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述评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夏济安的翻译，第二是夏与《文学杂志》的关系，第三是夏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第二部分已有丰富的文学成果，而有关夏济安的翻译的讨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未能很好的展开。第三部分则会随着研究者对其兄弟的书信集的解读的增多而更具内涵。此外，文章还指出了夏济安与通俗小说、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夏济安；翻译；《文学杂志》；《黑暗的闸门》；《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一、从夏氏兄弟书信集的出版谈起

2015年4月，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书信集由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书信集名为《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至此，书信集第一卷的整理与编注便结束了。同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大陆的版本，将由一著名出版社出版。待大陆出版社的版本推出之后，三个版本的比较应会吸引对夏氏兄弟的感兴趣的文化与文学史研究者。因为夏济安与夏志清之间的通信多以书信形式遗留下来，有六百多封，刊之梨枣，尚有五到六集。夏志清从大陆至美国学习，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夏济安辗转香港至台湾、最后留在美国。1947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环境，诡谲多变，而夏氏兄弟的书信，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彼时政治、经济、学术传播、学人交往的重要窗口。《书信集》起于1947年夏志清致夏济安的信，讫于夏济安逝世。本文梳理学术界对夏济安相关研究的成果，以期研究者能更好地使用《书信集》，并将汉学研究与家国离散相联系，扩大研究范围与研究深度。夏济安先生（1916-1965），本名夏树元，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934年毕业于苏州中学，在校刊《苏中校刊》上发表《被选为国语演说代表有感》。①有关夏氏生平教学，无论是其后的任教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还是到港后任教新亚书院，抑或抵台任教台湾大学，这些都是研究者熟识的了。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两次夏济安赴美之因缘。1955年2月，夏济安之赴美，乃受钱思亮之推荐，本想申请Yale，后来被派往Indiana。照合约，夏应在1955年6月30日返回台湾，其生活费是替USIS编anthology而取得的。事实上，夏是8月底才返回台湾。1957年加州伯克利分校成立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ModernChineseStudies），陈世骧（1912-1971）是主持人。1959年夏济安再次赴美，其在华盛顿大学之后的工作便是陈世骧提供的。1966年7月庄信正接替夏济安在中国研究中心所遗的职位，1969年张爱玲接替庄信正。而在夏济安之前，则是李祈担任此职。②无论是在两岸三地，还是旅居美国。夏济安都未曾留下大量的著述，除了主编《文学杂志》期间发表的有限几篇论文外，其留下来的著作，部分是在美期间写的。夏原是英美文学教授，第二次赴美后方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专注于共产中国之研究，以期能在美国学术界扬名。研究之成果曾以小册子方式刊行，计有Metaphor,Myth,Ritual,andPeople’sCommune（《隐喻、神话、仪式和》）、ATerminologicalStudyoftheHsia-fangMovement（《下方运动》）、TheCommuneinRetreatasEvidencedinTerminologyandSemantics（《制的溃败》）三种。均由加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分别出版于1961、1963、1964年。③1965年夏济安死后，其弟夏志清为其整理遗著，以《黑暗的闸门》（TheGateofDarkness:StudiesontheLeftistLiteraryMovementinChina，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8）将已刊未收入集子中的和未刊的几篇论文整理出版。若我们算上夏济安编、译的著作，可以发现经他之手而产生的文本其实是不算少的。而有趣的是，对夏济安的研究则狭隘得许多。大体可以分为对夏济安的翻译的研究、夏济安与《文学杂志》之关系研究和夏济安对左翼思想研究的成果的思考。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为夏济安赢得盛名的是《夏济安日记》的出版。而且读者对该书的关注是多于夏氏的其他书籍的。不过，一般的书评以外，严肃地探讨夏济安情感生活的似乎并没有，因此在写作中，与此相关的文献将会付之阙如。

