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汉字；性质；表意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59—02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在汉字起源时，它同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等一起被称作表意文字。几千年来，汉语从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的氏族语言发展到比较复杂、比较发达的民族共同语；汉字也由表意字为主的原始文字逐渐演变成以象形符号为基础，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方块字。虽然汉字的形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其由文字画脱胎到线条过程中，它的主体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表意性就是汉字最基本的性质。

文字的表意性，指文字的形体结构能够直观的显示一定意义的属性。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所谓的图画文字阶段，就像圣书字、楔形文字，还有苏美尔文字、赫梯文字等。这说明表意性是早期文字的共同属性。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淘洗中，许多民族的文字都变成拼音文字，失去了其表意性。汉字系统是否也正在逐渐失去其表意属性，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 一方面，汉字的表意性为语言文字学者充分认识。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曾说：“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2）‘表音’体系”。高名凯在《普通语言学》中写到：“中国的文字（汉字）……自殷商的甲骨文到现代的方块字为止，都脱不了表意文字的阶段。”

另一方面，曾汉字属表意体系文字的观点虽被普遍接受，但由于形声和假借结构方式的大量存在，现在提出不同看法的学者越来越多。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中：“……所谓表意文字，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字并不是代表实际世界的观念，而是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所以不如叫左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对文字性质的定性中也曾表明观点：

“近代研究世界文字发展史的学者，起初把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这种类型的文字称为表意文字。这一类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的表音成分，把它们简单的称为表意文字，显然是不妥当的。”

一时间，汉字的性质有了“表词文字”说、“词—音节文字”说、“语素文字”说、“词素文字”说和“语素—音节文字”说等等。这些说法都有它们的合理之处，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其实都包含了汉字作为表意系统文字的基本特点。下面本文就关于汉字为表意体系文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汉字字形的演变情况来看

《说文解字》叙中如此描述文字的起源：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可见，汉字脱胎于图画，并冲破图画发展成了记录语言的笔画符号系统。由包羲氏作《八卦》、神农氏结绳记事、仓颉初造书契直到甲骨文字的出现，“盖依类象形”，这里的象形，透露出文字与表意的图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古文字的表意性是不容置疑的。

甲骨文的出现到现今通行楷书的确定，文字发展的轨迹源远流长。汉字形体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到秦代的小篆

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字被统称为“古文字”。商周的甲骨文，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成体系的汉字中，最古老的一种。作为契刻于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许慎总结的“六书”除转注外，在甲骨文中都已经相当发达。其次，汉字作为方块字的格局早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这些都是甲骨文成熟得很好证明。但是，甲骨文作为早期文字，有很重的象形成分在内。另外，除了象形字之外，会意、指事和形声字也都有很强的绘图性。金文主要是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随着绘图性的逐渐减弱，偏旁意识逐渐增强，由于认识到六国文字不统一造成的不便，秦国便以秦系篆书为基础，统一文字为小篆。小篆线条化、减省化、定型化的特点在文字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古文字演进的过程中，形体随趋于简易，笔画渐趋平直，形体结构渐渐繁复，但高度象形，随体诘诎，表意性很强却是古文字的突出特点。

（二）秦汉的隶书

文字字形的演变都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在以小篆为“正体”的秦代，已经出现了隶书作为“俗体”辅助书写。在秦隶的基础上，汉隶逐渐成形。小篆到隶书是汉字形体的第一次巨变，笔画的方折使得汉字在逐渐简化的基础上向符号化的发展道路上迈进了一个大步。这样的变化好像使得汉字不能察其形而知其意了。但是，用发展的观点来看，这并没有瓦解汉字的表意性，汉字形义间约定俗成的内涵并没有随着字形的渐变而改变。在字形的演进中，汉字音义的结合也一脉相承。所以汉字的表意性并没有在隶书的出现后就戛然而止。而是随着汉字形体的演进延续着。

（三）魏晋以后的正楷

楷书由隶书演变而来，故又称作“楷隶”。其萌芽于汉，盛行于魏晋，到了唐以后，楷书一直是正宗字体。汉字发展到楷书，已经变成完全的方块字。楷书作为现代汉字对古文字“象形”的猛烈冲击，以全面的符号笔画化将“随体诘诎”的象形字彻底变成了若干笔画积累而成的抽象符号。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说“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的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这是很正确的，所以说这个猛烈的冲击只是在字形本身，每个符号化的部件背后仍旧背负着其创造时的一定意义，由这些符号组成的汉字无论形体如何，表意的成分是弃之不去的。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范文第2篇

