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伟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由于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非常大，农民工忙于生计，或无暇顾及子女，或疏于沟通和交流，家庭关爱明显不足。生活在城市中的随迁子女面临家庭教育缺失、更加鲜明的城乡对比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和社会边缘化等诸多问题，其行为习惯、心理状态和职业技能的发展等各方面均深受影响。由全国妇联、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等机构于2010年联合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约4000多万人。外出务工年限在1年以上的留守儿童家长合计占了6成以上，其中，28．5％的家长在5年以上。［5］随着父母外出务工时间的不断延长，绝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团聚次数偏少，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个性心理等方面的偏离或异常。“家庭是生命的摇篮，也是青少年儿童价值观念最早形成的场所”［6］309，“儿童的人格和社会发展受父母教养孩子方式的强烈影响”［7］。家庭教育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并影响及于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发展。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因显著的城乡差距而引起的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社会流动，伴生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这种以“牺牲整个一代乡村儿童幸福童年的代价”［8］34，来赢得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现象普遍存在，亟待解决。

问题的根源

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中最具挑战性的难题，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直接原因均为农民进城务工，导致家庭教育缺失。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则在于现代化的规律性客观因素以及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与教育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就目前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看，呈现出某些客观的规律性特征。首先，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城乡之间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精神气质，使得富有效能、活力和发展机会的城市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居住在闭塞、落后的乡村的人们。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由此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社会从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9］其次，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变迁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农村与城市相接触，不用太久，农村就会朝着商品化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10］，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以家族和亲缘关系为轴心的人际关系日趋淡薄，改变了农村家庭社会互动网络与方式，使之本就匮乏的社会资本愈显弱化。日益加剧的社会流动与农村城市化，使得社会资本匮乏、缺乏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农村家庭，在由传统乡村“熟悉的社会”［11］逐渐向城市社会陌生人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家庭背景，主要是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者说父母亲教育资本的多少，在任何时代和制度约束下，都显著而直接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资本”［12］194，进而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因此，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对子女教育和成长产生阻碍作用，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很难改变这种“上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的弱势［13］。

第二，在我国所特有的全面而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因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好”的政策导向，加剧了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家庭教育资本的投入和科学理念的培育及实施。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的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支持赶超式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而采纳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附着其上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及就业制度，因为“路径依赖”的刚性作用，至今仍横亘在农民进城之路上，衍生出我国所特有的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在市场经济竞争和信息时代“数字区分”现象［14］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尤为突出。尽管以城市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深入拓展、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外出打工和都市生活的经验及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农民现代性的高涨，但这只不过是都市现代化在农村的折射，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我国农村现代化远未完成，且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均衡状态中。［15］表现在家庭教育方面亦是如此。由于优质教育指导的极度匮乏，以及城市良好就业机会的排斥，而产生的新“读书无用论”等消极思想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在转型期逐渐丢弃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加之农村社会变迁中，“学校教育的日益制度化与神圣化、家长文化水平及教育能力自我认同的低级化，也导致如今的许多家长开始将教化子女的责任推向学校和社会”［16］，家庭教育对孩子未来发展所需综合素质的培养全无概念。在功利的片面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农村家庭教育既失去了传统家庭教化的作用，又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需求，与同时态的城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与丰厚投入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我国教育改革中难以撼动的“唯升学教育”［17］的应试体制，因农村孩子除了高考以外缺乏更好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在农村地区更加强化。同时，受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短缺、“缺乏了好的教师，感受不到有意义的教育”［8］以及课程内容远离农村生活实际等因素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中普遍存在厌学现象①。除少数具有较强求知动机、学习兴趣和应试能力的孩子，能够凭借个人禀赋及勤奋而通过高考实现“离农”愿望外，大多数人都要另谋出路，且其实际文化程度常低于文凭证明。农村家庭教育资本在代际传递中积累缓慢，明显不利于农民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成为仅次于户籍制度影响的重要因素。“不管是在教育资本的获得，抑或是职业地位的获得上，中国社会在2000年之后，都强化了家庭背景的作用，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提升了社会预期功能。这种情况增加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导致阶层继承的代际继替性。”［12］195此类社会现象对农村的直接影响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作为“自己的孩子的教育者”［18］，将延续着农村家庭教育的困境，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既难以改变个体的命运，更无力改变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外部世界逼迫农民走出传统社会，但却不愿痛快地接纳他们。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陷入了某种困境”［19］，于是就有了“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20］、“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21］等看似悖论的真知灼见。而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面临的困境，也不只是农村家庭本身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与教育问题的综合反映。

困境突破的基本思路

如果我们承认“家庭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良好的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它的公民的品质”的话，［22］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循环：当转型期的农村家庭教育因农村社会发展的困境而面临一系列困境和问题时，农村孩子的个人发展也陷入困境之中，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困境。其影响所及，不仅关乎一个数目庞大的儿童群体的现在与未来，更关系到农村社会及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迫切需要实现一定意义上的突围。就基本思路而言，一方面有赖于整个社会的成功转型、农村社会的顺利发展、“唯升学教育”思维的根本改变以及农民群体文化水平和教育素养的提高等有利因素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农民个体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行为。从外部因素看，首先要改变目前资源配置极不均衡的以农村凋敝为代价的城市化趋势，科学有序地推进农村社会转型，彻底破除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障碍，纠正行政管理体制弊端，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3］的现代化理念指导下，“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24］，从源头上消除亿万个农村家庭的奔波与分离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农村家庭和农村教育困境突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其次，要改变全社会功利的教育价值取向以及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和“筛选”功能［25］，适应时展的趋势和要求，培养“整个的人”［26］，“努力去影响孩子和青少年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生活能力的人，而且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能力：身体能力和心理能力；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道德能力和精神能力”［27］，使农村孩子不论将来是进城还是留乡，都能“获益于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28］109，并终身保持学习的兴趣，不断提高自我教育和社会生活以至世界生活的能力，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后，要努力促成农村大教育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充分发挥学校、社区、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外部力量与家庭教育的联动作用，营造良好的农村文化环境，扭转不良社会风气，为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而从农民个体因素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无论发展的条件是否具备，家庭教育每天都在发生着。

