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机遇；挑战

中图分类号：F426.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前言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背景

中日韩均为亚洲重要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亚洲经济总量约七成。在中国加入WTO的10年里，中日两国贸易和中韩两国贸易的结构逐渐趋同，这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2002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提出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在之后的约7年时间里，中日韩三国研究机构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并初步得出了积极结论。

2.论文的理论运用以及实际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日、中韩的贸易现状，近年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分析，讨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未来成立后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得出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及特殊意义。

二、中日、中韩贸易现状

1.中日2011年贸易情况

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创历史新高。其中，日本对华进口额为18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614亿美元，同比增长8.3%。2011年对华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6%，同比下降0.1%，这是21年来的首次下降，主要受3.11大地震影响，日本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所致，但中国仍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

2.中韩2011年贸易情况

2011年，中韩贸易额达到2206亿美元，同比增长17.1%。其中，韩国对华进口864.26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韩国对华出口1342.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9%。中韩双边贸易额占韩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4%，中国仍旧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出口对象国以及进口来源国地位。

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前提条件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内部条件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着一定的内部条件，笔者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六个方面：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竞争力、政府工作效率和宏观政策。

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外部条件

同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存在着部分外部条件，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差异、货币利率和外汇汇率、竞争和合作、与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关系、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在世界和亚洲的政治地位。

3.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前提条件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十分关注三国之间和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积极参与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活动。中日韩三国分别寻找建立各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伙伴。因为中日韩三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相当不同，制度性合作发展相当缓慢，没有形成协调机制，但由于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三国的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所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指日可待。

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障碍

1.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日本属于发达国家，韩国属于新型工业化国家。从经济体制看，日韩是成熟度比较高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之中。虽然经济发展的明显差距表明经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地区合作前景广阔，但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国家间实施自由化贸易会对有关国家的产业造成较大冲击，差异明显的经济结构使各国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程度也越高，对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影响也越深刻，从而面临的社会压力和阻力也越大。

2.中日韩三国间政治互信因素的影响

建立自由贸易区虽说是一种经济层面的区域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互信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三国间的政治互信基础不够牢固，日韩在独岛和中日在的争端，以及中日韩海洋权益的分歧，都不可避免地将对未来的地区合作产生影响。

3.国际因素影响

任何一个带有自由贸易区性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一定的排他性，都会对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最主要地体现在贸易转移效应上。因此，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关切，有时甚至会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五、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带来的机遇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丰富的资源，在贸易方面，不仅加强了与日韩两国的交流，更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仅将对三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依托贸易交流，三国之间必将增加更多关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

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带来的挑战

在全文中曾经提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着很多的障碍，这也必将成为对中国的一种巨大挑战。

首先，在中日关系中，历史遗留下来的关于政治、军事和领土方面的争论很大，日本个别领导人对历史遗留政治问题看法的态度暧昧和倒退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在自贸区建立后，需要相应的协调。而在中韩关系方面，中国和韩国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不尽相同，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结论

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机遇，它不仅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在经济方面的交流，同时，深化了三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中国日后在东北亚的贸易发展起到了较为良好的积极作用。总体来说，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不仅仅对中国有较为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中日韩三国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

[1]谢康.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条件和三国之间经济合作[J].世界经济研究，2005（04）.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反倾销调查 贸易摩擦 计量检验

一、引言

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频繁的贸易摩擦。我国自1995年起始终处于全球反倾销案件最大的目标国。近年来，世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针对中国的案件不断增加。越来越少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案件数却仍在不断增加。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也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国家之一。频繁的反倾销调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应获取的利益。而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仅关系到两国自身的利益更关系到世界贸易体系的格局，因此两国间的贸易问题也一直全世界学者关注的热点。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反倾销原因的定性分析各不相同。Blonigen认为，提起反倾销的根本原因在于贸易保护主义。而Chad P. Bown在分析了中国的贸易处境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加入WTO对贸易环境并没有改善作用，反倾销案件数量不降反升。定量分析中，Michael M. Knetter和Thomas J. Prusa采取了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发现美国GDP与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呈现负相关。

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很多成绩。刘遵义和冯国钊认为进口和出国的统计误差和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也对中美贸易摩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赵晓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至少持续20年。 定量分析中，沈国兵利用Logit模型得出结论，贸易不平衡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这两个指标都对反倾销案件数产生了影响。

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将以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根据理论分析选取关键指标，进行计量检验。

三、美国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

（一）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美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大目标国。近年来，美国反倾销案件总量在逐渐减少，但针对中国提起的案件数量与所占比例却都在增加。

