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变”、“不变”的独特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性问题。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变”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和不可遏止的创新趋势，“不变”表明马克思主义发展各阶段一脉相承的统一实质。但是，“变”与“不变”本身就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只有用辩证的而不是形向上学的观点，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变与不变/绝对与相对/辩证法

【正文】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推出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颇为发人深省：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一成不变”。“一脉相承”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变的部分，只有这部分恒定不变，才能前后相承，若总是变幻不定，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脉也就是断了，也就承袭不下来了；“不可能一成不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的可变部分，它们“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十五大报告），而发展就是突破和创新，就是改变原有形态。这样，十五大报告本身就蕴含着一个重大的课题，需要从理论上来回答：马克思主义中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可变的？变与不变的涵义是什么？它们又是什么关系？十分明显，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马克思主义作为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最早为恩格斯所演绎。他在《反杜林论》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总结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即发现唯物史观和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并认为，以此为基础，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为科学。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包含着深刻的意蕴，它实际上指明，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三部分所组成。列宁沿着恩格斯的思路，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哲学，把剩余价值学说理解为经济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论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三大板块。可是列宁同时期还说过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注：《列宁选集》第2卷，580页。），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是否充分地概括和体现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呢？80年代就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止三个来源，近代欧洲人道主义思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因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不只包括反映无产阶级要求的独特的阶级内容，还应包括反映全人类历史和进步的共同的东西，因为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此外，近年来随着时代精神的关照和文本研究的深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晚年人类学笔记等不仅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而且其中蕴含的马克思的新的理论创意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所有这些新的发掘成果在传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远未反映出来。所以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说是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的产物，它只不过是从内容的区别和特点的视角反映了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意向和所作出的努力而已。恩格斯说，对体系的追求“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达到所谓绝对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15页。）。而真理是个过程，任何现实的体系都达不到绝对真理，只能反映阶段性认识的成果。这样体系本身就包含着一个二律背反：体系追求永恒真理，而现实对体系的表述又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这就是个矛盾，一切体系都处在这种矛盾中。深入思索可以发现，这个矛盾实际上是动态中产生的矛盾：体系要想达到绝对真理，只能面对逝去了的静止不变的现实，但任何对现实的概括都难以预测以后的发展和变易，因而这种概括又不具备终极真理的本性。这就是说，体系的难题发生在如何对待科学发展中的变与不变的问题上，体系只能去面对不变，而现实、科学、实践却总在日新月异地变，体系当然也要随之而变，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视角。可以设想，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体系，要成为真正有益于人类和社会进步的科学，就必须放弃对所谓绝对真理的追求，而老老实实地面向历史和现实。这就要把体系当作一个现实体系，把体系的浩瀚内容区分为变与不变两个部分，对于确定不变的部分，要永远坚持继承下去，对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部分，要用动态的眼光留有认识发展的充分余地。这样就既能坚持体系的既有成果，又能依据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把体系不断推向前进，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邓小平也是这样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构成部分的，他说：“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91页。）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这种概括要优于从横断面上按不同特点所作的三部分的划分。那么，马克思主义中一脉相承的不变部分是什么呢？首先是理想，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纲领，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千百万先进人类不懈追求的明天和彼岸。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贡献就在于它使共产主义摆脱了空想主义的桎梏，置于完全科学的基础上。如马克思所指出，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页。）其次是信念，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坚定信念。理想靠信念来支撑。没有信念，理想就会成为空想和幻想。信念不是迷信和盲从，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反衬了共产主义的未来，是我们坚定信念的可靠依据，有了共产主义信念才支撑我们不屈不挠为改变现实状况而斗争。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73页。）所以他一贯主张“军队里要讲信念，……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理想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91页。）。第三是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理想信念的现实化、实践化。共产主义是美好的明天，人民就在眼前，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就是一句空话。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就要为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富裕和幸福服务。第四是立场，永远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边的立场。在革命斗争中要站稳阶级立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做人民的公仆，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自己一切决策和行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第五是观点，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与通常的唯物质至上的旧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把实践作为现实世界的根基，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就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页。）这种唯物主义坚持物质自然界的先在性，但对事物、现实、感性不是只“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坚持这种观点就坚持了人的主体地位，弘扬了主体精神，努力在人的价值和需求的基础上，达到人与自然、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这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唯一正确的观点。第六是方法，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正确运用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观察和思考问题，把千百年来一切先进哲人积淀起来的方法论财富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真正做一个智者和爱智者。