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投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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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投资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投资模式；北京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4-0050-04
一、引言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信息、经济决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2011年其城市综合竞争力仅次于香港和台北，居第三位。北京超过上海成为内地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并且是全球排名第三的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然而，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北京企业对外投资的脚步远远没有跟上。因此，积极推动北京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对于提升北京国际竞争力和北京企业国际形象，加快实现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对外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采取海外并购、绿地投资、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等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境外投资累计新批境外企业（机构）1173家，累计中方协议投资480 364.86万美元。据2009年数据显示，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占48.15%，其次为拉丁美洲，占30.36%。1979～2010年，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缓慢，对外投资折点线基本保持平缓（如图1所示）。
以《北京企业发展报告2008》[1]中北京100强企业为研究对象，同时加入北京老字号企业同仁堂，通过对这100强企业分析发现，其对外投资有以下特点：
（1）对外投资方式大都以绿地投资为主，以海外并购方式为辅。虽然以联想集团、同方股份、北大方正和用友软件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多样化，对外投资活跃，但仍以绿地投资为主。说明北京企业国际竞争优势较弱，具备并购能力的企业相对较少。（2）对外投资地区以香港地区为主要方向，投资地区集中。（3）对外投资行业多元化。对外投资的行业以高新技术行业为主，涉及钢铁、汽车、医药、银行、乳制品、纺织和建筑工程等行业。（4）对外合作发展迅速，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有所提升。北京在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省市中排名第10，在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有承包工程，对非洲市场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2010年对非洲的完成营业额占北京市承包工程完成额的80%。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北京对外投资分析
在当今国际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或国家不可能在整个价值链上都具有优势，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或国家只能守住增值最大的一环。因此，企业专注于能带来最大附加值的生产或服务环节，并在全球价值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国际竟争力是实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根本途径[3]。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情况选择合适的价值链嵌入。在对外投资上，北京企业处于中上游水平，国际竞争力较弱，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最佳方式是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北京对外投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阶段分析
在100强企业中，通过不同对外投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共有27家，部分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除以联想集团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北汽福田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较高位置外，大部分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即全球价值链的建设施工、加工制造的环节。首钢集团2011年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以开拓东盟市场为主，可以认为该公司处于相对较高的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而同仁堂以品牌和独特的中医坐诊服务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较高环节，因此，总体来看，北京对外投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二）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理论与北京对外投资企业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来自于生产者和购买者两个方面[4]，生产者和购买者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①[5]。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海外投资对应的是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目前从生产者驱动模式向购买者驱动模式转变是全球价值的发展趋势，大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向市场份额、品牌价值等具有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方面转变。但是北京的对外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还远没有达到跨国公司的要求，除了联想集团是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外，其他都属于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以北大方正、京东方、用友集团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逐渐向产业价值链的价值高端挺进，未来有发展成为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潜力。
此外，从产业上来看，北京的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和光机电等产业属于生产者驱动型的价值链，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居用品制造等属于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5]，而以联想集团、北大方正、京东方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等属于混合驱动的价值链，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和划分。
三、北京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中，北京企业对外投资首先要对企业价值链所处阶段进行准确定位，然后部分参与全球价值链，最后以全价值链联盟的模式实现企业对外投资的全面展开，由点及面，由部分价值链嵌入到全价值链嵌入，实现在投资过程中实现由小及大的企业国际化成长。
1.企业种群价值链定位投资模式。
全球资金市场中，不同跨国企业种群[6]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为了本国跨国企业种群的成长，在跨国企业种群内部尽管有竞争，但面对外部其他企业种群，企业如同生物种群一样，会选择企业合作共同抵御外来威胁。综合北京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情况，市场是企业种群换环境生存的共同选择，借鉴已经成功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种群，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采取企业种群价值链定位的投资模式。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企业分别就本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或业务进行投资探索，未来可以选择大型企业种群联合中小型企业种群，大型企业带领中小型企业，根据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和战略选择，重点进行企业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比较，找到合适的定位。
