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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7-0057-06

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思想的研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国内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来看，自40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里，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其顺序及大体起迄时间是：1941-1949年，思想研究的初始时期；1950-1965年，思想研究的发展时期；1966-1978年，思想研究的受挫时期；1979年至今，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以下就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状况及其特点，作一概略介绍。

一、思想研究的初始时期(1941-1949)

一般而言，一种思想、理论产生之后，对这种思想、理论的研究将相伴而生。随着思想的萌芽和形成，相应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了。

30年代后半期，有关的生平传记问世，以口述、斯诺整理的《自传》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传略》最有影响。这些传记文字，在介绍生平事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附带论及的思想，或介绍或评论。当然，这种介绍、评论是零碎的而非系统的，个别的而非普遍的，更不是在“研究”思想的名义下自觉进行的。

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研究，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党内党外、国内国际环境推动下开始的。当时，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所验证，本人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说明了理论上的成熟，在理论上的威望也开始在党内树立起来。运动开始后，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高潮，许多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认识到，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有必要给予恰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展开攻势的同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样，政治上树立的领袖地位，思想上树立的思想的权威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发起反击、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重要内容。此外，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也有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的需要。

上述情况表明，宣传和的思想理论的主客观条件日趋成熟，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已是水到渠成。40年代也因之在思想宣传和研究进程中显得极为重要。

1941年初，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从个人的思想的角度，较早使用了“同志的思想”、“思想”这样两种含义相同、提法有别的措词。尽管把思想等同于个人的思想不甚妥当，但作者明确提出学习的著作、“研究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间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表明理论工作者对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有了理性的认识和初步的自觉性。

运动使党内对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肯定“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进而论述了什么是思想及思想是怎么产生的，肯定了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明确提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命题，表明王稼祥对思想的理解和理论提炼，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篇文章虽然也在同一个意义上混用思想和的思想，但把思想与“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相联系，又含有新意。可以说，这篇文章对思想的宣传、研究具有开拓意义，给后来者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

中共七大在思想研究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以“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一节，集中阐述了思想的有关理论问题，包括思想的含义及基本内容，思想产生的必然性，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思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来源，为什么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理论，思想产生、成熟的重大意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诸如“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样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思想的普遍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样的论述，解决了为什么中国革命的理论以的名字命名的问题；对于思想具体内容和基本构成的概括，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九个方面的归纳相对于当时思想的具体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全面的，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向全党发出学习、宣传思想的号召并提出相应的措施，有助于推动思想的研究、宣传、学习和普及。至于思想是个人的思想或是全党集体的思想，刘少奇在两方面都曾论及，但总体上仍视为个人的思想。这是40年代及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思想研究的普遍现象。

以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标志，完全自觉的、全面系统的思想研究正式开始，并成为党的思想理论界的一大热点。而刘少奇的报告既反映了思想研究的新进展，又推动了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此前后，、博古、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导者也对思想作过阐述。同时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撰文著书，从不同角度宣传和论述思想，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张如心的《思想与作风》，黄浅的《思想的政治思想》和《思想的思想方法》。从1944年开始问世的《选集》也越来越多地被出版、翻印，且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流传和影响至全中国。

这个时期的思想研究有以下特点：(1)从研究进程看，随着“思想”作为概念的使用，作为指导思想地位的确定，对思想的研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零散走向系统，从个别人的行为走向全党的集体行为。(2)从研究内容看，感性认识多于理性认识，虽然开始注重探讨思想的理论问题，但侧重于从政治上和理论上肯定与宣传思想，中心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3)从研究成果看，史料价值多于理论价值，虽然专论专著开始问世，但一般篇幅较小，涉及面也不宽，基本上集中于总体把握和政治思想、思想方法，专题研究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4)从研究对象看，由于认识不足和政治需要的双重因素，基本上将思想看作个人的思想。(5)从研究目的看，着眼于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树立思想在党和人民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

二、思想研究的发展时期(1950-1965)

