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知识范文第1篇

知识管理是一个新的产业行话，是IBM等公司根据其客户的实践经验，把多年来在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的科学概括。这就是，当一个企业或公司把知识管理工作定位在它的商业战略关键部位时，就能取得成功并得到最大的回报。在IBM等现代企业组织内的战略白皮书中，把创新、反应能力、生产率和技能素质作为它的特定商业目标和知识管理的基本内涵，以帮助公司自身适应知识管理的要求。

2.行政管理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知识化管理的转变

2.1行政管理者应学习并运用相关知识对行政进行绩效管理伴

随着现代知识时代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附于对知识经济资产的创新利用，绩效知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经济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组织付给员工工资并不能得到他们的忠心，主要的是给他们供给运用知识经济的机会，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对于知识经济型管理的劳动，既不好履行计时知识，又不好履行计件知识；既不好光靠高薪高职“购置”，又不能仅用“哥们意气”收买；既要供给他们比较优越的办公条件，又使他们能自由地从事创造性劳动，又不能撒手不管，不加领导。由此可见，“现代知识框架下的行政管理”实在是一门崭新而艰巨的课题。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合理严谨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其主体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行政绩效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若没有创新能力是无法生存的。知识经济要求行政管理必须是创新性的活动。同时，在知识更新的速度高速发展下，要想真正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行政人员就要不断地学习和更新知识结构。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世界级管理大师杜拉克在其所著《巨变时代的管理》一书中就指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出现了新的工作者群体，即“知识工作者”；他们与以往的资本经济时代的劳动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他们自身便掌握着部分的生产工具———知识，而不像传统的劳动者一无所有，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我看来，从杜拉克的这一观点出发，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家与知识工作者的关系，已不再是纯粹的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关系，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合伙人”关系。特别是在设计策划、顾问咨询等服务产业上，这种“合伙人”关系表现的愈加明显。现今，世界正在进入“智慧家”与“资本家”平起平坐的时代；智慧家拥有过人的经营、管理智慧或研究开发智慧，其大脑无异于一座宝藏。而今在我国，特别是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如华为等，甚至打出了“知本主义”的旗号，即把知识转化为认股权、股利和红利。在股权安排上，让最有才能的人拥有重要股权。此外，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方式也相应而变。据杜拉克所说，由知识型工作者组成的现代组织，已不再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而是一种团队式平等的关系。管理者在这种团队中的工作已不再是命令，而是激励。知识型工作者不再像传统工人那样受到机器的支配，容易接受有效监督。相反，机器在知识型工作者手里能产出什么产品，以及产出什么质量、什么档次的产品，几乎完全取决于知识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假如离开这种创造性劳动，机器便是一堆废铁。知识型工作者由于自身掌握生产工具即知识，因而比传统的劳动者拥有更大的独立性、灵活性、自由性，而且他很容易“跳槽”，而他的位置并不像传统的劳动者那样容易被替代。

2.2行政管理知识信息化的加快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途径实现行政管理的知识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优势，增强实力。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相对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行政管理要实现现代化，管理者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念。不仅如此，行政管理还要实现网络信息化，也就是我国的行政管理要与信息高速公路接轨，达到最优化，最终实现现代化。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逐步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迈进，各国正在规划和实施适应信息时代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高速信息公路。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相继建成了部级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并相互连成覆盖全球的国际性学术计算机信息网络。在我国，发展到现在为止的现代行政管理领域，其实有很多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从现有水准来讲，对担任现代行政管理职务的人员应增强现代管理技术和应用科技教育，培育最低限度的管理技术知识。知识经济时期需求有知识的上层，没知识就没办法足以全面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的上层管理者首先务必严肃对待学习好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务必的法律知识，学习上层信息管理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形态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掌握基础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现有时展的步伐，当代没有及时创新应变信息讯息的能力就无法生存。

行政管理知识范文第2篇

知识经济以新技术、新发明为主要表现，特别重视创新。利用知识经济的优越性促进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对于我国现代行政管理工作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

（1）知识经济可加速行政管理理念的更新升级。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重心还局限在制度方面，行政管理模式及管理范式却没有及时调整，行政管理理念比较落后，这显然不符合新时代的发展需要。知识经济具有创新性特征，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进行创新显然是有效的。

（2）知识经济可优化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信息的大量生产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的共享加速了社会分工。这种时代特点要求政府服务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的升级，要求政府职能部门承担起新的时代任务，行政改革因此不再仅仅局限于精简人员、精简机构，还包括政府职能机构的优化和调整。

（3）知识经济可促进行政管理制度的健全。知识经济是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为了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秩序有条不紊，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必须建立健全行政管理制度、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

