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刑事辩护刑事联系区别

两者的区别表现在：

1、产生根据不同。刑事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根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授权或法院的指定；而刑事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只能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的授权。

2、诉讼地位不同。虽然辩护人与人都并非刑事诉讼主体，但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并以自己的意志进行辩护而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束；而人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只能附属于被人，并依被人的意志从事活动。

3、适用对象不同。刑事辩护适用于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适用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两类对象的诉讼利害关系往往相反。

4、诉讼任务不同。刑事辩护承担的辩护职能，即反驳控方控诉，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应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而刑事的职责在于维护被人的合法利益。

5、权限范围不同。刑事辩护人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不存在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授权问题，其授权也仅仅在于使辩护人参加诉讼；而刑事人是否能参加诉讼，在何权限范围内从事活动均需由授权决定。

刑事辩护论文范文第2篇

文化是一个被经常使用而很难加以概念化的语词。文化可以说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回忆录，它概括了古往今来的全部变革和进步成就，并防止其散失。（注：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长期残余。正如我国学者梁治平所指出的：“一般地说，一个社会的早期制度，往往就是这个社会的文化基因。”（注：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当然，文化的内涵不只停留在过滤历史的层面上，它亦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映出来。英国人类学家E·B·泰罗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文化定义：“从广义的人种学涵义来讲，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人应有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注：前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莫里斯·迪尔热书，第63页。）在此基础上，法国学者里斯·迪韦尔热对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义：“文化是协调行动方式、思维方式、感觉方式的整体，它们构成能够确定人的集体行为的角色。”（注：前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莫里斯·迪尔热书，第63页。）我国亦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将文化阐释为特定社会或群体在长期生活中所天生的环境反应模式，包括行为方式、信仰、态度、观念、价值取向、推理方式和感性熟悉等。换句话说，文化，反映一种特定社会或整体在很多方面的共同行为方式和思想的构成。（注：谢佑平：《诉讼文化论》，《现代法学》，1992年第5期。）笔者以为，文化主要是指一定社会结构或曾经存在过的社会结构，包括制度结构和价值结构在一定社会及其成员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反射模式或协调整体。“文化类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不仅表明了人们的好恶，还表明了他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从这个角度看，则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制度就不仅仅是安排社会生活和解决社会题目的工具和手段，它们同时也是特定人群价值追求的某种显现。”（注：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当然，这种文化类型的选择也许是无意义的，并且经历了漫长的比较和取舍过程。正如美国学者埃尔曼所言：“解决题目的活动，融合了以往失败和成功的经验，创造了思想和信仰的特定类型，通过它们，未来的行为便被纳进常规模式。因而所有文化类型都必然是历史的和渐进的。一经确立，它们便能长久地存在，直到其起源时的特殊社会条件消失之后。”（注：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钩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7、18页。）某种文化类型一旦形成，就沉淀为一个社会及其成员的稳定的深层心理结构，规范着他们的思想、态度、价值取向和判定方式等各个方面。

法律文化典型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品格，或者说，一个社会的文化脉络在法律领域当中更加凸突易辩。布莱克曾经就文化与法律变化的关系进行过一番细致的定量分析：“在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亦少，而在文化丰富之处，法律亦繁荣。文化越多，法律也就越多，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注：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作为社会整体文化的一个部分，法律文化使作为社会控制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行为置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无论是在初民社会还是在发达社会里，法律文化都是传递行业传统的重要工具。（注：前引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埃尔曼书，第20页。）

关于法律文化的概念，弗里德曼将它描绘为社会态度和价值要素，泛指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注：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不仅能够意识到刑事辩护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内核，而且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刑事辩护制度的现实命运不仅仅是立法所能够简单决定的。

一、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品格

刑事辩护制度之所以在西方法律领域中得以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这种孕育并且催生出刑事辩护制度的西方传统文化使刑事辩护制度从它形成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烙上了母体文化的胎印，并在这种母体文化中不断变化、发展，从而铸就自身独特的文化品格。

对人的尊严给予同等的尊重和保护是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文化主题。这一主题的延伸和扩展集中表现为对个人价值的关注和优先思考。在刑事辩护制度的操纵下，被告人不再被视为刑事诉讼的客体，而是逐步地确立并且巩固其独立、同等的刑事诉讼主体资格，从而获得一个自主决定的人的地位。这正是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原点。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以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自然存在，任何人都无权将他人视为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总是将自我视为目的。正由于每个人都被视为自治的主体人、目的人，所以个人也就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同等的主体地位。社会是独立、同等的个人的自愿联合——不管是出于自然愿看还是所谓的理性意愿，个人价值优先于社会价值。与个人本位价值观必然相伴的是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念。自由是个人价值的核心，自由即意味着权利。霍布斯在论及自由时指出：“自由首先以自然权利而存在，自然权利就是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气力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迁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5页。）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念以为，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人地位的获得为尽对义务。（注：徐显明：《论“法治”的构成要件》，《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在涉及公民重要权利——生命、自由、财产、名誉等权利的剥夺与否时，刑事辩护制度体现了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对个人权利的偏重思考，并通过被告人主体作用的发*挥，达到以个人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目的。

