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由贸易 新常态 一带一路 战略 启示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的推进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纵深发展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国际贸易呈现出诸多新格局、新模式、新思路，从而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圈”，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迭加出现。

“自由贸易”由最初的国家（或地区）的货物（或服务）“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而初级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和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又有很大的不同，有“质”和“量”的区别。相比较来看，传统“自由贸易”的理论、政策、规则、流程、技术、服务等方面，远不及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产能合作、资本移动、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得那么快速、那么广阔、那么纵深、那么新颖。

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为特征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传统“自由贸易”由国家之间（或地区）的货物贸易“点对点”，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片对片”，再延伸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面对面”、“区域对区域”，由“点”到“面”的跨越式、跨界式、迭加式发展，充分彰显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潮流，也彰显出国际贸易“自由”形态已经创新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一种模式更加独特、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更加广泛、融合更加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战略开启了。这不仅对传统国际贸易、“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对传统“自由贸易”实践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和品质提升；无疑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深层次，是国际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元融合、深度推进、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建更加前沿、更加新型的“自由贸易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战略，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是中国发起、引领的，聚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融合、金融投资、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共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从而构建21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欧自由贸易区”、“亚非自贸区”。这三大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在“中国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共同缔造包括和平发展、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构筑一条古代最著名的陆海“国际贸易”路线图。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是主要代表货物，是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贸易载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精神在21世纪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仍然释放着文化生产力，支撑和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宏伟蓝图。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都面临着“转型”，“互联网+国际贸易”，也是“自由贸易”的“转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新型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无疑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是对国际贸易“旧常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阶段的“升级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激荡之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各类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广义和狭义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与实质“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诸如：“中国力量”的启示、“政治互信”的启示、“顶层设计”的启示、“政府推动”的启示、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战略带动”的启示等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无论是“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构建，还是“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的构建，或者更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构建21世纪新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30年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动力之源；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区”等三大自贸区为标志，带动和引领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小型“自由贸易区”等等，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主导之下，共同跨入“自由贸易圈”新常态、新境界。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产能合作、直接投资、扩大市场、品牌影响、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欧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拥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欧盟”是老牌“自贸区”，拥有28个成员国，多为欧洲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成立，成员国加拿大是次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建“自贸区”的先河，形成第二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历经艰难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达成共识，战略雏形已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该自贸区的进程，成功构建与整体推进尚待时日。“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体量超过“欧盟”，类似“北美自贸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其构建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

近年来，美国正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盟的FTA谈判，加上“欧美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意在构建更大范围、合作范围更广、“自由贸易”更加活跃的“国际经济圈”，即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自由贸易”战略，无疑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圈”的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产生非常态性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中国作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新一轮的“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不可能被欧美“国际经济圈”进行“边缘化”、“孤立化”。中国作为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大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圈”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倡导、引领和构建新型“自由贸易”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部级”国际贸易战略，不仅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而且对“国际经济圈”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也将释放更加强势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即是例证。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战略愿景构想，“一带一路”已经趋向构建“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并延伸构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等，而且这些新型“自贸区”的构建与发展，将会有别于传统的区域“自贸区”以及三大“自贸区”，在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战略创新等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内涵性，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多个层面助推亚洲经济、亚欧经济、亚非经济的发展，让“一带一路”战略真正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自由贸易”新常态理论创新与突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自由贸易”逐步迈入“迭加式”的“新常态”，“自由贸易”的规律逐渐显现其功能与变革。这个过程，“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和基石，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传承与创新，都是伴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进步、变革而创新的。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郝克歇尔、俄林、里昂惕夫等古典经济学论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还是现代经济学家诸如维纳、邓宁以及小岛清等，以及关税同盟、大市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完善，都是以“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解析“自由贸易”成长与进步的历程。“自由贸易”实践在变革，理论在丰富，更需要完善和创新。

21世纪“自由贸易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北美、中日韩、欧美、TPP、亚欧、亚洲、中亚、中欧、中非”等“自由贸易区”呈竞合形态发展中，“自由贸易”理论也在传承和变革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成员才能组合、合作、共建、运营。但“北美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欧自贸区”、“亚洲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美欧自由贸易区”、TPP等等，已经突破和创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体系。“点对点”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代已经过去，“集团对集团”、“区域对区域”的“自由贸易”新时代已经来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带动发展的新型“自由贸易圈”，需要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产能合作、资本移动等多个层面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建树，从而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趋势

