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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古代文化

汉字与古代文化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1篇

其实,农业的“农”字的古文字字形,正记录了蚌壳和农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农,小篆作“ ”,其对应的楷书写法作“ ”。《说文》解释说:“ ,耕也。从辰,囟声。”其中的“ ”是两只手的变形,农耕需要用手,这自然很好理解。但其中的“辰”是什么,“囟”又是什么,就很难从小篆字形中看得出来了。于是,我们只好追溯更早的字形,看能否找到答案。

“农”金文作。从这个字形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来“ ”中的“囟”并不是声符,而是“田”的变形。“田”四周有四个“屮”,合起来就是“”,也就是草莽的莽,表示田野里草木十分茂盛的样子。田里长满野草,要想种庄稼,就需要先把杂草除掉,字形的下面,正像手拿工具除草的样子。其中表示除草工具的部分,与小篆字形对应起来,正是其中的“辰”。那么,“辰”究竟代表一种什么样的除草工具呢?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辱》:“寻辰字龟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形,实蜃之初字。”杨氏认为辰这种农具就是“蜃”。蜃是一种大蛤蚌,古时候没有铁器,农民是用蜃壳来翻土除草的。这在《淮南子•论篇》中有记载:“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诱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秽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都出土发现了蚌制的镰。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多为河流冲积的黄土地带,这里土壤肥沃而疏松,使用不太坚硬的工具,就可以进行耕作,这是石制和蚌制农具在当时得以广泛使用的原因。直至西周时期,石、蚌类农具仍大量使用。这时的蚌制农具已有“蚌耜”、“蚌铲”、“蚌刀”、“蚌镰”等。前二者是整地农具,后二者是收割农具。

“辰”和“囟”的来历搞清楚了,“ ”字的构形问题就好解释了。把田、、辰三个部分结合起来理解,就可以得出这个字的本义:两手持蜃壳除去田里的杂草叫农。远古之时,森林遍布,在耕种播种之前,必定先要砍伐树木,清除野草,没有金属工具,只能靠打磨石器、木器或者蚌壳来作为生产工具,故先民手持摩锐之蜃壳以铲除杂草,翻松土壤,以便种植庄稼。故《汉书•食货志上》说:“辟土殖谷曰农。”(辟:开垦)

还有几个字与“农”关系十分密切。先看“早晨”的“晨”字。“晨”字小篆作。《说文》说:“ ,早、爽也。从从辰。辰,时也。辰亦。”许慎把“ ”当形声字来解释,是他没有真正理解“䢅”的构意。“晨”甲文作、,从辰从二屮,或从二木,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农”字构意完全相同。其实,“晨”和“农“本来就是一个字。农是下田除草,古人农耕非常辛苦,往往是“夙兴夜寐”,早晨起来就开始干活了,所以,当时人们就直接拿表示干农活的“农”字来表示早晨。后来“晨”字才逐渐从“农”字中分化出来,先写作“ ”,从从辰,表示双手持蜃,其构意与“农”字仍无区别;后来为了强调早晨的时间意义,就改成从日作“晨”了。

再看“辱”字,其字从辰从寸。寸在汉字中一般都是表示手,和“ ”中“ ”的作用相同。因此,从辰从寸的“辱”和从从辰的“ ”,在构意上也就没有区别了。这说明,“辱”字同样是从“农”字分化出来的。“辱”本指以手持蜃除草的动作,也可指除草的工具,其字可加草字头作“蓐”(用“辱”字表示耻辱是假借的用法)。后来出现了木制的除草农具,“蓐”便又分化出“”;再后来出现了金属的除草工具,“”便又可写作“”。《说文•木部》:“,薅器也。从木,辱声。,或从金。”

“”字还有一种从“耒”的写法,即“耨”。《吕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高诱注:“耨,所以来耘苗也。刃广六寸,所以入苗间也。”据“柄长一尺,刃广六寸”可知,是一种很短的除草工具,人们使用时的姿势与持蜃并没有太大区别。