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是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种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与东方的农耕文明不同，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之上，从事贸易海运的社会。古罗马帝国更是一个横跨三洲、环抱地中海、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在这种贸易社会里，个人不再固定系属于某种血缘团体，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契约关系而不是身份关系。“作为自由合意的产物，契约关系首先是一种理性关系。关系的双方不仅作出了一项自由的选择，而且都清楚地知道这种选择的意义，了解这种关系的全部内容以及他们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这是以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为条件的。所以其次，契约关系意味着个人意识的发达。”（注：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这种理性化的契约关系，一方面以个人自主平权为条件，但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促进个人主体意识的增长。这种契约关系，滋润着人们自由、同等、权利等法权观念的发达。所以，这就为高扬个人价值的制度及观念体系的天生，提供了社会条件。（注：公丕祥：《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在经过了近千年的中世纪思想禁锢之后，这种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也随着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鼓吹而再度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启蒙思想家们依据自然法学说，宣扬每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并进而提出“人***权”学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种观念也上升为法律观念而推崇备至。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以为这些真理是不问可知的：人人生而同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随后的法国的《人权宣言》亦把“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进步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正是在这种法律理念或制度性法律文化的指导下，刑事辩护制度才得以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建立起来。也是由于这种法律理念，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主题——对人的尊严给予同等的尊重和保护——才得以确立。

具体而言，刑事辩护制度的这一文化主题是通过其文化品格的塑造而逐步凸现的。通过对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价值观的深进分析，结合考察刑事辩护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我们可以大致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品格加以把握。

（一）独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是刑事辩护制度对其赖以产生的个人本位的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回应。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以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在人格上都是彼此独立的。换言之，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即自治的主体，因而有权要求他人将自己作为人类尊严的一个独立的人格载体来尊重，而不应被作为一种工具或物体对待。由此出发，个人不仅独立于他人，而且独立于社会或国家。因此，个人价值不输于社会价值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公道的。刑事辩护制度的确立使个人本位的法律价值观渗透到刑事诉讼中，从而使被告人获得一种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其同等的法律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确立。根据刑事辩护制度的规定，被告人不仅有权独立地提出自己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罚处罚的主张，而且可独立地反击控诉，甚至聘请辩护人协助反击控诉，这就使被告人对有关自己利益的处分行为拥有了一种独立的、实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存在和主动发挥，使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独立的人格气力得以张扬并受到充分的尊重，从而使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得到彻底的改观：他不再被视为也因此不能视为刑事诉讼的客体，任何损害他的人格尊严的行为——刑讯逼供或者使其肉体与精神受到侵害的其他行为都应为法律所禁止。换言之，被告人因此而上升到刑事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使被告人得以独立地影响到诉讼的进程，从而发挥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独立的角色作用。正是由于刑事辩护制度对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独立地位的支撑，才决定了刑事诉讼中控、辩、裁三方职能的分化和独立，从而奠定并且维系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基本格式。

（二）同等。对被告人的独立人格和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决定了刑事辩护制度的同等意义。这种同等首先表现在控辩双方的同等。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辩护制度确认并且保障了被告人的抗辩权利和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这就使被告人在诉讼程序上处于与控诉人相同的地位，并使他们相互之间的对等对抗成为可能。控辩双方的同等是通过发言机会的均等性、诉讼权利的对等性、辩论规则和法官态度的中立性而得以体现和贯彻的。有必要指出，所谓控辩双方同等是侧重于从被告人的角度来确认其意义的，即主要是指被告获得的，以控诉人为参照的，无差别的法律地位和待遇。如此才能理解控辩双方的同等是一种建立在自主人格基础上的同等，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地位的同等。控辩双方的同等还由于控诉人与被告人在实际处遇或资源支配力方面的差异而表现为对被告人方面的某些偏重，如证实责任由控诉人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实自己罪责与否的义务等。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同等：以法律分配的不同等来消除实际上的不同等。其次，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同等的意义还表现在被告人与法官的同等。根据刑事辩护制度，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并且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构成了法官的一种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告人与法官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中的同等主体，也就是说二者的同等是两个诉讼主体的同等。被告人与法官的同等不只是静态意义上的同等，也是一种动态的同等，这种动态的同等是通过二者分享的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的相互运动而实现的。

