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1、山水画产生的社会基础及玄学根源

东汉中叶以后，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加剧。士大夫们看透了仕途的坎坷、官场的残酷，纷纷退隐，这时带有“自然”“无为”“清静”“虚淡”的老庄思想更适应当时的需要。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知足逍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都使崇尚老、庄的玄学之风愈演愈烈。因为山水和玄理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是相通的，因此魏晋以来的士大夫们迷恋山水以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精神境界。魏晋的绘画理论家宗炳认为山水画是用来体现圣人之道的，宗炳说“圣人含道映物”“山水以形媚道”，画山水或观山水画要和游览真山水1样，画面要求可游、可居，其实山水画的外在形式，只是画家通过道术表现自身为道体的理解而借用的载体而已，目的是想力求表达出自己对大自然的1种感悟，以求通达天地之道。①

2、太极的阴阳思维在山水画中的具体体现

1.玄学思想在绘画工具上的体现

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有笔、墨、纸、颜料等。毛笔是作画时最主要的工具，从外观来看，它的顶部中间是1个点，周围是1个圆圈。中国传统的老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的形成最早是由1点开始，“道生1，1生2，2生3，3生万物”。②中国画工具材料中的墨和纸，像是太极图像中的黑与白，黑白互为存在的基础，极黑才有极白，没有黑就无所谓白，黑白两者冲突间还有1种均衡，均衡是存在于黑白间的秩序，这秩序就是“道”。wWW.133229.coM

中国山水画运用色彩的规律也和老庄思想结合得十分紧密。老庄对于色彩主张“素朴玄化”，反对绚丽灿烂，老子就有“5色令人目盲”的思想，庄子也有“5色乱目”“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影响，具有隐士思想的画家们也摒去绚丽的“5色”，推崇“朴素”的水墨山水画，并使水墨山水画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传统，这些都体现了玄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

2.太极的阴阳观在山水画上的体现

中国山水画具有畅神体道和访仙求道的意味，许多画家都通过笔墨表达与山水林泉意境中的交融，他们力图传神于笔、寓道于墨、融己入画，追求境界的升华和自然中的独我与忘我。山水画，顾名思义有山有水，北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就对山水画中的山和水进行了具体的描述，郭熙说(冒号)：“山，大物也。其形欲耸拔，欲偃蹇，欲轩豁，欲箕踞，欲盘礴，欲浑厚，欲雄豪，欲精神，欲严重，欲顾盼，欲望揖，欲上有盖，欲下有乘，欲前有据，欲后有倚，欲上瞰而若临观，欲下游而若能麾(冒号)：此山之大体也。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静，欲柔滑，欲汪洋，欲回环，欲肥腻，欲喷薄，欲激射，欲多泉，欲远流，欲瀑布插天，欲溅扑入地，欲渔钓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挟烟云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辉，此水之活体也。”③这段文字说明了山是有生命的山，水是有生命的水。郭熙还对山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冒号)：“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④山与水的关系是“山得水而活，故水得山而媚”⑤的阴阳互补关系。山像是男性，代表着阳刚；水像是女性，代表着柔美，这些都符合了太极本身两极互补、阴阳对立统1的秩序。

山水画在构图中也十分讲究“留白”，用大量的空白来体现上下左右的空间关系，但这不仅仅是空间结构问题，也体现了意境问题。清代画家笪重光云(冒号)：“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⑥山水画中的空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虚实”的“虚”，其空白的处理是独特的空间意境表现，“笔不到而意到”，“画之妙在无笔处”，空白处即“无”，“无”因“有”而生，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审美空间。“知白守黑”，“黑”乃实景，“白”乃虚景，只有懂得了空白的意义和价值才能理解笔墨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正确地处理好画面的虚实关系。

宗白华说(冒号)：“空白在中国画里不是包举万象位置万物的轮廓，而是融入万物内部，参加万象之动的虚灵的‘道’。”⑦又说“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2，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⑧这就是说“道”是可以从山水画的空白中领悟到的。山水画中的空白、实景、虚、实、明、暗，都体现了“1阴1阳谓之道”的观念。

结论

老子说(冒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自然”，并不是指山水、风月、林泉等表面现象，而是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蕴。这个哲学就是阴阳的自然规律以及奇正合道的天地之道。

这是1种潜力量，它在艺术创作中不知不觉地体现出来并引导人们的意识行为，阴阳太极说尤其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很深远。中国的山水画有别于西方的风景画，中国山水画的布局体现在阴阳的自然与奇正合道的天然。

中国画艺术和老庄思想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各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互融互生、密不可分。想要画好中国画，尤其是中国山水画，1定程度上了解“道”，对于提升画的意境和层次是有所帮助的。传神入画，融我于画，中国山水画所表现的山水林泉、亭台楼阁正是中国画带给观赏者最高的震撼。

