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桂林的诗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关于桂林的诗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于桂林的诗句范文第1篇

各区、县规划局、财政局：

为贯彻执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北京市城市建设临时用地和临时建设工程管理暂行规定》（京政发〔1988〕22号），现就有关的财务处理作如下规定：

一、按照《北京市城市建设临时用地和临时建设工程管理暂行规定》，市、区（县）规划管理局收取的临时用地费和临时建设工程费按季上缴同级财政。然后，财政根据实际需要拨给市、区（县）规划管理局一部分经费。

二、财政拨给的经费主要用于补充业务经费，改善办公条件等。

三、市、区（县）规划管理局要对收费、上缴加强管理，健全财务制度，应上缴财政的要按规定按时上缴。

关于桂林的诗句范文第2篇

新课程标准规定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这不开语言材料的积累。学生说话和作文是调动自己平日的语言积累和语言经验，用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一个人语言积累、语言经验越丰富，他表情达意也就越流畅、越准确、越生动。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只能依赖于丰富的语言材料和语言经验。我们在教学时应直奔语文教学的主题：积累运用语言，真正教学生学习“语文”，而不是学习“关于语文”的那些东西，进而形成一个积累的体系，提高表达能力。

一、在诵读中积累，在情境中积累。

语文教学要抓语言，语言教学要抓语感，语感教学要抓诵读。汉语词汇丰富，运用灵活，可以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锐感受力、欣赏力。

1、提倡多读多背。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儿时诵读过的名家名篇、儿歌，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表达琅琅上口。对于其中的一些语言现象早已潜移默化地形成于自己的语言结构中，并且不时地在用。当然我们可选择有价值的语言进行积累。

（1）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如描写人物神态、动作语言的词语，描写山川河流、自然百态的词语……还有成语、谚语、歇后语等。学完每篇课文后，要鼓励学生把诸如此类的词语抄录下来。如教学《美丽的小兴安岭》时，可结合“思考・练习”第三题，请同学们画出课文中用得准确、生动的词语，读一读，体会体会，然后将它们抄录在阅读笔记上。

（2）富有表现力的句子，如教学《富饶的西沙群岛》一课，可以通过让学生反复诵读作者对海水色彩、鱼的各种样子描写得十分生动优美的句子，然后在抄下来，让学生做积累语言的有心人。另外还有细节描写具体生动的句子等等也可以积累。这样做不仅使学生积累语言，学习表达，还能使学生学习如何观察。

（3）富有哲理和意蕴深长的诗句。这样的句子诗句不仅可以在平日上课时积累，在课外阅读时也可以进行积累，还可以联系课文内容，补充积累的素材。如在学生朗读、感悟理解好《黄鹤楼送孟浩然于广陵》这首诗后，我们可以适时推出《赠汪伦》、《送元二使安西》、《送杜少俯之任蜀州》等一系列送别的诗，并引导背诵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海内存知，天涯若比邻”等等，使得学生对离别愁绪有更多的感触。

（4）运用修辞手法的句子，如排比句、拟人句、比喻句等句子。积累这样的词句，不仅使学生领悟语言的表达方式，还能使学生从中学习怎样进行联想和想象。

新课程标准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所以我们教师一定要从对下一代负责的高度出发，抓好学生对于语言的背诵积累。

2、引入情境，进行积累。

小学生积累语言是伴随着清晰的表象和正确的理解不断深化的。因此，积累语言要依据语言文字，进行定向引导，进入语文所创设的境界，进行积累。如学习《桃花心木》一课之后，可设计一道填空题，让学生填上新学过的重点词语，使学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进行几组近义词的辨析。如，在括号里填入与句意贴切的成语：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应接不暇、琳琅满目。A、在博物馆里，陈列着各种奇珍异宝，古玩文物，令人（）。B、老玉器店里陈列着花草、鸟兽、人物等各种玉雕展品，栩栩如生，真是（）。C、各种各样的鸟儿欢叫着向大榕树飞去，令人看得（）。D、商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真是（）。学生要想做到准确填空，必须仔细品位每句的语境。这样的练习，比简单的抄抄背背好得多。

二、依靠积累，培养学生阅读感悟能力。

语言的积累，不仅是字、词、句、段、篇的积累，同时也是思想的积累，认识的积累，文化的积累，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活动。背诵“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积累词句的同时，不也可以领悟到“站多高看得远”的道理吗？诵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能不受到诗人那种对家人深切思念之情的熏陶吗？而这种阅读感悟能力又是一种语文综合能力，是衡量一个人语文素养的重要标准。阅读感悟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效的积累，语文能力的综合反映，这需要反复锻炼，在积累中逐步养成。没有一定的语言材料的积累，就是说，不认识足够数量的字，比较常用的词语没有内化为自己的语言储备，对常用的句式十分生疏，阅读就无从谈起。没有一定的认识能力，没有一定的文化积累、，要深切地感受、理解文字材料，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我们要教会学生依靠积累走进语言，感知语言。让学生与语言多次面对面地接触，品尝语言的“原汁原味”，使课文中蕴涵的伦理道德、人间真情、人文境界，民族尊严等感染学生，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

