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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论和内化论。中介论认为人所特有的高级认知功能在低级生物(如听觉、嗅觉)的基础上产生,以社会文化的产物——符号来中介个体和社会物质世界的关系。人是运用符号工具作为辅助手段来控制和重组低级生物心理过程(这种过程大部分属于自动的对外界刺激的反射),这种控制使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是自觉而有意的,以间接地调节与他人、与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符号工具包括数字、计算系统、音乐、艺术成果、文学作品,尤其是语言。通过社会互动,语言符号才开始在行为中由外到内发挥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将自然的心理过程转化为高级认知功能。中介的一种形式是调节。调节分成物体调节、他人调节和自我调节。物体调节指个体直接受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影响;他人调节指儿童的思维和行动依靠成人的语言;自我调节指儿童能够依靠自己的语言思维和行动。
在二语学习中,他人调节指学习者在老师、父母、同伴等的指导帮助下进行协作式交谈的学习;自我调节指学习者具备了自主运用语言的能力。学习是从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的中介过程,依靠面对面的交流一起解决问题。内化指社会成员把交际活动中的符号产物转化成心理产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过程,是从社会关系或更具体说是社会相互作用逐渐向个人内心品质转化的过程,并使个人掌控自己的大脑。维果茨基指出,内化过程是从人际活动的心理间平台转化成个体的心理内平台的过程,内化是通过模仿机制形成的,内化的关键在于人具备模仿他人有意识活动的能力。但这种模仿并非机械重复,而是受制于社会文化调节,只有当学习者积极参与社会交流或者在自我话语中创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话语时,语言输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Thorne,2007:201)。社会文化理论还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较重要的是最近发展区和搭架子。
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指“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发展水平在成人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发展区可以:(1)在专家与新手之间的互动中,能力通过社会互动转移给新手;(2)在新手与新手的互动之间,能力相当的同伴通过合作、讨论得以构建(Donato,1994)。最近发展区是由教育所创建生成的,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也由教学动态来决定,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最近发展区的向前发展就是学生学业的不断进步。维果茨基认为“教育学不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昨天,而应当以儿童发展的明天为方向。只有这样,教育学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激起那些目前处于最近发展区的发展过程。继而他发现,就教育过程而言,重要的不是着眼于学生现在已经完成的发展过程,而是要关注那些正处于形成的状态或正在发展的过程。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儿童或专家——新手的协作的行为。儿童或新手还不能独立运用某些知识和技能,但可以通过谈话借助对方给予“搭架子”的帮助获得期望的结果。儿童或学习者通过专家或较成熟者进行协作式交谈,实现共同理解而最终获得新的知识与技能。Wood等认为支架式帮助有以下六个特点:激化完成任务的兴趣;简化任务;维持任务目标的方向性;突出任务的关键特征,以及目前任务完成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控制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区别
在二语习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认知派和社会文化派,二者的语言观、学习观、研究对象和哲学倾向都不同。一般来说,通过分析事物对立面,更能认识事物本身。这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这里谈谈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主要区别。在语言观上,认知派认为语言是心理现象,由抽象规则组成,存在于个人大脑中;社会文化派则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与文化混为一谈,无法分割,存在于人们的交际活动中。在学习观上,认知派认为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学习者将输入有选择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通过不断输出,逐步将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社会文化派则认为学习是社会参与的结果,学习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交际活动,获得语言和文化知识,转而成为个人脑内活动的材料。在研究对象上,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第二语言的运用,而不是语言习得,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习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点在于社会/互动因素及其对语言使用产生的影响。认知派认为学习的最终状态是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达到目的语水平或者出现僵化现象;社会文化派认为语言学习没有最终状态,学习者永远都处于学习状态之中。在哲学倾向上,认知派主张现代派观点,坚持人和社会环境互为独立实体的二元论观点,认为无论社会环境因素发生多大改变,二语习得终究是心理过程,语言学习所处的社会环境变化不会引起习得方式大的变化;社会文化派主张后现代派的观点,认为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使用对二语习得起着根本性而不是辅的作用,人类心智机能的起源和发展都包含在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之中。
社会文化理论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指导
充分学习中外优秀文化前述内化论认为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学习并不完全依靠学习者对语言知识的内化,批评认知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学习过程的影响,进而强调社会环境对语言学习的重要作用,强调人类心智机能的起源和发展都包含在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之中。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教育学生充分学习中外优秀文化,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加深自己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这对内化学生学习能力有益处,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语句隐含的意思,领会作者的意图,掌握语篇结构,真正学会英语,有效提高交际能力。引导学生参加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独特的认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语言习得看作是将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Lantolf&Thorne,2006)。