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不平衡；双边贸易

一、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经贸中主要摩擦问题的出现都与贸易不平衡有关，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指在中美两国双边贸易中，中方存在贸易顺差，美方存在贸易逆差。

根据中方统计，在1984—1992年的九年里，中方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自1993年始转为对美顺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美顺差呈大幅上涨现象。根据美方统计，从1983年开始美国出现逆差，2000年升至838亿美元，美国对华逆差在该年首次超过日本，并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近两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幅上涨。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11月累计贸易顺差为2381.3亿美元，据此估算，2007年全年顺差将突破2500亿美元，冲高至2600亿美元。中美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发展正常经贸关系阻碍，同时也成为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要求人民币升值、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借口。根据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美国成为迄今为止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案件最多的国家。从近年来这一问题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其色彩的政治浓度要远远大于经济，从而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焦点。

种种迹象表明，今后中美贸易摩擦的热点仍将在纺织品进口设限、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市场经济等问题上。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贸易摩擦，这些给中美贸易关系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一）美方原因造成的两国贸易摩擦

1.经济低迷与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低迷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形成强烈反差。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首季，美国经济仅增长1.3%，增速低于分析人士原来预计的1.8%和去年第四季度的2.5%，是过去四年来的最小增幅，而住房投资下降仍是导致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保护强弱与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只要经济衰退或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并且会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手段，中美贸易发生摩擦不可避免。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会随着美国大选而呈周期性。

3.遏制中国发展是美国全球发展战略的目标之一

中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非西方文明”的特质决定在其强大后必然会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冲突。正如布热津斯基认为的“2015年美国将会失去世界霸权地位。”因此，美国不可能让一个日益壮大并可与之抗衡的敌人出现。因此，美国总是找出诸多借口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中国”，“鼓吹人民币升值”等，中美贸易摩擦也因此不可避免。

（二）中方原因造成的两国贸易摩擦

1.外贸依存度过大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导火线

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指标，一般用年进出口总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1978—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7%，比国民经济增长快7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10%提高到1990年的30%，2007年已超过了70%。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外贸依存度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就赶上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表明了中国经济开放取得了显著成就。

笔者还认识到，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也伴随着一些风险和问题。从中国一些产品对美国市场占有率来看，存在着过高的风险。如2005年，中国出口的玩具娃娃占美国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88%，鞋类占64%，软面箱包、手提包占51%。可见，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较大，在这种关系下，一旦美国挑起贸易争端，中国只能被动应付。

2.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

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3.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有待提高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时，承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特别保障条款”等不利条款，使我国企业面临贸易摩擦时处于较弱的防护状态。此外，企业的自我防护意识差，预警机制不完善也加重了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损失。因此，应该进一步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技巧。

三、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加入WTO以来，截至2007年1月虽然已有66个国家先后承认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越来越多地成为套在许多中国企业头上的“紧箍咒”。它不仅阻碍了中国企业更深更广地参与和融入到世界贸易和国际经济中去，而且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并且成为中国企业屡屡败诉的主要原因。

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迫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提升出口产品结构

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在贸易过程中各方均能获利，但中美双方却并非如此。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实际贸易过程中，美国在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时设置诸多限制。显然，美国对华贸易的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因此，我国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大力扶持、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同时，还要注重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从而使我国尽快摆脱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国际分工地位，逐步向高层次、高技术产业不断推进和升级，降低同他国产生贸易摩擦的程度。

3.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一旦对美国出口减少将会严重影响这些行业的发展；第二，中美贸易在双边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不对称，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出口都占到中国出口额的1/5左右，而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较小。

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4.以积极的心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国目前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因此，会出现所谓的贸易纠纷，但这并不代表中美贸易状况恶化。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包括贸易冲突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些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一条双赢之路，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尽量减少对美国国内市场的冲击，逐步消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正处于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重大问题。面对如此众多的贸易摩擦，我们需要在思想上正视，在战略上重视，做到“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在充分把握和理解WTO规则的基础上，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勇.中美经贸关系[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

[2]刘佳.新贸易保护主义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4）.

[3]宋泓.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几点不同解读[J].国际经济评论，2007，（4）.

[4]吴早.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原因与未来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报，2006，（4）.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一、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化策略

1.文化企业“冲锋陷阵”、政府“保驾护航”是美国进行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扩张的基本模式，但也不排除中央情报局在宣传上直接插手。

美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产业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不可解脱的联系在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艾伦·杜勒斯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美国政府常常通过自身的行为促进美国文化的扩张。如美国在同意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时把不要干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美国国会在“1995年中国政策法”中将开办“自由亚洲电台”列为重点条款之一。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奉政府之命，强硬地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接纳美国各类影音制品。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在中国国内寻找其人。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收买，另一种是商业上的雇佣、合作关系。商业上的雇佣与合作关系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对于前一种形式，我们决不可麻痹大意。1999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和文化艺术界》的书，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许多国际性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幕。根据该书所透露的资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试图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人们对美国的亲近感情。它收买了一些国家的编辑、作家和学者，让它所收买的报刊的编辑卡住批评美国的文章，让它所收买的作家和学者来替美国进行宣传。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笔者不得而知，但这本书所披露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2]

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美国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软权力”。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1990年，美国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在本书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软权力”概念。所谓“软权力”，是相对于“硬权力”(Hardpower)而言的。所谓“硬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武装军事干涉，去胁迫他国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指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Appeal)。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权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行为标准和制度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那么它就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时代，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3]

美国软权力的核心内容是其“民主、人权、自由、法制”观念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委员会副主席本·瓦滕伯格宣称：“今天只有美国的民主文化才有基础，只有美国人才拥有使命意识。……我们在历史上是最强有力的文化帝国主义。”[4]60年代以来从美国输出的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反集权主义倾向。美国的流行歌曲和影视节目都流露出个人自由高于社会责任、个人权力高于政府统治的倾向，会对其他国家政府的威信造成直接的损害。美国大众文化扩张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处于底层的一般人民的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5]美国的生活方式对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都有一定的诱惑力。总之，美国媒体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多于人们可以从屏幕上看到的一切。