第七是精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只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在当代的中国，在长期“左”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束缚下，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它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不变的精髓。上述这七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始终一脉相承、永不变易的精华和脊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由这些规范来定格、定性和定位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论怎样发展变化，这七个方面不可变，不能丢，必须永远坚持，否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不是个问题，但在实践中却是个大问题。在当代中国几乎没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而发展就是变化，是上升和前进式的变化，承认发展自然也就承认了变化。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式的理解，造成了一种反常的畸形心态：承认发展而拒绝变化，一提到变化就神经质地反问：“往哪儿变？变成了什么？”宗教神学把自己的教义当作万古不变的信条，只许信奉，不容改变，变就意味着偏离了正统，走向异端。过去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人曾用这种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就是只能坚持和运用，而不能有什么变，变就是远离真理，滑向谬误。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和心态，一个时期在思想理论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一成不变论。这种理论容许抽象地谈论发展，甚至也不乏大讲列宁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贡献，但是，他们所理解的发展主要是运用和顺向上增添新的经验和事例，绝对忌讳突破和创新，更不能讲马克思的自我校正和自我改变。因为校正、突破、改变和创新都意味着原有结论的贬值和失效，而这无异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亵渎。所以我们看到，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除了列宁的一国胜利等少数观点外，几乎全是一脉相承永不变，一个半世纪以来自始至终一个样。这种观点打着坚持和遵循的旗帜，貌似忠于，其实十分幼稚，从根本上违背了辩证法。世上万事万物一切皆变，一切皆流，无不处在变动和发展中，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一成不变？邓小平说：“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83页。）永远一成不变，原地踏步走，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任何生机和活力，就会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僵固无用的教条。一成不变论或许出于良好的用心，但最终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引向死胡同。与此同时我们更注意到，这种观点与其说是产生于认识和观念上的偏颇，勿宁说是闭目塞听，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所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原理、结论不断丰富、充实、突破和深化的历史，其中包含许多观点和见解在实践的锤炼、磨合和激荡中不断地改变和更新。这里仅以马克思为例，列举几桩事实：1.1846年，马克思在其第一部成熟的哲学代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古代社会存在着部落所有制，其“社会结构只局限家庭的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页。）但是到了50年代，马克思又把现存的东方公有制作为历史的活化石，认为原始社会的最初原型应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到了70年代末，马克思又借鉴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认为史前社会的真正秘密是存在氏族公社，而氏族公社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而这也正是从财产公有到财产私有的发展过程。所谓部落所有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对表述古代社会的特征来说，都是不甚确切的模糊用语，它必然随着科学发展而改变，最后为氏族公社所取代。2.《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迄今存在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论断是基于原始社会存在部落所有制作出的。因为部落所有制是原始家庭的扩大，而当时的家庭已经存在由战争和债务交易而产生的奴隶，隐蔽地滋生着阶级压迫关系。正是由于对史前社会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才将后来私有制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一直贯彻到人类社会的起始阶段。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以确定的事实材料澄清了氏族公社无私有制、无阶级、无国家的实质。鉴此，恩格斯才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加注指明，只有原始公社解体以后社会历史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注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历史源头和起点观念的重要改变。3.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从世界历史思想出发，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级是历史的进步，它将为共产主义革命奠定物质基础。但是到了晚年，马克思则反对俄国等东方国家重蹈西方世界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的灾难和痛苦的覆辙，主张在各种必要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一条更简捷便利的通向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之路。这是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思路的重大改变。4.马克思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提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认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运动的特征，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被解剖之后才能理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解剖将能使我们透视以往一切已经覆灭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但是到了晚年，当马克思研究了摩尔根等人提供的史前时期的历史资料以后又认为，对高级社会形态的认识不能代替对史前社会的具体研究，在完成人体解剖以后，还必须进行猴体解剖，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就是进行这种猴体解剖的体现和证明。5.在70年代以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论著中，一贯强调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本要素在社会发展中一以贯之起决定作用，历史的演化就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更迭和重新组合。但是在70年代末的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在原始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氏族血缘亲属关系是最早的社会关系，指出这种关系“不是观念的，是物质的，用德语说是肉欲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503页。）他一方面肯定了财产关系“在为时较短的文明时期中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538页。），但同时又指出，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前的漫长时期内，血缘亲属关系又曾对远古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过决定作用，在文明时期也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个认识是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机制原理作出的重要的改变和补充。6.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一直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是东方社会现实的主要特征，而且由于它的公有制性质，还可以设想它存在于整个私有制之前。因此，亚洲公社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欧洲古代公社所有制就是来自东方，由此才形成了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提出的亚细亚、古代、封建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演进序列。直到1870年，马克思仍坚持认为，公社“起源于印度，因而在欧洲文明国家发展的初期都可以看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637页。）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认为东方的印度公社或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欧洲各国历史的开端。