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近十年国内外民族旅游研究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在对民族旅游的概念进行归纳和比较的基础上，较为系统的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析。国外对民族旅游的研究侧重民族旅游者、民族旅游原真性和影响性、民族旅游目的地管理等方面；国内的研究主要围绕民族旅游资源、民族旅游市场、民族旅游开发模式、民族村寨旅游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我国民族旅游的发展现状，提出今后国内民族旅游的研究应当在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关键词】民族旅游；民族文化；研究综述

Abstract：Thisarticlereviewedtherelevantresearchontheethnictourismbothhomeandabroadduringthelast10years.Itsummarizedtheconceptsofethnictourism，analyzedtheresearchofethnictourismabroadfromfouraspects：EthnicTourists，theAuthenticityandImpactofEthnicTourism，theManagementofEthnicTourismDestination，andretrospectedthedevelopmentprocessofethnictourisminChina，includingEthnicTourismResources，EthnicTourists，theModesofEthnicTourismdevelopmentandEthnicVillageTourism.Inthelast，thepaperdiscussedthefutureresearchtrendofChina，hopingitwillbeimprovedfromfouraspects.

Keywords：EthnicTourism；EthnicCulture；LiteratureReview

民族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既能弘扬民族文化，也给民族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民族旅游的研究正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我国最早关于民族旅游的研究综述是吴必虎、余青(2000)对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1]。随后吴其付(2007)对国外民族旅游研究文献进行的归纳和评析，反映出国外民族旅游的研究内容更全面，研究结论更深刻和更有洞察力[2]。本文在吴其付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反映国内民族旅游的学术动态，并提出今后国内民族旅游的研究应当在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一、民族旅游的概念

民族旅游(EthnicTourism)在国外被称为AboriginalTourism或IndigenousTourism(土著/原著民旅游)，在我国台湾地区又被称作异族观光，它是一种根据当地人口和社会文化特征来命名的旅游形式。一般而言，民族旅游是指旅游者前往少数民族(土著民族)的居住地区旅游，但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民族旅游是移民集中生活的社区旅游，这些移民是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迁徙而来的在迁入国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民族成员。如BrianKing(1994)就对原有的民族旅游概念提出了异议，他把民族旅游作为一种移民形式来理解[2]。

从表1所列出的国内外民族旅游定义来看，民族旅游的特征主要包括：第一，民族旅游所指民族是一国的非主体民族，他们可以是发达国家保护区的土著民族，但更多是指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居民作为被游览者，是民族旅游产品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主人和被消费商品的双重身份；第二，民族旅游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形式；第三，从旅游资源的角度讲，它指的是民族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其中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最后，由于大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民族旅游往往成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二、国外民族旅游研究分析

国外民族旅游的研究与人类学结合紧密，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已经形成较完整的民族旅游研究体系。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者、民族旅游原真性、民族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民族旅游目的地管理等方面。

1.民族旅游者

国外对民族旅游者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和行为特征两个方面。Stebbins根据旅游者旅游动机的目的性强弱，把民族旅游者分为大众旅游者和特殊旅游者两类[3]。Hughes(1995)认为民族旅游者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的两类行为特征。前者对于自己的旅游行为给东道主社会带来的影响普遍具有责任心。后者的旅游行为表现出高度的活跃性和适应性，他们能接受并欣赏其他人造景色，而并不特别在乎产品的真实性[4]。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市场调查，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来对民族旅游者进行分类研究。GiannaMoscardo和PhilipL.Pearce以澳大利亚的查普凯(Tjapukai)土著文化旅游为例，调查分析了其旅游市场的需求特征，根据不同的旅游兴趣，他们将民族旅游者分为关系型、学习型、参与型和猎奇型四大类。关系型旅游者活动范围最广泛，他们对参与民间活动、品尝民间美食、欣赏手工艺品、与当地人民交流等都有浓厚兴趣。学习型旅游者不希望旅游活动对目的地居民产生影响，因此，他们通常不与当地人民直接接触，对其他民族旅游活动的兴趣也相对较小。参与型旅游者的出游动机主要是寻求娱乐和回归自然。猎奇型旅游者前往民族旅游地是由于以前民族旅游的经历较少，被新颖的旅游广告所吸引，或者他们对其他民族旅游地的兴趣下降而选择新的民族旅游目的地[5]。

