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文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错位发展 中国画学院 特例发展 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

中国画在古代大体为自律发展，数千年守望着它的精神家园，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自成独特体系而辉煌璀璨。但近代以降，中国画便在西化霸权下错位发展。俞剑华指出：“……国画即吾民族最丰富之宝藏，最高尚之文化，且为世界所独具者也。国人醉心欧化蔑视国画，直视吾国如无画者久矣！”②由于醉心西化者把西方进化论史观奉为神圣教条，无视中国画本体发展规律，用西方科学主义及写实主义标准丈量中国画，导致价值判断严重失衡。

一、 错位发展——“拉开距离”：百年反思的反思

20世纪最先对中国画发难的康有为认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甚至应“以郎世宁为太祖”。③自引进西方美术学院，中国画便进入他律发展的境地。（见表1）

为推行西化，蔡元培礼聘反对中国画改造的陈师曾为首席导师，在北大成立“画法研究会”。WWW.133229.COM⑤(那不过是蔡氏的一个手段)他还排挤传统派的夏震武和辜鸿铭。⑥仅此，中国画在西化霸权下的边缘化处境已可想见。继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画“改造”、改名（称“水墨画”“彩墨画”）；⑦“批黑画”“革毛笔的命”、山水画家被迫改画人物；⑧70年代的“打倒”自不待说；80年代的“穷途末路”、90年代的“打倒中锋”“笔墨等于零”……中国画不知经历多少劫难，它仅凭特有的文化再生力顽强走下来。

无疑，我国学院美术教育究竟是培养了一些人才的，但与要求相比极不相称。为什么至少近代画坛一些举足轻重的中国画家并非出自美术学院？⑨西方学院化这鞋子对中国画究竟合不合脚？仅从中西美术教育整体特征看：（见表2）

可见大相径庭！百年中国画竟是个“倒栽葱”的错位发展。我们却一直把中国画教育的西化大旗虔诚地扛到今天。或许错位发展可能带来错位的某种枝节的 “小得”， 但那毕竟是以对经典文化整体发展的“大成”根本的被解构、被自毁为代价的。而由此导致的文化建设中的价值无根性尤是后患无穷。经历了完善与辉煌、冷遇与劫难的西化霸权下的异化与错位发展，一个中国画自主发展的理路日渐清晰：（见表3）

潘天寿作为坚持中国画本体价值的大师、美术教育家，他提倡人格教育。50年代在国立艺专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中国画系，又将国画系分山水、花鸟、人物三大科进行教学。建立起包括文学、书法篆刻在内的较为完备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应该说，他著名的中西绘画发展要“拉开距离”的思想，已初步体现中国画自主发展的历史要求。

二、惯例发展——浮出水面：中国画学院现象

历史要求从形成到实现却经一番历史过程。当黄宾虹、潘天寿等深谙中国画本体价值的精英们试图扭转错位发展、争取自主发展之时，惯例发展的迷雾也伴随其中。若说错位发展属文化建设的方向性问题，而惯例发展也并不仅仅是方法策略问题。实质上它们都是以科学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及文化殖民主义为文化价值根源的。诚然，惯例发展也是以西化的错位发展为前提的，但惯例发展更以造型中心主义、画种平均主义、美术教学自由主义等为表现形式并狃守画种分类学框框而阻碍对中国画的本体艺术探寻，以至于长期跳不出他律、他化、被消磨、被淹灭的泥潭。不同的是，前者还易于识别，而后者则难以觉察，包括主张者本身。因此这也是问题的要害。中国画惯例发展的具体表现显而易见：

一是中国画总体学科地位的人为下跌严重。在1999年修订的国家专业目录中，“美术学”作为“艺术学”下的二级学科（社会上，美术在“小三科”中无论“体音美”“音体美”，都是“美在最后”），到“绘画”已是三级，而中国画至多只是一门“课程”，与本相对举的“西洋画”下的油画、水彩等相邻排列，所谓“国、油、版、雕”的排列即是。建国后在哲学、文学、美学、美术史、画论、音乐、戏剧、医学等学科的中学部分都是与西学部分基本成对举之势的，中国画却在“绘画”中被下压到它应对举的“西画”（现在连“西画”一词都不提了）的下一层级（如油画、水彩、水粉）并列。

二是中国画的现实发展境遇的失控滑坡急速。即便在深谙传统价值的大师那里，无论是通过著书立说的“画语录”方式呼吁主张（如陈师曾），还是身体力行地施于办学规模调整或行于教学过程（如黄宾虹、潘天寿），都因缺乏专门深入论证的科研品格而影响着本来富有价值的预见的传播信度和效度以至于被漠视、被“悬置”，仅停留于分分合合的就事论事层面（上世纪50年代国、油、版的分合拉锯，对学生有意义，而对学科地位及“拉开距离”并无价值），湮灭在层出不穷的现代新学科、新课程之中。至今，在一些普通高校美术教育那里仍是“国画、平面构成、静物”这样排列。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以空前规模大发展、大扩招，二级学院、新兴专业如雨后春笋，美术高考热蔚成新景。2005年全国2521个新增专业，中国画又面临“汽车模特儿”“空间技术”等爆炸性的专业覆盖。在“造型”“设计”“视觉传达”“媒体”“传播”等时尚话语下，中国画在美院曾招不到学生或勉强维持，而在师范院校等为数众多的综合大学的美术教学系统，也只是一门“课程”而已。我们亲手把作为自己国家形象代表、优秀民族文化和艺术品牌的独特艺术沦落至如此境地。中西绘画发展“拉开距离”的初衷至多达到个“与时俱进”的效果。

