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1篇

书于竹帛》是旅美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的代表作品，倾注了钱存训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及其载体和书写工具演变历程的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钱存训先生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学，历史研究学的工作，钱存训先生还献身美国图书馆事业50多年，建立了美国第一流的芝加哥远东图书馆。而对整个美国远东图书馆界作出了贡献。

《书于竹帛》一书并不像一般的专业历史读物一样艰涩难懂，平淡无味，让普通不研究历史学的学者望而却步，钱存训先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娓娓道来的语气向读者完整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和书写工具的演变历程。所以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古籍史的娱乐性书籍，也能作为一般学者学习图书目录和图书史的参考文献。作者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确保了书中结论的正确性。书中的一些论断，例如文字书写的传统顺序，甲骨文字汇等，都体现了作者不同的新鲜的观念。加之作者不断在增补新的考古资料，使这本书一直处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同时这本书还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和继承方面的知识，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

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十分推崇《书于竹帛》这本书，他说：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他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在最广大地狱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使用最长久（3000多年）的文字，是汉字！表现最多种语言的文字，是汉字！蕴藏书籍最丰富的文字，也是汉字！一个日本人都能如此重视汉字的意义，而作为中国人，有太多的人忘记了我们应重视和引以为傲的汉字文化，《书于竹帛》这本书对汉字的研究可以重新燃起我们心中对汉字的热爱之火，而不是过分依赖电子产品，忘记了提笔书写的快感。

墨子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我们应该心存敬畏。对《书于竹帛》这本书。对钱存训先生。对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明心存敬畏。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地图册 历史教学 作用

图文结合是开展历史教学的重要途径。宋代学者郑樵有云：“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这是中国人“左图右史”的学习方式。也就是说，学习历史应该图文并茂，互相佐证，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不应脱离图片，单纯依靠文字研究历史。

历史教师应当重视开发和运用历史图片这一教学资源以促进教学，而与课本教材配套的《历史地图册》就是一个丰富的历史图片资源库。《历史地图册》主要由各种历史地图、图表、照片、绘画等组成。这些历史图片与课本教材内容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是最便利、最有价值的直观教学资源。遗憾的是，现在仍有许多师生不重视对《历史地图册》的使用，“重文轻图”的现象比较普遍，因而没有把《历史地图册》应有的作用发挥出来。下面笔者以高中人教版教材为例并结合个人的一些教学实践，谈谈《历史地图册》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

除时间要素外，空间也是构成历史的一个必然要素。脱离了空间要素，研究历史就无从谈起，正如梁启超所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诸筑屋而拔其础也”（《序》）。因此，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增强学生的历史时序感，同样也要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

历史空间感仅靠文字和语言是很难构筑起来的，而结合直观的历史地图就可以把历史空间化抽象为具体，易于学生掌握。《历史地图册》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地图，充分运用它则极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从而更直观地认识历史。

例1：课本对北伐战争的经过有以下文字描述：

“国共合作后，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国民政府确定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

以上文字包含两个历史空间信息。第一，革命势力范围扩大了。北伐前革命势力范围在广东，随着北伐的开始，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第二，革命中心转移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革命中心从珠江流域转到长江流域。但是课本只有文字描述，没有匹配相应的历史地图，学生对以上历史空间信息的变化并未产生直观、具体的感受，地理基础知识不扎实的学生更会感到费解。而《历史地图册》配套的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历史地图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如图1所示）。地图形象直观展示地出北伐战争的整个过程，起点、进军路线、主要战场等一目了然。教师可让学生通过读图得出北伐前后的革命势力范围和革命中心产生了什么变化，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包括哪些省份。结合这一历史地图的应用，能较好地帮助学生增强北伐战争的历史空间感，更直观地掌握这一知识点。

近年高考对历史空间的考查也非常重视，增强学生的历史空间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例如2011年广东高考文综卷第17题（题目如下所示），考生若能掌握北伐战争的历史空间信息，正确答案就可以随之得出了。 图1：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17.20世纪20年代农会会员数的变化反映了农民运动的状况。导致表1所示变化出现的直接原因是

A.南昌起义 B.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C.北伐战争 D.《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例2：课本对古希腊城邦产生的地理环境有以下文字描述：

