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乔彬教授一直专注于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集群创新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多年来先后发表了多篇相关的高水平学术文章及专著。近年来，她又将目光放在我国面临的制造业转型难题及节能减排的问题上，并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中，她将制造业经验数据结合于我国国家政策规划，寻求拓展学科边界的同时切实解决我国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此基础上，她提出将行业、企业及地区异质性加入考虑，并将资本、就业等生产要素纳入分析范畴，为我国各省区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保障就业、提升民生福祉提出了宝贵的理论及实践参考。

关键词：制造业集群；结构转型；绿色发展

乔彬（以下简称“乔”）：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空气污染加剧与能源消费扩张、不合理的城市发展要素布局及自然因素等有关，在学界已有很多学者关注这个问题，围绕上述因素进行了多角度探索，但与这些直观的诱因相比，地区投资决策更值得关注。资本投入传统行业还是绿色行业的决策是影响地区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地，使用中国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针对工业行业的社会投资导向显著加速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造成了超出区域容量的污染排放，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首要原因之一。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了，绿色金融与政府环保投资乃是治理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可见，提升空气质量不仅要依靠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应采用一系列财税及金融等手段引导投资方向，优化资源配置，激励绿色产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应大力推进“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最近几年尤以绿色信贷规模逐年递增，是实现省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及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打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耦合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是由于绿色信贷增加了绿色企业的研发支出，并对高污染产业形成融资约束，倒逼资金逐步从污染行业退出，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

此外，发展绿色金融可以增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及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在减少负外部性的同时，提高对绿色行业的投资偏好。由此可知，绿色信贷是提升空气质量，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江：在《绿色信贷能提升空气质量吗？》一文中，您提出了政府环境保护投资对绿色信贷的影响，这是一个相对新颖的角度，请问这样的研究角度是如何形成的？乔：一方面，空气质量本身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符合我们对公共物品属性的定义及了解。我们知道，政府针对公共物品的投资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实际上，针对这个问题，已有不少学者通过美国及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了政府公共物品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但他们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制造行业及政府行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研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5》，未来的绿色投资中政府环保投资占比约为10％－15％，绿色信贷等组成的社会资本占比为85％－90％。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们可以预见绿色信贷和政府环境保护投资力度会不断加大。就宏观层面来看，政府环境保护投资的增加可能会对非政府投资产生“引致效应”，即扩大同为环境投资的绿色信贷规模。在微观层面，虽然政府投资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政府投资行为会挤出企业研发支出，还可能降低企业融资效率，阻碍私人投资进入。与此同时，若政府补贴政策存在漏洞，则会进一步诱发企业的寻租行为，降低投资收益。因此，政府环境投资势必会对具备私人投资属性的绿色信贷产生“引致”或“挤出”的影响，这也是这篇文章研究想法的灵感来源。江：《绿色信贷能提升空气质量吗？》一文中，您提及了资本要素错配问题。我们注意到您另一篇已发表文章《Stereoscopic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oftheequipmentmanufacturingindustryfromtheperspectiveofcollaborativeemissionsreduction：EvidencefromChina》中也提及了生产要素错配的问题，这是否是您学术研究的一大关注点？乔：一直以来由于中国特殊的资本结构、金融体制等原因，使得资本错配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而资本的配置效率过低会阻碍各部门产业均衡发展。由于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密集特点，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以保证技术创新效率。且除国内投资以外，装备制造业同样是吸引国际投资的重点行业，产业历年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为15％以上。伴随着国内外投资的不断增长，中国装备制造业形成了较大的资本沉淀及资本错配。事实上，资本错配问题不仅仅在那篇文章中提及的装备制造业中存在，在其余的制造业行业及生产性服务业中也普遍存在。因此我也曾通过非线性规划等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究，寻求中国制造业行业资本配置格局的最理想状态。在相关研究中我发现，改善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错配问题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中，实现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等多个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资本投入也将长期影响工业行业的排放水平。因此，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节能减排效应不容忽视，调整至对应的资本配置水平同样具有必要性。学术研究应以我国目前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为研究出发点，关注资本错配的问题也是因为在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中，我发现了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江：就业水平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参考。您在已发表的多篇学术文章中均有提及。针对我国目前的就业现状以及制造业转型中面临的就业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呢？4乔：首先，劳动本身在经济学中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和资本同时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资本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要想解决，就不能不同时考虑与资本同时投入产业中的劳动要素。在《协同减排下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立体性优化———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的文章中，我在分析资本要素过剩及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同时也将保证各地区就业水平稳定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加入非线性规划当中。

