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是世人无法回避的一种客观实在，有两个范畴。加引号的“西藏问题”是狭义的西藏问题，主要是指西藏分裂、独立，强调人权，政治色彩浓，具有国际性的特点；不加引号的西藏问题是广义的西藏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主要是指西藏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发展问题和现代化问题，强调主权与人权并重，主要表现在国内。广义的西藏问题实际上包含狭义的“西藏问题”。无论是国内和国外，西藏问题都十分尖锐复杂，都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西藏问题，研究西藏问题，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和对策。西藏问题的影响表现为三个层面：宏观，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世界性；中观，西藏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如西藏问题对中美关系和中印关系的影响等；微观，西藏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宏观和中观的影响属于“西藏问题”；微观的影响属于西藏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将西藏的现实作为问题来研究。

可以预料，进入21世纪，“西藏问题”将更加尖锐和复杂，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有可能加剧，西藏会成为“中国的科索沃”吗？西藏将是“下一个台湾”吗？西藏能够独立吗？这些都是亟待学术界研究和解答的重大现实问题。西方人的“西藏观”主要是由学者、官员、民众和传媒对西藏的认识构成的，传媒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由学者构成的思想库被称为“第五种权力”，他们对西藏的认识对西方人“西藏观”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西方人的“西藏观”对西方国家制定对华政策和“西藏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剖析西方人的西藏观和认识西藏的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的在于“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有利于弄清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西藏的看法和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认识西方人“打西藏人权牌”，制定代表其国家利益的所谓“西藏政策”的内幕和目的，支持“流亡政府”的分裂和独立活动，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利用“西藏问题”遏制和分化中国的根源；进行战略策划，在参与国际政治斗争中争取主动，增强危机应对能力，预防在西藏出现西方反华势力所期望的“中国的科索沃”。剖析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有助于增进中国和西方的彼此了解和信任，促进中西方关系的改善，为党中央解决“西藏问题”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事实上的西藏，对西方侵略西藏，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史实有所研究和阐述，而对西方的观念上的西藏，即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印象、知识、看法、态度、经验、情感、想象和认识（“西藏观”）等属于观念和心理层次的东西却缺乏研究。因此，对于中西学术界和藏学界来说，西方人的“西藏观”都是亟待填补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这便是了解和研究西方人眼中的西藏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西方人的“西藏情结”

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文明永远是一个神秘玄妙的难解之谜。作为东方文明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西藏文明更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然而，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越是如此，西方人越想看个究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自然情结――几个世纪来，西藏对西方人一直是一个谜。西藏雄踞“世界屋脊”，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其自然景观――神奇的雪山，辽阔的草原，宁静的湖泊，咆哮的河流，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雄伟的峰珠穆朗玛峰，神圣的冈底斯山，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成为外人进入西藏的天然屏障，被西方探险家和旅行家视为世外桃源和自然天堂，攀登珠峰，成为西方人的地理朝圣。西方人对西藏自然环境的向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生理需要，乔治·奥维尔说，没有比到中亚或西藏进行一次真正的游历更好的事了。西藏成为西方人看得见（有形的）的“香格里拉”――地理上的“香格里拉”。人文情结――西藏的人文景观，金碧辉煌的寺庙，苍凉雄奇的城堡，灿若群星的帐篷，风格独具的民居，古朴独特的民俗，神圣的活佛喇嘛，玄妙的法事活动，香火旺盛的圣城拉萨，具有无穷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将其视为净土和天堂，寻求精神寄托的乐土，成为西方人寻求心灵慰藉的看不见（无形的）的香格里拉――精神上的“香格里拉”。

青藏高原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藏族的聚集区，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致使外来文化难以进入，民族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藏、汉、回、蒙等民族文化和本教、印度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交汇于此。灿烂辉煌的西藏文明对世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西藏是佛教圣地，拉萨是闻名世界的藏传佛教圣城，是佛教徒向往的“香格里拉”。神秘、神奇和充满神韵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使青藏高原成为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旅游胜地，为中外探险家和游客所青睐。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在国外的独立和分裂活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更使西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特殊的砝码。