“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巴尔干半岛，东临爱琴海，海岸线曲折，天然良港众多，海岛星罗棋布，航海和海外贸易的条件得天独厚。希腊半岛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平原，纵横的山岭和交错的河流，把希腊人分割在彼此相对孤立的山谷里和海岛上。在这种地理环境下，众多蕞尔小国纷纷建立。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出现了两百多个小国，史称‘城邦’或‘城市国家’。”

课本还配有一幅古希腊城邦分布示意图（如图2所示）和上述文字相互佐证，但笔者认为《历史地图册》的配图（如图3所示）比课本配图更完整地反映了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课本配图是平面图，不能反映出希腊山多平地少的

图3：古希腊城邦分布（地图册配图）

二、有助于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本教材

课本教材由于篇幅所限，编写原则以言简意赅、高度概括为首要，用语简洁精炼，重点突出历史主干。因此，课本教材对历史的展现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很多历史细节也没有提及。但是历史本身是复杂和多样的，不从多个方面细致研究就不能全面展现历史面貌，也就谈不上深入理解历史了。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在课本教材基础上做适当补充，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本教材。《历史地图册》在这方面也有显著的用武之地。

例3：课本对汉字的演变有以下文字描述：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六千多年前，中国的原始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称为‘图画文字’。象形字后来逐渐符号化，脱离图画，形成汉字。至商朝，汉字已形成完整体系。此后，汉字按照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脉络演变发展，至今已有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其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图4：汉字的演变发展

这段文字高度概括了中国汉字的发展演变趋势，但它是抽象的，学生不能从中获得汉字演变趋势的直观感知，不容易理解其中所指。因此，教师就要想办法化抽象为形象，化一般为具体，帮助学生理解。这时《历史地图册》配套的“汉字的演变发展”示意图（如图4所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此图通过五个同一汉字不同字体的渐变对比，直观形象地展示了汉字从图画化向符号化、由繁到简的演变过程，以及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四种字体的各自结构形态特征。学生在这幅图的辅助下，理解课本汉字演变趋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例4：课本在《开辟新航路》一课中重点介绍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的四条航路，并配有新航路开辟示意图（如图5所示）。之后有以下文字描述“地理大发现”：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和西班牙从海外获得大量财富，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紧随其后，纷纷加入海外探险的行列，开辟了欧洲前往世界各地的航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发现了许多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地方，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地理大发现’。”

课本配图只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的四条航路，但课本也明确指出，新航路开辟还包括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开辟的航路。因此，学习本课时教师有必要引入《历史地图册》中更完整的新航路开辟示意图（如图6所示）。此图详细标注了西欧各国开辟新航路的具体路线，可以帮助学生更准确全面地认识新航路开辟，避免落入只有葡、西两国开辟新航路的认知误区。另外，此图还显示了17世纪初欧洲人已知和未知的地区，也更真实地显示了当时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具体状况。

图6：开辟新航路（地图册配图）

三、培养学生依托史料学习的史学意识

《历史地图册》中的各种历史图片都是重要的史料资源，并且运用《历史地图册》开展史料教学有三大优势。第一，便利性。地图册师生人手一本，史料现成，与课本配套，可随时随地参阅。第二，可靠性。地图册中的史料经过严谨编选，不断修改完善，史料价值有保证。第三，易读性。地图册主要是地图、图表、照片、绘画等直观史料，容易被学生接受。因此，善用《历史地图册》进行史料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依托史料学习的史学意识。

出问题，指导学生开展探究活动：（1）根据图7，指出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2）根据图8，列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大会战或战役；（3）结合图7-9，分析中国坚持抗日对其他反法西斯战场有什么帮助；（4）根据以上分析，概括抗日战争胜利的国际意义。

学生运用这三则图片史料展开探究活动，得出结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沉重打击和有效牵制了日本侵略势力，极好地配合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3篇

20世纪简帛学的发展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以后，简帛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简帛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已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20世纪的简帛学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简帛材料的利用已成为研究从战国到魏晋时期历史的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其影响具体表现在证史、补史和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三个方面。

从1901年尼雅、楼兰简的发现算起，简帛的科学发掘与研究已历经整整一个世纪。一百年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终于形成了今天蔚为壮观的简帛研究队伍、机构与成果。简帛学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国际汉学中也异军突起，备受瞩目。站在世纪之初的角度，从学术史和学科建设本身的需要来探讨简帛学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形成