（三）权利。如前所论，权利本位的西方法律文化是创制刑事辩护制度的基础，刑事辩护制度本身就可以视为权利文化的制度载体，即制度文化。刑事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于对被告人辩护权的确认和维护。辩护权的天生离不开西方传统价值观中自然公平观念的影响。“自然公平的第二个原则是：必须给予诉讼当事人各方充分的机会来陈述本方的理由。这意味着必须将诉讼程序告知他们，并及时通知其任何可能受到的指控，以使当事人能够预备答辩。此外，还应答应当事人以适当的方式将答辩提交给法官。”（注：彼德·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7页。）刑事辩护制度不仅使被告人独立同等的诉讼地位成为可能，而且也使被告人得以借助权利的武器达到制约司法权力扩张的目的。换言之，刑事辩护制度是被告人得以辩护权以及其他诉讼权利维护自身实体权利的实现机制。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利维护权利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题中之义。刑事辩护制度对权利的弘扬还表现在被告人实现权利的多样性或可选择的丰富性。对于辩护权以及其他大部分的诉讼权利，被告人既可以自行行使，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行使。被告人既可以聘任或者接受他人代为自己进行辩护，也可以拒尽辩护，更遑论被告人对委托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自主限制了。从更深层次看，刑事辩护制度对权利的弘扬更植根于其独立和同等的品格之中。这就是德沃金所谓的关怀和尊重的同等权利，即每个人都享有“作为同等的人被对待”的权利，或者“社会应当予以尊重，承认其尊严和同等考虑”的自然权利。（注：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从这个层次上往理解刑事辩护制度所内含的权利意义，是恰当的。这不仅是由于尊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第一要求，而且还由于“同等不仅是经济权利的基础，而且是政治权利的基础，个人权利观念起源于同等观念。”（注：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四）***。在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西方法律价值观的导向下，刑事辩护制度凸显了对诉讼***的执着追求。在刑事辩护制度的支撑下，控辩双方处于同等的诉讼地位，甚至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也与控辩双方处于同等的地位。孟德斯鸠曾经指出：“法官还应与被告人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法官应该是被告人的同辈，这样，被告人才不觉得他是落在倾向于用暴戾手段对待他的人们的手里。”（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同等要素构筑了诉讼***的条件。刑事辩护制度一方面创造了控辩双方同等对话的机会，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被告人独立的主体资格以及辩护权的确认和保障，使刑事诉讼的过程成为开放的过程和多方参与的过程，形成所谓的参加模式，从而充发体现出***主义理念。要求法官的判定作用对当事者的辩论作出回答和呼应的参加模式，不是仅仅把当事者的程序主体性作用限定在为了帮助法官作出正确判定而提供足够的资料这一狭窄的范围内，而是容许当事者以用双方的辩论内容来拘束法官判定的同时，把法官这个第三者的存在和决定权能纳进自己的题目这样一种主体性相互作用的过程。（注：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259页。）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局势下，法官不得不将判决建立在控辩双方的意见竞争的基础之上，并以此来说服控辩双方、上级法院以及社会一般成员，从而极大地防止了司法跋扈，弘扬了诉讼***。即使在职权主义的诉讼结构中，法官也不得不为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并对被告人的辩护主张作出合乎理性规则和法律要求的回应，对自己作出的决定进行充分的说明。概言之，只有刑事辩护制度才使刑事制度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多方参与过程，从而使***主义理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制度移植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

刑事辩护制度是发端于西方而盛行于现代各国的一种先进的法律制度。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就以变法图强的实用主义心态将其作为西方刑事审判制度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拿来”。考察***时期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从1912年北洋政府颁行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到1928年国民党政府制定公布的《律师章程》、1935年修订颁布的《刑事诉讼法》、1939年颁行的《公设辩护人条例》、1941年公布的《律师法》，应该承认，旧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在法律规范上是比较完备的，但在实施过程中，这种制度的规定远远没有得到落实，更不用说特种刑事审判制度对它的粗暴践踏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只是一种纸面上的法律，而不是行动中的法律。新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自1954年试行后没几年，就被一场反右派的政治运动彻底否定了。此后长达二十余年，刑事辩护制度被取消，“辩护”一词也成了人们唾弃和嘲弄的贬义词。1979年制定颁布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标志着我国对刑事辩护制度的重新确立，1996年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作了更为深进、广泛的规定。必须承认，在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方面，我国间隔刑事辩护制度的国际标准并不太远，但稍为观察一下中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我们不难发现，刑事辩护制度的法律规范和立法目的还远远没有得到实现，甚至还没有得到一些司法官员的正确熟悉。一些法官和检察官对于刑事辩护抱着一种漠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限制被告人尤其是重罪案件中被告人的辩护权的现象亦尽非仅有。反思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国的坎坷历程和现实状况，笔者以为，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以外，制度移植所引起的文化冲突是根本性的原因。如前所论，刑事辩护制度是西方法文化的产物，内蕴着独立、同等、权利和***的文化品格，这是在价值取向上迥然相异甚或截然相对的中国传统法文化所不能完全兼容的。在某种意义上，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国的艰难遭遇可以视为有着强大惯性作用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自觉抵制，这种抵制是通过观念性文化对制度性文化的阻却过程而得以表现出来的。

