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以企业区位选择为中心的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LocationTheory)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理论的形成主要是在20世纪初至50年代。它最初是解释农产品的来源问题,与其有关的两个互补性理论分别由李嘉图(1821)与杜能(1826)提出。李嘉图建立了基于相对肥力的农业地理理论,但却忽略了运输成本;而杜能则正好相反,他考虑到了运输成本,但却假定土地是匀质的。而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及贸易增长所引发的工业区位的转移,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1909)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理论。而恩伦德尔(1924)与普雷德赫(1925)则把区位理论当作价格理论的一个分支加以研究;勒施(1946)扩展了区位理论的范围,将贸易流量与运输网络中的“中心地区”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胡佛(Hoover,1937,1948)修改了韦伯的体系,考察了更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投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伊萨德(Isard,1956,1975)增加了运输和生产的其它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关系;洛什(Losch,1940)把工业区位分析的对象推至多种产业,并分析地区中的城市规模和类型,从而得出生产的空间集中在没有资源、人口分布相同的情况下是由规模经济差异和最终产品运输费用差异所导致的结论:贝克曼(Beckman,1958)发展了洛什的研究,他认为对当地商品的需求会影响一个等级结构中的城市的规模;但米尔斯与拉夫(Mills和Lav,1964)却证明洛什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是不恰当的。①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区位选择实际上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自发行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市场及技术条件,使企业面临成本与收益的取舍,从而也得出一个区位选择矩阵，在区域经济的分析方法上,传统的区域经济学或明确地或隐含地假定空间是匀质的,进而完全抽象掉了空间因素,并假定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完全无成本地瞬时流动。但事实上,由于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等在空间并不均匀分布,而不同自然禀赋作为区际贸易的基础还涉及不同空间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也就应考虑其运输成本与流动性问题,所以,企业在进行区位决策时必须考虑与市场和资源的接近程度、生产成本、运输成本等诸多传统因素。现在还增添了诸如信息、创新、外部性、聚集效应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空间经济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是运输成本与生产及消费的规模效应,而传统的经济学却是把这些给忽视掉了,而这又正是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以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发展理论

区域发展理论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展起来的。这是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由于世界各国区域经济问题的出现,区域经济理论开始注重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发展与区域政策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区域收敛(RegionalConvergence)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成果,其中非常有影响的有增长极理论、发展极理论、累积的循环因果关系理论、中心边缘理论、依附理论、收入趋同假说等。也许在谈到区域发展理论时,不能不谈到一个概念———创业能力。它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而创业能力差异却往往是在国家经济背景下提出并也是解释国家差异或趋异的一种方式,但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区域差异。而创业能力差异却往往被认为是文化差异的结果。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对经济发展非常感兴趣,并且毕生致力于完善其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相互交织,无法分离。其主要理论便是创业能力、创新与制度环境。在其思想体系中,创业能力供给是经济增长率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创业能力供给又取决于“社会气候”,也即环境因素。创新成功则会形成“仿效者群体”,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将资源禀赋差异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后,引致国际贸易的这种空间异质性也能引致区际贸易,尽管国际贸易与区域贸易具有不同的边界含义。当然,如果要素完全可以流动,那么,真正流动的可能是要素而不是商品与服务。