注释 (冒号)：

①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②李耳.道德经.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③④⑤郭熙.林泉高致.熊志庭等译注宋人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中美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现状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经贸关系趋于正常化。回首20多年的发展历程，虽然两国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但发展仍十分迅速。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804.8亿美元，是1979年双边贸易额24.5亿美元的32.8倍之多，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7.2%以上（见图1）。

贸易结构上，中美两国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战后经过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就为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了契机。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则主要集中在技术性产品上。此外，两国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投资领域上，中美之间基本呈单向流动。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0年6月，美国在华投资项目为29940个，协议金额为557.7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272.8亿美元。而从1979年至1999年，中国对美投资总额不足5亿美元。

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两国间的技术贸易正步入一个新时期。据统计，中国自美引进技术价值1997年为18.2亿美元，1998年为30亿美元，主要项目集中在汽车生产技术和电厂成套设备及通讯设备。《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的启动有助于扩大中美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1999年朱总理访美期间签署的中美能源与环境领域技术合作与贸易协议，将有助于化解美国技术对华出口方面的政治障碍，进一步推动两国技术贸易合作。

从目前总体状况看，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9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贸易逆差来源国、第十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这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在双方各自的外经贸关系中均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APEC与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动因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美经贸关系当中出现的摩擦与纠纷主要是因为美国利益的驱动。因此，不论在APEC框架，还是在WTO框架下，美国始终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或障碍。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战略目标决定了APEC和WTO两种制度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当然，中国的政治经济目标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1.APEC框架下中美经贸的发展动因——政治与经济因素并重

亚洲地区历来是美国政治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美国难以维持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这就需要重新调整与中、日和东盟等的关系。APEC是个经济组织，但美国在制定APEC方针时，稳定和安全目标被放在重要位置。APEC创造的定期性外交接触有助于解决成员间的任何分歧和冲突，APEC的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政治合作，美国也更有可能把APEC变成贯彻其意志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对于中国方面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增强，外界对中国的猜测和怀疑增加，“中国”广为散布。中国通过积极参与APEC的活动，与其他国家建立起联系和信任机制，对于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展大有好处。中国也希望通过APEC的活动提出和倡导自己的主张，发挥自己的影响，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因此，从中美两国政治安全战略目标来分析，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以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也需要美国的支持与合作以发挥其在亚太地区的积极作用，并进而产生世界性影响。APEC成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共同发挥各自在地区事务中促进作用的重要平台。

图1中美贸易状况(1979-2001)

附图

另一方面涉及中美经济发展战略。首先分析美国的状况。近年来，美国与亚洲地区的经贸联系出现了方向性变化：过去美国是亚洲的主要出口市场，亚洲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较大；目前，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亚洲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不断降低，而美国对亚洲出口市场的依赖却在上升。此外，美国部署新的亚太经济战略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不希望被日益发展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排除在外。日前，APEC次区域贸易协定蓬勃发展，亚洲各国之间贸易往来及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亚太地区之间。并且，由于美日在政治安全、经贸领域的摩擦加剧，美国希望将贸易和投资重心向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转移，其中中国被列为十大“新兴市场”之首。中国方面，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中美贸易摩擦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在中国加入WTO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参与APEC的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与WTO不同，APEC以渐进的方式实施目标，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中国参与APEC的活动不必像WTO那样付很高的“入门费”，中国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安排自己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同时，中国在APEC的积极活动也对加入WTO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2.WTO框架下中美经贸的发展动因——经济因素更多一些

第一，中国加入WTO消除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大人为政治干扰因素。根据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美国将结束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年度审议，确立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今后，中美贸易适用WTO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这意味着阻挠中美经贸发展的重大障碍得到消除，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第二，中国加入WTO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强劲推动力。中美两国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消费倾向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各有比较优势，这决定了两国贸易结构竞争性较小，互补性很大，双方可以分享彼此巨大的市场，通过合作潜力的发挥增强各自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中美经济通过投资的迅速发展而相互渗透、联系和结合在一起。

第三，中国加入WTO将逐渐消除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体制摩擦因素。由于体制上的差异，两国在最惠国待遇、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反倾销、纺织品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摩擦和纠纷，造成双边磨合成本增高，交易费用增大。然而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与国际市场机制基本接轨，将使中美之间的体制摩擦因素趋于下降，中国的体制自由化可以大大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也可以使中美两国经济达到较高程度的相互依存。

第四，WTO制度框架为双边贸易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制。正如美国与其众多WTO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从未间断过一样，中美经贸发展过程中随着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大，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为双边贸易摩擦与纠纷增添了一条建立在国际公认法律基础上的较为公平公正的解决途径。中国对于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案所采取的正当立场就是最新例证。这是中国加入WTO后第一次利用该组织的有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

