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升大学生对汉语的感受力

近年来，无论是中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学生语言能力下降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汉语危机。一般来说，这种危机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语言的应用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能否精确地运用汉语表情达意，从语法和用词上是否规范化。另一种则是更深层次的，就是语言感受的危机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语言危机常常不是因为人们说的话太少，而是太多的话中缺乏真正具有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审美的底蕴”［2］。第一个层次的汉语危机属于中小学教育的范畴，虽然，现在的大学生也常常深陷于这种危机当中，但相对来说，只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解决起来并不困难。近年来，教育部逐步推行的汉语能力测试的考试，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此问题的措施。高等教育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是已经具备较强的语言能力和简单的人生阅历的人群。单纯的技术化的语言要求对他们来说，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在传授客观知识的同时，如何引领他们将所学融入到汉语的语境中，使母语真正成为安身立命的“财富”，而非只备一时之需的“短视”交际手段，这应该是应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汉语危机所思考的核心命题。因此，相比较而言，第二种层面的危机的解决要复杂而重要得多。约瑟夫•布罗茨基认为:“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级形式，诗不仅是表述人类经验的最简洁的方式，而且它还为任何语言活动尤其是书面语言提供最高标准。”在这个层面上说，诗歌以其独特的文本形式对于解决更深层次的语言危机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诗歌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现的语言，一种超越日常用语的语言，“是借助一种能够发现未露面者的手段来创造和发展的，它是一种认知语言，是一种推翻已得到确认的事物的认知语言。在诗歌的认知作用中，诗歌执行着伟大的思想任务……为‘未露面事物’命名，就是破坏事物的现存名称;进而言之，就是一种不同的事物秩序对既定事物秩序的渗入，亦即是‘一个世界的开端’”［3］。从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关系上来说，富有诗意性的、创造性的概念和语词是首先从诗歌中萌生的，然后进入到日常生活领域。譬如说，成语“灞桥折柳”，寓意为“送别”。灞桥是古长安城郊区的一座桥，河边多柳树，有唐之时，在此设驿站，迎来送往成一盛景。“柳”同“留”谐音，在音义上就有了通假的可能，自从《诗经•小雅•采薇》中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该诗将柳树赋予依依惜别之意，随后此意象在李白、温庭筠等人的诗中频频出现。尤其是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以诗意的形式将“灞桥折柳”的两个意象系结起来。在诗歌中运用多了，影响日广，逐步为大众所接受，约定俗成，也就脱离诗歌单独成词，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表征人们送别的常用语，这几乎成为任何一种语言的基本生成模式。因此说，诗人和诗歌总是以个人化的新锐体验来引领语言的发展和充盈语意的丰富，诗歌是任何一种语言发展和成熟都离不开的报春花。在日常语言的表述中看似寻常的主题，在不同的诗人的笔下则表现出各种鲜活的模样。比如春天，有李白的“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的怨念(《春思》)，有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凉(《春望》)，有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相思(《相思》)，有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悠然(《春晓》)，等等。正是诗歌不走寻常路的敏锐感觉，在寻常中寻见不寻常的触动，一步步丰富着语言的表达，以先锋的姿态丰硕着人们对感觉的世界上的多样和深刻。如果把诗歌语言的这种意趣盎然的语言处理过程贯穿到高等教育的语言教育中，势必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他们对语词细微的感受力，使其思维更加活跃，对语词的把握和运用也就恰适得多、生动得多。

尽管有着关于语言功能的“道”与“器”的争辩，也就是语言究竟是存在本体的还是表述工具的讨论。但这并不妨碍传统汉语文学对语言使用上的近乎苛刻的要求，无论是《易经》中“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还是《文心雕龙》中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心”［4］，莫不如此。在诗歌领域，这种苛刻情状则发展到极致。以“推敲”的典故家喻户晓的唐朝诗人贾岛在写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后，于旁边注释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同朝诗人卢延让有诗《苦吟》，其中说“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可见在追求诗意心象表述为语词物象的过程中，诗人用力之深，其中彰显的是语言的深厚造诣。宋人李清照的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最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该诗开头的重叠的“十四个字”在看似随意之中将这首词的意境和格调铺展开来，被誉为“造句新警，绝世奇文”，而且这首词中的象征、譬喻也是无一不工整，无一不妙笔生花。据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宋朝诗人王安石的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从“到”、“过”、“入”等十数字里，经过苦心琢磨后选定的。可以说，从对待语言的态度上说，汉语诗歌树立了一个永难企及的榜样。如以此态度来对待当今的汉语语境，那么，所谓的语言危机将是天方夜谭。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这么评价母语的重要:“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并且在谈到学习德语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时说:“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5］长期以来，我们将英语的学习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时，相对忽视了母语的训练，因此，现今的人们备受被标志为“翻译体”汉语的折磨，汉语固有的架构和语词审美逐步被改造。语言的被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文化被改造和被丢弃的象征。如何让世界上优秀的东西说汉语，而非汉语的被动适应，现在看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多，这必然是个重要的命题了。正是诗歌对语言的这种独特贡献和认知态度，决定了当前的高等教育在缓解汉语危机和实现汉语语境下的教育目标过程中，诗歌教育的不可或缺。

