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3％，比1980年的降低了20个百分点[4]。这表明人们的收入除了用于必须的日常支出外，还有较多份额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投资。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发达，投资渠道多元。广东居民的投资对象从简单银行储蓄扩大到基金、股票、债券等，投资领域也扩展到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领域。自1994年广东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粤”战略以来，广东的教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1．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增速减缓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的绝对数量虽有提高，但相对数量不高，且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表1和图1)。在1995-2009年期间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额均维持在每年300元左右，2009年的支出额为296．7元，远远低于同期发达省市人均教育支出额800元左右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偏低，其支出形成的投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1．2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农村居民自2000年以来的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4以来下降更为迅速，至2009年教育等支出占比仅为5．9％，大致回落到1991年的相对水平。从整体上看，广东比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都要低。2000-2009年江苏、浙江农村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年均值分别为12．9％、l1．5％，同期广东的这一指标值仅为8．8％。显然，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原本不高的广东农村教育支出占比反而下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警惕，因为它将影响广东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2文献综述及其评论

2．1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解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内，通过刻画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以深入剖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则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的差异性，如刘晔等利用1996-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中东西不同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性，而郭庆旺等通过构建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揭示不同公共教育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促进作用。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p，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隋。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学者们选取的样本、研究方法及研究区域存在差异，但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教育发展滞后将对经济发展构成瓶颈制约。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教育投资，注重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2．2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认可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点自然就落在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上，而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与收入密切相关。多数学者从居民收入或消费结构视角分析研究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杨明等n基于广东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相应增长，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越大。而罗楚亮等p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分析，提出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下降，教育支出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由此可见，学者对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有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2．3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研究

关于教育投资比例的研究则聚焦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增加上。当前研究多从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率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收费的快速增长等视角给出了教育支出占比增加的解析。如杨汝岱等口认为高等教育改革造成家庭教育支出大幅上升，也改变了家庭对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导致居民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上升。任兆璋等运用动态消费模型对广州市1993-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预测2001-2010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娱乐文化教育支出比例均在12％以上，且呈递增趋势。显然，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预测的教育支出占比的增长趋势与现实严重不符，亦难以解析当前教育投资支出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

总之，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原因及其趋势判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差异性、以及区域间支出差异的实证分析等领域，而近年来少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重心都放在家庭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加上，而很少有文献提及教育支出的占比下降问题，其深层原因更是难以得到关注。尽管有些研究涉及到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的关系问题，但从时间上看还需进一步跟进，应分析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此，笔者拟对198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纳入通货膨胀和居民的居住支出等因素，解析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成因，以此对近年来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额减少及政府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作更深入的反省。

3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到的因素有：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教育需求等，而较少关注到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的挤占以及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而由于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难以计量，笔者主要分析家庭人均纯收入、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3．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纯收入的函数。随着广东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虽然物价指数也在增长，但名义收入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明显，家庭消费支出受收入效应的影响也相应提高；同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居民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居住、医疗、教育等支出呈现增长态势。然而，家庭支出的各个方面并不同步增长，有快有慢。2004-2008年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9．6％，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06．9元，实际增长了10．7％t。而同期教育支出增长却十分缓慢，因而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出现下降现象。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用于家庭必需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比较大。农村居民在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消费支出对家庭的必需消费支出有较大挤占影响，另外教育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因而虽然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正相关，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具有累退性质，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总消费支出额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却越低。

3．2通货膨胀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建立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而教育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居民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判断影响其消费支出结构，并且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加速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贬值，居民很容易受通货膨胀预期影响而加大当期的消费支出。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上升，教育成本也随之上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教育支出产生的收益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见效，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因此，在一定的时段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在通货紧缩时，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选择减少即期消费。由于教育支出的远期收益大，且教育支出发展方向趋于多元化，家庭在通货紧缩时一般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教育支出占比也相应上升。

3．3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上涨过快，致使居民的居住支出上升较快。2006年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在政府的诱导下，农民将大部分收入投资于住房。这改变了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广东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较快。广东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占比在2008年达到20％，即使2009年的居住消费支出比2008年的下降了约1．9％，居住支出占比仍达l8．8％，比2000年的14．3％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如果住房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出势必挤占居民的其他支出，尤其挤占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教育支出。200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与教育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比例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41。

3．4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双向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教育投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为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政府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全免、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进行大力整治等，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直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从总量上提高教育的支出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政府教育支出有效降低了家庭相关支出成本，相当于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居民会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教育支出，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然而，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弱于替代效应。由于政府教育投资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管理不到位等现象n，政府教育支出增长的替代效应明显，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弱化，加上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资于其他领域，以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伴随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4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计量分析

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人均纯收入、政府教育支出、家庭居住支出、通货膨胀和广东人讲实际的文化等因素影响。