第五，中国加入WTO将引发新一轮的美国对华投资热潮。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关税，对美国企业极具吸引力，这有利于形成中美双方双赢互利的经贸格局。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美国经济走势依然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将为世界贸易和投资提供广阔的市场，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APEC与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合作领域

APEC成员的多样性以及它在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亚太经济组织方式”，使APEC必须兼顾各成员国的利益。发达国家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发展中国家更注重经济技术合作，这也使得中美经贸合作领域更宽。WTO基本上还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它更强调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合作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会走的更深更远。

1.APEC框架下中美经贸的合作领域——两个轮子一齐转：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

从发展目标看，APEC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相互作用，并行推进。《茂物宣言》提出了“发展合作”。《大阪行动议程》把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定为APEC的两根支柱，提出在13个领域进行经济技术合作。马尼拉会议把“经济技术合作”列入重点议题，以“共同投入资源，分享资源”的方式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2001年上海会议对茂物目标进行更新和拓展，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协调发展。然而在APEC的实际运作中，各成员国普遍感到两个车轮一大一小，一强一弱。

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缺乏对经济技术合作的全面认识，把经济技术合作看作是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附属工具，使APEC的目标出现了倾斜。其次，一些发达国家对经济技术合作附加苛刻的条件，要求在扩大技术转让的同时以扩大市场份额为条件。再次，中国与东亚、北美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相当，资源和技术状况类似，互补性不强，这不仅阻碍彼此间的技术交流，而且造成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及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国际竞争。

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两种途径或方式。发达国家重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强调的是资本的积累效应，发展中国家重视经济技术合作强调的是人力资源、技术等的积累效应，资本积累和技术、知识积累对经济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技术和知识的转移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来实现。从理论上说，商品交换实际上是一种资源交换，从实践来看，技术贸易和直接投资一直是各国获取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方式。因此，在APEC制度框架下，中美经贸合作将是同时注重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两个方面，两个轮子一齐转。

2.WTO框架下中美经贸的合作领域——注重贸易投资自由化

WTO框架更注重发达国家的利益。从WTO的宗旨可以看出，它侧重于贸易、就业、资源配置和环境保护，而要达到这些目标所需实施的主要方式就是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因此，在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合作领域的重点将是以实现共同经济增长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一般商品贸易进一步扩大。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关税的减免以及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中国将极大影响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和初级农产品进口市场。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将提高10个百分点，到2010年中国可能超过日本成为最重要的农产品进口国。农产品和纺织品历来是中美大宗贸易商品，在中美贸易史上具有举足重轻的地位，估计中国入世后，这一趋势将会得到加强。

其二，中美发展服务贸易具有巨大的潜力。中美两国开展服务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巨大潜力。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和世界份额是美国的1/10，服务贸易进口和世界份额是美国的1/6强；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均为负数，美国均为正数，但增长不大。然而总的来看，中国的零售、银行、电信、证券等服务行业发育不够全面，甚至有很大的缺陷，美国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市场规范，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具有很强的优势。中国入世的服务市场开放承诺，将使中国对美服务贸易进口迅速增长，超过一般商品贸易而成为中美贸易的最大部分。

其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美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美国是对华第二大直接投资国，但是，投资行业单一，主要集中在电子、化妆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入世后，随着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共同遵循，美商在华投资将有广阔的天地。

四、APEC与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利益分配

APEC和WTO两种制度框架下中美两国所获利益不相一致。APEC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求同存异、自主自愿原则，实行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相结合，以渐进的方式实施目标来建成一个开放的区域组织。在“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下，中国将产生较美国更大的经济与贸易增长。WTO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美国烙印并且WTO更重视贸易投资自由化，因此，美国必定会获取绝对大的利益。

1.APEC框架下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中国获利较大

根据李坤望教授等采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简称CGE）模型方法来衡量APEC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的福利效果显示，发展中成员的利益所得明显大于发达成员，即中国从贸易自由化行动中所获得的利益较美国更大。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自由化有较大程度的差异。显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其贸易壁垒较高，因而贸易自由化所迈出的步伐也越大，自由化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也就越大。中国通过逐步减少乃至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引导资源重新配置，依据比较优势原则，使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合理流动，流向效率最高的部门与行业。美国在APEC贸易自由化启动之前其市场开放度已经很高，因而参与APEC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所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相对不大。

二是中美两国原有的经济规模存在很大差异。2001年中国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12强。贸易自由化利益由于两国经济规模的差异，其相对表现也不一样。美国有着绝对大的经济规模，其贸易自由化利益的绝对水平可能最大，但其贸易自由化利益的变动率可能反而较低。反过来，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但在开放条件下，由于知识的共享性和其他一些外部经济所产生的效应，中国可从世界市场获得更多的增长源泉，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等，这样，规模小的经济其增长潜力也越大，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利益变动率就更大。