软权力的表现形式也要比“硬权力”温和得多，它是无形的、甚至是低俗的，但其影响力要比硬权力来得丰厚和久远。美国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快餐风靡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被“可口可乐化”和“麦当劳化”的危险。现在，美国的软权力已经与世界许多国家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联在一起，它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会影响和制约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世界秩序。

3.美国人把WTO当成输出美国价值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他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要把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写进WTO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政府逐渐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的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戴维·桑格曾撰文庆贺世界贸易组织就远程电讯业达成协议，认为它将给华盛顿提供一个“实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协议“允许世界贸易组织介入70个签署国的内部事务”。众所周知，国际性机构只能是按照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命令行事。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它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美国议会法律顾问索非尔公开声明美国始至终的原则就是，“对于任何本质上属于美国内政的事情，美国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也应由美国自己决定。”[6]

总之，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性机构，“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世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地违背贸易协定。当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能靠得住并附和华盛顿方面的观点时，它就是一个适用的论坛，但当大多数成员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反对美国时，它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论坛。最近，美国单方面提高进口钢材关税与农产品补贴[7]，在一次证明美国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办事，根本不会顾忌各种各样对它不利的规则。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利用WTO来进行对外自由文化扩张和对外宣传。

(1)美国试图把文化产品等同于所有一般性商品，主张文化产品应该自由流通、自由贸易。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出面要把关贸总协定(GATT)的范围扩大到服务领域，包括电影电视节目之类娱乐服务。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非常明确：自由贸易决不会容许配额的存在。但在谈判中，法国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美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2)此后，美国政府又试图在《多边投资协议》(MAI)中写进文化条款，由于联合国的反对，没有达到目的。

(3)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WTO作为打破加拿大文化保护壁垒的手段。在加拿大的期刊市场上，美国杂志占到了80%的份额。加拿大为了保护其期刊市场，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美国认为加拿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违反了WTO的有关条款，遂向WTO提出仲裁。结果以美国胜诉。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空喊打倒“文化帝国主义”口号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学会新的游戏规则，学会理性地保存自我，战胜对手。

4.美国不制定文化政策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隐藏着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设有专门管理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而美国这样一个政府职能部门非常完善的文化产出大国，却单单没有所谓的文化部。他们声明之所以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和产业自由。这样，不设文化部，不制定完整统一的文化政策，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无为而治”，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已经占据了全球文化的制高点，它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戏规则的操纵者。美国自身无需文化保护的策略。它即使无需任何一种文化政策，任凭文化产业随着市场规则来独自运转，也会在全球市场中独占鳌头。实质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文化霸权战略。美国由于在文化产业上具有经济主导性，因而，他们反倒无需文化上的特权，而只需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设置文化保护之类的障碍即可。美国根本不会顾及那些边缘化国家中早已十分突出的文化问题，他们感受不到那种民族文化受倾轧的危机。他们深知，自身不设文化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表率，假若其它国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国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国自身文化霸权所决定，在同样多方位开放的文化市场之间，美国的巨大压强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国家渗透和转移，而根本不必担心自身受欺的问题。这种驱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场诉求，会为美国文化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就是要求文化服从于市场。这样，这种“没有政策的政策”、“没有策略的策略”恰恰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最为有效的策略。美国这种表面上看去十分开放的文化策略其实隐匿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

二、中国在文化出口方面应该采取的对策

1.规模经济使美国的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需要大量的进口电视节目，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美国的文化产品由于巨大的发行量和经济潜力，其投资回报在国内已基本实现，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其产品自然便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1999年中国的电视观众占了世界电视市场的四分之一，占亚洲市场的44%。以年度来计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为数众多的省市电视台每年大约需要五百万小时的电视节目。在所有的节目当中，每年要播出大约八千多集电视剧，其中四分之一需要进口。由于专业人才和资金的匮乏，中国自己的编播制作单位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节目来满足电视台和观众的需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大约30%是从国外购买的。各省级电视台只有能力制作所播出节目的20%。这样，对外国节目的需求就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的纪录片、科学技术文献片、动画片和儿童节目、商业和经济节目、表演艺术、及故事片，都会成为中国电视台引进的对象。由于美国的影视节目在其国内已基本收回了成本，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可以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电视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就有可能把美国的影视节目作为首选对象。

2.多哈会议之后，WTO启动了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我们应该坚持“文化例外”原则、文化多样性原则，强调我们的文化与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我们可以援引以下国际惯例，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1)文化。从20世纪初开始，许多国家对文化产品的贸易实行了限制。1948年的《贝鲁特协议》规定取消教育用视听材料国际贸易中的进口关税、许可证和数量限制。1950年的《佛罗伦萨协议》注重对知识产品如图书、期刊和报纸等的自由流通。然而，这些国际协议没有包含娱乐性文化产品或文化特征。事实上，《关贸总协定》(GATT)和《经合组织无形标准》(DECEcodeofInvisibles)都批准了电影放映保留配额，以保持各国的文化身份。各国为保护其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常把文化问题作为主要理由提出来。从实质上讲，文化(CulturalSovereignty)并不是关于艺术产品本身的消费问题，而是关于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选择问题。政府会运用价值判断来促进、刺激国内文化产品的消费，因为这些文化产品表达了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文化是支持贸易壁垒的核心观点，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常常被提出来支持贸易限制。

(2)文化例外。在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最后一轮谈判中，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表示，关贸总协定对于商品、服务及受版权保护的产品的原则的实施，特别是最惠国及国民待遇原则，侧重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会破坏这些国家的文化独特性及其独特地位。如果仅仅受商业利益的支配，许多地方的文化产业很快就会被跨国公司及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所代替。作为一种“主张”，“文化例外”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它没有被写进任何协议或条约。文化例外的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则：文化不像其他任何产品那样，因为它的价值超过了商业价值。文化商品和服务传达着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这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公民的创新的多样性。