西藏和西藏文化令西方人着迷。喇嘛教，被西方人视为与基督教和天主教相通的宗教；一部《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经久不衰；一个洛桑然巴，蒙骗了无数有教养的西方人；一句六字真言，让西方人冥思苦想；西藏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达赖喇嘛成为西方人心中的偶像和明星；1997年被称为“好莱坞西藏年”，好莱坞成为美国重要的“西藏形象生产基地”，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信奉藏传佛教，皈依达赖喇嘛，成为活动的明星；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将“西藏问题”作为遏制和分化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西藏与西方结下不解之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海外藏族学者在嘉央诺布在《电影、小说中的西藏与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西藏评论》1998年1月号），追溯了西方人偏爱西藏和藏族文化的渊源。他写道，西方人对亚洲腹地的这块神秘土地的这种痴迷和陶醉，可能渊源于其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失落的基督教王国的传说。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出现，肯定促成了这个传说。在亚洲高地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王国的故事，可能是藏传佛教的寺院仪式与罗马天主教仪式之间的相同所引起的，例如在焚香仪式上，忏悔、礼拜仪式音乐、圣水的喷洒以及在由乡村牧师主持的田野祝福一样谦卑的某些仪式。对西藏的这种的“高卢式的”痴迷和陶醉，在本世纪初期由于大卫·妮尔夫人的作品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像古伯察一样，她实际上使到西藏旅行成为不可思议的行动。使西藏的魔术般的形象真正僵化的书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之名在英语中已找到了一个位置，如像已在人类社会消失的一个神秘宁静而充满神灵的天堂的一个标语。美国总统的乡间隐居处戴维营，最初由富兰克林·罗斯福亲自命名为“香格里拉”。

西方人对西藏的这种痴迷，有一种不祥的对应物。纳粹就对西藏可能是原始的雅利安故乡的场所的理论感兴趣，甚至对西藏人本身就是一个消失的雅利安部落的奇怪观念好奇。西姆莱于1939年派遣了一支很可能是由党卫军发起和资助的远征队，由霞飞尔上尉率领前往西藏，其公开身份是一支科学考察队，但是他们带着找到雅利安故乡的位置的秘密指令。在嘎伦·诺威尔的数以百计的摄影作品中，几乎都在赞美西藏的世外桃源般的美以及她的快乐幸福的人民的直率和精神。自从《消失的地平线》出版以来，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已经在其他小说和故事中频繁地更新，最好的一个例证是由理查森撰写的《西藏的玫瑰》以及兰贝特的《战争的骗子》和吉尔的《西藏》。

嘉央诺布认为，关于西藏的最原始和最不同寻常的小说作品，是皮埃尔·特勒的短篇小说集，题为《达赖喇嘛的故事》。克拉克的《神的九百万个名字》，是描写在西藏寺庙中制造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现的一位电脑程序员的短篇小说，这是一部离奇恐怖的科幻小说，讲述一个最终旋转的“半阴影区”。每个人都读过赫格的《丁丁在西藏》。关于西藏的一部幽默的英文书籍是《黑珍珠》，这是一部“绝妙的”好读物。也许描写西藏的最持久地流行的书籍的作者是洛桑然巴，他实际上是英国水暖工哈斯金斯（CyrilHoskins），尽管他的许多作品，如《第三只眼睛》、《来自拉萨的医生》、《古人的洞穴》、《与喇嘛一道生活》等，本来属于小说类（哈斯金斯声称，这些作品是以他从前在西藏生存的回忆为基础的），但是直到最近在西方还有相当多的人将这些作品看成是一位西藏宗教大师的真实记述。嘉央诺布说，西藏对西方人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某些变化或香格里拉故事的其他――古代传说的隐藏的、秘密的王国，已经失去智慧，在亚洲腹地的深处，并且在这种看法中是有力的神秘、玄妙的因素，似乎将一个梦幻般的本质插入到西方对于西藏状况的认识中，使她显得不如世界各地的其他冲突和危机那样刻不容缓、真实和重大。香格里拉的幻想主要与西方一些人的感情需要有关。正是西藏的这个像梦幻一样的“香格里拉”的本质，大多数可以在其社会和文化及其奇特的秘密宗教的中世纪的特点中观察到，这是西方人发现最有吸引力的。从旅行者到学者，都专注于西藏的这个特点，将西藏生活或文化的其他方面排除在外，无论它们可能对于西藏人多么重要。