图1 美国提起反倾销案件总数及对华案件数

（二）在所有针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中，按总量排名，印度和美国分别名列第一、第二。而在最终执行案件数排名上，美国高居首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三）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行业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已涉及化工、轻工、冶金、机械、金属制品、造纸、纺织和医药等多个行业。

四、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

（一）国际因素。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发展非常迅速。近年来，世界经济很不稳定。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经济低迷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反倾销就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保护本国贸易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经济危机，美国更加严格的阻止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因而成为了西方国家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目标。

（二）美国方面的因素。①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衰退，失业率也达到了大萧条之后的最高水平，贸易逆差也就变得更加敏感。②战略考虑。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相比于美国受到的重创，受到的影响显然小得多，因此美国借机对中国的贸易进行限制。③政治因素。每逢美国大选之年美国对外发起的案件数都激增，趋势见图2。很早就有学者认为，在大选之年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已经成为选举的拉票手段。美国近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最受选民关心，也是两党争取选票的重头戏。为拉拢选民，美国政客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趋于强硬，试图通过贸易保护增加国内就业来大选中获得更高的支持率。

图2 美国大选年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

（三）中国方面的因素。中国的出口结构。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赋予了中国出口的产品低成本和低价格，这本是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是遭到美国的抵制。此外，中国监控出口增长、进行反倾销预警的能力不足，是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原因之一。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择以下因素进行检验：选取反倾销案件数为被解释变量AND；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美国国内失业率和美中贸易逆差额作为解释变量GDR、UEM和DEF。数据的时间区间为2001年至2009年。

（二）假设条件

假设1：美国对华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即美国的经济增长越快，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越少。相反地，当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案件数也随之上升。假设2：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国的失业率呈正相关。即美国的失业率越高，国内产业遭受的威胁越大，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也同样增加。假设3：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中贸易逆差正相关。逆差越大，美国政府为改变这种境遇便会付诸于反倾销调查。

（三）计量检验

本文分别对这三个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ADN=a1+b1GDR+μi

ADN=a2+b2UEM+μi

ADN=a3+b3DEF+μi

然后，将相关数据代入EViews 6.0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做下一步，通过EG协整回归验证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我们得出表1的结果：

表1 一维线性回归的解释变量

*10%显著性水平，**5%显著性水平

上表显示，该模型拟合度较好，解释变量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等式。

ADN=11.44958-0.777191GDR

（8.045140） （-2.567765）

ADN=-0.946565+1.628499UEM

（-0.228136） （2.312371）

ADN=5.175291+3.37*10-7DEF

（2.381609） （1.674231）

实证结果显示，反倾销案件的数量与这三个因素都相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对其有负面影响。而失业率（UEM）和中美贸易逆差（DEF）这两个因素对中美反倾销案件呈正向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与其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负相关，美国失业率和贸易逆差则是导致提出反倾销数量增长的。

六、结论

经过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和就业状况确实对其提出反倾销调查活动产生了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也是美国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在对美出口的同时，需要及时关注美国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的变化，以及美中贸易逆差额的变动，以便做好预警工作，防止和减缓遭遇反倾销调查的情况。

参考文献：

[1]邹昆仑.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双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J]，当代财经，2008（8）

[2]Bruce A.Blonigen.Working the system：firm learning and the antidumping process [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6（3）

[3]Chad P.Bown，Rachel McCulloch.U.S.-Japan and U.S.-China trade conflict export growth， reciprocity，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9（3）

[4]Michael M.Knetter，Thomas J.Prusa，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antidumping filings：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1）

Yuan Chingchang，Solomon W.Polachek，John Robst.Conflict and trad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4（4）

[5]冯国钊，刘遵义.对美中贸易平衡的新估算[J]，国际经济评论， 1999（5）

[6]赵晓.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时期[J]，国际经济评论， 2003（11）

[7]沈国兵.反倾销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3）

[8]Marcus Noland.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96（7）

[9]Banning Garret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2）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第3篇

多元化战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并成为1994年前后出台的我国“大经贸”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确立为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

贸易多元化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附图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其次1996、1997两年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相对（相对于我国总进口，下同）上升，而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口相对减少。这反映了多元化战略在进口方面的推行并没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国从美日的进口都相对下降，这对进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

最后，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经贸大国，其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贸易盈余国的日本和中国，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国家购买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计量分析（二）：偏相关系数模型