几年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关于文化发展的政府间会议。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召集有关专家讨论“文化：一种独特的商业形式？”，作为对上次会议的回应。这次研讨会的结论得到了普遍的共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或一个经济学概念。”

一些欧盟成员国家曾经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成功地运用“文化例外”的概念来拒绝文化服务的自由化。由于文化的敏感性及特殊性，欧盟拒绝开放视听服务（如电影、广播、电视）及其它相关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例外”的主张在保留GATT第二部分第四条的决议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条有关电影放映配额，允许国产影片在总放映时间中有一个具体的最低比例。GATT还把“保护具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考古学价值的民族宝库”的措施作为例外保留下来（第XX条第f款）。所有其他文化产品，除了电影和家庭录像，都适用于GATT的全部条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WTO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涉及到文化宣传方面的服务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援引这方面的先例。

(3)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报告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低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个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3.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在文化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各文化企业及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制定出了进入中国文化市场的战略计划。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地域和地域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在一个地方适用的情况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可能完全不同。他们的策略是不把中国作为一个总体上统一的市场，而把中国看作是许多有着独立特征和不同机会的市场的组合。在经济领域，中国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已是屡见不鲜。在文化领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各自为政、急功近利的做法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有的省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要把文化“产业化”的提法。再有，为了获取文物的经济价值，一些地方政府一开始“创造性”地“将原本由政府实施保护与管理的文物单位转移到旅游企业开发经营，掀起了一股旅游企业对文物单位的兼并热。”[8]这种做法既严重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会严重破坏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妨害民族精神的发扬，并且会损害我国人文大国的形象。

除了一些地方政府之外，国内一些文化传媒机构，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有损全局的事情。比如对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会的直播，电视台出于利益驱动是有积极性的。一家电视台如果通过购买直播权成为大陆唯一有权对晚会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就可以吸引大批广告、赞助。但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利益，至少对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第一，国内企业付给电视台的广告费以直播权购买费用的形式转移到了美国电影科学院，实际上也就是资助了美国电影业；第二，对奥斯卡颁奖晚会的直播，给好莱坞电影产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起到了培育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消费市场、引导中国观众的消费偏好的作用。现在有电视台正在积极申请直播奥斯卡奖颁奖晚会的事宜。奥斯卡奖和奥运会、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奥斯卡奖是美国好莱坞的集体广告、是美国电影产业的市场营销策略，要在中国有影响的电视台播出，应该给中国的电视台付费才行。我们不要把事情搞颠倒了，就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所写的其他小孩要给汤姆·索亚糖果才能替他刷墙那样。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说明，必要的国家干预是应该的。国家应该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的总体格局出发，站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制高点，结合国家文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对地方政府以及本国文化企业的文化活动进行宏观的调控，尽量减少不同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4.在跨国垄断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动员国内各部门与国际上一切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产业听凭国际市场的摆布。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及其文化产业正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目前，多媒体综合性跨国文化企业的垄断已经形成，它们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全球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关政策的滞后，如缺乏对原创作者的激励机制、投资不足、对自己国家处于发育期的文化产业缺乏信心、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不注重对自己产品的促销工作等原因，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本无法与这些跨国公司竞争。