二、增益大学生创造性的想象力

自从摄影、复印机等现代复制技术诞生以来，一个可以复制的世界在慢慢改变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和价值判定。技术化、模式化和统一化、标准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异化着当代人的生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被本质主义的抽象化过程搞得枯竭无物，千篇一律，缺乏生命的律动。因为可以复制，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复制和粘贴越来越容易的时候，贵族化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原创性的艺术品就成为泛大众化的欣赏品，在脱离了具体的时空欣赏场景之后，艺术品的“原创性”被最大限度地削弱，人人皆可为梵高，失去对高贵的、蕴含着巨大思想和审美力量的艺术的膜拜，也就意味着人的生命渐趋单调和浅薄，于是人们开始疏懒于创造性的构图，安逸于纯粹接受的快感。读图时代的“单一性”思维和拍摄者的视角唯一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受众的参与。受众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单纯接受者，而非参与者和重构者。于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众多接受者就成为阅读的“奴隶”，一种只能接受无法创造的“奴隶”。当前高等教育的授课模式依然是填鸭式的训导式知识讲授，教师和教材被视为知识的权威，而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被动接受的位置，这种教学机制很容易培养奴性的学生。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否合格，取决于根据教师和教材的知识点来布置的考试，这种考查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学生从思维方式到价值观念上的奴性。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伟大的诗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聆听伟大诗人教诲的人们不仅被他们的作品所打动，而且也将注意力转向了自身，思考起存在的问题来。”［6］在伟大诗篇的照耀下，这种对存在的思考就演变成德国现代大哲海德格尔借荷尔德林的话说，“人要诗意的栖居”，那么，怎么才是诗意?现代诗人王小妮在一次大学课堂上说:“诗意常常待在最没有诗意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诗意必须是新鲜的，是那些还没有被赋予诗意的，只有偶然被赋予了新鲜的感受之后，它才忽然获得了诗意。”［7］也就是说，无论是诗歌中的诗意还是生活中的诗意，如果要想获得，首先需要具有的就是想落天外、不拘格套的非一般的想象力，于无声处听惊雷，然后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个性的、创造的和独一无二的行为能力，而不是当前高等教育所培养出的奴性性格，更不是千人一面的“标准化”，离开本土文化刻意和国际接轨的生活。

厚重而悠久的汉语诗歌所营造的生活体验足以让大学生在方寸课堂内遨游天际了。诗人在处理宇宙经验、人生际遇上的独具慧眼，让颇具张力的诗歌在开启大学生的自主想象力上游刃有余。比如写战争的凄凉，唐人王翰在《凉州曲》里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讲述的士兵面对残酷战争的放浪形骸，王昌龄的《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显示的则是豪气干云，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中体会的却是光阴荏苒、功名如土。20世纪40年代中国远征军战败后逃离野人山，白骨遍于野，天地泣无声。亲历者、现代诗人穆旦以哲学的深度和情感积郁写下了如此动人的诗句:“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运用时空的反差对比，具体的苦难场景，来描述士兵牺牲的伟然，诗意的想象力所开拓的意境和情感的充沛带来的感染力，这是任何一种历史的描述都无法企及的。大学生体会这些从各个角度、不同时空体验所叙述出来的诗歌中的战争意蕴、场面和荡涤的情感，尽管无法涉足真实的战争，但也能够从具象的场景到抽象的意义，对战争有着深刻的触摸，幻化出缤纷多姿的具象场面。