生产型企业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且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可选择为其他企业生产加工制造贴牌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②。技术型企业种群和市场型企业种群所包括的企业多属于高科技企业和服务企业，且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企业种群要选择高端或面向市场的终端价值链定位③，实现企业对外投资和真正意义上的升级，具体实现方式包括新建投资和海外并购。
2.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④。北京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采用利基[7]价值链投资模式实际上是采取迂回战略与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企业竞争，在夹缝中开创企业的国际市场。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的原理在于，即使企业处于同一行业，其产品和服务结构不可能完全相同，差异化的国际市场中存在各种需求，企业便可从中寻找需求，根据自身资源开拓创新，寻找利基价值链，或是创造利基价值链，采用新建自有品牌、与东道国企业合资和并购等传统投资方式，成功进行对外投资。这就要求企业的领导者具有敏锐洞察国际市场的能力和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在对外投资初期以利基价值链打开市场，进而逐渐展开全球价值链战略。
3.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投资模式。
外向关联价值链的合作投资要求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提高外向关联度，在前期准确定位企业所处价值链位置的基础上，准确分析所处产业的价值链来源及价值分布，了解所处价值链层面上的各国企业，如在计算机产业，北京企业经过全球价值链的定位，大多数处于加工装配、贴牌生产的价值链环节，东南亚国家的相关企业同样处于这一价值链位置，双方企业在这一价值链环节进行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形成一条实力更强的价值链，共同进行投资，逐渐形成绝对的国际竞争优势。这是一种处于同种价值链地位的企业之间的外向关联合作，还有一种是差异化企业之间的关联投资合作⑤，但是这种外部关联投资模式很容易产生企业被高度控制问题，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科层制”问题。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完全控制处于低端的企业，企业缺乏自主决策权，导致企业无法依靠外向关联价值链的合作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和企业升级。因此，在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投资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向关联网络的作用，加强相关层面价值链企业的外向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在投资合作中要避免成为高端价值链企业的附属品，实现对外投资的预期目标。
4.打造北京特色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投资模式。由于传统工艺的独特性，我国很多具有特色的食品、手工艺品很难形成产业，这离现代产业国际化及全球产业链化发展较远。北京作为拥有众多老字号品牌企业的地区，要想实现企业的国际化，必须打造特色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北京传统食品类、中医药类、文化创意类等企业以老字号品牌和独特的传统制作工艺为核心价值链环节，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食品产业、中医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依靠北京特色产业的优势在这一价值链中处于领导地位，占据高端价值链环节。由于这类产业具有很强的文化倾向，与我国文化越相似的国家越容易接受这类产品，消费购买力越强，因此，可以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同时大力宣传中国传统工艺以区别于其他同类型企业，将其他价值链环节进行本土化；以本企业特色为主，宣传北京传统饮食文化、养生之道，以传统的食品制作工艺、独特的制作手法为价值链终端营销环节的关键，以品牌信誉取得消费者信任，打造北京特色产业全球价值链。
5.企业全球价值链联盟模式。
全球价值链是涉及众多价值环节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8]。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以本企业核心产品或服务和其他企业联合起来，将处于高中低端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结合，以多价值链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如北京生产电脑的企业则可以把电脑显示屏、光驱、主板、鼠标等一系列相关部件生产企业联盟起来，形成电脑部件企业联盟的多环节价值链式对外投资，以强带弱，以大带小，加快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同样，在其他行业，也可以采取这种对外投资模式，并且在全国各地寻找相关企业形成价值链联盟，联合对外投资，共同与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企业竞争。这种对外投资模式企业必须是已经成功进行海外投资且海外市场稳定的企业，目前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具有这种能力。进行企业全球价值链联盟的目的在于带领北京相关企业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同时提高企业领导能力。而相对来说属于从属地位的企业则利用先前企业的市场网络和生产网络打开国际市场，参与全球价值链，而不仅仅是靠进出口贸易和为其他跨国企业贴牌生产实现国际化。四、结语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模式，企业都应该将传统的绿地投资、海外并购、合作投资和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投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实际操作。同时，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因企业国际竞争力、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对外投资地区等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同一个企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都应该具体分析。
注释：
①生产者驱动力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来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而采购者驱动是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全球采购或OEM等生产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
②全球价值链涉及众多价值链环节，对于初探国际投资市场的企业而言，可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链式环节，重点在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企业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上开发市场，也就是找到利基价值链，开创市场，实现企业国际化成长，这便是企业的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
③这一外向关联合作是指全球价值链上处于高端价值链和处于低端价值链企业之间的合作投资，这一投资模式的好处在于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企业通过自身广阔的市场范围，为低端价值链的企业开拓市场，处于低端价值链的企业利用外部联系网络找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加潜力较大的环节，并逐步依靠企业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立足全球市场，最终摆脱高端价值链企业的控制，实现国际化成长。
参考文献：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北京企业联合会.北京企业发展报告：2008[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商务年鉴[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
[3]王分棉，林汉川.总部经济促进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J].经济管理，2007，（12）：22-26.