2知识经济时代现代行政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新时代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现代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生存环境的改变

历史上每一个新经济形态的改变，都要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产生强烈冲击，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也不例外。它对原有的行政管理的效率、政府管理效能与治理能力都会带来挑战。一方面，由于历时性向共时性的发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改变。在工业经济时代，政府处于历时性经济形态中，所以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得心应手，在共时性方面相对不足。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发达，知识经济的共时性特征显著，改变了原有的历时性生存环境，原有的行政管理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一个政府在管理效能和治理能力方面表现如何，很容易在与其他各国政府的对比中一见高下，政府效能竞争危机加深。与工业经济时代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国际竞争相比，知识经济时代更注重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的竞争，这对政府效能是一种更加深入的考查。因此，世界各国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必须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机构人员的素质，优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2．2管理局限性的暴露

时代背景发生变化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若未及时作出相应改变，原有的管理弊端就会暴露出来。原有行政管理的局限性在以下3个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1）行政管理机制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水平不适应。新的经济形态要发展，旧的经济形态下所有制度都要改变，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社会运行模式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行政管理机制自然也不例外。在传统行政管理机制下，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制度是主要表现形式，它具有程序严谨、全面细致的特点，在工业经济时代下呈现出有序、高效等优势。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快，信息更新快，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制度便会暴露出程序繁琐、过于刚性等弊端，不能适应信息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的个性化发展要求。另外，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制度在行政管理模式方面过于集中，在管理机构方面过于庞杂，不但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服务作用，甚至还对市场经济的完善产生阻碍。

（2）政府行政责任保障制度功能退化。社会进一步分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特点，分工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新型专业职能部门产生。当新型专业职能部门越来越多时，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各职能部门便会出现各自为政、相互分割的情况，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相对减弱。如果政府各部门还像过去一样信息闭塞，就又会导致政府部分职能交叉和机构臃肿，影响政府行政职能的发挥。

（3）行政决策方式落后。在工业经济时代，政府部门只需进行职业培训和公共教育，就能做到知识的传承，通过垂直化的层级信道，就能将知识和决策结合起来，不会对行政管理工作造成影响。但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更新的加快、利用类型的增多，政府原有的机械性、封闭性行政管理制度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新时代对即时性信息的要求比较高，通过金字塔式的层级信道来完成信息传递很难保证信息利用的即时性，还很容易导致信息传递的偏差。

3知识经济下现代行政管理应对挑战的措施

知识经济下，行政管理部门应勇于面对新的挑战，通过分析知识经济发展特点，积极寻找有效的应对措施，进而保证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3．1行政管理部门注重新管理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知识经济下，行政管理部门应重视新管理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给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质量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行政管理部门从上到下重视新管理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尤其是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应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注重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因此，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领导应做好新管理技术的推广资金预算，提高新管理技术运用效率。事实证明，运用这些新的技术极大地提高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

3．2行政管理人员应注重创新

从知识经济的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创新经济。为了迎接新的挑战，行政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注重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树立创新意识，将创新理念融入到工作中的各个环节。另外，注重创新也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在需要。行政管理工作像其他工作一样，在实践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料的新问题，这就需要行政管理人员不断总结经验，结合知识经济的特点，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同时，注重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培养，通过定期举行大型培训活动，让行政管理人员获得管理的新方法与新理念，为实现行政管理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3．3行政管理人员应重视储备新知识

知识经济较为明显的特点就是知识与信息的飞速发展，行政管理知识也包含在内。因此，行政管理人员应重视知识经济给人们的工作、生活、思维方式产生的影响，加强学习，不断储备新的知识，尤其应关注行政管理知识的进展和管理理念发生的转变，通过对比传统管理理念找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进而不断提高新知识的应用能力。同时，行政管理人员还应对新知识的运用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进而找出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行探讨，寻找最佳的改进方法，充分发挥新知识的运用潜力。

3．4行政管理人员应重视掌握新技术

行政管理知识范文第3篇

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首先，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经验少。医院行政管理人员是行政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医院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结构复杂，学历、专业以及年龄结构都不尽合理，缺乏创新意识和思维能力，管理技能落后，很难满足现代医院行政管理工作的要求；其次，医院行政管理干部思想落后。在医院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医院的发展实际，大搞形式主义，表面做文章造成了医院资源的浪费；再次，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不高。当前医患问题非常严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医院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不强，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矛盾的激化。

