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鹅出版社于2021年推出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西游记》的最新英译本MonkeyKing：JourneytotheWest，该译本由英国新生代汉学家、翻译家蓝诗玲担纲翻译。文章研究发现，蓝诗玲英译《西游记》的封面、译序、导言等副文本体现了五个传播学理论，对促进译本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中国文化外译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副文本；蓝诗玲；《西游记》；传播学

《西游记》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降妖伏魔、西行取经的故事，是中国古典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几百年来，《西游记》的魅力经久不衰，不断吸引着不同文化圈层和年龄层次的读者，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西游记》不仅在国内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国外也颇受欢迎，仅就英语目标语而言，上百年的《西游记》英译史中相继出现了李提摩太、亚瑟·韦利等译者的节译本和詹纳尔、余国藩等译者的全译本。2021年，企鹅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西游记》的最新英译本MonkeyKing：JourneytotheWest。副文本（Paratext）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叙事学家、文学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提出，其将副文本定义为“用于描述围绕正文本、协调正文本与读者关系的文本材料”［1］。根据与正文本的位置关系，副文本有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之分：内副文本包括标题、封面、出版信息、前言、后记、序跋、导读、注释、附录等；外副文本包括书评、作者日记，以及有关论著、文章、采访等。副文本是译本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无论译本以何种媒介呈现，副文本都伴随其左右。副文本可以帮助译本传达正文所必须的，而又不便在译本中表述的诸多信息，比如原著背景、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等。这些信息不仅为我们揭示翻译现象提供了第一手线索，而且为目标语读者理解作品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翻译界许多学者对副文本产生兴趣并进行研究。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探索，如肖丽和耿强先后撰文研究了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意义［2-3］；另一类是案例分析，如殷燕通过副文本分析与译文分析相互印证的方法，考察了哲学家冯友兰英译《庄子》的历史语境、翻译目的和翻译方法［4］。目前，国内将传播学和副文本相结合的研究较为鲜见，部分相关的研究如魏良帅从传播学视角对李正栓教授《毛泽东诗词精选精译》的序言、题解、注释、书法和附录等副文本进行了研究，发现译本中的副文本对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进行了阐释说明，促进了译本的传播［5］；聂玉景则聚焦于IreanDeaCollier的《中国神话》副文本的传播学价值，发现《中国神话》的十多个副文本不仅自成体系，而且与正文本形成了互文叙事，增强了中国神话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度［6］。可见，传播学与副文本相结合的研究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研究视角多局限于传播学中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和传播七要素等宏观方面，未涉及具体的传播学理论。因此，这些研究对实践能够起到的指导作用比较有限。蓝诗玲英译本《西游记》（以下简称“蓝译本”）刚刚问世，对其相关的研究则更少，故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蓝译本的内外副文本，并探究企鹅出版社的传播策略，以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二、传播学视阈下的副文本研究

（一）意见领袖理论：放大名人效应，激发读者购买欲望

意见领袖的概念最早由传播学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意见领袖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特定群体中成员的态度和行为。文学领域的意见领袖需要兼具专业权威和良好信誉，其并不局限于个人，还可以是出版发行单位。因此，“那些将当代小说翻译成外文的汉学家、海外当代小说研究者（包括华裔学者和西方本土学者）、出版当代小说的海外重量级出版社等”［7］都可以承担起意见领袖的职能。蓝诗玲是英国著名的新生代汉学家和翻译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获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长期为《卫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知名媒体供稿，一直投身于中国文化的研究，相关著作有《鸦片战争》等，译作有《鲁迅小说全集》等，她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翻译经验让读者对其译作十分信赖。蓝译本由美籍华人作家杨谨伦作序。杨谨伦的作品在海外不仅销量惊人，而且斩获了诸多奖项。他以美籍华人和畅销书作家的双重身份为蓝译本作序，不仅肯定了原著的文学价值，而且保证了译本的质量。此外，蓝译本的封底还有一些名人的书评，一则来自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他表示《西游记》是他最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另一则来自美籍作家朱诺特·迪亚兹，他不仅是荣获普利策奖的畅销书作家，而且是麻省理工学院创意写作方向的教授，他称赞《西游记》原著是一部趣味十足、极具颠覆性的文学作品，从学术角度肯定了原著的文学价值和蓝译本的质量。可见，企鹅出版社对封底推荐人的选择绝非随意，前者的源语读者身份和后者的目标语读者身份可以进一步提升读者眼中蓝译本的文学和文化价值。出版机构是联结译者与读者的重要一环，对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有着巨大的影响。企鹅出版社是国际著名的英文图书出版商，市场基础坚实，销售渠道广阔，品牌效应巨大。企鹅出版社对《狼图腾》（姜戎著）的海外推广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案例。总体而言，这些意见领袖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产生了更强的说服力，在无形中激发了读者购买和阅读蓝译本的欲望。在当今的网络时代，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更加不容小觑。今后，我们可以邀请意见领袖为中国文化作品海外传播做宣传，如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宣传或组织线下读书分享会等，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覆盖力。