与个人本位的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相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完全没有个人的自主地位和独立价值，而表现为一种家国本位的价值观。《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代，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对于个体来说，生存的意义须由父母的身上往发现，生活的价值就表现在家庭伦常的践行上面。这种哲学的要义就在于，自始自终不给个人以立足之地。（注：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个人隶属于家族并通过家族自然赋予的身份而跻身社会交住的网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缘于家族的身份关系。正由于个人的一切皆源自于家族，所以他的一切也回属于家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从来不被以为是一种独立的、同等的社会关系主体。父母典卖子女、丈夫典卖妻子、主子典卖奴仆，都被视为天经地义。《大清律·刑律·斗殴》中明文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判。”家族本位的价值观又促进了国家本位的价值观的天生，君主以天子自命，地方官员以为民父母自居，视人民如赤子，臣民效忠即是尽孝。国家本位与家族本位并不矛盾，这是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家族并非国家的对立物，相反，二者互渗互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封闭系统。从理论上说，国家、社会都不过是家的扩大。而在这种同构关系中，家又是一切的出发点。”（注：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页。）此即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注：《孟子·离娄上》）换言之，国家本位只不过是家族本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信条使家族本位和国家本位合二为一。陈独秀在分析这种宗法制度时指出了它的四大恶果。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见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同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靠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注：公丕祥：《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家国本位的价值观彻底抹煞了独立、同等和权利，因此，与家国本位相伴的，必然是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念。我国学者梁治平曾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辩作过独辟的分析：具体说来，在古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核心乃是人伦，因此只夸大人与人之间因亲疏远近、尊卑高下所生的义务，这种考虑远远压倒了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关切。这意味着，“义”，对人际关系中“义务”关系的尊奉、履行，在价值上高于、优于、先于由人与物关系中生出的“利”。又由于对“利”的认可与坚持，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义”的实行，因此在价值上愈发地不可取。（注：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孟子在会见梁惠王时将儒家的义利观讲得更为彻底：“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孟子·梁惠王》）汉儒董仲舒言：“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注：《年龄繁露·对胶西王》）宋儒朱熹则将这种观念发挥到了极致，他宣扬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着。”（注：《朱子语类》卷十三）“义利之辩”中所谓的“义”，也不过是基于不同的伦理身份而赋予的不同的义务。《礼记·礼运》云：“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义。”中国传统伦理法的义务本位不仅使个人无任何独立的权利可言，而且也直接造就了权力本位的制度性文化。权力本位的典型表现是皇权至上，法源于皇权并且服从于皇权。皇权至上使***为权力的臣仆而朝失自身理性的权威，因而在中国文化里，法只是手段，并且只是具有否定价值的手段——古代中国所谓的法，不过是指用于惩罚目的的刑法。正由于古代中国法只具有否定价值，所以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可能从法律中寻求主体资格的认同，也不可能从法律中引伸出权利的要求。对于法官而言，被告人只是刑讯的客体，被告人对肉刑折磨的忍耐程度成为衡量其罪责与否的标准。所谓“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注：《汉书·路温舒传》）汉律规定：“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注：《汉书·杜周传》）唐律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解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注：《唐律疏议·断狱》）明律规定：“犯重罪，赃证实白，故意恃顽不招者，则用讯拷问。”（注：《明会典》）又由于被告人只是被追究的客体，只有招供的义务，因此他在审判中除了自证其罪外，很难有别的积极作为。换言之，被告人除了在审判中消极地回答法官的审问以外，很难有机会提出自己的申辩主张。即使被告人利用了回答法官审问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申辩主张，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回应。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官身兼控诉者与裁判者的双重身份塑造了司法权力的跋扈性格，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由于被告人的申辩只是一种没有权利的呐喊，不可能赋予任何法律效力，自然也不可能制约法官的审判行为。即使法官考虑到了被告人的申辩，或者据此作出了合乎案情***且有利于被告人的正确判决，也只是法官的一种恩赐，一种源于法官个人品德和实践聪明的恩赐，而尽非制度的产物。由此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对清官有着那么深的怀念和渴看。“历来对明君贤相的歌颂，回根结蒂，都是对制度的否定。只有在制度无看的情况下人们才拚命赞美个人的道德操守。”（注：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有学者在论述传统诉讼文化时指出：“中国传统法律以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和对民众的控制为主要内容，重视宗***理，坚持礼教中心，夸大义务本位，实行刑罚强制。中国传统法律不是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而以确认人的职责和义务为明确目的。与此相适应，传统诉讼文化也具有等级性、封闭性、独裁性等特征。”（注：谢佑平：《诉讼文化论》，《现代法学》，1992年第5期。）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熟悉到刑事辩护制度所要传达的独立、同等、权利和***的文化意义不仅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内核大异其趣，而且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似乎也不大可能调和。在过往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几乎成功地经受住了或遏止了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思想震荡，甚至还曾经以隐晦的形式使刑事辩护在一定时期内从制度层面上消失。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阻却。直到今天，义务本位、权力本位的观念仍在相当多的司法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思想中起着支配作用；等级制度和身份区别仍以各种形式残存于体制之中。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控辩双方的同等难以真正实现，法官无视辩护效果，意气判决，先判后审的现象屡禁不止；被告人的辩护行为不被以为是正当的权利行为，而被视为与国家司法权力相对抗的恶劣情节，受到从重或加重刑罚的处罚；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政法部分拒不履行对辩护律师的配合职责。尤其是在一些大案要案中，民愤和“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成为简约辩护的借口，“为坏人说话”成为辩护律师的社会恶名。如此种种现状，都表明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抵制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功能阻碍。

