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困境

1．1边缘化的经济区位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经济区位上的边缘化特征，首先表现为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在农耕经济时代，区域分工协作程度低，对现代交通的依赖性小。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生产自给自足，与外界经济发展差异不大，并充分利用当地自然地理条件，聚族而居，创建了其独特的聚落空间，而且其中一些传统村落，甚至因为处于茶、盐、粮、棉等关键生活物资输运线上而盛极一时。但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中，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由于位处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又受制于地理位置与现代交通不足的阻隔作用，难以有效地参与区域分工协作、接受发达经济体的辐射作用弱，长期被置于一体化区域经济格局之外，而逐渐被边缘化。再者表现为，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中的弱势、边缘化地位。由于历史、资源配置与控制的原因，政府对农村的要素投入和政策支持长期不足，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这种二元化结构在民族地区的表现尤甚，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能力弱，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出严重不足，投入来源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政策性扶持，而这种政策性扶持散落到广大的农村地区时，早已杯水车薪。

1．2农业生产模式更新的动力不足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现行农业生产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传统的自给自足式农耕经济特性，表现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农业机械使用度低，市场参入度严重不足，产品单一，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村落经济体远离当代市场经济体系，所获得的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少。由于农业生产的更新动力主要源于自发式改进，农业生产进步迟缓，失去了与先进农业生产模式的竞争机会，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无论是从发达国家的先进农业生产模式，还是从国内一些农业示范区（点）和特色农区的成功经验来看，农业生产的不断更新离不开3个方面的推动力：政府扶持、稳定有效的投入和农业科技，而且往往是这3种动力的联合驱动使之在农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上述3种推动力上都极度缺乏，农业生产发展更新的动力严重不足。

1．3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对现代生产模式的囿限性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非常大，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大多位于自然环境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如我国西南地形复杂的山地，西北干旱气候区。这些地区往往土地贫瘠，农业用地面积少，地块小而分散，水资源匮乏或农业灌溉困难，自然生产潜力小，农业气象与地质灾害多。这些因素大大地限制了现代农业机械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大面积推广使用，农业科技的推广和转化效率低，而且转化效用迟滞。需要因地制宜地找到其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特色农区，克服自然环境条件的囿限性。

1．4人口发展的退化趋势

首先表现为在数量上的人口空心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尽管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账面上的人口数量大，但在打工潮驱动下，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务工，常住人口少，传统家庭成了驿站式空巢，而且一部分农村精英在城市取得成功后，举家迁往城市。在当代社会经济背景下，交通上的便利性成为居民新住址选址的主要考虑因子，居民向主要交通沿线迁移，交通不便区的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消退，交通沿线村落扩张。再者是人口结构老年化、妇幼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富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和农村精英长期在城镇务工，由于收入有限、子女就学和医疗赡抚的问题，大量老年人、妇女儿童不得不留守农村，家庭结构残缺。最后是人口素质成长机制的严重缺失。当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现代农业知识，无力参与到当代农业竞争。传统村落的农民素质成长机制一片空白，农业生产技能仍然源于传统农耕模式下的朴素认识，几乎没有农民职业培训与教育。即使在基础教育上，传统村落学龄儿童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困难重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医疗卫生条件的欠缺甚至威胁到人口健康，社会生活公共设施更是极少。

1．5现代科技文明冲击下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间

断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生命力所在。在历史上，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其自身演进动力，如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宗族、民族内部紧密的生产协作、社会交往，表现出显著的内聚性。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面临严重的传承间断风险，所受到的冲击力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首先，现代交通、信息技术和经济一体化极大地压缩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的时空距离，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中，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俗被不断吸纳，传统文化符号和形式由于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和内涵被不断弱化，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基础被削弱，内外动力的失衡使得传统文化日益消退。再者，在我国多元文化格局中，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同化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大聚居、小杂聚的地区，日常生活中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服饰等往往被汉语言、大众化服饰所取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一统国家，在长期社会经济交往中，多民族文化之间不断相互交流融合，汉文化区在经济上的相对发达、在社会发展上的相对先进，使得其他民族传统文化在文化交融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最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断代和经济基础消失。文化传承的主体是人，在以往，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依赖于“文化继承人”制度，包括家庭式、宗族式或师徒式等模式，以人缘或血缘为纽带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演进。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形式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文化继承后继乏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经济基础，往往与农耕、狩猎或游牧等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有关，传统村落在融入现代工商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传统生产模式的地位越来越弱，村民商品化农业生产意识日益增强，传统文化原有的经济基础地位逐渐消退。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既有其自身演化的特性，亦有外部利用的干扰和驱动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须兼容并蓄，既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合理吸纳现代先进文化，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更新。

2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路径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由于在发展能力上的机能缺失和在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上的局限性，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找到实现其发展更新的可持续路径，避免“运动式”突击建设，重塑其发展能力。