这一时期思想研究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在思想旗帜下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社会制度发生质的变化同步，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开始除旧布新，全面重构社会意识形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新中国、新社会的指导思想，以保证新中国按照自己的愿意设计和建设；经济上翻身、政治上解放的中国人民，把和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大救星，真诚地信仰思想，愿意了解和学习思想。这就为思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由于40年代各个解放区出版的《选集》存在着体例杂乱、文字错讹等缺陷，不能满足新中国系统、准确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思想的需要，从1951-1960年，经本人审定的《选集》1-4卷陆续出版，收入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论著、讲话也不断在报刊发表或有单行本面世，著作的专题性汇编也先后推出。这又为干部群众学习思想，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正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7年里，思想的研究较40年代大大地发展了，并成为宣传、学习思想热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陈伯达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张如心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贡献》、《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等，均有较大影响，是建国初期研究思想的代表作。 

思想研究的大发展，一方面表现在研究论著的数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表现在研究的面大大拓宽。思想各个具体部分的研究迅速展开，专题性研究的论著比重逐渐增大，主要涉及哲学、文艺、军事、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围绕《矛盾论》、《实践论》展开；文艺思想研究主要围绕文艺服务的对象及文艺评论的标准进行；军事思想研究的中心是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教育思想研究主要论及教育观；经济思想研究侧重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理论；政治思想研究侧重于人民民主专政、两类社会矛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

这一时期，思想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思想的普及服务，因而以大规模的通俗化宣传为主，相当部分论著是谈论如何学好著作之类的普及读物，为思想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做出了贡献。(2)研究成果的种类增加，篇幅有所扩大，但以学习体会式的、注释解说式的小册子、论文集居多，学术性的、个人的著作相对较少，对经典文献的引证多于论述。(3)随着50年代后期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左”的倾向，思想的研究也趋于“左”倾，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渲染逐渐强烈，学术界、理论界的忌讳、禁区也多起来，难以真正达到科学研究的境界。(4)个人崇拜在思想研究中有所表露，尤其是60年代强调“活学活用”之后，出现了学习背警句，研究走捷径的简单化、片面化趋向。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思想研究，与科学的、成熟的学术研究还有距离。

三、思想研究的受挫时期(1966-1978)

这一时期思想研究遭受挫折，是由对个人的神化、对个人思想的绝对化所引发的。

“”开始后，由于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带来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极左化，再加上个人崇拜意识的弥漫，使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陷入了非理性的狂热之中。其基本状况是：(1)对思想的研究基本上被政治宣传所取代，而且规模浩大，充斥于各种媒体、会议、大字报、传单甚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有关思想的文字，很多是出自工农兵之手的“活学活用”著作的心得体会以及粗制滥造的辅导材料。(2)几乎没有严肃客观的科学研究论著，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多是教条化、形式化、庸俗化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充斥其间。其典型表现为：热衷于对著作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俨然“句句是真理”；对的语录要求“随身带”、“天天读”；对的思想要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种几亿人口举国一致的行动，足以令任何一种宗教崇拜相形见绌。(3)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与“”的实际运动及其进展紧密联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视为思想的新发展。思想的研究、宣传成为、集团搞个人崇拜、阴谋夺权的工具。

1976年10月，“”结束，但思想的研究仍旧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干扰：一方面，个人崇拜的影响仍未消失，“两个凡是”论正当其时，因而及其思想的研究仍未从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少数人对及其思想不恰当的贬低或基本否定的倾向。这对恢复思想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研究思想极为不利。

四、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1979至今）

虽然对思想的介绍、宣传和研究已历时半个多世纪，但真正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期关于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思想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论，要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既是思想理论界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思想研究走出误区、进入拨乱反正阶段的开始。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来得及具体解决如何评价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界定思想、如何看待晚年的错误、如何理解的著作和言论与思想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因此，这个阶段的思想研究仅仅是重新起步，有创见的学术性、理论性、综合性著述尚不多见，能见到的多为一般政治性评论、生平介绍类读物、纪念回忆类文字、单篇著作单个观点的阐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至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是思想研究的开拓性发展阶段。 