刑事辩护论文范文第3篇

刑事辩护制度不是产自中国。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基础。它成为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制度在西方也是近代才有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确立了民主、法治原则，作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保障，刑事辩护制度产生了。这个制度引入到中国是在20世纪初期，晚清政府主权沦丧，领事裁判所的设立，使其司法主权受到了限制，逼使清政府不得不修订法律，引入西方的刑事诉讼制度。其后经过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被保留下来。时期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连同审判制度一并取消，改革开放之后得到恢复，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要说明的是，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并未能真正实现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其所体现的程序公正还没有完全实现。

1996年我国修订了原来的《刑事诉讼法》，引进了对抗制的审判模式，试图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民主，符合刑事诉讼的现代化要求。但是，从修正后法律实施的情况看，并没有达到预先设想的加强辩护职能，使之能够有效的与控诉方对抗的结果，很多案件都难于达到刑事辩护所要实现的目的。实践中还曾出现过湖南岳阳律师协会号召全行业对刑事案件集体“罢辩”的事件。以至于人们有了这样一种想法：我国是否需要实行刑事辩护制度？如果确实需要，那就不应当像目前这样，很多刑事案件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空间，辩护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犹如一个花瓶，只是作为一个摆设而存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当中。这绝非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负气之说，而是客观存在的情况。目前我国有许多知名律师都公开表示不承办刑事案件，原因正如河南省尊严律师事务所刘彤海律师所说：“律师的辩护意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被采纳，辩又何益，收了当事人的费于心不忍”。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某些缺陷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民主化的瓶颈，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我们认为，要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就有必要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尊重和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人权，而不是使之成为一句空话。否则，和谐社会将因缺少其重要的一环而可能变得不和谐。对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刑事辩护之必要性与正当性

在弄清为什么构建和谐社会有必要完善和加强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实行刑事辩护制度。我们知道，刑事辩护制度是专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立的一种程序保障制度，有一种以私权抗衡公权的性质。而我国《刑法》第一条即规定刑法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制定的，国家机关追诉犯罪、惩罚犯罪是为了保护人民，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因此在某些人看来，刑事辩护专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务和提供法律保护，就不具有什么正当性，或者说它的正当性在与国家机关追诉犯罪、惩罚犯罪的正当性相较之下，是应当让步的；还有一些人干脆就认为，刑事辩护是为“坏人”服务的，根本就不具有正当性。这只是一般不了解法律的人们的看法。因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在未经审判机关审判并确定其有罪之前，任何一个人都是无罪的。此时，他只能被称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他只是有犯罪的嫌疑或被告诉，而根本不是有罪，连假定他有罪都不行。“嫌疑”是有可能澄清的，当嫌疑澄清之后，他就是一个跟大家一样的人。即便他确确实实是有罪的，事后的审判也表明他犯了罪，他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得到保护，他也享有基本的人权。

从理论上说，每一个公民都有沦为罪犯的可能性，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界线也并不总像楚河汉界一样清楚，好人也会因触犯法律或遭受诬陷而沦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成为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后，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关的追诉，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弱小，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设立辩护制度的目的，就是在此过程中维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基本人权。实际上，如果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所谓的“坏人”的人权，不赋予其辩护的权利，那么好人或普通公民的人权也很难得到保护。因为强大的公权力很容易使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而得不到保护。在我国动乱时期，国家元首、政府部长、元帅将军、学界泰斗一夜间都沦为丧失一切权利的黑帮和坏人，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没有任何人能为他们提供辩护，他们自己也基本失去了辩护的权利，最起码的人权都被剥夺殆尽，只能任人践踏。这是无视基本人权最极端的例子。因此，为了使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部长在内的所有公民不至于的人以辩护的权利。也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