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参加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语。只要我们指导学生多动脑筋,多下功夫,就会找到许多用英语做事的社会实践,比如到在本地召开的涉外商务洽谈会、博览会、体育比赛中做翻译助理、志愿者,到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场所兼职,主动找外国人交流,在网上和外国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种多样。激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如前所述,维果茨基认为,就教育过程而言,重要的是关注那些正处于形成的状态或正在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对学生刚学到的英语知识和英语技能要趁热打铁,及时复习,及时运用。这样,学到的东西才能过手,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为此,我们要认真分析哪些是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并据此制定及时循环,及时复习的计划。这样坚持下去,学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稳固形成,学生英语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指日可待。引导学生协作式学习前述搭架子是通过协作实现共同理解而最终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这种协作可以是成熟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也可以是学习者之间的,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要注意与学生的协作,了解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时间、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困惑等等,也让学生了解老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思路、教学安排,相互沟通,协作学习。我们也要鼓励学生相互之间协作学习,互相请教,互相探讨,顺利地从他人调节过渡到自我调节。只有完成这一过渡,学生的英语学习才会更轻松,效果才更好。#p#分页标题#e#
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中,艺术精神是为道德精神服务的,道德精神又是为政治服务的。唐氏认为儒家的基本目的是要保持和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而维护这种秩序的根本途径,儒家认为是保持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系统和文化教化系统的二元化,以道德教化引导政治治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儒者的命运要么屈服于政治,成为统治当局的帮凶;要么为政治所不容惨遭迫害。中国古代文化主要以个人生活问题和社会生活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文化对象,导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道德问题的重视要比西方知识分子浓得多,他们很少关心自然界的现象,关心和进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他们为学的目的和生活的依靠。又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最终导致他们想改善政治又受制于政治,他们所倡导的儒学也一样是这种命运。可是,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作为一门特殊的人文科学,既重政治又超政治,所谓“治国平天下”是为了保持和维护阶级社会中集体、个人、统治阶级利益平衡,这种文化功能不是哪个朝代和哪个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是有其历史的恒久性,因为没有哪个朝代不需要和平和安定。所以,儒学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学问,又是一种古典的政治学、社会学。儒学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的文化价值即在于此。唐氏尽管高扬和推崇儒学,但是他并不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他认为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儒道两家的“相激相荡,相错相综”。他说:“大率儒树之则以承天,道明自然之用以辅之。儒重常,道观变。言治道者多本于儒,言治术者多本于道。儒畅性天之机,以成己成物;道养心气之虚,以静明无求。治世之能臣多崇儒,乱世之隐逸多崇道。道主宏纳主因势,故开国之君多崇道;儒树纲常以立本,故中兴之君臣恒近儒。立本故畅经常,因势故重史学。然归本而言之,则儒重刚性以建立,道重柔性以建立。”[6]关于西方文化,唐氏认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宗教和科学,就是贯穿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文化的那种追求超越、追求普遍必然的精神,就是那种“求扩张生命力量于时空中之现实世界,并实现普遍者于时空中现实事物,以改造世俗,而不惜精神之物化之精神。”[7]104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共同孕育了西方近代文化。希腊文化是科学之母,这是人所公认的。研究希腊文化,从两种精神入手:一为阿波罗精神即科学艺术之精神;一为狄阿尼萨斯精神(Dionysius)及阿菲克(Orhic)教精神。唐氏指出希腊精神之可贵之处就是“能透过时空中之流转,而获得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7]105这就是说希腊文化将生命建立在对时空物质世界关切的基础上,在其中发现运动的恒久性及其客观性来建立自身的信念。希腊文化以包括人类生活在内的整个宇宙自然为对象,重视对自然规律及其动因的探索。罗马精神在唐氏看来,它是人类“普遍纪律之强制的实现与普遍人性之自觉”。[7]107罗马法体现了罗马精神强制性的规律,而斯多噶哲学体现了人性的自觉。斯多噶哲学肯定自然理性的客观普遍性,肯定人类社会必须有如同自然秩序的社会秩序,这样就产生了强制性的纪律与法律,人类的理性就在于按照社会的普遍规律规范自身的生活。这样,希腊文化求普遍求超越的文化理性,就转化为罗马文化“主宰生活,条理化生活之实效”[7]109的生活理性。客观地说,罗马法就是斯多噶哲学精神的实现。基督教精神,唐氏认为这种精神是“绝对的普遍精神之肯定———内心之仁之自觉”。[7]110唐氏认为,斯多噶精神只认识到自然理性,并以此理性肯定人与人的平等。这是识义不识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别也在于此,犹太教知义不知仁,而基督精神就是仁爱精神,不仅爱朋友也爱敌人,耶稣为人类赎罪而上十字架,是至仁之表现,耶稣之爱不特是理,且是情,不重外表而重内心,不仅通于他人之心,而且通于上帝。因知上帝之爱无限,而自觉有罪,由知自我有罪而重忏悔、信仰、圣洁和祈望。“所以耶稣之精神乃是一种求绝对超越现实自我,忘掉自我,而破除一切人与人间之界隔,而向往一纯粹的绝对的‘天心’、人心、我心之通贯的精神。”[7]111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精神不同,基督教的仁爱和儒家的仁爱分别代表着东西方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以忘我实现自我,冲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界限,而实现天心、人心、我心的贯通,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是,唐氏认为,基督教的仁爱在实现贯通的同时,天心与人心是遥遥相隔的,天心高高在上与在下之有罪的我心相对峙,有罪的我仰天膜拜、信仰、祈祷,这种信仰与崇拜一方面联系着天心与我心,一方面又推远两者的距离。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都可追溯到古希腊,但真正典型的科学和宗教形态则分别出现在近代和中世纪。唐氏认为科学精神追求的是发现和实现普遍者于现实时空的特殊事物中,这本身就体现了对绝对普遍者的信仰,这就是说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宗教从本质上讲是排斥理性实证的,宗教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代“证”,而科学则相反。