本节的分析通过计算中国和它国的外贸总额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寻找对中国外贸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家，从而找出外贸多元化的目标。偏相关系数是在考察多个变量时，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仅考虑选定变量相关关系的指标。优点在于能反映出选定变量真实的相关关系。缺点在于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本节所选取的国家都是1996年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其比重都超过了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所使用变量是各国的外贸总额。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计算都剔除上一次计算得出的偏相关系数达不到选定置信度水平，显著性水平由最低的变量，直到剩下的变量都达到选定的置信度水平为止。本文所选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选取1950-1996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5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下简称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尽管美国与我国在1954-1971年没有直接贸易，中美贸易的发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但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在和我国不存在直接贸易的时期，它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偏相关系数正因为可以通过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能把美国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分离出来加以衡量。

表1简单相关系数

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关系数

美国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亚-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欧盟-0.1781----

表3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亚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欧盟0.259----

表4三国模型*

中国美国日本

中国-00.007

美国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对角线左下方是偏相关系数，右上方是对应偏相关系数的置信度（参照表1、3）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发展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与日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外贸与美国是互补关系，与日本则是竞争关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以全球国际贸易为背景作出的，并不仅仅考虑两国的贸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计算的结论。第二次计算与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计算的数据区间是1978-1996年，在变量中增加了韩国的外贸额（见表5-8）：

附图

表6偏相关系数

美国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欧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韩国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亚-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490.00100.0010.01

欧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韩国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亚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国模型

中国美国欧盟韩国

中国-0.010.0010.004

美国0.6042-0.0080.678

欧盟-0.71290.6171-0.017

韩国0.66510.10850.5712-

以上数据，1950-1981年由《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1982-1996年由《国际统计年鉴》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韩国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美韩与我国外贸呈正相关关系，欧盟呈负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受到美国和韩国外贸发展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出我国与欧盟国家是竞争关系。这有两点原因：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频频发生的贸易争端。

因为贸易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我国外贸发展过于受某一国或几国的支配，所以找出对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时对各个国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

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正相关的国家，应使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与该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呈负相关的国家，则应与其展开竞争；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国家，则是我国发展外贸的对象。

四、计量分析（三）：马尔可夫过程模型

首先，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马尔可夫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状态，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在不同状态间转移的规律，并据此进行预测。假定转移的规律满足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即系统在不同状态间的转移（即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律，与转移发生的时刻无关。这里，不同的状态用向量表示，状态转移的规律则用转移矩阵表示。

经验表明，经济系统对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种长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邻两年的转移矩阵来代表状态转移的规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对转移矩阵进行估计。具体方法如下：

将我国贸易地理方向分为港澳地区、美国、欧盟12国、其它欧洲国家、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7个方向。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状态向量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国对第i个方向的贸易比重。同理，记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记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矩阵为P,X=(X[,0],X[,1],……X[,46])[T],Y=(X[,1],X[,2],……X[,47])[T],则P的最小二乘估计为：附图=(X[T]X)[-1]X[T]Y对从1997年开始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预测向量为X[,47+k]=X[,47]附图[k]。

将1950年——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数据代入，可得如下结果（见表9-11）：

附图

附图

附图

预测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贸易多元化趋势维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国出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略有下降；港澳地区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进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进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有所上升，港澳地区也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外贸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会略有上升，港澳地区、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上升，而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所以，我国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喜忧参半的。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是良性的。但对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说明我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反观我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在我国的经贸较不发达的时期，选择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无疑是一种避免与其直接竞争的明智做法。但当我国的经贸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制成品出口，这是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的，也必然会引起和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显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最后，将第二节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标”与本节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可得下图：

附图

可以看出，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将轻微下降，进口集中化程度将先降再升，综合的效果是总贸易额的集中化程度将下降。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始终受美国的影响，从主观上说，是和我国企业的营销习惯和落后的营销技术有关，从客观上说，是和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有关。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对我国是必要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从效果来看，出口多元化比进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体来说，一个市场是否有利于我国进入，主要基于对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经济互补性，最与我国有互补性的，一个是处于发达国家顶端的美国，一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底部的非洲国家。贸易保护性，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绝对，按照“大经贸”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在这方面，首推非洲国家。所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认请两个误区。第一是贸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还应该包括进口多元化。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是不应该再把香港地区看成是竞争对手。不可否认，香港地区的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中转环节上收取了不少利润。但香港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有经验，有渠道，与其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是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贸易多元化只是简单地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把原来从香港转口的贸易抢过来，那么得益的只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吃亏则是大陆和香港地区。

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贸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乱已经造成了我国对俄罗斯等市场的丧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国对新市场的进入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行。提高企业的营销技术，加强企业对新市场的了解，提高外贸竞争的质量，升级产业结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却是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治本”措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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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慕韩：《世界经济统计摘要》，34-41页，1985年，人民出版社。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第4篇