目前，中国的文化市场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低成本的外国文化产品出现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中国的儿童动画片市场已基本上被美国和日本公司所支配。在中国儿童中最流行的卡通人物是美国的米老鼠和日本的机器猫。而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国际上却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视听领域由来已久，在印刷机新的多媒体领域，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的文化企业在企业规模、经济实力、成本、生产与发行的相关服务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知识、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局限，以及法律环境和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当中，单独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已经不能保证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能够得到公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让发展中国家的还在幼稚期的文化企业去和这些跨国公司的庞然大物“公平竞争”，只能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在世界范围内，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不能保护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不能保护文化产品的公平竞争。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双边贸易争端的核心，也被认为是中国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实证依据，中美双边贸易在统计数额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贸易不平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2005年。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美中货物贸易赤字达到2016亿美元，但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1142亿美元，两者之间相差874亿美元。2006年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该报告宣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缺乏公平性、可持续性、平衡性，掀起了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又一轮争论热潮。正是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逐年扩大。而且美中双方在逆差的统计数据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各学者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存在各种争议，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中美贸易在统计数据上的差别；（2）隐藏在巨额顺差数据背后的实质；（3）关于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举措。笔者以这三个方面为线索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 一、中美贸易在统计数据上的差别及修正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争议很多，首先最显著的问题是中美官方统计的贸易数据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统计口径、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值及服务贸易的相关修正估计才具有可比性。 1.中美统计口径的不同夸大了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数额 Fung and 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指出中国的出口采用FOB，而美国的出口采用FAS，FOB与FAS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装船费用，这项费用一般估计为比FAS高l%，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向上调整1%。在进口方面中国采用CIF统计。CIF包括商品自出口国到进口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或者由第三国获得或者列入服务贸易项目下，CIF通常比FOB高10%，而美国是在海关记录的基础上统计进口，基本上与FOB统计的结果一样，因此在计算两国贸易差额时中国的进口额应该向下调整10%；原玲玲（2005）认为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李毓灵、余翔（2006）认为美国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也造成一定的统计误差：尹承德（2005）认为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商品记人中国对美的出口，夸大了中美贸易数字。 2.香港作为中美贸易中的一个特殊港口.其转口贸易及转口增加值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数额 各界学者普遍认同香港的转口贸易及转口的增加值是造成中美官方公布数额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由于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港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香港转口而完成的。Fung and 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主张，美中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美方在进口方面，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在出口方面却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出口统计为对香港的出口。中方在出口方面，由于不能确定货物转口到香港后的目的地，无法将经由香港转口最后运抵美国的所有产品记入对美国的出口，因而也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是美中两国对双边贸易失衡做出了十分不同的估计.美国使用原产地原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白皮书（1997）指出按原产地原则统计难以真实地反映中美贸易状况，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这是美中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中美贸易失衡状况被扭曲的实质之所在：USCBC（2004）指出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香港的转口增加值达25%之多.大大夸大了自中国的进口值。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统计双边贸易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情况导致公众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存在经由香港转口的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计算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 3.美国的贸易优势是服务 贸易，但其在计算两国的贸易平衡时却未记入服务贸易数额。夸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谢康、李赞（2000）认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结构，或者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服务贸易的巨大顺差，这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反映，符合发达国家贸易结构的一般规律。即使中国对美贸易不存在贸易顺差.美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原因也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是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这种体现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特征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损害中美双方长期的国家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USCBC（2004）指出算入服务贸易时美中贸易逆差会进一步下降。但是，由于服务贸易自身的特性，低估现象普遍存在，正确而又精确计算出中美服务贸易额也是件困难的事情；尹翔硕（2001）也指出由于服务贸易很难统计，误差和遗漏可能比较大。比如，美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包括旅行、旅客运物费、其他运输、特许和专利费、其他私人服务、以及军事国防和各种政府服务几大类，显然，在服务统计中非常重要而且美国具有相当优势的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都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而没有作为独立的大类分别计算。因此可以推测，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是低估的。 中美官方贸易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使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温，于是国内外一批学者致力于对中美贸易数额的修正：尝试以统一统计口径、纳入香港转口贸易和剔除转口的增加值、将服务贸易差额一并计入的中美贸易数据来真实反映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是K.C.Fung.Lawrence J.Lau and Yanyan Xiong（2006）。经过一系列数据演算得出对中美2005年商品和服务贸易相结合的双边贸易平衡的最佳估计值是中美贸易顺差1707亿美元⑥。 二、隐藏在中美贸易顺差数据背后的实质 近年来中美贸易每年都创新高。中美贸易顺差亦逐年攀升，中美贸易存在顺差是无庸质疑的，而中美贸易为何是顺差，隐藏在这些统计数据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许多学者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视点，对中美贸易顺差进行深层次的探究，现将其原因归纳如下。 1.东亚地区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亚太地区 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东亚地区产业转移是隐藏在中美贸易顺差背 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Nicholas R.Lardv（1994） 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东 亚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造成的：Robea Rubin（1997）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直以很快 的速度增加，但同一时期美国对亚洲贸易逆差总 额大致没有变化，贸易逆差构成之所以向中国倾 斜，大体上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其生产 活动转移到中国的缘故；Laura Tyson（1997）也明确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趋势已大体上被香港、新加坡以及台湾等地贸易逆差的减少所抵销。 尹翔硕、王领（2004）运用数据分析了1993－2002年中国对东亚贸易、中国对美国贸易以及美国对东亚贸易的变动情况，认为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虽然不断扩大，却并没有使中国总体贸易顺差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虽然不断增加，但是这一逆差占其总的对外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并没有显著提高，维持在20%左右，由此得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结论。由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来，他们对美国的出口也因此转移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了。由此可得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可能比现在出现的还要大。这是因为原来在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生产的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假定美国的需求总量不变，较低价格的进口使得美国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同时也使美国在得到同样多商品的同时，付出比以前较少的成本，即在进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口总额降低；第二个推论是由于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因此，只要这种趋势不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就不可能完全解决。而这种生产转移的趋势估计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国家间比较优势转变造成的；Jiawen Yang（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 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大陆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亢梅玲（2006）认为中国正在替代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正在向中国转移。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进口，大部分是低科技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服装和鞋类产品；柴海涛、廖育廉（2006）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还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转型相关。目前东亚新兴经济体已逐渐将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这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对东盟各国、韩国、日本和祖国台湾地区的巨额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使上述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锐减。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5）对美国对华贸易数据专门做了分析，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扩大了从中国的进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减少了从其他太平洋地区市场进口的结果，因为这一地区的企业均已把制造工厂迁移到了中国。例如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上年上升了24%。而同期其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下降了12%；AlanGreenspan（2005）指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体的进口大幅上升，但从2000年开始基本保持稳定，这是由于最后的加工程序和出口程序都集中到了中国，对华逆差替代了对其他经济体的逆差，如果按出口的“增值部分”来计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小得多，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逆差会大得多：Nicholas R.Lardy（2006）指出应该用全球化的整体观点来看美中贸易赤字，在大部分的加工业里面，一般最后制成品的价值的60%-70%都是进口的含量，而电子类产品中进口含量的比例可能高达90%。所以当中国越来越发挥加工厂的作用，其实是中国越来越成为组装最后一道工序的环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会越来越加剧。“中国制造”主要是把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料及原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成产品，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全亚洲的贸易逆差。 2.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掩盖了帐面贸易的实质 Jialin Zhang（2000）认为，资本流动是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因素，中国对美的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生产的，大多数增值都回报给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而中国只挣得很少的加工费；潘越（2003）指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2000的47.97%。显而易见外资企业由此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中国政府的收入，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格，这部分收入通常只占产品价格的10%左右；Burke （2000）证实，快速增长的美中贸易逆差是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美国在华某一行业直接投资增长10%，则该行业美国从华进口量将增长7.3%，美国对华出口量将下降2.1%，由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将会产生贸易替代效应：Taikun Ji（2004）证实虽然中国出口业绩飙升，但过去10年的出口增长中足足有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 3.