三是中美两国与APEC的经济联系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加入WTO以前，APEC是中国唯一参加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对外贸易的80%左右、引进外资的90%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因此，APEC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现代化即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自1991年加入APEC后，一直以积极的、负责的和合作的态度参与APEC的活动，因而所获得的利益比较显著。美国则由于各种各样的经济、非经济因素干扰，在修改单边计划方面行动迟缓，因此它从单边自由化中所得到的利益也相对较小。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美国获利显著

WTO是与IMF、WB三足鼎立，共同协调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支柱机构。然而，WTO作为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贸易组织，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富国烙印，特别是带有很强的美国烙印。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把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思想和政策贯彻到世界贸易体系中去，使美国的贸易政策与WTO贸易规则相协调，从而成功地利用WTO为本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服务。显然，在WTO框架下，美国是最大的赢家。

首先，美国一直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始终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他们把服务贸易自由化纳入议事日程，最终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就多处反映了美国的贸易主张。WTO的西雅图回合克林顿政府的主要思想是进一步扩大贸易自由化的领域，把劳工和环境问题列入国际贸易体系之中，把电子商务、生物技术等一些新问题列入谈判日程。美国的建议表达了它要领导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图。

其次，美国贸易思想和政策在对WTO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固守其独有的特色。以美国独特的贸易保障性措施为例，美国为保障国内产业利益，长期以来实行单边的贸易制裁措施，其中以反倾销为主。另外，美国贸易机制实行两权分离，即美国政府只有谈判权，贸易协议的最终通过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由此为美国贸易争取最大的利益。

再次，WTO作为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例外条款事实上使得WTO贸易政策规范具有双重标准，从而形成大量规范管理之外的“灰色”区域。正因为如此，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动不动就挥舞201、301条款对中国实行单方面制裁，致使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受到很大的损失。

最后，WTO制度框架重贸易投资自由化，轻经济技术合作，也给中美经济关系发展投下了阴影。贸易投资自由化导致的专业化生产会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强化现有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结果是美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而中国将永远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低水平，生产低附加值产品。

【参考文献】

1.陆建人主编：《亚太经合组织与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2.姜珊：《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政策调整》，《世界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3.李荣林：《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的三大关系》，《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

中美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导致目前中国贸易结构—对美欧为盈余对亚洲邻国为赤字—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吸引FDI的政策，特别是制造业。到2003年上半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达到了4800亿美元，远远高于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一半以上的投资都流到了制造业部门。中国不仅很少限制外国制造业企业的持股比例，而且还通过关税和其他政策，允许生产出口产品的外国企业按照国际价格经营。外国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进口的机械设备全部获得了进口关税豁免的待遇。如果其生产的最终产品是为了再出口，那么用于加工最终产品的外国进口零部件也可以免除进口关税。而且，如果制造商生产的出口产品中包含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那么这部分零件的国内增值税也可以获得退税。加上成本低、生产率较高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在美国进口产品结构上得到了反映。90年代初中国（以前是韩国和台湾）成为美国唯一的最大的鞋类供应国。10年来，中国（以前是韩国、台湾和香港）一直是美国玩具和运动产品的最大供应国。去年，中国取代日本和墨西哥成为美国消费类电器和信息技术硬件产品（如计算机）的最大供应国。

上面描述的贸易结构（中国对美国呈现盈余，对欧洲盈余稍小，对亚洲邻国呈现赤字）还源于另外两个因素。首先，位于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FDI。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中国的美欧投资者数量相对较少。亚洲企业投资（特别是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占到中国吸收的FDI的约70%。亚洲的企业倾向于在本地区采购高附加值零部件后提供给驻中国的分公司。例如，去年，中国与台湾出现巨额贸易赤字，赤字额超过了250亿美元。去年，中国从台湾进口的商品中有2/3不是最终产品，而是零部件，台湾驻大陆的企业负责完成最终产品的加工，然后出口到全球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欧洲。

第二个因素是，与亚洲企业把中国作为出口产品的生产平台不同，多数美欧企业是为了在中国销售最终产品，而不是为了出口。最好的例子是大众公司，在过去十年里，其控制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大众在上海和长春的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市场实现了销售。而且这类企业也更多地在中国国内采购零部件，而不是从本国进口零部件。

总之，美欧在中国的投资相对较少，而且主要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亚洲企业不仅投资规模大，而且从本国采购大部分零部件再把产品直接销往北美和欧洲。上述因素导致了美国现有的贸易结构。