如果只有对上帝及其宇宙秩序的信仰,而没有要求实证的理性精神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欲望,没有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需要,近代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从另一面说明了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且两者密切联系、彼此消长。概而言之,唐氏认为,“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与科学”,“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7]61“道德艺术精神与科学宗教精神之不同,即主观我与客观物之和谐融摄关系与上所谓主观与客观之紧张对待关系之不同”。依据这一观点,唐氏认为,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自觉地求表现”的文化。唐君毅在道德理性的层面上对中西文化整体的“人文”价值趋向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趋向于超人文和非人文,而中国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指向人文。“所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8]因此,人文精神“成为唐氏哲学思想的一条闪光的主线,实现着唐氏的哲学精神”。[9]唐氏论中西文化,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中心观念”。他说:“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恃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10]1这一中心观念便是他所强调的“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唐氏对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根本缺陷的分疏比较,正是他对二者相融互汇、协调发展所作的积极探索。他一再强调“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发展”,道德理性既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出发点,又是其落脚点,在这种至高精神的统摄下,中西文化应首先承认彼此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以平等的眼光、平等的心态互视对方,增进相互了解和尊敬,互相欣赏和学习,互相批评与提携,真正使中西文化相容、相感、相通,从而形成独立与融合并存、多元与统一共居的、动态的、有机的发展格局,这样才能永葆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力。
宗教观
唐君毅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宗教的产生和宗教意识进行了疏释。当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和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人产生一种以求上达的意识,即有罪苦的意识时,最后才有可能逼出有神的信仰和宗教意识。而且,只有当欲望中的自我和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是宗教意识,否则就是道德意识。其区别是,在道德意识中,人虽然感到有两个自我的冲突,但如果还可由协调的办法得以解决这种冲突,或者说两个自我的冲突在自己的身上还没有达到统一体的破裂时,人虽有痛苦和罪恶感,他还会认为痛苦和罪恶是我所当受,是磨炼自己人格的好机会,如此,他还是生活于道德的境界中,而不是宗教的境界中。只有当他的欲望自我和自欲望中求解脱自我矛盾十分尖锐,以至无法达到协调和消解,两个自我陷入了分裂,而人的统一的自我不能形成时,或者勉强形成,过后又发现这种统一两个自我的努力并无实效,从而痛到绝望时,这时人才由道德意识转向宗教意识。在这个时候,两个自我陷入了完全的碍裂,人不能同时感到两个自我都是我。他如以欲望中的自我为自我,就会感到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另一精神实体而为神。如他以求自欲望中的自我为我,那么认为欲望中的自我不是我是魔。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乃是欲望之我,所以人们通常都以欲望之我为基点,而求超越其欲望以实现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这样,就表现为人对神的信仰。人们越把欲望之我视为卑微不足道,人们对神的信仰也就越强烈,对神的崇拜也就越虔诚。而当欲望之我被全部否定超化时,人就全感到他是生活于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化身。在唐氏看来,这就是宗教的真正根源和本性。宗教意识是人类从自然生命求解放或解脱的意识,是一种独立意识,是比求真求美意识更高的意识。它与求真求美意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求真求美中,人的精神倾注于客观的真美而耗费自己的自然生命。故求真求美要受自然生命律则的支配,而宗教意识则不同,它不受自然律则的支配。唐氏把人区分为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和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陷于欲望中的自我是指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或者说是有着自然生命的当下的自我,是具体的自我,形而下的自我。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指从欲望中超的自我,或者说是从自然生命中解脱出来的自我,这是精神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这也就是前文所述及的“现实自我”和“道德自我”。由此看来,唐氏认为宗教意识是从心理上产生的两个自我冲突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唐氏把人的宗教意识区分为十种:一是信仰自然神,向它祈求满足自己欲望的宗教意识。二是信仰有限的人神民族神或超自然的无限神,而同时向它表示欲望的宗教意识。三是求神满足自己来生愿望的宗教意识。四是求神主持世间正义的宗教意识。五是求灵魂不朽以完成其人格以及以苦行求灵魂解脱的宗教意识。六是信神以克欲的宗教意识,是一种崇拜皈依神以克欲成德的宗教意识。七是不信神亦不执我的宗教意识。不信神也不执我的宗教意识,如佛教能对我执破除净尽,将自己同一于超越自我,既无人我之执,也无神我之执,而视一切皆空。八是担负人类苦罪,保存一切价值于永恒世界的宗教意识。九是对先知先觉的崇拜,以担负人类众生苦罪的宗教意识。十是包含对圣贤、豪杰、个人祖先、民族祖先的崇拜皈依的宗教意识。唐氏认为,第十种宗教意识是最高级的宗教意识,原因是在高级的宗教意识中所信的神如基督和佛菩萨,都是以担负人类的苦罪为己任的。而人类的圣贤豪杰,在实际上就从事担负人类苦罪的事业。显然,唐氏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划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道德味道重的要比道德味道轻的宗教意识高,不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要比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高。他的这种宗教形态论,表现出他要建立宗教道德一体的思想,他开始探索将儒学和宗教加以结合。唐氏认为,人类受苦难多而无法自拔,受冤屈多而无处申诉,从而容易趋于相信神与灵魂之不朽,这可以解释西方宗教中的一部分事实,但人类的本性除求一般之幸福快乐,求客观社会上的正义实现之外,还追求德性之完满。向上精神强的人,必定想去除人格中任何一点点的过恶,以达到至善,而且也愿意看到一切人都去除任何微小的过恶,同达到至善。但是,人所向往的至善人格却是人今生所不能达到的,也不是只凭个人之力所能达到。于是人们寄希望“人之精神生命能存在于死后”,以使死后仍有继续向上,以达到所期望的至善的活动;同时,又寄希望于师友或其他人的帮助,甚至当他人的力量仍不足以助其去恶,或发现他人都陷于罪恶中时,就不免产生肯定有一至善的、有无限力量的神力的存在,以帮助自己以及他人拔除罪恶。唐氏认为,这种追求德性至善的愿望,是人类求神与追求灵魂不灭的宗教意识背后更深刻的动力。