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国际贸易；道德因素

从1993年往后，中美贸易一改过去几十年的“顺差在美国，逆差在中国”的局面，2008年中美贸易逆差达30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以及中国在IMF比重的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将不断增加。中美贸易摩擦是当前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亟待思考并急需制定有效应对策略的难题，而这其中准确地找出原因又是破解难题的关键所在，过往的摩擦因素分析已经不能满足当前贸易形势的需要。

一、中美摩擦现有解释的局限

早在几百年前，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就一直在研究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也很多。

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初期的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认为两个国家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互惠的行为。换句话说，中美两国通过贸易，实现了两国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宏观经济的期待结果。上述观点是国际贸易分工的经典理论，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中美贸易互利共赢。那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是互惠，何来贸易摩擦事件年年增加，莫非中美两国不是按照国际分工理论来进行国际贸易？但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告诉我们，我国完全是按照国际分工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

新古典贸易理论即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强调要素禀赋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作用，指出一国应该出口丰裕要素密集的产品，而进口稀缺要素密集的产品。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劳动力要素极其丰裕的大国，应该出口劳动力密集的产品。而美国是一个技术和资本要素丰裕的发达国家，应该出口技术要素密集的产品，中美贸易的结构正好符合这一要求（于铁流、李炳祥，2004），所以双方应该有着大量的贸易往来，事实也是如此。然而，美国却频频使用贸易摩擦来阻碍中国的出口，这是不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的一种行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在某些方面也不能解释中美贸易摩擦的真实原因。

国内一些学者通过中美贸易的数据和摩擦案例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贸易中的正常现象，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随着贸易额的增加，摩擦肯定会出现而且越来越多，只要不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不影响经济结构的稳定，顺其自然就行。但是如果任由中美贸易摩擦无休止的发生，过度相信市场调节机制，势必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归根结底是中美贸易顺差造成的，每年2000多亿美元的顺差，美国政府不可能不采取措施。但是在以前中美贸易逆差时，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事件并未减少，中美贸易摩擦频频上演。所以中美贸易顺差不是导致摩擦的真正原因。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全、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了摩擦。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和经济结构正逐步完善，市场管理体质也在不断健全，理应中美贸易摩擦会逐年减少，但结果恰恰相反，中美贸易摩擦年年增加，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所以上述学者观点存在缺陷。

通过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和我国学者的观点，我们对中美贸易摩擦没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单从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分析角度考虑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很难找到突破点。若仅找中美贸易的数据和摩擦案例，最后列图表，就说中美摩擦起因于顺差或结构等原因，又未免太过单一。

二、道德因素对中美摩擦的解释

既然国际贸易理论在经济方面不能合理的解释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那么，本文不妨抛开经济数据，从感性和道德的角度来考虑两国的贸易摩擦的根源。

（一）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是指调节、调整人们的政治关系及政治行为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是政治规范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在贸易摩擦中，中美两国政府的道德影响，实际就是中美两国在贸易中的政治博弈和政府道德大小的比较。作为两个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崛起正越来越威胁到了美国政治地位。中国最近30年的高速发展及在国际贸易中的突出作用，不仅使我国贸易总额成为世界第二，而且还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美国政治家不可能不对这种贸易形势的变化无动于衷，美国国民同时也注意到这种慢慢改变的趋势。美国政府的政治道德在此时就起了作用。为了满足国内国民的政治需求，也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美国政客就对中国采取贸易壁垒措施，以此成为获得选票的政治手段。显然它违背了道德，违背了两方贸易互惠的原则，这种政治道德手段最终打破了互惠的惯例。

我们知道美国在政治道德中处于优势。美国有雄厚的资本，民众有完善的福利待遇，若美国实施倾销政策、壁垒政策，尽管会使其资源配置暂时性紊乱，但由于美国经济基础强，经济结构完备，相对于中国的损失，真是小巫见大巫。美国政客们更看重倾销政策的次级效应，即全民支持。从公民中获得选票支持，这才是美国政治家所要的结果。美国用经济损失换来政治利益最大化，则我国与其进行国际贸易，发生贸易摩擦是必然的，且随着我国经济步步紧逼发达国家，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地位越来越重要时，这种贸易摩擦也自然会越来越频繁，因为美国不希望有另一个强国再次崛起。

我国在政治道德中处于劣势。由于中国经济仍需大踏步发展，急需引进国外先进劳动生产力，中国就不能和美国一样采取过多的反倾销措施和更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外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引进美国产品、人才、技术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对美国贸易进行壁垒，相对于贸易损失，我国政府所得到的政治道德效果完全小于这种损失。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需要快速发展的我国，政治道德是不可行。

