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近来，关于简化汉字及其产生的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王凤阳《汉字学》内容评价

王凤阳，语言文字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5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教授古代汉语。王凤阳先生从50年代中期开始便矢志于汉字学的研究，历经30多年的时间，《汉字学》于1989年末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主要著作有《汉字学》《古辞辨》等。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一书共分为五大部分：绪论、字体论、体系论、改革论和字形论。书的最后附录象形字释例和后记。

绪论部分包括第一――四章，是全书的总纲，主要内容有汉字学与汉字改革、文字和文字的发生、汉字和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历史面目。绪论部分解释了什么是汉字学以及为什么将这门学科称为“汉字学”。王凤阳先生肯定了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传统许学遭到冲击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在这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汉字研究的逐渐成熟作了总的论述。

字体论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内容是汉字字体的演进、线条与笔画。作者阐述字体演进史，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是人根据书写的生理习惯去改进最初的描摹物象的文字的历史，是缩短写字时的运笔线路的历史。作者证明了笔画就是手对线条的选择，归纳了篆书线条改造为隶书笔画过程中的“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论证了笔顺的总规律――“最短线路原则”。关于字体的更替，作者扬弃了流行很广的直线发展观，而代之以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阐述了同一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字体是文字体系与书写时的生理习惯之间、文字的记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应用体以其简易、实用而取代标准体，就是字体的变易。

体系论部分包括第七――十九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的写词法与造字法、象声写词法、形声写词法、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记号表意文字、记号文字的记号化、记号文字符量的绝对增长与相对增长、记号文字能记与所记的矛盾、汉字的改进等。作者认为，只看到文字体系内部的量变，所以无法揭示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汉字学》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字体系及其变革的理论观点：文字是体系性的，文字发展史的核心部分是体系的变革史，体系变革的核心是基本符号的写词法的变化；文字发展规律主要体现在体系发展之中，文字体系的记录原则体现在基础符号的写词法里。

《汉字学》第二十章讲述了汉字的改革问题，包括汉字改革的内在根据、汉字改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汉字改革道路的探索和存在的问题。王凤阳先生指出，改革必须顺应汉字发展的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不应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传和促进。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改革论”应该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

字形论部分包括第二十一――二十六章，主要内容有行款与汉字字形变化、书写生理与汉字字形、字形的“同化”与“异化”――演变中的字形的交互影响、字形的“简化”与“繁化”、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以及字形演进中的变易与规范。首先，作者探讨了汉字行款的形成，以及所引起的字形变化。其次，作者从手的书写运动，解释了最初来自对客观事物描摹的汉字，如何引起了在线条或笔画上的搭配组合的变化，分析了汉字“自上而下”和“自左而右”的书写给汉字字形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趋直”“反逆”“串连”“并连”在字形变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字形演进中的“变易化”和“规范化”是字形演变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它们互相制约，贯穿在字形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

《汉字学》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并把汉字放在使用汉语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汉字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过程是受汉民族语言和汉民族历史双重制约的，从汉字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条件上，多角度研究、探讨，颇有新意。同时，作者将汉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研究、考察，这样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的只研究字的形、音、义的局部限制，而将视野放得更远、更开阔。

此书不同于以往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研究汉字历史和汉字发展规律的著作。在整本书中到处可以找到辩证法的痕迹，例如作者在字体论部分谈到：“字体不是直线发展的，各种字体不是齐头并进的。字体变化是辩证发展的过程，它在自身的矛盾统一中作螺旋上升的运动。”这种辩证思维是值得我们提倡、学习并且应用到研究实践当中去的。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倾注了作者30年的心血，总约76万字，内容及其丰富和全面，且在语言上循循善诱，尽管内容庞杂却并不难懂，王凤阳先生在后记中提及写作此书的坎坷曲折，更是令我钦佩。我有幸经恩师推荐得以阅读此书，从中获益匪浅，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的确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书。

【参考文献】

[1]王凤阳.汉字学[M].1版.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2]张克.王凤阳的《汉字学》及其汉字学思想[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78-80.