最后，我认为，中国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对美顺差并不表明中国采取了系统性的贸易保护的行为。中国的确对一些特殊部门和产品采取了保护措施，这违背了入世承诺。但中国的确也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也许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开放的国家。

中国经济较高的开放程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近年来，中国进口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534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295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5%。今年，中国前九个月的进口增长了40%，是2002年同期增长率的两倍，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比去年增加1000亿美元。今年，中国进口可能超过400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的水平，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不同寻常的强劲增势，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但中国进口增长速度更快，这可以从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

第二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进口与GDP的比率，即进口比率。中国进口比率从1990年的不足15%上升到去年的接近25%。今年，这一比率可能达到30%，几乎是日本8%进口比率的4倍，是美国今年预计14%进口比率的两倍。

第三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中国进口关税的保护程度。中国在入世之前就已开始削减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降幅达3/4，从1982年的55%下调到2001年初的15%。目前，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是11.5%，制造产品平均关税仅为10.3%。当然，这依然明显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制造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已远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如果2005年乌拉圭回合承诺得到全面履行，阿根廷制造产品的平均关税将为31%，巴西为27%，印度为32%，印尼为37%。而中国当前制造产品进口关税率为10.3%，到2005年将下降到9%，只是上述四个国家税率的1/4-1/3。

按上述三个指标衡量（进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出口/GDP比率高且不断增加、关税下降快且幅度大），相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但这一结论并不能否认中国还需要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美国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应继续敦促中国履行所有的贸易承诺。尽管中国全面履行承诺可能对美国部分出口商十分重要，但我们应看到，全面履行承诺并不能对美中双边贸易赤字产生太大的影响。赤字问题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低估了吗？如果是这样，中国应做何调整？对美中双边贸易会产生什么影响？

不容质疑，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自1994年人民币盯住美元以来，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四年中，中国资本项目呈现巨额盈余，其占GDP的比重为1%。为了保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8.28的水平，近来，中国当局不得不购进大量外汇，外汇储备也随之大幅增加。

中国的这一行动已经表明中国承认人民币低估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不是对其汇率体制进行任何改革。就在上周，中国政府宣布其将下调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比率3个百分点，这会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出现上升。但是，与汇率改革产生的效果不同，这一措施对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产生任何影响。中国当局还表示要放宽FDI流出的审批手续、实现出境游自由化，以及允许国内金融机构发行美元债券。中国正在考虑允许国内保险企业购买外币标价的金融资产、批准《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计划》以允许中国居民投资国外证券，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将增加外汇需求、减少外汇供给，从而减轻官方外汇储备的压力。

美国应鼓励中国把实现更灵活的汇率体制作为其长期目标。过去几年，中国反复强调货币自由兑换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其改革目标，中国的这一长期愿望是不需争论的。

然而，对中国来说，中短期内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是不可行的。中国居民在银行系统中的储蓄额达10万亿人民币，中国储户没有什么机会实现存款多样化投资。降低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将导致大量储蓄流向外币金融资产，中国各银行的储蓄资金很可能会大量流出。鉴于中国主要大银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这种储蓄资金的流出很容易导致中国银行业危机。因此，除非当局已经解决了国有银行的偿付能力问题，否则，中国当局不会放松对居民储蓄的控制。

我和我的同事MorrisGoldstein姑且认为，人民币低估了约15%-25%。因此人民币应重新估价，同时中国当局也应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在这一范围内允许由市场因素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人民币应盯住一篮子货币，而不是仅盯住美元。

中美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正 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 of art，法文Sciencede 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体系研究”。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中美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本体论、主体间性、美学

ont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and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discipline

abstract: inter-subjectivity involves many different domains including soci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epistem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and ont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ism and hermeneutics). ont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world, which is a mit-dasein of different subjects. ont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leads to a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contributes much to modern aesthetic discipline, and reduces the uncertainties concerning cognition, freedom and aesthetics.

keywords: ontology, inter-subjectivity, aesthetics

一、主体间性的三个领域

主体间性理论已经成为哲学、人文科学的前沿，而且正在取代主体性理论成为美学建设的基础。由于主体间性问题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形成了不同涵义的主体间性概念，因此，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美学建构也各不相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有必要对主体间性所涉及的不同领域以及主体间性的不同涵义加以区分，从而找到美学建设的合理基础。

主体间性概念的最初步的涵义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但在不同的领域中，主体间性的意义是有差异的。在主体间性概念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涉及了三个领域，从而也形成了三种涵义不同的主体间性概念，这就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