JanetChang(2005)以台湾凯鲁族为例，从出游动机和人口特征角度专门研究了民族节庆旅游者的特征。经过市场调查，他认为民族节庆旅游者具有五种出游动机，并通过聚类分析把民族旅游者分为三大类(如表3所示)。他的研究表明文化探索是所有出游动机要素中最重要的因子，但是不同旅游者对节庆文化的体验程度不尽相同，而且出游动机与人口特征的差异相比较，前者更适合解释民族节庆旅游者的行为特征[6]。

2.民族旅游的原真性

美国人类学家MacCannell最先提出了原真性(Authenticity)概念。他认为旅游体验是旅游者用来回应现代生活的方式，一种寻找生活真实性的体验[7]。原真性可以理解为是旅游者对旅游情境的主观判断或者赋予它的一种价值。由此，原真性和民族旅游之间的联系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尤其是在民族旅游过程中关于具象、静态的交流方式(工艺品、建筑等)与动态、抽象的表演交流(舞蹈、戏剧等)方式之间的差异研究。如Daniel(1996)描述了舞蹈表演在民族旅游活动中的角色地位，他指出表演对民族地方与旅游者的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表演者和观众都把舞蹈看作是一种比常规的文化再现方式更真实、更深刻的体验[8]。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有的民族旅游地对原真性的认识不到位，不能达到游客的要求。

但是，也有学者对原真性提出了质疑。有的认为并非所有的旅游者都重视真实性，非原真性的旅游体验也能受到很多游客的喜欢。ChrisRyan(2002)就曾指出，许多后现代的旅游者崇尚享乐主义，旅游是为了从紧张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是否符合原真性并不影响他们对旅游质量的评价。而且，对外展演的民族文化和真正的民族文化之间是有区别的，因此，旅游经营者在旅游促销中，应该诚实地说明短暂的旅游经历不可能体验到原真性的民族文化，只能提供一个基于某类文化背景的娱乐氛围[9]。

3.民族旅游的影响

国外最早有关民族旅游的研究就是了解民族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Smith(1977)出版的《东道主与游客》。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依然是国内外民族旅游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旅游对于民族旅游地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A.正面影响

民族意识增强。DavidJamison(1999)论述了旅游发展对肯尼亚岛区的影响，说明旅游对当地社区重新认识自身起了催化作用，社区内部的种族关系由于旅游发展而缓和[10]。SusanRPitchford(1995)分析了民族旅游在威尔士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角色，长期以来，威尔士地区把民族旅游作为民族主义的信息宣传媒介，突出了威尔士人作为不公平受害者和特殊文化载体的民族形象[11]。

身份地位提高。PierreL.vandenBerghe(1999)以玛雅民族为例研究了墨西哥民族旅游的营销。经过分析表明通过旅游宣传，印第安人的地位在当地提高了，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减少，其中一些族群直接参与到了旅游发展中；政府也积极为玛雅民族与外界交往提供便利[12]。

发展能力提高。RobesYipingLi(2000)以加拿大温根遗址公园(WanuskewinHeritagePark)作为成功案例分析，指出民族旅游开发当中政府、商业组织和当地社区共同合作，共享利益，居民能参与旅游规划和开发工作，并且本土文化的商业化被作为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13]。

B.负面影响

除了经常提到的民族文化商业化和周围环境遭到破坏以外，主要还有：

形象失真。Gillespie(1988)指出旅游经营者对土著文化不恰当的描述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毫无保留的展现给游客都将影响土著人民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交往。土著文化非原真性的展演会使游客把土著人民看作是边缘的失去生命力的“古玩”而不是动态发展着的活的文化[14]。

就业受限。由于当地劳动者的技能和环境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当地人民在旅游业中主要从事低级的和低收入的工作，严重限制了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技能的机会，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受到限制[14]。

利益分配不均。由于资金短缺，大多旅游企业都不归土著人民所有。即便土著人民拥有旅游企业的所有权，收入分配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所以私人获得的收益依然很少。另外，尽管政府希望把旅游获得的收入用于促进地方的经济独立和改善人民生活，但实际情况是地方的旅游服务和设施多为外来投资者所有，所以旅游业的经济收益很大部分都被外部利益集团所获取[14]。