人一旦具此动机以信神或灵魂不灭之后,又会转而对于人的苦痛、幸福及罪恶与正义问题作一通观:认为人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受苦,乃由于人的罪恶。人有罪而受苦,即表现为宇宙的正义原则,而苦痛反过来又使人获得超越罪过、超越欲望的“善”,或者又成为磨炼人格,帮助人去除过恶的动因。可见,唐氏是用人类追求德性之完满的愿望来说明的产生,来解释世界上其他宗教的起源和一些宗教理论的。作为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唐氏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宗教精神,可是也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有它自己的特点。他认为宗教有它不同于道德和艺术世界的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超越者的存在,同时也认为儒家思想对于超越者的信念也是存在的,不过不表现为人格神的上帝,而是另一形而上的绝对实在———天。对于中国儒家来说,天和地并非只是自然界的存在,而是具有精神生命性的存在。在他看来,对于超越者的信仰而言,中国儒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是相同的。但在如何肯定或证明超越者的存在方面,儒家思想和世界上其他宗教又是不同的。在论证天的存在方式上,唐氏得出了天(超越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在于人心。他说:“就其内在于我,而为我之仁心仁性仁德,使我之生命、我之精神、我之人格之得日生而日成之言,则天心、天性、天德之全,又皆属于我而未尝外溢,以成就我之特殊性与主观性。”[11]88他认为基督教、回教与儒教的最大不同,就是基督教、回教皆重视上帝之超越性,而忽视其内在性,而儒教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在他看来,宇宙间唯人能以人德继天德。人之以人德继天德,即其尽心知性以知天之事。人知其性即知其天所赋之性,天所赋之性为明德,此明德亦即天性;人知其性即明明德,而能继天。在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有所依赖于天,天亦有所依赖于人,无天道,人道固无所自始,而无人道,天道亦无以成终。这种天与人的交互作用关系就是儒家思想中天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中国儒教思想尤重积极的肯定与保存一切有价值事物,“重在积极的培养一崇敬而赞叹爱护宇宙人生之善美福德之情,并以求有所增益于宇宙善美、人生福德,使之日益趋于富有日新为己任”。[11]90唐氏这种“融宗教于人文”的理论设想,是基于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而为寻找中国未来文化出路所作的有益探索。唐君毅说:“孔子融宗教于道德,神即人。宋明即道德以为宗教,而人即神。吾人今即由道德以转出宗教,而人建立神,人造神。”[10]390由于这种宗教精神是由人的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的,是从人的人伦关系中,从人之家庭父子之相处,朋友之交谈、群众之聚会以及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历史文化精神之延续的客观自然物文化物中见神之存在,并与之相沟通,因此,它又是与中国人文精神相一致的,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唐氏宗教观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观。他一生所孜孜追求的,是所谓真正的宗教精神。他幻想建立一种以儒教为基础的,又吸收世界诸大教之长的未来新宗教,以消除古今中外的宗教的纷争和冲突,使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得到安身立命之所,以满足人对精神价值的需要。
人生哲学
一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创作的影响
香港是亚洲少数拥有自己漫画传统的地方,其功夫漫画别树一格,在日本及美国漫画外,创造出独特的风格而深受各地华人青年的爱戴。较鲜为人知的是,香港漫画从战后至今的发展,一直受到日本漫画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首先回顾香港漫画家如何受日本的影响3。战后第一批香港漫画家是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现,他们主要受中国大陆漫画的影响。当时本地漫画家接触日本漫画的渠道有限,只有少量翻译日本漫画作参考,因此日本漫画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比较间接。1960年代香港受欢迎漫画中较有日本成份的是许强的《神笔》及李慧珍的《十三点》(1966年始)。《神笔》是科幻侦探作品,超人(Ultraman,俗称「日本咸蛋超人)为书中主要角色,这是因为1960年代末香港兴起超人热。香港电视台播放超人电视剧,一些戏院也定期放影超人电影,超人成为小孩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因此,当时不少本地漫画都加上超人一角以增加销路。另一作品《十三点》可说是最早期的香港少女漫画,其画法多少受日本少女漫画的影响,特别是大眼睛与长腿的运用及时装方面。听说李从小就喜欢玩日本少女娃娃(可换衣服的那种)及看日本少女漫画,不少创作灵感大概由此而来。此外,东方庸的科幻作品有抄袭日本人物的倾向,例如其《科学小飞侠》(1966)及《太空神童》(1966)便明显以手冢治虫的《小飞侠》为蓝本4。
1970年代,「香港连环图教父黄玉郎在香港漫画界崛起,为香港漫画开拓新路线,画出与日、美、中不同而富有香港特色的作品。黄的《小流氓》(1971-75)开创香港功夫漫画的先河5,这本漫画内容是关于七个功夫小子替香港社会低下阶层抱打不平的故事。《小流氓》的兴起主要受李小龙功夫热潮的影响。黄玉郎在创作这作品时,在内容及风格上似乎受到日本漫画家望月三起也作品(特别是《七金刚》)的影响。《七金刚》是讲述七个年轻特警除暴安良的故事,它与《小流氓》的最大不同在于书中主角是以现代武器而非传统武术取胜。望月三起也的写实风格,特别是处理暴力画面的手法,对《小流氓》似乎有一定的启发,奇怪的是连主角的样貌也有几分相似6。此外,黄玉郎同期的一些作品有盗用日本卡通人物的情况,其中以《小魔神》(1969)及《超人之子》(1969)最为明显。前者受《铁人28》等日本机械人卡通及电视片集的影响;后者上承1960年代末本地漫画盗用超人的潮流。在没有法律保障知识产权的60、70年代,这种盗用角色的情况十分普遍,连西方(如蝙蝠侠)及本地(如老夫子)的卡通人物也成为盗用的对象。1975年因香港政府立法打击不良刊物,《小流氓》摇身一变成为《龙虎门》(1975年至现在)。除了减低暴力成份外,更有意思的发展是背景国际化,英雄们打击的对象从香港各区的坏人变为日本黑帮。这也为香港功夫漫画奠定了一条方程式,就是代表正义的中国功夫英雄与代表邪恶的日本武士决战。《龙虎门》一直是70年代后半及80年代初香港最受欢迎的本地漫画,直至马荣成在1983年出版《中华英雄》,情况才开始改变。
马荣成是继黄玉郎以来最受欢迎及影响力最大的香港漫画家,他所画的《中华英雄》曾创下一期售出二十万册的记录。马荣成很热爱日本漫画,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向日本漫画学习,更在每期《中华英雄》的最后花上一两页介绍他喜欢的日本漫画家的技巧及特色。他最崇拜的是池上辽一。池上画功细致写实,尤擅长画东方人面孔及功夫打斗场面。池上的《泪眼煞星》及《男组》等作品对《中华英雄》的创作有很大启发。马也承认池上对他影响最深,其早期作品在构图及阴影的处理方面都学自池上。马在自传中多处表达对池上的敬慕,他回忆道:「在我早期入漫画行的时候,我曾很崇拜一位日本漫画家池上辽一,我的创作有许多亦是受他的影响。我自小的心愿是希望能与他握一次手,大家来一起畅谈漫画!于是乎我把每一期自己创作的连环图寄到日本送给他。7此外,另一个对他有较深影响的是松森正。松森最擅长画功夫格斗漫画,其打斗场面十分迫真。马荣成在处理徒手搏击及武器格斗时都曾借镜松森的作品(如《拳神》)8。在故事结构及人物性格的描写上,马受日本漫画剧本家小池一夫的影响最深,而小池正是长期为池上辽一及松森正提供故事的剧本家。受日本漫画处理剧本的手法影响,马荣成(及其编剧刘定坚)在绘画《中华英雄》时,早就将整个故事发展及细节想好,而不像其他香港漫画家边画边写故事。在控制故事进度、在武打加上细致感情与丰富人情味及每集结尾制造上,似乎也参考了小池的做法。在本地漫画家里,黄玉郎的功夫漫画对马荣成很有启蒙作用。因此他上承黄的方程式,故事的主线也是讲中国武术师傅与日本帮派的对抗。
黄玉郎与马荣成后来都开创自己的漫画出版公司,成为香港两大漫画阵营,本地大部分漫画家都在黄的「玉皇朝及马的「天下两大公司出版其作品(主要还是功夫漫画)。黄及马近年在漫画创作上已退居二线,而旗下漫画家主要受他们的影响,没有甚么大突破。