社会学（包括论理学）的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社会学、伦理学本来就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天然地就属于主体间性的领域。因此，主体间性问题最早在伦理学领域内提出就不足为怪了。古希腊哲学是客体性的实体本体论哲学，主体性没有确立，它的主体概念不是指人，而是指实体，是实体而不是人发挥了能动的支配作用。因此，主体间性不可能在认识论或本体论领域提出，而仅仅在伦理学领域提出。伦理学的主体间性关涉的问题是：普遍的伦理原则是如何确立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都探讨了这些伦理问题。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更突出了伦理倾向。由于个体价值尚未确立，古代的伦理学带有先验论、绝对主义、整体主义的性质，它对主体之间的统一性问题的解决只是主体间性的古典形态。近代、现代的哲学家在个体价值独立的基础上继续在伦理学的领域探讨这个问题，而且扩展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学领域。像康德、黑格尔直至马克思、哈贝马斯等都在社会学领域涉及到主体间性问题。它关涉的问题是人的社会统一性问题。马克思把人的存在规定为“类的存在”和“社会存在”；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社会实践将克服异化，建立人与人的自由关系。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行为。他提倡交往行为，以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以达到社会的和谐。

社会学、论理学领域的主体间性仅仅限于社会关系、伦理原则的范围，没有进入哲学本体论的层次。而且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是不充分的，在现实领域不可能真正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因此，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主体间性理论都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古代哲学是实体本体论哲学，这是一种客体性哲学，存在被当作与人无关的实体，它没有可能涉及到主体间性问题。社会学、伦理学的至于体间性没有解决诸如审美何以可能等美学的基本问题，因此对美学研究的意义有限，不可能解决美学的根本性问题。

认识论领域的主体间性意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西方近代哲学由本体论转入认识论，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及其限度。由于自然地认为人类认识具有统一性，因此近代哲学无论是经验论哲学还是唯理论哲学都没有提出主体间性问题。近代哲学是主体性哲学，它在主客体对立的框架中考察主体的认识能力，对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注重，而把知识的可靠性建立在共同的认识结构、良知等未经反思的前提下：笛卡儿、莱布尼兹等提出天赋观念、康德提先验主观性、黑格尔提出辩证的自我意识是认识的普遍性的根据。只是到了现代哲学，由于认识主体转向个体，从而尖锐地提出了认识的普遍性问题。最早涉及到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胡塞尔建立了先验主体性的现象学，把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作为知识的根源，这就产生了个体认识如何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了摆脱自我论的困境，他开始考察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认识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人的“统觉”、“同感”、“移情”等能力。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是在先验主体论的框架内提出的，只涉及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因此只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而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梅洛-庞蒂反对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主张知觉现象学，即身体-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在本体论意义上，他与胡塞尔一样，是主体论，而不是主体间性论。他也是通过对认识主体（即身体-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介入主体间性的。他认为自我主体的存在依赖于主体间性：“现象学的世界不属于纯粹的存在，而是通过我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我的体验和他人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体验对体验的相互作用显现的意义。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1](p17)认识论的主体间性仍然是在主客对立的框架中，仅仅考察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承认人与世界关系的主体间性。因此，它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对美学的意义是有限的，只是可能解决审美意义的普遍性问题，而没有可能解决审美何以可能的问题。

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意指存在或解释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涉到自由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现代哲学否定了实体论，超越了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由认识论哲学转入存在论和解释学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提出了此在的共在问题，已经涉及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问题，但仍然限于“此在”的范围，没有进入存在本身。后期他提出了“诗意地安居”、“天地神人”和谐共在的思想，这就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更为彻底的主体间性理论家是神学哲学家马丁·布伯，他认为存在是关系而非实体，而作为存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我——你”关系，而不是“我——他”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我——他关系是主客关系，是非本真的关系，而我——你关系是本源性的关系，是超越因果必然性的自由领域。在“我——你”关系中，体现了纯净的、万有一体之情怀，“人通过‘你’而成为‘我’”[2](p44)。此外，雅斯贝尔斯和马塞尔也提出了与马丁·布伯类似的主体间性思想。

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解释学解决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狄尔泰意识到传统认识论不能解决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于是建立了古典解释学，提出了“精神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他认为精神科学的对象是精神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因此不是认知而是理解才构成精神科学的方法。所谓精神现象实际上就是主体性的存在者，精神科学考察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古典解释学没有明确地建立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因此也没有彻底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伽达默尔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把存在论的主体间性引入解释学领域，也把古典解释学发展为现代解释学。存在是解释性的，而解释活动的基础是理解。理解只能在主体之间进行，因此文本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对文本的解释是对话，是历史主体之间的“视域融合”。他认为解释具有“彼此的开放性”： “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因为流传物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kmmunikationspartney），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伙伴关系。”[3](p460)此外，巴赫金也认为文本不是客体，而是主体，要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