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 马亚华、刘光卫（2002）认为美国原产地标准的随意性是主观原因，而中国的加工贸易为美国滥用原产地标准提供了机会；王正毅（2003）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要在国际机制内完整地看待问题，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除了带来中国贸易顺差外，还严重导致中国的产业升级尤其技术升级滞后，中国在国际贸易价值链中处于单纯产品加工环节，在国际市场没有主打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4.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加剧了中关贸易顺差 刘向东（2006）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科技产业，这种互补贸易产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释放.而美国始终没有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若美国不改变高科技禁运政策，贸易逆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Melvin、James R.（1989）就指出当开展要素服务商品贸易时，出口服务的国家必然将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服务出口国在货物贸易上出现逆差。反映了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这一实证结论说明现阶段中美两国政府及企业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并且改变这种局面既不利于中国，也同样不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Jialin zhang（2000）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这就成为发展与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James Harding（1997）曾指出，如果美国取消每年几亿美元的对华出口管制。中美哪一方为贸易逆差还很难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出口管制错位问题。这直接阻碍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中美贸易顺差是美国对中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尤其在高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上：周世俭（2006）认为中美贸易顺差其实是美国的作茧自缚行为，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是缓和中美贸易顺差的唯一出路。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官方贸易数据的巨大差异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1）统计口径的不同；（2）香港转口贸易造成的统计困难和转口增值造成美方对中方的高估：（3）在平衡项目中遗漏对双方服务贸易的统计。而深究其贸易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原因主要体现在：（1）亚太地区的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亚太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2）对外直接投资和公司内贸易的发展掩盖了帐面贸易的实质；（3）中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4）美国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加剧了美中贸易逆差。 三、关于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态度的争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然而迅速增加的贸易顺差致使中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美国总有一部分人把它和中国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和工人工资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中国实行重商主义，扶植出口，限制进口，中美贸易巨大的不平衡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中国应该为此负责任，提出应在人民币汇率、反倾销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中国不停地施压：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6）直指中国的汇率管理问题，声称引起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部分因素就是中国“鼓励储蓄，不鼓励消费”的汇率政策，“让人民币价格能够更加自由地浮动将是中国的最佳选择”，该报告再次敦促中国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美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报告（2006），提出中美贸易关系“进入新阶段”，对华贸易政策需要调整。报告称为使中国履行“成熟贸易伙伴”应尽的责任，美国将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立场，加强对华工作力度。 概括而言，美方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国产品遭遇中国贸易壁垒、缺乏市场准人；（2）中国缺乏政策的透明度；（3）中国对人权、劳工权和环保的滥用。以及拒绝遵守这些领域的国际标准使其获得不公平的增大美国贸易赤字的贸易优势；（4）未来的不可预见性；（5）中国有意压低工人工资，有意操纵人民币汇率，压低人民币币值，以促进出口。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美方善于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增加进口配额，限制自华进口，加大反倾销调查力度.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口，贸易制裁等。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Stephen Roach（2004，2005）指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的必然结果，然而缺乏国内储蓄的美国为吸引资本必须从国外进口额外储蓄并保持庞大的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如果美国不开展对华贸易，他就会有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赤字，将中国作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替罪羔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Davis and Weinstein（2002）主张，美中贸易逆差是一个长期的政策问题，中美贸易失衡可归因于总的宏观经济失衡或者三角贸易。其中，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与投资过度超过储蓄这一宏观经济失衡密切相关的；柴海涛、廖育廉（2006）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主要由其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所决定的，首先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不高，而消费和投资比例很高；其次尽管美国对外贸易始终处于逆差状态，但其经济结构却同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美国能够大量吸收外资进入本国股票和国债市场：二是本国服务贸易始终保持较大的顺差；三是绝大多数本国跨国公司都在外国市场从事生产和销售活动，这些因素又使美国对外经济交流得以保持总体平衡；而李石凯（2004）认为当期美国贸易逆差是前期美国贸易逆差的惯性增长.并且只要美国资本和金融帐户的盈余足够冲抵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便具有可持续性；尹承德（2005）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主要是由美国政府赤字财政、美元的特殊地位导致美国高消费、国内储蓄率太低和淘汰“夕阳产业”造成的。 石磊、寇宗来（2004）通过研究国民收入恒等式发现，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布什政府的 减税计划以及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高涨的国内投资和过低的私人储蓄是造成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妨碍了美国独占其汇率贬值的好处；牛向东（2004）指出，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史观和大国国际关系观认为中国必然走向超级大国，因此必须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为减少美中贸易逆差，降低高失业率，美 国通过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国际化，并通过 外交和国际多边会议对中国施压等政治手段，强迫人民币升值，同时又采取了反倾销、对中国加入 WTO的履约状况进行评估、动用“301条款”等经 济手段打压中国。 美中贸易逆差真的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的罪魁祸首吗?Clyde Prestowitz（1996）指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多是美国已不再生产任何产品的行业，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影响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也不会影响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而是对美国经济结构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Mickey Kantor（2003）指出美国的一部分利益集团所认为的“由于中国产品的进入，导致美国失去一些就业机会，一些企业关闭了”的说法是过于夸张，中美之间贸易赤字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竞争力在下降，以及美国的产品过于昂贵：LauraTyson（2005）则认为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源于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而不是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及他们的货币政策；USCBC（2004）指出美国自华进口中只有10%的产品与美国生产的产品直接竞争，因此即使美国削减自华进口也不会减少美国的总的贸易逆差。 那么，人民币升值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美中贸易逆差吗?牛向东（2004）认为美国所指责的由于人民币和美元直接挂钩导致了人民币汇率过低造成贸易不平衡是缺乏客观依据的：Nicholas R.L，ardy（2003）表示，强迫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做法，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问题，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结构性赤字，与中国汇率制度和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关系；Greenspan（2003）驳斥了美国制造商声称中国操纵货币，提高对美竞争力，致使美国失业增加、美中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也无助于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姚枝仲（2003）认为，汇率并非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唯一因素，美国的财政赤字政策、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引致的大规模证券资本流入是造成美国大规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美国针对美中贸易逆差采取的措施层出不穷，而中美贸易数额还是逐年攀升，那么美国在中美贸易中是否获益呢?薄熙来（2005）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并不是中国顺差就意味着完全是中国受益，中国出口商的获利远远赶不上美国进口商的获利，中国出口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因此要从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里面，深入分析中美贸易顺差的内在原因；李雨时（2001）根据统计数据研究发现，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低通货膨胀相伴行的是巨额贸易逆差且与年递增，这并未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多大的不利冲击。相反，长期的贸易逆差实质上是美国充分利用实际资源的有效手段，即美国通过大量进口，节约了本国资源，使之得以优先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最大限度获取了“资源转换效应或利益”：周世俭、王丽军（2005）指出贸易逆差并没有损害美国经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的超级经济强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符合美国市场的需求。有利于美国广大的消费者，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是美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补充；尹翔硕（2001）认为由于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愿意接受美元，并把钱借给美国人花。贸易逆差必然是有资金流入，当各国出口商在国内把美元换成本国货币后，美元就成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如果这些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库券（放在央行的保险柜里是没有收益的），美国就等于获得了外国低息贷款。这样，美国人一方面享受着世界各国的便宜进口品，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从各国借来的钱进行投资（包括在美国国内和海外投资），获得更高的收益。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的另一个贡献是有助于美国调节其经济周期.当美国经济表现强劲、需求旺盛时，大量的进口可弥补其国内供给的相对不足，从而有利于抑制经济的过热，帮助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它能够更好地实现“软着陆”，贸易逆差就像美国经济的贮水池，它通过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来帮助调节美国的经济；黄海燕（2006）指出中美贸易顺差给中国带来的外汇储备中约有l／ 3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大量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好处重新流回美国.有利于美国长期利率稳定，进而有利于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不平衡和其统计数据一样包含着众多影响因素，应从中美贸易的本质出发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如李雨时（2003）所指出，中美贸易顺差是一个结构性矛盾，很难通过WTO双边机制得到解决，因此解决中美双边贸易争端还是要靠双边妥协，以积极态度应对中美贸易所产生的摩擦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研究是当代国别研究中资料最浩繁、成果最丰富、理论最复杂，同时也是研究难度最大的领域之一。对美国对外贸易的研究是其中主要议题，而对外贸易法律又是研究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工具和切入点。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趋显著，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但同时经济全球化也缩小了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失衡和利益不对称逐步显现，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层出不断，愈演愈烈。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已逐步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已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的现实和长远问题。中美贸易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较快的发展。对中方来说，近年对美贸易比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意义更为重大。美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产品上的逆差越来越大，在农产品与原材料产品上有大量顺差。与此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各类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增加值也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又被美方重提，称中国出口的高技能、高技术的产品的增长大大高于其低价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它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由于美国逆差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高技术产品，而不仅仅是服装、鞋和玩具，美国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动摇美国在高技术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