“诗特别要在观念或思想中活动，而观念或思想是精神性的，所以诗要显出思想的普遍性，就不能达到感性观照的那种明确性”［8］。对于靠感悟和冥思为追求的汉语诗歌来说，在诗人、诗歌和读者等三者关系的处理上，并不追求精英式的知识训导，而是共同完成。具体表现在汉语诗歌在诗意和语言的处理上对“留白”的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就是评论家苏汶在评价现代诗人戴望舒的诗时说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诗人的现实描摹和诗性想象同读者的现实理解和想象力共同融入诗歌文本中，从而焕发出基于同一诗歌文本的两种诗歌图景:作者的诗和读者的诗，这是汉语诗歌注重留白的意义所在。因为只有将无穷的诗意融汇到有限的诗歌语言架构中，才能形成一个“召唤结构”，召唤读者进入到诗意的境界中，运用自我阅读经验主动参与、富有创造性地实现对诗歌的理解，那么，每个读者的心中自然形成一种对作品的想象。比如李商隐的《锦瑟》中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每个读者读到此处，都会因心境和人生阅历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诗歌的这种创造性的人生诗意表达，对于过于专注知识说明性传授的高等教育来说，从思维方式上是一个改观，尤其是对于非中文专业的理工科学生来说，这种思维程式的变迁将有助于他们想象世界的开拓，以丰富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三、塑造大学生健康崇高的审美人格

文学家、哲学家王国维在20世纪初的《文学与教育》一文中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在那样一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乱离社会里，经历过洋务运动洗礼的王国维依然没有被时代的“唯物”潮流所遮蔽，要求在教育中贯穿文学精神，强调文学教育的重要。既然谈及文学与精神，这里的文学显然并不是指学科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学，而是泛指文学作品或者文学行为所彰显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应该说，在当今物质丰盈至渐趋“唯物质利益”为唯一指向的时代，重新体味这段话还是有警醒意义的。这也是蔡元培先生上任北京大学伊始，对北大学生求学宗旨的期望:“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9］求学问而非单一的知识技术，非物质功利而求为精神上的“博雅”之士，这应该是当代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当前的高等教育多为高度专业化的教育，以传授知识为核心要义，这些都是服务于让受教育者成为社会需要的专业化人才而设置的。但实际上，相对于这些单纯的知识获得，能否受教于生活的“智慧”，大学生能否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成为在人格修养、道德素质、人生理想都较为完备的人，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在传统汉语诗歌中，把诗歌对民众的教化意义看得尤为重要。《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歌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厘定人伦关系，荡涤情感的最佳选择。诗人要想做好诗，希冀能有彪炳千古的诗句流传后世，则首先必须有崇高的品行、宽阔的胸襟、一般人的修为。清初诗论家叶燮说:“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并因之而评“诗史”杜甫说:“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引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原诗》)当代诗人北岛甚至将诗歌对时代的感召作用和宗教相比，他在一次接受访谈的时候说:“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诗歌可以传递另一种信息。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藩篱。”［11］这种对诗歌在人类精神生命中的看重，一点不亚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朱光潜先生在写于多灾多难的1932年的《谈美》中如此表述对那个糟糕社会的理解:“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2］这应该说是朱光潜先生后来着力于写作《诗论》的重要动力之一。而要想人心净化或人生美化，无论是赞美诗的宗教化感悟，还是“三吏三别”的悲悯情怀，诗歌的在人类精神塑造中的意义都是非同一般的。在高等教育中贯穿优秀诗歌和诗人经历所营构的崇高人格和深刻的人生理念，对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塑造来说，自然获益良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由应试教育带来的“高分低能”的缺憾。

当代诗人李琦曾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过诗歌在净化心灵上的意义。她在《致友人》中说:“要难过/你到秋天的林子里去吧/你会忽然有一种/找到亲人的心境//我就是这样去的/脚踏着落叶是一种阅读/白桦树懂事地望着我/每一棵都像爱人//后来我就躺进落叶中/人与自然奇妙的比例/让我骤然明白/不该那样难过//就觉得躯体像被吸盘裹住/就觉得漫天皆是音乐/血管愉悦地细缩成叶脉/胸膛里弥漫着山谷的气息//当我重新出现在人群时/我已有了植物的聪颖和清新/没有谁知道我已是叶子/人们已来不及关心别人//你到秋天的林子里去吧/最好在有月亮的晚上/你要聆听秋天对你说的话/你要懂得感谢。”以诗意的感恩心灵来摆渡心灵的焦躁，在聆听诗歌赋予的自然慧眼中，寻找丰富了知识却丢掉了智慧的现代人的灵魂栖息之地。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高等学校重视并开展诗歌教育，对贯彻通识教育的教学目的，遵循通识教育的教学规律，都有重要的意义。这对于连《大学语文》之类的常识性课程都没有普及开来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开设相对专业的文学教育课程，自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陈爱中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