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发生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引发了中国的抗美民族主义浪潮,这一事件不但对于中美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而且由它所引发的中国新民族主义很可能成为一种持续的重要政治因素,对21世纪前期中国的政治选择与国际战略发生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从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固有矛盾、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差异、南斯拉夫局势引发的中美之间的信任危机这些基本因素出发,进而研究中国新的民族主义的特点,以及中美政治文化差异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影响。科索沃危机虽然已经过去将近两年,通过这一事件来考察中美关系中一些基本因素,对于理性地认识21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走向与中美关系未来的变化趋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与强硬派

要理解这一事件的远因,就必须考察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中固有矛盾的复杂性。就美国方面而言,在对华态度上存在着强硬派与温和派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前者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性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挑战与冲击,这种政治思量无疑会刺激美国强硬派“非我族类”的政治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大与发展只能使中国更“仇视美国”,而不会变得“更像美国”。这是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士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主义”战略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稳定,以及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实业家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又使美国对华温和派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温和派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并在与中国进行广泛深入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影响中国社会、经济、观念与思想的变化,其最终结果不但可以使中国发挥维持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的伙伴的作用,甚至有可能使未来中国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相当一些美国人认为,这种“接触”的办法,从长远来说,无论是对美国的实际商业利益,对于国际形势的稳定,还是对于美国实现其道德理想主义的目标,都是有利的。

强硬的“遏制论”与温和的“接触论”,始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中此起彼伏。一般而言,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总统与行政当局基于现实考虑,一般受“接触论”较大影响,相对而言,意见领袖、国会与新闻界人士中,美国传统的民主理想主义价值观相当强有力,在这些人士中,“遏制论”则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在对美关系问题上,在精英阶层也同样存在着强硬派与温和派两种声音。强硬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坚持左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左派人士,“反和平演变论”是其思想基础。他们力求采取强硬态度来抗衡美国的影响。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这种观点立场已经在公众中渐渐失去其政治支撑点,它在中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具有重要影响。主张强硬论的另一类人士,则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未来政治更具持续的影响力。他们主张对美态度强硬与他们所理解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有关。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也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利益与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的国家。对美国保持警惕是中国国家利益所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民间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但由于这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失控,或被利用来进行超越政府控制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动员,后来便不再被官方鼓励和纵容。

在中美矛盾没有出现激化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潮也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批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以后,民间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都纷纷著文对亨廷顿预言中西文明之间的必然冲突的观点予以批驳。这足以说明知识分子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确实还普遍对美国抱有温和的态度。

应该指出的是,构成对美强硬立场这两种政治类型或势力之间,并不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更具体地说,大部分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价值上根本不认同左派人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他们只是对美国以人权干预别国事务,有可能对中国的民族生存条件构成威胁抱有高度的警惕。

1989年以后,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对美温和派。改革中得益的主流知识分子与新兴中产阶级在对西方关系上也属于务实的温和派。他们显然认识到,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合作以及与西方和平共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就政治方面而言,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放弃意识形态冷战与攻势,以避免刺激美国同样以冷战思维来与中国对抗,而这种对抗必然使尚没有强大起来的中国处于被动应付的劣势。

这一“务实-合作”的温和政策的双赢战略,在1998年以前取得相当的成功。中美贸易的成倍增长,也鼓励了美国“接触论”的对华关系战略与政策,在美国公众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支持。自邓后时期以来,基本上继承了邓小平的温和方针。至1998年中期,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的温和势力都在本国占上风,双方在互动与磨合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学会相互克制与合作。当1998年6月克林顿访问中国大陆时,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克林顿的讲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视为克林顿的“接触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成功,中国也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宣布准备签署联合国的两项人权公约。作为回报,克林顿公开许诺他对台湾问题的“三不主义”,这同样被中国人理解为中国采取对美国的温和外交政策的一大胜利。美国“接触论”也在美国广大公众与政界甚得人心。虽然,中美之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没有具体明确的内涵,但这种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美双方对对方的温和方针成为两国外交的主流倾向。是时,可以说是自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只要没有信任危机,以上种种不稳定因素虽然会使中美关系不断受到挑战,但却基本上不会使双方温和的关系发生重大的逆转。