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六书”理论 对外汉字教学 应用价值 优劣

一、引言

根据语言学家们对对外汉语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我们得出汉字难学的问题主要归结为：难认；难写；字数多；形、音、义之间有交叉，容易搞混；难查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们提出了运用“六书”理论进行对外汉字的教学。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度，还可帮助他们弄清汉字的发展脉络，了解汉字的字形和意义的变化，同时又使得课堂教学活动生动有趣，进而激发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对教师圆满完成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也能提供很大的帮助。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如卞觉非（1999）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虽然传统的“六书”理论与现代文字学有相通之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六书”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同样的术语有的名同字异。另外，其他一些学者提出如果字字都用“六书”理论进行解说，从古研今，这也未免太繁琐，可行性也不强。所以，本文主要就“六书”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有无应用价值、应用价值的大小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六书”的提出及发展

《周礼・地官・保氏》中最早提到“六书”一语，“六书”是“六艺”之一，“六艺”是当时周王朝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各种本领。虽然《周礼》中提到过“六书”，但对它的具体内容却没作解释。

前人对“六书”的解释比较权威的是郑众、班固和许慎的说法。郑众分“六书”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六书”谓之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并以此六书来教育公卿大夫们的子弟。在从古至今的汉语教学中，我们普遍沿用的“六书”理论是东汉许慎的解说，他在《说文・叙》中将“六书”解释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以上三位学者关于“六书”的解释基本上相同，都是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

后来有人对“六书”是造字之本提出质疑，如戴震认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是造字之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它们并不能产生新字，故而提出“四体二用”之说。后来又有“三书”说，主要包括唐兰认为的象形、象意、形声；裘锡圭的表意、形声、假借以及陈梦家的象形、假借、形声等。此后又有詹鄞鑫、苏培成提出了新六书说。

三、“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优势论

（一）对汉字教学的指导作用

从古代的“六书”被列入《周礼》的“六艺”之中，我们可以推断“六书”是当时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一门本领，也是当时的老师们用以教育贵族子弟所参考的科目。虽然《周礼》中没有明确具体地说明“六书”的内容，但它是用来教育子弟的项目，这说明“六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今天的汉字教学过程中，其价值不言自明。不管是对本族的学习者而言，还是对外国留学生来说，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当中适当地应用“六书”理论来指导学生，不仅会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学生学习汉字的成果也能显而易见，同时还可以增强他们学习汉语的自信和兴趣。

（二）使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首先“六书”抓住汉字“表意”这个根本特征，它基本上反映了汉字构造方式的客观实际，对通过字形的分析来理解本义、对把握字义的演变线索以及创造新字都有重大意义。“六书”说不仅在中国古文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对我们当代人以及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掌握汉字的形体、了解字义的演变、理解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留学生即便面对庞大的汉字群体也可以对汉字字形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许多汉字字形中包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意蕴，教师如果能够在课堂上运用“六书”理论来进行讲解，留学生不仅能学到汉字知识，也能使他们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更加透彻、清晰的了解，对跨文化交际也具有重大实际意义。

（三）可以提高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注入“六书”用法，如形象展示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象形字），对“子、山、心、木、火”等字，通过板书、卡片展示或者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来表示物象c文字之间的关系，将生动的形象展现在留学生面前，使他们能够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认知，联系现实生活，更加直观地理解每一个汉字的根本意义。既形象生动，使学生一目了然，又提高了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还会增加教师讲课的激情，有效地调节课堂气氛。让留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汉字，进而从心理上减少他们学习汉语的焦虑情绪，改变他们认为汉字难写、难认等想法，提高学习效率。