简帛的发现可以追溯到西汉中期，汉景帝末年鲁共王为扩其宫殿而毁孔子宅，获得与当时不同文字的简牍，即所谓“古文”写成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书。这些简牍被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得到，孔安国将其中的《尚书》与当时流行本进行比较，指出其中不同之处。随后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又对这批简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数十车竹简，是我国古代简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西晋组织当时的著名学者束皙、荀勖、和峤、傅瓒等进行整理研究，共整理出包括《纪年》在内的各种古书75篇，计16种之多，这就是有名的《汲冢书》。

此后，古代简帛的发现还有多次。举其要者有：晋元康年间所得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南齐出土的楚简、北周发现的居延汉简、北宋政和年间发现的东汉永初二年的讨羌檄书等。

简帛出土与简帛研究几乎同步，孔安国就是所知最早的简帛学家。古代学者简帛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考释文字，归纳篇目，并将其与当时的文献相互参照、校订，其成就与方法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古代简帛的出土是零星的、偶然的，其研究也仅限于释文与年代考证，不仅简帛本身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其整理研究也无持续性和规范性，因此，那时的简帛研究还不能说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二十世纪简帛发现层出不穷，其总数超过二十万枚以上，分布地域广阔，牵涉到的历史时期从战国至魏晋。受近代学科分类与学术独立发展的影响，这一百年来简帛的发掘与研究是在一种科学规范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出土简帛大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其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明确，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愈益突出。关于这门学科的命名，学界有不同的提法，有的称为简牍学，有的称为简帛学，有的称竹简帛书学，有的称为木简学。笔者以为还是用简帛学较为可取。首先这门学科是按照书写材料的性质来命名的，尽管帛书从数量上来说不能与简、牍相比拟，但帛书作为同一历史时期书写材料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学科名称上就应有所体现。其次，“简”与“牍”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写材料，但古代人已有混用之倾向，现代人也是如此。如居延简多为木质，但我们仍称其为居延汉简，而不称“居延汉牍”（参见林剑鸣《简牍概述》）。汉代的书籍肯定不是完全写在竹简上的，但《汉书·艺文志》或称“书缺简脱”，或将“竹帛”连称，显然是用“简”概括了“牍”，而将“帛”作为与“简”并称的一种书写材料。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将简、牍二字连用，只不过用简帛学来规范这门学科的名称似更简洁、明快。

简帛的发现并不意味着简帛学的形成。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前后各约五十年。由于近代简帛的发现是与外国探险家的所谓“探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早期发现的简帛很多流往国外，简帛研究的初期也在国外，其代表人物有斯坦因、斯文赫定、沙畹、马伯乐、孔拉第等。他们的主要成就是对简牍发掘和整理，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从罗振玉、王国维所著《流沙坠简》开始，至1949年，国内也有一批学者从事简帛研究，其代表人物除上述二位外，还有劳干、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黄文弼、陈般、夏鼐等。他们揭开了我国学者独立科学发掘、研究简帛的序幕，其研究著述也颇为丰富，内容涉及敦煌、居延、罗布淖尔和楼兰尼雅汉晋简牍。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与外敌入侵，整个学术环境十分恶劣，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研究进程，简帛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帛研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出土简帛数量激增，而且原有的简帛也得到新的整理。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研究队伍与机构扩大，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五十年里，老一代学者继续耕耘，新一代学者成长壮大。台湾地区学者与国外学者也给予简帛学极大关注，简帛学迅速崛起，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通过两个时期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勤奋努力，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简帛发掘系统、科学。二十世纪的简帛发掘，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已经摈弃了“挖宝”式的原始方式，采用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进行科学发掘。解放以后，各级文物部门对包括简帛在内的古代文物保护统筹安排，系统发掘，不仅有了科学的发掘报告，而且做到了有计划、分步骤的考察与发掘。科学发掘无疑是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前提。第二，简帛保护、整理方法科学、合理。科学家们研究掌握了一套针对不同质地的简帛而采取的不同脱水、复原、保存方式，除利用学识、经验来释读简帛文字外，还利用远红外线技术来辅助释读，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三，简帛制度研究成绩斐然。简帛作为记载几个世纪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无论在材料运用与书写方式、形式与称呼、编联长短、题记与符号等若干问题上，都形成了一套自身的制度规范。学者们经过长期努力，已经揭开了其中的许多奥秘。第四，简帛整理著作硕果累累。二十世纪简帛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老的简帛整理著作不断得到修订，新出土的简帛整理著作又不断问世，出版周期缩短，科学性增强。