为什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驱动呢？为什么传统古典经济学背景下国家之间“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区域之间“集团化”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和地区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的差异，“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和地区需要对外“整合优质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利益需要“最大化”。

当今，以欧洲、欧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圈”逐渐形成，而“亚洲经济圈”、“亚欧经济圈”、“亚非经济圈”等彰显“中国力量”的“国际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强势，不足以与欧盟、欧美“国际经济圈”抗衡、对峙、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高举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旗帜，倡导亚洲、亚欧、亚非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潮流，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形态，创建新型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是亚洲、亚欧、亚非、中亚、中欧、中非经济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独特创举。实际上，并没有哪些“自由贸易区”是固有的模式和形态；因此，开创先河、先行先试，“一带一路”战略占尽先机，其中，更多的商机将吸引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多的相关国家参与，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力量”的启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不提倡发达国家和地区“呈强呈霸”。“自由贸易”进入新常态，倡导的是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带来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有大国的风度和担当。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括倡导“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中国倡导、主导、引导、担当、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引领沿线各国和地区及相关国家，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为此，中国倾注了“国家力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中国政府的引领，国内沿线省市区及相关城市、民间力量都纷纷“动”起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也都“动”起来了，各自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商机，各种合作项目、交通能源建设等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自由贸易”形式空前活跃，如亚投行的创建即是例证。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动了亚洲、亚欧、亚非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中国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政治互信”的启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自由贸易”新形态的环境下，政治力量不可忽视，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政治互信”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应当成为影响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利益的阻碍。“自由贸易”价值观的“共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形态不同，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资源可以共享、产业可以融合、投资可以互通互联，文化可以交流，“自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是有目共睹的。

关键是“政治互信”为前提。中国倡导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弘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以“政治互信”为前提的主张，引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共识，大大激发了各国和地区参与“自由贸易”新常态建设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由贸易”新常态，“政治互信”是基础。

“顶层设计”的启示。从整体建设和发展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战略带动发展的“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中远期发展思路和构想，整体上是一个宏观“自由贸易”新常态，中观、微观来看，即是“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及相关系列“自由贸易区”组合而成。“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中国政府有两个担当。一是担当“一带一路”战略及带动发展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宏观思路和设计蓝图，统筹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二是担当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系列“自贸区”发展相接轨，也需要一个明确、务实的“顶层设计”，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其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需求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产业模式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各国政府也要有一个确定的“顶层设计”。其三，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合作的层面和程度实现差异化，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政府推动”的启示。有了“政治互信”，有了“顶层设计”，“政府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促进改革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府的召唤、政府的构想、政府的设计、政府的政策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和推动力。

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外向型企业和品牌集群，开始抱团参与，积极捕捉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遇，交通信息先行，产能项目对接；内陆城市政府组织研讨、论证“一带一路”的商机，指导地方产业和品牌资源优势，进军“一带一路”。以河南为例，河南已发起国内沿线城市旅游品牌联盟，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先期开通的郑欧班列，不仅在交通动脉上连接亚欧大陆桥，而且，在货物流通、交通运输、信息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全面打开了亚欧大陆贸易通道，连接了亚欧经济圈。

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从区域经济大市场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亚洲、亚欧、亚非经贸市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市场。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市场融合起来，各种产业要素在这个大市场“自由”流动，诸如货物贸易、产业合作、金融投资、文化交流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产业技术都有望提升，投资空间有望扩大，市场有待拓展，……如此等等，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资源可以共享和优化配置，产业可以深度合作和优化升级，资本可以相互投融，市场可以深化扩大。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和地区不仅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利益，而且，带来更加“自由”的亚洲、亚欧、亚非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市场。