这样，中国画的自主发展虽经几代人的抗争和努力，却迟迟没能实现主体在文化建设进程中的文化自觉，没能实际地推行更妄谈开花结果。我们需要在中西错位发展和惯例发展的误区中猛醒：中国画不只需要保护，更需要发展。但在信息化社会，这种发展仅仅寄希望于一些杯水车薪的局部性努力或跳跃式的行动都是远远不够的。船高水更涨的境遇下要浮出水面、脱颖而出就必须借助学术的力量，通过科研上升到文化自觉达到意义共识，才可能实现中国画的科学发展。

力主“中国画应该姓中”的画家邵洛羊，2001年7月在一次全国美院教改研讨会上就提出：“中国画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趁部分老国画家还健在，及时采取措施，挽救中国画，是时代赋予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办一所‘中国画学院’。”

陈绶祥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理论家、新文人画领军人物，他尖锐地指出：“在这一百年的新兴的美术教育中，从来没有过一个中国画学院，这难道不是笑话吗？我们能否指望从外语学院里面教出一个中国文学家？既然我们承认绘画是一种语言，又怎么能从一个教授西方绘画语言的美术学院中培养出当代中国画家来？”他与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黄格胜精心筹措，2002年3月1日，在桂林西郊风景秀丽的燕山成立了我国第一所以中国画命名的学院——桂林中国画学院（由陈绶祥任学术主持，院长：黄格胜，副院长：余永健、伍小东）。

潘公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颇得其父潘天寿的艺术精髓及中国画教育思想的陶养。他在2001年全院教改研讨会的八大板块办学规模中，先将中国画作为“系”设在造型学院之下，后于2005年12月28日挂牌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田黎明，副院长：唐勇力、胡伟）。

两所中国画学院的相继问世，无疑成为中国画教育的里程碑（但还不是终点站）。中国画学院现象标志着中国画开始跳出惯例发展误区，但中国画自主发展的“梦想”真的“成真”仍须付出许多努力。

毋庸讳言，两所学院都从“西化”走来。但作为把中国画教育带入西方学院的中国最高美术学府，在把学院真正带入中国画教育的步伐中显得暧昧而乏魄力且不无包袱感。笔者以为，在今天只是搭建一个中国画发展的新平台并不难，可中国画教育的平台仍搭在西式的美院，这对“拉开距离”的机制的保证意义不会很大。难说他们对时代性和世界性的“包容气度”不会影响办学特色的鲜明性。而桂林中国画院的国学本体文化指向倒明确得多。

“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现代社会的文化学术价值多元，达成某种决策性共识的依据，只能是学术决策（即科学决策）。通过学术研究，经过科学论证求得共识，再付诸实施。教育史表明，教学上自由主义的大学往往难以成就大事。桂林中国画院不仅首开大学学术主持人体制之先，院长黄格胜还就中国画学院申报并主持专题的科研立项研究。

三、 特例发展——根植沃土：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

中国最早的也是古代唯一的国立绘画学院性质的机构是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创立的国子监画学。这是中国画学院在古代的雏形。这里培养了大批优秀画家，造就了宋代院体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崇高地位。它经过仅有的六年历史，就把一个中国画良性发展的教育教学系统留给我们总结借鉴。相对于今日西化下的美术院校中国画教育系统而言，它给我们以启示并可借以看到中国画发展的理路前景：（见表4）

中国画学院本身当然不是目的，我们不是要把它固定为中国画教育的唯一模式。而中国画的特例发展这一中国画学院现象所代表的意义和历史要求才至关重要。

按照表4“分析”栏，除第5、6、7点外，都形成鲜明的反差：（见表5）

另就表5的第8点而言，画史上特定画科成就显著之时通常是该画科单独“立名”“分科”并被不同程度地重视之时。试想，山水画及花鸟画如果仍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白描画仍作为彩绘和设色画的底样，就不会有它们后来的发展高度。万法归宗但术业有专攻。规律相通却不相同。虽然建国后重视人物画而极大提高了国画人物的造型水平，但这人物画的造型能力对花鸟、山水不一定会适用。素描万能的造型主义基础观对于中国画起码是文化错位。整体观之，宋代画学教育系统是以完整而独特的中国文化为依托的。这表明中华文化是中国画发展不可离弃的沃土。这也正是西化下的院校中国画教育的薄弱之处。虽然中国画的特例发展不是一种模式、一种规定，而是一个方略、一个理路、一种状态、一种重建。而以下要点对实行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并进入特例发展至关重大：

学科地位：国家决策者虽不会都像宋徽宗那样嗜画，但人民喜闻乐见与国家文化发展所需在今天就是“圣旨”。这就必须通过国家决策并在国家专业目录中将中国画按特例提升，或为二级学科，与“美术学”并列都无不可。这样，即使在不单独办中国画学院的各高校中，其课程设置、课时量与学科地位结构也都会得到特别提高。分科分系以至成立中国画学院都不等于“拉开距离”。中国画要开通“地铁专列”，它至少应在“绘画”中与西画以两大板块形成对举之势。（见表6）

学术研究：以科研开路，结合实践，围绕中国画特色规律对中国画教学从文化特征、办学理念、教材系统到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科学论证，早日形成中国画当展的完整体系成果并应用于教学。

学术主持：中国画学院设学术主持是一个重要经验，同时，院长也至关重要。应由学术理想一致、坚持中国画本体价值、中国画教育科研成果卓著的资深教授等学术精英人物担任学术主持，并坚持在教学、研究和办学方面对学院持续给予方向性学术指导。