近年最值得注意的香港漫画家反而是来自两大集团以外的非主流派。曾在不同中小型漫画社出版作品的司徒剑侨及利志达是新进漫画家的代表。司徒的作品最有日本味道,擅长画有科幻特色的格斗漫画。他最崇拜日本科幻动画大师士郎正宗及安彦良和,并一直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而他们也多次给予意见,所以司徒当自己是他们的「俗家弟子。受日本科幻作品的影响,司徒设计的人物性格较冷酷及人际关系较疏离。司徒表示:「我写的是科幻作品,所以不会偏重爱情。另外,或许我受了日本动画《机动战士》的深远影响,爱情部分自然表达得较为含蓄。9司徒的早期作品《赌圣传奇》(1991)在人物造型及意念上有《龙珠》及《超人》的影子。例如出现类似超级撒亚人及超人变身的「必杀技。其代表作《超神Z》(1993)及《拳皇Z》(2000,获SNK授权)的灵感分别来自电玩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10。此外,其《六道天书》(1998,刘定坚合着)及《八仙道》(2001)则有安彦良和的《机动战士高达》及《阿里安》的影子,可见采用著名日本卡通或电玩的风格及人物角色的做法至今仍未消失。其实近年单是抄袭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的香港漫画便有十多套。
利志达是近年最有创意的漫画家,其画风独特,多少受大友克洋、望月峰太郎及丸尾末广的影响。他的题材及表达形式比较多元化,其中有作品竟取材自村上春树的小说11。在故事构思上喜欢打破惯例及常识,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方面很像望月峰太郎。
二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消费文化的影响
以香港出版情况而言,日本漫画与本地漫画可谓平分春色。自1992年文化传信向日本购买版权,出版香港中文版日本漫画以来,已有近十家本地出版社出版港版日本漫画。其中以文化传信、天下及玉皇朝这「三大为主力,合共出版数百种日本漫画。现在受欢迎的日本漫画单行本可卖五万册左右(昔日的《龙珠》及《灌篮高手》每期有逾十万册的销路),而销路最好的本地版日本漫画杂志EX-am(文化传信)每期售出约四万册(全盛期逾十万册)12。
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的消费文化有颇大影响。首先是对香港漫画出版形式的冲击。香港漫画的形式一直较接近于美国,一般用A4纸彩色印刷,薄薄一本约三四十页,以周刊形式出版;而日本漫画的本地中文版却沿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用B5纸黑白印成约二百页的书,平均一两个月才出版一次。近年有些本地漫画采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尤以珍藏版及重刻版为多。这是因为日式漫画体积较少、篇幅较多及易于携带与保存13。
香港漫画出租书店的普及也是由日本漫画热潮带动的。香港出租漫画的历史可追溯至1950年代,但真正的普及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1980年代后期起,随着日本漫画的流行,出租日本漫画为主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在市面上有近两百家这类书店,其中一部分是漫画茶馆。光顾者以二三十岁的男性为主。随着漫画上网及网吧的流行,最近一些漫画网吧也在香港出现,以配合e世代的新消费品味。
同人志(业余漫画创作)及cosplay(全名为costumeplay,意即扮演卡通人物的活动)是从日本传入的两种漫画文化。同人志早于1980年代已在香港出现,其中以1985开始出版的同人志漫画杂志《漫画同盟》尤为重要,该志每期出版十多个实验性短篇。1990年代由次文化堂出版的漫画也多少带有同人志的性质。近年每年都有几个定期的同人志活动,其中以ComicWorld(由日本的SE株式会社及香港的TG坊等组织合办)规模较大及活动最频密(一年四次;2002年后改为一年两次)。2002年2月举办的已是第13届。此外,每年一度的「漫人墟(由香港漫画协会主办)也是同人志的盛事。整体而言,香港的日本漫画及动画组织日多,参与同人志活动的业余漫画家亦不断增加,但作品多在网页刊登,本地贩卖及收藏同人志作品的活动仍未算十分活跃。近年亦出现同人志出身的新进职业漫画家,例如孙军威就因其同人志作品被文化传信看中而获聘用,而且还曾被派往日本受训。
Cosplay最初出现于1993年的一个文化展览会中。有一个香港同人志团体租用档摊贩卖其团员的漫画,团员则打扮成《银河英雄传说》的人物以引人注意。自1997年香港漫画协会主办「漫人墟后,香港的同人志及cosplay爱好者便每年多了一个活动的机会,参与「漫人墟的人数每年上升。自1999年后cosplay越来越受欢迎及受传媒的注意,开始与同人志分开,呈现独立发展的倾向。香港各大学纷纷举办cosplay的活动,现在每年cosplay的大型活动有四五个之多,而cosplay爱好者则多达数百。香港的cosplay呈现一些本地化现象,除了日本的漫画人物、偶像歌星、电影及电视剧的角色外,本地漫画角色也成为cosplay的对象14。
三日本漫画对香港娱乐事业的影响
日本漫画对香港的消费文化及娱乐事业都有钜大影响。在消费文化方面,Sanrio(如吉蒂猫)、San-X(如趴地熊)、任天堂(如宠物小精灵)及Bandai(如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等日本卡通人物商品在香港十分流行,除了日本版外,还有大量本地版及盗版。本地版是指一些香港公司向日本取得版权,可以在产品上使用其卡通人物。以月饼为例,几家本地月饼生产商近年推出吉蒂猫、美少女战士、樱桃小丸子、数码暴龙及宠物小精灵的月饼,使中秋节加添了日本的气氛。日本卡通人物商品的成功,刺激一些香港公司加入卡通人物商品的市场,「可爱天国及"Codebar"为两大本地卡通人物公司,它们的设计及商业手法都十分日本化。以「可爱天国为例,其卡通人物都以日文命名,像Hanako及Nanako等,其中一个造型竟是日本神话的怪物「河童。
日本漫画及动画对香港电影、电视剧及音乐有一定冲击。在电影方面,最明显的是1990年代以来很多日本漫画名作被改拍成真人版的香港电影。已上画的包括《城市猎人》、《男儿当入樽》、《孔雀王》、《流氓医生》、《青春火花》、《泪眼煞星》、GTO、《怪医秦博士》、《铁拳》、StreetFighters、《金田一少年的事件簿》及《杀手亚一》的香港电影版;正在拍摄中的则有《头文字D》及《铁人28》等。其中如《城市猎人》、《孔雀王》、《杀手亚一》、《头文字D》及《铁人28》是正式向日方购买版权,它们不但有日本演员、技术人员或资金的参与,而且也在港日两地上画。可是不少以本地市场为目标的制作却没有获得日方的版权,一些使用的片名从广东话译名变化而来(例如GTO的中译为《麻辣教师》,港产片《麻辣教室》便是模仿GTO的作品),而且香港导演与编剧会将故事加以修改,人物也换上本地的名字,藉此逃避法律责任。此外也有很多香港电影的名字盗用或影射日本漫画中文版的名字,虽然内容与原著毫无关系。好象Touch、《废柴同盟》、《爱与诚》、《超时空要塞》及《去吧!稻中桌球社》等便被改为香港电影的名称(如《超时空要塞》变成《超时空要爱》,而Touch改作《初恋无限Touch》;《废柴同盟》及《爱与诚》甚至不加修改便被应用)。日本漫画也影响香港电影的内容及表达方式,好象周星驰的喜剧便十分漫画化(如受惊时大字型倒在地上;兴奋时流鼻血等)15。此外,香港近年出现很多以厨艺比赛为题材的电影,明显是受《伙头智多星》、《将太的寿司》及《中华小厨师》等日本漫画的影响。
日本ACG也刺激香港动画制作及CG(computergraphic,意即电脑构图)在电影的运用,徐克执导的动画片《小倩》(1997)便是港人借日人力量尝试创作本地动画的例子。此片虽然以可与迪士尼及宫崎骏媲美的香港动画片为宣传,但严格来说是港日合作的产品。香港负责出资、执导、配音、剧本及意念,具体的制作如原画、上色、分镜及3D数码特技等则主要委托日本公司处理。香港电影虽发达,但动画片则仍在起步阶段,要借助日人之处甚多。听说在2002年港日动漫界与电视台正商量共同制作以金庸武侠小说为题材的电视卡通系列,假如成事,便开港日合制电视卡通的先河16。2002年初香港女星翁虹也表示会与日人合作拍摄以亚洲为市场的动画片。似乎无论专家或门外汉都对港日动画合作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一些日本漫画如《爱与诚》及《消防员的故事》等曾被改编为香港电视剧,剧名虽然不同(如《爱与诚》变成了《香城浪子》〔1982,无线〕;《消防员的故事》被改编为《烈火雄心》〔1999,无线〕),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们是日本漫画的香港电视剧版。此外,《楼下伊人》(1990,亚视)一剧也有《相聚一刻》的影子。2001年台湾华视将日本少女漫画《花样男子》改拍成极受欢迎的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2002年香港无线电视台亦向日方取得版权,准备开拍港版《流星花园》,而且还会去日本取景。似乎最近香港无论将日本动画作品改拍本地电影或电视剧时,都是循着正式购买版权的方向发展。
日本动漫亦丰富了香港流行音乐。香港艺人喜欢将日本卡通的主题曲配上广东话,好象《叮当》、《IQ博士》、《千年女王》、《飘零燕》、《鬼太郎》、《忍者小灵精》、《面包超人》、《机灵小和尚》、《樱桃小丸子》、《百变小樱Magic咭》、《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的广东话版主题曲都曾流行一时。近年,就连日本的动画片如《叮当》、《宠物小精灵》及《数码暴龙》等在港上映时也请本地著名歌手唱广东话版主题曲。