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关注不是偶然的。除了把西藏看成其地理上和心理上的“香格里拉”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心理上，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其精神支柱西方文明难以解决人们面临的尖锐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不能满足享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西方人的精神需求和信仰需要，他们转而在东方文明中寻觅出路，于是东方文明的奇葩藏传佛教便因此而受到青睐。藏族民风古朴，乐善好施，粗犷豪放，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是生活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那些被物质文明异化，以“疏离”、“单一向度”和“妥协主义”为特征的西方人群所缺少的。宗教上，西方人认为藏传佛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是相通的，西方宗教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可以从西藏宗教中去寻找出路。文化上，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凸显出民族和地域的重要性，具有独特风格的藏族文化和西藏因而受到民族和文明趋同的西方人的关注。政治上，20世纪下半叶，由于西藏分裂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活动，加剧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从而使西藏问题成为与台湾和贸易并重的“3T”问题（Taiwan,Trade,Tibet）。而“西藏问题”主要是由主权、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构成的，这些问题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中国与西方反华势力斗争的焦点。

西方人对西藏的“发现”和认识

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发现”到了解再到认识的漫长历程。西方“发现”西藏的先驱，主要是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19世纪以前，他们主要是从文献记载中了解西藏，然后前往西藏的考察，后来才进入西藏，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些探险考察报告和游记，对西藏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对西藏已有一个基本的轮廓。19世纪，西方的记者、官员、军人和学者加入到入藏队伍的行列，进入西藏腹地游历和考察，对西藏的了解逐渐加深。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藏学家乔玛开西方藏学的滥觞，这标志着西方人开始具有对西藏的理性认识。但是在19世纪以前，西方人对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的真谛犹如隔雾观花，尚未窥见全貌。进入20世纪，1903年英国军队用枪炮打开了西藏封闭的大门，扫除了西方人进入西藏的障碍，为西方人进入西藏提供了地理上的方便；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盗走大量古藏文经卷，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文化上的便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使西方势力插手中国西藏事务有可乘之机；1913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引起了西方人在政治上对西藏的关注；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为西方人提供了用武之地。20世纪上半叶，内外因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人对西藏的研究，加深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59年发生后，大批藏人流亡国外，他们不但带走了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和档案，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满腹经纶的“西藏通”，一些藏族学者被西方大学和科研机构聘为教师和研究人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西藏研究，为西方人研究和认识西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西方掀起了西藏热和藏学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开了大门，中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西方藏学逐渐走向成熟；另一方面，由于西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活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剧，西方学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西藏观”基本定型。

文化交流是的互动的。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在西渐过程中，对西方文化和宗教产生了影响，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藏化；西方文化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产生了影响，西藏人和西藏文化受到某种程度的西化。中国西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了解。

由于民族、国家不同，经验、观念、知识水平、社会地位的差异，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并不是一样的风景，西方人的“西藏观”也不是一种模式，而是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学术界、政界、民间和传媒对西藏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笔者另有专文论及，在此不赘。

西方人认识西藏的“范式”和误区

西方学者在了解、认识和研究西藏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究“范式”。他们继承语言历史学派的传统，重史料的利用和语言的运用，其工具语言是欧洲的主要语言和日语，资料语言为藏语文和汉语文；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到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重个案研究（微观历史研究法，以小见大）、参与研究和跟踪研究；重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重视藏人的帮助和协作；在西方，藏学附属于印度学（梵文研究）和人类学或中亚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在了解、研究和认识西藏和藏族文化方面，欧洲和美国存在着差异：欧洲重人文科学方法，美国重社会科学方法；欧洲重传统，美国重现实。美国学术研究的动力是由“三力”构成的合力，即学者的智力，卸任官员的权力，基金会、财团和企业家的财力，这三力也是推动西方藏学研究的动力。