■汉字文化与校园环境融合，让汉字渗透美德

在校园建设中融入汉字文化，发挥汉字的育人功能，即利用与人品、人格相关的字装饰环境，彰显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学校在楹门的墙壁上设计了一面汉字文化墙，镌刻着八个篆书字体的汉字“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每天早晨，学生们入校时，心中必诵读这些字。由校门进入内部教学区，是一个个与这八个字相呼应的古代故事：黄香的尽孝之道；孔子拜师的尊师重教之礼；以及一诺千金的诚信无欺……学生们从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中进一步领悟了这八个字所传递的人生道理。

教师把学校环境作为课程资源，依据校园梁上故事和汉字文化墙的内容，进行了课程资源的整合、设计。教师把文化墙中的每一个汉字和与之对应的梁上故事组合在一起，引领学生首先针对汉字演变进行研究，然后让学生在梁上故事中寻找与之对应的彩画故事，让汉字与传统美德教育相映生辉。如在学习“廉”字时，学生自主学习了关于“廉”字的演变过程，并借助校楹门上齐白石老先生的“事事清白”图，进行了课外延伸学习，学生找到了清官典范包拯的故事、于谦的诗歌，以及当代人民好公仆沈浩书记的真实事迹……通过身边的资源以及课外延伸获得的资料，学生深入解读了中华美德“廉”。

■汉字教学与语文教学整合，让汉字启迪心智

在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中，教师引入汉字的字源进行识字教学，调动了学生的识字兴趣，并且提高了学生对汉字结构与意义的认知。如在教学“册”字的时候，一位低年级语文教师巧妙引入了“册”字的演变过程，加深了学生对“册”字的字义理解和字形记忆：在春秋战国至魏晋时代，因为当时还没有纸，人们只好把文字写在狭长的竹片或木片上，将刻好字的竹简一根一根地穿连起来，就成了书。甲骨文和金文用几条竖线表示竹简，用横向曲线表示把竹简编串成册的皮绳。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册”字。

一位中年级语文教师在教学古诗《乞巧》的时候，利用汉字演变的过程，引导学生区分了诗句“七夕今宵看碧霄”中同时出现的两个同音形近字“宵”与“霄”。教师引导学生发现这两个字的不同，随即讲解：“这两个字不同的形旁代表不同的涵义。今宵的‘宵’字上面的宝盖头古时候写成门，表示光线昏暗，后来就引申为夜晚，而碧霄的‘霄’的雨字头原本代表雨或雪，后来也引申为天空。”由此，两个一直是教学难点的同音形近字，形象、生动地被学生理解和记忆了。

■开设汉字艺术校本课程，让汉字传承文化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范文第3篇

一、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拓宽学生的识字渠道

语文教学是母语教育。学生在平时的生活环境中，随时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汉字。因此，教师要经常给学生提供在生活中识字的机会，让学生充分利用学校、家庭、社会各种有利的条件和学习资源，拓宽学生识字渠道。我们给教室里的许多物品如黑板、挂画、课程表、文化廊等都贴上字卡，让学生看到什么就认识那个物品的字。让家长给学生做胸卡，学生之间互相认识对方的名字。大街上的广告牌、餐厅的菜谱、超市的购物单等都能为学生提供很多生字。

二、源流识字让学生爱上识字，达到自主识字的目的

汉字是直接从象形图画中蜕化而来的符号文字，在世界所有语言文字中，只有汉字有识字的过程。所以，我们通过讲解汉字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让学生明白汉字字形的演变，语音的演变和意思的演变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识字兴趣，达到自主识字的目的。教师应培养学生接受和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如：我们在教学生认识生字“怕”字时，我先讲“竖心旁”的“心”由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演变，再讲“白”字的意思，然后用一个小故事说明心变白如何演变成“怕”字。讲完后我让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力编故事来理解这个字的演变。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在亲身体验和感悟中自主获取知识，认识汉字。