表示除草工具的“”之所以可以写作“耨”,是因为“耒”字本身就是一种农具。如果说蚌制农具是我国最早的生产工具之一的话,耒则是在传统农业中最为重要、使用历史最长的一种工具了。耒的使用是伴随火耕的需要而来的,火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大规模的耕作方法。对于火耕而言,漫撒和点种是两种主要的播种方法。点种的主要工具就是尖头木棒。但是尖头木棒毕竟效率不高,先民为了满足增产的要求,在原始农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改造了尖头木棒,形成了一种新的农业工具。这种新农具把尖头木棒延长,长到可以立着身子把持它的程度;同时在它的下部,距离尖端不远的地方,添加上一个短小的横木,用它作为踏脚,以便使木棒更容易深入土壤。这样,人们劳作时就省力多了。这种改造了的原始农具是“耒”的前身――“力”。

力和耒是甲骨文中所见的除蜃之外的主要发土工具。《说文解字》说:“耒,手耕曲木也,从木从丰。”金文“耒”字形作或,从形体上可以看出,“耒”是一种带有两个杈的木棒,木棒上部是弯曲的柄,下部是分叉的耒尖,曲柄弯曲的方向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金文中耒字又作 或 ,像手握耕具之形。

甲骨文“力”字作, ,是独体象形字,从形体上看,是一种曲木棍上绑着踏脚横木的单齿发土农具。许慎《说文解字》说:“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御大灾。”这是说“力”的本义是人体的肌肉筋腱,引申出“力量”的意义。许慎的说法并非“力”的本义。徐中舒曾明确表示:力象耒形,金文中从力之字,有时也从耒。如“男”字,《说文》说:“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男”字甲骨文作,确实是从田从力,不过这里的“力”不是用力的“力”,而是表示“力”这种农具。金文的“男”字又在“力”的上面增加了“手”形,作,像手握“力”这种农具耕田的样子。金文中“男”字还可以写作,, ,“田”下的形体由“力”变成了“耒”。可见,“力”和“耒”在古文字字形中是可以通用的,二者形体比较接近,只是“力”下面没有歧出的杈形,而“耒”下面有歧出的杈形。

谈到“耒”,就不能不说一下“耜”,因为古书中“耒耜”经常连用。从“耜”字从耒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耒耜同为起土的工具,耜的形状和今天的铲比较相似,它起土的功效比耒好。《易•系辞》是最早记载古人发明耒耜的文献:“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从“斫”和“揉”两种制作方法上,可以看出“耒”和“耜”在形制方面的不同:“耒”是用火烤的,而“耜”则是用砍削的方法做成的。“揉木为耒”就是用火将尖木棒柄部烤出合适的弯曲度;“木为耜”较耒复杂,需要将整段木材劈削成圆棍形的柄和铲状的刃。“耒耜”是古代耕种的主要农具,二者连起来常用作各种农具的泛称。因此人们在为其他农具,特别是木制或装有木把的农具造字时,常常以耒为构字部件,如“耙”、“”、“”等。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2篇

《说文》:“斤,斫木器也。”“斤”的本义就是“斧头”,如《孟子》中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成语“运斤成风”,其中的“斤”用的都是本义。斧头的起源很早,在旧石器时代,斧头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了。斧头分量较重,可以用来猎杀动物,分割肉类,砍伐树木,还可以用来制造别的生产工具。可以说,斧头是人类最为原始也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在先民征服与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斧头也成了先民所崇拜的图腾之一。神话传说中,开天辟地所使用的就是斧头,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只缸上绘有鹳鱼石斧图,金文族徽中有斧形图案。在专门的兵器出现以前,先民们曾用部分生产工具当做兵器(这种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在石器时代,斧头的杀伤力在众多的生产工具中可谓首屈一指,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兵器的代表。古人在造“兵”字时选用“斤”作为兵器的代表,正是石器时代文化信息的遗留。