简帛学与历史研究

简帛的发掘、保护、整理、释文、分类、复原，是简帛学的重要内容，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构成简帛学。笔者认为，简帛学是一门通过对地下发掘的含有古代文字的简牍帛书的系统研究来补充、修正传统文献所记载史实的科学。只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二十世纪简帛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鸟瞰式的回顾，就能清楚地看出简帛学对历史研究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二十世纪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虽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在尚未见到实物的情况下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此书对敦煌汉简中的文书作了重新分类，对沙畹的释文进行新的考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内容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尽管他们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但其成就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罗、王二人开创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简帛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正确道路前进，其意义极为深远。

自此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简帛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其中劳干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补证》等一批有分量的简帛论著。其间重要论著还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马衡的《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牍说》、《汉武年号延和说》，陈般的《汉简遗简偶述》、《汉简遗简偶述续稿》，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的《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及考证论文等。这些论著对汉魏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极大地扩展了汉魏历史研究的内容。

二十世纪后半期，不仅老的简帛材料获得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也在不断出现，运用简帛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就也更卓著。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证史。如同甲骨文、金文印证商周史一样，简帛对于证实战国秦汉魏晋史同样意义重大。如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就是运用简帛、石刻、铜器、陶器铭文印证司马迁、班固之记载的真实性与否，取得了较以往单纯以文献证文献的训诂方法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如秦汉之际的楚爵问题，文献上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江陵汉简《奏谳书》的公布确证了楚爵制在秦汉之际的确实行过。还有许多先秦古籍，其流传情况如何？是否是后人伪造？单从文献上争论不清。出土简帛廓清了诸多迷雾。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中的《仪礼》，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等，阜阳双古堆汉墓中的《苍颉篇》、《诗经》、《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简中的《老子》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对证实、辨伪、辑佚、校定典籍意义重大。第二，补史。简帛在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关于秦汉边郡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西北简提供了文献所无法比拟的材料。劳干、陈直、陈梦家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系统、屯田、烽燧、戍卒等问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尹湾汉简则又提供了汉帝国内郡的行政、军事组织的基本情况，二者相互参照，可以对汉代政治结构有更清楚的了解。又如文书制度和职官制度，过去只能依据文献进行研究，所知有限。简帛提供了包括诏书在内的各级上行、下行、平行文书，提供了为文献所少载、缺载的各级低级行政吏员官名。正因为此，关于汉代的文书研究才成为可能，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才可能出现新的生机。简帛为法制史研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以秦汉为例，文献所载法律内容较为简略，如除了知道秦律残暴外，具体条文所知甚少；汉律也是如此，如大家根据汉初实际，对黄老政治、施德缓刑的推行有疑义，但亦缺乏证据。历代学者对秦汉律的研究，如程树德的《九朝律考》等也是从文献到文献。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于描述性的语言，也证明了汉初法律更多直接继承秦律的历史事实，认识到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的，而对秦汉法律程序、名词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体案例佐证。第三，简帛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汉代公文文书研究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这一课题的形成可以说是简帛材料出土之后的事。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其它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也因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在古医学、科技史、古文字等领域中，简帛所带来的新课题同样不胜枚举。

历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同材料与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新材料能激发新方法的援引，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当然也包括旧材料）得到更高层次上的解释。就战国秦汉魏晋史的研究来说，可以作为信史的材料十分有限，因此简帛的出土，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整体水平提高。但必须看到，二十世纪简帛学所取得的成就，又与二十世纪史学理论、方法的发展与进步不可分离。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被中国史学家接受以后，不仅给简帛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使简帛资料不再局限于一般史实考证的层面上，也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得到更深层次的检验与佐证。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史学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为简帛材料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深信，对简帛材料深层次的挖掘与利用，将随着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也将随着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愈益显得丰富多彩。

