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在过去50年中的迅速增长，对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按标准的理论，贸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主要是关税壁垒降低的结果。但正如Kei-MuY（i2003）所指出的，这种传统的解释无法说明两个事实：第一，从上世纪60年代至世纪之交的1999年，全世界的关税平均税率大致降低了11%，但在这40年里，世界贸易却增长了3.4倍！若主要以关税税率的下降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则我们显然只能接受贸易对关税的弹性要超过20这个结论。而在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弹性大于20这已经在数量级上构成一个数量悖论（quantitativepuzzle）了。第二，从20世纪60年代到1999年这40年里，全世界关税税率的下调主要发生于1962年至1985年间，这24年中世界平均关税率下降了9%（从1962年的14%降至1986年的5%不到），而全世界的国际贸易在这段时期中增长并不快，国贸易对关税下调的弹性只有7；可是，从1986年至1999年这14年里，世界平均关税仅下调不到2个百分点，但国际贸易有了巨额增长，贸易对关税下调的弹性大于50！这就是说，过去40年中发生了国际贸易对于关税下调的“非线性弹性”。这两种现象都无法在经典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中得到理论的解释。

Feenstra（1998），Kei-MuY（i2003）,Grossman与Helpman（2002，2004，2005）等学者把国际贸易在过去20多年的飞速增长归因于“垂直专门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这种垂直专门化的生产与交易，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一体化”与“生产过程分散化”这两个过程的统一。Feenstra形象地用芭比娃娃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为例，对垂直专门化做了说明：一个芭比娃娃在中国、或印尼、或马来西亚这些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生产，而芭比娃娃的模型是由美国的母公司设计的，美国的生产单位又负责对娃娃的着色与打扮。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的售价为10美元，其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占35美分，中国的布料成本约为65美分。通过香港转口贸易，一个芭比娃娃在香港的离岸价格为2美元，即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的运输成本、仓储费、香港出口商的一般管理费用（overhead）与利润总和大约为1美元。在美国，生产芭比娃娃的母公司Mattel公司在每个芭比娃娃上赚1美元利润，这说明，一个芭比娃娃的主要价值链是分布于美国的进口、运输、配色、库存与营销环节上，这方面的价值总和约为7美元。1995年，Mattel公司凭这种生产活动全球化的垂直分工体系，在每秒钟可生产2个芭比娃娃，全年的营销额达14亿美元。

Grossman与Helpman（2005）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1998年的年度报告，给出了另一个“垂直专门化”的例子———美国小汽车：

“在一辆美国轿车的价值中，约30%是由韩国的装配线生产的，日本的部件与先进技术占价值的17.5%，德国的设计占价值的7.5%，台湾与新加坡的零件占价值的4%，英国的广告与市场营销服务占价值的2.5%，而爱尔兰与巴巴多斯的数据处理则提供了价值的1.5%。这就是说，美国国内所创造的产值只占37%。”

这种垂直专门化的生产方式与一体化的市场营销之所以可以解释世界贸易在过去30年内的飞速发展，并解释国际贸易对于全世界平均关税下调的非线性弹性，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当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分为n个环节在全球各地完成时，作为最终产品的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半成品与零部件就会依次经历过n个国门的海关，被反复地进口、加工、再出口、，由于国际贸易的规模是由报关的进出口量加总而成的，这样，在贸易/GDP这一比率关系中，分子不断地发生价值增值，而分母则是不变的，结果势必出现国际贸易对GDP的比率急剧上升。不仅如此“，垂直专门化”还可以解释前述两个悖论：首先，一旦全世界的平均关税下调一个百分点，立即会使出、入海关的n次的同一最终产品的不同价值载体在n道国境线上都享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使贸易对平均关税调低的弹性远远高于半世纪以前的弹性。其次，由于世界平均关税在开始（60年代）是处于高位的，当平均关税下调时，其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可能较小，但一旦过了某个临界值，垂直专门化现象就得以发生了，使贸易对关税降低的弹性随着垂直专门化的出现而发生了非线性的变化。