“兵”字在小篆中写作,上面的构件已经发生了讹变,象形性降低,已经难以看出斧头的形状了。隶变后作,上部定形为“斤”,小篆中下面表示两只手的构件简化成了,上的一横又和“斤”粘连在一起变成了“丘”。“兵”的本义是兵器,引申为持兵器的人,也就是士兵。旧社会对兵痞常贬称为“丘八”,正是因为隶楷之后,“兵”字的构形理据变得模糊,人们根据楷书“兵”字的写法而做出了错误拆分。《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皇帝为苻坚)有一个大将叫慕容垂,此人是军事天才,据说一生从未打过败仗。慕容垂有一次行军前梦见自己在赶路,走着走着没路了,突然看见路旁有孔子的坟墓,周围还围着八座坟,他醒后觉得很奇怪,就找占梦的人来解梦。占梦人说:“前方没有路,说明此路不通。孔子名丘,周围有八座坟,丘和八合起来是个‘兵’字,这条路一定有伏兵。”于是,慕容垂就改变了原定的行军路线,后来得知那条路上果然有伏兵。这个故事反映出那时人们已经将“兵”拆分为“丘八”了。

随着兵器的不断改进,用做兵器的斧头逐渐与用做生产工具的斧头分道扬镳,在斧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戚、我等新兵器。这三种兵器的形制与斧大致相同,但各有特点(见下图)。《说文段注》说:“,大斧也。”比斧略大,刃较圆,一般向两边张开,有时柄端还带有金属尖。《诗经》“干戈戚扬”,毛传“戚,斧也”。戚与相比,刃张开度小,略内敛;与斧相比,戚的边缘带有锯齿状槽沟,斧则边缘平滑。“我”与斧相比,特点是刃部呈锯齿状。、戚、我三者都是长柄的斧类兵器。甲骨文中这三个字都是象形字,古人在造字时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三种兵器的典型特征,“”字突出了圆刃,“戚”字突出了带沟槽的边缘,“我”字突出了锯齿形的刃部,从而将三种形制相似的兵器区别开了。到了金文中,三个字中像柄的部分均已经类化成表义构件“戈”(戈是古代常见的兵器,我们已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绍过,不再赘述),“戚”字更是加上了声符“”(戚、古音相近),成了一个形声字,“”和“我”的象形性也有所减弱。后来,“”表示斧钺时添加了表义构件“金”,分化出“”字;“戚”的常用义已不再是武器名,而是被借去表示“亲戚”的意义;“我”的武器义则完全消失,被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

古代斧钺既是兵器,也是用来执行斩首之刑的主要刑具,金文中有个族徽,像执钺刑人之形。《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攻克商王王宫后,用黄钺斩了纣王的头颅,悬于太白旗上。因此斧钺又是主掌生杀大权的权力的象征,常被帝王用作典礼和出行时的仪仗,是威严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王”字甲骨文作,也取象于斧钺,像一把平置的斧形。《司马法》中记载说,夏朝时执黑色的钺为仪仗,商朝用白色的戚为仪仗,周朝用黄金装饰的黄色钺为仪仗。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中,出土了两件大型青铜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她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巾帼英雄,曾多次率兵出征,这两件大钺正是她权威的象征。

矛和斧一样,也是较为原始的兵器。矛是一种用于直刺和扎挑的兵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用兽骨、竹片、尖形石块刺杀动物,后来加上柄,这大概就是矛的前身。“矛”在金文中作,作为构件参构别的字时也作,是一个象形字,像矛头与矛柄,中间的环是用来挂饰物的。矛上挂的饰物不仅有装饰作用,还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刺击时晃动的饰物可以干扰敌人视线;刺中敌人后,血会顺着矛尖流出,饰物可以防止血沿着矛柄流到抓握的位置。战国文字中“矛”作,字形中缠绕的条纹,突出地表现了矛身上的饰物。湖北包山二号楚墓中出土了三件刺矛,矛柄上依次缚扎着三束羽毛,每一束都环绕矛柄。《诗经》中有“二矛重英”的说法,“英”就是饰物,这句诗大意是说两支矛的柄上都有重叠的饰物。这些都能与此战国文字形体相印证。《说文》中还收了一个古字作,是在的基础上又添加了表义构件“戈”。矛的柄很长,出土实物中最长的有四米多,可见小说中常说的“丈八蛇矛”并非太夸张。