如《桂林山水》中描写山、水景色两段文字，运用了对比、排比、比喻等多种写法。教学中，可以通过引读、对读和吟读等多种方式，不但积累了语言，同时也领悟了这些描写方法。对学生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体会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和增强自身的语言美感都有积极作用。

这样的阅读训练既有利于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文章感情的体会，又能使学生揣摩意会到语言的表达方法，增强了整体感悟能力。

三、积累、感悟、运用，三维互动。

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因此教师要组织、协调学生对文本积累、感悟、运用的三维互动。

1、在运用中学会积累。

我们教师可经常组织学生交流见闻、交流读书心得，组织学生在情境中讨论、辩论等，让学生在交际中学习语言、运用语言。习作时，引导学生经常小练笔。如仿写：可仿句式，仿修辞手法，仿立意；又如写观察日记、写读后感，可侧重引导学生体会语言的表达。学生有较强的表现欲，在他们有了初步的写作能力后，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向少儿报刊投稿。在写稿和投稿的过程中，学生会更关注少儿报刊的阅读，特别是同类题材同类体裁文章的阅读。这类练习，既能促进学生写作兴趣、表达能力的提高，又能积极促进学生语言的积累。

2、将积累、感悟的语言进行实际的运用。

关于桂林的诗句范文第3篇

在我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中，古诗文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映射着中国文化的文学之美，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胸怀、风骨、智慧、情趣，她对于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铸造学生的健全人格，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如何为学生打开这扇文化艺术宝库的大门，让古诗文这颗明珠更亮、更具光彩，笔者就自身的教学实践谈一些体会。

一、有效诵读——让学生“腹有诗书”

（一）“流行”制造兴趣

儿童心理是很重模仿的，如果他看到很多人都读，就比较有兴趣，就好像儿童不一定喜欢上学，但人人都上学，他就上学了。也并不一定都喜好钢琴，喜欢英文，但大家都去学，他也就不排斥了。所以一人读古诗文较难，同学一起读，则兴趣将会大为提高。为此，我把班中学生分成几个学习小组，每组选择一个比较能干的同学作为学，然后将《课程标准》后面附有的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70首印发给每位学生，让组长组织组员利用周一至周四早读每天读一首，周五组织复习，组长可不断创新学习、复习方式。当然，其间教师要点燃学生养成习惯的欲望，注意发挥组长的组织功能、带头功能，保证好习惯在足够的时空内发展。时间长了，学生自然就养成了诵读的习惯。

（二）“活动”维系兴趣

教师必须经常给学生的诵读以强化，维系诵读兴趣。可以开展丰富多采的行之有效的古诗文诵读活动，如，举行“古诗快乐营，欢乐大家庭”的赛诗活动。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活动分“个人背诵”、“古诗接龙”、“小组赛诗”、“诵读成果展示”四个部分，这样每个学生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充分调动了每个学生的诵读热情，从组长到组员都全身心地投入，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诵读成果展示”中，孩子们于古诗的真的很多。翻开他们五彩斑斓的手抄报、诗配画，只见一首《忆江南》的下面，白居易正捻须眺望南国美景，而“小荷才露尖尖角”之侧，一朵硕大的荷花却早已悄然怒放……还有那一本本装订精美的读后感中，孩子们把自己诵读古诗文的心得、体会，一点一滴记录了下来。其中有一位同学这样写道：古诗文像优秀的教科书，让我们领略自然风光的秀美，祖国山河的壮丽；古诗文像历史书，告诉我们古代的历史以及风土人情；古诗文像品德书，影响我们的举止、习惯，教我们怎样做人；古诗文像作文指导书，教我们用简练的语言、恰当的比喻。

（三）“成就”提高兴趣

读得愈好就愈喜欢读，所以教师要维持其成就感。对功课好的学生，固然要多加称赞，让他有成就感；对功课差些的学生，只要稍有进步，就应当场表扬，加以赞赏，这样也会让他得到一种成就感，从而提高他们的兴趣。

（四）“奖励”激励兴趣

奖励的方式很多，可以是记点数而给奖，奖品可以是一颗五星、一张卡片、一个本子等；也可以给分数，宁可给高分，有恩惠而不花费，空欢喜也有效果。只要学生每天坚持在课外读一首古诗，教师就要给其鼓励，学生诵读的兴趣才会持久。

古诗文诵读的有效开展，让学生们徜徉在中华悠久灿烂文化的殿堂里。学生们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理念中体验到了惜时的重要；在李坤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中懂得了粮食的来之不易；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中品赏了古诗选词炼句之精妙；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感受了意境之高远。学生在不断地诵读中感悟到了中华文化的渊源流长、博大精深，丰富了他们的积累，真正做到了“腹有诗书”。

二、对话生成——让语文学习“诗情流淌”