二、夏济安翻译作品及思想研究

宋奇是夏济安好友，夏在港期间及以后之翻译，多由他介绍。夏济安以笔名齐文瑜翻译了一些通俗长篇小说和论文集，如《莫斯科的寒夜》（ARoomontheRoute）、《坦白集》（TheGodThatFailed）、《草》（TheBurnedBramble）、《渊》（TheGodThatAbyss）。④但这四部作品并未赢得研究者的注意，虽然其中的部分作品亦重版发行。为夏济安赢得名声的翻译是《美国散文选》和《名家散文选读》（第一、第二卷）。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后，台北英文杂志社曾予重印。大陆方面，上海译文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都对其中的部分进行重版，其中复旦版是朱乃长校对后的版本，⑤夏译俨然被认为是翻译之翘楚。至少从1992年起，就有研究者对夏济安的翻译表示出了相当的兴趣，对夏译著作的书评是这方面的证据。⑥1997年至今，讨论夏济安翻译的文章平均每年一篇。不过也显示出了相当的局限性。一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对夏济安翻译进行研究的写作者大多没有进行广泛的资料收集，造成分析的篇目相重，其论点论据的偶合性较高。另一方面，研究者在使用美学/翻译理论进行论文写作时，并未对原来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借用，以致当多人都借用该理论进行写作的时候，文章的结构和内容的相似性较为明显。《美国名家散文选读》共收入11位作家15篇散文。这15篇文章中，已被分析的篇目如下：《冬日漫步》、《霍桑论》、《西敏大寺》、《古屋杂忆》、《英国的农村生活》、《作者自叙》、《禽兽为邻》、《论美》。其中《冬日漫步》、《西敏大寺》、《古屋杂忆》受到研究者青睐，出现率较高。此外还有7篇还未得到研究者的另眼相加。它们是《飞蜘蛛》、《浮游》、《美腿与丑腿》、《民主教育》、《诗歌与我们的时代和国家的关系》、《爱德华兹论》、《二百年前的新英格兰》。在对夏济安翻译进行研究的文本中，有两个常用的词是经常出现的，那便是“增加”和“减少”。所谓的“增加”，是说研究者在写作文章时候常指出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句进行的意义补充；而“减少”则主要是句式上的，即就是汉语句式较短，复合从句不多，在英译汉的过程中需将从句译成短句，以符合汉语语言的规律。这种分析方法是结构式的，应是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其弊端非常明显。将这种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文本中，便会发现作者的情感以及研究者的个人思想受到排斥。文本以貌似客观的状态存在于研究的论文中，然却少了真知灼见。“格式塔”理论的应用可涵盖上文提出的问题。研究者将格式塔理论教条化，利用“增加”或“减少”方法，在一篇文章中找对应的观点，而非从翻译文本出发，进行文学的比较或翻译研究。另有文章从语料库的收集与分析研究夏济安所译《西敏大寺》，还有从翻译来看翻译者的宗教观、女性观与爱情观，不过因为彼时可用资料的欠缺，研究者进行文本分析时到底还是不够深入。我们对这些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归纳出如下的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研究者试图从美学角度对夏译散文进行分析或赏析；第二，研究者也尝试从翻译技巧上对夏的散文翻译风格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第三，是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夏的散文译作。