（二）国民道德

国民道德，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具体化即中美两国国民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所扮演的道德角色。由于两国文化理念存在差异，国民道德又与中美两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国民道德差异是中美贸易摩擦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国民道德对美国产生积极效益。美国人喜欢消费国内产品，使得中国产品在美国竞争力不强。美国民众对本土商品保护力度很大，他们深知买一件国内产品，就会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美国国内的生产商就会从本国获利，从而有更多资金用于产品研发，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即使不进口国外商品，美国经济仍会良好运作。当美国民众发现大批的外国商品涌进美国时，美国人下意识就会去消费本国产品，并且向政府施压，来抗议政府过度引入外资的不当举措。国民道德在此时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得到了政治家的广泛支持。国内民众消费本国商品，虽然频繁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额损失较大，但在国内经济内需上却得到了补偿，并且内需增加还可以缓解失业。国民道德的积极效益在美国体现的淋漓尽致。

其次，由于中国与美国文化观念的差异，我国国民道德存在消极效益。对国内产品的不信任又加剧了消极效益的扩大。民众经济道德缺失，大量消费外国商品，使得国内企业无法从国内市场及时得到资金更新，从而保障产品质量，创新产品特色，导致大批国内知名企业破产或被外国企业吞并。国民道德的消极效益促使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政府不得不加大外资引入，与美国全面合作，从而不得不面对于美国那苛刻的贸易政策及几乎不切实际的贸易附加条件，如降低关税，产品进出优先考虑等。如果我国内需是促进GDP增加的主动力，那么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必会减少甚至消失。

（三）企业道德

企业道德，是指在企业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组织中，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以善恶评价为标推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综合。它包括对企业产品、员工、环境等的道德综合。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参与者便是进出口企业，他们的道德效益成为了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显著原因。

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跨国公司，这些企业具有好的道德效益，他们的管理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发挥着巨大作用，他们对自己的产品严格要求，对自己的员工工资、福利、工作时间可以很好保证，对环境保护更是做到最好。中国企业虽然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缺陷，在经济结构中存在不足，没有美国企业良好的整体运作机制，但中国企业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即以“仁”为先，以德治国，以德办企，处处体现着尊重人与自然，人与企业环境和谐发展的氛围。虽然偶然会发生一些企业忽视人权问题，但比起美国企业那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量而言，实在不算什么。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深入人心，也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企业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有属于自己的操作程序，有适合自己的工作规范，我们完全可以不断发扬自己长处，使自己做大做强。

然而在中美贸易中，我国接受了他们的产品，采纳他们所制定的所谓企业标准，处处模仿，根本没有与中国本土企业特色所结合，盲目接受了美国进出口企业的道德，认为这是积极正的效益道德，从而导致中国企业不伦不类，即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特色，也没有完全吸收到美国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造成我国企业道德与美国企业道德的相抵触，影响正常的交流与合作，进而产生贸易摩擦。比方说，中国一些企业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打入美国市场，盲目与美国企业要求相匹配，有的甚至对员工提出苛刻要求，强迫他们按照美国标准工作，按美国标准生产产品，将美国企业标准完完全全灌入自己企业中，造成资源浪费，效率降低。

当然，美国标准并不是都不好，它在管理模式中，管理手段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要将他们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与我国企业实际需要相结合，对他们的管理办法加以灵活运用，从而符合我国企业文化特色，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我国的进出口企业要思考自己的道德效益，有自己的企业标准，有自己的企业特色文化，不断思考扩大企业，办好企业，优化企业的思路方法，充分考虑本国企业的特色本质，形成自己的企业标准，从而降低因文化差异，企业道德差异，企业特色差异所引起的贸易摩擦，实现互惠共赢。

三、研究结论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经济增长主力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困扰。不仅是中美贸易摩擦了，中日、中德等国家都会产生贸易摩擦，正确分析摩擦产生的原因，找出合适解决方法才是我们所希望的。本文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原因不能单单从数据分析得出，即中美贸易顺差和经济结构失衡引起，而要从深层次分析，即两国道德层面因素引起，这其中政治道德、国民道德、企业道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国民道德作用与政治道德和企业道德，反过来，政治道德和企业道德服务于国民道德。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的道德效益远远低于美国的道德效益，这才是我们所要揭示的中美贸易摩擦真实原因――道德新因素。

参考文献：

[1]朱励.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J].商业经济,2011(1).

[2]胡玫.道德壁垒――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新挑战[J].生产力研究,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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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达,于春海.内外均衡、结构调整和贸易摩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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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焦知岳,靳丹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及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1).