4.民族旅游目的地管理

国外对民族旅游目的地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包括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阶段、管理方法和目的地营销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NgaireDouglas(1997)将巴特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马来西亚三个土著岛屿的研究[15]；ClaudiaNotzke(2004)从四个方面(4Hs)(地理环境、文化遗产、历史发展和手工艺品)分析了加拿大艾伯塔省南部的土著旅游开发还处于早期试探性发展阶段的原因，指出其土著旅游发展还具有可观的发展潜力[16]；AlanALew.(1996)从民族旅游管理角度分析了美国118个印第安人部落，由于不同部落对于旅游重要性的估计以及旅游与其他部落活动之间的关系各异，所以他们的旅游管理方式也存在多样性，但对于大多数部落而言，部落首领的办事机构是旅游发展的主要执行和决策机构[17]。

三、国内民族旅游研究综述

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对民族旅游的研究日益关注，研究内容主要包含开发模式、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民族村寨等四个层面的问题。

1.民族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

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内学者主要提出了4种民族旅游的开发模式，详见表4。

2.民族旅游资源的研究

A.资源开发保护及其影响因素

大多数学者采用案例分析形式，结合具体民族地区的民族旅游资源，从旅游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等方面，提出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措施。(见表5)

B.资源开发的人类学研究

陆军，潘善环从民族学角度提出民族旅游资源的调查研究方法[18]；周俊满、陈芸先运用旅游人类学分析区域性民族旅游开发的条件与策略[19]；郭颖利用文化人类学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等[20]。

C.不同民族文化类型的开发

具体的民族文化类型包括民族歌舞、民族节庆、民族体育等形式。文斌(2006)分析了中国民族旅游节庆开发的现状，深入剖析了民族旅游节庆的主题设计、开发模式和运作机制[21]；徐红罡、田美容(2004)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歌舞旅游产品开发为例，建立了民族歌舞旅游产品管理模型[22]；殷群(2007)分析了大理白族歌谣文化的旅游功能及其现有开发形式，提出大理白族歌谣旅游产品开发的独立型和耦合型模式[23]。

D.民族旅游资源评价

近年来民族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关学者运用较多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价、定量评价、比较评价、综合评价等。定性评价主要从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类型结构、资源等级和价值等方面展开，如陶犁从资源的吸引向性、资源开发潜力级别、资源开发限制型三个方面对云南怒江州旅游资源进行定性评价，同时还与相邻3个旅游区作了比较评价[24]；定量评价主要是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等进行评价，如熊辉、彭重华、朱明(2007)以湘西侗族村寨景观为例，从景观的功效性、生态敏感度、美感度和民族性四方面建立民族村寨景观资源评价体系[25]。

3.民族旅游市场研究

相比民族旅游资源的研究，民族旅游市场开发的研究文献较少，但近年来有一定的增长趋势，研究角度主要分为两大类：

A.消费行为特征

早在1998年，薛群慧，邓永进就研究了民俗旅游消费需求的激发及其影响因素，总结出民俗旅游消费行为具有时间性、民间性、重复性和文化性的特征[26]；吴忠军，唐晓云通过分析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国内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需求与消费行为特征、游客的时空分布，运用调研结果对龙胜现有旅游产品进行诊断，并根据诊断结果进行产品规划及项目设计[27]；田美容以西双版纳傣族歌舞为例，通过分析国内游客对傣族歌舞表演的期望、满意度以及对传统性的态度，从而研究游客对歌舞旅游产品真实性的心理认识，以及傣族歌舞各要素对游客真实性体验的影响[28]。

B.旅游市场开发

如贾银忠(1997)提出民族旅游地要抓住香港回归的机遇，通过旅游市场营销和广告策划，吸引中外旅游者在香港回归后来大陆民族地区旅游观光[29]；王冬萍，阎顺(2003)对新疆1998年至2000年国内游客的构成、旅游目的、旅游花费情况等方面的分析，对其旅游市场发展提出若干建议[30]；车婷婷(2005)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通过调查分析其国内市场结构情况，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对近期客流量进行精确预测[31]。