创新医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策略分析

1、建立独特的医院行政文化和经营理念

在医院行政管理工作中，医院行政文化是医院行政建设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指导着医院及其职工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道德规范以及服务理念等方面。构建全新的医院行政文化，需要重视调查研究，需要审时度势，确定新的行政管理思路和经营理念。医院的经营管理理念关系到医院对人本身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认识问题，它是医院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医院的经营理念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贡献于社会，并且根据时代的要求和自身特征，明确自己独特的服务领域，建设起有远见卓识的经营意识和行政价值观。

2、创新医院行政管理体制机制

首先，完善医院领导层职能机制。医院领导层“错位、越位、缺位”的问题，切实把医院领导层职能定位在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后勤服务和提高医院经济效益上，医院管理层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转变医院领导职能。同时，要积极协调医院领导层与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做到分工明确，政令畅通。其次，完善医院行政管理部门的协调机制。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强全医院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写作，提高医院的行政办公效率；再次，“激励”改革考核评价制度,把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全院医护人员工作的活力。

3、加强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

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是提高医院行政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首先，提高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个人能力素质。加强管理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学习，提高业务能力，强化知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提高行政办公效率；其次，提高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在工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原则，认真听取患者的要求，有微笑来化解医患之间的矛盾，为保证医院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再次，加强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建设。创造一个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浓厚氛围，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不断强调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长期动员各方面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结论

行政管理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独立学院作为新兴的办学方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其中独立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水平提升、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均有改观但处于服务一线的行政管理人员其职业发展模式却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导致其连接学风和校风的桥梁作用无法有效发挥因此对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发展模式进行研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发展困境

(一)晋升制度对内有失公平性对外缺乏竞争性

长期以来独立学院一味地将推动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作为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忽略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这就造成很多具有高学历、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对行政管理工作形成偏见不愿投身于行政管理工作而繁重的工作压力、琐碎的工作事务以及严苛的坐班制度使行政管理人员不仅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学习也不能像学院教师那样可以进行脱产深造导致其在学院内的职位晋升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此外社会上和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定位相似的工作较少这致使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实践中所积累的个人经验难以运用到其他工作中去大大地降低了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竞争力

(二)培训机制不健全行政管理人员业务素质较低

受学生家庭境况、自主学习能力、多元化性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独立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必须拥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方能为学生、教师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然而当前独立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大多不是管理类专业毕业生使得独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呈现“外行”管理“内行”的发展态势而且其年龄结构多以年老干部和年轻人员为主缺少中年力量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年龄结构断层此外独立学院仍采用传统的人事管理办法对行政管理人员重使用、轻培养导致行政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单一、业务素质较低使他们不能在工作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和技能去分析并解决问题

(三)沿用母体院校组织体系缺乏相对的实用性

近年来独立学院在教学方面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受办学时间短的影响行政管理制度仍未形成成熟的组织体系大多独立学院仍沿用母体院校组织体系即从董事会到院再到系的垂直式组织体系在垂直式组织体系中各层级按照由高到低的次序被分配到不同的层级上并拥有相应的权力依级传达并贯彻上级的各项任务和要求这种组织体系严重阻碍了各层级间的沟通交流降低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此外独立学院采用垂直式组织体系还会造成权责不明现象导致行政管理工作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发展怪圈从而加大行政管理的工作成本

(四)行政管理人员薪酬待遇较低职业认同感低

与独立学院的中高层领导以及教师不同独立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既不是由母体学校或投资方派任又不直接参与一线教学他们大多由学院自聘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社会统筹、福利津贴均不能和其他专职教师享受相同的待遇而且薪酬待遇及奖金往往以行政管理人员的职称和工作年限为发放依据很少考虑他们的岗位性质以及工作难易情况从而难以调动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热忱度导致人员队伍不稳定

二、创新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发展模式的思路

(一)调整晋升制度增强行政管理人员的希望感

希望作为一种积极的动机状态是指引人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而职位晋升能有效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希望感为此独立学院应当调整晋升制度引用横向职级上的晋升、纵向职级上的晋升、行政融于教学的晋升等多重职级晋升激励制度让行政管理人员看到职业发展愿景首先横向职级上的晋升主要适用于学历不高的年轻行政管理人员鼓励他们积极参评高校研究员系列职称或经济师、工程师等与工作相关的非高教序列专业技术职称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其次纵向职级上的晋升主要适用于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综合管理能力的中老年行政管理人员受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学历在晋升时可能不具竞争性因而可以采用岗位轮换的方法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使其胜任空缺的干部职位最后行政融于教学的晋升主要适用于行政管理人员中的高学历群体独立学院可以根据他们的专业特长安排相应的教学任务从而在补充教学队伍的同时有效推动行政管理人员参与科研工作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效率

