽带的世界经济网络已经形成。
首先，全球53000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对外投资的90％，其中,前500家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了对外投资的50％。跨国公司的发展强化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纽带。少数大的跨国公司不仅控制和影响着它国的经济，而且对它国的政权格局、文化模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其次，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构造了国际分工的新格局，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巨大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进行生产：在科技力量强的地区进行科研和产品开发,在税收低的地区进行注册，在购买力最强的地区进行销售。跨国公司构造了全球分工新格局,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国际组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量建立和发展，为贸易自由化和国际交易与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
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代表的世界经济贸易创新和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规则创新，为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此外，还有大量的政府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以及大量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诞生。现在的世界市场体系已日趋完善。
(四)全球范围内的体制改革,使得经济制度对抗得到缓和，市场经济成为涵盖全世界的共同体制。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两大平行经济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的共同经济体制。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宽的过程，是经济规则的全球化。
然而。市场经济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市场经济规则的内容主体也是发达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完善而形成的国内游戏规则。所以，经济全球化就必然和各独立主权国家的经济制度、贸易规则相冲突，最终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可见，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安全是两个紧密相联的问题,在国家和民族大利益存在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范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和侵害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可能危及的领域
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所面临的经济不安全，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方面：即产业不安全、贸易与资源不安全、金融不安全、环境不安全、信息不安全。
第一,经济全球化与产业不安全。产业不安全是指一国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不能按本国政府的意志,遵循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由本国民族资本为主实施和控制的状态。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和外资的无国界的行为。例如：兼并、收购、使东道国的产业被外国资本所垄断。东道国经济的支配权和产业政策受到冲击，无法对本国经济发展实施有效控制；产业结构夕阳化，支柱产业受到外国资本意志的左右。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工业化国家纷纷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大量的传统工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始终掌握着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的加工厂；产业利益大量流失。跨国公司通过交易内部化,高价进口机器设备、低价出售产成品，使东道国的产业利益大量流失，有限资源被外国资本控制或被毁灭性开发，外国资本在东道国服务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投入，引起东道国的人才资源大量流向外资企业。
第二，经济全球化与资源贸易不安全。表现是：进口国在大宗进口产品中，受到出口国的低价倾销：大宗出口商品受到进口国的反倾销，并施以高额关税，贸易利益在反倾销败诉中大量流失：歧视性的贸易法案和条款，对国际贸易的不平等限制，造成主权国家贸易受阻，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有利地位，阻挠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贸易的地位；恶性欺诈、走私、骗汇、逃汇、套汇,使受害国利益损失巨大。
第三,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不安全。所谓金融不安全是指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而对各种金融危机失去抵抗能力。其表现是：一国的金融体系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阻击，它往往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经常项目长期发生逆差，外汇储备减少，而且呈下降趋势；巨额的外债，而且债务结构不合理：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多，大量的呆账、死账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金融体系管理混乱，经常有巨额金融资产流失和亏损。
第四，经济全球化与环境不安全。环境不安全包括：全球环境不安全，如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空洞、沙漠化、热带雨林的破坏，危及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区域环境不安全。如跨国界河流污染、海洋污染、核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给邻国带来的生态灾难和危险、污染产业的转移、有毒有害物质的转移等。使邻国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潜在的危机：局部环境不安全，如产业垃圾、汽车废气、大量使用化学农药等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第五，经济全球化与信息不安全。经济全球化一个最典型特征是信息全球化，信息不安全是指信息技术的控制权掌握在别国政府手中,重要的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不能抗卸系统内外的入侵、破坏的状态。其表现是：信息技术落后，造成信息依赖、技术依赖、经济依赖，引致国家经济利益的大量流失：计算机黑客对经济目标的攻击、入侵和破坏,造成网络瘫痪、系统毁坏、经济系统无法正常运转：落后的软件开发技术无法保护重要的经济系统，网络的透明度造成重要的经济数据流失，电子犯罪是信息不安全的具体表现。例如,重要网络的节点受到他人或他国邮件的攻击，从而消耗大量服务器资源：盗用他人账号上因特网；攻击股票证券的电脑系统，非法盗卖他人股票。
防范经济不安全的应对举措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因此而受到经济不安全的威胁。所以必须积极地制定应对措施以防范经济不安全。
(一)树立积极正确的安全观
1．动态、发展的安全观。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没有发展，既谈不上有效维护国内社会的稳定，更谈不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居一席之地。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是双向互动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寓经济安全于经济发展之中，才是真正确保一国经济安全的有效途径。
2．综合的经济安全观。经济安全战略不能仅仅从经济方面考虑,还要考虑经济安全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实现经济安全的作用。
3．积极进取的经济安全观。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争取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才能改变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当然，积极进取并不是盲从冒进，要把握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时序性,审时度势地参与全球化。
(二)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缓解制度上的不均衡，要有序地革除和旧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游戏规则，尽快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投资贸易规则和管理系统。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通过加强全球经济合作，建立多边和双边的经济协作与协调机制,来缓解经济不安全性。
(三)构筑经济不安全防御体系
1．构造制度防御体系。要针对国内现状，制定具有战略意义的保护行业安全的网络体系。包括：金融安全保护网络；产业安全保护网络；贸易安全保护网络；环境安全保护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网络。
经济全球化范文第5篇
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有着显着差异。着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安全困境,集中体现在:
市场竞争造成两极分化。国际市场竞争远较国内市场竞争为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在管理经验、技术工艺、市场营销等诸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难以望其项背。在一国国内,一般都制定了相应的反垄断等法律来规范市场秩序,但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超国家机构来规范市场,“丛林法则”居主导地位,竞争态势有利于跨国公司,其结果必然是强胜弱汰,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扩大开放威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开放使发展中国家更广、更深地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并轨加快。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国内经济稳定运行的外生变量越来越多,这将考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在“外生变量内在化”现象中,最值得关注的要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输入。在国内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的情形下,国际原料燃料与中间产品价格的涨落、国际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产品需求的起伏以及本币对主要货币汇率的升降,都会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国内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
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侵害。长期以来,少数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中心”与“”的国际分工体系,由此决定了“美国霸权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的新兴市场承启一般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垫底”的“金字塔式”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一格局的典型特征就是利益上浮、风险下沉,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而成为易被侵害的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凭借知识、技术、人才以及销售网络领域的垄断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据并不断巩固“微笑曲线”价值链的高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将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凭借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长期局限于劳动与资源密集的加工及原料与燃料的生产,获取的只是一般的平均利润。与此同时,为应对新兴市场的竞争,维持国家经济繁荣和国民生活富裕,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垄断优势,更加关注知识产权,这虽有促进发展中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激发其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面,但滥用WTO相关规则,动辄制造贸易摩擦,甚至以经济制裁相威胁,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
容易遭受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继续扩大,引发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等主要货币汇率、黄金与期货石油等重要金融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与积聚。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社会至今远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娴熟驾驭开放经济的经验与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金融动荡对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汇率稳定、外币资产价值等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国际金融风险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传递,对金融等相关产业产生冲击。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共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一百多次,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由此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引发社会乃至政局动荡。
发达国家维护经济安全不遗余力
尽管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发达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很多因素并不是发达国家所能够预料和掌控的,诸如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转移、国际资源激烈争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国际援助负担增加、国际货币失调与金融市场动荡等等,使得发达国家越来越疲于应对。由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日等经济强国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竞争力,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强国有意愿也有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经济安全。
利用综合优势维护经济安全。就经济安全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有较大差别,其中之一就是发达国家有众多重大的海外利益,如国际资源、国际投资与国际市场等,直接影响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如何保障海外利益是发达国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历史上,西方列强惯用三类手段保障海外经济利益。一是军事,即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当今美国一直强调它在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在全球各个战略要冲都建有军事基地,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其军事霸权。二是技术,跨国公司在技术及管理上的独特优势可以增加行业准入壁垒,为海外投资提供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这便是发达国家十分关注知识产权的关键所在。三是金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与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世界众多国家都依赖这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与投资。英美正是利用这一垄断优势对“利益攸关方”给予惩罚或奖励,使其重视英美的海外利益。
借用金融寡头维护经济安全。发达国家的金融寡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发达国家金融寡头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金融资本不仅在发达国家内部,而且在国际市场的众多行业、领域逐渐确立起垄断地位,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到饮食娱乐等各行各业。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图景日益复杂,而在这些激烈竞争的背后,充斥的是金融寡头翻云覆雨的金融操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资源的争夺,而国际资源争夺的历史轨迹与内在逻辑已清晰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金融实力的大小直接决定该国对国际资源利用水平的高低,国际资源争夺战的实质是金融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实力最为发达,金融寡头发育也最为成熟,国家政权与金融寡头相互渗透,在全球范围内共同谋取经济与战略利益。
暗箱操作集体维护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及其对单个主权国家经济产生的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往往是一国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应对的,因此西方七国(G7)率先展开大国经济协调。但是,长期以来外界只能看到G7领导人步入会场与最后发表联合声明的两端,其余的闭门磋商不得而知,世人只能从国际经济事后发展的态势--G7日趋富庶繁荣,全球失衡日趋加剧,国际金融日趋动荡--来判断:G7维护成员国及其大企业的利益,忽视甚至牺牲发展中国家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G7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和激烈反对。为提高代表性与合法性,G7在1997年吸纳俄罗斯而出现“G7+1”后,又安排一些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列席其延伸会议,但仍不让后者参与重大国际经济协调议题。
利用保护主义维护经济安全。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不断调整,发达国家一些传统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由此出现就业岗位转移以及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症候群”。解决问题的办法理应是国内转移支付,即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收益部分转移给受损者。但是,发达国家却没有相应的作为,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年均收益是1万亿美元,付出的年均成本是500亿美元,但用于消化经济全球化成本(如给相关失业者补助)的支出仅为10亿—20亿美元。不仅如此,它们还转移国内视线,将压力外泻给新兴市场,使后者成了某些发达国家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由此,在“国家安全”口号下欧盟内“经济爱国主义”兴起,在“公平贸易”幌子下美国内保护主义抬头。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积极鼓吹与实践者,用胡萝卜引诱或用大棒敲开了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门,但是,面对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的不断滋长,WTO体制下多边贸易谈判却越发艰难。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