教育目标：以人格教育为首务，全面实行特例发展的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

学术依托：以国学文化为本。可与中国哲学、宗教、文学、京剧、中医、堪舆、武术、民族民间美术等学科置于同一办学空间，同根互证，特色发展。

挂靠大学：以往挂靠美术学院和艺术学院仍难以达到中国特色文化品牌特例发展的特殊要求。应挂靠国学学术资源丰厚的文科类综合大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南京大学国学院等。

课程设置：组织编写精选的文化理论课时比重不少于1/3，改变重技轻文的倾向。

招生考试：不考素描色彩而代之以书法、白描、命题画、古汉语、历史、美术史等。

教学理念：从经典与创作的画稿摹写设计能力入手，扭转西方素描写生为中国画造型基础的做法。

中国画的特例发展理路的具体环节尚待进一步探讨。它期待有识之士的共识与多方协同合作，更需要广大同仁悉心建构并付诸实行。

注释：

①见美术观察.2002.5.4—6.“观察家”栏目

②俞剑华.国画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

③梁启超.饮冰室文集[m].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岳麓书院2003.19.引自林木.历史认知与历史真实的严重错位——20世纪进化论史观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干扰与失误[j].载美术观察.2006.12.81—85.并参见中央美院编.中国美术简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246

④⑤表1左栏根据朱青生的归纳作.见朱青生、（德）史耐德.主动误取——关于中国绘画西化过程中一个史实的研究[j].载传统的延续与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世纪中国画[m].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1997. 80—82

⑥同④83

⑦卢辅圣、徐建融、谷文达.中国画的世纪之门[m].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249

⑧卢.艺术大师之路丛书.潘天寿[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29,另见.艺术.2005.7.88—92

⑨邵洛羊就说：“我国院校教学近一个世纪，培养中国画人才数以万计，但历数中国画坛成功的良材，仍多靠师徒授受，没有几个是从院校培养造就的（如上海画院的吴湖帆、贺天健、江寒汀、张大壮、唐云、程十发、刘旦宅三十岁左右已誉满春申，他们是师徒授受造就的）。”还说：“沈尹默、启功、周汝昌、黄秋园、张朋、陈子庄、黄永玉、黄胄等一大批书画家都不是美院培养的，但他们的中华文化底蕴都很厚。”见邵洛羊.中国画应该姓中[m].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46.徐建融也感慨：“像张大千、黄宾虹、吴湖帆、齐白石、陆俨少、谢稚柳，包括潘天寿本人，这类传统型画家，美术学院至今没有能培养出来。”同⑦153

⑩由笔者归纳

11恩物（gifts）一系列可供儿童在玩中学习的教具，共10种。德国佛里德里希·福禄贝尔1835—1850年发明。滕守尧、（美）阿瑟·艾夫兰著邢莉译.西方艺术教育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57—160

12同⑨84

13同⑧33

142004－03－15－08：47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15同⑨84.山西大学李德仁教授赞同邵的主张并助写文稿。参见⑦153

16陈绶祥.中国画教育，失误，还是错误？美术观察[j].2002.5.14

17 2005-12-29.光明网

18刘炜.宋画院的教育功能与院体画的发展.美术观察[j].2005/12.89

参考文献:

[1]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

[2]陈绶祥.国画讲义[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4.2

中国论文范文第2篇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梦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梦想的民族，5000年来始终没有放弃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与追求，走过一个“辉煌—衰落—复兴”的三部曲。我们的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很早就把梦想播种在这方土地上，把汗水挥洒在这方土地上，把热血浇灌在这方土地上。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瑰丽的神话正是中华民族追求梦想、向往光明和进步的生动写照。《诗经》中说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篇》，孔子把人类社会分为两个理想阶段，一是“小康”，二是“大同”。“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梦想，一直是历朝历代有识之士的不懈追求。自秦汉肇始，中华民族经历过人类历史上震撼人心的强大繁荣和辉煌之梦，周秦伟业、两汉胜景、大唐气象、两宋富庶、元朝拓疆、明代兴旺、康乾盛世，光芒耀眼、令人神往。然而，壮丽的辉煌之后，却经历了1840年以来的百年梦魇和百年抗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民族复兴成为中华儿女最强烈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在这一梦想的感召下，孜孜求索、前仆后继、奋起抗争，唱响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慷慨悲歌。从林则徐、魏源等少数开明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反思落后积弊，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发动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探索民族复兴的各种救国主张和力量如走马灯般在中国登台亮相，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探索才迎来曙光。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进行了壮烈卓绝的斗争，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用“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三句诗，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创造性提出了中国梦，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梦想。今天的中国梦是充满辉煌、苦难与胜利的民族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梦想的延续，是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主题。它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积淀，来自近现代以来我们民族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启迪。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梦的现实背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每一次重大而成功的理论创新，都源于对发展现实的准确把握，都集中表达了实践的迫切要求。“中国梦”的提出，是适应当代中国各方面事业向现代化的转型的结果。今天的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国家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世界所瞩目、所惊叹、所羡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物质基础。这是一个梦想即将成真的历史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现有的改革“红利”已较充分释放，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关系调整陷入困境，妨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性约束难以解除，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复杂性和难度都比过去增大，前行道路上面临巨大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不仅要解决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还要解决好发展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的意识领域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考验异常严峻。同志特别提醒道，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为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同志对中国梦作出集中而系统的阐发，并不是一时兴起的随意发挥，而是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是对当下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正视，是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际问题之“的”的结果，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非凡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彰显了党领导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坚定自觉与执政自信。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梦的民族特质。中国梦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基于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价值追求、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有着浓郁的中国特色。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锻造了中国梦独特的民族性。中国梦孕育于国家衰落、民族危亡时期，凝结着中华民族昔日的辉煌、深重的苦难、坚强的性格，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品格、心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华民族深厚历史文化的自然生成，也是中华民族追逐梦想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张扬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最终指向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将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紧密相连，强调集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一个集体梦、民族梦、国家梦，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中国梦的提出，道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渴望，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不分身份，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符合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全球华人空前多样化的需求，体现极强的包容性。而且，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和谐和平，中国梦实现靠的是和平崛起，靠的是全党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努力，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伟大梦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实现中国梦是世界的重大“利好”，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短短三句话集中体现了“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

