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西部的大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开始的资源开发，经济开发，到现在的文化开发，人们已经渐渐地意识到了这一宏伟工程的复杂性，应该说，人们的观念正在日趋成熟。但是，事情恐怕比预想的还要复杂。这是因为现在所谓的开发，基本上还处于西部汉族地区的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因民族间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民族问题，将会逐渐显现出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西部大开发的进程。现代化是无可抗拒的，因为它最大限度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但现代化同时又是一柄双刃剑，她在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在同化着人类，使你在巨大的经济诱惑面前，不知不觉地丧失掉自我，丧失掉人之为人的最可贵的一面——人类自己的精神家园。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今天我们所狂热追求的所谓“全球化”、“现代化”，事实上已经包含有许多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因子。我们的对手在宣传“全球化”的过程中，使用的是地地道道的西方标准，他们所希望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如果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加选择地追赶这种“全球化”，最后只能像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去追逐一个财大气粗的富翁，永远不可能得到人家的正眼。当然，与国际接轨尽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风险，但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现在我们所能考虑的不是是否与国际接轨，而是怎样与国际接轨，才能在世界文化合流的大潮中独立潮头？怎样才能在茫茫人海中不丧失掉自我，并以独具品味的文化贡献，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现在有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寻找到了与世界接轨的资格，如藏族挖掘出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纳西族保存下了人类环保史上的经典之作丽江古城，侗族创造了美丽的风雨桥、鼓楼以及多重部“打歌”，赢得了国际文化界的赞誉……，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我们56个民族是否都意识到了整理自己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呢？一个民族要想被世界接纳，就必须具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不是强打精神装出来的，他必须有自己的干货。因此，作为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工作者，必须经常检点自己的文化行囊，看看哪些是“入世”的资本，要妥善保留，发扬光大，哪些已经成为前进中的累赘，必须抛弃。哪些还需要继续挖掘。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西部大开发这一宏伟工程的软件，政府文化部门，肩负的历史使命相当沉重。

更新观念：我国文化工作者在西部大开发过程

必须解决的几个观念上的问题

上层建筑永远服务于经济基础，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作为一地的文化部门，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如何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好自己的作用，这是每位文化工作者都应思考的问题。就文化工作而言，我是个绝对的外行，但我想，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我们的文化部门的许多传统观念恐怕面临着一个更新的问题。

1,树立西域中心说观念。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域外文明都是通过西域传入内陆的，但人们在谈到西域时，更多的是隔膜，因为中原中心说一直在无意识中影响着人们的内心世界，故而人们很少愿意生活在西域。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西部开发的历程。我们在做宣传工作时，应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大中国的观念。事实上也是这样，从地理的角度看，兰州、西安甚至重庆才是中国的中心，乌鲁木齐才是亚洲的中心。西部与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在地理位置上是最近的。这种中心与边缘观念的改变，再加之西域文明史的宣传，无形中就会拉近人们与西域的距离，减轻创业者心理方面的重负。

2,更新我们的资源观念。中国是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尽管只占到全国人口的12%，但其所占土地面积却高达62·5%。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这些兄弟民族绝大多数生活在祖国边疆，特别是西部边陲。那里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实施及时开发，不但可以繁荣地方经济，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从整体上增强国力，使我国尽早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但在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的同时，也应清醒地意识到西部所处地理位置是古代风水思想上所谓的“上风上水”，如果盲目开发，不但会造成资源方面的浪费，同时也会因环境的破坏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态平衡。因此，从长远角度计，在地力资源的开发上应慎之又慎，许多处于可开发与可不开发的自然资源，尽可能不开发。以往，人们一提到资源，想到的首先就是石油、天然气、土地或矿山，这些大自然的恩赐固然是资源，但被人们称之为穷山恶水的原始山野，充满传说故事的龙潭虎穴，历史悠久的古老宅院，赏心悦目的民间歌舞，隆重盛大的民俗节日，琳琅满目的传统工艺，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资开发的潜在资源呢？与有形资源相比，这种无形的文化资源可能更具潜能，只要我们认真保护，科学开发，这里将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在这方面的开发上，丽江、中甸、三江、石林都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甜头，有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但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有的还登堂入室走进世界艺术殿堂，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开发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已初现端倪。但也有一些地方因为不懂传统文化不可恢复的特点，拆真造假，破坏了本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源，这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文化的产业化不但可以使我们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使我们获得可持续性发展，使我们所属的地方文化优势，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地缘优势，人文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种转轨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不是破旧立新，而是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自然延伸，故而少有阵痛，更不会以环境的破坏作为代价，其优势显而易见。

3，重新树立扫盲观念。历史上，中国开展过许多次扫盲运动，但目的都是扫除文盲。现在，随着西部的开发，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便是如何扫除“族盲”。