4.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民族村寨”是指具有一定地区性的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价值的村寨(刘婷，2002)[32]，它是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载体，是一类重要的民族旅游景区。“民族村寨旅游”是指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为旅游目的地，以目的地人文事象和自然风光为旅游吸引物，以体验异质文化，满足“求新、求异、求乐、求知”心理动机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它属民俗旅游范畴，又具有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的特征(罗永常，2003)[33]。由此可见，民族村寨旅游作为民族旅游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逐步成为学者研究和讨论的热点。

A.发展模式研究

目前学者提出有两种发展模式：一是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村，二是建立生态博物馆。民族生态旅游村是在民族村寨直接接待旅游者的一种旅游模式。如沙爱霞(2004)认为民族生态旅游村的开发强调村民是旅游开发的主体，它把村寨的环境、文化、村民结成一个整体“产品”，再将其投入市场。这极大地增强了民族传统文化自我保存、发展的功能[34]。生态博物馆是把活的社区视为保护对象，它对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整体保护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形式，也有利于科研价值和旅游价值的开发[35]；目前我国在贵州、广西和内蒙古地区都建立了生态博物馆。

此外，还有张华明，滕健(2006)从另一角度比较分析了现有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三种模式：梭嘎模式、深圳民俗村模式、郎德上寨模式，并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村寨为例，提出CCTV模式(Conservancy、Company、Topic、Villager)[36]。

B.社区参与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黄华(2004)总结出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的类型存在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的两种分法，社区参与的阶段分为个别参与和大众参与、无序参与和有序参与；社区参与的层次主要有基础参与、一般参与、重点参与和主题参与四个层次[37]。罗永常(2006)分析了社区参与旅游产生利益分配不公的原因，说明了此现象既与社区主观上的能力与意识不足有关，也有制度缺失、理念错位和体制障碍等原因，对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38]。

C.旅游影响研究

比较有价值的研究包括钟洁(2005)从旅游环境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三方面对1995年以来中国民族村寨旅游效应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既反映了当前学者对民族村寨旅游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也提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重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39]。茆长荣(2006)以广西龙胜平安壮寨为例，从生计模式、居住文化等方面分析了旅游开发对传统村寨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并表达了是价值取向引导重新塑造的居民的价值观念[40]。

D.旅游需求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比较欠缺，主要有向延平，陈友莲(2006)根据武陵山区民族村寨的发展情况，针对其旅游营销存在的问题，指出可采取的民族村寨旅游市场营销的模式[41]；李旭东，唐莉(2005)通过对四川羌族、藏族、摩梭族村寨的游客对民族文化真实性理解的调查研究，得出真实性与游客满意度有直接联系的结论[42]。

四、总结

1.国内民族旅游研究的新点与热点

综观国内外关于民族旅游的研究，国外学者在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方面，较为广泛和深入。国内学者在多元化和本土化研究方面的新点与热点则更为突出。见表6和表7。

2.国内民族旅游研究的深化

伴随我国民族旅游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民族旅游发展需要建立完善的理论支撑体系。并应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化：

A.加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综合普查和科学评价。

我国各民族旅游目的地还没有民族文化资源的全面统计资料，不利于对资源存量的认识和质量的评估，也不能有效地针对不同文化资源采取不同保护和开发方式。同时，由于学者对民族旅游资源没有统一的界定，导致资源的评价范围和标准缺乏规范性，对实际工作的贡献也很小。

B.积极开展民族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

国内对民族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研究，特别是从旅游者类别划分来分析这些特征的研究几乎为零。这种现状一方面是因为民族旅游地在开发之初是资源导向型的发展，对旅游者的重视不够；另一方面是国内关于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特征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本来就薄弱。因此，今后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只有增进对民族旅游者的了解，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旅游的价值。

C.构建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的理论体系

目前关于民族旅游产品的研究多是个案分析，研究内容侧重于产品开发中文化保护的问题，较少涉及到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经营管理。因此，作为一类特殊的产品类型，民族旅游产品开发应该要有专门的开发与管理理论，才能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D.探索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模式

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模式主要指经营管理模式和区域合作模式。民族旅游目的地在地方自治的发展背景下，不同地区应当根据自身条件和特征进行经营管理，必须加强对民族旅游目的地尤其是欠发达民族地区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探索解决旅游发展带来各种问题的路径和方法，尽可能使旅游业的功能最大化。同时，随着区域民族旅游的发展，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实现区域合作的效益最大化，而且能够带动落后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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