二、构建和谐社会对刑事辩护的要求

总书记强调，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所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在新时期的重大战略构想，对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将引起我国刑事法制的重大变革。犯罪是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之一，妥善地对待和处理犯罪问题，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但是长期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以来，我们在维护社会治安和对犯罪的处理方略上，更多地强调“严打”以及使用严厉手段对待所有犯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利的行使及其人权保障未予足够的重视，这是值得反思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处理犯罪问题的对策，转变执法观念，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刑事司法重要的价值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完善和加强刑事辩护制度，将以惩罚犯罪为重心的诉讼模式向以保障人权为重心（最低也是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诉讼模式转变，以确保这一价值目标得以实现。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符合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去审视和调整刑事司法工作。要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必须转变执法观念，完善包括刑事辩护在内的相关制度。目前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很低，很多案件的辩护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和谐社会需要刑事辩护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化解极端化的社会矛盾，实现严格刑事政策与轻缓刑事政策的并行不悖和有机统一。

三、刑事辩护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刑事辩护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能够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遏制无限扩张的公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公民可能造成的侵害，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还要求这种制度是比较完善的、有力的，实现一种对抗式的或者接近于对抗式的诉讼模式，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否则，它的作用也是会打折扣而无法实现的。

（一）辩护制度对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诉讼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立完善的辩护制度，有利于司法机关查清事实，正确处理案件，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办案人员主观片面，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最终作出公正的裁判，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侦查和控诉的一方，代表国家实行追诉职能，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和指控。而辩护人则针对指控，提出对被告人有利的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和意见，最后由法庭根据双方提出的证据和事实，居中裁判。它要求控辩双方的力量应相当或大致相当，才能保障程序的公正，并最终实现实体的公正。如果一方的力量过于强大，另一方的力量过于弱小，则很难保证公正的实现。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就是因为辩方受到诸多限制和掣肘，无法和控方抗衡，许多法定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许多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采纳，致使案件得不到有效辩护，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影响司法的权威。司法若不能做到公正，便达不到教育公民遵纪守法的目的，也达不到使犯罪分子认罪服法的目的，很多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化解与消融，其结果，可能使某些当事人陷入同态复仇的恶性循环，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刑事辩护制度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案情，也无法收集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材料，又大多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自己享有那些诉讼权利，应当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因此，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正确运用法律为自己辩护，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辩护律师既有法律知识，又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再加上丰富的辩护经验和娴熟的诉讼技巧，能够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确行使辩护权，有效的保障其合法权益，维护其基本人权。如果辩护制度不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与控方极为悬殊，其诉讼权利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在某些时候，律师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其在法庭上的话语权也受到限制，又怎么去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呢？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人权得不到尊重，和谐社会便无法真正实现。

因此，正如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所说，刑事辩护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着健全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和谐有着重要作用。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无疑对进一步加强包括刑事辩护工作在内的法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国际国内大局的高度，着眼世界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加强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芳：《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之比较研究》

〔2〕任东来：《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

〔3〕陈国庆：《和谐社会需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辩护论文范文第4篇

辩护的机制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辩护的实际操作方式、作用、状态。它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动态体现，它集中、具体地体现在审判阶段，并因为诉讼模式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崇尚安全价值的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司法更强调打击和控制犯罪，法官不仅可以对辩护的范围、内容，还可以对辩护的方法、步骤进行约束；相反，辩护对审判方式的引导力则很小。在自由价值至上的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强调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法官对辩护的限制较少，而主要以中立身份听取双方陈述；辩护的效果对于诉讼成败有重要关系。普遍认为，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相应的辩护运行机制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较深。但近年来英美法系的一些具体诉讼规则也逐渐溶汇进来。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辩护可以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辩护人包括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和亲友。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变革。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改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刑事案件被追诉者的法律称谓，作了科学地修正（刑诉法第十二条）。由于在公诉案件的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以及自诉案件自诉人起诉之前，尚无人对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予以指控，所以理当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被告人。称谓的变化决非修辞技巧，按照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的未经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的现代法治原则，被进行刑事追究的人在被提起公诉或自诉之前的诉讼地位，只能是某一个或数个犯罪的涉嫌者，即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他被指控于审判机关时，其诉讼地位才变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经审判或依法判决之前，始终存在被判定有罪或无罪两种可能：犯罪嫌疑被审判机关证实，判定有罪予以刑事处罚；犯罪嫌疑被审判机关消除或不能证实则判定为无罪，予以法律保护。这一规定同时表明：不仅被告人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犯罪嫌疑人也是享有刑事辩护权的主体。

第二，关于侦查阶段的辩护形式，将其概括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并为被逮捕者申请取保候审（刑诉法第96条）。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活动明显带有辩护性质，实际上属于超前的非正规的辩护。此时犯罪嫌疑人面对着拥有各种侦查手段和侦查权的机关，其人身自由又因侦查机关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而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律师的法律帮助是十分珍贵的，可以或多或少地起到某种制衡作用。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时起就有权请律师辩护的规定已十分普遍，但在我国，侦查领域一向是不许律师进入的禁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氛围下，允许律师在侦查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某些法律帮助自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性进步。