存在为什么是主体间性的呢？现实存在是非本真的，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世界的关系是对立的，人类征服世界，世界抵抗人类。这种主客对立的存在不是本真的存在，而是异化的存在，因为在主客对立之中没有自由可言，不仅人与自然的对立没有自由可言，而且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必然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从而也没有自由可言。本真的存在不是现实存在，而是可能的存在、应然的存在，它指向自由。本真的存在何以可能，就在于超越现实存在，也就是超越主客对立的状态，进入物我一体，主客合一的境界。这个境界不是像道家那样把主体降格为客体，而是把客体升格为主体，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在主体与主体的平等关系中，人与世界互相尊重、互相交往，从而融合为一体。这就是主体间性的存在，存在的主体间性。

存在也是解释性的。解释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像传统认识论所认为的那样。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像狄尔泰所说的，只是一种说明，不是真正的把握，因为客体仍然作为外在于主体的对象存在着。解释是理解，理解是主体间性的，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交流而达到充分的沟通，彼此理解，最终把对象认识变成自我认识、自我认识变成对象认识，从而把握了世界的意义。这就是主体间性的解释，解释的主体间性。

存在论和解释学的主体间性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从根本上解释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对美学的建构具有根本的意义。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解决了美学的根本问题即审美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解决了审美的两个根本问题，即审美作为生存方式的自由性问题；审美作为解释方式的超越性问题。

二、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与现代美学

在主体间性的三个领域中，只有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可以成为美学建构的基础。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流是以实践派为代表的主体性美学，它认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是审美的基础，审美是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意味着中国当代美学尚没有实现由主体性美学向主体间性美学的转型。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主体间性理论也开始介绍进来，但主要是社会学和认识论的主体间性，而且鲜有运用于美学和文学理论者。金元浦先生较早地运用主体间性于文学理论，出版了专著《文学解释学》，对于主体间性理论的引入有开创意义。但是，金元浦先生对主体间性的界定是在社会学和认识论领域，他说：“在文学研究中，主体间性究竟具有何种涵义及本质规定性呢？我以为主要包括：1，主体间性在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中所表现的主体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同，即社会性的交互主体性的涵义；2，主体间本位的交流实践及其验证中达到的客观性、协同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和理解的合理性；3，主体间性在语言和传统中运作的历史性内涵。”[4]（p132）很明显，金元浦先生对主体间性的理解是在社会学和认识论领域内的，而没有进入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他确认的主体间性的第一个涵义是社会学性质的，即他所说的“社会性的交互主体性的涵义”。他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流和社会关系来谈论文学的，而避开了人与世界（也包括文本）的根本关系，这样就抽掉了主体间性的哲学内涵。他对主体间性涵义的第二个界定是关于知识的客观性问题的，这是胡塞尔意义上的、认识论的主体间性，意在解决文学价值的普遍性问题。至于他所论及的主体间性的第三个涵义，则涉及主体间性与语言的关系以及其历史性，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不属于主体间性的基本内涵范围，只是其相关性的论述。后来国内其他研究文学、美学主体间性的学者对主体间性的理解也大都限于社会学和认识论的领域，没有进入哲学本体论的领域。他们运用主体间性理论解决文学理论的问题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由于没有确立文学、美学理论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因此没有突破传统文学理论和美学体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美学根本性质问题。例如，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就不能有效地解释文学以及审美何以发生，因为它涉及的不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只涉及审美价值的认同问题；社会学的主体间性不能合理地解释对自然美的欣赏以及描写自然风光的抒情诗，因为这涉及的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本体论（存在论和解释学）的主体间性才建立了文学和美学的哲学基础，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和审美的何以可能的问题。

