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人社会论文
化学人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本栏目特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塔娜博士主持）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法国民族问题及政策对我国的经验借鉴与思考/曹慧//贵州民族研究，-2016，（10）.40～43
“国家―社会”视阈中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历史逻辑、边界重构与机制创新/和思鹏//贵州民族研究，-2016，（10）.56～60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周竞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3～17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体会/虎有泽，马云龙//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20～24
民族关系的制度化调整策略分析：详论少数人权利保障策略/陆平辉，杜博//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8～25
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张英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43～49
论陆疆治理中政协的功能/马宇飞//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0～16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邓新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8～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参与研究/周保垒//贵州民族研究，-2016，（9）.8～11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依据与逻辑基础/王虎，王磊//贵州民族研究，-2016，（10）.61～65
民族互惠：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拾遗与补正/朱碧波//思想战线，-2016，（6）.41～46
社会建设“新常态”与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党秀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9
试论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以“汉书”为中心/王文光，杨琼珍//思想战线，-2016，（6）.1～7
试论唐朝“文治武功”的安边策略/管彦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7
我国民族关系现状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7341份问卷的实证检验/宁亚芳//贵州民族研究，-2016，（8）.6～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政策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七/包桂芹，盖守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石：民族平等是新中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八/卫松，杨昌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5～7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重点领域：加强城市民族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九/刘吉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8～13
新常态下做好民族工作要坚持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董强，盖守丽，金炳镐//贵州民族研究，-2016，（9）.1～7
新疆文化维稳：理论依据、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孟红松，戚甫娟，吴琼//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7～21
应对“伊斯兰国”中亚扩张的国际机制探析/周意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2～30
二、理论研究
“不能共则不能和”：晚清康有为的国家建构论与政体论/章永乐//思想战线，-2016，（6）.55～63
创建“江村学”之再思考/刘豪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9～13
“非遗”中的互为主体与人类学的社会担当/纳日碧力戈，胡展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24～29
费孝通的合作思想与江村合作经济的变迁/王俊敏，王晓琳//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14～24
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梁君健，雷建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35～42
民族学如何进步/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23
斯巴苯教概念与内涵辨析/杨黎浩//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1～29
“体性民族志”的解构与反思/吴芳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1～35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雷亮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28～34
族群相关概念及理论维度综述/罗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4～39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边疆民族和谐关系建构中的小调适与大变迁：基于佤族猎人头习俗终结的历史考察/方天建//广西民族研究，-2016，（5）.69～76
布努瑶密洛陀史诗的活态传承与文化自觉/覃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0～125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状况及保障研究/刘立祥//贵州民族研究，-2016，（9）.60～63
传承人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以吐鲁番市传承人为个案/田振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汪锋//思想战线，-2016，（6）.93～102
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消亡研究/罗彬彬//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2～105
端午的文化传承：凤舟竞渡与女性参与/陈华文//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5～11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凤翔泥塑传承脉络分析/岳瑾//贵州民族研究，-2016，（7）.77～81
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陈富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56～61
古代中国与近代老、越山地泰族土地神祭祀的比较研究/[法]马伯乐，著，胡锐，译、注//广西民族研究，-2016，（5）.53～58
广西金秀盘瑶巫医的文化变迁：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政策导向/兰洋，黄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58～64
贵州喀斯特墓葬文化的特征及其现代孑遗/严奇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8～112
贵州松桃苗族服饰的审美价值探析/秦建星//贵州民族研究，-2016，（7）.98～101
“国家在场”下湘西苗族文化的调适策略与现实启示：基于口述史的研究/崔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57～62
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现代恢复与发展/王清华//云南社会科学，-2016，（6）.84～88
赫哲族桦树皮造物的历史流变与价值开发/雷鸣，李丽//贵州民族研究，-2016，（8）.130～133
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文化互动发展研究/李学文，王丽萍//贵州民族研究，-2016，（10）.89～94
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与传说/李牧//民俗研究，-2016，（6）.135～146
华夏与夷狄：关于女真族形象的文化想象/阮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89～96
黎族传统织锦的文化价值及现代传承/常艳//贵州民族研究，-2016，（8）.71～74
“礼俗互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赵世瑜，李松，刘铁梁//民俗研究，-2016，（6）.5～13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祝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8～55