若我们的研究脱离了社会实际，无视社会福利及民生福祉，那么我们的研究结论就将毫无意义，只能是一纸空谈。同时，在我的另一篇文章当中，我将环境约束，地区房价及社会福利三种要素同时纳入分析，也是出于对这方面的考虑。多年来，本人及学院团队与政府、企业等进行了多项合作，从事的社会服务包括大数据驱动的业务分析与管理决策、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战略规划、企业管理体系和运营策略、企业财务管理、供应链金融产品设计、企业的供应链体系优化、众筹平台、电商平台、金融机构、供应链管理机构等平台企业的系统分析与设计、业务流程再造、风险控制方案设计等。能将学术研究带来的知识及成果应用到政府规划或社会上的企业中，也是我学术研究道路及职业生涯中不断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通过自身努力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做贡献的一个途径。江：关于市场和政府的辩证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您在《绿色信贷能提升空气质量吗？》一文中也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结论为政府环境保护投资带来了正向的影响效应，您对这一结论是怎么看的呢？乔：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转向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而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升，竞争性产业政策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其相关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有关产业政策的选择也越来越为学者们所关注。关于政府和市场谁才是决定经济社会的主要角色的辩论存在已久，一方认为政府的有效干涉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政府针对性制定产业政策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对立方）则认为政府应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不应针对性地为个别行业与企业制定特殊政策。而围绕这场论辩，学术界内对有关产业政策问题展开了更广泛的讨论。现实中，二者之间存在相互矛盾或相互一致的辩证关系，事实上，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地方性产业政策屡见不鲜，一方面造成了如今的产能全面过剩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且不仅仅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政府行为本身也会对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对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政府支出，在经济社会中有时扮演了重要的基础性支出，提升社会资本的投资效率并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门槛，而有时政府过度支出则会破坏市场平衡，挤出民间资本。产业政策应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限制在最严格且有必要的场合，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只作为市场失灵的替代和补充而出现。有的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要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角度来探讨。因此，对绿色信贷及政府环境保护投资的研究仅是根据对应的经验数据得出的结论，不代表其他的投资场景及行业。事实上，影响政府干预程度平衡位置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政府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二是市场化的程度。产业政策不能一概而论，重要的是采用产业政策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认为，在政策制定上，应用经济学首先是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然后再考虑在现有资源制度条件下，怎么样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能够使得潜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想概念。江：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博士，您对未来应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及研究重点如何看待？您对未来的研究是否已经有了大概的方向规划？乔：改革开放以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带来的高污染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一直是困扰中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会将目光放在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动因上。结合现有研究不难发现，推动产业升级的因素包括产业内技术创新的技术推动因素以及产业相关的政策变动，同时也包括通过消费者需求增加以及需求多样化等是从产业外部出发的拉动因素。两种推动因素从产业内外同时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作用，并相互促进影响。对于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其产业升级的动因更多地受政府的政策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产业发展不完全以及不均衡的现状，需要政府主动干预，保护尚处于发展萌芽期的重要行业产业，并主动调控产能过剩的产业，帮助夕阳产业中的企业完成蜕变转型。与此同时，消费需求的变化也会产生影响，成为市场角度的推动因素。部分学者的研究是5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创新推动理论等，通过地区间的资源禀赋差异以及产业技术差异进行产业转移调整，进而进行区域专业化生产以及企业垂直专业化生产。除此以外，还有相当部分的研究是对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作用研究，基于对国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划分，认为通过嵌入价值链可以使我国获得全球要素分工的好处并从上下游产业链获得知识溢出的创新推动作用，进而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并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全球的产业变革趋势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逐渐步入新常态。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达到了国家战略的新高度，也因此激起了更多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学术研究讨论。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应向发达国家工业行业看齐，例如与德国工业4．0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制定一个满足全局性、长期性的增加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强国规划，确定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并制定具体发展战略进行实现。与此同时，部分学者指出，《中国制造2025》依托数字经济背景，实现网络化智能制造，引入“互联网＋”这样一个新的产业形式，是推动制造业发展，促进信息产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必经之路。在应用经济学的现有学科背景及研究框架下，未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将会继续关注对前沿知识的深入探究，同时还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进行不断调整，结合经济社会中的实践问题。个人认为，可以预见，未来学界的研究方向仍会将关注点放在新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上。

因我国目前尚处于产业调整阶段，经济增速放缓，且远未达到产业平衡的状态。供给侧改革、去产能与刺激内需扩张，完成双循环产业链仍在议题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在外部因素干扰以及国内产业转型阵痛期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内忧外患”困境。如何化解当前的挑战，通过深化改革推进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构建适应中国全面均衡发展迫切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学界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江：您的专著《创新集群的演化机制与效率》2018年在经济管理出版社，产业集群是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您多项学术成果涉及的研究内容，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这部高水平学术专著吗？乔：当前，全球进入工业4．0时代，中国要完成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关键取决于科技创新。与此同时，伴随着信息化、网络化与全球化，技术生命周期在不断地缩短，技术创新步伐在不断地加快，而创新难度和创新成本不断增加，创新已由过去单一主体可实现的独立形式发展到多主体之间互动的集群形式，形成由线性创新模式发展到非线性网络模式的创新集群。20世纪50年代起，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很多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创新集群，例如，美国“硅谷”、日本九州“硅岛”、印度“班加罗尔”以及我国“中关村”等。创新集群的大量出现，对于突破产业集群低端锁定、提高集群竞争力、促进国家供给侧改革及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明晰创新集群的演化机制与效率，有助于把握创新过程的阶段性特点和发展规律，因而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引起了政府决策部门和产业部门的极大兴趣。在我国出版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但还不够系统且内容比较陈旧，新近的文章和书籍虽然不少，但都比较分散且各有侧重点，写一本系统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创新产业集群方面的专著，一直是笔者多年的梦想，但因能力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们批评指正。《创新集群的演化机制与效率》不图在阐述前人的理论和方法方面求多求全，而力求内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创新集群的演化机制与效率》的内容多为我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研究以及指导研究生的成果，因而可作为高校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参考书。江：非常感谢乔老师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感觉您不仅仅是在学科领域中不断寻求开拓创新的一名学者，同时也是目光长远，将视线关注于我国未来发展规划及产业现状、社会就业的具备大局观的研究者。祝您在这个领域继续耕耘，研究出更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使我国的应用经济学领域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乔彬 江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