第三，关于诉前辩护的开展，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时间，从开庭前七天开始，大大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这表明，刑事辩护已由诉后延伸到诉前，即诉前辩护。与诉后辩护相比，诉前辩护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委托人尚未被指控，仍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二是辩护人面对的并非审判机关而是检察机关。尽管诉前辩护中的辩护人责任与诉后辩护相同，仍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裁判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但由于辩护人只享有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讼诉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中非律师辩护人行使这些权利须经检察院许可）的诉讼权利，尚不能象诉后辩护那样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指控涉嫌罪名的全部材料，其辩护意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辩护的方式方法上，则由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从程序上只能作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所以辩护的方式方法也不能不受到制约。总的说来诉前辩护虽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已初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刑事追究形成某种制衡。“成功的诉前辩护实质上是依照事实与法律，在指控或不指控（起诉与不起诉），为何指控（起诉时认不认定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与公诉方（检察机关）的首次较量的取胜。”公诉方全部采纳诉前辩护意见的是整体性取胜。部分采纳诉前辩护意见的是局部性取胜。这就是刑事辩护的防御功能的正效应。应该承认，《决定》突破了修正刑事讼诉法之前不允许诉前辩护的诉讼格局，即便诉前辩护意见不被采纳，辩护人也可在此过程中赢得较充裕的时间为强化其诉后辩护意见，补充其薄弱环节为其后的辩护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关于庭审辩护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对起诉书中有明确指控的犯罪事实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决定开庭审判（刑诉法第150条）。废除了以往的实体性审查。这主要是避免法官“先入为主”地使开庭审理流于形式化、走过场，大体上符合了发达国家通过的“起诉一本主义”原则。显然，在审判与指控功能分离的条件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和举证证明由公诉人承担，而反驳或削弱指控及其举证则由被告人及辩护人承担。作为攻击和防御的双方都应当庭举证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在法庭辩论中反驳对方的主张。讯问被告人也主要由公诉人进行，辩护人亦可向被告人发问，法官对被告人的讯问退居次要地位带有补充性。这种庭审改革强化了指控与辩护两个功能，且排除了庭审中法官取代公诉人的指控功能，也有助于法官“兼听则明”，秉公而判。二是在上述庭审方式和审理格局中，在指控方讯问发问被告人之后，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发问。理论上称为主询问。-从正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反过来，对对方申请到庭的证人、鉴定人的发问称为反询问。辩护人的主询问、反询问的优化选择与运用，可以使庭审调查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接近和符合客观真相，因而也从根本上对辩护功能的发挥有利。而辩护人除进行询问外，还可申请通知新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和勘验。由此，辩护开始摆脱消极被动状态，在一定条件下积极主动地展开。三是在简易程序中的辩护更为灵活方便：对于公诉方建议或同意适用该程序的，有公诉人出庭的，庭审中双方直接反复辩论，无公诉人出庭时，庭审中被告人可直接陈述和辩护，辩护人只需对起诉书发表辩护意见；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庭审中辩护人更可同自诉人直接进行辩论。程序的简易性决定了辩护的灵活性，同时也就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与便民原则，节约了诉讼成本。

上述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中的积极的一面，然而不能否认实践中尚有诸多不尽人意的表现。主要表现在：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难等。刑事诉讼法的许多规定不能真正落到实处。究其原因，包括传统思想，以义务为本位，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的影响。另外，有很多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不完备，甚至某些规定失之于理，也是直接导致刑事辩护制度难以实施的重要原因。所以，要使刑事辩护真正落到实处，不仅应努力转变传统观念，也应通过完善立法，使法律甄于完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真正实现控辩平等的一个过程。其具体的法律途径包括：

第一，贯彻和保障律师的提前介入。1990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一条即规定了“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定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这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已成为国际上的通例，为各国公认。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的环节之一，虽然刑诉法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因为侦查阶段职权主义的影响，侦查手段保密，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处于同外界隔绝的被动境地，另一方面侦查机关难以形成确实有效的自我约束。律师的提前介入能强化辩护职能，使犯罪嫌疑人直接得到援助，也从客观上对侦查形成了外部制约。由此，法律可作一些适应性修改，比如规定律师应当享有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或规定侦查人员讯问时律师也可以在场。同时加强对现有规定的执行监督，促使控辩平衡良性互动的实现。

第二，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此项制度发源于英美法系，指控辩双方在开庭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证据的一种制度，后来被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鉴于控方在收集证据能力上绝对优于辩方，而辩方掌握的有限证据控方一般都能掌握，故证据开示制度被认为是辩方行使防御权的一种保障。我国在诉讼中确立证据开示原则，可以使辩护人了解控方证据，有机会进行调查核实；可以使控方知悉双方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并及时排除而减少失误，提高诉讼效益；作为审判者的法院也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它利于证据信息在庭审中得到充分的交流，由此拉近诉讼程序参与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与犯罪事实之间的距离。