（二）使用与满足理论：强调中国元素，吸引新老读者

1950年，美国社会学者伊莱休·卡茨首先提出了使用与满足概念，后来经过不同学者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使用与满足理论。该理论是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传统的传播学理论认为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受众，受众是被动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受众看作有着特定“需求”、可以主动选择的个人。蓝译本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书名和封面两个方面。书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可以概况全书主旨，而且可以反映作者或译者对书籍的认知视角。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书名的作用更为重要：其一，线上宣传能够得到的用户关注时间通常短于线下，书名需要在短时间内吸引潜在用户的注意；其二，用户会在销售平台通过搜索书名来购书，书名决定了书籍能否出现在搜索结果中。此前《西游记》英译本的译名并不统一，以有影响力的译本为例，亚瑟·韦利的《西游记》译本名为Monkey，李提摩太的《西游记》译本名为TheMonkeyKing’sAmazingAdventures，余国藩的《西游记》全译本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詹纳尔的《西游记》全译本名为JourneytotheWest。可见，《西游记》译本书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译西游记，另一类是将故事重点从师徒四人转移到孙悟空身上。蓝诗玲在序言中也指出：“唐三藏后来收了一只猴子做徒弟，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这只猴子渐渐成了故事的主角。”蓝译本的书名是MonkeyKing：JourneytotheWest，从书名我们可以看出，蓝诗玲将之前较出名的译作书名结合起来，既可以吸引潜在读者的注意，又增加了在搜索结果中出现的概率。封面是读者对作品的第一印象，正如朱明胜所言，“设计精美的封面能增强图书内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扩大对图书的宣传，能传达重要的信息以及突出强调所要表达的重点。封面反映出版社的设计理念和出版诉求，隐藏出版社的商业构思和推销目的”［8］。蓝译本将黄色作为封面的主要背景色，背景里还隐约显现一条龙的轮廓，龙的周围漂浮着祥云，在这层画面之上还依次堆叠着一座山和一幢红色的古代中式建筑，分别代表着五指山和天宫，最后一层画面是孙悟空身着红色披风，手握金箍棒，脚踏莲花，神气十足。这个封面的设计不但呼应了书名中将孙悟空作为主角的叙事倾向，而且包含了明显的中国元素，告知了读者书籍的大概内容，满足了读者对东方元素的期待。事实证明，这样的封面设计取得了成功。亚马逊网站上的一条对蓝译本的书评表示：“书籍十分精美，我买这本书不仅是为了阅读，而且想把这本书当作家里的装饰。”这种结合东方古典韵味与浓郁地域文化特征的封面能够唤起读者的好奇心和购买欲望。企鹅出版社在细节上的把控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我们在选取书名、设计书籍封面时，不仅需要考虑想要表达什么，而且需要考虑读者想要了解什么，用读者感兴趣的元素构思书名、设计封面，满足读者期待，激发读者进一步阅读的欲望。

（三）铺垫理论：发掘文学共性，搭建文化桥梁

铺垫效果最初出现于心理学中对记忆的信息处理过程的相关研究。1987年，美国传播学者仙托·艾英戈和唐纳德·R.金德将铺垫效果正式引入传播学并发展成铺垫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注意力具有高度选择性，比起全面的分析，人们更喜欢通过直觉、常识等试探性的分析来做出判断，即当人受到特定的刺激诱导时，外在刺激可以激活与该刺激相关联的旧有认知结构，从而影响当前的判断。中西方文化差异颇大，《西游记》中描绘的古代中国与如今的西方读者存在较大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不但可能阻碍读者选择阅读这本书，而且可能让读者因为文化差异过大，中途放弃阅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企鹅出版社将《西游记》和几部西方名著进行类比，既肯定文本的价值，又激发目标语读者的好奇心，拉近读者和原著的距离，从而引导读者理解和领略蓝译本，为读者接受蓝译本打下基础。比如，作者在导言中将原著在中国文学的地位比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堂吉诃德》，并称“这部小说和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核”。此外，杨谨伦在序言中把孙悟空比作超人、蜘蛛侠和美国队长。这些文学通约性可以让读者快速定位《西游记》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大致推测出《西游记》的故事类型，做好阅读准备，调整阅读期待。我们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适当引用一些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相似作品，消除文化疏离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前期的类比和铺垫会为读者的想象设限，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扭曲原作形象，因此在列举相似作品时要慎重，防止发生过犹不及的情况。