”、“和谐中国”和“美丽中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下推进各项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蕴含着六个具体指向，具有很大的包容量、高度的凝聚力，能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 国家富强是中国梦的中心任务。中国只有成为强国，才有实力和底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的进一步跃升。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道路，仍是实现中国梦的第一要务。

充分民主是中国梦的基本要求。只有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才能激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凝聚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这就需要不断拓宽民主的范围和途径，丰富民主的内容和形式，确保人民群众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将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着力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高度文明是中国梦的重要特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实现中国梦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这就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全面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努力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提升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和世界影响力。

社会和谐是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只有高度发展高度文明的社会，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不断满足民生需求；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体系，确保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序解决；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充满活力。

生态文明是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群众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实现中国梦，就要保证我国人口的适度合理增长，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保证人民能够喝上洁净的水，呼吸洁净的空气，在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中享受宜居适度的美好生活空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根本追求。中国梦既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又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利益，归根到底就是人民幸福之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生出彩机会的渴望，正是“中国梦”最富生命力的构成。在当今中国，国家理念与人民期盼同声相应；个人梦想与民族梦想一脉相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国家的蓝图，对接着“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等群众期盼，必须让人民群众在实现中国梦中真切地感受变迁、触摸幸福、实现理想。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步前进，都是理论和现实密切互动的结果。现实要求理论创新，理论创新驱动现实发展，如此往复循环，螺旋式上升。我们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历史任务的需要，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中国梦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表述，对于激发全党的理论创造，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梦创新了党的理论的话语空间。中国梦用最通俗易懂、最形象化的语言，向人民群众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读了人民期盼的共同富裕，解读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给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一个既能有憧憬有超越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一个既科学崇高又喜闻乐见的理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清晰、更加具体。这种话语体系上的创造性转换，打通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中国话语与外国话语之间的隐性阻隔，以其清新的理念和亲和的风格迅速为整个中国社会所认同，成为了当下最为重要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

中国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中国梦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对“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么实现理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怎么实现目标”这一关乎党和国家命运问题的深刻回答，解决了科学发展中如何继续创新马克思主义新学说的历史性问题，形成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决定道路的哲学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形势下的坚持、运用和深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新的内涵，成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在哲学原理上的一次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思想理论成果。

中国梦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及时回应了我国如何实现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时代课题，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谁发展，谁来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对民族、国家、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和戮力同心、共同奋斗的政治动员，是对党的执政目标、执政宗旨、执政遵循和执政方略的深化与拓展，彰显了我们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坚定自觉与执政自信。它已超越一种历史情结和民族情结，升华成一种政治理念和执政追求。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梦的实践价值。梦想反映的是一种追求、体现的是一种抱负。梦想一旦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和具体行动，就决定和引领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就会成为变革社会、促进进步的巨大力量。有一位外国专家曾经说过：“13亿中国人民不能只靠人民币来引领。”现在，我们已经告别了物质财富上一穷二白的时代，但也面临着精神懈怠、信念缺失的危险。“中国梦”的提出和阐述，正是凝聚共识、鼓舞士气的选择，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凝聚人心、激励民族的大思维和大战略，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在社会转型分化的背景下，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多样、多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阶层、群体也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往往各有诉求甚至大相径庭。中国梦的提出，描绘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描绘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宏伟蓝图，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五彩缤纷的梦想汇聚为一个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愿景，最大限度地兼顾和包容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汇聚起十三亿人民的深厚伟力。

中国梦触动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成为唤起亿万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激发了中华民族“团结如一人”的归属感和进取心。美国《新闻周刊》认为，中国梦会产生深远影响，将“重振中国光辉史”。更有外国观察家敏锐指出，这是“一个能在人们心中激起共鸣的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中国梦”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力量，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始终给人以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

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而且造福世界。当今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与世界紧密相联、密不可分的，自身的发展往往与世界的发展具有联动性，呈现同频共振、互动发展的态势

。中国梦与世界梦辩证统一，与世界共患难、同分享，是中国梦独具特色的重要内涵。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的梦想，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中国梦所包含的世界意义，就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不仅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而且要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在当代世界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梦必将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一面新旗帜。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三个必须”，指明了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关键路径。

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道路选择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是实现中国梦的首要问题。中国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创造了同期世界上大国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最快且人数最多的脱贫致富速度、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天的世界对“中国信息”充满饥渴、对“中国奇迹”充满惊叹、对中华文化充满兴趣，今天的中华民族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显著位置，赢得越来越多的民族荣耀与民族尊严。实践充分证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动力。鲁迅说过，“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今天，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精神力量的作用愈加凸显。实现中国梦，不仅要求我们必须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还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精神生生不息，成为照耀我们民族奋勇前进的不灭灯塔。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凝聚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不管是民族危亡关头的同仇敌忾，还是众志成城抵御重大灾害，凝聚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个人命运才会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滴水之微才能汇聚成无坚不摧之力。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让我们冲破思想差异的樊篱，超越具体利益关系的羁绊，找到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将个人力量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巨浪。改革创新始终是激励我们在时展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30多年来，改革创新精神激荡神州，造就了历史的巨变，成就了今天的中国。改革没有完成时，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面对日益凸显的发展瓶颈、深层次矛盾问题，唯有继续发扬改革创新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闯过激流险滩驶向潮平岸阔。

