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世界都在用“战争”一词来界定围绕储备货币发生的争执与变革的时候，偏偏忽视了储备货币体系与贸易平衡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储备货币危机，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则出现在长期失衡的贸易体系当中。

美国当然要对储备货币无法继续支持世界贸易增长负起责任。如果白宫此前的几位当家人能够正视美国经济长期保持的低投资率——与世界上最贫困、经济增长最缓慢的撒哈拉以南国家不相上下，将来自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为美国赢得的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用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持续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增强国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能力，而不是毫无节制地扩大同样是债务型的消费，以及盲目扩张与此有关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那么，金融危机原本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化解。

不仅如此，美国长期以来的海外投资扩张，其本质依然是美国海外债务型流动性的扩张，虽然明显提升了大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在生产力快速向海外流失的同时，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节节攀升。这进一步促进了支撑美元信用的基础不断裂变。

不过，一味地追究美国的责任，而不是同时反思本国的责任，绝不是一个好的态度。

换一个角度看，钱是用来花的，储备货币与任何货币一样，归根结底的用途是交易的媒介。如果发行在外的储备货币加快周转，而不是被一些国家大肆囤积，那么，当前的储备货币危机也不会严重到如此地步。

来自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7年，世界外汇储备合计由1.55万亿美元大幅增长到4.3万亿美元，累计增加额多达2.75万亿美元，相当于前10年累计增加额的4.4倍。其中，仅来自中国的增加额就高达1.4万亿美元，占以上世界外汇储备合计增加额的51％。加上日本、俄罗斯、印度及巴西同期的表现，5国合计增加额为惊人的2.82万亿美元，是同期世界外汇储备增加额的1.03倍。

储备货币的囤积，说明世界贸易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也意味着囤积储备货币的国家未能将外汇储备贡献的流动性用于促进国内经济的更快发展。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长期依赖贸易顺差贡献的流动性增长。那些真正富裕起来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借助于出口快速增长期间获得的流动性来加快本国经济的结构型转型，进而实现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后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由于劳动力成本具有十足的刚性，一旦成为制约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注定会使本国经济增长的链条出现断裂。

另一方面，储备货币向来的历史教训表明，一个国家的“得”，是另一个国家的“失”。当主要出口增长国将储备货币囤积起来之后，势必导致另一些国家以至世界出现储备货币短缺，同时也限制了另一些依赖资源性产品出口来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国家的发展。

糟糕的是，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固执地认为外汇储备不是用来花的，而是用来防范风险的。正是这一思想主导着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令外汇储备对年进口的比率由1990年的21％提高到2000年的74％，以至目前的180％。既然中国只有少量的融资型海外债务，外汇储备对年进口的比率保持在30％便足够了。

然而，过度的外汇储备，一方面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危机的部分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严重低估了中国总人口演变趋势当中的重大风险。

由于财富增长总是与抚养比成反比，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到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从13.8亿人的峰值减少到5.6亿人。这意味着，假如中国不利用现阶段外汇储备充裕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国内经济转型，那么，20年之后，中国继续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面对当前世界储备货币危机，有两句话很值得思考。

一是儒家名言：“君子反求诸己”，

一是道家名言：“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这意思是说，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反思自己在储备货币危机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应的责任；如果世界贸易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结构上都是平衡的，没有过度的出口，也没有过度的进口，即“人人不拔一毛”，那么，哪里会有储备货币危机呢？

说到底，储备货币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将储备货币“战争化”，所有国家都不应当试图从作为贸易媒介的储备货币当中谋取额外利益。说到这里，那些动辄以“货币战争”来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现状与改革的人，看上去十分精明，其实是精明得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