(二)完善培训机制提升行政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行政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影响行政管理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性因素这就要求独立学院应当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逐步完善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机制第一针对当前行政管理人员大多不是管理类专业毕业生这一现状学校领导应当根据行政管理人员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培训方案鼓励他们通过学术交流、自学、进修等方式掌握专业知识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ꎻ第二独立学院应当通过短期培训、岗位培训、技能培训等多元化的培训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并积极开展技能大赛、举办培训班等活动营造学习氛围构建学习型管理团队促使行政管理人员在有效的培训过程中强化自己的管理技能

(三)创新组织体系扩大行政管理人员的自主权

独立院校可以借鉴并运用现代公司企业所采用的扁平式组织体系适当下放行政管理权力做好定编、定岗、定员工作减少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使行政机构精简化例如:可以将资源配置权、人事权等部分权力直接下放给下属系部执行二级管理制度让行政管理人员能够与师生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扩大他们的自主权从而使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并把握师生的实际需求进而以师生的需求为工作出发点为他们提供更快捷、更高效的服务

(四)健全关怀机制加强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归属感

健全关怀机制是稳定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重要举措之一首先要求独立学院结合行政管理工作的特殊性和独立性适当调整薪酬发放制度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内容、工作能力、岗位性质等纳入考核标准从而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其次在人事安排方面应当综合考虑行政管理人员的特长、兴趣、爱好等使他们能够以良好的心态投身到工作中去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做到人尽其用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最后应当落实“以人为本”思想在工作上应当给予行政管理人员及时的肯定在生活、思想、心理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关注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从而在保证他们生活、解除其后顾之忧的基础上增强他们的职业归属感和责任心

三、结束语

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学院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调学院各部门的关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职业发展模式直接影响着行政管理工作的服务质量这就要求独立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应当积极创新独立学院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发展模式不断调整行政管理人员的晋升制度、完善培训机制、创新组织体系、健全关怀机制从而使行政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增强希望感、自主提高自身素质、扩大自主权、增强职业归属感进而形成稳健的职业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独立学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久华.独立学院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ꎬ2013(4):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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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火中郭伟.独立学院行政管理队伍建设问题的初探析[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ꎬ2011(11):78－79.

[4]　袁晓蕾张培培.独立学院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现状及对策初探[J].价值工程ꎬ2014(6):234－235.

行政管理知识范文第5篇

1、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

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与当代中国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分不开的。

首先，当代中国的市与西方的city并不是对等的概念。中国的市本身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定位。所谓中国的市，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的建制城市，即它首先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不单纯是具有城市功能的城市，中国城市也不与某一学科定义中的城市完全吻合。照西方的标准，中国许多形成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的居民聚集地，都可以称之为城市，但许多这样的地方恰恰还不是城市。美国的city一词可以包含中国全部建制市和建制镇，而中国的市只是美国City和Municipality（自治市）概念中的一部分。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才有建制市663个，而1997年，美国的自治市就达19372个，其中伊利诺伊州（面积为14.6万平方公里）为最，有1288个自治市。该州人口约为1300万，平均每个市仅有1万多人。而与该州面积相等的我国辽宁省，包括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同期总共有31个市。美国建制市太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形成的自治传统，对多地方政府和小地方政府情有独钟，从而导致公共行政的极端地方主义倾向。在美国，即便人口只有几千人，只要公民联合向州议会提出纳入自治市的申请，大多数情况都能获准。

其次，当代中国城市有行政层级之分，西方国家一般没有这个特点。据200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行政区划和区域分布表所列，城市行政级别分组有四：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这四类城市的后三类具有经有关部门核准得到行政升级（直辖市不再升级）、合并以及被撤消的可变性特点。例如，建国初全国设立直辖市14个，1954年撤消其中的11个，天津直辖市曾一度被撤消降为省辖市达9年(1958-1966)，后又恢复；1998年又增设重庆直辖市。此外，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对中央所划定的若干县（包括县级市）分别具有行政管辖权，此即所谓中国市管县的市政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城市的行政范围延伸到广大农村，不仅其行政范围十分广远，也造成了管辖人口的剧增。仅以1997年为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有226个，按市区人口统计，年末全国城市总人口为23905万人，平均每个市只有106万人；而加上市管县人口，全国则达89772万人，平均每个市则有350万人。1998年重庆建直辖市后，管辖4个县级市、8个县和14个区（其中大多数为城乡混合区），行政管辖总面积为82403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090万（2000年底），可谓世界“超级城市”之最。