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学生的识字数量

现在的小学生，生活在一个以网络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识字教学最终是要和电脑接轨的。学生通过聊QQ、看博客、空间日志等，运用各种输入法来打字，把认字和用电脑打字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认读字、词、句的时候巩固了字母的拼读，在进行文字输入的时候识记了所认读的生字，轻松愉快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范文第4篇

一、字理识字有助于辨析形近字和纠正错别字

由于汉字形体的局限和客观事物相互联系的复杂，汉字在据义构形的时候就难免出现一些形近字，多一笔，少一笔都不一样，给学生在识读生字的过程中带来很大的麻烦。其实，汉字构形是有理据的，汉字的演变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能从字源上讲清楚形近字各自的构造原理，又能从演变过程中说明某种因变化而形成的现实依据，让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学生读错、认错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例如“寇”与“冠”，寇的构形理据是手持棍棒之类的武器侵入房舍敲击主人的头部，所以指外来的强盗、敌寇；冠的构形理据是手持帽子加戴于人的头上，所以指帽子，也指戴帽子的行为，冠冕堂皇、衣冠禽兽。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从“元”（人头），不同的地方有两个：一是“攴”与“寸”，前者以手持物，表示敲击，后者是由“又”字变来的，表示手；二是实施方案“宀”、“冖”，前者表示房子，后者表示帽子。通过对汉字的字形及部件字义的解析，使学生对汉字的形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二、字理识字有助于系统地掌握汉字

汉字教学如果孤立地进行，一个一个地教，一个一个地记，这样效果不会太好。其实汉字是一个互有联系的符号系统，它们的组合有理据、有序列、有层次、有类别，只要我们掌握其中的规律，就可以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从而以简驭繁，成批识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昭”字，从“日”、“召”声，“召”又从“口”，“刀”声，共有三个基础构件。如果让学生学会“日”、“口”、“刀”这三个基础字，然后按构字原理循序渐进地联系相关字形进行教学，就会引出一系列的互有联系的字形。如以“日”为义符，可以组成“明、杲、杳”等会意字，“暖、晴、晚、旺”等形声字；以“口”为义符，可以组成“名、鸣”等会意字和“召、叫、喊、啡”等形声字，以“口”为声符，还能产生“扣、叩”等形声字；“刀”作为构件，同样能构成“利、则”等会意字和“叨、忉”等形声字；进而“召”又组成“昭、招、沼、诏、迢、笤、龆、髫、苕、绍、邵、韶、劭”，又组成“照”……诸如此类，先识字成为后识字的基础，相关相联的字互为背景，互有联系又互为区别，这样从字理出发按构形规律成系统的教学汉字，比起忽略字际关系的死教硬记，效果会好很多。字理教学就是强调字理的系统性，讲一个字可以联系一串字、一批字。这些互有关联的字使孩子从认识字到理解字，形成了一个易区分、有联系的识字体系，大大地扩大了学生的识字量。

三、字理识字有助于掌握词义的系统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记录汉语语词的。汉字在构形的时候，与语词的某一个意义有联系，这样一个意义我们通常把它看作是字的本义。本义是其他意义产生的根源，如果我们掌握词的本义，其他的意义会与它发生联系，掌握起来就容易了。比如“兵”，现字形已变异，其理不显。追其字源，兵上从斤，底下从两个手，就是两个手拿着一个斤，斤表示斧头，而斧头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武器，古代经常用斤作为武器的代表，因此从字源的构形上看，这个字的本意是武器。“短兵相接”里的“兵”就是指武器。武器是由人拿着的，所以拿着武器去打仗的人就叫做兵，这就是士兵的意思，所谓“兵来将挡”的“兵”就是指士兵。士兵拿着武器去打仗，这是军事行动，“兵”可以指代战争，因此“兵”还有军事、战争的含义，“纸上谈兵”、“兵不厌诈”的“兵”不是指士兵，也不是武器，而是指战争、兵法，是更抽象的含义。这些义项都与本义“武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可以叫做引申义。我们在掌握字形的本义后，就能将一串引申意义联系起来，这比单个记忆掌握要牢固、有效得多，使学生对词义有了更深入、系统的掌握。