对于西藏的认识，美国人与欧洲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欧洲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价值，有时也看重其政治和战略价值。早期欧洲传教士从文化角度看西藏，他们对西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宗教和文化方面，将西藏当成传播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真空”；英国帝国主义兴盛时期，为了实现其争霸远东的战略目的，保住“大英帝国王冠是的珍珠”印度，向西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1913年又策划召开了“西姆拉会议”，这时，西藏的政治和战略价值超过了人文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欧洲人对西藏的认识，继承了其传统，即在重视西藏的人文价值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其政治和战略价值，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而历史短、文明根底不深厚的美国人，主要看重的是西藏的政治价值和战略地位，人文价值居于次要地位。美国人（包括学者在内）从与西藏和藏人接触起，就带有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主要是从政治和战略角度看西藏，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就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如创办教会学校、开办慈善事业等，实际上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培植亲美势力。近代，美国考察研究西藏的先驱、插手西藏事务的始祖柔克义，是一名驻华外交官。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首次派遣入藏的使者小托尔斯泰和都兰，是战略情报局的官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将西藏作为反共堡垒，视为推行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主、人权、民族自决、宗教自由等的“乐土”，客观上抬升了西藏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应当看到，西方的藏学打上了西方学术传统的烙印。在欧洲，“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Sinology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ChineseStudies（中国研究）”。早期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美国讲求实用，注重现实性研究；欧洲无论是语言学还是历史学，都属于古典研究，根本不涉及其他领域的研究。研究汉族历史和文化的欧洲“汉学”，经过美国人改造，发展成为研究地区的“中国学”，由民族研究发展到地区研究，从汉学角度的研究侧重于语言学、文学，从地区研究角度以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为重点。“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兴趣仅仅在当代，而把过去留给了历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学术的显著特征”。美国学者余英时说，费正清“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并不完全是从学术观点出发，更重要的是他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汉学从欧洲传到美国发展成为中国学，突出了鲜明的美国特色：由重学术发展到重政治；由重历史传统转变为重社会现实；由人文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由远离现实到服务现实，经世致用。美国的学术传统是“重模式，轻实证”。主导欧洲的实证史学，重“叙述”历史；占主流的美国的新史学，重“解释”历史。法国史学家贝尔指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目的在于为国家利益和战略服务，在很多情况下，表面上看他们在研究中国，实际上是要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欧美学术传统的渊源和差异自然影响到欧美的藏学研究范式，欧洲人主要用人文方法研究西藏，重传统，重实证，重学术；美国人主要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西藏，重跨学科，重现实，重政治。欧洲和美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待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的不同取向，以藏传佛教西渐为例，藏传佛教为求得在西方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适应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要“西化”。显密并重，先显后密的藏传佛教传入实用主义的美国后，其需要长期艰苦地闻思修、深奥而抽象、重修心的显宗受到削弱，其顿悟成佛、简明而神秘、重修身的密宗受到重视，吸引了大批西方信徒，禅定中心纷纷在各地建立。

美国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赖肖尔认为，美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有强烈的“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因此，他们“蔑视学问，更为强调的是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地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大凡有出息的学者，随时都愿意进入政界和实业界，以证明自己真正理解了在教室里所讲授的知识”。他说，美国学者力求使自己的知识有益于社会，“社会方面也靠近学者”，“助长知识界与政治接触”。“学者和官吏之间的这种交流，不论是为了政治，还是为了学问都是一件好事。由此，政府得以利用习惯于从广阔视野和高屋建瓴地观察事物的社会上的一个重要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另一方面，由此学者也可重新检验自己固持的理论，对照我们所生活的富于变化的世界中所展示的现实，为协调理论与之一致而不断获得外界动力”。总之，“学者世界与政治家世界之间不能有界限”。