（四）有利于纠正学生的错别字，让学生从根源上重新认识汉字

在留学生学写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写许多错别字。如果能够合理利用“六书”理论，将有效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例如，学生容易把“本”字和“未”“末”二字混淆。如果老师能告诉学生“本”字是个象形兼指事字，“本”字下面一画表示树根之所在，是“根本”之义，那么学生就很少会写错这个字。再比如“家”字，学生经常把它写为“冢”字。如果老师懂得并且运用“六书”理论，向学生解释“家”是个会意字，“家”字上边的“宀”是屋子的意思，下边的“豕”表示猪，因古代大多数家庭都养猪，所以就在“宀”下加“豕”表示“家”。这样一来，学生对“家”这个字就有了新的认识，以后即便再遇到也不会搞错。由此可见，在对外汉字教学课堂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某些汉字是非常有用且必要的，这可以大大降低留学生写错汉字的可能性。

四、“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劣势论

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关于“六书”说提到过两点：首先，“六书”说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每个人可有每个人的观点、说法；其次，如果每个文字都用“六书”来为其分类，其结果就是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因为有些汉字是两类造字之法兼有的，还有一些是无法用“六书”来归类的。裘锡圭在评论唐兰的这一说法时指出：虽然此说法有点过头，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就象形法和字理析字法而言，它们实质上是利用古文字让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让学生知道汉字的本源。但我们也应明确，许慎的“六书”说是根据小篆字体确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变，“六书”中的某些理论已不完全符合汉字的发展实际，“六书”也逐步失去了分析某些汉字的功能。现代汉字中有一大部分是简化字，很多汉字的结构理据都已经被破坏，已看不出汉字的象形义。另外，用“六书”讲解汉字，可能更适宜中高级班。初级班汉字的掌握量极少，教师讲课的着重点在于听和说，要求会书写汉字的情况一般是在中高级班才出现，所以说“六书”方法适应的范围有限。汉语中有些形声字已发生变体，它的形旁已不具有表意效果，因此，如果还按形旁类推，就很难推出字义。

“六书”本身也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六书”是分析小篆的结果，它对古今文字的解释具有局限性，并不能全部解释到位。第二，对“六书”的阐释有些地方含混不清、不够明确，虽然历代的理解基本相同，但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这些都不利于汉字的教学以及文化的传播。第三，“六书”中各种造字法的界限不够明晰，有些字既可以是象形，又表示指事或形声等。例如“本”字，它既是象形字，也是指事字。第四，“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它们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前四种是造字的方法，后两种是用字的方法。如果人为地把两类性质不同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层面来处理，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不够严谨，缺乏科学性。

郑振峰（2002）认为，在运用“六书”理论通过分析汉字的构形来进行教学时，由于汉字的形体结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汉字具有不同的形体机制，如果不对各个时期的汉字进行断代的调查与描写，统而言之，是很难弄清其构形规律的。当代古文字学者赵诚提出另一问题：汉字的断代研究太薄弱，我们并不能将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断展了解、考察、研究得很充分、很全面，这自然会影响到汉字系统的研究、描写。反映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老师在给学生讲解汉字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演变时，可能会由于对汉字了解得不充分、有断代，所以讲解不够准确到位。但如果对每一个阶段的汉字都进行断代的测查与描写，这样学者们的考察工作就会非常繁琐，工程量巨大，实施的可行性很小。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在给留学生讲课时，如果把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构形特点、断代研究都进行详细的讲解，不仅课堂时间不允许，也会加大学生理解的难度，还容易混淆。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会受到中外文化差异、学习者自身接受能力的制约以及教师文字素养水平的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其最终达到的效果也未必理想。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可以使留学生对中国汉字有更加准确、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六书”的局限性以及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进，它的适用性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所以，关于能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汉字，我们要视情况而定，要考虑到它的优劣，不可一味地滥用。还要根据学习者的实际状况及其要完成的学习任务，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再采用。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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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建文.“字本位”观与汉字教学[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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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丽曼.“六书”理论与识字教学[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3，（5）.

[6]魏畅.浅析《说文解字》在汉语教学中的作用[J].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2）.