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全国十三亿人，每一个人都是“梦之队”的一员，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书写者。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追梦、圆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为每一个人放飞梦想提供广阔空间、实现梦想创造充裕机会，并引导人们把小家和大家、实现个人梦与实现中国梦有机统一起来，让人们从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看到前进的方向与力量，看到美好生活的壮丽图景。众人齐心，其力断金。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人一把力，就一定能托起伟大的中国梦。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实干成就中国梦。多次强调，实干兴邦。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日子等不来。中国梦的每一步实现，从来不是靠空口白牙，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透过历史回音壁，回首我们走过的路，什么时候实干，什么时候就能夺取胜利；什么时候不务实，什么时候事业就会遭遇挫折。如果没有脚踏实地的实干态度和勇于拼搏、敢于攻坚的奋斗勇气，而热衷于纸上谈兵和虚谈废务，那么，梦想最终只能止于梦想，难以到达现实彼岸。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好梦成真，离不开艰苦奋斗、离不开真抓实干。强调坚持实干兴邦，就是针对眼下存在的理论脱离实践、言行不一、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现象而发出的严重警示。实干成就中国梦，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干、干实实在在的事，谋务实之策、说务实之话、办务实之事、求务实之效，不空发议论，不投机取巧，不懒惰懈怠，不半途而废；就是要立足当下，干好自己的事，干好该干的事，不玩虚招，不装样子，不回避矛盾，不胡乱折腾；就是要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中国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脉文化符号形式符号结构意义

设计中的文脉主义，在建筑中一直是个颇多争议的话题，尤其是国粹主义者手中的一柄利刃，砍向诸多的现代设计。它亦曾为政府官员所青睐有加，这一点北京的诸多头顶“青皮小帽”的建筑便是佐证。笔者并非建筑界内人士，断不敢发“无知者无畏”式的议论，但有感于近来国内产品设计的不断异化与盲目的拼贴、移植既往事物中的文化属性，并简单的冠之以“文脉”的冠冕，故试图在产品设计的领域探讨一下什么是文脉，为什么需要文脉以及如何表现文脉。

什么是文脉（what）--文脉的解释

所谓文脉，英文即context一词，愿意指文学中的“上下文”。在语言学中，该词被称作“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此情此景与前言后语。更广泛的意义上，引申为一事物在时间或空间上与他事物的关系。设计中译作“文脉”，更多的应理解为文化上的脉络，文化的承启关系。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对于每个人来讲都似乎是个很熟悉的东西。比如儒家文化，玛雅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甚至厕所文化，地铁文化等等。文化似乎是一件万能的魔衣，任何生活琐事只要套上它就会显示出庄严的法相。但文化似乎又很陌生：我们不能象把握“苹果”这类“物词”一样，因为文化在这世上找不到它的对应物；我们也不能罗列一些“性质”词来描述它的属性；当然，尽管西安的兵马俑，北京的紫禁城，巴黎的卢浮宫，中国的筷子，西方的刀叉都属于文化，但是文化也不是个集合名词，因为那样，文化便会是一个堆满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杂货铺。wwW.133229.COm在历史上，许多智者哲人试图给文化一个“精确”的定义，从人类学家泰勒到哲学家康德，自1871-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种，但似乎都不能表述文化的全部内涵。既然我们对文化的剖析是为了理解文脉的概念及其功用，那么在这一点上，卡西尔的文化观似乎更有帮助。

中国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画论 文人气 传统

一、文人画论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高度发展并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与此同时，总结和探索绘画艺术的理论――画论兴起并得以迅速发展，高度发达的画论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进入自觉时代的标志。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画论包括东晋顾恺之的《魏晋名臣画赞》《论画》和《画云台山记》，将“以形写神”为其核心思想；刘宋宗炳的《画山水序》中“含道映物，澄怀味象”则以体现“道”为终极目标；南齐谢赫“六法”更是将气韵生动排在首位。通过这些画论可以明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神写形和重视气韵这些“文人气”的理论已成为中国画的主导精神，这在后代的理论及创作中被长期继承。

据画史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绘画创作活动十分兴盛，画家人数众多，并有一大批影响很大的画家活动于艺术舞台，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许多帝王也潜心创作，如南朝宋明帝、南梁文帝等，这些创作实践无疑是画论兴起的一大重要因素。

另外，魏晋玄学的流行，佛、道二教的迅速繁盛，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并进而深入地探索艺术本体，佛寺壁画和塑像带来的域外艺术的某些气息，也引发了人们对艺术创作技巧的深入思考。画论中“文人气”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老庄，是在当时的玄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而“悟对通神”“迁想妙得”的思想亦与佛、道二教思想不无相通之处。毫无疑问，与“文人气”相关的画论的兴起和成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多种因素的合力造就。

魏晋南北朝画论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绘画理论走向成熟，中国画“文人气”的主导精神从此形成，并直接影响着后世中国画的理论和创作。

二、意趣与神韵

文人画注重意趣与神韵，重视表现出所绘之物的气韵，抒发艺术家心中的意趣，而对所绘之物形态的展现则在其次。

“神似”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以上推到顾恺之的“传神论”，他认为描绘人物不仅要求形象真实，而要能传达人物的性格神态和内心活动，强调通过对人物的关键部位如眼睛等的描绘取神、写神，人物神情特征才能传神。