四结语
日本漫画对香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漫画丰富了香港漫画及流行文化,但香港漫画家及艺人大多不是盲目抄袭,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改造及运用。其实香港的漫画、电影、电视剧及音乐都有其独特之处,也许一些还可以给日本的同行参考。李小龙及成龙的功夫电影及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日本大受欢迎,2002年上半年度日本富士卫星台播放中日合制的金庸《神雕侠侣》的卡通系列(全26集)。香港动画科技公司MenfondElectronicArt曾参与制作Square第八代《太空战士》(FinalFantasy8)的动画影像。香港漫画也开始引起日本人注意,例如李志清带有中国水彩画风格的漫画(如《射雕英雄传》及《三国志》〔与日本漫画剧作家寺岛优合作〕等)及利志达变化莫测的特殊画风(如《刺秦》〔1993〕及《飞人九》〔1996〕等)便很受日人赏识,他们的作品更获邀在日本出版17。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港日漫画界及流行文化会有更多合作与互相刺激的机会。这不但能够刺激彼此的创作意念及方法,还会制造商机,为近年市场及创意均走下坡的港日漫画界带来更新的动力。
注释
1有关日本漫画对港、台、中、韩及东南亚的影响,参NgWai-ming,"TheImpactofJapaneseComicsandAnimationinAsia",JournalofJapaneseTradeandIndustry,第21期4号(东京:2002年7月),页30-33。
2有关日本漫画在香港的历史简介,参夏目房之介:《マンが世界战略》(《漫画的世界战略》)(东京:小学馆,2001),第四章,页93-114。此外,也参看赵永佳:〈日本漫画旋风袭港:记60至80年代的发展历程〉,《新晚报》(香港),1988年6月5日。
3有关香港在战后之初、1950及60年代的漫画发展,参郑家镇:《香港漫画春秋》(香港:三联书店,1992)。
4黄少仪、杨维邦编着:《香港漫画图鉴》(香港:乐文书店,1999),页103。
5有关香港功夫漫画的形成及特色,参JohnLent,"LocalComicBooksandtheCurseofMangainHongKong,SouthKoreaandTaiwan",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第9期1号(新加坡,1999),页108-14。
6黄少仪及杨维邦指出望月的《秘密侦探JA》对黄玉郎的人物造型也有影响。参注4书,页21。
7参马荣成:《马荣成自传:画出彩虹》(香港:友禾制作事务所,1990),页39、95。
8马荣成早期作品的题材、背景构图及对人物动作的绘画等方面,不少是受松森正的启发。同注7书,页45。
9谢联达:〈徘徊现实与科幻之间:司徒剑侨自强信念:「尽人事听天命〉,Action,创刊号(香港,2002年4月),页56。
10;11大アジア虚荣同盟编:《亚细亚通俗文化大全》(东京:スリーエーネシトワーク,1996),页253-54;254-55。
12有关新加坡与香港在出版日本漫画的比较,参吴伟明:〈新加坡的日本漫画文化〉,《亚洲文化》,第24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0年6月),页108-21。
13「三大以外,以自由人(已倒闭)为首的中小型漫画出版社发行不少日式单行本及杂志,对本地漫画业带来冲击。参刘定坚:《连环图大决战》(香港:自由人出版集团,1993),页193-95。
14有关香港cosplay的简介,参EddieChan:《J-Point别册:CosplayCollection秋の号》(香港:J-FanLtd,2001)。
15欧阳傲雪:〈再谈香港电影〉,《西湖评论》,第67期(1999年12月10日)。
中外合资企业是跨文化管理体现最为集中的层面。有关研究资料表明:企业合资具有很高的失败率,失败率40%,不稳率30%。引进国外管理模式是跨文化管理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但真正获得成功的也不多见。上述情况的发生,固然在于文化、风格和素养的差异,但细究起来则源于我们在跨文化管理上认识与实践的种种误区。
误区之一。把学习借鉴误认为沿袭模仿。善于学习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强盛不衰的基本要素。学习要学其精华,结合实际,努力创新,实现超越。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水平比我们高,理应向他们学习,但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有摆脱沿袭模仿的老路。管理理论的书籍基本上是介绍国外的模式与方法,唯独缺少本国鲜活的管理思想与案例。在管理实践上,不少单位满足于照猫画虎,亦步亦趋。其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外方的管理模式并未学到家,反而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及相应的管理方式丢掉。
误区之二。引进管理模式、实施跨文化管理,恰恰忽视了“文化”这一核心要素。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管理也是一种文化,同样要受到文化构成因素的制约。每个民族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些都是管理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影响着其从一种文化环境转移到另一种文化环境的可能性。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文化的重要性。当我们回顾引进管理模式,实施跨文化管理时,却会惊诧地发现,人们恰恰忽视了“文化”这一核心要素。我们很少系统地作不同文化的对比分析,很少从文化的角度去实施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更谈不上倡导、培育民族精神与外来管理模式的有机融合。在这方面,日本为我们树立了成功的榜样。它将西方的管理理论与自己的民族特性、民族传统、价值观等融为一体,创造出新的“社会技术”,铸就了日本的经济腾飞。
误区之三。轻视文化差异,对环境、市场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当企业跨国经营时,人们所面对的是与其母国文化根本不同的文化。泾渭分明的文化差异和摩擦,无疑为经营设置了重重障碍。
误区之四。不善沟通,方法单一,融合度低,主要依赖于制度维系生产经营活动。所谓沟通,其基本含义是:一个人有意地将信息传递给另一个人的过程(它是一个循环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信息发出者、接受者和信息本身)。沟通是跨国经营、合资企业实施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沟通决定跨文化管理的成败。然而,一些跨国经营者却对沟通及其技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东道国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有的采用自己惯用的方式方法去沟通,不仅达不到自己的初衷,有可能还会弄巧成拙。
探索实践中国特色跨文化管理之路
跨文化管理对于发展中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那么,如何拨开层层迷雾,走出认识与实践的种种误区呢?笔者以为要始终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积极从民族特性的角度、思维方式的转换、文化融合的方法等方面进行审视探求,努力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从而有效地推进探索与实践的步伐。
一、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实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应从实际问题出发,进行认真梳理,作为探索研究的主攻方向,深入调研,求真务实,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着眼于理论思考,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认识。院校研究力量雄厚,理论前沿信息广博。企业实践机遇众多,探索空间广阔。二者联手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探索实践中国跨文化管理,就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少走弯路,早出成果,大大加快了探索实践的步伐。