[7]许慎.说文解字叙[M].北京：中华书局，1963.

[8]郑振峰.“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

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六书说 三书说 同异

［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48－01

古今学者运用各种分析方法，产生了一系列阐释汉字结构划分的理论，如六书说、三书说等。这些理论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看到汉字结构理论在批判、创新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一、六书说及其同异

六书说主要有：第一家郑众，《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引了郑众的话：“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第二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第三家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曲，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三家相同之处：1.郑众、班固、许慎均为汉代人，由此可见，汉代是研究六书的鼎盛时期；2.三家都把汉字结构归为六类，他们对六书所做的分类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三家相异之处：1.三家对六书所做的分类在内容上一致，但具体名称不同。郑众分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分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许慎分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2.郑众、班固、许慎对于六书的次序排列，没有一个统一。3.郑众、班固都没对六书的内容做进一步的解释，而许慎为“六书”逐一下了定义，所以说许慎是最早为六书的名目定下界说的。同时他在《说文解字》中运用六书全面分析了汉字的结构，因而我们说，许慎在三人中，甚至在中国文字学历史上，是最具贡献的一家。

传统六书说是我国最早论述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对人们认识和研究汉字的形义关系、构形的发展等具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六书说还是有不少缺陷的，它把造字法和用字法混为一谈，同一种造字法被分成象形、指事、会意三类且界限模糊，有些汉字无法找到合适的类等，这些也都被后代的文字学家关注到了。

二、三书说及其同异

许慎后，出现了很多对汉字结构划分的文字学家。戴震提出了“四体二用说”，将具备自身结构特点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同不具备自身特点的转注、假借加以区分，这对汉字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书说，则是对许慎六书说的一大革新，破除了传统说在文字学史上长期的垄断地位。

“三书说”是唐兰首先提出的，他批评六书说中象形与指事、指事与会意、象形与会意界线交叉，在分析时常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他把汉字结构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他认为：“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 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后来陈梦家指出唐氏三书说具有缺陷，提出把汉字结构划分为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陈氏三书说是基本合理的，但他把象形改成了表意。

唐氏三书说、陈氏三书说和裘锡圭对三书的看法也有同异。相同之处：1.唐氏、陈氏、裘锡圭三书说均产生于20世纪，是汉字结构类型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2.文字学家们对六书说均产生了怀疑，破除了六书说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统治性地位，他们都认为汉字结构应该分为三种而不是六种；3.三家的学说中均有一些类型混淆不清，难以划分。相异之处：1.三类名称不同，唐兰的是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的是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的是表意、假借、形声。2.唐兰把假借排除在了汉字基本类型之外，陈梦家与裘锡圭的分类相对来说更合逻辑。

新旧“三书说”从汉字的形体及语言的音、义联系等方面出发，分析汉字构造方式，使汉字结构理论更趋于细致、严密，但新旧三书说虽然认识到了“六书”的不足，却仍未从根本上打破“六书”的格局，很多汉字无处归类，这就说明新旧三书说还不能概括全部汉字的结构，还不是十分科学、完善的理论，至今还无法取代六书说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结构理论正在批判、继承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中华书局,1988.

[4]林志强.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以“三书说”和“新六书说”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03.

[5]韩伟.汉字结构类型古今研究综述[J].深圳教育学院学报,2002(01).

[6]黎千驹.现代六书学研究综述[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汉字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汉字 文化 人文精神

汉字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文化,并且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一、汉字的文化定义

如果对人类的文字形式作一个二元区分,一端是表音文字,另一端是表意文字。从表面上看,这两类文字都能真实地记录语言,克服语言在时空上的局限。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两类文字的文化内涵却大不相同。表音文字仅仅是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然而,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却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民族文化的全部内涵。

西方语言是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它的词法、句法、语义方面的较完整的信息都体现在语音形态上。汉语是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语义信息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也正是基于汉语认知的这种特点,汉字在表达口语时不能不以象形表意为造字的首要原则。