一般而言,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着通过相互合作达到利益互补与双赢的真实动力。虽然这种以务实互利为基础的互动过程,使双方的对峙完全化解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事件,中美之间的上述矛盾可以得到有效地控制。

二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

科索沃危机本身与中国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具体的关联,甚至与美国的直接具体利益关系也并不大。然而,恰恰是这场发生在欧洲巴尔干地区的区域冲突,却使业已改善的中美关系急转直下陷入一场巨大危机,其原因何在?单纯的现实国家利益分析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另一个更深层的领域,即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领域。这里指的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即一个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对政治的反应态度模式以及支配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政治思维定势。对于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会如此看问题,会如此作出判断并采取政治行动。

事实上,前面所述中美之间近20年来的渐进温和化趋势,是在双方政治文化差异受到掩蔽的情况下,单纯由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而形成的。中美双边关系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双方的政治文化差异。而发生在1998年的巴尔干危机,则使这种原来就存在的政治文化与理念差异以超乎寻常的方式突显出来。

中美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表现在,就美国一方而言,美国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以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或“人权原教旨主义”,美国的民族性中存在着强烈的新教文化因素。这种政治文化源远流长。从白种人的负担到以自由民主的理念与理想来“解救全人类”。这种人权自由干预主义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来说确实是出于真诚,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少数富人对外扩张的自私的贪欲。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十分特殊,其中有自以为是的堂吉诃德式的救世热情,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普世价值的道德信念,但又对别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无知而又自信。美国对国际事务采取干预主义的倾向,既与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这种美国价值有密切关联。而冷战结束以后,制约美国国际行为的另一极的消失,美国国力的空前膨胀,都使这种新干预主义得以在世界事务中长驱直入,更使这种政治文化中的人权观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

就中国一方而言,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又存在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一个是强烈的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其他民族相比,这种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深层的“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更具体地说,中国人对国际局势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保持着一种相当强烈的敏感,一种直接的、即时的对近代民族苦难的联想与追忆,并很容易经由这种联想的“受害意识”与“危机意识”而形成群体性的激烈的反应。由于西方人没有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体验,因而往往对此种心理难以理解。一般而言,第三世界的国家知识分子与发达国家知识分子相比,对本国过去受强权欺凌的历史,记忆十分深刻,并对西方有一种高度的敏感与不信任心理,均与此种心态有关。

其次,是主权高于人权的价值观。中国近代以来是一个不断由于被迫失去主权而遭受外族侵凌的国家,这就使中国人对“主权”保持着高度珍视的社会价值理念。“没有主权就无所谓人权”的观念之所以被中国当代政治家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接受,正是以中国人的近代历史感受为基础的。另外,中国人中的这种集体人权观又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烈的集权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对人们深层的影响力有关。中国人近代的苦痛的历史经验使之对“主权”还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解,那就是主权被化约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人们认为,体现国家利益的“集体人权”远高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体人权。这种政治文化就使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中国还存在着分离主义势力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的威胁问题;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问题,问题与新疆民族分离主义,这些在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看来都是威胁中国内部统一的“心腹之患”。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中的“大一统”价值取向,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生死相关的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这样,美国受人权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作出的选择与干预行动,就会十分容易引发中国人对自身心腹之患的担忧,并激活中国人深层的“受害者意识”。综而言之,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中美执政层共有的务实政治理念与政策可以掩盖但不能消除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当某种国际矛盾出现时,这种政治文化差异就会显性化,中美人士将会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文化来对这种国际冲突与事态作出根本不同的解读,从而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形成与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

另一方面,中国一方面所作出的反应,则又会被美国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义的强硬派势力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渐强大起来的“专制中国”对西方人权理想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原先已经存在的“遏制论”思潮。一旦出现这种对峙,由于中国与美国相比,在国力上处于弱势,这就使中国方面往往以相当激烈的、乃至强烈扩大声势的方式来作出反应。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越出双方之间形成的界线。而美国则对中国人这种极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对中国的此种激烈反应模式又会作出同样强硬的反应。潜在的矛盾极易引发公开的冲突。