由于我国市管县体制的建立，使得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范围，既包括具备城市功能的城市主体，也包括城市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延伸不到的那些广大农村。这种既管城市，又管农村；既管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事务，也管以农民（也可以叫做广义市民、虚拟市民）为主体的各行各业及其公共事务的城乡并蓄和城乡共管，旨在城乡共同发展的体制，彻底打破了西方城市建制及其发展模式，即早期以城乡对立为前提的发展，以及20世纪以来对周围的县乡进行兼并的模式。市领导县体制造成了城市社会基础的改变与模糊、公共服务的拓展以及市政体制运行方式的多样化。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是集权的大政府、大市长（平均要负责几百万人管理与服务）；而美国则是众多的小政府、小市长（平均仅负责1万人左右的管理与服务，象纽约、芝加哥等那样的几百万以至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仅有几个）。必须说，中国市领导县体制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为中国城市的空间扩展从政治上铺平了道路，而绝不会产生美国城市发展中与其周围的县乡进行艰难的协调而带来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它也为城市的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上的有力支持。当然，同时它也给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新的问题和因素。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市长们，能象中国的市长要做那么多决策，管理那么多公共事务，中国的市长在市民与农民及其他各阶层、群体利益关系上，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谨慎权衡与协调，这一切都增加了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特别是造成市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操作难度，同时对市长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市长的职能和权责范围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市长倒象那里的一个省长、州长或郡长。

第三，中国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有一定差距。西方国家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在20世纪初就已趋于基本平衡。例如，英、美、法、德等国各个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及其服务水准大同小异，市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的主要产品在大多数城市都能同样获得，并不因为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受到很大影响。而我国，由于城市自然条件有优劣，资源有穷富，文化素质有高低，开发有先后，历史活动影响有强弱，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分布及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东西南北、内地、沿海与边疆各地区城市，在其基础设施、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水平以及该城市对国家的创造和贡献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比如，大上海与大西北高原上的某座城市的市民生活质量指标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国各地的市长素质、能力、施政艺术及其管理风格也存有较大差异。在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们迫切需要具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公共服务，从而为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提升找到更广阔的拓展空间。21世纪向中国城市公共管理提出的巨大挑战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各地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要趋于相对平衡。

第四，中国的城市形象差异。所谓城市形象，即城市这一物质实体的外显，以及包括市民素质在内的整个城市内在精神的展示。城市形象的高低优劣跟城市规模有一定关系，一般说来，城市大，人才多，创造大，具有声名远播的基础，但明星城市也有中小城市，例如珠海、威海、张家港、中山市等。这些明星城市的形象更多凭仗现代城市综合指标的人均方面，靠的是基础设施、环境、市民素质的优化，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闪光亮点来树立形象，特别是市长形象对整个城市形象的影响。如果说，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外在形象是一笔巨大有形资产，那么，作为市民精神和市民综合素质融汇表现的城市内在形象，则是一笔巨大无形资产。在一定意义上，市长形象本身也属于该市的巨大无形资产，体现该市的城市精神，是整个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杰出的市长名字本身，就是该城市精神、城市形象以及该城市地位及其影响的代名词。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及其业绩对整个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市长的管理和行政艺术对大连市城市形象的提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尽管他因某种需要离开了这座城市，但这笔城市无形资产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个才干超群的杰出市长可以使城市这一巨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而一个低能平庸的或者声名狼藉的市长却使该市的城市形象受到损害。21世纪对中国城市形象的要求就是，包括市长形象在内的整个城市形象在较高的水准上趋于相对平衡。

2、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空，中国市长应具有三重身份。

其一，市民的政治领袖。

这里的“政治领袖”，有其特定内涵。所谓“政治”即城市公共管理。作为全面负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城市政府首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体市民的政治领袖。市长的身份和职能，既是市民意志的表达，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市长的政治权威是城市本质力量的确证。根据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市长负责制原则，市长拥有最高行政决策权、指挥权、以及统一协调权、人事提名和任免权、最后决定权和城市最高代表权。市长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具有不容质疑的法理性。

在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市长作为市民的政治领袖，其本质就是一连串公共服务。西方公共管理学家称这种服务是最高的和最难的服务。如何能做到最佳服务，即市长管理艺术的最佳探求，诸如城市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政治发展民主化方面的创造性举措等。城市政府改革已向企业放权，并继续向社会进行一定的放权，但放权并非一定是“大社会”、“小政府”、“小市长”和“虚市长”，21世纪的中国城市需要的是强政府和强市长，以及强有力的市民政治领袖。

在中国城市，实际上就存在两个“市民的政治领袖”，而且各有其成立的依据。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权威是并行不悖的。这里说市长是市民的政治领袖，并非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核心领导，而恰恰遵循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统一原则。当然，从政治改革的观点讨论，市长、市委书记这两个市政角色由一个人担任也是可以的。就我国城市公共管理的历史考察，既有实现这种“合一”的现实社会基础，也有这种市长与市委书记合一的经验先例。