用寻找美的眼光去审视语文，语文是美丽的；用创造美的眼光去构建语文，语文是诗意的。学生带着“诗人”的情怀去感受语文生活，会从一滴水中窥见斑斓的彩虹；会从一株嫩芽上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会从阵阵蛙声中看到丰收的景象……

因而，语文学习要让学生用“诗人”的目光去感悟，用“诗人”的情感去表达，在盎然的诗意中享受语文生活。

如在《》一课的教学中，在学生整体感知这首诗的基础上，我让学生自由组合研读小组，阅读诗歌，并将课前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提炼、重组，释句解疑，提倡创新性地阅读。然后请同学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说说研读的收获。提供的方式主要有：1、我想为同学们说说诗中词句的意思；2、我想为同学们朗诵一首有关的诗词；3、我想为大家讲一个故事；4、我想为大家介绍的线路；5、我想朗诵一段关于的感人至深的文字……学生在与文本的对话中，在与同学的交流中，在个性化的表达中，细数中的壮美故事，述说中的艰难险阻，走进了时的艰苦岁月，感悟了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豪迈的气概，从中受到心灵的震撼，使情感得到积淀，达到不写诗无以言的境地。于是，在此基础上，我引导学生编写诗句，挥洒才情，努力营造一种学生与诗人共舞笔的教学意境，让学生的情感得到释放。有的学生写道：“漫漫征途二万里，路难水长敌狠毒。但喜无畏又豪迈，英勇气概荡乾坤。”有的学生为《》这首诗作了改编：“不怕远征难，千难万险只等闲。巧渡金沙心欢喜，飞夺泸定人悲壮。四渡赤水出奇兵，血战湘江寒敌胆。不愧人民子弟兵，钢铁长城卫中国。”……一首首诗体现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对情感的表达，也体现了学生自主与合作的精神，还发挥了学生的才能和创造力。

这次的尝试，不仅激发了学生创作诗歌的热情，也使我认识到：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力，让他们用诗的形式去体会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字，也是一种方便有效的途径。

于是，语文课上，学生充分感悟文本之后，一句句优美流畅的诗句从他们心中自然地流淌出来；课外阅读活动中，一首首小诗像一朵朵花儿一样不断地开放；更让人欣喜的是好几位成绩较差的同学也“诗兴大发”，主动找上门来：“老师，我也写了两首诗，您能给我看看吗？”一脸的兴奋。是啊，还有什么比兴趣、主动来得更重要呢？下面不妨采撷几朵诗潮中的浪花：

桂 林 山 水梅 花漓江静水似翡翠，吾家墙角有枝梅，桂林危峰雄姿耸。娇小美丽让人赞。鸟语花香千里碧，不求人夸颜色好，人间少有神仙居。傲霜斗雪才是它。

关于桂林的诗句范文第4篇

论文内容提要：尽管庞德本人以及中外学者将庞德的诗作“在地铁车站”视为俳句，但是，该诗所具有的日本俳句的特性其实并不典型，更多的则是汉语诗歌的重要品性。就艺术形式而言，该诗所接受的汉诗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包含两个复叠对比形象的典型的对偶句的特征，二是诗律学意义上的“字”这一概念的介入以及以此作为衡量单位所引发的诗律学上的探索和变革。而这一变革更是具有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文化价值。

Abstract: Although the famous poem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is regarded as haiku poem by Ezra Pound himself and some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we think that the features of Japanese haiku of this poem are not typical， and actually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mportant quality of Chinese poetry. Artistically，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on this poem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e is the typical parallelism which has the contrasting imagery of the two lines， and the other i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word” on the versification of English poetry that causes the prosodic expl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it is this transformationthat has its unique func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urse of China-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Key words: Ezra Pound haiku Chinese poetry parallelism prosody

庞德的“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在英美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意象主义诗歌中最为著名的一首。该诗虽然只有短短的两行，却最能反映庞德的意象派诗学主张。对于这一首诗的艺术形式，由于庞德本人发话在先，人们无不例外地认为它是日本俳句式的诗作。尽管人们认为庞德是“二十世纪对中国诗最热情的美国现代诗人”（赵毅衡 17），可是对于“在地铁车站”的汉诗特性，人们则鲜有论述。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干脆将此诗列为俳句的范畴。①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此诗可谓学习日本俳句而用英文写作的登峰造极之作，表现了庞德刻意学习东方文字的锐志和巨大天才”(齐一 46)。