中美贸易摩擦范文第2篇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中货物贸易3867.5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2.8%。其中美对华出口652.4亿美元，增长18.2%；进口3215.1亿美元，增长11.7%。与此同时，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31.4%，逆差金额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动；如国对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美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给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借口，美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借题发挥。

（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市场拓展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拥有市场份额的多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各国经济发展对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市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寻求和占领新的市场仍将是各种经济力量争夺的焦点。就中美贸易关系来讲，美国要求在资本、能源、通信、航空等领域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为保护某些国内的幼稚产业，还不能完全开放本国市场。所以在市场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避免。

（三）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美国，钢铁、纺织业、汽车等制造业都属于“夕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按照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应从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进口，以节约资源，提高福利水平。但美国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生产商认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大量涌入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纷纷转向政府寻求保护，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

（四）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

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强国争夺是国际政治中的正常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强国地位的上升，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不加管制的自由贸易只会加速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应从战略而不是从市场考虑来推动，华盛顿不能阻止中国上升到强国地位，但多少总能控制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虽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对试图维持单极世界的美国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美国向来有运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实行复合遏制的历史。

（五）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过于集中。多年来我国出口属于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贸易利益远小于贸易增长，而且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容易授人以柄，成为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理由。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这更加大了贸易风险。3.企业低价竞销现象严重。企业为了抢占出口市场而不择手段竞相降价，造成出口几乎无利可图，同时遭受外国反倾销。4.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中国在音像、出版、软件等领域存在较严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盗版产品问题，在药品、化学品、信息技术、专利产品等领域的商标和技术侵权的现象严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

中美两国经济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维护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努力把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降到最低。

（一）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加入WTO的意义之一，在于有利于通过多边贸易体制中的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争端。我们应熟悉和适应WTO及其他国际贸易规则，在实战中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和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并在贸易摩擦中处于有利位置。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时，我们要充分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

（二）加强两国政府间的协商。

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定期和不定期会谈，及时交流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和看法，积极主动的解决贸易争端。例如，中美两国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迄今为止共举行了四次就事关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有力的推动了中美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造成美国企业抵制。出口市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单一的产品集中到某一个国家，即使产品没有低价倾销，也会对该国市场形成压力。市场的过分集中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因此，要进一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市场，并逐步向拉美、中东和非洲市场进军，达到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目的。

（四）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很好地缓解贸易摩擦。为了减少我国近年来由于出口量持续增长而引发的贸易摩擦，我们可通过海外投资扩大出口，这是出口企业必须重视的发展战略。这是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减少中美间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

（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

无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还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都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的信誉，走品牌竞争的策略才是出路。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创新，并尽可能给企业更多途径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创造条件到国外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在国外市场获得创新所带来的利润，降低出口中知识产权问题带来的风险，还可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出口结构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时代更要求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融入到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框架内，这样才能做到有效地缓解贸易摩擦。

结语：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很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与此同时两国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只要双方抱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处理问题，加强沟通与协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中美贸易一定有更大地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中美贸易摩擦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根据西方主流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的走向趋势，指出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的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就中国而言，解决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不应该主要通过派政府代表团赴美进行集中采购，而应采取继续深化市场经济导向的体制改革，遵守和利用WTO规则，在充分了解美国政治、经济运作机制的基础上，采取更有效的诸如自动出口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等对策。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不论是贸易金额，还是商品结构的涵盖面都有了巨大的增长与扩大.中美贸易额从1977年的2.9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200亿美元，中美贸易商品结构也由为数有限的产品种类扩大到几乎覆盖所有产品种类。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由当时的完全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到目前的以初加工，甚至精加工产品为主。这种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同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状况相吻合，即第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展望未来，在WTO的框架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存在着广泛的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可以预料中美贸易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综观过去25年中美贸易的发展历程，同其他重要或主要的贸易关系一样，中美贸易关系在发展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是一波三折。新近的一轮贸易摩擦首先发生在美国对中国某些纺织品进行进口限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法院裁决了中国彩电企业对美国倾销。而后又对从中国进口的家具产品进行反倾销。中美贸易摩擦接二连三地发生，引起了中美两国政界与经济界的不安。

我们从中美贸易发展的过程看，纺织品与彩电出口的争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独立的或突发的事件，而是中美贸易长期持续不平衡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深层次矛盾与冲突一个表象。而且，如果目前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框架在未来5～10年不变(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会在将来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会继续存在并扩大，目前的这类贸易摩擦也会随之不断加剧与升级，甚至会愈演愈烈。根据1977-2003年中美贸易的统计数据，我们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就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国从美国进口以及中美贸易平衡状况进行了拟合与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的理论公式如下：Y=α+βX。

这里，Y1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X代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序列；Y2代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α为截距；β作为时间序列的系数，表示变化的方向与数量。

根据1993~2002年中美贸易数据，我们就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进行了线性回归拟合。所得结果如下：