其二，城市管理的专家。

21世纪的我国市长必须是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专家。

由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广入性，即公共事务进入城市社会生活领域的范围广，涉及面大，造成了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

尽管21世纪的中国市长已不能再象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充当市场规则的教练员、宣传员和裁判员，但由于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战，特别是由于“经营城市”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市长仍然负有使城市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时代重任。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也可以视为一个使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大公司，市长则是这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21世纪的中国市长尽管不再会对本市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号施令，但却要对城市这个虚拟的大“公司”一丝不苟地进行指挥和调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城市管理专家的中国市长，一半是英明的政治家，一半是精明的企业家。

21世纪的市长，必须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家里手。这要求市长要致力于解决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问题，把智慧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共设施、交通与住房，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防灾减灾等具体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完善上，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质量，有效地协调城市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使广大市民更多受益，所谓市长是城市管理的专家的更确切说法，应是中国特色的市政管理专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市情，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21世纪的中国市长，远比美国的所谓城市经理所面对的公共管理客体及其环境复杂。因此，我国市长也要比美国的城市经理所要求的素质更高，知识更为全面和丰富，其技能更多样、更高超，其公共行政的方式和手段更加追求卓越。

其三，市民的伦理楷模。

所谓市民的伦理楷模，即市长在其管理和行政活动中，其言行举止特别是在其与国家、与广大市民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不仅在较高层次上遵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的道德准则规范，同时具有超越城市公共行政领导干部一般道德要求的闪光亮点。中国官德传统，不只是唐太宗式的纳谏、包拯式的公正、清廉以及清康熙式的勤政，同时更有当代共和国市长的礼贤下土，彭真市长的务实爱民，王鹤寿市长的严惩官僚主义。21世纪的市长一定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敬业勤政，不说假话，永远把关心市民福利、百姓疾苦牢记在心，跟腐败、堕落、官僚主义作彻底的决裂，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最清廉、最爱民、最进取、最务实，最高效的城市首脑。

二、我国市长的培养和塑造

1、大批市长的培养和塑造迫在眉睫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提高市长的地位。改革开放20年来，由于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化的巨大发展，已使沿海和内地不少地方出现“农村工业化”的迹象，加之实施“离土不离乡”的户籍政策，结果一方面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双低水平线上，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又高于城市化。正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对我国国民经济、科教、文化以及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的更大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为此，我国投入巨大资源，全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随着新建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及原有城市人口及空间的扩张，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城市行政管辖总人口达97426.88万人（市区与辖县合计），其中市区总人口为26018.47万人（不是全国城镇总人口），分别达到同年全国总人口125909万人的77.3%和20.7%。这就是说，一方面，市长的公共服务要面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义市民，一方面，因建制市的市区人口（狭义市民）所占全国人口比例相对较低而需要增大。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每个城市具体分担和落实的。由此，市长的地位和职责也必然提高和加重。

其次，是我国加入WTO后，由于全球客商对我国城市投资环境优化的需要，以及与此相连的强化城市公共管理职能改革的必然要求，对市长的综合素质和施政水准的提高也提出了挑战。可以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城市的市政体制经过不断探索和改革，特别是在市管县、计划单列市、区街体制改革、城市政府机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方面，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各城市在市政体制和市政职能的改革中也存在某种缺憾和不足，由于上述大都是一个模式，明显缺乏创造性和本市的地方特色。实际上，有关公共服务的各项改革在与中央精神一致所谓前提下，还是应有各地城市的创造性。诸如，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全体市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如何处理下放权力和强化权力的关系，把城市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率的强政府，而不是城市的弱政府和虚政府；如何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改善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以促进城市经济的更快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市长都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者，加速推进城市化，是本世纪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也是西部开发战略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西部开发的城市化不能走传统的城市发展老路，也不应是一个统一的模式。鉴于各地市长的综合素质、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市长的管理艺术及服务水准与发达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1世纪中国市长培养及其能力表现的重大改变，就是市长素质和管理水准趋于相对的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部和全国的市长都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新理念，学习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以使自身的管理理论及其实践能力得到提升。政府如何支持西部城市化建设的市场化运作、科学技术进步及发展教育怎样成为西部城市化进程的有力支撑、西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如何协调、西部城市与东南沿海以及中部城市怎样合作与互补、如何创造西部城市开发的新亮点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向广大西部市长以及全国的市长提出了挑战。