4．1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教育支出额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且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支出额的增长幅度越小”1。笔者以广东农村居民家庭相关数据做计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量时，教育支出额反而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以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因变量(．，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神进行分析(其中0)，有二次函数模型(1)通过检验。y=O．171．827~10|x2—8O(1)t(11．4)(-8．1)(一3．5)其中．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统计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方程拟合优度达到93．3％。对模型(1)两边求倒数，得教育支出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3．7×10一x+O．17，令dy／dx=0，得x=4679．8，也就是说家庭人均纯收入约等于4680元时，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达到最高。x<4680元时，dy／dx>O，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当收入超过4680元时，dy／dx<O，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增加旅游支出等。广东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005年已经达到4690元，此时的教育支出达到最大值；2005年以后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教育支出有所减少。由d2y／dx：<O可知，居民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的支出弹性有差异，这与广东省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相吻合。

4．2模型修正

模型(1)主要考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忽略了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教育支出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同比增速甚至达到47％t43。政府的教育支出可能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引入政府教育支出变量，对模型(1)进行修正，得到模型(2)：y=O．122x,一0．657一37．58(2)t(17．39)(一10．83)(-2．56)其中，，表示家庭教育支出，噩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2表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f检验均通过，方程拟合度达96％，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方程(2)的系数可以看出，系数为正，即政府投资支出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增加12％。同理，系数为负，即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66％左右。2000年以前，由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不高，但增长较快，此时政府教育支出能极大地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突出。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增长很快，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结构和体制不够完善，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不显著，加之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长较慢，且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

4.3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计量模型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不仅总量增长缓慢，而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比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大多学者采用最为成熟的AIDS模型研究居民消费行为，该模型是1980年由Deaton和Muellbauer引入价格因素创建的理想需求系统模型n，其线性形式为：wf=+In(y／p)+：)，1np．，，其中V,6代表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p是价格指数，Y是总的消费支出，是某消费品价格。由于教育消费支出的价格不易量化，故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以Working—Lese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n“。多数学者用此模型描述商品的消费份额关于总消费支出对数的函数关系，即线性恩格尔曲线函数。Working(1943)t”和Leser(1941)t的经验研究表明：商品支出份额和总消费支出对数之间的线性函数形式对许多经济和时间区间数据都拟合得比较好，实证文献将Working．Leser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即w：a+lny，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总消费支出。现将这一模型改进，得到半对数线性模型：w=3．0261ny-O．009~5．272(3)t(11．8)(一7．7)(-4．1)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c表示政府人均教育支出，模型拟合度为89．5％，检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6<0．001。模型(3)中家庭教育支出对数lny的系数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家庭教育支出额呈正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家庭教育支出增多，其在总支出所占比例就增大：家庭教育支出减少，其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就随之下降。结合模型(1)和(2)的分析，近年来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即是说，广东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额减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也就下降。模型(3)中政府人均教育支出的c系数显示，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模型(2)的分析结论一致。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这是当前政府教育支出体制和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已在前面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CPI的数据变化频繁，如采用年度数据计量，将带来极大的误差，因此，笔者不对通货膨胀影响广东农村居民教育支出进行计量分析。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广东人讲实际、求实惠)等，由于难以定量研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众多归因的部分解释。

5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笔者展开的探索性研究得出：当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80元后，教育支出增长缓慢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下降，且受通胀预期的影响；农村家庭居住支出增长迅速，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弱化。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堪忧。为了顺利推进广东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早日实现广东新农村与和谐广东的建设目标，广东必须千方百计加大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

5．1妥善引导农民的消费观念，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

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兼顾消费支出的短期与长期效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尽快完善教科文卫消费的配套设施，引导农民加强教育文化支出的意愿；合理诱导农民的住房消费观念，让农民知晓住房不是奢侈品，避免住房建设中的攀比现象；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推出农村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并进一步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愿意分配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支出。

5．2切实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适当控制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农民创业，继续加大政府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u；政府应多管齐下，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击投机，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延缓家庭教育支出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拐点出现。

5．3完善政府的教育支出机制，发挥政府教育支出的乘数效应

政府需加大对农村教科文卫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优化政府教育支出的决策机制；改善政府的教育支出结构，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向农村尤其是偏远的贫困地区倾斜，提高教育质量，应提供最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将重点投在改善师资水平和办学硬件设施上，显现政府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

5．4营造重视教育的社会氛围，彰显教育对社会的溢出效应

全社会要把尊师重教落到实处，切实解决好农村地区的师资待遇；加快非义务教育的改革步伐，着力解决非义务教育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形成能力导向的薪酬分配机制，凸显接受教育者的经济回报，如此才能引导居民增加教育支出，社会才能享有更多的因居民教育支出增加带来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