之后，谢赫提出“六法”作为绘画创作与批评的六条标准，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鉴赏家们所遵循的原则，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其中，谢赫将“气韵生动”――人物的精神气质，即顾恺之所说的神韵列为了评价绘画优劣的首要标准，足见其对绘画的重要性。我国画论中最初出现类似概念，主要用于品评人物画，随着中国画题材范围的扩大，才逐渐将其广泛应用于对各类绘画作品及绘画形式因素的评论，例如清代张庚在《国朝画征录・袁枢传》中曾说：“其（袁可立子枢）摹梅华道人所临巨然〈萧翼赚兰亭图〉，气韵冲胆，绰有古趣。”及至今日，能够真正表现出物我为一的生动气韵，仍然是我国传统艺术作品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重传神的文人画也正是借此逐渐占据画坛的重要位置。

唐代提出的评画标准“四格”，即神、妙、能、逸，则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画“意趣神韵”的创作趣味。“四格”是由唐朱景玄在张怀瑾“三等”“三品”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在《唐朝名画录序》中另立“不拘常法”的“逸品”，成为“定其等格”的“四格”，使神、妙、能、逸格俱全，影响了后代诸多画家、理论家。虽然朱景玄并不似宋人那样推尊逸格、逸品，但其对“四格”的首立首创之举自当不能忽视。到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不仅对“四格”进行了解释说明，更提出“画之逸格，最难其俦”，将“逸格”奉为最上，为文人画开辟了新的境地。他认为“逸格”是指笔墨自然精炼，意趣非凡；“神格”需形神兼备；“妙格”则得心应手，笔墨精妙；“能格”即形象生动。此后，这四格长期成为欣赏中国画的等级标准，更长期将富有意趣神韵的作品奉为上品，使得以“神韵”为宗的文人画风日益受到推崇。

至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有了“文人画”的概念，并推之最上乘的地位。故而，自宋开始画坛对意趣神韵尤为重视，此方面的理论也尤为精深，影响也最为深远，其中代表人物主要有欧阳修、沈括、苏轼等。欧阳修率先提出“古画画意不画形”，还在《鉴画》中提出“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非精鉴者之事也”，认为“萧条淡泊”的意境比“飞走迅速”的禽类更难表现。对此，沈括十分赞同，认为欧阳修是“真为识画也”。而对于神韵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当属苏轼。他最著名的论述是《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将“形似”置于其次而把“神”放在首位，还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气意所到。”这里他用相马比喻看画，即是不是一匹好马，要看它是不是有神骏意气，强调的仍然是“神似”。

上述历代名家对“意趣与神韵”的理论决定了中国画的审美观。此后，后世理论家和艺术家则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上述理论思想。元代画家倪瓒在《答张藻仲书》中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成为其主要绘画理念之一。明代画家徐渭更是以其“不求形似求神韵”的绘画主张创立了气韵生动富有情趣、只求笔墨精练而不拘于真实描绘的大写意文人画法，促使当时的文人画走向成熟。清以后，画坛对这一理论阐述更有了新的发展，石涛曾题诗有：“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懵懂间，不似似之当下拜。”“不似似之”即齐白石提出的“不似之似”，追求画的似与不似之间，才是绘画的最高境界。对此，黄宾虹和傅抱石均有相同的见解，这些名家的理论对当今画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诗情与画意

诗与画，是中国古代文人最为常见的两种艺术展现形式，虽然有其各自的独立差异性，但在其审美内涵和所创造的意境上，有着明显的内在同一性。

早期的诗画结合，主要是以诗为画，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就是以曹植《洛神赋》的文义所绘。及至唐代，诗画大盛，以诗为画、为画题诗的情况尤为兴盛，如有人曾以李益的诗句“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作画。而诗画一体的情况则到元代才较为常见，传为唐卢鸿所绘《草堂十志图》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诗画结合的作品，到明清，诗画一体则得到普遍发展，成为文人画的重要审美特征。

就画论而言，苏轼最先将“诗情画意”这一观点作为评画标准提出，认为笔墨技巧之外应该有诗的境界，曾作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便指出了诗画的另一种完美结合，即王维开创的“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也就是说，诗可以入画，画也可以入诗，充分体现了诗画的同一性。这使绘画不仅限于再现式的艺术，而更多用于画家寄情、怡情的一种方式，更使之广泛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追捧，对后世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之后，《宣和画谱》在提到董源时有“使览者得之，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诗，则有不可形容者”。明代画家恽向也曾说：“元人之画……展卷便可令人作妙诗。”可见，诗情画意早已是文人画的审美特征之一，更是其努力追求的意境。

四、心师造化与迁想妙得

可以说，心师造化和迁想妙得，其内涵是指文人画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心师造化”即以造化为师，最初是南朝陈代姚在《续画品录》里提出的。这里的造化除了指自然风景外，多少含有精神层面的大自然运行的法则之义，强调绘画应取法自然，以客观事物作为其艺术源泉和客观依据。如上文所述，文人画追求意趣与神韵，但这并不意味着舍弃形似，二者必然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如果画作缺乏一定的形态，神态自然也无从表现，所以绘画要求“神形兼备”。也就是说，画家不仅要得到所绘物象之意趣神韵，还要向自然和生活学习，这样才能创作出生动的作品。在这方面，古人有很多故事，如唐代韩千从曹霸学画马，成名以后被召入宫，唐玄宗要他拜宫廷画师为师，他却说，“皇宫马厩中的名马都是我的老师”。元代名家赵孟也说过自己画山水乃取法自然，“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吾师”。