“战略带动”的启示。“一带一路”，开辟了21世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蓝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国家战略”，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已经显现了几个方面的战略带动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弘扬和共识。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打通亚洲、亚欧、亚非经济联合发展的通道，无论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相关参与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意愿，都看中了“一带一路”大市场的丰富资源和超大市场，都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商机。尤其是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等，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用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提振“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形态，变革发展模式，尤其是带动亚洲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将融合更多“点对点”、“面对面”、“区域对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混合运行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欧经济圈”。“一带一路”不仅植根于陆地与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还彰显了21世纪“自由贸易”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以及区域推进、跨界合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在这个大趋势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必将形成一个新型而巨大的“自由贸易圈”，从而体现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自由贸易”主张，即“中国力量”。这无疑是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史以来先行先试、开创先河的创举，必将对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发展产生更多的利好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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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3篇

一　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中的巴统

不管学术界对冷战作何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美国的战略意图、冷战意志和综合国力始终处于冷战的主导地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把握冷战，首先须从研究美国入手，须从研究战后美国的冷战战略入手。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与国家的安全战略休戚相关，尤其是在冷战年代，美国的出口管制、进口限制和对外融资等政策均是以“国家安全保障上的需要”为名目进行的，所以要想把握冷战中的东西方经济遏制全局，也须从美国的冷战战略入手。崔丕教授以美国的冷战战略作为巴统史研究的切入点，可谓切中要害。该书以美国冷战战略的演变为经，将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兴衰存废置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之下加以考察。作者依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而划分东西方贸易管制史的阶段：美国的冷战战略被分为尖锐冷战期（1947-1962）、有限缓和、缓和期（1963-1979）和新冷战期（1979-1989）三阶段，呈现紧――松――紧的走势，所以东西方贸易管制相应地表现为“马鞍型”的发展态势。下表显示了该书的主要脉络：

作者“期待通过这项研究，阐明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与政治、军事遏制政策之间的互动作用；阐明美国冷战战略怎样左右巴统、中国委员会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走向”（《巴统史》，第2页）。

冷战是东西方之间在政治对抗、经济遏制、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一场全方位斗争，所以冷战时代的东西方经济遏制不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冷战在经济领域的展开。美国冷战战略是在西欧和远东为重要展开的。为在欧洲发动冷战，美国与西欧盟国筹组政治和军事战略同盟――北约（1949年4月成立）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筹组国际贸易管制组织――巴统（1950年1月正式成立）几乎同步进行，而巴统的17个正式成员国中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外全部是北约成员国，形成巴统与北约分别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遏制政策的合力。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亚洲开展冷战，1951年9月美国通过旧金山片面媾和建立了日美安保体制，次年7月就将日本拉入巴统，设立巴统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完善了对远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位一体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冷战，将巴统、中国委员会分别置于冷战下的欧洲、冷战下的亚洲来研究，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冷战中的东西方经济关系。

虽然巴统在战略上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遏制，但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则在不同时期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相异的政策，或打压或拉拢，这充分反映了巴统贸易管制政策的复杂性。1948年苏南冲突发生后，美国立即实行“南斯拉夫差别”，以拉拢南斯拉夫；朝鲜战争爆发后，则对远东的社会主义国家施以“中国差别”政策，以严厉制裁为主，妄图以压促变；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波兰采用“波兰差别”政策；1964年给罗马尼亚以例外的优遇；1974年美国贸易改革法将东欧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列入只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制”名单之中，以利用这两国与当时苏联的矛盾而达到分化集团的目的。中国在巴统贸易管制清单中的地位变化更是美国灵活运用巴统组织以追求国家战略的一个典型。