三、夏济安与《文学杂志》的关系

《文学杂志》创刊于1956年，是夏济安东游美国后与刘守宜、吴鲁芹合作创办的，想必与其在美国的见闻与学习有关。夏济安为主编，刘守宜为明华书局老板，任《文学杂志》经理，吴则帮忙筹措经费，宋奇负责海外稿件。至1960年，共发行48期，每半年合成一卷，共8卷，内容以小说、诗歌、文学评论为主，“中国文学部分，诗歌总计75首，散文42篇，小说83篇，文学评论68篇；外国文学方面，诗歌11篇，散文3篇，小说25篇，文学评论35篇，影剧7篇，其他7篇。”⑦可见夏济安主编时期，他对文学评论的重视，也可以反映出夏济安的治学取向。相比对夏济安翻译的研究，研究者在将夏济安与《文学杂志》放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学的大环境之下，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杨宗翰、张新颖、梅家玲、许俊雅、褚昱志、柯庆明等诸位研究者都有专文讨论《文学杂志》与夏济安的关系。此外，学院博硕士论文也有所讨论，⑧且论述有精到之处。夏济安个人生活空间的复杂，造成了后世对其研究的复杂化。其中之一便是《文学杂志》因受美国新闻处资助，有的研究者则将其作为“美国权力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学宣传品”⑨，贬低杂志写作者和主编在写作中的功能与效用，这与发生在夏志清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事情恰相一致。⑩有文章在讨论《文学杂志》时，强调新批评对其的影响輥輯訛，这是其来有自的。不过文章也指出，无论主编还是写作者，或许都没有在下意识中使用此理论。在此需要讨论的是许俊雅、梅家玲的文章。许俊雅《回首话当年———论夏济安与〈文学杂志〉》輥輰訛是较早全面讨论夏济安及《文学杂志》的力作。文章将夏济安生平事迹与政局动荡联系起来，勾勒出大社会之下的个人生活与学术空间的激变、回转与消亡。其为“夏济安”与“《文学杂志》”单列篇章，也是有识之见。文章还详细讨论作为“学者兼翻译家的夏济安”，并将杂志编语作为讨论的对象，凸显出了较高的文学眼光。尤其是大家对有着相同历史背景之下的大陆的文艺状况有些许了解之后，对编者按语、主编的话等“残言小语”的关注，更能窥一斑而见全豹。而梅家玲则再三致意，将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上选读的稿件整理，反复修改与打磨《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兼论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及其与“文化场域”和“教育空间”的互涉》輥輱訛，将《文学杂志》视为50年代台湾“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并将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结合起来，探寻作为媒介的《文学杂志》。显然的是，梅文使用的文化研究方法，将生产、印刷、消费及阅读合观，构成阐释的场域，进而研讨文学生态。夏济安与《文学杂志》之关系可从许、梅二人的文章得出大概，至于其他有关《文学杂志》本身的研究，如其叙事方式、与《中外文学》和《现代文学》之关系以及更为广泛的现代文学的关系，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杂志》虽是在美国新闻处的资助之下进行的，仍然有着极其鲜明的个人印记。尤其是当我们回顾50年代台湾的文学书写时，《文学杂志》以其“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而备受注意。