“迁想妙得”是由顾恺之最早在《魏晋胜流画赞》中提出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他认为，要想绘画传神，需要“迁想妙得”。这里强调了画家应通过对生活的体会来获得最终的艺术构思，以达到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那么，什么是迁想妙得？其中，“迁想”是画家在作画之前，需要先仔细观察研究所绘之物，同时深入揣摩、体会其内在神韵气质，把自己的主观感受“迁入”客观对象之中；“妙得”则是在迁想的基础上，画家对所绘之物的精神气质进行分析提炼，将主观感受与客观事物融合后加以表现。例如，顾恺之画谢幼舆在岩石中，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画，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因此，顾恺之这样的创作，既非得于形象上，又非得于技法中，而得之于他心灵深处的创造。可见，迁想妙得的过程，是艺术家主观思想感情的作用，它对后世中国画的实践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五、南宗与北宗

南北宗论可以说是我国晚明乃至整个清代画论的权威理论，其影响范围广、影响年代久远。

南北宗论是明代画家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沈颢等人，以佛教南北禅宗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山水画理论，其中以董其昌的理论影响最大，他将王维与李思训父子视为“水墨”和“青绿”两种画法的始祖，分别与佛教禅宗的南北二宗相对应，确立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理论，认为南宗是文人画，王维之后传为张躁、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北宗则为行家画，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sù），以至马、夏辈。

此理论对南北派山水画家对用笔、用墨、用水、用色的不同加以区分，对历史上两种不同风格流派进行研究，提倡文人画，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及思想境界。究其佛教禅宗的理论依据，实则是因为南宗禅追求顿悟和平静淡远的主张，与北宗禅强调长期积累和深透相比，更为文人士大夫所推崇，故而人为抬高了南宗文人画的地位。但此理论将两派区分得过于简单生硬，标准不一，更有自相矛盾之处，并不切合中国山水画的实际。

然而，由于当时董其昌等人在社会及画坛中的地位，其对含蓄、宁静、空疏、平远的文人画的推崇，很快为当时的文人画家所接受，并形成了强大的绘画潮流，直接影响中国画坛300余年，进一步奠定了文人画在画史画坛中的地位，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结语

纵观我国历代画论，不论是对意趣与神韵的讨论、对诗情画意的推崇，抑或是对心师造化和迁想妙得的提倡，以及董其昌著名的南北宗论，其中对于“文人气”的赞扬始终占据着画坛的主导地位，这对中国画画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文人画越来越成为画坛的主流，更是深深影响了当今画坛，出现了文人画日益兴盛、“文人气”日益浓厚的局面。因此，对于中国画论的研究，绝不能离开“文人气”以及传统文化思想的纬度，正是由于这些文字的启发，让传统绘画中那些触及绘画原则的诗性精神自然地显现出来，这是最感人的心灵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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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范文第5篇

家训是中国古人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它记载了古人在家庭教育问题上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古代帝王之家、官宦之家、百姓之家皆有家训，其著作者有的是文韬武略的帝王，有的是名臣贤将，有的是宿学通儒，家训是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所感所悟而撰写的，他们在立身处世、持家治家、为政治国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

1．立身处世之学立身处世是人之为人的首要课题，也成为历代家训的主要内容。要在社会中做一堂堂正正之人先要立身而成为一人。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禽之辩”。人与禽兽不同，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这“几希”之间有大分别。“这些‘几希’之辩，当然不重在身体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1］因此立身而成为一人，就应具有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历代家训大多都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以求安身立命。《钱氏家训》)中言“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国藩家书》中讲“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增益圣贤品德，修炼诗文本领，这是个人和家族的财富，且都可由自己做主。而“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传统文化家训中常讲“天命”，如《朱子家训》中“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等。但曾国藩所谓天命却是“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虽有天命却应尽人事，坚持在逆境中在失败时仍有所作为。“‘天命’起源上是消极的范畴，但却是积极的用法。”［2］袁黄《了凡四训》中云谷禅师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其中蕴含着命运由自己创造，人生祸福是自己求得的积极意义，启迪后人应自省知非、修身养德、奋发有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每个人都需在“人群”中做一人，要在人群中做一人，就要懂人与人相处之道。要在这世上做一人，便要学习处世之道。“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钱氏家训》)钱缪提倡公益事业，以造福社会大众为行事之准则。“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袁氏世范》)与钱缪所言异曲同工，都强调对他人有益、造福世人才是处世之道。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博爱精神。

2．持家治家之方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家国同构，从某种意义来讲，国即是一大家，家亦是一小国。家庭兴旺则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则国家安定。传统文化中国家庭多是以宗族为核心的大家庭，大家庭肩负着对上赡养父母、对下教养子女等基本职能，需要处理父子兄弟、夫妇妯娌等各种家庭关系以及婚丧嫁娶等事宜。因此如何持家治家，以保亲人和睦相处、家族兴旺发达亦成为历代家训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化家训大多强调应勤俭持家。“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钱氏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勤俭不仅是传统文化美德，亦是传统文化持家之方。但是，“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颜氏家训》)节俭并非吝啬，“俭而不吝”才值得称道。中国传统文化亦重视教育，读书劝学几乎是所有家训都有所涉及且做了重要阐释的内容。而中国传统文化尤重道德教化，教育的目的不只为求取功名，而在学习圣贤之道，成为君子。《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劝诫子孙“自古明王圣帝，尤须勤学，况凡庶乎!”而读书的目的则在于“开心名目，利于行耳。”“夫学者如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朱子家训》中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钱氏家训》中有云“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需读。”这些论述都告诫后世子孙应勤读诗书，修身利行。关于构建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古人提倡良好的家风门风对于家族成员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上行而下效，家庭成员间会互相影响，因此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义则妇顺。南宋袁采所著《袁氏世范》目的在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在《袁氏世范•睦亲》篇中阐释了亲人失和的原因及其弊端，阐明了涵盖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关系和睦相处的原则方法。