[4]俞荣建.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长三角本土代企业升级机理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谭力文，马海燕，刘义胜.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企业价值链重构[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
企业对外投资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 分析
中国自1979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以来，经过20多年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取得明显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达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8%。然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却不容乐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许多资金被浪费到不适当的项目上。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一是亏损的，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在2002年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中，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比较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提供的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约占67%。有关调查显示，沿海地区过半数的企业海外投资是不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企业仅占10%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外投资风险太高。事实上，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问题都是每一个决策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正确识别、评估一项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
风险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不确定性事件对资产及其收益造成损失或增进额外收益的可能性。风险实际上具有获益与损失的双重可能性。作为一般的风险厌恶者而言，在进行风险分析时更看重的是风险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任何投资活动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风险又是可以控制的，人们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风险并采取相应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较小的程度。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事件会更多。这些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一般将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引致资本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叫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国内投资相比，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活动，由于受到各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各国货币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利率和汇率波动、投资项目的选择偏误，投资管理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内投资。与间接投资相比，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成为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其中大部分资产流动性较差。根据不可逆性投资理论，由于直接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而不象金融投资等间接投资那样容易进行资产转移，直接投资者日后改变计划或决定，这部分成本将无法挽回。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风险更大。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政局的变化，导致投资环境的变化，从而给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活动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一般来讲，政治风险主要由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引起。当东道国政局变动或发生战争时，会直接影响一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发展速度，对企业的销售或利润水平产生冲击，甚至危及到企业的生存；东道国政策变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及发展空间；或者由于东道国的法律缺乏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从而使企业的财产安全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加大；当外国企业危及到本国民族企业时，东道国政府可能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置各种障碍，施加各种压力，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或破产。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面临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国际评估机构对政治风险的测算主要有三种方式：欧洲货币法，它征求政治风险分析员、保险商、银行信贷官员等专家对风险测定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的意见并计算得分；丹·亨德尔设计的“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它设计了一套指标并将其量化，再依据政治稳定程度将各国排序；哈拉尔德·克努森的方法，他认为一旦外国资本相当程度地控制了东道国利益，就可能引发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征用、没收甚至破坏，这时的政治风险最大。
（二）经济风险
每个国家都有其经济周期，在经济发展高涨时期，产品销售顺畅，工厂满负荷生产，利润增加。一旦进入低潮时期，产品销售不畅，工厂开工不足，但固定成本是不会减少的。销售收入减少和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使企业净收入减少。如果跨国企业所选择的项目对经济周期的变化极为敏感，其净现金流量也会随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出现较大变动，从而使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大。在跨国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中，还有一种常见的风险是汇率风险。因汇率的变化常常导致对外投资者设在东道国子公司的资产价值变得不确定。
就汇率风险的形成而言，主要有交易汇率风险、折算汇率风险、经济汇率风险三类。交易汇率风险是指汇率的变动对跨国公司债权和债务价值影响的不确定性。折算汇率风险是指反映在跨国公司总公司汇总报表上的、因汇率变动而使其国外子公司产生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经济汇率风险是指未能预测的汇率变化导致跨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子公司的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变化的可能性。汇率变动会导致生产成本升高，降低企业的获利能力。造成对外投资企业的现金流折算成本币后，投资收益率多变，投资者难以对企业形成正确预期，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海外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由于决策上的失误而使投资者不能从企业获得正常收益的可能性。由于文化环境、风俗习惯、交流语言等的差异，海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决策中信息往往不充分，甚至会将一些错误信息引入决策过程，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给经营带来损失。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往往融资存在较大困难，营销网络又很难打开，购销渠道不畅，很容易将企业带入绝境，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降低经营收益。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直接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成败。投资风险控制是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的重要工作。而要进行风险控制，首先必须要对决定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充分把握。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的充分程度
风险实际上是由不确定性事件带来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本来的确定性事件也会变成不确定性事件，这样就会增加决策的风险。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当企业管理人员对东道国经营环境、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等不熟悉时，就无法收集到充分的、有价值的决策信息，在决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事项就会增加投资风险。尤其是跨国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展开竞争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较大的经营风险。
（二）本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地位
在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时，也经常面临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的大小与本国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本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对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东道国与本国具有睦邻友好关系，则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要小一些，反之将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三）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东道国经济政治制度比较健全，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在世界上的经济政法地位也比较高，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也会提高。反之，如果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健全，则跨国企业的权益保障程度就会降低。另外，东道国的社会稳定状况、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融洽情况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到相对发达的东道国在这方面的投资风险要小一些。而如果是到发展中国家，则风险要大一些。