实现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突破的主体力量在农民自身。农村父母首先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人口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29］，而“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在这方面负责情感和认识之间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授”［28］96，特别是“幼稚期（出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30］因此，父母必须具有早期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意识，关注儿童与生俱来的“吸收”能力［31］，“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言语、思维方式和价值逻辑”［6］309，既要言传更要身教，并重视“儿童在成长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情感的发展程度”［32］，为其适应学校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指导。其次，要充分认识自身和农村所具有的独特教育优势，相信自己能教育好孩子。作为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不高，这是历史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农村父母对此要有正确认识，树立起“无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33］的自豪感，尽管自己只是平凡的小人物，“终其一生也许都不能积累很多的财富，也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34］12，但如果“能把坚韧、细心、勇敢和对生活的热情都传递给孩子……把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好的人生经验和品质积累下来，留给孩子”［34］12，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而自然、质朴、展现着天地万物的整个过程及其生命美感的农村生活，与这种吃苦耐劳、踏实奋斗的农民品质，正是农村家庭教育的优势所在。

最后，要正确认识时展的趋向，不断学习，提高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35］85，现在却不再如此。急剧的社会转型、迅猛的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激发了年青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走出家门的斗志，父母在家庭中凭着传统因素而确立起来的权威被逐步消解。农村家庭教育的有效出路将取决于父母能否适应“后喻文化”的要求，“反过来向晚辈学习”［35］27，以自身热爱学习的态度和自我教育的成效影响子女，并利用年轻一代“广博而新颖的知识”共同“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35］98。

适用于现阶段的具体对策

在上述各方面因素需长期奋斗和争取并要经过代际积累的过程才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情况下，要有效解决现阶段农村家庭教育中最为急迫的问题，可从社区这一“社会政策重要的和基本的操作单元”［36］入手，充分发挥其社会资源动员机制和社会服务递送机制，以使政府相关政策有效落实，并运用全社会的力量，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提供优良的教育援助和家庭支持，着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教育意识和水平，切实取得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困境的重大突破。“天下间无一人不位处并生活在社区之内”［37］。作为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共同体，社区与城乡居民息息相关，以其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凝聚居民共识，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不同，社会服务是针对社会成员所发生的特定困难而开展的帮助、扶助或支持等活动，具有“人格化、行动指向的特定性和具体性”等特点，因人而异，因人的不同困难而异。［38］具体到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问题，社区可提供的功能机制主要如下。

第一，社会政策资源的动员机制。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所需社会服务涉及多元主体和多类资源。除政府资源外，还有各类志愿者和社会物力、财力等。城乡社区主要“在社会政策资源的筹集、吸纳、整合和分配中担当中介作用”［36］，一般由社区内的政府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来承担，并通过三种途径动员各类资源：（1）组织社会各界募捐；（2）运作公益性项目，争取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经费支持；（3）招募志愿者并组织协调其行动，比如为到社区从事社会服务的学生志愿者提供一定的信息引导、技能辅导和统筹协调，使之能够有效有序地开展活动。

第二，社会服务组织的催化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具体生产和传递社会服务的是运作于社区的各类功能性的服务组织，特别是那些非政府和非营利的民间组织，通过志愿者行动，已成为社会服务的主体。此类组织的培育和成长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并降低门槛，加以鼓励和催化。国内社区在这方面的相关探索业已展开，如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区所成立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就是在中国发展基金会“关注流动儿童、促进社会融合”的项目扶持下，与负责该社区治安的昆明市西山区西华派出所和微软中国公司合作推动的。微软中国公司还和社区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合作，设立社区学习中心，成年人也可在此学习计算机技能。［39］社区中心多元化的活动和教育方式，适合不同年龄与兴趣的孩子需求，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提供了一定的成长支持和技能培训。

第三，社会服务的递送机制。上述各类被激活并动员来的资源通过一定的组织化过程和转换作用，生产出一定类型的社会服务并将之输送到需要帮助的人员那里，即为社会服务递送机制。在这方面，北京市主要通过项目化运作的形式委托给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具体运营和管理，政府出资购买其提供的具体服务，最终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如大兴区清源街道金华里社区的“新居民之家”运作“小小乐园”，主要开办少年儿童服务项目，并为新居民们提供生活服务与城市生活能力指导，［40］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今后，城乡社区需着重加强社会服务功能机制的建立健全，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与留守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援助和家庭支持。特别是农村社区要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推动农村家庭总体向上的发展；并注意结合农村生活实际，避免“教育中的浪费”［41］，通过教育质量的增进在农村家庭代际积累后，对家庭教育产生良好效应；同时，整合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各方力量，促进教育培训和交流，提高教育者能力；还要大力挖掘、保护和推介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密切联系走出家乡和退休回乡的知识人，促进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42］，增强农村生活吸引力和农民自信心，共同努力打造一个让人留得住、回得去的新农村，以真正实现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教育的困境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