小学低年段以识字为主，由于孩子的年龄小，注意力容易分散，对识字的输入量和巩固率都有制约。字理识字教学，从汉字的构形理据出发，给孩子讲解汉字的来源与演变的过程，把汉字变成了一幅幅美妙的图画，一则则有趣的故事，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各种感官，激活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识字能力和学生对汉字的记忆和理解能力，使识字教学变得生动有趣，充满活力。总之，字理识字教学可以从多方面增强学生的能力，丰富学生的知识，锻炼学生的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范文第5篇

篆，是古文字的统称，包括大篆和小篆。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石鼓文、六国古文等。大篆是成熟的文字体系，这不仅表现在甲骨文单字数量之多，而且从发现最早的武丁时期的甲骨文看，就已具备了六书造字法，完全达到了系统的成熟阶段。

大篆的发展过程可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的古文字师法自然，据物绘形，一字有多种写法，结体上长短大小不拘，用笔潇洒自由，还没有定型化。此期截止于西周末年，属于古文字未定型期。《说文解字叙》：“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周宣王时的太史籀对古文字进行了一番整理，从而统一了全国的字体。西周末年的虢季子白盘上的文字可见其端倪，后来的《石鼓文》可为其代表。它的特点是比早期古文字规范、严整，结体极其积聚，形体上较完备，接近小篆，是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书体。此期截止秦朝统一中国，属于古文字初步定型期。至于六国古文的“语言异声，文字异形”，那是因为当时“各国诸侯互相征伐”，各自为政所形成的一些异体字，并不影响古文字初步定型期的确立。

大篆体现了据物绘形的特点，具有强烈的象形性质，近于图画，是汉字之本源的象形文字。大篆是秦以前的通用正体。

小篆又叫秦篆。公元前20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针对以前诸侯割据所形成的“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采纳了李斯提出的“书同文字”的建议，命李斯等对文字进行整理和改革成为“小篆”。小篆对大篆进行了简化，淘汰了大量的区域性的异体字，使全国文字统一起来。

小篆实行了严格的定型、定位、定音、定义，使汉字发展成为一个严整的、定型化了的科学体系。小篆属于古文字定型期。

小篆结构统一稳定，其中形声字约占80％。仅《说文解字》保留下来的小篆就有单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常用字实际上只有三四千个。例如《四书》总共只用了4466个字”。（王力语）远远超出了常用字字数。同时，小篆使汉字书写线条化，偏旁简单化，笔画固定化，字形成纵势规整的长方形，奠定了汉字“方块型字”的基础。

小篆是秦时通用正体，汉始为隶书替代，仅用于书法。

隶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来的。它源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形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秦始皇时，“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汉书·艺文志》）“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说文解字叙》）隶书即用于隶人佐书。它是因当时军政事务繁忙，为适应急就速写文字的需要，由下级官吏创造和推广使用的一种比篆书简易、书写速度更快的字体。

郭沫若说：“秦始皇的特出处，是他准许并奖励写草篆，这样就使民间所通行的草篆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促进了由篆而隶的转变。”（《奴隶制时代》）同时，秦朝“以吏为师”，官吏为了教学之便，把自己使用的手头字体教给大家，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和普及隶书的作用。可以说秦始皇在文字史上的作用不仅是整理简化了古文字（“书同文字”），还开创了今文字，实现了古今文字的分野。秦王朝在暂短的几十年内创立了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这简直是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

隶书是篆书向楷书过渡阶段的字体，可分为破篆和立楷两个阶段。晋·卫恒《四体书势》曰：“隶书者，篆之捷也。”其初笔划由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结构删繁就简便于书写，充分体现了对篆的破。这个阶段始于战国，结于西汉之末。《宣和书谱·正书叙论》：“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体。”这个阶段具体为东汉。隶书在立楷同时，自身也开始追求整齐美观，渐加波磔，以增华饰。

隶书在破和立的过程中，通过对结成汉字形体和结构的同化、异化、讹化、位移、简化等方式，对汉字的形体结构作了一次全面的调整。并逐步把篆书的圆转变为方折，将线条笔划变成了书写笔划，使文字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横方。这种从文字结构、笔划到形体上的变化，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具体奠定了近两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的汉字形体的基础。