然而，无论庞德本人和一些评论者怎样坚持该诗如何具有日本俳句的特性，我们只要仔细分析文本，仅从艺术形式方面就可以看出这两行诗中所具有的汉语诗歌的重要品性。

一

关于这首诗，庞德曾在1916年回忆录中作过介绍：

三年前在巴黎，我在协约车站走出了地铁车厢，突然间，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面孔，然后又看到一个，又看到一个，然后是一个美丽儿童的面孔，然后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那一天我整天努力寻找能表达我的感受的文字，我找不到我认为能与之相称的、或者像那种突感那样可爱的文字。那天晚上……我还在努力寻找的时候，忽然找到了表达方式。并不是说我找到了一些文字，而是出现了一个方程式。……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许多颜色的小斑点。……这种“一个意象的诗”，是一个叠加形式，即一个概念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我发现这对我为了摆脱那次在地铁的情感所造成的困境很有用。我写了一首三十行的诗，然后销毁了，一个月后，我又写了比那首短一半的诗；一年后我写了这首日本俳句式的诗句。（黄晋凯 150）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不管庞德如何声称，还是以文本为实：“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飞白 1145）。对于庞德的这首短诗，我们从创作及修改时间上进行考察，就可以感觉到汉诗对他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庞德正是在1913年对汉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庞德系统阅读汉诗也是发生在1913年春夏。而到了1913年10月，他早已读了法文版的孔子和孟子的著作。而且我们对文本进行分析，仅从艺术形式上也不难看出，这两行诗有着汉语诗歌的一些重要特色。概括地说，这些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偶句的特征；二是诗律学意义上的“字”这一概念的介入。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对该诗进行分析，更能看出该诗所接受的汉语诗歌的影响。

二

先说该诗所具有的汉诗对偶句的特征。对偶句是汉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中的“丽”是骈俪的意思，“丽辞”即骈俪之辞，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语言的对偶。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独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刘勰 421）。从而强调了客观事物的对偶状态。

这两行诗中，既没有动词，也没有人称，只是两个独立短语，中间还用分号隔开，但包含着两个复叠对比的意象：人群中隐约的面孔与黑树干上的花瓣。第一行描述诗人的具体经验：黑压压的人群中，突然幻影般地闪现出几个“美丽的面孔”；第二行进行隐喻，看见人群中清新美丽的面孔，犹如看到“湿漉漉的……花瓣数点”。第二行更加突出了色彩的对比：黑色树枝与鲜艳的花瓣。在情感力量方面，人群与湿漉漉的枝条，都令人感到冷漠、压抑；而美丽的面孔与花瓣，又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有了爽朗轻快的感觉。

尽管表达方式是非个性化的、非抒情的，但本诗仍然给人以情感方面的力量，或许通过对比，还会引起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心灵对自然美的依恋，对中世纪的传奇的向往。该诗虽然形式短小凝练，但形象具体鲜明而又淳朴含蓄。这一风格上的特征尽管日本俳句中也有，但同样是受益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而在结构形式方面，汉诗的特征就更为鲜明了，不仅有黑色树枝与鲜艳的花瓣这一色彩的对比以及强烈的画面感，而且有将不同时间和空间意象巧妙连接的对偶句的特征。而日本的俳句主要着眼于诗的意境，是不具有这种对偶句的形式特征的，俳句的“5－7－5”的三行排列，与对偶句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更不用说庞德本人深深理解汉诗的这一技巧了，他曾在总结汉诗的特点时极其中肯地写道：“中国诗中常用对偶句，把抽象和具体描写、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意象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宋柏年 252）。可见，庞德对于汉诗对偶句的理解和运用并非出于无意识，而是一种主动的借鉴和移植。

而俳句的英译一般也是以3个诗行和17音节（即“5－7－5形式”）②来处理的，有些英语诗人在模仿俳句进行创作时，也是用3个诗行和17音节的结构模式。正如美国诗人詹姆斯·柯卡普（James Kirkup）用俳句形式所写的对俳句的定义：“Haiku should be just/Small stones dropping down a well/With a small splash”（Bowersviii）与庞德同时代但比他年长的另一意象主义作家、美国女诗人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就曾经创作过多首俳句，用的也是“5－7－5形式”。我们现以一首为例：“Last night it rained/Now in the desolate dawn，/Crying of blue jays”（Lowell126）.

而且认为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一诗具有日本俳句的特性的学者，还将此诗译为17音节的俳句形式：“面庞千万张，/人头攒动如花瓣，/湿黑树枝颤”(齐一 47)。可见，日本俳句与汉诗对偶句的结构形式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是模仿俳句，庞德对当时的这种俳句形式理应知晓，但他并没有写成人所共知的“5－7－5”的俳句的结构形式，而是力图以汉诗中的对偶句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感受和突出他的诗学主张。正是庞德对这种叠加形式的“方程式”的苦苦探索，影响了一代英美诗人。

三

我们再看诗律学意义上的“Word”这一概念的介入，探讨该诗的汉诗的特性以及这种介入所引发的英语诗歌中的诗律学的变革。按照一般的诗学理论来说，英语格律诗基本属于音节－重音诗律。汉语诗歌则属于纯音节诗律(如古体诗、近代民歌)和音节－音调诗律（如近体诗）。我们知道，汉诗中的结构单位“字”（Word 或 Chinese character）是不同于西方诗歌中的结构单位“音节”（Syllable）的。因为“字”的内涵要大于“音节”。英诗中的“Syllable”只是声音范畴的连接，而汉诗中的“字”却具有语义成分和声音连接的双重功能。只有以“字”（Word）作为衡量单位，才能真正领会汉语诗歌的独特品性。