(一)地缘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

地缘经济是与地缘政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转变而逐步形成的。学术界一致认为，最早提出地缘经济概念的是美国学者爱德华 路特瓦克，他于1990 年发表《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贸易法则》一文，并使用了地缘经济这一概念。地缘经济实际上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新兴起的一门国际关系理论。陆大道认为，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合作、联合或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经济关系。并认为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是同一本质问题的不同表现。认为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理论逐渐从二战前的独立学科发展到二战后的交叉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不断融合的过程。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从理论孕育到目前理论框架的基本构建，从地缘经济理论本身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论孕育期、理论萌芽期、理论初创期。

第一阶段是二战后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时期，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角度出发，在这种实践背景下，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角度对地缘经济现象进行理论解释，为地缘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地缘经济理论的孕育时期。从经济学视角，按照时间先后，经济学家分别从古典贸易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贸易理论等角度解释了地缘经济合作现象;从政治学视角，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都从自身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区域合作的政治动因和必要性;从地理学视角，用空间相互作用解释地缘经济合作现象，并认为对流、传导、辐射是空间相互作用的三种主要方式。

第二阶段由于国家间固有矛盾冲突的存在和经济合作的松散性质，导致多数经济合作联盟的瓦解和国际经济贸易的颓靡，此时盛行的地缘政治学成为学者们研究地缘经济的最重要手段，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此时的地缘政治学已经从单级论、一元论、对抗论、唯政治军事论，转变为多级论、多元论、合作论、政治军事与经济生态并重论，实际上，这一阶段已经出现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变的苗头，经济实力成为了地缘政治的一项最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后的阶段。张丽君认为该阶段经济第一已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首要因素，传统的地缘政治学逐渐让位于新的地缘经济学。地缘经济成为地缘政治新的外在形式。欧美各国的学者，立足本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地缘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和意大利学派。但是这些学派的观点都没有完全脱离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更像是从新的视角解释地缘政治现象，并借助地缘政治的理论体系逐步建构起地缘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二)地缘经济理论的流派划分

由于地缘经济学理论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理论，因此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而实际上，在理论研究中，目前已经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流派，形成了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欧洲中心以俄罗斯和意大利为代表。

美国学派：在三个学派中，美国学派是对自由市场最为推崇的学派，也是最为强调经济因素的学派。该学派几乎用纯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地缘经济现象，认为地缘政治冲突正逐步被地缘经济利益所取代，国家和地区与跨国公司一样，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参与者，以收益和成本为利益衡量的标准，最大限度的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维持良好的国际经济关系。相对于地缘政治注重国家边界和位置而言，地缘经济更侧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实现自身的某些经济利益，国家要尽可能地通过国际经济组织，运用经济、金融手段，对目标国进行经济影响，而不是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

意大利学派：该学派是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融合发展的推崇者，认为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该学派将经济现象与政治目标挂钩，通过两者的双向互动，来确定国家发展的目标和行为。例如，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一方面能促进发展，但另一方面会造成贫困化，这就是典型的将地缘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表现。

俄罗斯学派：强调地理因素对地缘经济学的影响和试图构建一般化的地缘经济分析模型是俄罗斯学派的典型特点。该学派试图通过将包括气候、地理特点等影响国际地缘经济关系的因素全部纳入分析框架，来建构起能够实现国家间战略利益均衡和避免技术模式碰撞的一般化的地缘经济分析模型。

(三)地缘经济理论国内研究进展

由于现代经济理论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所以，国内对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也是晚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其基本理论框架也是源自欧美。我国早期对地缘经济的研究主要是以加强跨国合作为目的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的区域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陈才、刘继生、王勤、施本植等，他们都是从加强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研究特定区域的开放发展问题，并未特别明确地提出地缘经济的概念，也并未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地缘经济基本理论框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学者们开始觉察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动向，并将其纳入中国实际，在我国特有的条件下，验证并发展了国际地缘经济理论。

1. 地缘经济理论的认识

由于地缘经济理论多学科交叉的性质，不同的学者对其理解的角度也有差别，有学者认为地缘经济是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延伸，是一种后地缘政治学，虽然地缘经济理论将竞争形势从军事、外交转变为了经济、贸易，但在精神实质上，它只是继承了权力政治理论，并从经济角度进行了补充;也有学者将地缘经济理论狭义的看作是国家战略目标实施的一种手段，是从地缘经济角度应对挑战和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构想;更多的学者则是将地缘经济理论看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如何高效地匹配、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市场，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本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种经济理论。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解更倾向与最后一种解释，虽然不否认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历史继承性，并且是为地缘政治服务，但是，我们更加倾向于将地缘经济理论归结为一种经济理论，因为过于复杂的理论关系会造成理论体系难于构建的后果。