对简帛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首先，研究战国秦汉魏晋史不可能离开简帛学，但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在对二者有充分认识与了解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在这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学者大体都如此。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运用简帛材料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任何根据简帛材料来研究新课题或深化老课题的学者，必须建立在对简帛材料、文献材料、学术史几个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舍弃或不重视简帛材料显然是错误的，但在没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所有简帛材料都视为新材料，对本来文献材料已经有的东西或不了解，或视而不见，或没有研究清楚，就容易导致研究过程中出现盲人摸象、舍近求远的情况。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在局部问题上，简帛材料也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文献材料，至于改写或重写既往历史，彻底推翻前人观点的地方也不可能俯拾皆是。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4篇

众所周知，陈先生治学，路子很宽，历史文学，诸子百家，文物考古，金甲陶文，名物训诂，谱牒宗教，历算医药，几乎无所不综。但他用力最勤者，还在秦汉史研究。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叫做“喜治秦汉史”[1]（《自序》）。因此，先生的学术成就，于秦汉史最为卓著；他治史的经验，于秦汉史领域最为丰富。在纪念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如果对这方面有所总结，使之启迪后学，继承发扬光大，无疑是对先生最好最有意义的一种纪念。

1.新突破

大凡研究中国古代史，前四史是不能不读、不能不研究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工作者，对于秦汉史几乎无人不通晓、无人不研究，因此，在秦汉史这块园地中，研究的成果特别密集，题目也大多都被人做过，所以，很难再找到未开垦的处女地。面对如此一个屡经深耕细作的领域，陈直先生硬是凭借着他那深厚的学术功底，以敢啃硬骨头、敢打硬仗的无畏精神，通过辛勤的耕耘，取得了新突破。这里不妨以他对《史记》、《汉书》的研究为例，来做具体的说明。

陈先生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发端很早。他从13岁起即系统研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次，相沿为习[2]。24岁时，他便写出了《史汉问答》二卷[2]，反映出这方面研究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在西北特别是在西安供职期间，充分利用这里曾是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的文物优势，采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史记》、《汉书》，研究古史，从而使其水平达到更高的层次。1957年，他用96的天时间，写出了13万字的《汉书新证》[3]。次年，又完成了14万字的《史记新证》[3]。这是他对《史记》、《汉书》研究的新成果，是他自认为可以的传世之作。1959年，《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出版社的《新书介绍》评价称：

《汉书》成书后，注者甚多，唐之颜师古以前，注者已有二十余家，颜师古以后，注者复有数十家。但这些注《汉书》的人，都以书面材料为主，转相引证，问题滋多。本书著者是国内治《汉书》的专家，它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出土的汉铜器、木简、封泥等物，所以与前此《汉书》诸注，迥然不同。其中《百官表》考证，尤有精湛独到之处，可以认为是研究《汉书》的重要著作[3]。

50年代，大陆人的商品意识还极其淡漠，所以上述介绍绝无广告成分，是非常平实的，许多地方甚至评价偏低。但由此亦不难看出《汉书新证》非凡的学术价值；它对题无剩义的《汉书》研究来说，确乎是一个空前的突破。1979年，经过续证、订补的《汉书新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字数近35万。先生《自序》云：

此书曾于一九五九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新证云者，取别于旧注家之方式，所引用之材料，为居延、敦煌两木简，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各种。其体例有时仿裴注，系证闻式，旁搜远绍，故不偏重于音义。嗣后于五八年九月，又成史记新证二卷。至五九年一月，西大历史系接受中华书局标点汉书之嘱托，我亦参加工作，因此又将全部汉书，泛览一过，历四个月之久竣事。温故知新，签记所得，于是始有撰写续证之计划。迨暑期休假，随读随记，历时半岁，又成续证二卷。思及新续二证，各自为书，容有未善。乃于六年十月，合前后两编，再加订补，汇为一书，即今本也。

同年，《史记新证》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余之为新证，是在会注考证（黄按：指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考证校补（黄按：指日人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加以解释，其材料多取材于考古各方面”；“因汉书完成在先，与之重复者，大部分均已删削”；“书名新证者，多以出土之古器物，证实太史公之纪载，与逐字作训诂音义者，尚微有区别”。显然，《史记新证》同《汉书新证》一样，也是运用文献与文物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在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新突破。

大家知道，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由王国维提出，被称作“二重证据法”，见王氏1925年所撰《古史新证》。同时王氏又在其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中，说了如下脍炙人口的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陈先生研究《史记》、《汉书》的方法，正是继承了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法，并有新的发展。对此，著名学者李学勤研究员曾作总结说：