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重要统计检验指标见表1。两个回归模型的β值均为正数，表明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发展。每年的递增数量分别为542197.5与16913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检验的结果，即F检验和t检验，都表明X和Y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是95%和94%。

运用上述两个回归模型，我们对今后10年中美贸易的走向进行了趋势预测，并在预测的基础上，计算出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化趋势(见表2)。如表2所示，今后中美贸易将会持续增长，不仅如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在今后的10年中将继续存在，其数量将从2004年的433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06亿美元。

鉴于中美贸易逆差会长期存在和继续扩大，这种贸易逆差给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重大的、持续的不利影响。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它会成为中美政治经济恶化的触媒。因此，探究中美贸易逆差存在的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将成为维持良好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改善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拟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从中美两个方面，从政治和经济联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究，并对解决的办法提出看法。

二、文献综述：视角的差异与观点的争执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和美国双方的统计数据不同，认识的角度及所持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看法是：

1.中国实行新重商主义政策。中国长期实行的鼓励出口(补贴)，限制进口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具体地说，美国认为中国通过出口退税政策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出口。

2.按照中国加入WTO协议的规定，包括银行、保险、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不够，使美国的公司没有获得对等的国民待遇。

3.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偏低。由于汇率原因造成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价格偏低，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并且限制了美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其结果，直接与间接地造成了美中贸易的逆差。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中方认为：

1.中美贸易逆差是由于美国实行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的结果。美国可以从对中国的贸易中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中国则不能从美国买到技术资本密集性的资本类产品，从而使贸易产生不平衡，进而引发贸易纠纷。

2.中美贸易中，中国不存在美国指责的所谓的“倾销”、“通货紧缩输出”、“抢了美国工人的工作”等问题。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并非全部或大部分产品的价值都是在中国创造的。据统计，中国出口的产品，65%是中外合资或者外国独资企业生产的，50%以上的贸易属于来料加工，或OEM。其结果是：一方面，出口产品中的许多利润落人了外商的腰包；另一方面，在美中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亚洲许多国家的逆差也在扩大，美中贸易逆差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

3.中国不追求长期的过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进出口的基本平衡。在贸易摩擦发生时，中国是本着积极的态度来解决争端的。

4.中国认为中美贸易是互利互惠的。不仅中国受益，而且美国同样受益。据摩根斯坦利调查，大量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使得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可节省支出200亿美元。

三、中美贸易流动合理与否的理论依据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的运作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中美贸易也不例外。考察中美贸易流动的合理性，也自然而然地必须依据西方的经典贸易理论。本文拟就3种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中美贸易流动的适应性和指导意义进行评述。这3种理论分别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DavidRichardo’s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莱蒙德·弗侬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说(RaymondVernon’sProductLifeCycleHypothesis)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Theorem)。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在中美贸易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labor-intensiveproduct)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capital-intensiveandtechnology-intensiveproducts)的生产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通过中美两国的贸易，可以使中美两国都能得到大于本国各自生产两种产品所得的利益。所以，在现有的自然秉赋条件下，中美的分工格局应该是中国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品，而美国则生产并出口资本与密集型产品，如大型高速计算机。

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莱蒙德·弗侬率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个理论，一件新型的工业产品，要走过新产品(Newproduct)，成熟产品(Maturingproduct)以及标准化产品(Standardized)3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对生产、消费以及国际贸易有着不同的影响。以彩电为例，在新产品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一阶段，该产品的主要开发国的生产仅能满足它的国内消费，因此，出口几乎为零。在该产品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成熟阶段，也就是图1上的第二阶段。由于学习曲线的作用(learningcurveeffect)使得生产的效率大幅提高，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其结果是国内的生产产量大大超过国内的消费量，其余额部分销往国际市场。在该产品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标准化阶段，即图1的第三阶段。产品的生产达到了高度的标准化及流程化。从而使产品的生产地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国，而美国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进口国。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假说不难看出，中国生产并出口如彩电类已经是标准化的产品，而美国作为该种产品的主要开发国家之一，出口该类生产技术与专利，并进口该产品成为一种可以预计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至于倾销与否，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与冲击。至于同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的同类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公平竞争问题，是更多地取决于公司对利润率的决定倾向，而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不会产生失业性的冲击。各公司的利润率策略是公司市场竞争的需要和结果，只要原产地的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产品销售目的地的价格，就不构成倾销之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与俄林对国际贸易的起因提出了新的解释。这就是著名的国际贸易的自然要素秉赋学说。这一理论指出，国际贸易的起因取决于贸易双方的自然秉赋。一个资本和技术相对丰富，而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在国际生产分工与国际贸易中自然而然地利用出口其所秉赋的丰富资源生产的产品，同时进口对本国而言稀缺资源生产的外国产品。举例而言，美国的资本供给与劳动供给的比例大于中国的资本供给和劳动供给的比例，因此，中国应该向美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品，因为劳动力是中国的丰富资源.相应地美国应该向中国出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资本与技术是美国的丰富资源。