2、市长选任的历史回顾

建国以来，市长对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发挥过巨大作用，上个世纪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杰出的市长载入共和国城市史册，但由于极左思潮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市长的权威及其职能的发挥长期存在不稳定和不平衡的状况，其施政水准及其业绩也常常因人因环境而异。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市长负责制后，市长职能有明显的增强和扩大，特别是从1983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举办了数届市长研究班，对市长素质和服务水准的提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领导干部学习管理理论的风气。80年代中期李铁映同志的关于“研究城市学，建立社会主义城市”，“现代城市是一个大系统”的理论；包头市市长乌杰同志关于城市研究的系统辩证思维及其城市管理理论和实践，以及同期许崇德、夏书章、徐理明等专家学者对市长职能及市长形象的探讨，都具有一定开创性，可谓城市公共管理现代化和市长建设现代化的舆论先声。由于种种原因，或许说关于市长选任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及市长（包括副市长）的职能范围及其权责内容，在立法上是否应加以明确等课题，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年还未来得及深入探讨。

3、市长的任职资格——全才加通才的水准

市长资格形象的内涵结构应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信仰、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的把握为依据的政治素质、以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为核心、以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为基础的综合知识素质、以战略头脑和开拓创新意识以及组织能力等因素为前导的综合能力素质。市长资格形象，包括智商素质，也包括情商素质；既有身体素质，也有心理素质，同时也包括上述综合素质的外部表现形式，诸如市长的谈吐、举止风度、人格魅力方面。市长资格形象，是服从21世纪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城市广大市民的政治领袖、城市管理的专家、市民的伦理楷模）需要的政治素质、综合知识素质、综合能力素质及其外部表现有机融合的统一体。当然，市长的任职资格形象，必须符合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是选任党和国家各级各类干部的普遍原则。但这一方针和原则，在干部队伍的不同领域，还应有其特定内涵。

所谓“全”即全面，知识面宽，可以涵盖城市社会生活运行的各个领域；所谓“通”就是将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同文理工科知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知识、社会与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就在于，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本身就涉及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西方学者关于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的区别的论述，对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给我们做了经验性的提示。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欧文．E．休斯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人士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更加关注分析的方法和数字，而公共行政是有才华的业余者的领域，这个领域需要通才，英明和有效的统治与任何一种方法和统计都无关。无疑，休斯的观点含有偏激成分，因为在公共管理上所表现的任何所谓“天才”，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灵感”，英明的和有效的管理一定要有科学的思维和经验的积淀为前提，而“经验”基本上是可以用统计学等科学方法验证的。

新世纪大批“全”“通”市长的产生，将使城市管理更科学、更文明、更高效，同时也彻底改变传统的大智若愚的贤者模式，从而推动和促进城市管理主客体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至于，任职前的市长资格形象到底要具备那些知识，其全面和贯通达到什么程度，其细化标准如何，国民教育如何适应市长培养和市长资格形象的塑造，则需要有关部门和专家包括广大市民深入探讨和论证。

市长资格形象的全才与全通，实际也是对市长的专业化要求。所谓市长的专业化，即市长工作内容的专业化，它是基于国家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分工要求，以及市长任职所必须把握的知识和技能的普遍要求，对市长职能及其权责内容所作的明确规定。这就是说，全国的市长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同类性，具有相同的职能和权责。当然，市长的专业化需用立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形式明确地固定下来。“全”、“通”市长的任职，是21世纪市长专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必须说，目前我国“全才”和“通才”的市长还很少，至于在任职前符合上述市长资格形象要求的则更少。因此，市长选任前的综合素质培养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21世纪的中国市长是需要特殊培养的，包括学校培养和实践培养，不能全靠干中学。所谓“干中学”，是共和国大规模建设初期，各种人才奇缺，党和国家迫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人才应急手段，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为了广大城市有更科学、更文明、更高效的公共管理，为了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多福祉，“全才”和“通才”市长产生的第一环节，就是进行科学地特殊培养。

4、市长培养的途径和方法——学校培养加实践

本文认为，对未来市长进行科学的特殊培养，可采用高等学校前期培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其做法就是，在国家指定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设“市长专业”，学制可长一些，或者把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衔接起来，招生对象可基本确定在有几年工作经历的公务员范围。学生在指定课程修满，考试合格，可颁发市长专业毕业证，作为选任市长的资格证书。市长专业毕业生可到市党政部门应聘公务员，经一定期限的实践锻练后，可参加市长等级序列最低一级的考核，以后可根据情况参加市长序列中较高级别的考核。市委所通过的市长候选人提名，须从持有市长专业毕业证并通过实践考核的公务员当中确定。为此，国家应有相应的立法保证。在上个世纪，市长这一职务几乎可以由来自任何从业领域的干部担任，其经历和阅历也是各有千秋，绝大多数市长没有受过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培养。