两军对阵,还常用到远程型武器。远程型武器中弓和矢配合使用,“弓”、“矢”甲骨文分别作、,均为象形字。射箭的“射”字甲骨文作,像箭在弦上之形,这些均为人们所熟知,此处从略。除此之外,炮也是一种重要的远程型攻击武器。象棋走法口诀中说“车走直路炮翻山”,正是对炮攻击特点的形象描述。象棋中红黑两方之炮一作“炮”,一作“”,二者原本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字义符为“石”,肯定与石有关。《集韵》:“,机石也。”“机石”就是一种发射石块的装置,也叫做“抛石机”,炮弹就是石块,借助杠杆的力量把石块抛到敌人的阵地,达到伤敌的目的,或用来攻城。相传战国时期范蠡著有一部《范蠡兵法》,汉代贾逵曾引用其中的文字:“为机发行二百步,飞石重十二斤。”这是以机发石的较早记录,“”大概就来源于此。《说文》“”字下说:“建大木,置石其上,发其机以追敌。”虽然《说文》中这段话不是解释“”的,但据此可以肯定的是,发石装置的出现最晚也在汉代。“炮”字义符为“火”,本义是一种烹调的方法。《说文》:“炮,毛炙肉也。”就是把带毛的肉用泥裹住之后放到火上烤,类似于今天叫花鸡的做法。火药发明以后,逐渐被应用到军事方面,大约南宋时期出现了火炮。《宋史•兵志》说:“又造突火枪,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这种“突火枪”的功能和抛石机相似,但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使用了火药,不再单纯用杠杆原理发射炮弹了。“炮”字从“火”,于是又成了记录“火炮”一词的本字,与表示烹调方法的“炮”同字异词。古代的火炮也多发射石弹,所以用“”字来记录“火炮”依然有理据,但现代武器中炮弹均已为金属所制,此时再用“”字来记录,就没有理据可言了,因此“”也就彻底被“炮”字所取代。从“”到“炮”的转变,正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文字的影响。

前面所述的都是攻击型武器,战场上厮杀,自然要有攻有守,所以防御型武器盾的地位也非常重要。金文中“盾”作,像人持盾之形。其中构件就是盾,盾体呈长圆形或长方形,里面的几笔表示盾牌上所绘的花纹。金文族徽中有个符号,像一人一手执戈一手执盾之形,其中的盾形正与形相似。古代将士作战时,通常左手持盾以掩蔽身体,防止敌人攻击型武器的杀伤,右手持戈击杀敌人,攻击型武器和防御型武器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既保全自身、又杀敌制胜的目的。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策略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随着历史和汉字的发展演变,汉字不仅记录和语言,也记录了我国悠久的历史。繁体字在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记录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为语言文字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而现阶段,我国大陆地区通用的文字是简体汉字。这是由于汉字在使用过程中遵从经济性原则。虽然,简体字大大提高了人们的书写速度,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汉字的发展历史。部分汉字的繁体字很容易看出字义,但是在简体字中,字义来源却无法推测。并且,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学生对繁体字的认识较少,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极为必要。探索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繁简字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汉字的认识,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1、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的必要性

1.1有利于了解汉字发展历史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人们为达到经济目的,汉字简化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虽然,简体字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书写,但是有些简体字却掩盖了汉字的真实意义,使繁简字在对照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麻烦和错误。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能够使学生了解汉字发展的历史,了解繁体字蕴含的字义及繁简字对照的规则,使学生真正掌握汉字的字义,加强对汉字的认识,完善自身的汉字学知识结构。

1.2有利于加强汉字的影响力

虽然,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是用简体字,并且简体字的发展以成为不容改变的事实。但是繁体字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很多广告、名胜古迹、艺术作品都使用繁体字进行介绍。同时,由于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仍在使用繁体字,古代汉语课程开展繁简字教学有利于大陆地区与香港台湾交流,寻找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根源。另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韩国、越南等地越来越重视汉字的使用。因此,在古代汉语课程中开展繁简字教学有利于加强汉字的影响力

1.3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

繁体字不仅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和演变,还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重要的经典文献都采用繁体字记录。而我国大多数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对繁体字书籍也十分排斥,导致我国经典文献的阅读人数较少。开展繁简字教学能够完善学生的繁简字知识,使学生能够读懂、会写繁体字,减少阅读繁体字书籍的阻力,进而了解我国优秀的文化经典,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2.古代汉语课程中繁简字教学策略