三科索沃事件与中美信任危机的形成

南斯拉夫危机出现,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并形成十年以来中美关系上最严重的危机,正是这一信任危机的特定情势下,不幸出现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从面导致了中美之间严重的对峙。下面,本文将对这一互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北约东扩与亚洲的TMD计划是引起中美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两件事情之间本身未必有内在的联系,但处于这两个联盟势力之间的中国,就会自然产生一种被包围的疑虑,产生一种仿佛受到南北两面“钳形攻势”的无形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之所以挥之不去,是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世界格局毕竟离冷战时代并不长远。如果西方人批评中国战略家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带有“冷战思维”,反过来,中国战略家也完全有理由回应:如何证明你们的北约东扩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新月形战略部署与中国无关?人们甚至进而可以认为TMD不但是出于冷战思维,而且还是出于冷战行动。应该说,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的。

在这种气氛下,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危机局势的干预,则使这种中美关系进一步蒙上阴影。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历来就存在着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铁托逝世以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矛盾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恶性膨胀。科索沃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北约各国的深深忧虑。西欧各国视这一地区为欧洲安全所系,力求通过强烈的政治或军事干预来阻止事态的扩大。但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力量与领导核心。在北约的要求下,美国与北约各国则开始对南斯拉夫问题进行军事干预。

应该承认,中国相当一些人士在对欧洲新出现的形势进行判断时,更多地是从北约与美国军事干预的先例可能对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产生的影响来考虑问题,人们更担心的是,如果美国可以以此为理由干预南国内政,那么他们也会以同样理由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事实上,美国自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理应对世界上的秩序稳定负有更大道义上的责任。一位美国学者曾分析指出,克林顿之所以积极干预科索沃危机,与他当年没有有效阻止卢旺达种族屠杀的悲剧而深感后悔有关。

中国人之所以反应强烈,首先因为北约与美国抛开联合国直接干预南斯拉夫内政,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潜在的危害。使中国在安理会的位置与权利受到严重的忽略甚至严重的轻慢。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受到直接的损害。在中国看来,中国原先可以通过联合国中享有的否决权来维护自己的主权与利益,失去了联合国这道屏障,中国则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其次,北约以人权高于主权的道义理由来对国际事务进行干预,就会使人自然联想到,将来中国一旦因为中央政府打击台独势力、西藏与新疆、内蒙的独立势力,是不是会同样受到“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势力越过联合国来进行军事干预与战争制裁?

中国对此类问题的担忧还在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决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从现今国际的大趋势来看,由于冷战结束,美国与西方势力不再受到另一极的制约,而使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力量失去平衡,天平将会不断向不利于中国的方面倾斜。中国的一些战略家的判断是,第一,美国与西方国家推行北约“全球化”的战略逐步成形,北约已经在中东欧、东南欧扩展了势力,下一步很可能在北非、中东或者中亚继续挺进。其次,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问题本来就极为复杂,这种矛盾冲突本来就会因为冷战结束而更为强化,而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又可以为干预这种国际冲突提供了“人道”上的理由,并在这一理由下去谋求西方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接受美国干预这一事实而不加反对,北约与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干预所提供的先例,将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干预行动,本身与中国问题无关,然而,却使中国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并使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要表现出最强硬的反对姿态,以阻止美国染指中国内部事务。美国与北约越是轰炸,就越引起中国“唇亡齿寒”意识,就越在舆论宣传上加大支持南斯拉夫抗美宣传的力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历来主张对美强硬的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在科索沃事件出现以后,其表现比政府更为强烈。民众对科索沃的复杂问题往往只能作简单化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以后激烈的反美情绪也有重要影响。四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态与中国的反应

正是在这种信任危机背景下,出现了1999年5月7日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对于这一突发事件,中国方面必须在短时间内作出判断并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而这一事件是在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不对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态作出强烈的反应是不符合中国民族利益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五七轰炸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不少有影响的政治分析家与学者均认为轰炸大使馆是美国有关当局背着北约策划的阴谋。中国人迅速地作出反应。美国轰炸中国使馆激活了隐藏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强烈的历史受害意识与危机感,5月9日,在全国各大城市发生了广泛的抗议美国悍然轰炸中国使馆的正义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民众在示威活动中反应强烈,存在着非理性的、不可控的危险。亲自感受过当年民间自发运动的后果的政治高层,很快就意识到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加控制,就有走向极端化的趋势,这会使政府对外开放的既定国策受到严重消极影响。