我们知道汉代文物极为零散繁多，真是所谓片砖残瓦，散金碎玉，而陈先生却积几十年的功力，加以汇集萃聚，一一与文献相印证，为汉代研究别开生面。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新道路，“为推陈出新者所赞许，为守旧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所不计已。”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4]。

上述陈先生关于《史记》、《汉书》的研究，集中反映了他在秦汉史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而这些新突破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扩大资料来源方面，他独辟蹊径，创新最多，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2.先行者

一般认为，历史研究“自下而上”的理论取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美国的激进派史学家[5]。例如吉诺维斯(Eugene DominickGenovese)的《奔腾吧，约旦河，奴隶创造的世界》(Roll，Jordan，Roll:The World The SlavesMade，1974)一书，以奴隶为主体，论述他们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生活习俗、食物衣着、娱乐活动以及婚姻和性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而展现美国特有的奴隶制文明[5]。再如以古特曼(Herbert G.Gutman)为代表的工人文化史学理论，则强调共同的工人文化对整个美国历史的影响和作用[5]。另外，被称为历史多元论者的津恩(Howard Zinn)，其所著《美国人民史》(A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1980)，也是以黑人、美洲印地安人、白种工人、农民、囚犯、妇女、移民等社会下层民众为中心来考察和解释整个美国的历史[6]。这种“自下而上”的理论，近年来无论在国外抑或在国内都颇为流行，被许多史学工作者奉为圭臬。其实，这一研究取向在1949年后新中国的史学实践中早已存在；此中，陈直先生的秦汉史研究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只不过以往人们没有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去认识罢了！

195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直所著《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由《西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盐铁及其他采矿》、《关于两汉的徒》、《汉代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等五篇论文组成。此书除了体现陈先生将文物考古资料与传统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治学特点之外，最大的一项宗旨，即“发挥两汉人民在手工业方面的高度成就”[7]。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的撰史宗旨，应该说同国外史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陈先生这一撰史宗旨，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出版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践。例如1955年他完成的《两汉工人的形态》[3]，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上的《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等一系列秦汉史的论文，便是很好的证明。

1980年，经过增订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增订版较初版增加了《两汉工人的类别》、《两汉工人题名表》等一文一表，从而更加突出了全书的主题。对于新增加的一文一表，我在10年前曾作评述指出：

《两汉工人的类别》与《两汉工人题名表》，乃作者独具匠心之作。前者在考察大量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基础上，将两汉工人划分为官府手工业及私人作坊两大类，分别就私人作坊、工人技艺的发展与提高、工官设置、工人范围的扩大、官府手工业铸器存在的问题、分工问题、画工寺工供工并工问题、工官署中主要器与兼作器的区别、官民工互助、京师考工令拨工帮助郡国、大司农工巧奴、官工兼多门技艺、一工兼两工、漆工工令、工人题名次序称呼位置诸问题、义工辈工佣工等多方面的内容展开了论述。文中作者高度称赞了工人的创造性劳动，歌颂了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尖锐揭露了当时工人“能造各器而不能享用各器”的社会不合理现实，并对士大夫贱视工人现象作了批判。后者收集了汉代工人题名三百一十六个，其中见于文献者仅十余人，其余皆从出土古物中发现。表中详细罗列了工别、籍贯、时代、题名作品及所见著录等情况。古今中外史学家当中，如此精心为工人树碑立传者，实不多见[2]。

应该说，上面的评述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与意义。实际上，这也反映了陈直先生秦汉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

其后不久，陈先生在写给一个青年人的回信中，把他这种发挥人民高度成就、为工人树碑立传的撰史宗旨，概括为“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不搞帝王家谱”等几句话[2]。中外史家在思考他们的研究取向时，其切入点可能不尽相同，其具体的表述方式也可能不同，但在最后的结论上每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陈直先生的“搞人民史”，与国外史家的“自下而上”，可谓之适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从时间上来看，陈直先生显然应该是一位更早的先行者。