2.1加强对繁简字教学的重视

首先,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应加强对繁体字教学的重视,认识到繁体字教学对汉字发展及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大繁体字教学在古代汉语课程中所占比重,积极鼓励古代汉语教师开展繁简字教学,并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其次,高校应积极改进教学理念,正确认识到汉字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加快古代汉语课程改革的步伐,积极引进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担任古代汉语课程教师,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提供人才保障。同时,高校应加强古代汉语教师的专业培训,组织古代汉语教师定期参加培训,完善古代汉语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增强古代汉语教学的专业性。

2.2明确教学重点

在现实生活中,繁体字被大量运用在电影字幕、名胜古迹及文物介绍中。在当今时代,开展繁简字教学变得极为必要。在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开展繁简字教学应积极明确教学重点。由于汉字的发展历史较长,汉字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形体,部分汉字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在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辨别繁体字和异体字,通过繁体字和异体字的学习,了解汉字使用和演变的规律,加强学生对汉字的了解。同时,教师还应积极引导学生区分繁体字和简体字,尤其对繁体字在简化过程中意义发生转换的汉字进行重点讲解,使学生理解繁体字的字义,提高繁体字学习的效率。

2.3改进教学方法

由于繁体字没有书写规律,只能一个个记忆,学习难度较高。因此,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应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提高繁简字教学的效率。首先,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应将繁简字对照表、繁简字通论及经典文选相结合。在向学生讲解繁简字通论的基础上,让学生对繁简字进行对比,并引导学生阅读分析经典文选,提高学生使用繁体字的能力;其次,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应积极采用比较辨析的方法,加强学生对繁体字和简体字的认识。为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对繁体字、异体字、简体字进行辨析,加强对汉字的认识;最后,教师应积极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加强锻炼学生运用繁体字的能力。为此,教师可以从网上下载优秀的繁体字文选,鼓励学生使用繁简字对照的游戏软件,不仅要使学生能够识别繁体字,还要使学生学会写繁体字,增强学生学以致用能力。

小结:

古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要的必修课程,不仅能够完善学生的汉字学知识,有利于学生了解汉字的发展历史、加强汉字的影响力,而且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加强重视繁简字教学,积极探索繁简字教学的科学方法。为提高繁简字教学质量,高校应积极加强对繁简字教学的重视、明确教学重点、改进教学方法。完善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繁简字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汉字的认识,拓宽汉字的影响力,而且对汉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说文解字;汉字教学;作用

《说文解字》一书保存了大量小篆和古文字资料,并且对表意性质的汉字的形音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后世影响深远。该书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材料和依据,而且在汉字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正确识字

在汉字教学中,掌握汉字并理解汉字的意义是学生进行一切语文学习活动的前提条件,因此正确认识汉字是一项重要任务。

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象形表意文字,其特点与欧洲拼音文字截然不同。许慎根据字形系联部首,各部字不相混杂。部首是汉字的基本构件,许多汉字的原初意义都与部首有着紧密的联系。汉字简化后不仅引起了部首类别的变化,而且给部首与字义的联系带来了变化,给考察某些汉字的原初意义增加了困难。在汉字教学中若要正确识字,离不开《说文解字》。如这一组字:“瑾、瑜、瑛、琳、琥、璋、碧、珂、琛、瑶……”中,看似这些字的部首看似是“王”,其实在这些字都是从玉之字。在说文中,“王”与“玉”是两个不同的部首,《说文》:“王,天下所w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而B其中^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⑼ㄖ者王也。”孔子曰:“一三王。’凡王之俳源油酢9盼耐酢@铌冰曰:‘中近上。王者,t天之x。’雨方切。”从“王”之字只有“闰”和“皇”;“玉,石之美。象三玉之B。丨,其也。凡玉之俳源佑瘛9盼挠瘛t~欲切【注】冰曰:三正均如玉也。【注】T。”后来在汉字的演变中,“王”“玉”二字的字形相混,大都数的玉部字都归入王部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玉部字只有10个。《说文解字》对找准字的部首,正确识字,理解字义,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说文》,分析现在简化字,就无据可依。