在经济理论界，对垂直专门化以及相应的贸易价值链切片式地分布于若干个生产环节的现象，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有人注意（Balassa，1967；Findlay，1978）。到上世纪90年代，学者们分别以不同的名词来概括这一崭新的经济现象，比如“对价值链的切片化”（Krugman，1996）、“外包”（outsourcing）（Grossman与Helpman，2002）、“生产过程的分离化”、“生产过程的分裂化”（fragmentation）（Arndt与Kierzkowski，2001）、“多阶段生产”（Antweilier与Trefler，1997）、“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与“产业内贸易”（Davis，1995），等等。Bhagwati与Dehejia（1994）基于跨国公司迅速改变产品生产产地的观察，称这种垂直分工经营方式为“万花筒式的比较优势”；Leame（r1996）称之为生产的“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等等。无论名称各有千秋，但本质上仍是指生产环节在纵向的垂直分布。可以说，对垂直专门化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当前最杰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力。

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国际贸易总量及其占GDP比率的大幅度上升都与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专业化、外包（outsourcing）过程密切相关。这种关联大致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将其生产过程“外包”（outsourcing）出来，从而将初级产品生产、中间品提供、甚至组装过程“外包”给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从而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以“来料加工”为特色的贸易方式；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出口产品中，又要以别国的原材料、中间品或半成品为“来料”，也就是说，中国进口品中有相当部分以后又会出口的，这是以中国为本位“外包”给别国。这样就发生了两个问题：（1）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的生产与出口的最终品中，有多大比例的价值创造过程“外包”给了中国？（2）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有多大比率是“外包”给外国的中间品提供商的？

以上两类问题在近来都引起了美国与中国公众的关注，并成为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研究与讨论的课题。关于第一类问题，美国就有人认为对于中国的“外包”挤掉了美国国内的劳工就业岗位。2004年，美国劳联―产联还专门就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向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中一些人一再通过一些议案，单方面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美中贸易关系中制造了一系列纠纷与争端。对此，严肃的经济学家一直是采取不同的态度的。Feestra（1998）就指出，美国的“外包”过程恰恰是美国发挥比较优势的实现方式，而且会促进美国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发展，也有利于提高美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至于“外包”会产生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则要求美国政府在“外包”的获利中恰当注重收入再分配。而Feenstra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Bhagwati（与另两位经济学家）在2004年专门提出三个模型（Bhagwati，Panagaria与Srinivasan，2004），指出，外包并不必然对美国工人的就业与工资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证明了，在一种产出，两种要素的模型里，外包会有益于美国社会，同时伴随着资本回报的上升与工人工资的下跌；在两种产出―三种要素的模型里，外包会使美国社会总福利增加，至于工人工资，则会出现部分工人工资增加，另一部分工人工资下跌；在三种产出―两种要素的模型里，外包通过美国工人就业迁移会让所有美国境内工人都提高工资水平。

关于第二类问题，即中国对外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贸易中，究竟有多大比重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这同样是中国国内民众、学界与政府官员讨论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中有大约47%属于“来料加工”。这引发了对过去20年中国对外贸易成就与影响的重新评估。

我们对中国出口、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中的“来料加工比重”做了一个测算。这种测算，一方面可以清楚地揭示中国出口贸易在世界分工的产业链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对美国的某些人以中美贸易顺差为由频频发难给予客观的回应；另一方面，准确估算中国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比重，即相对于中国的“外包”程度，也可以对中国国内对“加工贸易”的种种批评做出一个回应，只有客观评估过去20多年中国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人民福利改善的贡献，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

如何测算出中国出口中来自外国中间品价值的比重？在国际上有两类方法。一是D.R.Davis（2000，2001，2001（a））提出的“全球要素”贸易“账户”方法。这种方法针对Trefle（r1995）提出的“贸易消失之谜”（即通常的国际贸易账户所记录的贸易流量远小于实际发生的国际贸易流量），主要估算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中遗漏掉的生产要素贸易，旨在指出现行国际贸易统计误差的大小。比如，Davis指出，仅OECD国家的国际贸易统计，按“净要素贸易账户法”来估算，误差就有20%左右。另一种测算“外包”或中间品价值在出口中的比重的方法是由Hummenls,Ishii，Kei-MuY（i2001）提出来的，他们运用投入产出法，将一国进口品分为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这两部分，然后按进口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产业内贸易”或“垂直专门化比率”（verticalspecialization（VS）share），用这种方法，Hummels等人对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OECD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做了一番估算。