（四）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的风险管理制度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如果企业有比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并建立起规范的风险管理体系，则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而这些能力的取得与制度健全的程度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经验相联系。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由于缺少这方面管理经验，对风险的认识不够，缺乏对风险的预见及管理能力，从而企业面临投资风险。
防范与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应尽可能争取在东道国当地解决。当地融资，当地使用，当地偿付本息，使用同一币种，可以回避汇率变动的影响。另外，坚持借硬币、还软币和软、硬货币合理搭配的原则，即尽量选择在借款和用款期内币值坚挺、而在还款期币值疲软的货币，减少乃至避免外汇风险损失。跨国企业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种创新工具，对境外融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利用远期外汇或外汇期货交易；利用外汇期权交易；利用互换交易，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通过互换交易增强跨国企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和重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以便消除、减少或预防境外融资风险。
还可以推广运用国际项目融资和国际租赁融资来降低融资风险。国际项目融资是依靠项目自身的投资价值进行的国际融资，它以项目投产后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以项目本身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它是一种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贷款抵押物仅限于项目本身的资产，因而能减少项目举办国政府的直接债务或担保义务，降低筹资风险。因此，应该尽快推广运用这种国际融资方式。 国际租赁融资是现代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信贷领域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它有许多优点：融资期限可达几十年，租金通常按租赁物品的原值计算，且在租赁期内固定不变，可避免货币贬值、利率和汇率波动的影响，无需财产抵押，融资手续比较简便等（谢绵陛，2003），因此可以降低融资风险。
（二）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方面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海外投资机构总部可以设在国内，在其它国家依托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可以集规划、立项、审批、协调、管理、咨询、服务于一体，其具体功能可以包括：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及长短具体计划；设立海外投资咨询机构，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俗等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和教训，收集处理国际市场的各种信息，并定期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指导性的信息；设立海外投资项目评估中心，预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和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建立常规项目审批中心，精减当前多部门联合审批的繁杂程序，除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投资应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联合审批外，其余的项目可由海外投资管理机构直接审批。
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建立单独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以利于相互制约；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此外，通过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估机构，可以随时掌握投资的绩效，以利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将审计职能与绩效评估职能放在一起的好处在于，借用审计信息，可以对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更真实的评估。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企业对外投资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分析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当企业在本国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从事跨国生产经营赚取国际利润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一贯的经营思路。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企业的竞争战略、寻求产品多样性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动机。此外接受投资国的投资环境,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等,也同时影响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于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张性动机,另一类是防御性动机。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或者寻求生产所需原料而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则更多地是因为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本国投资无利可图而转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便已经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头五年内,中国企业在国外共投资设立了76个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中方总计投资额约5000万美元,投资项目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在84-85的两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企业达113个,投资额达1.4亿美元,接近前五年的两倍,投资地区扩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项目金额相对都较小,投资行业也局限在海运、金融保险、工程承包以及餐饮等服务行业,仅有少数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了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国内日渐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产业转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净出口额的逐年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进行大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因此,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成熟的企业也更加强调投资回报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投资主体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例如,首钢集团、中国国际信托集团和深圳赛格集团。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从1993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征兆;而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这些情况都影响到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随着政府削减货币供应收紧银根以期控制住通货膨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与此同时政府收紧了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项目的审批程序日益严格,而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也被要求进行复查。这些政策手段直接导致对外投资项目的锐减,这一情况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转。尽管199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额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总投资金额相较1995年却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表明了企业单笔投资数额的显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及金额显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引导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了559.1亿美元(非金融类),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业务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率、应对宏观环境等成为了企业投资海外的新动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本文特总结如下:(1).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差距,学习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了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团通过并购英国的汽车生产商罗孚取得了汽车产业的先进技术;(2).拓展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投资经营拓展企业的销售市场,例如,海尔集团通过在海外新建或收购了3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多个国家,生产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进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的设备、材料以及劳力的输出。(3).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制造业中,中低档制造业产品占大头,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现象加重。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将大量设备和技术转移海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是以最小代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国内的诸多企业已经采取了在东南亚、拉美地区投资设立工厂,降低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场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需的资金并不总是全部由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都会考虑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解决资金问题。