综上所述，不论根据以上任何一种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来分析，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都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和彩电；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都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高科技产品。只有这样，两国才能达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

四、中美双边贸易的现行走向

综观过去中美贸易的走向和商品结构，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出口产品结构与西方建立的传统的经典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如图2所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相反地，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却同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完全吻合，甚至是相悖的。如图2所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理论上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现实是美国并没有向中国出口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数量相匹配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虚线框部分说明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美国对中国应该增加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正是由于这种贸易走向以及贸易产品结构的不匹配性，甚至是不合理性，导致了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而新近一轮的在彩电和纺织品行业中的贸易摩擦仅仅是这种中美贸易中持续性的巨额贸易逆差的表象与反映。

造成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政治运作机制，即美国选举年效应；根本原因则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美国的选举制度包括总统、参众两院、州、县、市的选举，是一种定期重复的政治运作机制的一部分。选举制度以及这种选举过程的本身就是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达到新的均衡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在这种定期重复的选举过程中，特别是在总统的定期选举过程中，为了实现当选的目的，参选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当选与否有重要影响的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利益阶层会做出均衡和保护。美国是目前事实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美国有能力采取对外政治经济政策服从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运作体系的做法。而其他各国由于实力的原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无可奈何，而且还要适当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政策，以维持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从而维系与美国的良好的、持续的运作关系。

目前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纺织品、彩电和家具制裁也是这种对外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运作的具体表现。不论用上述包括李嘉图、弗侬或赫克歇尔一俄林在内的何种经济理论来分析，美国的纺织业都应该算作一个夕阳产业，已经完成了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到了被淘汰出局的时候。这不仅同传统的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相吻合，而且也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但是面对着美国近年来由于经济低迷而不断攀高的国内失业率，面对着美国的大选在即，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包括纺织品在内的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强势竞争，美国现政府不得不采取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措施，即便是如限制部分中国纺织品进口等对美国经济来说更具象征性意义的措施，以安民心，争取选票，均衡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利益。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限制，是这种美国国内民主政治，具体地说这种选举机制的一个副产品。

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裁决也不例外。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加，特别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出超国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就成为美国经济界，甚至政治界所关注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政治经济气候下，美国彩电同业公会中国的彩电企业，美国法院裁定中国彩电企业倾销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对此，美国政府不仅爱莫能助，而且，事实上美国政府与司法界有着同样的观点。虽然，由于经济原因，美国多年前已经停止在本国生产彩电产品，对中国彩电出口的制裁不会为美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但是在大选之际，利用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因素争夺选民，仍然是合乎逻辑的。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诸如纺织品、彩电及以家具等，进行反倾销裁定，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造成了压力。而产生这种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无法按照传统贸易理论出口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横跨太平洋的中美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单向贸易流动。即中国可以向美国出口美国需要的劳动密集性产品，而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向中国出口中国需要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造成了中美贸易出现了巨额贸易失衡。

美国的这种对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限制的原因是美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建立在这种意形态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美国朝野无法将中国视为长久的可信赖的政治伙伴。在中国经济日益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不信任感就也自然而然地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为“中国”。其结果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对中国的出口资本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限制或管制。在具体做法上，由冷战时期的对共产国家限制的巴黎委员会(COCOM：the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1ExportControls)下设置的中国委员会(ChinaCommittee)负责管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管制事务。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重新签订了华森纳协议(WassenaarArrangement)，以此来取代巴黎委员会，继续对中国等国家实行出口管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得具有互补性很强的两个贸易主体的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目前的失衡的单向贸易流，其结果是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下贸易摩擦不断。

五、结论与政策

中国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时，经常采用的是安抚政策。具体做法是，当贸易摩擦出现时，政府立即派出高级别的政府采购团，大笔购买美国的以飞机为代表的少数几种产品。这种应对政策有3大不利之处：第一，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的贸易逆差，而这种逆差又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所造成的不信任，以及由于这种不信任所造成的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派出采购团只能暂时减缓矛盾。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这种摩擦的存在与升级，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对从中国的进口进行限制或制裁，这种限制或制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及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负效应。