二、提供新的教学方法

在当今需要创新的时代,汉字教学应摒弃传统教学中学生对字形死记硬的背教学方法,而是寻找新出路,改进教学方法。利用《说文》在解说汉字方面的独特性可以让学生从理解字义的角度识字,这是教学改革中应当采用的一个好方法。

如在教过程中,有很多衣部字如“襁、褓、裙、被、裾”和示部字如“礼、福、祗、禄、祥”,如果按传统的教学方法,用笔画多一点与少一点来区别部首“衣、示”并进行死记,很容易混淆,但是从《说文》中看到二者的解释,“示,天垂象,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乎天文,以察r。示,神事也。凡示之俳源邮尽!薄耙拢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凡衣之俳源右隆!闭嬲弄清楚二者的本来意义后,从根本上分辨二者的区别,可以达到“学一个,识一串”的教学功效。

从上述举例中,可以认为这种指导学生对汉字形体溯本求源的教学方式,除了帮助学生掌握字义,加快识字的速度外,还能活跃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摆脱了传统教学中学习汉字的枯燥无味,使汉字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传承古代文化

《说文》以小篆序列字头,小篆保存了古文字的图画性或象形性,更能反映当初的造字意图。《说文》记载了丰富的上古语言材料, 一部记录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典藏。在汉字教学中,应挖掘汉字所蕴含的文化,让学生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了解古文化,了解并熟悉古代文化。

从《说文》中,可以看到包括古人思想、饮食、服饰诸方面的文化现象。古代有重汉轻夷的思想,汉民族在古代称为华夏民族,一直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内心的民族优越感使得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人,而其他少数民族却与动物差距不大,于是造出来的少数民族的族名用字,带有了轻蔑之意。少数民族的族名用字的形旁大多从虫、从犬、从羊等,例如,《说文》:“U,南U,蛇r。从虫。”“狄,赤狄,本犬N。狄之言淫辟也。”“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这个三个字如果仅生硬掌握其部首、读音、笔画、笔顺、结构和意义,内容枯燥,但是从说文中却可以发现它的文化意义,深刻感受当时汉民族的重汉轻夷思想。

在汉字教学中,运用《说文解字》,挖掘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涵义,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文化,这不失为传承古代文化的一种方式。

总之,在汉字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汉字学习的效率和质量,是摆在每一位语文老师面前的重要课题。《说文解字》不仅在中国学术史及文字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对于现在的汉字教学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吸收《说文》中的精华,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科学地利用该书留给我们的资源。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注音版) [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6

[2]王玉鼎.汉字文化学[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0

[3]韩伟.汉字字形文化论稿[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

[4]王蕴智.《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及其历史局限[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年(03)

[5]邓文彬.中国古代文字学的建立与许慎《说文解字》的地位和影响[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08)

[6]万业馨.略论汉字教学的总体设计[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05)

[7]陈筱.字源教学法运用于汉字独体字教学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8]任艳.汉字的文化构成及其教学探索[D].山东师范大学,2010

[9]彭路.汉字的民族文化特征与汉字教学[D].湖南师范大学,2008

[10]张夏.汉字构型理论与汉字教学[D].西北大学,2005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第5篇

一、训话与古代语文教育的渊源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融文、史、哲等多种学科知识为一体,以历代经典文献为主要依据,主要通过诵读、讲授等方式实现对文献文本的认知和深层含义的理解,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思想的传递与文化的传承,实现“文”与“道”的统一。古代语文教育的教材、教法与教学过程与训话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训话著作与古代语文教材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是与“读经学经”融合在一起的。汉代设立五经博士,读经成为走入仕途的途径之一,读经教育与阅读教学形成合而为一的局面。作为儒家经典的“十三经”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语文教材,影响深远。“十三经”中《易》、《书》等著作本身已包含字词的训释等训话内容,被认为孕育训话萌芽;《尔雅》对古今异言、方言殊语、各种名物进行系统整理,是重要的汉语分类词典,本身即是训话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春秋三传”则是依据《春秋》所作的注疏。由此可见,作为古代语文教材的“十三经”与古代训话联系密切。