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思想的第二次概括。它科学地评价了的功过及历史地位，在原有基础上说明了思想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集体智慧的结晶”，精辟地阐述了思想的理论体系。这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认识和思想的政治文献，也是思想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又为此后思想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开拓了道路。自此，思想研究步入开拓性发展阶段，并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次思想研究热：关于思想基本理论问题的概括性研究著作大批出版，如马齐彬、陈登才的《浅谈思想》、熊复的《思想浅释》、中共中央党校的《思想原理讲话》等，都是最初两年间出版的重要著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这方面较早的著作有郑德荣等人的《思想史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史稿（社会主义时期）》，刘梦义的《思想发展简史》；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专题性研究全面启动，过去鲜有涉猎的研究领域如经济思想、党建思想、统战思想、新闻思想、伦理思想等都有论著发表，而始终占据领先和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研究更是成果丰硕，冠名以哲学思想“研究”、“概论”、“简论”、“新论”、“教程”、“发展史”、“史纲”的著作不胜枚举；研究思想的专业刊物、学术机构和团体相继创立，1980年创刊的《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3年创办的《思想研究》、1988年出刊的《思想论坛》均有较大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教系统的研究所（室）以及全国性、地方性学术团体组织的学术活动日趋频繁。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点是：(1)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为代表的阐释性著述较多，围绕着历史决议有关及其思想的概括、评价展开论述，成为思想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2)综合性著述较多，对思想某个方面或整体构成的研究，逐渐由点到面、由零到整、由解析到合成。(3)随着、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著作的相继出版，对领袖群体研究的著述较多，深化了对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的理解。(4)以施拉姆著《》为代表的国外研究译著逐渐增多，有助于理论界开阔视野，了解国外研究动态和信息，在更大空间开展学术交流。(5)对的研究全方位展开。在深入研究其正确思想的同时，也开始对其错误思想进行研究，重心移向对现实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理论。(6)一些学者从政治视角与文化视角的结合，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的影响，注重说明思想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

3.从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至今，是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

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特别是以诞辰一百周年为契机，理论界形成了新一轮热，思想研究进入深入发展阶段。

从研究的资料来看，个人的思想资料得到更加系统的整理，《建国以来文稿》、《文集》、《军事文集》等多卷本文献集相继出版，更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也先后推出，为思想研究提供了直接依据和便利条件。从研究的层次看，在前些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论著，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代表，有关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研究上了新台阶。石仲泉的《的艰辛开拓》在90年代两次增订，其中的新见解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年体著作《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展示了思想的发展轨迹。从研究的热点看，关于思想体系的讨论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在原来“六个理论一个灵魂”框架的基础上，90年代又有各种新的说法，提出了重新概括的问题；探究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学术界的又一个兴趣所在，目前有一源说、二源说、三源说之争，多数人已经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的来源之一；思想新发展的研究也是热门话题，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势头正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主要涉及“晚期思想”的提法、晚年失误的动因、的社会主义观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研究成果的形式看，综合性研究朝着辞书、丛书和大部头、多卷本、系列化的方向发展，虽不免有浅层次的、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的拼凑、平庸之作，也不乏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严肃著作和工具书，陈至立主持的七卷本《思想研究大系》、郑必坚主编的《思想的拓展与胜利丛书》、李君如的《研究三部曲》等颇引人注目。从研究的领域看，著作的版本研究开始起步，一方面，编辑出版者在出版著作的过程中，注意了版本的考察、比较和选择，使的著作更多地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开始从各个角度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等进行版本比较研究，从而使的著作和思想，尤其是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更加科学，刘跃进的《著作版本导论》是这方面的新作。从研究的特点看，更为注重比较研究，不仅就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思想观?点作横向比较，就和邓小平分别代表的两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作纵向比较，而且在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国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更大时空范围的比较研究，通过同异分析，拓展对及其思想的认识。

总的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的研究开始打破禁区，开拓新领域，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的总和，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力度、角度和高度，以及研究的视野、方法、成果和影响诸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过去那种研究少、宣传多、学术色彩弱、政治色彩浓的局面有很大改观，浅显简单的注释、解说正在让位于深层次的研究，并且逐渐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二十多年是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

［收稿日期］2000-03-09

【参考文献】

[1]石仲泉主编．研究述评〔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韩荣璋，肖德才，邵和平主编．思想研究五十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3]周一平．思想研究史稿〔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4]曾长秋．渐进与深化：我国研究思想60年〔J〕．武陵学刊，199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