第二，这种安抚政策也不是一种对症下药的政策。具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所受负面影响较大的地区或利益集团，没有从这种安抚中获利，从而摩擦没有通过这种安抚政策得以解决。比如纺织品贸易摩擦，中国的采购团购买的是美国波音的飞机，这并没有使挑起贸易争端的美国纺织业受益。反而采购激发了他们向美国政界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采购团一离开美国，美国政府就做出了对纺织品出口限制的决定。很快美国法院又做出了对中国彩电的倾销一审裁决。这种“头痛治脚”的安抚政策，并没起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以最近最大的两项安抚采购项目，飞机与汽车来说，中国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汽车市场上都不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对手，美国汽车制造业也从来没有对中国的汽车贸易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抱怨，中国大规模的汽车采购从长远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缓减美国汽车制造业同日本汽车制造业之间的矛盾，给以日本为主的国外汽车制造业在国际汽车销售市场上提供一个缓减竞争矛盾的机会。同理，中国在美国的大规模的飞机采购，也没有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方面的矛盾，它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减缓了美国飞机制造业同欧洲飞机制造业之间竞争的矛盾。这种“头痛医脚”的安抚政策是中国对美国社会与经济制度的结构认识偏差所造成的。美国经济的运作是以利益独立的私营经济与不同行业为主体的，美国政府是不能通过跨企业与行业的利益转移来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从而使得由于中国大规模的飞机与汽车采购的利益转移到纺织品和彩电行业上。，因此，购买飞机和汽车不能解决纺织品和彩电贸易纠纷。

第三，这种以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为主体的安抚政策，往往还会起到很强的负面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5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了比较成功的转轨，民营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主体。然而，这种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企业所用的设备，会给美国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种中国还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的错误印象，这会影响中国作为一个WTO成员国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形象，从而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贸易事务时对中国施加不利的条件提供了借口。

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此举的意义和目的在于，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缩小使得信任程度增加，从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这种控制范围的缩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得到了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二是减缓和消除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出超，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可以避免在对美国交往的过程中和处理贸易纠纷的过程中实行上述的不对症下药的问题。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再次，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贸易政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voluntaryexportrestrictions)等贸易政策措施。这种贸易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起到对逆差国和进口国产生有效的安抚作用。同时，又把限制出口的主动权掌握在出口国手中。这样一来，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对那些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较小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美贸易摩擦范文第4篇

随着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整个世界的贸易得到了协调有序的发展。但是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增多，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从本国利益出发，双方在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和问题，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日本自1965年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持续保持贸易顺差，顺差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至1987年已达到598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10年的经济萧条，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美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中美贸易失衡取代日美贸易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在这个基础上深刻认识和分析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吸取日本处理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采取正确的对外贸易策略，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相同点

1.1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对美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

20世纪70~80年代的贸易中，日本对美国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见表1)，在20世纪70年代日美的贸易顺差为几十亿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进而上升为几百亿美元，在1987年时达到了567.6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峰值。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的贸易赤字，日本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这造成了美国极大的恐慌，担心日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屈服于美国，因此美国政府不惜采取政治施压的方式限制日本的出口，日美贸易摩擦产生。中国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并替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取代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主攻方向。

从图1、图2可以看出，虽然由于中方与美方统计口径的不同，双方统计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但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事实，且连年呈增长趋势，2001年以后更是出现巨幅增长。按照中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已达到1 633亿美元，是1993年的26倍;按照美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达到2 562.7亿美元，是1993年的11.25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创下对单一国家贸易逆差水平之最，这招致美国国会和部分利益集团的不满，因此这些人开始对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美国于2006年在WTO对中国发起木材、钢材和信息技术产品的反补贴的申诉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

1.2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日美、中美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开始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了制度摩擦(制度摩擦：是由贸易双方制度不协调引起的。这种制度的不协调既有因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工业化社会规制和信息化社会放松管制的摩擦，也有因放松管制或制度改革速度快慢引起的摩擦)，摩擦的解决方式也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转向结构调整，直至规制缓和(经济学家通常把规制缓和界定为去除政府对价格、产品供给或服务的规制)。从1989年开始，日美双方签署了三大协议：1989年《日美结构问题协议》、1993年《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7年《日美规制缓和协议》。从三大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解决日美经济摩擦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国的贸易协议已经超越了纺织品协议、汽车协议等这种针对单一商品，从涉及商品进出口数量的内容，开始进入针对住宅、电讯业、金融服务、流通等服务业领域，涉及到竞争政策、法律服务、透明度及其他政府惯例、促进规制缓和的组织建设等国内制度，甚至是日本的经济结构。

由于中国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同时，处于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仅会与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WTO发生制度上的摩擦，而且会与处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进行制度调整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出现制度上的摩擦。如美国贸易代表年度报告《中国贸易壁垒》指出：限制性投资法律，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和任意使用规章和法律等严重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和对服务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通信、听觉视觉产品、商品流通、职业服务和旅游及旅行部门。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条件下，以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已经率先进行了战略调整和管理改革，将公司经营的重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并精简人员，减少管理层次。而大多数中国的企业还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上仍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经常容易与跨国公司在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摩擦。