2. 地缘经济系统理论

陈才认为地缘经济系统也叫地缘经济区，一般是指地区位置邻近或地体毗邻的国家或地区所采取的资源互补、经济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黎鹏总结了地缘经济系统(区)普遍存在的主要特征，认为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能够加快世界空间经济系统的融合，能够为参与国或地区提供更多的外部发展空间和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能够为所在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和国际合力，提出了构建生产型地缘经济系统的操作思路。李红等通过贸易网络分析，解释了地缘经济系统中贸易伙伴国或地区在各自网络中邻近关系的变化规律，提出了促进贸易合作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3. 地缘经济战略理论

所谓地缘经济战略是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地缘经济空间的角度，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根据地缘经济空间的范围，地缘经济战略可以分为国际区域战略、国家战略和地区战略。段进军、陆大道从国际层面，分析了世界主要大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认为要制衡美日，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合作，并要不断促进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王志民从国家层面，分析了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态势，认为不断增强的国力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地缘经济空间，有利于中国在不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但是仍然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吴垠、唐剑从地区层面，分析了我国在南海的地缘经济战略，认为中国南海地缘经济战略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的一环，其主要功能在于使用一切国家资源，通过分配任务和协调行动来妥善解决这一领域中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问题，有时为了服从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还必须做出必要的让步并制定放眼长远而又务求实际的战略政策。

二、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背景

(一)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态势与走向

地缘经济格局(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地缘经济板块)是指在一定宏观区域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组成特定的区域经济集团，集团内部进行着密切的经济联合，尤其是社会再生产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共同调节，以维护集团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与发展。二战前，世界经济格局以英国为中心，西欧各国围绕英国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但是随着二战的爆发，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各国受到战争的影响程度不同，战后欧美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再加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崛起，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也开始发生剧烈的动荡。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二战结束至苏联解体

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一直以两大经济体系为主，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政治上，两大经济体系分属不同的阵营，局部还存在着军事冲突和斗争，这使得两大阵营之间在经济上来往甚少，而两大经济体系内部经贸往来则较为频繁。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随着日、德经济的快速恢复，在两大经济体系的框架下，又形成了四个地缘经济集团，即以英、德、法、意为主的欧共体经济集团，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经济集团，以日本为主的亚太经济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经济集团。四大经济集团的目标都是保护本集团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经济一体化的方法和手段，扩张本集团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但是由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共同体多少都带有政治遗留的问题，所以都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经济合作组织。

2. 苏联解体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二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苏两霸的世界经济格局，随着苏联解体、华约组织解散、东欧剧变、西欧尤其是德国经济的复兴、日本经济的崛起，已完全崩溃。从而世界范围内的地缘经济格局从四大经济集团减少为三大，即：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经济圈。有学者认为，随着日本和欧共体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急剧削弱以至丧失。但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单纯从国家层面考虑经济实力，已经不能满足冷战后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经济竞争的需要。邓瑞林就认为美国经济不是衰落，而是相对的削弱，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北美、欧洲和亚太成为世界上三大地缘经济区。史敏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也将逐步形成由美、日、欧三驾马车主导的格局。

3.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1997 至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影响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一次大型危机。虽然危机发生在亚洲，但是除了对亚洲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影响较大以外，对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危机之后，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中的相对地位下降，美国不但没有受到危机的冲击，甚至因危机受益，其经济霸权地位有所上升，危机还进一步促进了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了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受危机的影响不大，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逐渐与日本平起平坐。可见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主要是东亚内部，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地缘经济格局发生微调，北美经济实力略增而东亚实力略减。东亚经济体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的日本一支独大，逐渐转变为中、日、东盟协调发展。

4.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现在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点是美国金融界，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和美元的强势地位，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金融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对影响的机理和途径的分析也越来越具体。金芳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国际金融格局、国际贸易格局、国际投资格局、国际生产格局、国际经济协调格局等6 个方面探讨了次贷危机对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陈继勇等则在金芳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规模、世界经济治理格局两个维度来分析危机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胡艺等则将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作为新的变量加入分析框架，认为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动不再是发达国家之间内部力量的再分配，而是新兴发展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角力。

总结以上学者对危机过后世界地缘经济格局新变化的认识，可归结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贸易、金融、投资等都从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影响力开始被新兴经济体所稀释;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经济管理格局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诚然，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这次危机的胜利者，中国在2010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过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世界地缘经济格局向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不断涌现，正逐渐打破已有的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使得世界经济逐渐扁平化。但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问题，因此现有西方主导的传统世界地缘经济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走势