由于地域等方面的原因，以往人们对民族地区文化独特性的认识是极为有限的。这在文化生存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的年代问题并不很大。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民族间的接触，文化间的碰撞，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现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会，人们很早便将“入乡问俗”作为一个规矩被保存下来。为了能使民族间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各种误会减少到最小程度，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介绍少数民族文化，使人们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并在了解的过程中获得彼此的认同。从前有些朋友对我说，藏族实行天葬，看起来很残酷，好好的一个人，死了还要被千刀万剐，切成碎块喂鹰，很难理解。与此同时，我也听到过藏族朋友对汉族丧葬习俗的不解，他们说汉族成天讲人死上天堂，但不知为什么人一死就被埋入“地狱”？其实，任何葬俗都是这个民族传统哲学观念的具体显现，对于其他民族匪夷所思的习俗，在该民族的哲学构架中都能得到非常合理的解读。以葬俗为例，藏族之所以实行天葬，是因为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能够升天，在没有现代文明的时代，升天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鹰来实现。汉族相信入土为安，所以汉族地区实行土葬。人们在关照异文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多有不解，原因在于人们对其传统观念的生疏。解读一个民族，应该首先从文化开始，只有文化上认同，才会有情感上的认同，才会有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西部大开发才有保障。因此，大力介绍少数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应尽早地提到我们文化宣传工作的议事日程。

4,树立多元文化是一笔巨大精神财富的观念。明眼人不难看出，近五十年来，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政治到经济，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体化措施，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文化方面，我们并没有采取简单的一体化政策，而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自由，在民族文化的认同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也是我们民族政策的成功之处。但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在文化认同方面所做的工作尚待加强。

我们在东部开发过程中，经济开发是成功的，但相比较而言，文化建设却存在许多问题，这一点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应引以为戒。另一个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是，东部开发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单一的民族间进行的，它所表现出的矛盾更多的是一族之内的矛盾，而西部开发则要涉及几十个民族，没有文化的沟通与认同，就会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民族纠纷，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西部大开发的进程，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毫无疑问，文化的认同决不等于文化的同化，恰恰相反，它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对多元文化的认可。以往，有些人也许一直将多元的民族文化视为政治一元化的障碍，其实，这种观点要不得。正如动植物学家一直在强调动植物品种多样性一样，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说亦极为重要。因为它可以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提供更为多彩的基因。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源泉，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一笔极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对此，我们必须百般关爱，把它认真地保护起来。

也许有人会说，变化是文化发展的自然法则，不破不立，旧文化消失了，还会有新文化产生出来，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维护过时的传统。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这是因为：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传统文化是特定时间、特点背景、特点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文化，它具有不可再生性，破坏了就是破坏了，推倒后再建，施工质量再好，也不是文物。因为文物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你不可能都复制出来。

其次，作为原生态的传统文化，它在创建新文化的过程中，具有着其他文化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搞生物遗传的科学家们在工作中非常注重生物基因库的建设。以水稻为例，人们在建立水稻基因库的过程中，人们采集的标本不是现有的人工稻的最好品种，而是生长在河湾的野生稻。这是因为野生状态下的植物具有极强的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具有着植物生长过程中所应有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将不同种系的野生品种杂交，就会将不同植物的最优秀的品质，遗传到人工品种上来。但人工品种则没有这个特点，所以人们在建设植物基因库的过程中只搜集这种原生态植物。在这里，我们反复强调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事实上也就是要在大开发之前建立起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基因库，将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保存下来。保存它的目的，一是以后可以用它来复制更新的文化——如服装设计师可以根据保存下来的少数民族的桶裙，设计出最时髦的时装，艺术家可以用少数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歌民谣，创作出最赋现代气息的音乐歌曲。以乐曲为例，我们现当代乐坛上的许多著名乐曲，都是从这个基因库中调取资料，创作而成的。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小提琴曲《梁祝》、动画片《百鸟衣》都是根据民间素材创作出来的。相反，如果你以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梁祝》这两组曲子很美，而以它们为基本素材进行再创作，不但会落得个抄袭之嫌，碰上法律官司，而且也很难创作出什么好的曲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文化对于新文化的创造，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没了它，新文化的产生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传统文化进行切实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应该从长计议。

最后我们还应提及一点的是，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特别是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展开，西方某些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所谓“西藏文化灭绝论”或“少数民族文化灭绝论”。正如上面我们所说的那样，现代化确实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提高兄弟民族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对少数民族贫困的生活状况置之不理。这一点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决定的。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展开，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我们就有必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将那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尽量保存下来，用事实回击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攻击。

5,澄清少数民族文化落后的观念。以往，人们在评价少数民族文化时，常常因其经济上的落后，而认为其文化自然也是落后的。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公允。所谓文化，其实它的所指只是一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又是由具体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说，一种文化只要它适应了它所存在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就是科学的，我们没有理由用我们的的价值观去评价其他文化。举例来说，汉族吃饭用筷子，洋人吃饭用叉子，你能说用叉子的就一定比用筷子的科学吗？在现代化的今天，许多发达的农村地区因过多使用化肥、农药，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反倒是少数民族地区科学地利用了自然资源，而使自然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现代化农业已经走入歧途，许多人认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很可能就是未来中国农业的楷模。