我们采用了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比率的方法，运用中国1992年，1997年，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根据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1992―2003年共12年的总出口贸易与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作了分年度、分产业的计算。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在这12年中，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的价值比率已从1992年的14%上升至21.8%，即上升了一半。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更高，达22.9%；分产业的计算结果说明，仪器、电子等产业出口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有的接近40%。来自日本的中间品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品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所占比重大约为五分之一。如果加上来自韩国的中间品进口，那么日韩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约占三分之一，说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反映了东亚对美的产业链效应。中国国内流行的加工贸易占全部出口贸易近50%的说法夸大了加工贸易在出口价值额中的比重,到2003年，在中国全部出口量中，来自外国提供的中间品的价值已达21.8%；如果只计算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比重，则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出一个百分点（22.9%）。

我们这个统计结果比较客观地给出了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中，尤其是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这个结果，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

（一）正确估算中国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的程度，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价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福利的贡献。在中国，现在有一种算法，认为“加工贸易在外贸总额中的比例高达47%”。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中高技术与中低技术部门的出口占到90%，而其中又有90%是加工贸易。[1]

从这种算法出发，很容易让人得出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比率高的结论。我们不否认中国出口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中的低端的事实。但我们的研究以海关报关的进出口量为依据，按价值量计算给出了外国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在中国出口品价值中的比率。一般谈“来料加工贸易”，往往是把从事加工贸易企业所提供的出口品的全部价值都当作“来料加工”价值。而我们的计算，是严格按外国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占出口品价值的定义（即垂直专门化比率）来计算，结果发现，中国出口品中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约为22%，比通常认为的“加工贸易比率高达47%”的说法，降低了一半。

我们这种计算是否低估了中国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中的“来料加工程度”呢？事实上，如果我们稍微做一国际比较，便会发现，中国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在国际上还是属于高的。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韩国、爱尔兰、丹麦、加拿大、荷兰、中国台湾地区的垂直专门化程度达25%~30%。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都处于5%至10%之间（见Hummels等，2001）。我们严格按垂直专门化程度的定义来估算，所用的方法与数据都具有国际可比性，得到22%这一结论，应该比较可信。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贸易的主要价值提供者仍是中国人民的劳务与资源。当然，这不否定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事实。

（二）如果我们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值与美国出口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值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在中美贸易关系上，美国是处于价值链的高端。

按Feenstra（1998）的计算，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进口的中间品大约占美国全部中间品采购的15.7%。而按Hummels等人（2001）的测算，到90年代，美国出口中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仍不到7%。这意味着，平均来说，美国每从中国进口一单位产品，其国内的附加值会10倍甚至是14倍于进口品的价值。我们在本文开始所引的Feenstra关于芭比娃娃的案例已经说明，中国出口一个芭比娃娃只挣1美元，而在美国市场与世界上她可卖10美元。这大体上与美国较低的垂直专门化程度相对应。

如果按美国生产与出口贸易的垂直专门化比率为7%推算，那么，在200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926亿美元的价值基础上，美国生产与出口额大约13000亿美元的价值与之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按5%的平均利润率推算，美国公司至少从中可以拿走600亿美元的利润。再按130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推算，大致可以估算出与中国对美出口价值相对应的美国境内工作岗位为400万至800万个。[2]

因此，美国国内某些人一味指责对中国的贸易“外包”（outsourcing）挤掉了美国劳工的“饭碗”，是有失偏颇的。至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可能对美国的非熟练工人造成就业冲击，应该由美国的企业家和政府对他们进行补偿。如果把这种补偿的责任推到中国对美贸易上，甚至要以此为理由对中国的贸易进行限制，这在美国经济学家看来也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