二　美国与盟国外交折冲中的巴统

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与对盟国的扶植政策是统一的，犹如一个核桃的两半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遏制需要西方盟国的一致行动，为了协调西方国家的行动，美国将西方盟国间的经济关系与东西方间的经济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其策略和方式也随冷战局势和美国、盟国自身实力的消长而经历了如下的变迁：战后初期，美国拥有世界半数的财富和生产能力，在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援助西欧和日本，实行援助与管制相挂钩的政策。任何违反了美国《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又称《巴特尔法》）而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禁运物资的国家，美国将停止对其援助。在西欧，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提供了大约376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促其自助和互助，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东西欧经贸联系。在远东，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中期，美国对日本实行单方面贸易优惠政策，即单向开放美国市场而容忍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以严格限制传统的日中贸易为条件，用“美、日关于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秘密谅解备忘录”加以约束。进入60年代后期，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力量的壮大，美国也调整了对盟国的政策，提出“与其援助，不如贸易”的方针：即美国对盟国的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不再推行美国单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东西方贸易关系上，美国也积极行动并与盟国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上展开竞争，“在整个50-60年代，美国几乎从不利用上述各种‘例外程序’向苏联集团各国出口禁运的战略物资。但在70年代，美国变成利用‘例外程序’最多的国家，在有些年份，甚至超出巴统其他成员国的总和。”（第398页）进入80年代，国际局势日渐缓和，美、日、欧间的经济竞争则更趋激烈，美国不再将东西方贸易与西方国家内部贸易截然分开，而维系东西方贸易管制的手法也变成了对违反巴统管制清单的盟国实行“进口制裁”或“进口抵制”，其典型是关于“东芝事件”的处理。美国借东芝事件不仅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水平，且将日本纳入了美国的高级军事技术研究计划当中，可谓一举两得。

诚然，巴统的建立使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制的单边行为变为西方国家的集体行动。尽管在整个东西方贸易管制过程中是由美国一手策划、操纵的，但美国的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盟国对美国冷战战略及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所以巴统就成为美国与盟国展开外交折冲的场所，即巴统是美国与盟国互动下的巴统。本书对英国在冷战初期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指出东西方贸易管制的始作俑者当属英国，“在美国尚未提出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禁运政策以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对国内紧缺物资和军需物资实行出口管制”（第113页）。朝鲜战争爆发后首先对中国大陆实行贸易禁运的也是英国。盟国采取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遏制又要与其开展贸易的所谓“鱼与熊掌兼得”的政策，所以美国与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上的最大分歧莫过于贸易管制的广度和深度。美国趋于扩大管制范围，而盟国出于对传统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考虑而趋于精简管制清单。1950年英法联合提出的“共同管制清单”成功地抵制了美国强化贸易管制的政策，在有限缓和时代英国又率先要求缩减巴统管制清单。英国、日本在废除“中国差别”问题上的作用、德国等西欧盟国在缓和对国家的贸易管制方面的作用均有目共睹。美国的应对则是以某种让步如“例外程序”、“非阻止性管制”、“替代性管制”等手段有限地满足盟国的要求，以防整个贸易管制体系的崩溃。

东西方冷战虽是两大阵营的对峙，但夹在其间的中立国也不能置身事外，《巴统史》一书多处论及了东西方贸易管制中的中立国。美国对中立国的政策是威胁利诱，促使其脱离中立立场，转向西方。冷战初期美国对奉行在东西方之间“搭桥”战略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拉拢成功，50年代又与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签署《共同防卫援助协定》，规定了受援国的出口管制责任，80年代美国与中立国建立了“类巴统管制”、“第三国合作”体系等，这些措施不断完善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遏制的全球体系。另一方面，中立国也绝非完全中立，而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国策取向，时而偏向一方以寻求安全，时而偏向另一方以追逐利益。比如瑞典：50年代在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上与西方国家保持合作，60年代则顶住美国的压力向苏联出口输油管道，80年代又加入了类巴统体制。虽然该书关于中立国的论述并不很深入，但对于冷战中的中立国地位之探讨，扩展了冷战史的研究领域。