2.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绩效不高。为了更好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这一指数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给出的定义,该指数反映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决定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这一指数的异同是由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到的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所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或者称为企业所特有的跨国竞争力,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品牌优势、管理和组织经验、信息获取能力、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结构优势,这些竞争力因素使得企业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海外拓展;“区位因素”,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国或者受资国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例如市场的相对规模、生产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促使下,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也无论其处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进行海外投资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优势。OND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两种因素在驱动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中国的OND指数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区间内数值分别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基本稳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处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的OND指数数值分别为3.477、8.758、7.799远远高于内地的数值,处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数值也比中国高出很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与中国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在2001-2003年区间或高或低于中国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区间三国均已处于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中国企业提高投资绩效的必由之路。
(2).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言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9》所列举的截止2007年底的数据,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是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7953亿美元、雇员32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727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团,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1909亿美元、雇员10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49亿美元,且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大形势下,许多企业在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资海外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UNCTAD的定义,跨国指数是通过计算跨国公司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的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率这三个的比率的平均数而得出,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的依赖程度。我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215亿美元,而全球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2145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十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429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两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71.52%,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8.74%,而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28.3%,无论是在海外资产还是跨国指数上,我国与全球水平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不高,我国的跨国企业主要还是在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国际上著名的跨国企业是我国企业需要迫切实现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2009
[2]厉以宁,曹凤歧著.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企业对外投资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主导；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信贷配给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特征。作为转型与增长双重考虑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一个更均匀融入世界的过程。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87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与发达国家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在全部资本输出中占主导地位，投资行为主要由在国内拥有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实施以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一度达到81%，2012年仍占投资流量的近50%，凸显了投资主体的结构单一。
是什么导致了国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呢？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非国有企业投资么？似乎不能这样说。实际上，中国存在巨额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最近数年，相比美、法、日、韩及墨西哥等国，中国社会总储蓄与GDP之比、企业储蓄与GDP之比及政府储蓄与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Kuijs，2006）。1990-2012年，中国社会储蓄总额与GDP之比从36%上升到64%，其中企业储蓄与GDP之比从10.2%上升到26.3%，增幅达一倍以上，因而很难说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偏少呢？
我们试图从金融发展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伴随对2007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为现实的市场缺陷被更多地纳入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进行讨论。传统理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多从微观视角进行讨论，关注宏观因素的较少（周业安，1999；张少华，2005；仇娟东，2011），对金融发展与国际间资本流动关系的讨论更少，罕见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讨论，因而我们的研究恰逢其时。
一、文献回顾
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文献集中在企业跨国经营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的应对方面。资金不足与风险担保机制不健全是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两大“瓶颈”（虞瑾，2006）。首先是融资难。目前提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性融资支持的仅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但其服务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投放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仍较少（肖楠，2007），而国内企业信用评级机制的不完善则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难度。其次是保险机制缺失。中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企业的跨境经营受到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的双重影响，2012年叙利亚内战给中方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一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起步较晚，直到2001年才出现了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资险，但其业务范围仍倾向于贸易。
市场失灵情况下必须以“看得见的手”弥补这一失灵。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最早体现在Kojima与Denning的文献中。在Heckscher-Ohlin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上，Kojima（1977）提出政府应推动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后的Denning（1981）投资发展周期论则明确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场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近期文献亦强调了政府对跨国企业金融服务所呈现的显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乃至财税政策等渠道成为主要对策（Sansing，1996；Hufbauer等，2001；全操，2004；张翼飞，2007；王艳，2007；郭丽，2008；廖一榕，2008）。其中，黄金印（2004）的最优控制模型证明，财政政策不但能够改变资本存量，而且能显著改变投资边际收益。李庚寅（2005）与王逸（2008）则明确提出，跨国投资战略转变与税制优化目标应放在对“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激励上，重视投资税抵免对投资规模、区位与产业的引导。