嘉央诺布说，对关于西藏的许多旅行书籍以及有关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时代”类型的作品（大多数是由达赖喇嘛亲自作序、介绍的）进行考察，留给人们不舒服的感觉，即自从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这类书籍提供了关于西藏的有益文学主体以来，西方人的西藏观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影片中出现的西藏，要么是一种最终的精神退隐处，如像《千禧年》，《危险边缘》和《幺点冒险――当大地呼叫时》中，要么是一种魔术力量的储藏室，如像《通往香港之路》和《阴影》中。西藏被看成是西方人的“对立面”。西方人，无论其过失如何，都是真实的；西藏，无论多么精彩奇妙，都是一个梦幻――要么是一个消失已久的黄金时代，要么是太平盛世的幻想，仍然只是一场梦。在每一次这样的表述中，西藏人或他们的家乡和文化只是充当一个背景或衬托白人主角的更为重要的工作，有一个固有的和潜在的前提，即假如西藏为西方人的目的和需要服务的话，她仅仅是相关的。在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中，主角康韦是英国人。为首的喇嘛是欧洲人，就像大多数香格里拉的高级官员一样。西藏人基本上都是迷信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伐木者和抽水者，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来，都是一些苦力。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价值观念、学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原因和海外藏人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局限和缺憾。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缺乏认识，影响其对西藏的认识。旅居英国的藏族学者次仁夏嘉指出，在西方，大多数藏学研究者将其西藏研究领域确定在20世纪以前，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西藏不值得研究，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西方人迷恋传统的西藏，看重的是西藏的人文色彩，把西藏想象或描述成为乌托邦式的人间天堂，将西藏看成是静态的理想社会，以保护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为借口，惟恐西藏发展，从而成为自己所制造的“香格里拉神话”的囚徒。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杜维运指出：“西方汉学家用西方的一套方法，以重建中国历史，藉西哲的精蕴，以发国史的幽光，应是令人兴奋的事。惟中国学问，如天马行空，飘忽无踪，单凭方法，实不足羁系之。方法以外，灵活的运用，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极为重要。方法易学，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却不是一蹴可几的。不知中国的社会背景及民族习性，即不足以语此境界，西方汉学家的致命伤在此，西方汉学家重建中国历史的困难亦在此”。

从美国的中国学的缺憾可以见到美国藏学乃至西方人的“西藏观”的缺憾之一斑。美国学者“非常缺乏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经历，他们的著作往往只是其从事六年中国语言学习和几年的图书馆经历的产物”，这尽管被视为“在美国学术界中的特殊身份和高水平学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成果”，但却不能称之为“研究”。美国学者有“重事实，轻理论”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他们在研究中习惯于“框架与史料”的结合形式。美国的“中国通”和中国学大师费正清研究中国奉行的“冲击－回应模式”，实际上仍是西方中心观。近东研究专家爱德华·赛义德进行“东方学批判”，将“西方中心论”的统治地位称为“文化霸权地位”。他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人的想象被作为与任何非欧民族和文化进行比较时的权威标准。此外，还有一种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的霸权，他们自己反复申明先进的欧洲人对落后的亚洲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美国学者具有强烈的猎奇意识，嗜好探求差异性。

对西藏的神秘感，导致西方人对西藏文明讳莫如深；由于感情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偏见，造成东西方的对立，使西方人难以客观全面地认识西藏；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人重辩证思维，思考问题强调对立的交叉与和谐，西方人思考问题重对立的矛盾和斗争，致使西方人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形成不同的“西藏观”。西方媒体将西藏传统描写成香格里拉，西方的电影、书籍、报纸等共同塑造了西藏的“神话”，西方主流媒体既受到这些神话的影响，又继续延续着这些神话，从香格里拉神话发展到新香格里拉神话，最终成为相格里拉的“囚徒”。

美国的中国学家柯文倡导“中国中心观”，他认为，我们的研究必须“转向更加内在的取向”，“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就是说，要真正“进入中国内部，开始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和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实际上是要求美国学者彻底摒弃“西方中心”的文化霸权观念，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中国，使局外人获得局内人的感受。西方藏学界只有“移情”和“换位”，摒弃“西方中心论”，以中国西藏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与体验”西藏，才能得出符合西藏实际和中国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