三　遏制与反遏制下的巴统

巴统是西方世界控制东西方经贸联系的一道铁幕，组建巴统的目的就是以经济封锁为手段来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而实际上它也的确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经济遏制对苏联的直接影响是妨碍了其军事潜力的增长，“1986年，在20种重要军事技术中（计算机和软件技术作为一类），美国在13个领域中领先，在2个领域中与苏联平分秋色，不相上下，苏联仍然在5个领域中独占鳌头。然而，到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已经在15个领域独领，在3个领域与苏联处在同一水平，苏联只在2个领域中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第441页）。其他诸如对苏实施大口径管道禁运、粮食及大型企业设备禁运，也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而拒绝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限制对苏融资，无异于将苏联隔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对于国际学术界所忽视的关于东西方经济遏制对中国的影响，该书重点谈了巴统和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经贸格局的形成及走向所起的作用。1952年7月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建立使西方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管制制度化，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也随之一边倒。“……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急剧减少，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迅速扩大，换言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种局面强化了中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战略协调关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奉为圭臬”（第293-294页）。而1957年巴统“中国差别”的废除，使中国与西方市场的联系重新开启，“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开始从主要倚赖苏联、东欧向二者并重的趋势转化”（第359页）。1972年巴统将对华贸易管制与对苏贸易管理置于同一水平即Y组；1980年将中国从Y组提升为P组，取消了向中国出口具有双重用途物资和非军事装备的限制，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984年将中国从P组提升到V组。这些变化使得西方对中国经济遏制渐趋松弛，日本、美国和欧盟遂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天平重新倾向西方，这也是中国在70年代末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外因。

当然，贸易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损害别国的同时也伤及本国。美国的NSC152号文件承认，贸易管制在短期和特定区域可以阻碍苏联战争潜力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并不能严重损害苏联集团经济的发展，反而给美国的盟国造成经济、财政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多年‘国家安全管制’使美国每年经济损失47亿美元，‘出口管制’的经济损失每年则高达76亿美元。”黄素庵：《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而美国遏制中国的代价是“美国政府不仅每年要付出4000-7500万美元的经济代价，美中对抗持续下去的结果更使美国为此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代价”（第371页）。

遏制与反遏制是相辅相成的。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经济管制无疑遭到了后者的报复。在巴统成立之初，国家针对西方的贸易管制，采取与西欧国家的贸易每年谈判和双边协议的方式，西欧从东欧的原料进口取决于其对后者的机械设备等的出口水平，以此打破其封锁。进入缓和时代，苏联积极扩大东西方经贸关系，其撒手锏是用能源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设备。1970年苏联开始向西德以低于美国的价格提供核燃料，而西德也投桃报李，于1973年帮助苏联建设核电站；苏联也利用美国与盟国间的矛盾，以诱入的利益吸引西方国家在对苏出口先进机械设备和商业贷款上展开竞争，不但坐收渔利，且以此迫使美国放松对苏经济管制。当西德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对出口苏联的大口径输油管道实行禁运时，苏联则转向日本、瑞典，并借机开展日苏之间的大型成套设备贸易。当美国对苏实施粮食禁运后，苏联转向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欧盟，使美国的粮食禁运以失败告终。

至于中国打破西方国家贸易管制的策略及做法，在该书中未予涉猎，未免美中不足。

四　关于《巴统史》的研究特色

一部优秀的史学著述除了具备新颖之论点外，还要有详实的史料、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合乎逻辑的表述，《巴统史》一书在研究方法和史料方面极为成功。该书在研究视角上采用外交决策理论，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文件的细致梳理以阐明美国冷战战略和巴统史的来龙去脉。全书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为中心，详细论述了美国的冷战战略和经济遏制政策形成的全过程：战略思想的酝酿―决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与调整。该书涉及的美国外交文件可分三类：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战略的文件如SWNCC236系列文件、NSC68、NSC135、NSC141、NSC162、NSC5501、NSC5602、NSC5708；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文件如NSC13、NSC48；美国的东西方经济遏制战略的文件如NSC104、NSC152等，作者对其形成过程均作了深入的考辨。就各项政策的形成而论，作者分别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会、社会舆论与压力集团、盟国的掣肘及决策者如杜鲁门、乔治・凯南、罗斯托等个人因素诸方面加以考察。有时对文件的探微达到了词汇和语义分析的程度，如对NSC152系列文件中关于经济防卫咨询委员会的提议与国防部提议的细微差别――Clearly与Reasonably之分析，可见作者史料功底之扎实与分析见解之独到。