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限制。文字的根本性质就在于这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像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从而实现与句义的统一。所以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图像性越强的文字,突破时空局限的功能越大,与思维联系也就越紧密。

综上所述,汉字的文化定义不应是西方语言学的经典定义,而应该是:汉字是汉民族思维与交际的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文字与文明

人类的文字体系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杠杆。文字使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仓颉造字的传说一方面体现了汉民族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无限崇敬,从而使汉字的创造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汉字文化形态的形成过程。汉字的产生,正是汉民族对自己所理解的世界样式的符号化勾勒。

汉字是一种以象形表意为基本特征的文字,虽说一般的文字都经过象形的阶段,但象形文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语义密码只有在汉字中基本保留了下来,汉字以其独特的创造性成为博大精深的交流和思维的工具,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最核心、最精彩的一部分。

文字是人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明,人类的个体能够通过文字记录的信息,获得人类整体在漫长岁月里创造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字使人类的思维更加缜密,文明的传承更加有效。有了文字,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和法典,才有了文学和科学,使人类有可能进行精神领域更高层次的探索活动;有了文字,人类可以记录自己的历史,故人们把文字发明之前的时代称作史前时期。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活动拉开序幕之后最为精彩的一幕。

三、汉字的历史文化认识价值

文化的传延依赖于语言文字,各种历史文化之所以为我们现代人所认识和了解,最重要的是依赖于前人的历史文字的记载。它不仅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大大早于历史文献的远古历史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历史文献的记载总是有意无意地遮蔽历史文化真相。首先,它往往是一种个人或利益集团的行为,渗透了执笔者对历史的见解;其次,它只涉及历史文化的某个方面,我们难以从有限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有全景式的了解。但是,汉字在这两方面却凸显其优势:一方面,汉字的象形表意的构造是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结果,它真实而又客观地反映当时全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认识成果;另一方面,汉字作为汉民族思维和交际的书面语言符号系统,包罗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映射社会文化的每一个细节,展示社会文化的多维层面。

四、汉字结构形态的变异

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表意特征逐渐退化的历史。这种退化不是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

甲骨文和金文是最古老的汉字,它们都用简约的图形或几种图形之间的相互关系造字,遵循一些共同的造字规则。这些字主要是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方式造出来的。甲骨文和金文是汉字最古老的形态,包含着汉字发明中许多朴素的核心智慧。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小国林立,许多地方在金文、甲骨文的基础上自创了自己的文字,交流非常不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统一文字的命令,废除各诸侯国自创文字,统一采用原秦国官方使用的文字,而且由丞相李斯写成范本供模仿。这种字体后来称李斯小篆,成为中国统一使用的汉字原型。

至汉代,长期战乱终于平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献书籍撰写数量大增,蓬勃的商业活动更加刺激了民众对书写的需求,许多人开始采用秦代出现的另一种字体。与小篆相比,这种字体字形由长圆变为方扁,笔画横平竖直,省略了许多复杂结构,象形特征基本消失,便于用毛笔流利书写,由于多为下层官吏和民众使用,称为隶书。清秀工整的隶书得到普遍认同,从此汉字基本定型。

五、汉字造型的人文精神

在世界文字体系中,汉字的构形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这不仅表现在汉字构形所描绘的上古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风景上,而且表现在汉字构形所体现的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上,其中最显著的是主体思维方式。这种建立在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很自然地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使自然界具有人的特点。

从根本上说,汉字的建构精神是一种以人为立足点的人本精神。汉字以象形为基础来表示事物,除了有形体之外,汉字表意都是以人为本的。如“天”字的构形,下方的“大”是一个正面斜展双臂的人形,上方的“一”指示人的头顶。由此可见,天的概念是和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出发的。

中国文化认定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人论使中国文化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贯注着独特的人文精神。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人论和主体思维方式在汉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识,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汉字是世界上生存寿命最长的文字,因此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参考文献:

[1]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