1.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历程

1967 年东盟成立，但是在冷战阴影的影响下，东盟国家内部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并未有实质性行为，之后，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东盟主要国家增强了对美国的依赖性，与中国只是保持低水平的民间或者半官方的贸易往来，贸易量占总贸易额的比重极小。20 世纪70 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步入正常化，依附于美国的主要东盟国家也纷纷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和经贸往来，相应的中国也调整了自己的地缘经济战略，肯定东盟的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中的积极作用，迈出了改善与东盟关系的步伐。但是该阶段双方的经贸往来依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个别东盟国家对中国仍然实行贸易禁运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事例。随后中国与东盟某国的军事对抗，曾一度导致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往来陷入冰点。自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合作领域从经贸往来，扩展到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贸易量也不断扩大。1996 年第29 届东盟常设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中国由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

在随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力所能及地为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支持，避免东盟部分国家被金融危机摧垮，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2004 年开始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黄金10 年，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进入全新的时期。经过10 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2.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强度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地缘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竞争性关系和互补性关系。程永林、邱丹阳按照地缘经济依存度和互补性，将我国的国际开放格局划分为三大圈层。第一圈层：与中国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大体包括大中华经济圈、中国与西欧北美经济圈、中国与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圈层：与中国互补性次强，地缘、人文优势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圈、中国与中亚经济圈、中国与西亚经济圈;第三圈层由于与中国的地缘联系较弱，基本上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边缘层。东盟国家作为第二圈层的核心地区，是中国对外开发地缘经济空间的重要区域。苏东辉等运用多元统计方法，更加精确的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内部各个国家的地缘经济关联强度。认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资本利用率和利用数量上互补性较强，与泰国在资源转换效率上互补性较强，与越南在资本转换效率和劳动效率上互补性较强，与柬埔寨和缅甸在资源与产品外向流动上互补性较强，与新加坡在劳动效率上互补性较强。

3.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趋势

2013 年9 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倡议，这被视为是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的未来趋势。升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着重提升双方的贸易质量，提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扩大双向投资的发展，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金融服务以及海上合作等。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建设从目前来看，主要面临几大考验，一是，美国重返亚太就是冲着削弱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而来;二是，南海部分岛屿主权争端矛盾上升，个别东盟国家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在中国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尽快解决争端问题，三是，东盟优先建设东盟共同体，分散了对升级版的关注;四是，个别国家担心进一步开放会给本国产业带来冲击。针对这几大考验，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梁颖提出一方面要扩充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的内容和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强陆路、海路基础设施、金融、产业等方面的合作。邓应文则认为加强中国东盟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和青少年互信是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必备条件。高歌则以广西边境自由贸易区为例，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探讨了自贸区升级版的路径选择。

三、已有研究未及问题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方向选择

(一)已有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未及问题

国内外对地缘经济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按照今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趋势，以及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实践的需要，已有相关研究存在许多未及或未深入研究之处：

一是已有相关研究没有系统地结合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新趋势与时代特征系统的研究地缘经济理论发展前沿与进一步综合创新的理论空间与应用空间探索。

二是已有相关研究没有系统地考察与分析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没有系统分析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在地缘经济演化进程中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与路径、驱动力大小与驱动传导机制;构建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逻辑与路径网络关系，揭示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体系对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动因与驱动方向、影响特征与影响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趋势。

三是没有系统地结合全面开放发展的宏观背景与综合国际地缘经济环境，以及开放发展对开放经济战略的构建与实践需要，结合新形势系统研究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地缘经济理论创新，系统开展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影响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分析、揭示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构成、更替组合规律以及与开放经济战略的互动关联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动态机理与因果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与趋势对开放经济战略的影响动因、影响机理与互动关联模式，以及地缘经济格局下开放经济战略构建实施的实践方法等。

四是没有从国际视角与国家开放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对地缘经济关系及地缘经济博弈演化的契合与对接问题，没有系统分析揭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良性互动的主要结合点;没有深入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的要素及其指标层次与指标体系;没有深入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支点与耦合机制，以及避免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不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的机制;没有系统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要求及其与地缘经济关系的关联耦合与相互促进等问题。

五是没有系统研究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东南亚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我国新型周边经济外交战略的定位与调整，以及研究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面向东盟开放发展战略定位与优化布局等重大问题。

六是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地缘经济格局下中国东盟跨境产业网络分工与我国产业开放战略的构建与实施管控，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南亚地缘经济新格局，研究跨境产业网络分工演进的关联与互动，高端价值链的产业开放战略构建与实施管控等问题。