首先，该诗不符合传统英诗音节－重音诗律中的任何一种格律。其次，它也不符合可归于纯音节诗律的日本俳句中的“5－7－5”17音节结构模式（就音节而言，是12＋7共19个音节）。考虑到庞德对汉诗所作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庞德的复叠对比的两行诗中，每行各有4个实词，第一行为apparition、these、faces和crowd，第二行为petals、wet、black和bough。在此，庞德的确关注的是实词，而其余的虚词，在庞德看来是可以忽略的。庞德是深知源自汉诗的这一特征的。他也曾经总结道：“中国诗简洁、含蓄，意象之间不需要媒介，起连接作用的虚词往往可以省略”(宋柏年 252)。

转贴于 该诗不以音节，而以实词作为诗律学意义上的结构模式。这种受中国诗歌形式的影响，以“Word”为结构单位的诗歌在西方诗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得以继承和发展，而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可视为最初的代表。

而在随后的发展中，诗人们对新的诗律学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虚词也渐渐被计入“Word”的数目之中。如坎贝尔（Joseph Campell）的The Old Woman一诗便是以每行4个“Word”而写成的：

As a white candle

In a holy place，

So is the beauty

Of an aged face.

As the spent radiance

Of the winter sun，

So is a woman

With her travail done.

(如同一枝白色的蜡烛

放在神圣的地方，

一张老人特有的面庞

美得就是这样。

如同冬日里的太阳

耗尽了自己的光泽，

一个年老的妇人

结束了一生的苦涩。）(许渊冲 337)

此外，以“字”（Word）作为衡量单位的模式，无疑也影响了汉诗英译过程中的形式处理，给汉诗英译提供了一种新的韵律模式。如沃森（Burton Watson）等西方译者在翻译王维的《鹿砦》时，所使用的不是西方诗歌传统中的音节，而是以汉语中的字（word）为基本单位来进行处理，译文中也是以四行的形式，每一行以六个“Word”为单位：

Empty hills， no one in sight，

only the sound of someone talking;

late sunlight enters the deep wood，

shining over the green moss again.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Saussy64)

这种以字（Word）为单位，不依音步，也不顾韵律的译诗，以及简洁明快凝练的翻译风格与美国现代诗歌运动的发展是非常协调的。

由此可见，在英美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诗律学的变革过程中，以庞德的名诗《在地铁车站》为代表的深受汉诗影响的英诗创作所起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在语言风格和修辞技巧以及诗律学方面都无疑引发了一场变革。这一变革不仅继续影响着英诗的创作，而且为汉诗英译的革新提供了实践范例，从而使英语诗歌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

注解【Notes】

①如在1993年版的《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中，J.T. Barbarese 称《在地铁车站》为俳句。See “Ezra Pound’s Imagist Aesthetics，”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ed. Jay Parini and Brett C. Miller（New York: Columbia UP， 1993).又如：Daniel Tiffany 在Radio Corpse: Imagism and the Cryptaesthetic of Ezra Pound (1995)中写道：“Thus，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haiku on Imagism， for example， can be understood as an exotic means of formalizing and dignifying a poetic suicide.” 再如：Kenneth Lincoln认为：就结构而言，该诗与日本俳句多多少少是相称的。See Sing with the Heart of a Bear: Fusions of Native and American Poetry， 1890-1999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2000).

② “5－7－5形式”是指俳句英文译文中，诗句分3行排列，音节数分别为5、7、5，而日文俳句原文中，17个音排列为3行，有时也排列为1行。日文3行结构中的5、7、5音，与英文音节比较接近，但语义容量小于汉语的“字”。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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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Jinkai， ed. Symbolism and Imagism.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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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ll， Amy. “Twenty-Four Hokku on a Modern Theme.” Poetry 18 (1921):1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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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ssy， Haun. Great Wall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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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Bainian， e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Beijing: BeijingLanguages College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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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Yuanchong. On Chinese Verse in English Rhyme. Beijing: Peking UP， 1992.］

关于桂林的诗句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西域文学 新疆旅游 研究价值

新疆古代被称做西域，是中国最大的行政自治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风俗奇特，其历史、民族、文化内涵和自然景观充满神奇色彩，因此令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翻阅古今中外关于西域的书籍文献，其浩瀚博大令人咋舌，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并将其以西域文学研究为中心做了梳理。