自从国内开展“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的论争以来，主体性美学受到质疑和批评，主体间性美学开始确立[5]。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变。我主张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认为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革命性的理论。在我的《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中说：“文学主体间性的第一个含义是把文学看作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从而确证了文学是本真的（自由的）生存方式。”“文学通过对人的理解而达到对生存意义的领悟……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6]主体间性美学的建构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从存在论的角度，解决了审美作为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一个是从解释学的角度，解决了审美作为理解（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先说存在论的主体间性对美学建构的意义。美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审美作为一种自由是如何可能的？传统哲学、美学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古代哲学是实体本体论的客体性哲学，主体性尚未确立，因此没有可能解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近代哲学是主体性哲学，它认为自由是主体性的实现。古代的客体性美学认为美是实体的属性，美能自美，它具有超现实的魅力，人在对美的观照中就获得超越。柏拉图的美学就是如此，他认为美是理念的反光，审美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中世纪美学也是如此，审美成为对上帝的光辉的体认。这种非主体的活动不可能带来自由，因为客体实体是主体的对立物，审美只是一种被动的观照，而不是主体的解放。近代主体性美学认为美是主体精神的化身，它通过主体的努力、摆脱了客体的压迫而获得了解放。康德把审美归结为先验范畴的作用，看作由现象认识到本体把握的过渡。黑格尔把审美看作理念在自我认识、自我复归历史行程中的感性阶段。马克思认为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但是，主体性不能达到自由，因为客观世界不是主体的构造，主体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审美也不是像实践美学所说的那样主体征服客体的主体性行为，征服不能消除主客对立，也不会带来自由，更不能达到审美的境界。迄今为止的社会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世界，但也产生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对立，自由还是彼岸的事情，审美也只是现实的对立面。审美是自由的存在方式，这是审美的最根本的性质。但是，我们处于现实存在之中，没有自由可言。如何实现自由，只有通过主体间性的实现，消除人与世界的对立，进入审美境界。审美是主体间性活动，既是主体间性实现的途径，也是主体间性的结果，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对立的主客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同一关系。此时，由于审美理想的作用，突破了现实关系的束缚，自我由片面的、异化的现实个性升华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这就是审美个性；世界由死寂的、异己的客体变成有生命的、亲近的另一个主体。两个主体之间互相尊重、彼此欣赏，以至于最后融合为一体，达到主客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把自然看作有生命的主体，而不是征服的对象。在人与自然的自由交往中，二者融合为一体，共同获得升华。如此才能有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审美超越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变主客对立关系为主体与主体的平等交往关系，审美的同情取代了利益的冲突，从而使他人成为审美对象。审美在艺术活动中最鲜明地体现了主体间性。艺术中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转化为艺术主体与艺术形象的关系，艺术主体与艺术形象完全同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难以区分，共同成为艺术（审美）个性的表现。

解释学的主体间性对美学建构具有同样根本的意义。审美不只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对存在意义的领悟。这种领悟如何可能呢？美学必须解决审美如何能够超越现实认识，达到对世界和存在意义的根本把握。传统哲学理论和美学理论无法解决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古代客体性哲学独断地确定了世界的实体性，而对它的认识似乎并不存在问题。近代主体性哲学进入了认识论的领域，但认识的真理性也仅仅限于现象界，而不能及于本体（康德）。古代客体性美学把美作为实体的属性，它自动显现出来，与人的把握无关，如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中世纪的上帝光辉说等。这是一种神秘论、独断论，而且也没有涉及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近代美学把审美当作感性认识，包括鲍姆加登对美学的命名“感性学”，以及后来的“形象思维”、“反映现实”等说法在内。由于感性认识总是低于理性认识，所以感性认识说抹杀了审美的超越性和真理性。在现代美学阶段，伽达默尔就提出了艺术的真理的说法，以反驳这种美学观，从而论证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指出：“通过一部艺术作品所经验到的真理是用任何其他方式不能达到的，这一点构成了艺术维护自身而反对任何推理的哲学意义。所以，除了哲学的经验外，艺术的经验也是对科学意识的最严重的挑战，即要科学意识承认其自身的局限性。”[3]（导言p18）问题是审美如何会成为真理的把握？在主客对立格局中的现实认识不能真正把握世界，世界仍然作为“物自体”与主体对峙，人类的认识也只是一种“说明”（狄尔泰）。只有超越主客对立，进入主体间性才能真正把握世界。审美超越现实认识，是对世界的真正把握。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特别是在艺术活动中，我们超越了世俗的观念，领悟了生存的意义。审美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功能？从根本上说，审美消除了主客对立，通过主体间性的实现，达到了对世界的理解。认识的根基是理解，理解只在主体之间才有可能，因为它是对话、同情达到的沟通，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只是一种“说明”。把世界当作客体，就不可能理解它；只有把世界当作主体，与之交往、对话、沟通，才能达到理解。审美就是这样理解的过程，自我与审美对象之间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在对象中体验了自我，在自我中体验了对象。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只有把他人看作与自我一样的主体，才能超越利益关系，真正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他人，从而理解生活的意义。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只有摆脱对自然的征服、占有态度，把它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之沟通、才能达到审美体验，从而理解世界的意义。在艺术活动中，只有把艺术形象看作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主体，把主人公的命运当作自己的命运，才能从中领悟生存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应该超越主体性哲学，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哲学基础上。应该加强对于主体间性的研究。主体间性理论产生于西方，但是建立主体间性的哲学体系并没有成为西方哲学的自觉和共识，也没有区分开不同领域的主体间性。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下，哲学体系的建构问题被取消，主体间性哲学失去了发展的空间。但对于中国哲学而言，主体间性研究却有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在西方主体间性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有所发展，建立自己的主体间性现代哲学体系。对于中国现代美学而言，就是历史地对待和批判主体性美学，接受和建设主体间性哲学，特别要区分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在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基础上建构新的美学体系。

 

参考文献：

[1]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马丁·布伯．我与你[m]．北京：三联书店，1986．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 金元浦．文学解释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