那么,为什么这些训话著作能够担负起充任语文教材的重任呢?首先,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著作中宣扬的思想,与其想要通过文教控制思想意识形态、巩固封建统治的初衷直接吻合。其次,与古代科举制度有关。科举是封建时代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科举提出的“通章句”、“文、注精熟”即是训话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了顺利通过科举,学校和读书人自然就选择了将训话著作作为语文教材。统治者的宣扬与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学者围绕经书进行训话,方便后代学习。无论是对于汉语汉字的训释,还是对于古典文献的追溯,都在有意无意中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二)训话方法与古代语文教学方法

“以形说义”是训话学常用的一种方法,意即通过字形的分析,来了解所记录词的本义,即体现在造字意图中的基本词义。这种方法也被直接应用于汉字识字教学,因为最早的汉字是根据字义来绘形的。以识字和写字为主要内容的启蒙阶段,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起始阶段,直接关系到此后的读写训练和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川(P3)早在汉代,我国识字教学就总结出了“字源识字法”、“字义识字法”等教学经验。“字源识字法”是通过追溯汉字的本源、分析汉字的结构,利用汉字的构字理据识记汉字的方法。训话经典著作《说文解字》,以六书条例对汉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解说,是分析汉字结构特点的集大成之作,这也成为字源识字教学的权威依据。“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明代李登编撰《正字千文》把字形相近的词编写在一起,让学生通过区分字形来记忆字体。

训话常用的考察古代社会的方法与语文教学也是相关的。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词和词义的发展都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玉”,本身是指一种有光泽、洁白的石头。但由于“玉”从远方传入,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玉”被当做是珍宝,还被用于祭祀或者馈赠,贵族们以佩戴“玉”为一种风尚。“玉”从“美好的石头”发展为一切美好的物品的代表,有了“玉食”、“玉女”、“玉音”等说法,从本义发展出引申义。在学习语文教学过程中,为了准确理解古典文献的旨意,也需要了解古代的礼仪、服装、器物、经济发展等社会状况。

(三)训话内容与古代语文教学过程

保存在注释书或训话专书中的训话内容主要是:解释词义、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阐明表达方法、串讲大意、分析篇章结构。汉代儒师指导生徒读经的过程主要是:断句,正音正读,解释词语,解释全句及句群或全章的意义;指出正文的语法修辞特点,介绍与正文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等。通过字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训话内容与教学过程二者在某些说法方面存在一些不同,例如“说明修辞手法”与“指出正文的语法修辞特点”:后者谈到“与正文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前者虽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稍具训话常识的人都知道考察古代社会本身就是训话的一种方法。因此,总体上看,训话内容与汉代语文阅读教学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代阅读教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文道统一”。古人认为“道”是根本的,“道”需要通过“文”来实现,人们通过“文”理解“道”。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古人指导学生阅读,主张讲解文章的名物、训话、句读、篇章,使学生充分理解其“文”,同时领会其“道”。元代程端礼说:“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结一章之意,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古人关于阅读教学的论述,也都与训话直接相关。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我国古代语文教学过程与训话内容一致性程度很高。训话是中国古代语文教学过程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我们无法设想在中国古代,没有深厚的训话基础,如何胜任教学工作、实现教学目的!

二、训话在当代初中语文教育中的价值

作为我国古代语文教育重要学术传统的训话,对于今日初中语文教育来说还有价值吗?价值何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当代初中语文教育的实践与实际出发。

(一)训话与初中语文教育中的汉字学习

识字写字教学是语文教育的基础内容,也是整个语文学习的基础。《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对小学各阶段识字写字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初中阶段识字写字提出了总体要求“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 500个左右”,“学写规范、通行的行楷字,提高书写的速度”等。一项对初中生汉字书写情况的调查表明,初中生汉字书写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经常写错别字,二是间架结构混乱,书写潦草,随心所欲。前者属于常识性问题,后者属于技能性问题。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表意文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而当前语文教育中的汉字主要是经过简化了的汉字,这些字笔画更为简单,但同时也简化掉了许多造字的理据,学生在认读和书写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