第三，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举证责任由公诉方或提出指控的一方承担，被指控的一方不应该承担举证责任。但在特定情况下，法律也可以规定由被指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如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就体现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这一规定也就表明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的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犯罪嫌人、被告人翻供的情况，其翻供的主要理由是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对案件公正、及时的判决。从发现的错判案件中，大多与刑讯逼供有关。按照目前的做法，被告人提出在侦查阶段曾被刑讯逼供必须对自己的这一主张负举证责任。然而一方面被刑讯逼供者一般都处在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完全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其所处的特定环境使其难以收集证据。另一方面，侦查阶段长达数月，到侦查终结时，其被刑讯造成的伤情也基本痊愈，除非被刑讯致残或致死，否则刑讯的痕迹也早已荡然无存。最后，即使检察官或法官介入调查，也由于刑讯者、知情人多为熟人、同事，取证困难重重。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使一些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时更加有恃无恐。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明确规定在被告人提出有刑讯逼供的案件中由被指控有刑讯逼供的人侦查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用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应判其承担刑讯逼供的法律责任或后果，这对于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

刑事辩护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它完全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密切相关。逮捕本身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但不当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尤为重要。我国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有关制度设计方面尚有完善空间。

逮捕是公安司法机关在一定时间内依法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并解送到一定场所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正当法律程序下的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滥用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现代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逮捕制度予以明文规定，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主体、适用条件以及羁押期限等，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逮捕制度的积极作用，减少其对基本人权的消极影响。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批准权或决定权属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公安机关要求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批准权。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及审查起诉中，认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有权自行决定逮捕。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中，需要逮捕被告人的，人民法院有决定权；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发现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有权决定逮捕。公安机关无权自行决定逮捕，只享有逮捕的执行权；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都必须交付公安机关执行。

一、我国逮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规定不合理

逮捕是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于特定对象的预防性措施，其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自杀、逃跑、串供、隐匿或毁灭罪证、阻碍证人作证等方法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其继续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逮捕的这一基本功能，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行为，就应当采取逮捕措施，而不应考虑其是否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2.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了重重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该条规定是人权保护理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体现，然而在实践中，会见律师的规定普遍执行得不够好。

3.超期羁押屡禁不止

超期羁押现象在我国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截至2003年10月底，全国各看守所共存在超期羁押案件近5000例。造成这一现象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执法方面的原因。

二、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

1.批捕权应归人民法院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人民检察院是唯一的公诉机关，不但承担着控诉职能，在其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中还承担着侦查职能，且公诉案件审前阶段的审查、批准逮捕权也归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使得逮捕制度中的监督程a序形同虚设，逮捕程序中控辩双方严重失衡，“以捕代侦”现象普遍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完全保障。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不仅符合以审判机关为中心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实现。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将批捕权赋予具有中立地位的法庭或法官。对于必须逮捕的，追诉机关只能向中立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由法庭或法官决定是否逮捕。我国也应当修改相关法律，将批捕权赋予人民法院，以防止出现因控诉机关职权过于强大而导致诉讼结构严重失衡所带来的司法不公。2.实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逮捕与羁押一体的制度，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捕，就意味着羁押，而羁押的场所一般为公安机关的看守所。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侦查职能，而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关押场所是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这样办案人员就等于“间接控制”了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的时间长短可以不受限制，讯问的次数也可以不受限制，侦查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对付”犯罪嫌疑人，直到得到适合自己的口供，因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现代刑事诉讼崇尚审判中立、控辩平衡，这不仅表现在审判阶段，还应当贯穿于审前程序之中。在侦查阶段，为了保持侦辩平衡，逮捕与羁押决定应当分两次作出：逮捕应当由法官根据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申请作出，而对于逮捕后是否需要予以羁押，应当在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及办案方的意见后再行作出决定。同时还要实行捕、押分离制度，将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关押在公安机关的看守所内，受到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应关押在司法行政机关控制下的监狱中。

3.在侦查程序中赋予律师辩护人的资格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是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最早时间。但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后聘请的律师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资格，无法独立参与诉讼程序，其权利受到了多重限制，因而难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实质、有效的法律帮助。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往往就是在起诉和审判程序中担任其辩护人的律师，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行使辩护权，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故而，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诉讼理念，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人的资格，以加大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障的力度。

4.真正树立无罪推定、保障人权的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得到彻底贯彻

在诉讼活动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一些司法机关实际上采取了“宁枉勿纵”的态度。这一点在适用逮捕措施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即宁肯“充分”运用法律的各种规定延长羁押期限，也不愿意放人。不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必然导致错捕、滥捕、超期羁押等现象的出现，从而影响公民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因此要完善我国的逮捕制度必须首先树立保护人权的观念，并把保护人权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应加强羁押中的司法审查，弱化行政权力的影响，并对羁押期限制度进行改革，从各个方面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建立相对平衡、稳定的刑事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