但是到了1881年，马克思在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又改变看法，他说德国的农村公社“是自生的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亚洲现成输入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3—434页。）。7.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曾说过，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但在晚年对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要和评注中却改变看法，认为在“《摩奴》中发现了存在公社土地占有制并且同时产生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痕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44页。），“已有了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45页。）。结论就是东方公社具有二重性，在以公社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还存在房屋及宅旁园地的私有制。8.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认为，农村公社是东方落后的渊薮，西方列强的侵略，破坏了公社的基础，造成了“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7页。）。马克思对俄国公社也持这种批判态度，声称，对公社“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421页。）。还曾批评了弗列罗夫斯基对“俄国形式的公社所有制的天意性质还抱有一些幻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646页。）。可是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已面临危机的条件下，又改变看法，主张保存公社土地所有制，认为英国对印度公社制度的破坏“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48页。）对俄国来说，公社已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1—432页。）。9.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一直认为，民族解放斗争必须依赖于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和前提。当时马克思曾就波兰独立问题说过一句名言：“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波兰解放波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10页。）。但是到1866年，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却转换角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对波兰独立的依赖关系。马克思说，波兰独立“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22页。）。在爱尔兰独立问题上，马克思曾径直讲述了自己前后改变看法的原因：“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助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问题才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98页。）如此等等，不再例举。上述事实可以引出两个结论：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动态的，变化发展是它的本性，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认清马克思主义的变化及其趋势，最后综汇起来，进行具体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切不可以为凡是马克思说过的或写过的都是他一生始终坚持的。就连马克思自己的认识都是在动态中存在的，我们今天怎么可以用一成不变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呢？其二，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变化着的不是它的本质、信念、宗旨和精髓，而是具体的观点、原理和结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凝聚，是对历史、现实、科学和实践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晶，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源于生活实践植根于科学的沃土。时代的跃进，实践的深化和科学的发展必然使立足于从前科学和实践水平的原有的观点或原理钝化或过时，基于特定的事实所作出的结论也会与新的实践相冲突，要求用新的结论来取代。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格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宗旨和基本的原理、观点、方法是不变的，可是具体的观点、原理和结论却是可变的，处在动态的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决非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或写过的具体观点和结论，这些看法和见解往往带有时代的烙印，不仅可能与迅速发展着的科学和实践水准相疏远和背离，而且也经常为经典作家们自己所扬弃。一些具体的结论如远古时代存不存在部落所有制，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关系等问题是如此；一些重要的观点或原理，如生产关系是否在社会发展中一以贯之起决定作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也是如此。在这些具体的观点、原理或结论上，一成不变，墨守成规，便无法应对生动变化的事实，也就发挥不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巨大功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理想、宗旨、精髓等虽然十分重要，但也带有一种信仰和信念的性质，虽然它决定了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但不具有或较少具有实践操作功能。马克思主义中的具体观点、原理和结论虽然是可变的，经常处在发展更新中，但它面对实践和事实，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功能的主要载体。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树的常青常新主要就体现在这里。总之，理想、信念、宗旨和精髓等的坚定性，辅之以具体观点、原理、结论的灵活性，这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提供给我们的宝贵启示。我们经常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宗旨及立场观点方法等，这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不变实质，其次才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动态的眼光，逐一考察具体观点、原理和结论的适宜性，有分析地决定取舍，这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从马列主义到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这次飞跃以中国特殊国情为背景，突破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传统革命格局，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伟大历史壮举，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峰区，它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地超越了历史与现实，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以往发展阶段相比，邓小平理论产生于中国和世界的深刻的发展与变动中，这种变化自二战以来的半个世纪中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经历后所面临的新的激荡等，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和当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态势和格局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沉的反省与思索。面对这种深刻变化的现实，马克思主义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必须面向实际，转变视角，以新的观点来坚持，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面临的最尖锐的挑战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体的，社会主义的颓势、溃败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效和不灵。问题恰恰发生在这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但没有充分发挥其先进性和优越性，反而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生产力裹足不前，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政治上权力过于集中……。社会主义并没有像理论和承诺那样给人民带来实惠，反倒衬映出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反差和嘲讽，必须以革新社会主义为机缘，对马克思主义大力地创新和推进。邓小平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无畏的胆识与气魄，深刻地总结了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具体国情出发，彻底反思了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以改革开放为国策的建设社会主义畅通之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极大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若干重要的观点、原理和结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巨大变化体现在同志十五大报告所概括的“三新”上：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总是习惯于向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倾斜，这虽然有其时代的根据，但要把这种理解绝对化，原封不动地带到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指导经济文化建设，那就是一种陈规，必须加以突破。