四、夏济安个人创作、思想研究

大陆研究者之熟识夏济安，靠的是翻译。1981年10月，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出版，书中收入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輥輲訛。1965年夏济安逝世后，其生前的创作类部分文章被收入《夏济安选集》輥輳訛。陈子善在为修订版写的序《不要忘了夏济安》里说：1981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乐黛云先生编选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书中收录夏济安的《鲁迅作品里的黑暗面》一文，这是大陆读者和文学研究者首次知道夏济安先生的大名。但是，迄今整整十八年过去了，夏济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更为广大的领域里的研究成果和突出贡献，却仍不为大陆读者所知，这实在是件遗憾的事。輥輴訛至今，十六年过去了。夏济安的大名似乎还停留在“反共”上面，他逝世后出版的那本《黑暗的闸门》也未有中文全译本，更别说他的其他的小书了。与其胞弟夏志清凭《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成为北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相比，夏济安则落寞得许多。好在研究者不仅对他的情爱故事感兴趣，也对他的个人创作和学术思想多有剖析。最为显著的便是对《香港———一九五○》和《黑暗的闸门》所构成的知识谱系进行梳理与概括。《香港———一九五○》创作于1950年4月，附录在1950年4月30日“夏济安致夏志清”的信上，原题《香港》輥輵訛，从香港寄送远在美国的夏志清。原诗共10节44行，节内押韵，有些像中国古代的排律。1958年8月，《文学杂志》第六期发表《香港》，并刊登了陈世骧《关于传统、创造、模仿》于诗作之前，权作绍介之功能。发表的诗作则9节44行，是将第五、六节合成第五节；诗作也略有修订之处，除去增加标题中的“一九五○”和副标题“仿T.S.Eliot的WestLand”外，计有10余处改动。改动最大的是将第二节第四句“我只好咽下这一口痰”改为“但是哪里可以吐痰？”和第三节第四句将“走定了？好！吃马，将！”中的问号“？”改为逗号，改变了原文的语气与含义。夏还删除了原来的两个注释，这些注释他没有在其为《香港———一九五○》写的《后记》中作出说明。其一是“见韩愈祭鳄鱼文”，位于“羊-猪-我带来”后；其二是位于“宋玉台”后夏注曰“‘宋王台’，宋帝昺避元蹈海处，在九龙，遗迹不存”。陈世骧指出，“既不说是‘奇文’，又不说是‘好诗’，我倒觉得《香港———一九五○》是一首相当重要的诗”輥輶訛而其重要性，可从研究者在推究《香港———一九五○》时，往往与白先勇小说《香港———一九六○》对照阅读的关系中得到，这样做的目的是借以探寻诗作与小说之间的迂回与繁复。张新颖在发觉二者之间的关系上，用力甚勤。《“借来的空间”，“身份”的“传奇”———从夏济安〈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輥輷訛考索了夏济安与白先勇创作上的某些认同：但我们仍然不妨试探：《香港———一九六126华文文学2017.2.（总第139期）○》是否可以看作是夏济安偶尔的诗作延宕的回声？或者，小说以自身的声音，唤起文学史对一首诗的记忆和重新发现？更进一步，在这两个文本之间，有没有可能蕴含着超乎个人关系的时代性精神体验和隐蔽的文学史线索？輦輮訛作者的目的于焉可见，“两个作品互相对照，互相激发，从而充分释放出我们单独阅读其中任何一个文本时容易忽略的丰富信息。”作者在对异质文化的勾勒中，将个人胸怀与感时忧国剔幽抉微，显示出非常广阔的论述空间。而同样由张新颖点拨的《从夏济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一首诗与一篇小说的关联阅读》一文大致“梳理了《香港———一九六○》的创作动机与精神资源，从标题来看也许是对老师诗作的唱和（是否可以视为《香港———一九五○》延宕的回声？或者，小说以自身的声音，唤起文学史对一首诗的记忆和重新发现？）其中也有白先勇个人的担负，可能还受到《荒原》的影响。这里并非是搜求影响性的证据，只是说：在《香港———一九五○》与《香港———一九六○》的沟通中，《荒原》可以搭建起一座桥梁。”輦輯訛无论是《“借来的空间”，“身份”的“传奇”———从夏济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还是《从夏济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一首诗与一篇小说的关联阅读》，两篇文章都是以相同的文本来解读文学思想的文章，相比前文的家国书写，后文更注重二者之间在书写“现代性”上的相似之处。夏志清也从练字及立意等方面对其进行批评，并认为“全诗名句很多，确在吴兴华、卞之琳之上”。輦輰訛如果说文学创作还只是夏济安写作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另一方面方能完整地呈现出夏济安研究的全貌———那就是文学研究及其批评。夏济安首先是作为一位教授、一位文学研究者而知名的，他的小说写作只能算得上是“副业”而已。《现代性的政治》輦輱訛呼之欲出，文章认为夏的研究“对1950年代两岸重振‘五四’精神和海外学界高彰‘抒情传统’的思潮均作出了及时的回应”，并探讨了夏著中“美学、政治、自我”之间的多重对话关系。文章还论证了“夏济安本人的‘五四’情节和‘抒情’通路”，后者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闸门的书写接续了当时海外学界正日渐高涨的抒情传统论述”，虽然不尽能令人信服輦輲訛。

五、结论

诚如许俊雅在文章中指出的，夏济安研究其实并未相当展开。我以为这是一个研究的吊诡，我们一方面接受、阐释和辩驳夏济安文中的观点，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对他的研究进行消费阅读，这固然是夏济安留下的作品不多（多乎哉？）的原因所致，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研究者“趋利避害”的思维导致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通观已经出版的第一、第二两卷，夏氏兄弟先是谈京剧，继而讨论电影。后来，兄弟二人同在美国，书信上写的有关京剧、电影方面的内容渐少了起来，更多的篇幅开始向着学术展开。综上，我们可以将夏济安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夏翻译，第二是夏与《文学杂志》的关系；第三是夏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第二部分已有丰富的文学成果，而有关夏的翻译的讨论，就总数来说，应该是有许多的了，不过深度与广度都未能很好的展开。第三部分则会随着研究者对其兄弟的书信集的解读的增多而更具内涵。如夏济安与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展开（包括“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他对京剧和电影的喜好将会构成论述的重要环节；传统儒道二家思想对夏济安的影响等命题都深具意义。

作者:王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