二、研究意义

1.是要探寻国家内部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

2.是要研究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进行贸易其中的政治交际博弈的过程与结果。

3.研究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一直长期存在，中国纺织业期盼着全球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的到来。

三、研究综述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是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分支。这个领域内的学者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决策，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决策的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入手来分析政治市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一种形式，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和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研究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通过构建一个全民投票的公决模型，论证了政府的贸易政策实际上有占多数的中间选民控制，其假定个人收入是所拥有的全部生产要素的收益与国家关税收入的再分配之和，每个选民依据各自要素的产权组合计算出自己的最优关税率，而国家的贸易政策（关税率）由公民投票直接决定，所以在没有投票成本时，中间选民的最优关税率就是国家的关税率。分析了利益相抵触的两个集团如何通过游说等院外活动来促使关税形成，从而构造了一个关税内生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了一个政府支持模型，提出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产业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作出权衡。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结论表明，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响，政府将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这样的保护对于衰退产业而言只是暂时的，并非永久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利益集团最渴望得到政府保护，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衰退。提出了著名的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根据政府的保护政策程度给出一个政治献金捐献数目表，政府根据这个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最终政府和每个利益集团的联合受益处于最大化的纳什均衡状态，该模型的结论是：一国对各行业的保护水平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的倒数），以及是否能有效地组成利益集团。关于贸易政策的讨论应以进口竞争产业在本国市场获得产权为前提，这种权利是通过以往的游说和政治支持来获得的。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的角度解释贸易保护存在的客观基础，研究了贸易保护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等，同时针对我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回答了如何处理好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关系，即中国宏观层次的贸易政策选择一开放型适度贸易保护政策。

目前许多学者提出贸易摩擦产生于内生政治过程，这表明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已经从传统贸易理论拓展到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无力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现实国际经济领域中大量的现象表明：无论是传统的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这促使经济学家从新的角度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另辟蹊径地从收人分配的角度出发，引人公共选择（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纯贸易理论与政治学框架间搭起桥梁来分析贸易政策决策的“内生”过程以及结果，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与此同时，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为贸易摩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第一：慈善性的政府：　将政府或政策制定者视为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慈善型，没有任何自利的企图，在现实中往往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二：自利的政府。不同的政治供给分析在于其构造了不同形式的政治支持函数模型，这反映了政府在获取利益相对冲突的压力集团的政治支持上的政策权衡。社会中对立的利益集团试图对政府施加决策影响的政治斗争的过程和结果，假设进口竞争部门要求贸易保护，而出口部门要求贸易自由，双方会对政府进行院外活动以影响关税率水平。由于政府的偏好和目标函数是未知的，这则是从“政治”需求方面进行分析。第三：民主的政府。此实质上是政府作为“公共人”将不同的贸易政策进行拍卖，以换取政治捐献，假定政府既关注一般选民的利益，又重视来自特殊集团的政治捐助，从而将目标函数设定为全社会福利与政治资金之和。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形成两个极端的非合作博弈，最终得到的是均衡为政府选择的贸易政策。这表明了国内政治如何决定了政府的国际目标。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模型中，大多数理论都把利益集团作为利益表达的渠道，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间接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或者通过政治资金的捐助数量直接影响决策的产生。大多数模型都隐含地将政府（政治家）作为贸易政策的决策者，利益集团作为合法的社会团体在多元化的西方政治体制下进行寻租活动。对于政府目标而言，早先的理论设定政府的自利性，追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或选举概率的最大化；之后政府政治供给的目标也得到了进一步修正，其目标函数除了政治动机以外还包括了社会福利这部分，这种民主型政府的观点充分修正了自利型政府或慈善型政府的理论。