1.3中、日对美贸易依存度高，在处理贸易摩擦时较为被动

美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二战后又成为科技领先的强国，这使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减少了对外依赖因素。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对美出口的贸易依存度很高。以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贸易为例，日本的汽车在当时占美国汽车进口贸易份额的四分之一，高峰时出口350万辆占美国市场的30%。研究表明，日本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进口中达到50%以上的比重，其市场占有率在15%~20%的时候，日美贸易摩擦就会激化和升级。

高度的贸易依存度使美国掌握了日美贸易摩擦的主动权，使日本在贸易摩擦的争端解决中处于被动地位。中美经贸关系也是严重不对称的，这加大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使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容易被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的风吹草动置于被动地位。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如中国对美出口的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受到美国的出口额度限制的时候，中国出口总额度就会锐减。同时在双边经济总量上，中美贸易的份额也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全部出口的20%以上，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比重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0%，而美国自中国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5%。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性使得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对中国有着较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相应的约束能力。

2、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不同点

2.1贸易摩擦的手段不同

20世纪70~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是在GATT框架下解决，其中数额限制，关税为主要限制手段，并且以美国的单边主义为主。贸易摩擦的手段比较单一。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所援用的手段日益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主要以反倾销、技术性壁垒、特保条款、法律法规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为主。相对于关税来说，非关税壁垒更为隐蔽并且对于贸易的限制作用更强。为什么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手段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这主要是由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911事件打击以来，全球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2000年以来，占世界经济70%的美、日、欧经济同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衰退或增长迟缓，这是1975年来的首次下滑。

其中，美国经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急剧降温，2001年3月正式陷入衰退。虽然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尚不坚实，美元汇价可能会继续下跌，恐怖威胁仍会困扰国际社会，因此，全球经济彻底走出低谷的态势并不十分明朗。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经济走强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较弱，反之，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贸易保护呼声较高。世界经济的低迷致使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市场。新贸易保护措施花样层出不穷，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技术壁垒激增;反倾销、反补贴、特保以及动植物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也呈不断上升趋势，还有新的道德标准、社会责任、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也被广泛应用。贸易保护措施的滥用导致全球贸易摩擦频发。中美贸易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因此新贸易保护措施也频繁地发生在中美贸易中。而日美贸易摩擦激烈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全球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呼声较低且保护措施单一，因此日美贸易中贸易保护措市场纵横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施的滥用较少。

2.2中美贸易摩擦比日美贸易摩擦受政治的影响更大

日本是美国的受托管国，日美贸易摩擦是发达国家之间围绕工业品展开的，是经济格局变动造成的，而中美贸易摩擦则更多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直在推行它的单极霸权主义。因此对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美国视其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中国发展和强大之后会成为其经济和军事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当局提出了遏止中国论，并长期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进行严格限制。但是美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就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创汇，这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美国为了缩小贸易逆差，推出了旨在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新规定，但为了保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内拥有30年的领先地位，规定只有不被列入限制列表的高科技产品才可以无限量地向中国出口，这使得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数量和质量大打折扣。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专门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产业和安全局(BIS)于2007年6月15日宣布，将对出口中国的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科技产品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同时推出了一个涵盖20个产品大类的限制出口名单和一份合法终端用户计划。按照合法终端用户计划的规定，只有那些被信任的用户才可以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购买限制列表中的产品。

限制列表中的产品包括：飞机发动机、贫化铀、航空电子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激光、水下摄影机和推进系统、某些复合材料、一些电信设备、空间通信和防空设备等。这一新规定与以往多设限的高科技产品的类别相比看似略有放宽，但实际上可能会使出口和审查的程序更为复杂，从而使限制更加严格了。美国试图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以保护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垄断地位。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希望美国能够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和先进技术的大量出口，以弥合两国间长期存在并逐步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第二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也再次表达了中方的意愿。她说：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已从2001年的18%滑落到了2006年的9%。这种强化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对华2 30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 也就是说，美国新推出的规定很有可能不但不会使贸易逆差缩减，反而会使现已存在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受政治的影响较大。

3、日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3.1应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在当今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已经处于新的利益共同体中。要有效地应对及预防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技术壁垒引起的出口贸易摩擦以及外国对我国进行倾销可能引起的进口贸易摩擦，需要多方协同合作，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铁三角关系和多层次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只有信息互动、集体作战，共同应对国际市场上形形色色的技术壁垒和倾销、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才能奏效。

