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