深入调查，摸清国宝：

我国文化工作者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属优秀的文化遗产，对此必须发扬光大；另一类属于中性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可能已经失去了旧有功能，但只要对社会进程不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也应该加以保存、开发和利用，如图腾崇拜，传统的民族节日等等；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有些民俗已明显落伍，有的甚至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如中国西南地区的施蛊巫术等等。当然，这类文化遗产同样具有文化史价值，应该抓紧调查，认真研究，使之不至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桩悬案。同时，也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陋俗，通过移风易俗，使我们的民族兄弟早日走出迷惘的阴影。

按着国际惯例，文化遗产常被划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两大部分，前者指的是文物，而后者指的是民间工艺、民间文艺、民间艺术等等。在国外，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常被国家文物局（文化财管理局）命名为“第某某号国家文化财”或“国宝某某号”。如韩国江陵的端午龙舟竞渡，安东的假面舞等等。政府为它们建有特定的传承馆，指定了特定的传承人，这样一来，不但活跃了一地的群众性业余生活，保存了一方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时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作为旅游项目之一，也增加了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的收入。从政治上说，它无形中也增强了当地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了政府与民间的情感交流，这种思想工作如润土的春雨，虽然没有大的声势，但服务到家，深得民心。

我以为，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像搞十套集成那样，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普查，看一看我们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究竟有多少？最优秀的羌族碉楼在哪儿？最优秀的打歌出自那个乡？最优秀的泥塑艺人是谁？最有代表性的窑洞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民族服饰最有特色？摸清这些国宝的家底后，上报国家文化部，并以政府名义，分门别类地进行命名，同时作为特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广开去。以前，我们的文化部门只是花钱单位，故我们所做的一切常被民间称之为“花钱事业”。其实，我们的工作完全可以进入市场。我们可以推出文化产品，开发文化市场，在获取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争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使我们的文化产业早日成为企业家愿意大把大把投资的朝阳产业，激活地方文化经济。

民族地区的移风易俗工作，最好由熟悉民族文化的同志来做，事实上，只要认真引导，许多落后的习俗也会为我所用，成为利国利民的新民俗。这类例子并不少见。譬如设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被视为无法根治的恶习，但是人们将它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福利，成了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一条有利渠道。

许多风俗都是经历了千百年历史而流传下来的，它的存在，肯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在进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研究一种民俗的来龙去脉，研究它产生的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充分考虑到其存在的合理性，然后再考虑我们对它所应采取的态度。一切违背科学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在民族地区尤为如此。如在南方某地，瑶族同胞祭祖。传说瑶族的祖先是一只狗，名盘瓠。有些地方干部以为是迷信，强行禁止。当地人很反感，说：许你祭黄帝，为什么不许我祭盘瓠？我的祖先是狗，你的祖先还是一条蛇呢？！人家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呀！

解放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总的来说是成功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但是在中，我们却着实犯了不少错误，以行政命令代替科学指导，譬如在云南的一些地区，就严禁当地人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阿柱婚。毋须讳言，阿柱婚本身是有许多问题，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其中也有许多合理的一面，如消灭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无法回避的婆媳关系问题等等。西部大开发现在只是开始，它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西部的汉族地区，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因为民族间文化上的差异而导致的误会，将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前，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干部不但懂政策，还要深入学习与少数民族文化有关的各种学问，甚至在必要时，各级文化部门，都应建立有自己的智囊团和自己的顾问班子。文化职能部门的专业化，研究队伍的职能化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以上，我们着重谈到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部门在开发大西北过程中所应起到的作用。事实上，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专业化，它同时也必然会要求社会各部门的彼此协作。我们的文化部门完全有机遇直接投入到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以开发为例，旅游资源的开发、文化资源的开发，完全可以视为我们文化部门的本职工作。譬如在我们的少数民族医学调查中，发现少数民族的许多民间土方都是十分灵验的。在东北的满族地区，生长着一种草药，身上有了什么刀伤枪伤，用这种草涂抹几次就好，远比西药高明得多。据侗族同志调查，西南侗族生男生女有秘方，这种东西在中国这样的人口比例大体持平的国都将这种秘方推向市场不一定合适，但对于人口性别比例相差比较悬殊的国家，未必不是一个福音。我们地方文化部门在传统文化的整理过程中，不要将这些调研成果束之高阁，而应将这些成果推向社会，与企业家联手，将祖国的传统文化推向整个世界。

在学术界，人们管民俗或民俗学叫“FolkLore”，它的本意是“民间知识”、“民间智慧”。其实，类似的民间智慧是很多的，只要我们深入调查，就会硕果累累。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走在世界的后面，严酷的现实很容易使我们的国人产生自卑感。其实，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相当丰厚，这一点是许多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一直无法进入美国的中药，现在不是也作为“绿色药品”进入美国市场了吗？在以色列这样以抗旱著称的国家，使用的不也是类似于我们新疆少数民族使用了数百年之久的“砍儿井”技术吗？在民间，蕴藏有无穷无尽的民间智慧，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对于增强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发展当地经济，弘扬当地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金珠藏药”等一批民族知名品牌的上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