该书的另一个研究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研究之结合。作者充分运用各种统计数据和图表，以精确的数据代替了以往史著中关于巴统史的一些模糊论断并澄清了一些错误看法。比如关于巴统的建立时间问题、《巴特尔法》的形成、“中国绿线”问题、巴统贸易管制清单的历次调整等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全书选用的各类图表共55幅（张），这些珍贵的原始数据极具史料价值。另外，作者精心选取了11幅原档文件作为该书的插图（插页），它不但增强了读者对原档的可信度，读者完全可以对那一页影印文件加以释读，而且也有意让读者熟悉美国外交政策文件的类型和格式（如NSC决策文件、NSC文件的进程报告、分类图、清单等），以期全面认识原档。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该书的封面即是《1972年2月14日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150，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决策备忘录》的影印件，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作为实证研究的著作，该书占有与选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几乎全部采用第一手文献资料，这些原档包括美国的NSC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简写为FRUS）、英国外交部档案、日本外交档案及中国的相关史料。大量运用原档不仅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避免了那种多次引用二手、三手史料所造成的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乃至雷同现象，也杜绝了由于多次转引而造成的断章取义及以讹传讹。当然，过分倚重原档也影响了全书的结构，使该书显得“头重脚轻”：关于50-60年代的档案大部解密，使作者能对巴统的起源和初期情况（1-4章）详细阐述；而80-90年代的档案十分稀缺，使该书对巴统解体的论述显得十分简略（第7章）。另外，原档的大量采用也使全书有一种从文件到文件的沉重感，严谨有余而可读性不足。

总之，该书立论深远，建构宏伟。在史、论两方面阐述了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中的地位；美国冷战战略对东西方贸易政策的支配；盟国对美国的冷战战略及巴统的影响；巴统的兴衰与美国霸权的内在联系。该书还在冷战起源、冷战发展的阶段性及特点、冷战后果等方面深化了现有认识，为我国学术界深入理解时代主题的变换、科学认识国际政治格局提供了新视角。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4篇

吴仪在致辞中表示，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五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关系是互惠互利的，这一关系发展同两国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成为中美整体关系的坚实基础。

吴仪指出，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双方要以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对话和协商努力解决。要反对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希望美方能够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采取适当的经贸政策措施，确保中美两国人民能够从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更多利益。

吴仪强调，中方不追求贸易顺差，中国的国内消费和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包括美国产品在内的世界各国产品敞开大门，关键在美方的政策。希望美方把握住机遇，扩大对中国民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使中美经贸关系逐渐趋于平衡。

吴仪表示，在中美两国元首的关注和指导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日趋成熟，中方期待本次对话为深化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保尔森在致辞中表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两国经贸关系更为强大，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对话和交流渠道更富成效，双方信心在增强。

保尔森表示，美中经济依存度越来越深，各自的经济也都面临挑战。美国欢迎稳定繁荣的中国，也关注中国的汇率政策和资本市场开放。美国政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自由竞争。美方希望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取得成果，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平稳发展。

出席对话的中方代表团成员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商务部副部长陈德铭、驻美大使周文重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还有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雷德、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迈克尔・莱维特、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斯蒂芬・约翰逊等。

在此次对话中，双方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的主题，就强化贸易诚信、经济平衡发展、能源、环境和双边投资等五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食品、饲料安全合作协议》、《中美药品、医疗器械安全合作备忘录》等多项协议，并就在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环保、透明度、投资、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济平衡增长等八个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31项共识。

12月13日上午，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吴仪和保尔森共同主持闭幕式。

吴仪表示，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双方从战略高度对今后一段时间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思考，这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双赢的实质，妥善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扩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化挑战为机遇，使中美经贸关系始终蓬勃发展。

吴仪表示，本次对话中，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中美经贸关系注入了新活力。双方在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经济平衡发展、环境和能源以及投资等方面的讨论都取得了进展,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达成一系列共识。本次对话具有战略意义，是一次互利双赢的会议，将对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保尔森表示，这次对话很成功，显示了双方合作关系的日趋成熟，我们建立了一种信任的精神，能通过直接沟通，讨论困难的问题。通过战略对话，我们在众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达成协议和共识。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功，也推动了两国其他对话机制取得成果。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长期性、战略性议题，美方将继续同中方共同努力，不断推进对话，使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商定，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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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国家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保尔森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说，在新的一年里，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美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双边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尊重和照顾彼此重大关切，不断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使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进展。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重要机制，以更好地服务于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的大局。