3．为政治国之道中国古代早期家训可追溯至《尚书》，“《尚书》中的诰辞可以理解为训诫之辞，训诫之辞用于家中，就是家训。”《尚书》中的诰辞其基本内容即是治国方略。因此，早期家训与治国方略是统一的。在后世家训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爱新觉罗•玄烨的《庭训格言》等帝王家训中为政治国的方略和原则都是其重要内容。《帝范》中的内容涉及求贤纳谏、审官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得当、务农为本、崇文阅武等治国方略。《庭训格言》中玄烨提倡广施仁德、勤俭淳朴、从善如流、审慎刑杀等为政治国之道。吴越王钱缪所撰《钱氏家训》字字珠玑。“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强调要勤政爱民。“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提倡节用务本、进贤使能、兴学育才、交邻有道的治国之道。“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正确处理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为政一方的吴越王，钱缪目光长远，所以吴越在他的治理下才能富甲一方。

二、传统文化家训的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儒释道三家并存，融会贯通，而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正统。历代家训，也大多以儒家思想为宗，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修齐治平、中庸之道等美德和思想。

1．仁义礼智儒家奠基人孔子创立了仁学。所谓“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性善”论。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具有四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的萌芽。大量的传统文化家训对“仁义礼智”做出了精湛的诠释。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曰:“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以仁孝德义治国，这是作为君主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是大仁大义。爱新觉罗•玄烨在《庭训格言》中曰:“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广。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玄烨在此体会到只有广施仁爱，才能受到亲近拥戴，才能更好地治理天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中体现了以礼为治家根本的思想。明代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被曾国藩冠以“人生智慧书”的称号。在“积善之方”篇中曰:“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告诫子孙应运用智慧辨别“非善之善、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以做出正确的行为抉择。

2．修齐治平《小戴礼记》之《大学》篇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切皆从自己的“德性”上做起。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家训都提倡中和为贵、谦恭谨慎的修养观，反复叮嘱后人要修养身心、涵养品德、待人文明谦恭，平等宽容。《袁氏世范》之处己篇就集中阐述了修身之道，内容包括立身处世、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多个方面。袁采指出:对待乡亲邻里应一视同仁，不该“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袁采谆谆劝导家人子弟“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德厚有识的君子绝不会这样做。与他人交往，应“长念其长”，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对于忧患不如意事，如能认识到世界本是一“缺陷世界，人生世间无足心满意者”便可得到些许安慰。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澄候四弟的家信中，告诫子侄切勿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总之古人认为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齐家、治国。

3．中庸之道何谓中庸?《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是对事物的发展不偏不倚而又恰到好处的适度把握，用于处世，则是一种能达到平衡、和谐的人生哲学。”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正是一套哲学，亦是一套思维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传统文化家训的作者大都熟读经史典籍，饱经世事沧桑，深谙中庸之道的“哲学和思维术”。《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通过给父母、兄弟、子侄的书信对家人苦口婆心、循循劝诫。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沅甫、季洪两位弟弟的家书中，讲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糜，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之谓也。”在此处刚柔是其两端，刚柔互用才是中道，否则“断不能久”。颜之推生活之时代“顷世乱离”，其所著《颜氏家训》正是他“结合自身的乱世体会而对儒家中庸思想所作的现实生活化解读。”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文化士人，颜之推懂得“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无论是仕宦还是生活需求都应适可而止，“少欲知足”。因此他告诫子孙“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在处理亲友关系上颜之推曰“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在这里颜之推又体现了他的中庸处世观，中庸并非没有原则，而是要区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在此处颜之推提倡的不是冷热两端，仍然是冷热之间的“中道”。中庸之道，为儒家之至高境界，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我们可以在历代家训中有所体会。

三、传统文化家训的当代启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变，传统文化家训中的有些具体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但传统文化家训中所蕴含的美德和思想有其超越性，于当今时代仍具有其启示意义。

1．对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远，其内涵深藏于古代典籍之中。而古代典籍卷帙浩繁，无论儒家经典、道家箴言、佛学教义无不深奥难解，专门研究传统文化之学者欲了解其精义尚需时日，普通人自不必说，可能穷其半生也难窥其一斑。而传统文化家训作为对后世子孙的训诫，往往析事明理，文朴义实，其中又蕴含着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因而传统文化家训成为沟通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的媒介，成为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和阶梯。《颜氏家训》中深入浅出地通过举例向子弟们传授为人、立身、处世、治家的各种道理。颜之推通过琅琊王的例子告诫后人对孩子不宜溺爱;推崇房文烈、裴子野待人的宽仁笃厚，贬斥邺下将军的贪婪刻薄和南阳富翁不近人情的吝啬，并以他们的可悲下场告诫子弟引以为戒。通过齐孝昭帝、梁元帝的事例来说明无论何种境遇处理任何事务都要勤于学习的重要性。

2．对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的启示中国古人讲“修齐治平、家国天下”，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睦则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因此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也有重要意义。人在此社会中生存，总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传统文化中把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最重要的关系称“五伦”，其中的父母、夫妇、兄弟“三伦”涉及家庭关系。历代家训都重视对家庭和谐关系的构建，都有对后人如何保持严谨家风维持家庭和睦有序的训诫。司马光所撰《温公家范》就明确详细指出了一个人在父母、夫妇、兄弟等家庭关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定位以及应尊崇的道德礼制。家范中司马光通过大量的事例讲了为父、为母、为夫、为妻、为兄、为弟之道，以礼治家，形成“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良好家庭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