一、国外研究西域文化历史的情况概述

国外学者研究西域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英、德、法、俄等国家。如，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阐明了古代西域各国的人种、东西交通的意义、与汉民族间的关系现状，以及各国间宗教和美术，整个回鹘时代的文明。羽溪了谛的《西域的佛教》，论及了佛教在中亚及土耳其斯坦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德国沃尔特施密特（Waldschmidt，A.）的《贵霜，库车・吐鲁番――中亚中世纪早期艺术导言》（莱比锡，1925年）对西域各国的艺术问题做了概述性论述。针对西域“丝绸之路”进行考证的还有日本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下）》，就特定时期内的新疆历史情况进行了研究。田宅米吉的《古代亚欧大路交通考》（《地理与历史》1900年）、一雄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研文社，东京，1979年）和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图书刊行会，东京，1979年）等著作，则涉及古西域的历史和地理交通情况。德国赫尔曼（Albert Herrmann）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柏林，1910）探索了《汉书》中所记载的西域各国的名称及其里数的特点。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于1900年至1931年间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其《西域游历》系列著作中的《重返和田绿洲》、《从罗布沙漠到敦煌》、《穿越塔克拉玛干》，考古范围包括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在这些地区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阿克铁热克、喀达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尔等遗址，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遗址。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在考古调查和挖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力。这部著作中提及了发现的佛经残本，为后人研究西域文学提供了材料。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录》涉及新疆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艺术。此外还有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其中有关于新疆的内容，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展现了新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法国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是世界史学界公认的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三千年历史的经典史著，对古代西域草原上的民族作了描述。新疆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把中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对西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编定系列，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共14册，其中有11册是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探秘》，详尽地记录了塔里木地区水文、地质、人口的状况，以及扑朔迷离的罗布人，神秘莫测的楼兰古国。瑞典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则以一个东方学家的眼光，通过对喀什噶尔的回忆思考，对喀什噶尔历史性的变革做了准确、客观、入木三分的描写。这些文献分别从各自的着眼点对西域的地理风光、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进行了考察和介绍。20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

据笔者收集的不完全资料，国外研究涉及西域的著作非常多，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范围较广，并有其精深度。但是，国外的研究多在史学考古的层面上，重在民族、历史、人文的考察研究，对西域文学的研究和考察还比较薄弱，并且多是在考古探险的专著里有所涉及，关于西域文学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还未见到，对新疆各民族历史和文化价值及其旅游资源的挖掘也较欠缺，能够从西域文学层面上关注文学与经济、与旅游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见到。

二、国内研究西域文学的情况述评

国内最早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汉代以公主身份嫁乌孙昆莫（王）的刘细君的《乌孙公主歌》（又作《悲愁诗》）描写了西域的居室与饮食，可算是西域汉文诗歌最早的杰作。汉代至魏晋时期，有传播佛教的僧人，经过西域留下一些释教的诗文，如西汉高僧安世高等。东晋时期康国高僧康僧渊，写下了描写胡人容貌的诗歌《答琅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相戏》。唐代，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和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了许多文人先后进入西域，其中有骆宾王，因为西域的经历而写《从军行》，岑参的边塞诗最丰硕，《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描绘了西域奇丽多姿的生活，《火山云歌送别》、《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首秋轮台》、《玉门关盖将军歌》等，则描写了边塞的奇俗异景，别有一番景象。高适《燕歌行》，描写沙漠的荒凉环境，雄厚豪健、悲壮浑朴、豪迈动人。王之涣的《凉州词》，王维的《出塞作》、《陇西行》、《从军行》、《凉州郊外游望》等，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边塞诗派，他们的诗作传颂千古，其诗句中的西域，西域广袤奇异的自然景观和神秘多样的文化习俗，令人称奇。至北宋时期，维吾尔族伟大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公元1069年写出了长达85章共计13290行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是当时用回鹘文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1072至1074年维吾尔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编写出了用阿拉伯文解释突厥语词的大型著作《突厥语辞典》，内容极其广泛、明确，收录了大量的猎歌、战歌、挽歌、春歌、夏歌、情歌等三百多段，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元代，耶律楚材的《阴山》，描写了西域天山的形象，回回人马祖常，其诗文中也有对西域的描写，最著名的是西域少数民族诗人贯云石、萨都剌等，其作品极富西域民族与地域特色，被古今的学者津津乐道、高度评价，还有西域散曲家马昂夫，其作品颇为人称赞。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堪称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并且在以汉族作家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占重要地位，享有极高声誉。

到了清代，因为旅游、流放、戍边等各种原因，更多的文人涉足西域并留下诗文，如洪亮吉的《天山歌》、和瑛的《题巴里坤南山唐碑》、裴景福的《三月十四日夜至长流水》等，赞美了新疆的奇异风光；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则涉及了新疆的景观、宗教习俗等；纪晓岚贬官新疆期间也有《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中大量关于新疆风土习俗的诗歌，反映了新疆的各个方面；游历新疆二万里的萧雄长期接触并深入考察新疆的风土人情，写下了《西疆杂述诗》，其中有许多关于新疆地理风俗人事的诗歌，如《歌舞》、《丧葬》等；的左宗棠不仅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著名的左公柳，而且留下了屯田守边的爱国诗《燕台杂感八首》之三；其他如李銮宣，流放新疆时写有《浮云》等百余首有关新疆风土人情的诗歌，王岂孙的《西陬牧唱词》六十首，对蒙古族、维吾尔族的民俗描写非常精彩。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描写新疆各地风景民情和戍边生活的西域诗歌留存于世，就不一一罗列。在现代的一些作品集中也收录有关西域新疆的文学作品，如旅游作品选方面，张《中国旅游文选》中的《穆天子见西王母》，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等，均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西域的风土文化。