目前对策性研究都强调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优惠财税政策的重要性，认为政策性金融的出发点是国家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提供融资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是“走出去”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世贸规则所允许的政府扶持行为（杨爱梅，2008；Yan等，2010）。政策性金融具有资金“虹吸”效应，它先市场而行，将资金投放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产业，表明国家意图，进而引导其他资金参与（白钦先，1993；肖楠，2007）。
我们认为已有研究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政策性金融难以全员覆盖企业跨国投资融资需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政策性信贷“僧多粥少”，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跨境投资的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可能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国有企业与监管部门间天然的联系可能惯性地带来政策性信贷对国企的有偏配置（张磊，2010）。三是金融自身的发展可能意义更大。金融发展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需要、是分散风险的需要、是国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观调控的需要（李炜，2007）。
二、引入金融中介的企业跨境投资规范分析
即f（PR）=f（A、φ、δ、mps）。显然，对外直接投资决定于A、φ、δ、mps等系数，而这些系数则决定于金融发展水平。其作用途径主要有4个：首先是提高存量资本配置效率，其次是提高新增资本配置效率，再次是通过提高储蓄资本转化率加快资本累积速度，最后则是帮助经济甄别出可能实现创新的企业家（Patrick，1966；Gree，1960）。“此意义上的信贷供给要求经济体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和需要，此条件下的循环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三、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检验
（一）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分析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受前期投资经验与收益的影响，因而动态项存在较大内生性可能，同时其他解释变量也可能由于惯性出现内生性问题，计量结果可能出现严重上偏。因而我们采用系统GMM检验，将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引入检验。
1 模型、数据与方法。
（1）模型设定。由前述理论分析构建检验模型如式（17）。
（2）变量选取与数据采集。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解释变量5个，分别为：①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②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取FIR=全社会存贷款总额/GDP；③货币深度（M2），取M2/GDP，以度量经济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交易比重；④金融市场效率指标储蓄投资转化率（SCR），取SCR=贷款/存款；⑤考虑到开放经济假设，将汇率（EXCH）引入模型，取历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值。控制变量4个，分别为：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FIXINV），取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②高校毕业生规模（STUCENT），计算公式为STUDENT=高校在校生人数/地区人口；③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④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量（FDI）。
各变量数据为2003-2012年除以外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采自各年度《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世界投资报告》、《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及《中国统计资料60年》。
数据处理。首先将数据转化为人民币计价单位；其次剔除价格因素，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平减，以GDP平减指数对GDP平减；最后为降低异方差可能，将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由于篇幅所限，各变量统计性描述结果未予报告。计量工具为Eviews7.2工具包。
2 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结果分析。经多次估计，优选获得模型（1）到模型（6），详见表1。其中，模型（1）包含全部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模型（2）到模型（6）则是在排除共线性因素后的结果。
广义矩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可以看到，SARGN检验P值较大，说明GMM检验中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AR（2）的P值表明差分后残差无二阶序列相关，因而工具变量有效。系数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解释变量系数为0的原假设，表明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同时，模型（1）到模型（6）的R2从0.630337增长到0.938032，有显著提升，因此方程估计结果值得信赖。
总体上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都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影响。LNSCR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弹性达到了3.3614，强调了储蓄投资转化率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这与Dunning（1981）的投资发展周期论相一致。
各显著解释变量中LNSCR的显著影响较大，弹性达到3.3614，LNFIR的影响则较小，弹性为0.048945。排除共线性因素后，LNFIR与LNSCR在方程3、4、5、6中与LNOFDI显著正相关，而LNM2在排除共线性因素后的方程3、4、5、6中却表现为显著负相关，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后面我们在Geweke检验中讨论其可能成因。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LNM2在排除共线性后的模型3、4、5、6中都与LNOFDI负相关，其原因可能为信贷规模的扩张不如合理的信贷投向机制更有效率，Boyreau等（2003）、Allen等（2006）及林毅夫（2008）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中亦提出过类似结论，即不具有效率优势的国企获得较大比例信贷配给的状况带来了经济增长趋缓。而LNEXCH与LNOFDI关系的不显著则可能源于中国长期实行固定汇率。控制变量中值得注意的是LNFDI，它在各方程中起到显著正向作用，支持了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促进的认识。
（二）Geweke因果分解检验
Geweke因果分解检验（Geweke1982）可以深入检验x对y的因果关系、y对x的因果关系及x与y的即时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1 长期中LNOFDI与LNM2间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OFDI是IAVM2的原因而LNM2不是LNOFDI的原因。这表明资本流出对金融市场提出了新要求，促进了货币化程度提高，但货币化程度提升并不能促进资本流出，两者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其原因可能在于对M2/GDP的分析必须结合M1/GDP进行。M1/GDP稳定增长下的M2/GDP才反映金融机构的长期资金供给，否则资产泡沫、不良贷款等资本非有效性因素等都会影响对于M2/GDP的分析（Bando，1998）。中国M2的增加多表现为资产货币化，而流向实体经济的较少，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少。（2）长期中LNOFDI与LNM2两者间即时因果关系较弱。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走出去”初期的中国企业多为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姜亚鹏，2011），且在相当长时间里表现为技术援助与国际合作，所以本国M2影响并不很显著；另一方面，资本化进程的深入引起货币需求上升，进而引起M2/GDP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对外直接投资资本。
2 长期中LNFIR与LNOFDI间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FIR是LNOFDI的原因，LNOFDI不是LNFIR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反馈达63.7%，表明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强，而后者对前者影响较小；（2）两者间缺乏即时关系的原因可能在于：正规金融的效率改进未能及时反映到对外直接投资上。中国金融中介市场具有显著的结构单一特征，很多企业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非正规金融市场，这为非正规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条件（白当伟，2004），亦带来了LNFIR与LNOFDI间即时关系的不显著。
3 长期中LNSCR与LNOFDI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显著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SCR是LNOFDI的原因，说明LNSCR有效地促进了LNOFDI的发展，而后者则不是前者的原因则可能源于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2）两者不存在显著即时因果关系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激增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依赖民间借贷，所以短期看LNSCR波动对LNOFDI的影响不大。
4 无论从长期还是即时来看LNFDI与LNOFDI间都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这与前述GMM检验结论一致。两者间短期因果关系相对于即时因果关系更大的可能原因在于：无论改革开放之初还是最近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引进外资规模都较小，虽然有即时因果关系，但长期中相互影响较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中LNOFDI是LNFDI的原因，这支持了Buckley等（2007）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协调发展的观点。