2．1构建有效驱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动力系统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自我发展更新的内部动力严重缺乏，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观点看，传统村落的发展急需持续稳定的、有效的外部驱动力支持，在新农村建设中，有必要通过凝聚政府、市场、投资和农业科技等多方面力量，构建起推动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动力系统。正确认识各动力因子在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配合关系，对提升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驱动效应有重要意义。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应当成为传承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源。无论是从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更新，还是从推进新农村建设来看，其主体是当地居民，即农民。新农村建设在于提升当地农民参与现代农业市场竞争的能力，使其承担起传统村落更新的任务。农业科技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源，包括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当前传统村落的居民对现代农业科技的掌握和应用程度都很低，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恰当的帮扶协助形式，协调科技部门、现代农区和先进农业企业等多方力量，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方式，与农产品市场接轨，促使现代农业科技成为趋使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和持续动力。稳定有效的资金投入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资本动力。传统村落自身的农业投入能力极为有限，难以满足现代农业要求，要转变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方式，增加对资金投入的需求。甚至有学者认为新农村的建设核心就是钱的问题，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而言更是如此。农村资金问题是学界和决策部门甚为关心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已明确指出了方向。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拓宽传统村落的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增加财政资金和财政补贴的扶持，增加农村信贷力度，为传统村落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政府的扶持、协调和引导应成为推进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核心外部动力。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在市场不完善、当地农民参与市场竞争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政府于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承担的任务已为人们所关注。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力量和组织生产要素能力所限，在公共资源分配、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模式、引导外部资金投入农村和培养新型农民等各个方面，更是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2．2确立基于农业产业化与特色生态农庄的生产模式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一项关键任务就是促使其建立起适应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实现农村经济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和市场化。在农业生产方向的选择上，应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民族地区在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在现代农业科技的支持下，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和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农庄。由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自我发展能力的羸弱，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在资源调控、科技力量组织和引导市场要素上的优势和能力，使得其理应承担推进传统村落生产模式更新的重任。促进传统村落与农业教育科研单位的密切结合，开展专业生产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推进农村合作经营与农工协作经营，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促使传统村落融入现代农业市场。

2．3培养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实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更新的根本动力

在于当地居民的发展能力，而这种能力严重地依赖于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的培养。自新农村建设政策提出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新型农民”培养问题的重要性，国家也推动了多项旨在提升农民素质的实践措施和培训工程，如农业部的《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由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教育基础薄弱，科教力量不足，农民现代科技文化素养极为欠缺，农民素质提升的有效培养模式尚待探索，迫切需要形成培养传统村落新型农民的长效机制，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考虑。其一，建立专门的农民培训管理机构，形成农民素质成长的组织依靠。在民族地区普遍缺乏专业培训机构的条件下，培训管理机构应长期定向服务于农民培训工作，结合传统村落在农业生产和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实际需要，组织相关科技力量和专业人才，开展职业与文化素养培训及生产指导。其二，完善农民培训投入机制。通过国家和地方财政、社会资金及农民自身出资等多渠道、多形式的投入源，解决农民培训资金问题，特别是前者应有长期、稳定的投入支持。科技、农业、林业和教育等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教力量，以农业科教项目的形式实施新型农民培训的投入。其三，统筹城乡基础教育。民族地区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在教育资源配置、投入和政策制定上应向传统村落倾斜，切实提升传统村落村民基本文化素质。应支持民族教育，包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与习俗。其四，建设民族文化设施，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更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有着宝贵的物质与非物质传统文化，亦是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不仅要采取恰当措施保护这些传统文化内容，更要建设文化设施、场所，通过开展传统文化活动、项目等形式，并借助现代信息设施传承、推广传统文化。

2．4建立基于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

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更新的重要制度保障。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城乡一体化规划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民族地区更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更紧迫，在规划措施上，应重视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均质化和片面的城镇化，相反地，还要努力维护城乡的异质空间特性，特别是对传统村落在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传统文化符号等方面呈现的历史、民族和传统特质，应予以重点保护、适应。其二，应注重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在城乡的统筹布置，并适当向传统村落倾斜，以协助、培育其发展。其三，应强调城乡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协同化发展，生产要素市场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其四，应重视传统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更新规划。

3小结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实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性，有必要从空间发展体的角度，认清传统村落的发展困境所在，进而探求传统村落发展更新的可持续策略。制约传统村落发展的核心因子主要有5个：一是在现代经济格局中日益严重的边缘化经济区位，二是农业生产模式的更新动力严重不足，三是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囿限性，四是日趋严重的人口退化趋势，五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间断的风险越来越大。为此，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在可持续路径的选择上应重视4方面：一是建立起政府扶持，农业科技支持、资金投入和农民自主能力提高协调并进，有效驱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更新的动力系统；二是因地制宜地确立起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生产模式；三是建立培养传统村落新型农民的长效机制；四是以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构建起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与更新的制度保障。

作者：段晓凤薛兴华单位：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湖北民族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