3.2应坚决抵制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压力

应该防止美国以贸易逆差为由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导致中国经济衰退。入世后由于关税下降和市场准入的扩大，进口会进一步增加，在中国没有竞争力较强的产品出口，利率下调的空间有限，财政赤字扩大的条件下，应该抵制贸易逆差国对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吸取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教训，防止人民币升值对通货紧缩的压力，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

3.3积极扩大内需，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投资

扩大内需是解决贸易摩擦的治本之策。应该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向西部，培育和做大国内市场，增加国内市场对国内外企业产品的吸收能力，这样不仅能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还能缩小东西部的地区差距，从而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美贸易摩擦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关贸易摩擦；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产品附加值

一、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为了更好的认清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本人将先简要分析中美建交30年来的贸易摩擦的艰辛历程。

第一阶段：单纯经济性贸易摩擦阶段(1980－1989年)

这一阶段由于中美间存在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大多数的贸易摩擦属于经济性质范畴内的经济性问题，由于当时中美政治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中方在贸易摩擦中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因此摩擦的解决途径也基本遵循着“美方立案一中方解释一美方裁决一中方让步一双方达成协议”这一模式。这一阶段涉及的商品还大多数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化工材料以及轻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二阶段：政治化摩擦阶段(1990－2001年)

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特征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冷战结束后，由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破灭，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恶化，美国对华贸易不再简单的以反倾销为主，而是加大了经济制裁手段的使用力度，主要以限制防范对华的高新技术扩散，此外，还扩展到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贸易逆差以及入世等方面。这一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中美两国经贸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主动反击和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日益提高。

第三阶段：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

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特征是从纺织品彩电家具等微观经济局面向以人民币汇率、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局面为核心的制度性摩擦阶段发展。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硝烟不断，摩擦数和金额迅速攀升，已成为我国加大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以上文提及的中美轮胎特保案来说，涉案金额就高达22亿美元涉及20多家中国企业，10万多名中国工人的就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上述三个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摩擦在随着双方经济政治不断发展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特别是随着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新的变化如下：

第一，贸易摩擦领域不断扩大。除了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逆差及知识产权等传统问题外，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也成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焦点。值得一提的是中美服务贸易领域的摩擦日益频繁。第二，对待贸易摩擦手段的日益多样化，集中表现为反倾销不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唯一形式。保障措施尤其是特保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第三，贸易摩擦形态的复杂化。表现为多边摩擦现象日益增多，典型的是“中美钢铁保障措施”一案，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201”条款口实施的保障措施不仅仅针对中国，同时还包括对欧盟、日本以及巴西在内的14个国家进口钢材采取措施。

二、中美贸易摩擦根源分析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美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既有美方的因素，也有我国自身存在一些因素使然。

从美方来说：首先，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重要原因。根据古典国际分工理论，比较优势是国家间进行分工合作的基础。各国通过国际贸易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中获益。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就中美所处位置来说，美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中国处于底端部分。如果顺利按照微笑曲线的分部规律，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就不会这么严重了。然而现实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利益的不一致，美国产业分工并不是完全按照微笑曲线所示，相反由于交易背后的利益所使，在一些传统部门，美国并没想轻易让出一些底端的传统产业领域。当这些传统产业受到外来产品入侵威胁时，美国就会毫不犹豫的采取保护措施，从而爆发贸易摩擦。

其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突如起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致使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而中国制造无疑成了最主要的靶子，为了保护国内产业，促进经济复苏，美国加大对华进口限制。还有外加一些政客在其中搬弄是非，捞取政治好处，都左右着奥巴马政府对华的政策。

从我国自身方面来说：首先，贸易依存度的差异决定美国对我国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外贸的增长。其中，中美贸易在我国外贸出口领域占重要地位。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大约10％的GDP来自中美贸易，与此相反，美国在经贸领域对我国的依存度相对较小。从另一侧面来说，大量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已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导火索。这种中美间贸易依存度的差异意味着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美国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中美间不平等的贸易依存关系决定了我国在双边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这也是我国产品在美国频频受贸易管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国内企业“薄利多销”战略易引发贸易摩擦。我国企业为更快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多年来形成了低价出口战略，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商品对美出口增速过快，容易授人以柄。以纺织品为例，随着全球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国内纺织业产能得到全面释放，对海外出口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美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总额高达65.6亿美元，较入世元年增长22.9％。2007年该类商品出口额又在此基础上增长两倍至188.1亿美元。

问题总是与解决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在深入探讨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力求在今后的中美贸易摩擦中，摆脱不利的地位，依国际惯例争取属于我国自身的贸易利益。

参考文献：

[1]赵春明，国际贸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王钰，国际贸易壁垒的经济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2008

[3]陈泰锋，中美贸易摩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