综上，金融发展规模及金融市场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中都有显著相关性，但没有即时因果关系，这显然与传统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认识相悖。早在1781年，Hamilton就提出“作为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引擎，银行通过方便大型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Hicks（1969）亦强调真正引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是金融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通过向大型项目融资提供了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术实现其价值的条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长期与短期现象的背离呢？我们认为是中国长期金融发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等（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过渡过程，中国金融发展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尚有显著差距。这一差距表现之一就是正规金融市场对跨境企业融资需求反应的时滞，直接导致难以获得支持的企业转而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因而出现了前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与即时关系的背离。
四、信贷配给下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形成
实践中，伴随金融抑制的是事实上存在的信贷配给，而这可能带来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中国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Buckley等，2007；Morck等，2008）。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准入限制、负利率与储蓄增长并存以及贷款方向扭曲等方面，这直接导致银行业竞争不足及行业集中度较高（李辉，2008）。‘这些特征带来了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与信贷资源紧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前文第二部分规范分析显示，金融中介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及资本产出比3个途径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影响过程是递进的。
（一）金融抑制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金融资源相对有限
一方面，金融抑制带来了储蓄挤出。面对金融抑制带来的长期低于通胀率的人为低利率，储蓄者不但得不到储蓄回报，反而可能上交通胀税。这直接导致边际储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保值储蓄”等资源动员来弥补储蓄挤出。另一方面，人为低利率导致银行惜贷，偏好风险规避型资产，经营保守。两方面的结合进一步导致跨境投资资金支持不足。
（二）金融资源不足导致了低效率的信贷配给制
面对人为低利率，金融资源供不应求，这直接减弱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投资鉴别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行信贷配给。在信贷配给环境下，投资者实际上是用投资向监管方“购买”投资环境，这一扭曲的投资者甄别机制使得实力强的投资者得到较好的投资环境，实力弱的投资者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需求也被压抑（罗长远等，2003），表现为不同企业跨境投资能力的差异。
（三）信贷配给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信贷配给偏爱国有企业带来了信贷资源配置失效。一方面，作为内生变量的经济政策，一旦被置顶，就会在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下沿着自己的轨迹演变（Krueger，1988）。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带来显著道德风险，中国经济中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是按照从国有到集体再到民营的顺序进行（黄亚生，2003），这直接反映为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低利率与民营企业受到的信用约束。另一方面，关系性金融以及银行信贷风险鉴别能力弱化带来了政府的兜底预期。此预期下国有企业无破产压力，往往拖延还贷甚至不归还贷款，强行占有受配给地位，这加剧了民营部门融资难，加剧了市场道德风险，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Auki等，1997、1998；王跃生，1999；Allen等，2005）。而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较低的事实则进一步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Dollar等，2007），这凸显了国有企业低成本资金优势及政府对经济的强力控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Buckley等，2007；Merck等，2008）。此机制下，国有企业自然主导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五、结论与建议
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金融约束与实际上的信贷配给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金融发展不足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融资成本高、投资风险分散难及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以市场方式推进金融服务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到储蓄规模、储蓄投资转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度的显著影响，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强建设：
1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明确监管方与金融机构的职责划分，减少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财政补贴等短期行为对商业金融的替代。商务部、财政部及人民银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外投资的审批、日常监管与信息服务方面，而金融市场的功能则应放在融资便利与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方面。
2 全方位构建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与保险的市场化体系。这一体系不应仅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进金融深化，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工，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监管方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海外投资实行差异化支持政策，构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协调互补的新型金融结构。融资服务方面，可以通过国家信用手段满足企业“走出去”的初期资金需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应，引导商业性资金参与。其后，随着商业性金融不断进入，政策性金融应择机退出。保险方面，应着重创新保险品种，扩大保险覆盖面，增设政治险，使跨国企业不仅仅能“走得出”，还能“走得稳”。
企业对外投资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 社会责任 原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2-046-02
积极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0年我国吸收FDI达到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创历史最高水平。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68.3万家，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9,454亿美元。{1}外资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我国市场上显示出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力。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也有一些外资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活动中，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做出了违背社会责任理念和道德准则的事情，弱化企业社会责任，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从概念的提出，到被广大企业和社会认可，形成一种社会潮流，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1924年，谢尔顿(Oliver Sheldon)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应包含有道德因素在内的崭新思想。他认为，公司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远远高于公司的盈利。这一思想提出后，虽然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但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到1953年，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伯文（Howard R. Bowen）发表了《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现代辩论才真正开启。伯文在文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
目前，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
1.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企业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
2.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起对劳动者、消费者、环境、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其核心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广泛包括不歧视、不使用童工，不使用强迫性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环境和制度等。
3.欧盟目前的官方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将对社会和环境的关注融入到其商业运作以及企业与其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关系中。
4.世界银行的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2}
从以上普遍流行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强调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主动承担起对社会其它利益主体的责任，即不仅要满足其自身的“私利”，还要顾及“社会利益”，做到“利己”与“利他”相统一。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跨越国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的目标，这毋庸置疑，但是，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做到外商投资企业母国、东道国及国际层面利益的统一协调。