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对古代西域文人及文学创作的研究，我国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从文学、儒学、佛老、美术、礼俗等各个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其卷四文学篇专门讲到了西域之中国诗人、文家、曲家等，对这一地域孕育出的杰出文人及其创作做了分析。在多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都论及西域的文人并涉及西域的文学作品，西域文学研究的专著也陆续出现。新时期以来，马大正等《西域考察与研究》，余太山主编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西域通史》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做了勾勒，其中也都论及了西域的文人。何芳川、万明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在研究考察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时发现，作为中西交流的陆路唯一通道，丝绸之路所处的西域，必然成为东西方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西域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与西域有关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游牧民族、文人官宦，他们的事迹作为创作素材延续千年，对历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想。

现代的国内学者研究西域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则更为纷繁。范友悦的《论古代西域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对西域文学的特点做了总结，对政治讽喻性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的价值和意义非常重视。郎樱的《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段宝林编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李国香的《维吾尔文学史》等，主要表现在对西域的维吾尔族文学研究非常具体深入。黎蔷的《西域文学艺术的戏剧化》，对新疆的文学艺术的形成和特征做了论述和分析。研究有关西域边塞诗人与创作的论文也非常丰富，这些论文和专著，以及一些山水旅游文学的研究专著，都从不同的层面，分析探讨了古代西域的作家和作品，对西域文学孕育的土壤和生存发展的空间进行了研究。因为篇目实在太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新疆研究西域文学的现状

对古代西域的文化名人和文学资源最为关注，投入最大热情、进行执著研究的当属新疆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及身处新疆或者曾长期生活工作于新疆的一些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倾力出版了历代西域文学家作品研究丛书，包含诗抄、选注、评传、游记类十本书，囊括了古代西域著名文人及作品。钟兴麒、王有德选注的《历代西域散文选注》，旨在介绍自汉代至明清反映西域风土人情和开发建置的优秀散文，帮助人们认识了解西域的过去。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的《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和《福乐智慧研究论文选》、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的《维吾尔文学史》、王堡与雷茂奎主编的《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郝延霖主编的《西域文学论集》、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的《玛纳斯研究》等，一系列书籍相继出版，推动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成果日趋深入和全面。周珊与朱玉麒主编的《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第1辑收录近30篇关于西域文学的论文，其中有18篇涉及了西域文学具体的作家、诗人、作品和文学艺术的样式，尤其对生活在西域的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的文学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张玉声的《试谈西域文学特点》和《谈西域文学的两翼》两篇论文，对西域文学的发展特征及分类做了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胥惠民的《各族人民团结建设和保卫边疆的赞歌――漫论西域诗的爱国主义》和《古代西域文学论纲》，认为“西域文学由三部分构成，即各族人民用自己母语创作的作品，或者他们到中原以后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以及内地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到西域后创作的描绘边疆各族人民生活以及山川风貌的作品”。新疆龟兹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杰的《中的龟兹史迹》分析了西域诗歌对龟兹的描述。陈冬季、蔡宇知的《西域文化论稿》，详细阐述了西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包括西域民族原始文化――岩画、西域民族精神的原始形态――萨满教、西域民族精神的艺术形态――古代文学及西域民族人生历程的宗教化――人生礼仪等。沈子华的《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对新疆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做了分析和论述。薛天纬、朱玉麒主编的《中国文学与地域风情：文学遗产西部论坛论文选萃》，收录了近30篇学术论文，围绕着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研究者们不仅把地域理解为文学创作、作家活动的客观背景，而且看做渗入文学内质中的能动因子。其中有不少篇目涉及西域文学中的神话传说、诗歌的发展及西域文人和艺术等内容。近年来，疆内的一些高校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2006年新疆师范大学成立“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并创办学术论集《西域文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辑，是新疆本土与世界学术潮流相呼应的集刊，显示了新疆师范大学西域研究学科已经跻身于该领域世界学术之林，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成就。朱玉麒教授的《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评》，对截止到2004年以前有关徐松的生平、学术及西域著作和其他著述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综述与评价，《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认为吐鲁番文书从外形到内在的“双重碎片”模式，以其丰富性、多样性，构建了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与现场。这些成果令人振奋，也鼓舞更多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文学作品的研究方面，中央文史研究馆吴蔼宸先生选辑的《历代西域诗钞》，共搜集了汉魏唐宋元明清各代内地部分诗人文士吟述我国西部边疆地区人情风物的诗歌一千余首，材料颇为丰富。当代学者星汉所著《清代西域诗研究》，对西域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更细致和深入，该书对西域历史、民族、文学文化的传承研究和作品研究可谓丰富，从中可见古代西域诗的大体面貌。还有胥惠民教授选编的《现代西域诗抄》，将西域文学作品的研究延续到了现代。2000年孙钢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庚辰版），2012年邓世光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戊子版）等，则集中收录了当代文人描写、讴歌西域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的诗词。