（四）培养理论：还原历史语境，重塑中国形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等人提出了培养理论。格伯纳认为，社会传播媒介展现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不断渗透的过程。西方人在翻译中国古典小说时喜欢在副文本中添加前言和注释，介绍原著背景、解释典章制度、比较中西文化，或对原著的内容、人物做出批评，这些副文本成为西方人在脑海中构筑“中国形象”的重要渠道［9］。蓝诗玲在译者导言部分先后介绍了《西游记》的故事梗概，主要角色的性格特点，历史上的唐僧其人，以及有关作者的争议，不但还原了《西游记》产生的时代背景，而且指出了学界对《西游记》的多角度解读。蓝诗玲还描述了她眼中《西游记》的形象，如“与人们对古代中国刻板印象不同，这部小说中的中国并不闭关锁国，不奉行孤立主义，也不仇视其他国家”“《西游记》是中国小说的基石，对了解早期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和历史提供参考作用”。这些描述既为整部作品奠定了基调，又重塑中国形象，打破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自13世纪末以来，汉学家架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肩负着文化使者的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他们以自身的视角来解读中国文化，构建中国形象，但其中难免存在误解或片面之处。这些错误的解读也造成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误解。因此，我们在中国文化外译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更正这些错误的认知，为西方读者展现真实生动的中国形象。

（五）关系发展理论：介绍翻译策略，拉近读者距离

关系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是马克·L·耐普，论述关系发展理论最早的文章是他在1984年发表的《人际传播和人类关系》一文。关系发展理论是根据关系亲密层次的变化来识别和理解人际传播和关系发展。译者说明（Translator’sNote）是译者以第一人称自我指涉展现说话主体的方法，是译者在翻译叙事话语中展现第二重声音的方式之一［10］。蓝译本在译者说明中提到了翻译时参考过的译本和书中角色名字的译法考量。此外，蓝诗玲还坦言了推出新译本的原因：其一是语言发生变化，上一版《西游记》英译本是30年前推出的，如今的语言和当时相比已经有了不少变化；其二是原著篇幅过长，对普通读者群体而言不太友好。蓝译本的长度仅为原著篇幅的四分之一，删除的内容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与主线故事无关的零散描写，为了补偿这部分删减，蓝诗玲在其他部分突出体现了删除部分展现的角色特征；第二类是书中的重复部分；第三类是与内容无关的诗词；第四类是原作中的双关语，蓝诗玲认为如果要想翻译好这类文字游戏，就需要加脚注，但这样就会耽误幽默的传达，因此也删掉了这些双关语，其补偿办法是加强整体对话的幽默感。蓝诗玲最后表示，翻译之难在于既要照顾原著，又要照顾读者，有时会为了保持整体译本风格，难免牺牲一些语言上的忠实。蓝诗玲在副文本中坦言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种种考量和顾虑，让读者可以站在译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将自己代入这些困难中，拉近与译者的距离，体谅译者的难处，肯定译者的严谨坦诚，从而增加对译本的认可度。

三、结语

中国文化外译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我们在文化外译的过程中过于关注翻译本身，如文本研究、翻译策略、译者研究等方面，忽略了传播效果研究。传播学视阈下的副文本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外译提供新的思路。本文研究表明，蓝译本的封面、译序、导言、译者说明等副文本体现了五个传播学理论：一是意见领袖理论，即放大名人效应，激发读者购买欲望；二是使用与满足理论，即强调中国元素，吸引新老读者；三是铺垫理论，即发掘文学共性，搭建文化桥梁；四是培养理论，即还原历史语境，重塑中国形象；五是关系发展理论，即介绍翻译策略，拉近读者距离。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抛弃“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陈旧思想，借鉴成功经验，综合利用副文本，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作者:崔子涵 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笔译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