由于未来的市长具有共同的前期专业培养经历，为“全才”“通才”市长的选任以及市长管理艺术的完美表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市长职能也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跟交响乐团的指挥基本来自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毕业生相类似，又如当司机必须要有驾驶证一样，获得驾驶证书的人可以不开车，但开车必须要有驾驶证，当然，需要获得市长专业毕业证书的城市领导干部还应有：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市长助理，市长秘书、市委书记、副书记及其他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市人大常委。这样做，可以为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进行更有效的配合和监督。在上个世纪，各种市政会议的出席人，常常对自己陌生或知之甚少的领域中的提案也要进行讨论和表决，不得已受别人意志左右，议决中的从众现象，实是出于无奈。在21世纪，由于全才全通的城市公共管理者不断增多，市长职能以及整个城市公共服务水准都将会有划时代的改观。

市长的专业化培养以及“市长资格证书”的颁发，是21世纪中国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城市总数已达663个，建制县为2074个。按我国入世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发展趋势，在21世纪前20年将全国县城总数的一半（1037个县城）升格为市是极有可能的。这样，在2020年全国将有1700个城市。假定每个市有市长1名、副市长平均5名，我国将有1.02万个正、副市长任职。按20年换届4次，新任和连任概率为50%计，全国需有2.04万个正、副市长先后任职或连任。同时，需要获得“市长证”的市领导干部的数量也会成倍扩大。假定，市政府正副秘书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市人大正副主任等领导，按每个市平均各10名计，每个市将另增30名领导干部持市长资格证书上岗；这样，需获“市长证”的城市三大班子领导则增加5.1万人（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需持市长资格证书的人数未计）。依照前面换届4次，新任和连任概率为50%计，需获市长资格证书的市领导干部又将增加10.2万人，再加上前面的新任和连任的正、副市长2.04万人，总计需持“市长证”的城市公务员数量可达12.24万。如果每个市政领导岗位有3个竞争者，那末，本世纪前20年将有36.72万人应持“市长资格证书”。

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在本世纪前20年，广义市民，即城市行政管辖范围的全部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80%的条件下，全国城市几千万公务员队伍中，有几十万人持市长专业毕业证书不能算多。虽然持有“市长证”者不一定能被选任为市长和副市长，但持有“市长证”的大多数人将在市政领导岗位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其他岗位上工作，这对加速和正在实现城市化的我国，的确是件好事，它将改变和优化城市公务员的素质结构；并使其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服务水准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城市领导干部及全体公务员的竞争机制。

由于市长在现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市长必然成为城市管理者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职务和职位，同时它也应成为一种职业。长期在市长的岗位上工作，使市长的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职业，即市长的职业化，本文认为，应提倡市长的职业化，这是我国市长建设的发展方向。市长作为一种职业，市长的任职、晋升以及工作调动还应是市长或副市长，尽管变动后的职务行政级别或相同或不相同。当然，也不排除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优秀的在任市长因国家需要，选任其它岗位。市长的职业化，还应有严格的市长职称制度相配合，市长既是一类职务，同时也是一种职称，市长职称还应有序列化等级，比如，设见习市长、候补市长、一级市长，二级市长、三、四、五、六、七、八级等级别以及荣誉市长等称号。同时，市长任职也应实施程序化。诸如，其职务与职称可以一起晋升的情况和条件，晋升职称而不升职务的情况和条件，市长职称和职务可越级晋升的情况和条件，市长的职务和职称的高低极限及其相互关系、晋升细则，市长连任的晋升规定，以及晋升程序与选举、任命怎样结合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回答都应通过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科学论证，并从立法上加以明确和保障。

必须说，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与市长的职业化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市长的职业化是市长任职的稳定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市长职业化的保障。这是因为，城市的建设与管理的最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长期的艰巨的事业，培养和塑造市长亦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此外，杰出市长的形象魅力的产生和增强，及其影响的扩大需要一定时间；市长的管理和服务经验的积累及其业绩创造，也需要一定时间；而保证市长施政方针的连续性，以及由于市长工作出现某种失误而改正错误、检验和评价市长的功过，都需要一定时间。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主张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上个世纪，许多市的市长走马灯似的频繁变换，有的市甚至在八年之中，竟换了六任市长，尽管不少市的市长任职变动，也有其合理性，但在许多情况下给城市建设和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应在21世纪重演。为此，我们主张市委在市政府班子换届进行市长的提名时，应支持、鼓励市长连任，由此保证和促进市长任职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