四、研究内容

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分析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和发展趋势，另外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划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焦点和特点；第二部分，首先对传统贸易摩擦的一般理论分析做出简要的回顾，包括微观和宏观方面的分析机理。微观方面，包括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各国采取贸易政策导致的摩擦，以及国内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贸易摩擦。接着分析了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近十多年来该领域理论研究的脉络进行了总结，并对不同分支研究的基本观点和结论进行了比较和综合性的学术评论；第三部，分案例分析，中美纺织品贸易之间为案例分析，主要从政治经济方面具体分析了中美两国纺织品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总体上认为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存在主要是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是各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必然结果；第四部分，针对中美纺织品贸易之间出现的各种问题，勾勒出中美贸易之间的政策的政治经济框架，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其他方面贸易交往的情况也进行分析，之后针对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时采取的一些措施，为中国在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时提供了借鉴。政府采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有：第一是对美国国内的涉华利益集团采取措施，对有积极作用的利益集团采取游说和增加其在华利益的方法，对有消极作用的利益集团采取打击的措施；第二加强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对中国外贸的保护作用；第三，调整中国的贸易政策。第五部分，在全文的基础上提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五、研究方法

1.规范分先分析法

对美国对外贸易法的政治经济分析主要采用规范方法，其中规范方法主要是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借鉴，对对外贸易法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着重分析美国对外贸易法“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