总之,资源禀赋差异与要素在地区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不可流动性便会产生区际贸易。把区际贸易融入新古典经济理论,并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是瑞典经济学家俄林。他指出了个人在职业上的专业化与区域在地理上的专业化的相似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禀赋;同样,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其也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源基础与经济史,使其具有生产某些产品的相对优势或绝对优势。当然在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前提下,只要生产要素可以完全流动,不同地区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便可消除,这便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提出的区域收入水平趋同假说的内涵。但在一国之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发展趋势及收入水平是否真正会趋向一致呢?现实中的收入差异或经济增长差异又使得人们提出了地区收入趋异的假说。②很明显,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及资源禀赋并不能对区域差异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严格假设下,却能得出下列结论:贸易使区域价格结构趋同,生产要素价格均等,从而会缩小不同地区劳动/人间收入水平与福利水平的差异。而提出这一观点并做出数学证明的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48)。当然,其证明包括大量的简单化假设,这些简单假设并不符合社会现实。由于规模经济性的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影响,以及生产要素不能完全流动与技术偏好等原因,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假设受到质疑,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新经济地理理论。区际或国际贸易使所有的贸易伙伴从中受益,同时也使得资源稀缺的生产要素及商品得以丰富并相应降低了其价格,从而使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但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与人力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垄断程度、需求结构、内部市场规模、地理区位、运输成本及社会文化甚至政府部门的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各个区域受贸易影响的程度也不尽一致,区域贸易带来的利益也大不相同。这现象就很难从一般均衡理论中找到满意的答案,这实际上是各区域的贸易条件问题。与区域贸易理论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基地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是其基础产业增长的一个函数;这些产业都是出口产业,它们被吸引到某一区域的主要原因不是利用该区域的市场,而是因为该区域能够为产品出口到其它地区提供一个有利的基地,从而为出口产业提供了一种比较优势。这与后面所要讲述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具有相似之处。而且,任何一个地区,出口的初始增加会导致总收入与就业水平十分显著的增加或提高,这里面同样也有乘数效应问题。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将出口称为增长的发动机。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认为,经济发展的时机和速度取决于出口部门的成功、出口产业的特征及出口产业实现收入的支出结构;只有一种出口商品的地区或国家最终总是无法实现持续扩张,区域经济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三个因素:区域的自然禀赋、出口产业的特征、技术和转移成本的变化(Higgins和Savoie,1997)。在区域发展分析中,一般还是采用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的两分法,从而探讨不同部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成功的区域经济增长是因为出口产业的初始扩张导致了出口基地的扩大及区域内部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收支结构的状况又决定了非出口部门需求的增长,进而导致非出口产业形态的不断变化。这实际上是过分强调了出口部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对现实经济的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行为在解释区域收入增长方面只有较低的预测价值。传统的新古典经济思想认为市场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如果一旦偏离原来的均衡状态,具有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即使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体系并没有产生使其自身恢复均衡的力量,而更可能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累积的循环因果过程,这一过程使它越来越偏离均衡。这便是累积的与循环的因果关系所要讲述的主要内容,它既可以解释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同样可以用于解释区域的历史变迁。累积过程是双向的,市场力量的作用可能会加大而不是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一个地区的扩张对其它地区的影响通过扩散效应与回流效应来说明,也许劳动力、资本及服务流动的本身并不会阻挡区域不均衡发展的自然趋势,人口迁移本身就有利于迅速增长的地区,而不利于其它地区。也许没有哪一个概念象增长极那样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区域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作为提出这一概念的创始人佩鲁(Perroux)认为,增长总是被极化,增长极作为能动的创新企业聚集的结果能产生前向与后向效应,并通过传播机制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增长极常常发生在但并不总是发生在城市———中心。其理论所论及的经济空间是全球性的,所以,对于一个局限于国家内的区域计划来说,这个概念也许并没有用处,但它却成为地方政府制定发展战略的一个法宝,从而把佩鲁的增长极、发展极理论转变成为一种实用的工具。技术两元性或者说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两分法可以解释区域两元性或区域差距,因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一般集中在不同的地区。但技术二元性理论本身没有解释区域差距为什么存在?即为什么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往往会集中在不同的区域,使区域经济增长趋异,也没有解释什么是区域经济增长趋同或相互交叉。关于区域二元性的理论解释还有中心———边缘理论、雁行模式、梯度理论及带有激进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依附理论等。区域经济学家将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理论③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于是便产生了区域发展梯度推移理论。

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则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区域。该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活动大都发生在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而这种梯度推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而扩展开来。梯度推移之所以成为必要与可能,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的扩大及由此而引发的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费用节约等,从而使处于下一级梯度的具有某些比较优势的城市或地区成为该产品的最大生产地,而取代原来最高梯度的创新发源地,进而实现了技术及产品生产的梯度转移。当然,由于地区接受能力的差异,致使梯度推移只能顺次进行。

从上面论述的观点来看,梯度理论实际上是从静态的观点将不同的区域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梯度,从而使产品的生产技术依次转移。但从动态的角度讲,区域经济的发展受极化效应、扩展效应与回程效应三种综合力量的影响,而何种力量占主导地位,则将影响到区域经济所处的发展梯度及区域之间的差异。与梯度推移理论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们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列为不同的发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依附理论是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说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产物,主要产生在拉丁美洲。其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一般的欠发展、贫困及不平等地区,但它同样用于解释区域差距。该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和落后地区的持续欠发展及贫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今天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及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殖民史相联系,使得当地的企业家精神、产业发展等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限制,从而导致了欠发达国家对原宗主国的依附,即使是独立后的发展模式也常常带有殖民主义的烙印。作为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创始者艾伯特•赫希曼用“南方”(落后国家)与“北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说明了这种依附性的存在,并且他认为经济进步并不是同时进步,经济增长总是围绕着最初的增长点集中,这便导致了中心———边缘模式的产生。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J.弗里德罗、尤曼、帕洛夫等人同时提出了中心———边缘区域模型,他们将区域发展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工业化过程以前的资源配置时期;中心———边缘阶段;经济过程后边缘部分地域扩散时期;空间一体化时期(周定庆,1999)。从第三阶段开始,人口与经济活动在少数城市的过度集中引致聚集成本的上升,极化增长所赖以生存的规模收益出现递减,进而导致边缘区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