中国方面的温和派学者与专家们意识到,民族主义这把火很可能引火烧身或者会使人去饮鸩止渴,对于追求政治稳定的政治家而言,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实在更具危险性。温和的理性的声音就越来越受到重视。大体上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温和的观点概括如下:

一、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首先,美国参加科索沃战争目标是“为了对付欧元崛起可能对美元构成威胁,并不是冲着中国来的。”其次,这场战事并不是在中国家门口,中国也无力阻止这场战争,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是超然于这场战争之外,中国充基量只是美国在未来的潜在对手。第三,在现阶段,由于美俄、美欧之间矛盾更为尖锐,美国目前并不想与中国搞坏关系,而且美国与中国之间在经济上是最具互补性的伙伴。切不可因小失大,使中国与俄国军事联盟,在世界性战争中成为当事国。

二、对世界格局的判断。有的学者指出,美国一霸独强的局面已经是既成事实,其他力量中心对其进行制约的力量仍然有效地存在。美国虽然主导了整个科索沃战争过程,但它分别在做出轰炸决定以前、实施轰炸以前、以及在联合国通过政治解决方案以前这三个阶段,先后与欧洲大国、俄国、中国进行了磋商。美国对单独进行干预行为较为谨慎。由此可见,世界多极化仍然是基本趋势。基于以上两点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领导人作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仍然有效,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有可能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来致力于国内建设;二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三、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目标差距并没有使两国失去共同利益。具体地说,一方面,美国要称霸世界,而中国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强国,而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这两个国家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并没有使两国之间失去共同利益。这表现在双方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其他方面的合作。用一位权威学者的话来说,“又有斗争、又有磨擦、又有合作与协调的这一格局并没有打破。”不同的只是中美之间的利益反差比过去更为尖锐。“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美之间的暂时冷却好象不可避免。”

四、中国不应作出过激的反应。中国与南斯拉夫不是同一档次的国家,中国无论从国家地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目标上,都是南斯拉夫不可比的。中美之间的力量实力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有更强的实力与自信来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过激的反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五、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只要真正强大起来了,美国拿中国就没有办法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就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中国人一方面要从科索沃危机中看到不利因素与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有利条件,增强紧迫感,保持冷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国梦,是当务之急。

六、以反对霸权为中国外交最高目标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他们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客观实力上看,仅凭中国自己的力量难以消除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因此,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中国应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与自己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指的是台湾问题)。不宜投入过多的精力到与中国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去(指的是南斯拉夫民族冲突问题。)我们不能当国际反霸的领导。邓小平“不要当头”的外交思想目前仍然适用。

以上这些谈话与文章中概括出来的观点,大体上反映了有影响的学者中的主流观点。

中国政府从5月10日以后,一方面积极动员各种舆论批判美国的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则开始逐渐控制自发的民间反美民族主义。美国总统克林顿则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在各种场合对中国作出了七次以上的公开道歉,来主动修补中美关系,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人意识到,美国对华态度并没有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根本性的戏剧性变化。

五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激进化走向美机轰炸中国使馆是在1999年中美信任危机形成以后出现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突发性,中国人做出了强烈反应,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为了捍卫祖国尊严,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最强烈的抗议。民族主义浪潮以人们未曾意料的激烈方式在中国大陆兴起。

这种激进刚愤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以下这几个特点,这些特点相结合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为封闭型的极端民族主义。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有警惕西方危害中国利益企图的积极的方面,然而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就往往成为支配人们对复杂问题作情绪化的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图解,并以此为基础的理解,以主观上的“危机感”作为对国际局势进行判断的根据。

由于中国政府的理性与克制态度,此种自发的民族主义尚没有进一步发展。然而,今后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由于中美关系存在着潜在的不信任因素,由于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情绪已经形成,由于民族主义毕竟有其固有的引诱力,这些因素的结合,这种新民族主义通过上下相激的方式而走向激进化与极端化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刚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而走向“闭关锁国论”。一种方式是,在刚性互动过程中,出于挨打的自卫反应,在受到强势对手压力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在缺乏有效的出击手段的情况下,自然会以自我封锁信息与经济交往的手段来实现“弱者”的自卫。