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论文摘要：贸易政策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游说、集体行动、政治捐款、社会问题等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实现收入再分配。同时，各政党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考虑中点选民的利益，将贸易政策作为竞选拉票的手段。 论文关键词：美国，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政治取向 持续30年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于2005年初被终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大好时机。然而，就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仅几个月，美欧等发达国家就开始向中国纺织品发起攻击，大肆渲染中国纺织品出口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将该行业近年来流失的大量失业机会归因于来自中国的低成本产品的竞争，归咎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措施来调控纺织品服装出口量，如2005年初对148种纺织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了出口退税，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分别从14%、17%调低到11%和13%。为了缓解国外压力，中国政府还宣布，从2005年5月20日起提高74中纺织品的出口关税，对部分服装出口征收400%的关税。中国政府还调整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但是，美国不顾WTO的承诺和中国政府的诚意和合作态度，还是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施限制，从而引发了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 在这种贸易争端的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因为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的利益冲突有时比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具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其对社会效率的影响要重要得多。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尺度，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通常会成为政府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取向，以期对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或许有些裨益。 美国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一)集团利益 在竞争理论中政治学被定义为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有限资源的一种关系，是“冲突的社会化”。而冲突归根结底是为了资源。“在追求和实施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分配政治献金和其他政府收益”。最早研究利益集团问题是在政治学领域Bentley1908年在《政府过程》一书最早提出了集团的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的政治形态就是集团间的力量均衡，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利益集团作为政治产出的需求方，它们相互竞争，通过捐款、游说、向政府施压等行动来影响选举、立法等政治产出(Political outcome)，争取对本集团有利的再分配政策，提高成员的福利。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最终采取的贸易政策是政治过程均衡的结果。首先，相互竞争的政党通过许诺贸易政策获得利益集团的捐献资源。其次，贸易政策被用来作为寻求政治支持的资本。各利益集团运用各种资源进行游说，进口产业集团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为自由贸易而游说。 (二)国际贸易与国内收入分配 Samuelson 和Stolper 证明了在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益，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因贸易受损。而在国内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行业有该行业的特定要素，贸易将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与进口产品竞争的部门的特定要素所有者受损，工人的损益情况视工人的消费结构和各行业使用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而定。在贸易中受益的阶层将支持自由贸易，受损的阶层将支持保护主义。Rogowski 根据Samuelson-Stolper的理论分析了贸易扩张和收缩对一国国内各阶层政治力量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联盟的变动，他认为由于同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具有同样的利益，国内政治联盟将根据要素所有权划分阵营。Alt 和Gilligan 则根据特种要素理论，讨论了贸易变动对不同部门利益的影响，认为，贸易会引起不同行业间的利益冲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隐含假设，即多元决策假设，一国政府在决策时将会考虑到公民的偏好。尤其是，那些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形成利益集团的公民的利益将会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得到更多的反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需要利益集团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向政府提供有关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 (三)贸易政策的形成 20 世纪70 、80 年代，对贸易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分析理论诞生。Mayer从公民直接投票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Hillman (1989)指出贸易保护政策是失去了竞争优势的衰退行业向政府游说的结果。Findlay和Wellisz(1982) 认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围绕贸易政策进行竞争。Magee， Brock和Young (1989)试图将政党纳入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认为政党、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将在关税政策的博弈中形成两阶段子博弈精炼Nash均衡。Grossman和Helpman(1994) 讨论了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指出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既包括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又有对消费者大众福利的权衡。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组织利益集团。值得一提的是，Grossman和Helpman (1995)还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推广到关于贸易谈判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认为两国国内利益集团力量的不平衡会导致两国关税水平偏离自由贸易条件。当一国政府面临参加还是不参加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选择时，将考虑自由贸易协议能够给本国带来的总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支持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利益集团力量的对比。当两个国家相同产业的利益集团都同样强大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影响将不起多大作用。 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学分析 (一)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 在美国，占劳动力总量2%的农业人口，一直得到政府相当高的保护。联合国计划署的数据表明，美国和欧盟对农产品补贴已经增长至每年大约3500亿美元。OECD的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欧盟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直接援助高达2790亿美元。由于政府的补贴，不管市场价格如何，一个美国农民家庭每年的收益就高达US$160，000；英国援助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享受补贴的美国低价棉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了中国棉花价格下降，当地棉农被挤出市场，令棉农损失17.2万元人民币和72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保护服装纺织业的理由是：首先，服装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该产业技术简单，能轻易被任何穷国模仿。 美国农民通常是一个组织良好且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即利益集团，他们团结起来向政府和国会施压，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经济学家称之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他们只代表整个社会一小部分成员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不是为了增加总产出，他们都是分利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结构，而是为了影响现有的政策后果。他们通常运用“显性”的影响方式—“游说”和“隐性”的影响方式，即“献金”来影响政治家或政治决策。哪个利益集团呼声高，它的利益就可能得到政府的保护，这就是美国厂商通常采取的“抱怨战术”。Tosini 和Tower研究发现，在支持1985年保护主义者纺织品法案选民和从纺织服装产业公司和联盟中得到的捐献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错综复杂。政府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不仅是为了讨好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服装商，还有美国国会两院某些亲拉美力量。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美国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以波音、IBM 等瞄准中国巨大市场的出口商、进口廉价中国产品的销售商为支持方，人权组织、“西藏”、“中国民运分子”组织组成反对方。在美国，工会往往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向政府施压的一个组织。如1995年拥有三大汽车生产商的北密歇根的美国汽车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认为墨西哥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形象地描述了美国利益集团参与国内政治的特点。指出，“在法国，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劳联-产联(AFL-CIO)为代表的劳工联盟四处游说，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中国货币法案》，并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美国制造业联盟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40%，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施加压力。2005年上半年，来自汽车生产州密西根州的众议员以及“健全美元联盟”的制造商团体都向政府建议，要求向中国施压，促其货 币升值。 近年来，美国的集团政治迅速发展。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1/3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根据官方统计，1983年美国有17644个正式的非赢利性全国社团，比1970年增加了近7000个，即几乎增长了近70%，其中的很大部分为政治利益集团。一项全国调查表明，60%以上的成年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在美国的利益集团中，劳联-产联，农产主利益集团等都是主力军，他们作为美国重要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美国Corney大学的劳动经济学教授凯特(Kate Bronfenbrenner)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美国制造业领域工会的活动，她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该领域的工会抗议活动增加了60%，而此前只有29%工会组织此类活动。 (二)选举竞争 长期以来，贸易在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中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追求政治利益的手段。 政府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也许不首先是其对经济的贡献，即成本效益问题，而是对选票的贡献(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 中点选民(Median Voter)：政治家常用选民的偏好来分析政党之间的竞争。假定贸易政策能用关税率水平加以表述，选民对政策的不同偏好表现为不同的关税水平。中点选民就是政策偏好较折衷的那部分选民。假设按对关税率高低偏好不同将选民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民倾向于关税率tA，第二组(即中点选民)偏好于关税tM，第三组选民喜欢较高一点关税tB。假如一个党派提出高关税率tA来赢得第一组选民，另一个党派就可能提出较低的关税率tB而获得了第三组选民的选票。政治竞争迫使两个党派都提出接近于tM的关税率，即接近中点选民所赞成的的关税率tM。中点选民就位于我们下面曲线的中间地带的选民(见图1)。2002年3月，布什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进口附加税，就是要照顾俄亥俄州等四个钢铁产地的选民，并且为来年的大选做准备。 拍卖会：一些经济学家将贸易政策模型想象成一场拍卖会：利益集团根据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来提供政治捐款来“购买”政策。为了获取竞选资金，各政党往往会根据企业的政治捐款作出承诺。如果大选获胜后，会采取一些有利于某些行业或企业的经济政策，以“回报”它们竞选时的“投资”。1995年美国就欧洲限制香蕉进口的配额制度提交世贸组织，宣称欧洲的香蕉贸易体制不仅损害了中美洲国家的利益，其实是为了保护奇奎塔(Chiquita)香蕉公司的利益。因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某民主党、共和党都曾经慷慨解囊。 (三)贸易政治过程的新取向——社会问题和党派之争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Destler认为，贸易政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寻求保护的利益集团，因为国际竞争中无法取胜的生产者都会寻求通过阻止或限制进口来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纺织、钢铁、汽车、鞋、机床、半导体产业都曾寻求过保护。但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出现了新的动向，生产者一方面会依赖进口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一旦进口增加，与之竞争的相关生产者的抵抗就会高涨起来，寻求保护。拿纺织行业来说，战后经常要求并得到特别保护的美国纺织业协会，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改变了保护战略，一方面追求服装业的国际化，但随着多边纺织品协定的废除，便确定了所谓“原产地原则”，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美国规定了只有在北美生产的布匹及纺织品原料生产的服装才能享受免税及无限额进口的优惠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利用社会问题要求政府限制进口。所谓社会问题，其本质就是认为贸易削弱了或者威胁了现存的国内水准。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很难遵守劳动标准及环境限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污染、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等。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外贸政策施加影响。WTO西雅图会议上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贸易政策也成为各党派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当权政府在获取政治捐献上比它的竞争对手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许诺连任后采取的贸易政策。如1988年美国的议会选举中当权政府拿走了运动捐献的3/4。 贸易政策的国际影响 在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试图对政策形成过程施加影响，以便使最终出台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执政者则审时度势，连横合纵，通过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层面，各国执政者派出的谈判代表或许就代表执政者本人的意愿，在谈判中尽量满足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要求。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使本国多得，外国少得。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谈判中，不同国家国力的强弱和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角色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谈判的结果。对于小国来说，利益集团游说下的贸易政策，其影响仅仅在国内。但对一个大国来说，其贸易政策如果只考虑国内利益集团而忽视了国际上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相关者，采取非合作的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或贸易战。在经济全球化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作为利益相关者，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进一步说，如果双方将贸易关系激化，反过来会伤害国内另外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那就是广大消费者。贸易政策的政治过程就是干预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效率，而主要考虑分配因素，即贸易政策被作为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工具。 任何政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摩擦，这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比如，就中美纺织品争端来说，谈判或对话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因为：首先，在美国，目前有大约60-70万人从事纺织行业，但主要从事的是与服装无关的其他工作，美国的纺织业大部分已经消失。也就是说，美国市场上的大部分纺织品都是进口的，并不是中国人夺去了美国人的就业；其次，贸易本身是一个相互的需求的过程。简单的讲，没有美国的进口商，中国也就不会出口。再次，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进口商也会从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进口。因此，从政治、经济两方面与美国政府进行有效协调，是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