在初中汉字教学中,可以借鉴传统训话学的方法,对汉字进行字形字义的训释,还原汉字的原生状态,让学生简单了解汉字变化的过程、汉字的造字理据。一是运用训话“以形求义”方法,提高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六书”中以“画成其物、随体洁屈”的象形字表示意义最为直接。训话中的形训,注重从汉字的形体探求本义。例如,“家”甲骨文作“很像房屋的样子,后来经过隶变和楷化,才有了今天“家”的写法;意义上,上半部分相当于房屋屋顶,下半部分则代表牲畜,反映了古人对“家”的理解。这样的解释,简单有趣,有利于激发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加深学生的认识、提高汉字学习效果。二是运用训话“因声求义”方法,提高汉字学习效率。“因声求义”即是从汉字中析出“声符”,以同声符的字为训。例如“政,正也”,“痒者,养也”。汉字形声字占汉字的s0%以上,数量很大,学习时可以将声符或意符相同的一组字放在一起学习,批量识读,提高学习效率。例如“顶、项、颈、颅、领”这些字都与“页”有关,而“页”的本义与头面有关,所以,以上几例也都有与“头部”相关的意思。三是引用训话知识解释汉字本义,有效避免错别字。例如“即”与“既”,左旁相同,读音相近,极易混淆。两个字都是会意字,“即”本义一个人面向食器靠近即将进食之状,故有靠近、即将、立即之义;“既”本义像一个人吃完饭扭头向后准备离开食器之状,故有完成、既已、既往等义。懂得了这些,就能区分“即使”与“既然”。将对于字义的训话融入教学,避免了某些模糊的认识或者是牵强附会的解释,便于学生识记汉字,有利于学生正确进行识字写字。

(二)训话与初中语文教育中的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教学是语文课程与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文课程与教学寻根溯源、精益求精的殿堂。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初中阶段古代诗文共计74篇,占该学段全部选文总数量的37. 56%,这些选文文辞精美,格调高雅,既充分反映了古人的文辞与智慧,也彰显了古代优秀文化的魅力。《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在关于阅读的总体目标中提出要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这也是7-9年级阅读教学的阶段目标之一。在当代语文教育中,文言文对于学生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要知道自己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

训话对初中文言文学习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文言词汇的学习。古代词汇数量少,一词多义是常见的现象。传统训话学从书面语言的形义关系出发,总结出本义、引申义学说,这对于辨析多义词的意义系列、辨析同义词等都很有意义。比如,“兵”,从双手持斤,斤在古代是斧子,当武器用,其本义为武器,由武器可以引申出持武器的人(士兵)一众多士兵(军队)一动用军队(战争)一战争法则(兵法)。这样,“兵”的词际关系就清楚了,层层引申的5个义项构成了一个系列。这样的解释,前后联系,能有效改变词义分散学习的局面,方便学生学习。此外,训话学通过连文、变文、对文等推求词义的方法都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言词义。二是辨别句读。古文在写作之初,大多是没有句读的。后世为了阅读方便,就标注了句读。但这些句读是否正确?运用训话知识,可以加以辨别。如《曹判论战》“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存在两种不同的句读意见。一种认为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一种认为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两种意见,孰对孰错?李运富先生从传统训话学出发,通过考察古文献相关记载、古车制等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第一种解释,“下视”,往下看,“下”为状语;“登轼”,登上轼板,站在轼上。登轼是古代军事上车站立的必备本领。这种解释符合客观事实和文情语境,是利用训话解决句读争议的有利例证,也为我们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三是解决课文注释中的模糊说法。人教版九年级下册《曹判论战》,文下注释有“败绩:大败”条目。但为什么“败绩”就是“大败”?课文并未说明。邯郸谆《三体石经》:凡循道而行谓之“迹”。如是,则车不能循道而行谓之“败绩”,“绩”应即“迹”字。春秋时代的战争以用兵车进行为主,因此,战争中兵车垮了是最大的败仗,是之谓“败绩”。如此,关于“败绩”的解释就通了。利用训话知识作出的解释,可以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三、训话与语文教育中的传统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