二、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规模长期以来居于世界第二位。世界众多的跨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对我国企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多数外资企业在我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十分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遵纪守法，承担企业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表现良好。但是也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做出了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道德准则的事，逃废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有：
1.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商业贿赂事件时有发生。市场经济活动贯穿的是法权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相关利益主体要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准则。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企有关。外企行贿这股暗流，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扭曲了资源配置，助长了社会商业风气恶化。典型案例有美国朗讯公司的“朗讯案”和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的“德普案”{3}。
2.非法避税泛滥，造成国家税收收入流失严重。企业依法纳税，是企业应该承担的基本社会义务和责任。但是一些跨国企业为了自身的私利，采取种种非法避税手段，偷逃税款。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外资企业中存在着“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相。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人士指出，超过2/3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近几年，外商投资企业每年避税给我国造成的税收损失在300亿元以上。
3.劳工标准偏低，侵犯劳工合法权益事件屡见报端。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没有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任意降低劳工标准，逃废企业本该对员工承担的责任。{4}在我国加工贸易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强迫工人加班等情形较为严重。
4.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降低，威胁和侵害消费者身心健康。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是企业的义务，也是企业本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但是，近些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降低的报道，时常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仅在2005年，就有十数起跨国公司产品安全不达标问题被披露――在亨氏食品中发现苏丹红1号、宝洁SK-Ⅱ虚假广告、卡夫“乐之”饼干被指含有转基因成分、在肯德基调料中发现苏丹红1号成分、强生系列婴儿用品被发现含有石蜡油成分、联合利华“立顿”速溶茶被发现含有超标氟化物、索尼“问题相机”、雀巢“碘超标”、本田“婚礼门事件”，{5}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使得国人对“外国货”的迷信开始动摇。
5.环保违规，加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投资设厂时，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了我国，这对于我国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近年来，屡屡有一些拥有较好环保口碑，甚至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据环保部门相关资料显示，像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及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都在环保违规、环境污染的黑名单上榜上有名。
三、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原因
造成近些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社会责任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可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进行分析。
1.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内部原因。外商投资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赚取更多利润是其投资的根本目的，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潮流。从一方面看，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在中国弱化社会责任，做出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道德准则的事情，根本原因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对高额利润的追逐是其逃废社会责任的内在动机。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为了短期利益的追求，比较其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之间的大小，为了高额的利益，不惜违背市场竞争基本原则，逃废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满足其利益的需求。
2.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外部原因。从另一方面看，我国社会商业环境存在缺陷，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不成熟，一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等，也是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弱化的重要原因。
我国投资环境存在着缺陷，不容否认，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缺乏海外反腐败的相关规定，这些导致了难以及时对外商投资企业行贿进行追究和查处。
我国缺乏反避税的经验，对外商投资企业偷逃税款的现象打击力度还不够，加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对于外资企业给予各种照顾，甚至对于外资企业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在实践中给予外资企业过多的“超国民待遇”。
在劳工标准、企业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方面，我国相关职能部门监管、查处、打击力度还不够，存在监管真空领域。外资企业普遍没有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发生劳资纠纷后，很多员工往往忍气吞声，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外资企业降低劳工标准缺乏有效监管。对于企业因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不达标、环境污染等行为，监管部门查处力度不够，而且即便查处，往往违法成本也较低，这使得很多外资企业无视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强化外商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强化外商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促使其积极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转变观念，形成社会共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至今我国还没有对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给出完整明确的界定，由于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界定，这就使得在实践层面难以把握，所以，当务之急是由国家相关机构，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全社会形成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共识。
2.完善法律，加大违法成本。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规范市场活动，保证市场竞争公平公正合理，根本手段还得依赖于法律，因此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诸多法律法规，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但是还应当进一步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应当加大企业违法成本的处罚，使得企业在违背社会责任时，考虑其违法成本较高，达到约束其违法违规行为的目的。
3.严格执法，加强监督检查。市场监管是规范各类企业行为的基本手段，对于重点领域的违法行为的查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重点工作。在市场监管层面，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市场秩序的公平合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对于违反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相关部门应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是外资企业，就网开一面，在执法环节也应做到“国民待遇”。还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那些违反劳工标准、恶意破坏环境、勾结政府官员违法事件等，要及时公开的予以曝光，加强社会监督检查力度。
4.提高标准，环保一票否决。对于污染环境的外资企业，要提高进入门槛，实行环保不达标一票否决制度，切不可因追求GDP增长，放松对环保标准的执行。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在环保标准上迁就外资企业，甚至庇护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对于这样的错误做法，有关部门应积极予以纠正。各级政府应切实树立起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放弃盲目简单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思路，在实践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注释：
{1}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mofcom.省略/
{2}以上资料来源于百度网，根据相关资料汇编整理
{3}桑百川等著.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实践与论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4}王志乐主编.2006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5}桑百川、李玉梅、李筱婧.跨国公司两张脸.世界知识，2006（7）
参考文献：
1.桑百川等著.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实践与论争[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王志乐主编.2006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桑百川，李玉梅，李筱婧.跨国公司两张脸[J].世界知识,20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