保尔森表示，美方赞赏两国在一些重要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

保尔森表示，布什总统和主席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确定了重要的原则。对话为双方加强合作、增加信任提供了重要平台，美方将继续致力于推进对话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吴仪和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谢旭人、杨洁篪、马凯、孙政才、陈德铭、陈竺、周小川、李长江、周生贤、周文重等，以及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克拉克・雷德、卡洛斯・古铁雷斯、迈克尔・莱维特、苏珊・施瓦布、斯蒂芬・约翰逊等参加了会见。

当天，国务院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保尔森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说，中美应携手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指出，中美经贸合作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分歧和摩擦，但这与两国经贸合作给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相比是支流。双方应着眼大局和长远，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以建设性的方式，按照经济规律妥善解决。

表示，中方重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为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我们也希望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实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为中国企业赴美开展贸易投资活动提供公平环境，与中方共同努力，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发展。

希望中美双方通过战略经济对话这一重要机制，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为中美经贸关系沿着互利共赢的正确方向发展做出努力。

保尔森介绍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情况。他表示，美方认为，一个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经济如果停止增长，对中国没好处，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方将同中方一起工作，努力建立长期稳定的美中经贸关系。

中美贸易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务实 中美自由贸易区 双赢

中国与美国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两次次对话主要议题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反恐、朝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或地区性问题。不难发现，这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议题比较多。由于其经济对话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主题为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中美经济合作。由此可见，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此次战略经济对话的主线，而推进中美双边贸易、中国在美投资资产安全等亦是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这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一些“务虚”的进展，增加了共识和彼此的进一步了解和信任，传递中美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积极信号，对此，我们给以充分的肯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务实”的行动进展上具体的作为欠佳，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我们认为根据中美经济贸易发展的要求，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以考虑引入建立中美自由贸易区的议题。

一、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所谓的中美自由贸易区就是指中美两国为取消中美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中美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安排。

中美自由贸易区理论上的可行性。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可行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中美自由贸易区也是适用的。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的静态效应初步包括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当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时，则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有利的。进一步地，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带来静态福利效应外，还可获得动态效应。这些动态效应是由于竞争的加强、经济的规模化、投资的增大,以及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动态增长效应。一般而言，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动态效应被认为比静态效应要大得多，而且更为重要，这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决定因素。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的分析，包含且超越了一般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分析，这也适于中美自由贸易区。中国和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崇尚自由贸易的理念，中美自由贸易区是可以成为进一步体现这一理念的具体行动之一。

中美自由贸易区实践上的可行性。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3337.4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0.5%，比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130多倍。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至 2006年底，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超过46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接受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国，仅次于墨西哥和巴西。中国政府已经是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的第一大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统计，中国已持有美国国债逾八千亿美元。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发展迅速，已形成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格局，我们预测如果从2012年中美两国实行中美自由贸易区，那么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在2020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

二、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对于中美贸易关系，我们注意到一种观点认为近期美国自由贸易安排中国尚无条件成为其“候选”对象。从目前美国政府贸易谈判议程和自由贸易伙伴选择标准来看，中国还不可能成为美国谈判“候选”对象。首先，美国目前对中国工作重点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其次，美国在政治方面对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而非联盟。最后，美国自由贸易工具其政治利益优先经济要求，中国经济仍未被美视为绝对重量级选手，美国更看重与日本的合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说美国目前对中国工作重点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及美国在政治方面对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而非联盟，说中国经济仍未被美视为绝对重量级选手而美国更看重与日本的合作，这些是不充分的，这些没有注意到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后对中美关系合作、携手的强调，也没有注意到美国目前对中国工作重点不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而是国债和贸易发展等问题。我们认为对于让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在2020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的中美自由贸易区，才应该是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所在，况且两国经济学家和主要领导人都坚信自由贸易，因此，美国自由贸易安排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和必要性选择中国成为其自由贸易的“候选”对象，而不是不可能。

从中美自由贸易区具有可行性来看，在现在的条件下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区是深化发展中美经贸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中美贸易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我们建议在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以考虑引入建立中美自由贸易区的议题。中美两国应构建为取消中美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中美间自由贸易的自由贸易区。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第一步要在关税上中美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而后再逐步在非关税壁垒等方面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美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将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