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社会风险及风险社会理论阐述

1、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社会风险是现代性变异的产物。贝克把工业现代性称为“第一现代性”，把正在形成的以风险为中心特征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称为“第二现代性”，又称“风险社会”阶段。在第二现代性阶段，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工具被普遍运用。与此同时，“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也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由此可见，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产生是源于现代科学技术地滥用和现代性制度高度成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风险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吉登斯指出“：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它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它们。”全球化风险跨越时空地域的限制，一些局部地区的危机事件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外扩张，造成全球性的灾难。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等人站在主观主义立场上，认为风险社会在当代是一种文化现象，当今社会中的风险没有增多，只是人们感觉到的风险增多了。玛丽•道格拉斯认为：“风险应该被视为关于未来的知识与对于最期望的未来所持共识的共同产物”。在其合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这三类风险，这三类风险导致社会结构走向混乱、社会制度失范的无组织状态。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严峻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期，“风险共生现象”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极大威胁，正确认识社会风险的性质、特征、形成原因及规避路径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当代社会风险，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社会风险的实践性、现代性和全球性特点以及社会风险产生原因及根源，有助于我们自觉反思和寻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风险治理的正确路径。因此，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学家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对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原因和对策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其形成原因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自然外部风险和人造内部风险不断涌现，这严重地威胁和阻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地构建。在把握我国社会风险的多重共生特征，结合贝克、吉登斯等人对风险划分的基础上，现阶段我国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发展失衡所致的自然风险

自古以来，人类都面临着地震、洪涝、台风、火山等自然灾害地威胁，然而，现代社会自然风险人为性因素更为明显。人类为了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不断制造“人化环境”或者“社会化自然”。目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这就造成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局面。和谐社会构建中面临的自然风险主要有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三种，具体表现有水枯竭、森林资源枯竭、矿产资源枯竭、森林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降低、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加重、垃圾包围城市和环境污染向农村蔓延等。随着高风险工业的全球化，新型的、人为的风险正在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具有内在的全球化趋势，一个国家、区域的生态风险会造成全球甚至整个世界的风险。这些自然风险最终会导致全球性的风险：臭氧层破坏、海洋污染和全球变暖等。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如果人们不加以重视和保护，一旦资源耗尽，就会造成巨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并且这种危机带有毁灭性，给全人类带来无法弥补的后果。

（二）规则失范所致的制度性风险

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它具体表现为现有制度的不公正、缺乏新的制度应对风险、制度规则运转失灵所带来的社会风险。由于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规则已经失效，而新的制度、规则尚未确立起来，这导致诸多的社会风险。其一，社会保障滞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力，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总量依然不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显示，截止2010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5673万人，而列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的参保人数仅为10277万人，仅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6.8％。其二，群体性事件频发。现阶段中国不同社会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民众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机制，加之一些地方官员不准群众越级上访，隐瞒下情，这致使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出现波及范围广，涉及行业多，参与主体多元化等特点。其三，腐败问题严重。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体制存在漏洞为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腐败现象容易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甚至对抗情绪，从而危害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社会制度的建立是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它可以消除或缓解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阶层分化导致的结构性风险

社会结构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结构性风险是指由于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所致的社会共识弱化以及社会系统部分关系失调与运行失效。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断裂、社会流动固化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失衡直接导致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断裂、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这种不公平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和行业之间。目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还不是现代化国家所应有的“橄榄型”，而是“倒T型”。据世界银行《2003年经济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会达到0.474。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53，远远超过了公认的0.4国际警戒线。另一方面，社会流动固化导致社会阶层对立，仇官、仇富、仇腐心态严重。社会流动固化会导致社会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这会使弱势群体的剥夺感更加强烈，使丧失社会公平，导致社会不稳定；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可以激发社会活力。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公正失衡感，大约60％的人认为是由权力腐败、权力资本化造成。下层社会成员对众多富人财富来源及其获得手段抱怀疑态度，对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表示极大反感。当下层社会成员在体制内不能公平地向上流动，就有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至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这样的仇恨情绪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四）工具理性滥用导致的技术性风险

技术性风险是指科学理性逐渐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逻辑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和消极结果。科学技术不仅有正面作用，而且它的负面危害也相伴而生。前工业时代的许多风险依靠科技进步得到解决，这致使人们忽视了科技带来的风险，助长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及工具理性的依赖。在工业社会时期，很多的人造风险是由科学技术及工具理性的滥用引起的。科技的进步使我们这个社会拥有了毁灭自身的力量，造成我们进入风险社会、造成人失去应有自由的“不是恐怖和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正如贝克所言，由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可能风险———如化学污染、核辐射、转基因组织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范围，对这些风险的防范和治理已经具备了人类意识所无法企及的特征。科学技术的异化和工具理性地滥用已经愈来愈超越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甚至法律层面地控制，技术性风险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人类的生存。