2012年8月31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唐代西域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台湾地区、香港，以及韩国、新加坡、日本、美国的140余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及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与会者就唐代西域与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行了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等地的唐代文明遗存。这些活动表明西域文学研究成为世界范围内史学界和文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西域学（或曰丝绸之路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西域热”高涨。

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是丰硕和颇有建树的，但是我们看到，新疆针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的研究和开发还是比较薄弱的，与内地的此类研究相比是滞后的。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域文学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受到重视。金璐在《新疆文化旅游发展路径选择》和《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两篇论文中，以新特的地缘、人文优势为基础，研究了当前新疆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认为新疆文化旅游产业应将新疆丰富的各民族文化融入到秀美的自然景观中，构建新有的人文景观，充分挖掘新疆旅游产业中的现代文化内涵。还有一些关于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如阚耀平、焦黎、蒙莉的《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及开发思路》，提出了对新疆文化遗址旅游资源开发很有价值的建议。郑亮、王开元的《唐、清边塞诗对西域旅游文化贡献之比较》，认为唐代文人“开创了游边旅塞的航道”，他们的“边塞山水诗奠定了中华民族对西域旅游的审美情趣”，而清代文人“对历史、地理、风俗、人情、风土的详细记录，为今日的西域旅游增添了历史的民俗的文化内涵”。他们的诗歌“为今日的旅游风俗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凯旋的《新疆旅游景观艺术中的形象仿生设计》，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运用建筑学和仿生学的知识，对新疆旅游景观的设计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对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启发意义。道尔基、李煜辉的《汉唐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与新疆现代旅游业发展对策》，分析了新疆旅游业对“丝绸之路”的利用现状，指出旅游产品的开发对西域的“文化及历史内涵挖掘不足”。石利娟的《古代汉族西域散文中的新疆自然人文特色研究》，则梳理了历代西域散文作家的作品对新疆地域、文化、风情的描述。盛春寿的《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因其提到的遗址与中国唐代边塞诗人及作品的密切关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梳理文献时，我们注意到，国内一些学者专家重视文学与旅游的关系研究，注重挖掘文学资源在旅游景观中的价值，尤其内地这方面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很多，如张维亚的《文学旅游地的遗产保护与开发》，丁晨的《论文学的旅游价值与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徐秀敏的《浅论旅游文学在发展旅游事业中的价值》，喻学才的《论文学名著型模拟景观的开发》，杨秀玲、王军华的《试论我国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张畅的《论文学旅游资源的价值与开发策略》，余靖华、李江风、刘蕊的《文学旅游开发驱动要素及局限性研究》，孙杰的《论文学与旅游的勃兴互动》，陶少华的《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文学旅游发展策略――以文学作品的旅游开发为例》，等等。这些论文都从文学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学与旅游经济的关系，都意识到文学对旅游的影响作用，都在努力探讨开发文学旅游资源的途径和策略。因此让国内外旅游者看到内地的许多风景名胜点，在当地学者的关注下，努力挖掘文学对旅游的促进作用，在许多景区都能够感受到文学与旅游的紧密联系。内地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在新疆的很多景区，致力于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是极为少见的。内地的经验和成功之处对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极具启发的。

四、研究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

我们看到，西域文学的研究成果在新疆在学界已经取得瞩目成就，区内外学者从文学价值、文人创作缘由的角度研究西域文学的成果非常丰富，从民族、区域层面研究“西域文学”的价值和影响的也比较充分，从文学遗产的实用性层面――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角度关注“西域”的较少。到目前为止，把西域文学与新疆旅游发展联系起来，探讨西域文学对新疆旅游的影响及其资源在新疆旅游经济中的开发与利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很不够的。笔者认为，西域文学资源对新疆旅游经济影响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西域文学作品对新疆的旅游业具有广告和宣传的作用。众多来新疆旅游的人，是被西域边塞诗中的“天山”和“大漠”所引领，是被《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所吸引，是被塞外的奇景和民俗所吸引。西域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对西域文学的旅游资源进行研究，是西域文学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延伸和扩展。

2.西域文学能够向旅游者传导新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及价值，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新疆这块宝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积淀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瑰宝是神奇瑰丽的，也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文化内涵和价值，是需要西域文学作品向旅游者进行传递和解读的。西域文学资源能够成为许多旅游地的点睛之笔，重视并努力挖掘西域文学资源的旅游价值，是在开发一座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宝库。

3.西域文学提高了那些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的兴趣。西域文学知识能够使游览者在面对新疆的苍茫辽阔、神奇雄伟的自然景观时，因为名篇佳句的引导和感召，心生豪迈、情绪高涨，为文动情、为景动容。可见西域文学对游客是十分重要的，它能让旅行充满诗情画意，给游客增添无穷乐趣。

研究西域文学对当代新疆旅游经济的影响，借助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推进新疆民族文化发展的大目标，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西域”研究还可以从文学与旅游价值的可利用、可开发、可操作性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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