二、主动迎接文化的挑战,力求思维方式的转变。经济全球化的兴起,意味着跨文化管理的全面展开。文化的千差万别,形势的瞬息万变,呼唤着思维方式的转变与创新。首先是分解思维向整体性思维的转变。分解思维是从具体问题入手,然后再慢慢向整体延伸。而整体性思维则相反,要求首先把握全局,然后再作具体分析。其次是从线性思维向跳跃性思维转变。
三、寻求文化的共同点,尊重文化的差异点。双方既然能够走到一起进行合资合作,一般地说,在利益和文化方面总是存在着共同之处,寻求合作双方的文化共同点,是合作初始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实现文化融合的基础。寻求文化共同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从双方母公司企业文化对比分析中寻求共同点。2.从双方母公司历史发展对比分析中寻求共同点。3.从双方母公司跨国经营发展对比分析中寻求共同点。共同点是走向融合的先导,差异是跨文化必然的过程。尊重差异,是防止文化冲突的必要条件。只有尊重差异,才能理解差异,增进共识,缩短差异的过程。合作双方都应做到顾全大局,,换位思考,相互包容。
四、建立沟通渠道,形成融合载体。文化的冲突在于缺少有效的沟通。顺畅的沟通渠道应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系统,具有传递及时、反馈准确的机制。东风汽车有限公司除了具有相应的会议、培训外,还建立了总裁与工会主席会晤等四项制度,开展了形势目标教育活动,《东风汽车报》开辟了“有容乃大”东风日产文化融合论坛,东风电视台举办了东风有限公司领导专访系列节目等。事实证明,对于增进理解信任,消除误解,推进工作进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化的内涵体现在事物之中,文化的融合需要有相应的载体。融合载体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有效地促进经济效益的增长。2.有力地提升管理水平。3.吸纳广大员工参与。4.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东风有限公司开展的QCD改善活动,时间虽然不算长,但已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导入QCD改善理念和方法,使日产的先进文化具体化,易为广大员工理解和接受,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明显提升,有利于发挥员工个人聪明才智,实现了不同文化的初步融合。
方兴未艾的跨文化管理给了我们难得的机遇,火热的实践给我们以丰富的素材和充分的自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自觉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善于汲取世界先进管理理论,不断解决实际问题,不断形成我国自身的理论认识,探索实践中国特色跨文化管理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就会有效地推动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折射,在企业发展和生存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就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内容作了深入分析,并对物业管理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 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阐述。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使商品经济领域的竞争 日趋激烈,也引发了人们服务观念、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折射,在企业发展和生存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全球化经济竞争时代,没有文化和品格是万万不能的,物业管理企业也不例外。
一、 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物业管理企业作为以房屋为管理对象,以人为服务对象 的市场主体,应对企业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物业管理企业文化,实际就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对物业管理企业全体员工进行企业意识教育的微观文化体系。具体来说,物业管理企业文化是物业管理企业在长期经营服务实践过程形成,并为本企业员工自学遵守和奉行的的共同价值观念、经营哲学、企业精神、职业道德、企业化制度和企业形象的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核心是企业价值理念,作用对象则是企业全体员工。
将物业管理行业的企业文化与其他行业企业的企业文化 比较起来 ,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把握物业管理企业的企业文化的特征:
(一)创新性文化
由于物业管理产品的均质化及市场竞争激烈化决定了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的首要特征——创新文化。物业管理公司要做出良好业绩,靠得是过硬的管理服务,这是物业管理企业生存的基础。然而,由于各个物业管理公司,无论是在物业管理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差异都是细微的。无论你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知名企业还是非知名企业,就物业管理服务而言,内容上日复一 日,物业管理服务各个岗位绿化、清洁、维修、保安,工作内容也趋于一致。就这样,在物业管理产品质地无差别化的前提下,一个物业管理企业要想从众多同质企业中脱颖而出,就需要在物业管理从内容到方式各个环节上不断创新形成个性化的管理服务,适应个性化市场需要,创造个性化物业管理品牌。倡导物业管理服务创新精神、创新物业管理理念与模式,成为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的重要内涵。
(二)服务性文化
物业管理行业性质决定了物业管理企业文化是服务文化。众所周知物业管理企业属于第三产业,是服务性行业。物业管理说“管理”,其对象指的是“物”,即物业;说“服务”,其对象是“人”,即业主。所谓“管理”,实质上是“服务”的内容。归根到底,是为业主去管理物业。因此,提倡以业主为服务中心,强调服务理念、服务意识成为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
(三)微利性文化
物业管理企业所处行业属微利行业,企业经营的目标不是获取暴利。所以物业管理企业的经营策略不同于一般企业。物业管理企业经营要做到“开源节流”。一方面,造就物业管理企业经 营理念 的“规模经济 、多元化和智能化”三种价值取向。这三种价值取向,旨在“开源”。其中,规模经济重在提高物业市场占有率,多元化重在挖掘既得市场经济潜力,智能化则重在提高物业管理科技含量以期提高获利能力。另一方面,物业管理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不能不强调“节流”,追求人员精干化,工作流程简约化 ,工作方式效率化。而且也由于物业管理企业在与业主的角色关系中兼有管家的角色定位,因而其文化内涵不能不包含一些由此而决定的精神特色,如节约节俭精神等等。
(四)社区性文化
由于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对象都是一定范围社区的物业,服务对象是业主与使用者。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物业管理企业也是众多文化建设主体中的一个自然主体之一。但是,我们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中的特殊地位,使物业管理企业成为社区文化的天然组织者,而社区成为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而使物业管理企业的企业文化打上深深的社区文化烙印。而物业管理企业企业文化社区化价值取向,在性质上表现为物业管理企业价值观念在社区的渗透、辐射、影响,在形式上表现为物业管理企业在社区的文化管理、氛围管理、公约管理。从而,物业管理企业的企业文化带有明显的社区性倾向。
(五)细节文化