七是没有系统研究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流空间面向东盟的互联互通的关联互动特征与规律、相互关联运动方向与趋势，互联互通中的信息技术战略地位与作用途径，互联互通建设的空间博弈竞争合作与战略布局，新阶段面向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升级的方向、内涵、要求与策略等问题。

八是没有基于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博弈背景，系统研究地缘性国际金融合作理论与金融市场一体化关系理论，中国和东盟全面深化合作中金融市场一体化需求，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区域化关联程度的综合测评与存在的问题，中国和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战略构建和实施的政策支持等问题。

九是没有系统研究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及其演化博弈条件下，地缘经济关系与多边博弈关系及其与信任关系消长理论问题，地缘经济关系多边博弈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信任关系及其风险特征问题，地缘经济关系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信任关系风险分析与测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企业信任、政府信任与制度信任机制建设战略的建构问题，面向东盟开放的经济合作中信任危机的处理机制等。可见，已有研究成果并没有系统研究和解决上述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方法论问题，需要对今后的地缘经济理论研究做出思考。

(二)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方向思考

1. 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时空规律支配的前沿研究与创新方向，揭示新阶段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趋势并思考、探索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的理论研究，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拓展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基于地缘经济理论核心内涵与核心思想，科学全面搜罗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因子，系统分析其在地缘经济演化进程中的影响机理、影响方向与路径、驱动力大小与驱动传导机制，从而建立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与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逻辑与路径网络关系，揭示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影响因素、驱动因子体系对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影响动因与驱动方向、影响特征与影响机理、影响路径与影响趋势，由此建立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系统阐释国际地缘经济演化驱动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模型分析与应用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关联规律，影响因素及驱动因子分类与组合模式(类型)，影响因素及驱动因子对国际地缘经济演化的关联互动机理与关联互动调控路径等，形成特定内容构成的新阶段国际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的新学说理论内涵，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拓展地缘经济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2. 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前沿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创新研究，探索创立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模型的内在理论规律与关系，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地缘战略管理理论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基础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的核心思想内涵，结合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与战略管理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思维与方法，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背景下地缘经济理论应用方向与地缘经济理论应用创新，结合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关联分析，来梳理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构成、更替组合规律以及与开放经济战略的互动关联路径，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要素关联互动的关联方式与方向、关联强度、关联动态机理与关联因果路径等，揭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特征、规律与趋势对开放经济战略的影响动因、影响强度、影响机理与互动关联模式等，由此构建地缘经济格局演化开放经济战略关联互动理论模型。并系统阐释该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开放经济战略的地缘经济战略环境要素指标识别与选择，地缘经济格局演化与开放经济战略的关联互动机理与关联互动调控路径等。由此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战略管理理论，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3. 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与规律，结合博弈理论思想与现实，探讨国际( 特别是中国东盟区域) 地缘经济演化博弈格局及动态趋势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的契合点与链接平台，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模型，以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博弈理论、点轴(交通经济带)理论及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通过深入分析地缘经济理论与博弈理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交合区间，以取得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叠合形成的特点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在国际地缘经济发展特殊时期的新阶段，在共赢性目标、共同性需求与平等合作基础上，系统分析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与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关联耦合的最优目标，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建立一套国际层面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地缘环境指标，分析揭示其中地缘经济博弈演化具体指标的构成、动态组合与动态影响，研究一带一路与地缘经济良性互动的主要结合点，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指标层次与指标体系;研究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中国东盟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支点与耦合机制，建立避免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不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的机制。

由此构建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关联耦合理论模型，阐释该理论模型的理论内涵、一般化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分析思路，地缘经济博弈演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耦合机理与关联互动路径，契合点链接方法与协调机制等。由此极大地丰富与发展地缘经济理论、博弈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或交通经济带理论等，拓展它们的理论空间与学术空间。

4. 多维度的地缘经济与分领域开放经济战略建设实施的理论与方法论思路问题

基于地缘经济理论及地缘经济演化影响因素、特征与规律，将主要领域(或维度)开放经济战略的研究制定与实施调控，与新阶段地缘经济博弈演化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构建多维度的地缘经济分领域开放经济战略建设实施的理论框架与理论思路。在国际地缘经济格局博弈演化的新阶段，我国基于地缘经济格局面向东盟开放经济战略主要包括跨境产业网络分工与面向东盟产业开放战略、面向东盟的互联互通升级战略、面向东盟金融市场一体化战略、面向东盟互信机制建设战略等。而研究构建有如地缘经济格局演化跨境产业网络生成高端价值权力产业战略理论框架与理论模型，地缘经济演化流空间跨境互联互通战略升级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思路，地缘经济博弈演化金融市场一体化战略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思路，地缘经济多边博弈互信机制建设战略理论框架与信任关系风险管控理论思路等，以丰富与发展全球价值链与价值网理论、产业网络理论与产业分工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金融理论、金融市场一体化理论、流空间理论、国际贸易便利化理论、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关系理论、多边协调机制理论与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等，拓展它们的理论探讨空间与学术研究空间。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范文第5篇