继承前人不是不问时代条件，照搬革命时期适用的方法和框框，而是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由打碎旧世界向建设新世界倾斜和转变。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面对许多过去从未遇到的新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突破旧的传统认识和观念的束缚，走上建设新世界的正轨。邓小平理论适应历史转折的需要，首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准确定位，这是对列宁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灵魂和精髓论断的深化和提升，是突破陈规，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思想前提。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率先摆脱了对马克思主义囿于革命、斗争、批判的狭窄理解，开拓了马克思主义面向世界和平、面向经济建设、面向人民幸福、面向国家富强的新境界。邓小平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照搬外国、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绝对对立不相容等观念统统排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之外，而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思想体系上来理解马列主义、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一国两制等确立为符合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这样，在邓小平理论中就蕴含一个既与传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有许多发展变化的新的马克思主义观，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面结合观、摸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社会和谐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观、强调主体作用的人学观、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等等，皆属于此。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柱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理论和观念的变化上。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为代表，集中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文献体现。但是囿于时代和实践水平的局限，这种社会主义理论也存在三大弊端：一是仅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践社会主义问题没有纳入视野；二是还存在某些空想性，甚至设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三是对社会主义只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特别是从所有制和分析制度的变革方面去理解，而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创造新的劳动生产率的功能强调不足。这些理论上的缺陷被第一个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苏联承袭下来，他们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抑制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没有充分体现出新制度的优越性来。邓小平理论是对苏联和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深刻总结的产物，是从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一现实国情出发，站在时代高度，对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理性地反思和选择的结果。邓小平理论直指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在中国的翻版，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全新的回答，极大改变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面貌。在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在于单纯变革生产关系，而是首先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夺取政权就可一蹴而就，立即就建成成熟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中国这样东方落后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并非就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只是清一色的公有制，而应在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不只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一种分配制度，而应适应不同所有制的存在，同时以非按劳分配作补充，等等。特别是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存在模式，消除了从阶级和制度方面对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体制所加诸的禁律。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安排整个社会生活，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的改变和重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一系列变革中创立的，它革新了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和世界格局的传统看法。过去长时期把国际关系看作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延长和继续，国内经济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国际间相互关系也以制度的矛盾和对立为纲，不是寻求和平和合作，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来发展壮大自己，而是以我划线，自我膨胀、自我孤立、自我恐吓，结果贻误了时机，延缓了发展，这方面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以极其敏锐的目光深刻洞察了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出现的多极化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原有格局。本世界初列宁作出的资本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即将来到的时代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效力。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新的视野来分析和对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理论一改过去关于我们时代是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极富创意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巨，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时代精神的体现。邓小平理论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变化和创新是巨大的，极富成果的。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具体的观点、原理和结论的变化。比如社会主义可不可以采取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资源配置方式问题；所有制可不可以多元化，这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的产权结构问题，它们都不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宗旨、立场、观点、方法、精髓等问题上，特别是在四项基本原则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并没有发生变化。正因为它们的主旨是不变的，一脉相承的，同志十五大报告才说，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帜。上述我们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变与不变的事实和道理，那么深入追问一下变与不变二者又是什么关系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变是绝对的，不变就跟不上时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就没有生机和活力，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但变也是相对的、局部的，变的只是它们的具体观点、原理和结论，而它的根本理想和宗旨等并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不变也是如此，也是相对与绝对的关系。一方面，不变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宗旨等绝对不能变，一变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但不变也是相对的，不变的只是它的根本和基础，并非全部不变，它的具体观点、原理和结论永远处于发展变动中。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而变与不变又必须用辩证的观点来把握，它们也是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既坚持，又发展，坚持它的根本宗旨和原则，又要抛弃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永远用发展的观点来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