细节文化是指企业以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努力创造一种超越一般行业标准,超常规的个性化的服务理念和服务体系,以求获得更高的顾客满意度和更好的市场宣传效果的一种企业文化。物业管理企业属于服务性行业。物业管理的对象是人,即业主。因此提倡以业主为服务中心,强调服务理念、服务意识成为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的这个特征又决定了其细节文化。物业管理中的细节是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的代表,细节最富有表现力,最容易形成口碑宣传和新闻效应,细节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往往能够起到一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
(六)执行力文化
物业管理企业尤其强调执行力。所谓执行力,就是企业管理运行当中制定的一整套行为和技术体系。它能够使企业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物业管理企业属于服务性行业,服务对象是业主和使用人;物业管理强调竞争中创新,创新中发展;物业管理服务注重细节。这些都需要一整套成体系的技术、行为等规范。
二、物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物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的着眼点是以人为本,努力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弘扬团队精神和协作精神,进而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基本任务是构建富有竞争活力的企业文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1.凝炼企业价值观念
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基石,企业文化 的所有内容都是在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企业价值观在不同领域的体现或具体化。凝炼企业价值观念,主要是从企业的实际出发,根据企业定位,总结、提炼和培育鲜明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念,在企业员工中引起共鸣,实现员工对本企业价值、理念、精神的认同。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
2.形成企业经营理念
企业理念是企业思想、文化观念等意识特质的总和,是企业的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经营企业的哲学、思想、观念,它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方针、战略决策、行为准则和工作方法,是企业一切工作的思想基础,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灵魂。形成企业经营理念,主要是通过对企业中长期发展目标、生产经营方针、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思考,提炼特色鲜明、充满生机而又符合企业实际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使企业的资金、人员、设备、信息等资源真正发挥效力。
3.确立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企业的精神支柱,是企业文化中的决定性要素,它反映了企业员工集体的心理状态、意志状态、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以及相应的精神氛围。确立企业精神,就是将企业现有的思想观念、传统习惯、行为方式中的积极因素进行总结、提炼,有意识地提倡、培养员工群体的优良精神风貌,使企业改革发展的经营思想变为员工自觉的行动。
4.明确企业发展目标
企业发展目标是企业文化的引航灯,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应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相一致,使之成为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追求,形成企业的凝聚力从而增强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自觉将自己的岗位工作与实现企业奋斗目标联系起来,把企业的经营发展转化为每一位员工的责任。
5.建设企业道德规范
建设企业道德规范,主要是加强企业和员工共同遵守的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建设,形成企业内部调整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形成企业微观意识形态。
6.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企业制度是企业为实现其发展目标,要求其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是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各种规章制度、组织形式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主要是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发的各项有关法规,吸取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物业管理企业经验,建立健全企业各项管理制度,构筑完整的制度体系,完善管理环境。坚持制度在先,用制度规范管理,提高服务。寓文化理念于制度之中,明确企业的共同行为准则,规范企业员工行为,保证整个企业能够分工协作、井然有序、高效运转,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并在提高管理水平的过程中使全体职工感受到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
7.塑造企业形象
塑造企业形象,是从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做起,它们是建设企业形象战略的三大支柱,即企业理念识别系统(MIS)、企业行为识别系统(BIS)和企业视觉识别系统(VIS)。通过进行企业形象设计和建设,铸造企业灵魂,提升员工整体素质 ,塑造现代企业新形象,打造企业品牌,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信誉度和美誉度,树立企业对内对外良好 的公众形象 。
三、物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物业管理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其企业文化的重要性。物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针对企业 自身特点、市场状况以及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目标不断加以充实完善,还要防止企业无形的文化和有形的其他管理制度冲突碰撞,防止物业管理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脱节。应当充分认识到物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还要看到企业员工接受和自己价值观有一定差异的企业价值观念,是一种被动和强制性的服从行为,是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行为。企业应该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按照一定步骤,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同时应该避免下面几个问题 :
1.避免无文化现象
没有文化的物业管理企业必定是失败的企业如果企业仅有十分系统、严明的各种规章制度,规定员工必须怎么做和不能怎么做,没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倡导,疏于对员工的教育与培训,可能会导致企业活力不足、缺乏忧患意识,甚至会有离心现象产生。
2.避免文化愚民现象
如果过于强调企业的某种文化理念,推广教育手段过急,可能会使企业员工盲从,而缺乏独立思考创新。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如果企业不思进取,故步自封,无异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3.避免文化理想现象
企业文化如脱离实际,其倡导的文化理念超出企业范围,或认为企业文化可代替一切企业管理所有其他内容,可能会使企业忽视眼前的险恶环境,会流于假大空的陷阱。甚至可能和业主的价值观发生冲突,从而使企业的运作不灵验,导致企业运作环境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