草书，其广义包括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草体，如草篆、草隶、稿草、章草、今草、狂草、标准草书等。宋·张栻《南轩集》：“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扎已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

首先，草书结构省简，笔划纠连，书写迅速，具有“赴迅急就”的实用性。其次，草书损正体之规矩，存字形之梗概，粗书之，具有改变字体的导变性。郭沫若说：“隶书是草篆变成的，楷书是草隶变成的。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奴隶制时代》）篆书由草篆导变为隶书，隶书由草隶导变为楷书，皆由草书导变为新体。第三，草书笔划简捷，线条活泼，纵任奔逸，变化多姿，能表现作者的情趣和意境，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有其利必有其弊。草书是手写体，但是汉字却没有通用的手写体。究其原因，是数以万计的构形不同的汉字仅由点、横、竖、撇、捺、钩、折、提等基本笔划组成。结构十分严谨，且不说多一撇少一点不行，就是按部就班去写，也得严细认真，一丝不苟。例如：“子”字中间的横，如写成左倾或右斜，便成为“孑孓”了。更何况草书乃损正体之规矩，存字形之梗概，势必导致符号化，岂能不造成混乱。例如，草书中的：“日”字符号竟代表楷书中的“日、田、目、口、隹、西、四”等十几个偏旁部首，形成了偏旁部首假借。甚至异形混写，形成了一形多字的书法假借。以及还有些字在草书中字形相似，相差甚微，更是“一点写不准，神仙也难认。”因此，阅读时缺乏规范法度可循，往往只能凭猜想。古代有个笑话说：张丞相好草书，一日写了好句子，让他侄子抄，他侄子问他其中的字，他竟也不认识了，反责问：“胡不早问，致我忘之？”（《拊掌录》）笑话诙谐地揭示了草书缺乏统一的规范。尽管现代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曾根据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制定了标准草书，但也没有成为通用的手写体，这大概是因为他也没能解决草书的易识和准确的缘故吧！其实草书的易识和准确是根本无法解决的。由于草书的随意性很大，特别是狂草，“古法变尽新有余”，心手相师，变化万端。历史上的草书大家张旭和怀素，被称为“颠张狂素”，其书法真也达到了颠狂的程度，不但学习的人感到“草书苦无法”，而且“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戴叔伦《怀素草书歌》）真是妙手偶得，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草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书法至上的皇冠，而被誉为中国书法至上的皇冠的草书，其欣赏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正因为如此之故，真书之后出现的行书，才比较谨小慎微，被称为“真之捷，草之详。”（清·刘熙载《艺概》）形体上没有大的变异，只不过是真书的手写化而已，故此文不予专论。

真书，又叫“今隶”、“楷书”、“正书”。真书始于东汉，系以隶字作楷法，省改波磔，增加钩趯而成；形成于魏晋，魏代钟繇、晋代王羲之改变体势，备尽法度，遂使真书脱胎于汉隶，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正体；盛行于唐代，唐人书法皆讲究字体结构，精求形貌，妙品迭出，百花齐放。欧、虞、褚、李、颜、柳等各自成家，蔚为大观，以致被后人一直视为学习真书的正规风范。

真书是隶书的进一步规整，或者说是今文的定型化。它是在隶书和“隶书之捷”章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隶书和章草的优点，纠正了隶书之难写和章草之难识的不足。从中改变了隶书的笔势，并适当加以简化，使之成为形体方正，横平竖直，笔划清楚，准确易识，便于书写的“楷模”字体。真书从魏晋以来成为通用正体，一直沿用至今日。

以上综述了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汉字是从新旧形体演变的矛盾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动力是以求书写之迅速，发展的倾向是由繁趋简。而由繁趋简必然要损坏字源，因此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对字源的否定过程。恩格斯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的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在此对字源的否定，是汉字内部的否定因素发展的结果，是旧质向新质的飞跃，是扬弃。因为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对字源的否定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所以，汉字形体的演变与字源的差异必然越来越大。而只有正确地认识这种差异，才能正确地理解文字的构形和本义。

首先，古文字从未定型期向定型期的演化，使古文字的图画成分减弱，符号成分增强。虽然提高了书写速度，但是定型后的古文字与字源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致使有些小篆从其构形上已经无法辨认出其本义。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尽管作者许慎学识渊博，“五经无双”，又博访通人，治学态度严谨，然而由于他没有看到未定型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只能根据在形体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定型期的小篆和初步定型期的籀文来分析字形，难免把一些字的本义解释错了。