谁将成为是主流？

大概没有人否认，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除了军事、经济实力以外，文化的影响力也是独占鳌头。美国的制度文化、管理文化一直都是全球效仿的典范，而其传媒影响力更是所向披靡，美国的文化产品在世界各地的谈判力之强令人感叹，多数国家对美国的文化贸易顺差竟已失去了免疫力。美国等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和信息化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其文化特征也在转型，而形成的新的文化也在世界各地继续发挥着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带来的“正能量”正在降低。在此窗口期，其他文化形态如中华文化事实上已经迎来了一个机遇，以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版权产业、内容产业为平台的“主流”之争似乎已经开始。

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出版他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之前与“文明的冲突”理论的发明人塞缪尔・亨廷顿以及“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创造者约瑟夫・奈进行了交流。他还拜访了印度、沙特和中国的影视传媒集团的高管和1250位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每个文化主体的精英们都极富文化使命感。“面对美国的娱乐和欧洲的文化，这些新的全球内容贸易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一幅全新的文化交流版图，尚处于绘制成型的阶段。”他认为，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关乎内容产业的“战争”已经拉开序幕。

文化贸易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国际贸易，是弗雷德里克・马特尔所说的“内容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界定标准很多，但无论以哪种划分标准，文化贸易涉及到的文化产品或服务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美国貌似奉行贸易自由主义，事实上从未放松文化安全战略，通过文化贸易向世界输出美国文化和价值观是其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不仅重视文化的发展和输出，而且对国家文化安全极为关注，并将其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地位。其手段是以文化扩张来保障自身文化实力，通过意识形态输出与价值颠覆来保障自身的文化安全。”

从战略角度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强大的文化贸易维护文化安全，而弱势国家如果不能通过文化贸易壁垒加以保护，则会陷入国家安全崩盘的境地。从半个世纪的历史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权或政府都是被“软硬兼施”的手段被瓦解的，软的一方面就是文化渗透。文化贸易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从东西方文化比较而言，我国文化也处于弱势地位，通过适当的文化贸易政策进行文化保护，通过加强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贸易以求对等和平衡，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国家安全法。

可以预见的是，在21世纪，钢铁与鲜血的战争发生的概率越来越低，而争夺经济掌控权和文化主流的战争将愈演愈烈。而文化贸易恰好又是经济与文化的交叉点，这使得文化贸易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

文化贸易与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主体。我国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但是，在文化方面缺乏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与国家整体实力不匹配，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整体实力的短板。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在十七大以后进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党的十报告强调“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

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当前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包括价值体系、道德素养、精神文化生活、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个方面。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不具有特别的代表性，当前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我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贸易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国际形势和“一带一路”建设中，不仅能够体现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文化战略中更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进口的文化产品，如电影、戏剧、出版物，近10年来，网络游戏对外来文化的传播也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文化软实力在内是一国文化凝集力、国民文化生活水平和人文素养的综合能力，在外是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对外方面，除了文化交流活动外，文化产品走出去，让中华文化随着产品走入其他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当中，在文化融合中促进社会进步，文化贸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贸易的战略双重性

文化贸易的基础依然是文化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但是战略与策略还需要建立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特性之上。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最大特性就是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其经济属性是指其具有与其他产品相同的利润和增值的经济诉求，而文化属性是指作为满足精神需要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性。

文化的经济属性是随着文化的产业化得到认可的，40多年来全球文化产业发展非常迅速。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26%。联合国贸发会议2014年初预测，2015年全球文化产业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升至左右，每年平均提高0.7-0.8个百分点。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统计口径不一）在其国家GDP中占10%以上。我国的文化产业10年来也呈现快速增长，被国家定位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来大力发展。

在文化战略下，文化贸易和文化产品一样具有双重性，即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文化贸易常常凸显的矛盾，往往就是两种属性的矛盾体现。在国家战略设计中，从经济属性上关注贸易总量和比重，从文化属性上要关注核心文化产品的进出口状况，因为这体现了文化影响力对文化主体的作用和反作用。在企业层面，从经济属性上关注文化贸易对企业发展的利益，如解决规模性发展和消费者差异之间的矛盾，从文化属性关注文化附加值以及国家文化政策导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