（五）国际利益裂变导致的全球性风险

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深刻分化并充满激烈斗争的过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远不像整个星球都体会到的那样是一个日趋一致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受益程度是不同的，发展发达国家居主导地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产业分布上倾向于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投放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资源遭到过度开发，发达国家这种利用经济技术优势转嫁风险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是极度不公平的，国际间利益裂变的压力加速了中国社会风险地累积。此外，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甚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当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远隔千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每个人、社会、国家都处于这样一个相互影响和依赖的“统一体”之中，风险传递机制和风险生成机制使“统一体”所遇到的风险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这势必会导致原来局限于一个国家的或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限制扩大资本引起全球性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弱势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加严峻地考验，中国所经受的社会风险必然会更加复杂繁多。社会风险的分类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本文仅仅是对风险类型的一次初步探讨。此外，由于社会风险具有复杂化、多样化、非线性化和并发性等特点，因此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以上风险类型是相互影响的，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势，这使我国社会陷入了恶性循环的“魔咒”。如果其中一种处理不得当，就会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动荡。

三、和谐社会构建中社会风险的治理对策

社会风险具有历史性，人类社会正是在化解风险和危机中成熟起来。同样地，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与风险结伴而行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治理风险的过程。但是，前工业化社会的风险控制机制已经应对不了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新型风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对原有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进行改变和完善。

（一）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弘扬和谐社会主旋律

党的十八大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应对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多种风险的正确选择。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处理好经济建设、生态建设和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坚持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统一。例如，大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结构内部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调，统筹发展。社会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协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谐”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所需要的核心价值观念。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结构内部的关系协调，这也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全面、协调、动态地防御目前日趋严重的社会风险，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维护公平正义，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转型期社会存在着城乡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频发和腐败事件层出不穷等制度性风险，这些风险说明了社会中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地治理，这会严重地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风险社会存在的经济根源是社会利益分化加剧和利益分配不均，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公平的、畅通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才能消除社会风险产生的经济根源。一方面，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坚持以效率为先，同时贯彻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在政府的再次分配中，以公平为原则，运用经济立法、政策、税收、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在社会保障机制方面，政府要建立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低收入层的最低生活保障，重点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等问题，以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诉求渠道多元畅通,有利于各社会阶层、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和了解,有利于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三）整合社会阶层力量，顺畅社会流动机制

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易导致社会各阶层成员对立，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固化，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各种仇官、仇富、仇腐情绪滋生，引起社会隔阂、摩擦甚至社会冲突，这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是社会成员能够公正的、自由流动的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社会流动通常是指个人或群体从一种社会集团移向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另一个社会集团，或从社会集团内部一个层次移到另一个层次的现象。建设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利于打破社会流动固化，促使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发挥自身实力，积极为社会作出贡献；有利于缓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别造成的冲突，释放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不满情绪。一个社会的流动程度越高，社会阶层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程度越大，社会阶层之间变换的机会就越大，越能够鞭策社会上层人员持续不断努力以提高竞争力，越能够为社会下层人员提供公平的机会以实现自身理想。社会阶层结构越具有弹性，整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越小，整个社会就会越和谐。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整合社会各阶层力量，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保持精英的循环。比如：消除高考户籍限制制度、公务员的身份资格限制制度、农民工进城的就业限制政策等等，这就需要我国在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等。

（四）加强风险意识教育，提高防范风险能力

当前中国民众对风险的认知普遍淡薄、风险观念滞后、风险知识缺乏、避险措施简单。主要有两种错误的风险意识：一种是对社会风险的漠视；另一种是对社会风险的恐惧。当认知脱离客观存在的时候，公众不了解风险；在风险来临时，就会盲目相信谣言，盲目从众，从而造成社会恐慌，妨碍有秩序地控制风险，加大社会风险的危害。积极成熟的风险意识有助于风险的规避，这就要求培养和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帮助人们树立科学合理的风险观念。因此，我们要加强风险意识教育，提高公众认识和防范风险的能力。首先，通过风险教育扩大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其次，通过风险教育提高公众的心理素质，增强公众抗御风险的心理承受力，从而避免或减轻风险来临时的社会恐慌。第三，通过风险教育使公众密切关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具体风险，并对一些潜在的风险保持警觉。提高公众对风险的警觉和防范能力，有助于其自身的行为约束，也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风险控制的参与。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加强和谐文化的教育，在全民族树立和谐科学理念，增强全民族的风险意识，是积极应对和有效化解风险问题的思想观念前提。

（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搭建国际安全合作平台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风险具有全球性、跨国性和关联性等特征，这并不等于说中国要避免参与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巨大风险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既要敢于融入全球化,又要善于融入全球化，并且努力化解全球化风险。加强自主创新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也是扭转我国在国际上处于边缘位置的关键所在。这就必须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在国际合作方面，以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加大国家安全合作力度，发展多样性、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框架；增强国际社会间的共同利益、共同安全意识，建立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安全新秩序；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不断深化国际安全合作程度；建立灵活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比如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和增进国际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等等。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尽可能降低受到国际风险蔓延的威胁，不断提高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利益的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在全球化进程中挑战风险、改写风险，在风险社会中迈进和谐状态。综上所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处理好各种矛盾，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协调各个方面复杂的利益关系，构建合理的利益格局，正确对待科学技术地运用，积极融入全球化等等，才能较顺利地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轨道，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者：李翠单位：赣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