例一：已，《说文》：“巳，已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巳为蛇。象形。”

《汉语大字典》：“甲文、金文已字形又与子同，象胎儿。”

例二：为，《说文》：“为，母猴也，其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案：（为）从爪，从象，绝不见母猴之状，卜辞作于牵象形……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

例三：臣，《说文》：“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臣，“（甲金文）均象一竖目之形。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

以上字例可见，许慎之所以将其本义解释错了，主要是他没有看到未定型期的古文。如果他看到了未定型期的古文，这些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未定型期的古文，归法自然，近于图画，视而可识，望文生义，是比较好理解的。这充分说明了，古文字从未定型期向定型期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与字源明显的差异。如果对这些差异不加以分析，不去追踪溯源，弄清其来龙去脉，而断然顾形思义，势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次，篆隶之变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书是今文之始，真书是今文的定型化。汉字经过隶变，形体和本质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胡秉虚《说文管见》：“隶书兴而字一大变，故经典用字有与篆文大异者。”隶书彻底改变了古文字那种参照实物构形的被动局面，从中由造字时的画形会意改变成了笔划态势，降低了汉字的繁难程度，提高了书写速度。这是汉字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简化，也是汉字历史上否定字源最深刻的一次。

例一：同化，篆异而隶同。（1）“有朗”中的“月”篆字为“月”，“朝服”中的“月”篆字为“舟”，“骨脓”中的“月”篆字为“肉”，而隶变皆为“月”。（2）篆字“然”下的火苗，“马”的四条腿，“鱼”的尾巴，“鸟”的两脚，隶变皆为“…”（四点水）。（3）“春泰奉秦奏”它们的上部在篆字中皆然不同，隶变统一为“”（春字头）。

例二：异化，篆同而隶异。（1）心，“性恨”（在左）、“恭慕”（在下）、“志意”（在下），而在篆字中皆为“心”形。（2）人，“保仁”（在左）、“负色”（在上）、“卧咎”（在右）、“饰饬”（在右上），而在篆字中皆为“人”形。

例三：讹化，以讹传讹，刃非成是。（1）前，篆字为“从止舟上”（《说文》），隶变为“前。”（2）要，篆字为“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说文》），隶变为“要”。（3）曰，篆字上面不封口，隶变成扁日。

例四：位移。（1）“崩晃界垄攀翌”此隶变成为上下结构的，在篆字中原为左右结构。（2）“印峰魂裙稿惬”此隶变成为左右结构的，在篆字中原为上下结构。

例五：简化，篆繁而隶简。（1）阝，“郡邻”（此在右篆字原为“邑”），“隘院”（此在左篆字原为“阜”）。（2）雷，篆字雨下三个田，隶变为一个田。尘，篆字土上三个鹿，隶变为一个鹿。（3）“蜂烽锋”中的“夆”篆字皆为“逢”，隶变为“夆”。

例六：繁化，篆简而隶繁。（1）故意繁化，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三十九卷：“随意增益，妄施小巧，以异为博，以多为贵。”例如“书增减真隶，别为一格”的“板桥体”（清·牛应之《雨窗消息录》）（2）类化变繁，双音联绵词中的两个字互相影响，产生的类化变繁。如篆字“凤皇”而隶书为“凤凰”。（3）异化变繁，由于假借反客为主，其本义异化为形声字。如篆字“莫北要”隶书皆加义符为“暮背腰”。（4）义化变繁，即给假借字加义符，由假借字变成形声字。如篆字“采辟”隶书加义符为“菜避”。

上述六例，其中繁化：第一种故意繁化属于个别现象，后三种皆为形声的产物。形声属于造字范畴，而不属于隶变范畴。因此，繁化不影响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倾向。其中同化、异化、讹化、位移、简化等则对古文字形体和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造，对字源进行彻底的否定，使古文字的象形性特征基本丧失殆尽，趋于符号化，以致于有些字构形上未免有悖于“六书”。如此再一味按图索骥，据形辨义，难免造成“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说文》）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