另一种方式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文化中,极左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以闭关锁国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闭关自守的“自力更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八事件以后,据作者所了解,一些内省的中层官员与民众中就有不少人认为,“政府对北约轰炸的反应过于软弱。”他们甚至认为,“当下的当政者由于过于有求于美国,”因而失去了对美国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极端排外者们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所以不怕封锁。封锁十年二十年,中国就真正强大起来了。”这种小农式思想观念中实际上恰恰潜含着激活“自卫-锁国论”的传统机制。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是因为,在建国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资源中,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思维定势中,左派话语提供了大量现成的以封闭方式来申张强硬立场的推理方式、政治概念与口号。

极左思潮与民族主义这两者之间相互结合的逻辑机制是,既然你把对方视为邪恶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对外开放就在逻辑上被视为接受“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就是自觉地接受“国际上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根据这一逻辑,为了避免被国际阶级敌人“腐蚀”,就必须以左的思想支配下的封闭自守来抗击“和平演变”。而这种闭关自守与信息封锁,产生的愚昧、落后与盲目,又进而成为极左思潮得以不断滋生的肥沃土壤。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美国强硬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的态度的反弹,并使美国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这种情况就会形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往往是机会主义者的强硬派得势,使双方务实的温和派受困。反过来将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的出现可能性更为渺茫。在这种双方“鹰鹰相激,鸽鸽受困”恶性互动过程中,诉之于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而如虎添翼的两国保守的人士,则可以渔翁得利。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与保持国际友好关系的外交格局,将因此而受到威胁。而美国的西方价值的原教旨主义者则会进一步为遏制中国制造理由。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与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结合,形成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民族主义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大量事实来看,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结果。

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如果亢奋的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左倾主义发家史,重演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这是因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有太多的东西已经成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构成部分,并将如同幽灵一样支配着国人,支配着具有大言高论的清流文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另一方面,一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矛盾的复杂性与尖锐性,使人们需要太多的渠道来加以宣泄,而刚愤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则无疑为非理性的宣泄提供了最为“安全”的突破口。极端民族主义引向闭关锁国的历史选择,老左派的进一步死灰复燃,均有可能使这个历史上不幸的民族再次失去现代化方向,因为“救亡”的符号将高于一切,无论是真救亡还是假救亡,都足以摧毁一切启蒙。并经由这种对启蒙、开放与稳健的理性思维的摧毁,进而走向反文明经验的非理性主义。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民众中的义和团排外情绪与保守顽冥权贵结合的政治传统的民族,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六结语

从科索沃危机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一场深刻危机,显示了中美双方政治文化上重大差异与张力,在特殊条件下对事态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如前所述,美国以个人主义的新教文化为基础的“人权原教旨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集体本位论与集体人权观的冲突,会不断地加大双方互动过程中的裂痕。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与心理深层的“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在这种互信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在中国受到突然冲击时,便会形成群体性的激烈的反应。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方面对中国人这种极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中国方面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则又会被美国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义的强硬派势力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渐强大起来的“专制中国”对西方人权理想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原先已经存在的主张对中国强硬的“遏制论”思潮,对中国的此种激烈反应模式又会作出同样强硬的反应。潜在的矛盾极易引发公开的冲突。

从科索沃危机中美关系的互动过程可以看到,在没有发生重大国际事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温和对外对策,与美国坚持的务实的对华外交政策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中国务实的执政层对激进民族主义可能对政治稳定的冲击存在着警惕、担忧与防范,这些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向极端发展。然而,在面对重大国际事态的情况下,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客观上存在的政治文化差异,并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一旦形成,就会使双方持强硬立场的人们产生互激性反应。鹰鹰互动进一步强化双方的对立。问题就会相当复杂多变。

可以断言,在二十一世纪前期,中美双方的政治文化因素与彼此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将会继续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持久的影响。自小布什上台主政以来,美国以对华政策的强硬派又进一步崛起,布什以亲日本为基础的新亚洲外交政策,坚持发展反导弹防御系统NMD,无疑将升高华盛顿与北京的严重紧张对立关系;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中美互信关系受到挑战的条件下,中美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张力,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两国关系产生新的重大影响?中美关系是出现良性互动还是恶性循环?这无疑值得的中美学者与政治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