3.陈直学

已故的秦汉史专家林剑鸣教授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说过：日本学者出于对陈直先生学问的钦佩与崇敬，有人提出要建立陈直学。对此，我虽然没有直接看到过有关的文字材料，但从日本学术研究最高奖“学士赏”获得者——大庭修博士《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译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序》所讲的一段话：“当笔者年轻的时候——如果那时的中、日关系和今天一样正常化，并有可能到中国来留学的话，我一定会到西北大学来投到陈直教授的门下”，以及给陈直先生冠以“最尊敬的”尊称等情况来看，陈先生在日本学术界确乎享有极高的威望，林剑鸣教授的说法，当有所据。我想，这里暂可不管国外学人是否建立或者已经建立陈直学的问题，倒是我们中国学人自己需要认真考虑这一关乎学术发展的大事，尤其是陈先生生前供职的西北大学及他的受业弟子们，更是责无旁贷。故笔者愿借此纪念陈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的机会，就“陈直学”来谈点浅见，以与对此感兴趣的国内外学界师友，共同探讨。

所谓陈直学，应该是这样一种概念：即以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为主线而形成的一种研究中国古史，特别是秦汉史的科学方向。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具体包含这样三个既彼此区别，又紧密关联的方面：一是“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二是“搞人民史”，三是“搞手工业史”[2]。关于上述的三个方面，我曾分别做过如下的阐释：

——“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史学思想。它的要义，陈先生曾多次论述。例如《汉书新证·自序》讲：“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自序》讲：“力求使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合为一家，使考古资料为历史研究服务。”《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开头讲：“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不是单靠在正史里打圈子，也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意在将历史与考古二者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而服务。”在中国学术界，如此旗帜鲜明地倡导这一思想方法的，陈先生是步王国维后的又一重要人物。他终生为此而奋斗。特别是他五十岁之后，这一思想更臻成熟；他也更自觉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显示了特色[2]。

——如果说陈先生关于考古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思想，较多地带有方法论的色彩的话，那末，他关于写人民史的主张，则完全是一个哲学式的命题[2]。

——究竟谁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帝王将相，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着历史学家的立场与识见。当然，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不等于否定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不等于不需要研究帝王将相。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陈先生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定的[2]。

——陈先生写人民史的思想又同他“搞手工业史”的主张相辅相成。通过探讨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展示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表现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更深刻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真理。这样，写人民史也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而不致只是一句时髦的空言。这里，自然还要看到，写人民史，搞手工业史，均需遵循“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原则[2]。

显而易见，在陈直先生的治学思想中，“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是研究方法，“搞人民史”是研究取向，“搞手工业史”是研究落脚点。三者浑然一体，构成完整的研究秦汉史的科学方向——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陈直学”。研究者沿着这一方向，如同陈直先生那样，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灯红酒绿所动，踏踏实实一心研治学问，必然会达到史学的顶峰。

也许有朋友会问，作为“科学方向”，“搞手工业史”的提法是否有点太狭窄了？难道诺大的秦汉史除了“手工业史”再没有其他内容么？其实，陈先生的这一提法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那是1955年秋天，一位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友人向陈先生说，秦汉的手工业，几乎无话可讲，尤其东汉是空白点。陈先生不以为然，指出：“两汉手工业在文献上记载的是少，出土古物方面却很多，试看两汉哪一件古器物，不是经过手工业的过程？”[7]于是他运用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方法，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奇迹出现了。原来被学人认为无话可讲的两汉手工业，在他的笔下，竟洋洋洒洒写出了近10万字的大文章——此即收入《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的《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一文。这是研究两汉手工业的权威之作，以后凡研究汉代手工业者，均不得不以它为基础。我想，如果了解了上述的历史背景，那末，对陈先生所提的“搞手工业史”，将会少去许多异议。实际上，这一提法并不排斥对其他方面的研究。

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不可避免因时代及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局限性。毋庸讳言，在陈直先生那些足以传世的著述中，失误之处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学术领域，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标，这里需要学者在研究中的相互学术诘难与学术批评，而不需要彼此吹捧，阿谀奉承。我想，作为一代宗师的陈直先生，其在天之灵是会欢迎大家对他批评指正的。这类批评不仅不会影响陈直先生所开辟的学术研究方向的正确性，相反，倒是陈直学在新条件下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陈直．摹庐丛著七种[M].济南：齐鲁书社，1981.

[2]黄留珠．陈直先生治学精神与思想初探[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3]《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4]李学勤．陈直先生其人其事[A].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5]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第5篇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