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韩立坤//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33～137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王文光，江也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2～47
论土家族梯玛信仰的衰退与“复兴”：基于公共机制变迁的考察/刘伦文，张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9～24
“蛮不出境、汉不入峒”考释：兼论明清土家族土司地区的人口流动/莫代山//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5～39
蒙古族长调音乐的文化构成透视/吴静寅//贵州民族研究，-2016，（8）.90～93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与语境/石硕//思想战线，-2016，（6）.8～14
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张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44～150
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关系亲密融洽的云南经验/郭家骥//云南社会科学，-2016，（6）.73～77
民族文化重构中“知识书写”及其超越性的人类学研究：以青海循化撒拉族“历史书写”为个案/常海燕，满珂//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89～93
民族音乐学视角下对陕、甘、宁地区回族民歌的研究/于力音，刘洋//贵州民族研究，-2016，（10）.119～122
明末清初鄂西土司的家国认同与族群利益：以易代之际鄂西土司的政治抉择为中心的考察/赵秀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25～32
明清以来麻城民间家训研究/周国林，周文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94～102
墨西哥恰帕斯州华人移民的历史与现状：兼论海外华人研究的他者化/张青仁//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仫佬族依饭节来源新探/吴国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70～78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吴欣//民俗研究，-2016，（6）.31～39
宁夏女性婚姻状况、生育水平和人口变化/乔光莉，邓春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1
糯的神性与象征性探迹：以西南民族为例/杨筑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97～104
迁徙、认同与饮食：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及清真餐饮业/马海龙//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43～46
迁徙、延续与我群意识建构：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人穆斯林研究/于嘉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嬗变与坚守：热贡绘画唐卡中“模件化”现象的人类学阐释/王星星，覃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0～75
少数民族古村落景观保护与发展研究：以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仝晓晓，褚兴彪//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71～75
少数民族剪纸文化中的美术内涵/林崇华，厉戟，王晓华//贵州民族研究，-2016，（7）.72～76
少数民族族际互动中的区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薛晓旭//贵州民族研究，-2016，（8）.94～97
少数民族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文化场域建构/段超，洪毅，孙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3～76
社会文化变迁对少得褡迕窦湟衾值挠跋旒坝Χ/王雯//贵州民族研究，-2016，（9）.100～103
社会资本与迁移距离：对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务工者的实证分析/孔建勋，邓云斐//云南社会科学，-2016，（6）.140～144
社区影像在云南的实践/章忠云//云南社会科学，-2016，（6）.78～83
神话、礼化与商化：云南少数民族茶文化功能变迁探析/邓玉函，葛恒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16
时空变迁下的流动：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生活与国家认同/王思亓//思想战线，-2016，（6）.15～20
生态、经济格局与乡村互动模式：对明清两湖移民社会的考察/吴雪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95～100
台湾无形文化资产登录、指定与补助现状/林茂贤//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5）.39～67
图们江文化长廊：图们江开发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朴今海，朴京花//贵州民族研究，-2016，（9）.89～95
土家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为例/汪海，金德谷//贵州民族研究，-2016，（8）.54～57
维吾尔族婚礼：类型、特征和多元化/田振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3～107
武陵山区崖葬的分布及族偬教/严奇岩，杨鸿//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65～70
西北地区城市穆斯林公共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基于兰州穆斯林婚介所的田野调查/祁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4～58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李小静//贵州民族研究，-2016，（9）.56～59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研究/张锐//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6～109
新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民俗文化存续原因探析：以北部湾为例/何海龙，蒋霞//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19～123
仪式中的社会性别建构：以湘西苗族“还傩愿”为例/乐之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1～34
彝族服饰图案中的艺术元素与服饰文化传承/王飞凯//贵州民族研究，-2016，（8）.67～70
浙西南畲族“还福”仪式研究/蓝希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6～130
制度、市场与文化：古茶树群落活态遗存研究/崔海洋，朱复明，高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2～9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黄桂秋//广西民族研究，-2016，（5）.85～92
四、研究动态、综述与书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裕固族的民间艺术研究/梁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62～69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和第七届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研讨会综述/李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62～63
近二十年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展评析/谭志满，刘双燕//广西民族研究，-2016，（5）.149～155
历史视角下党项人（7-13世纪）的渐变述论/郝振宇//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十年变迁/董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76～81
化学人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规避机制探究/罗敏//广西民族研究，-2016，（2）.47～56
当前中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与对策/吕超，娄义鹏，熊坤新//贵州民族研究，-2016，（4）.10～17
多源流视角下民族政策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以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变迁为例/乌小花，周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54～62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探析/尹绍伟//贵州民族研究，-2016，（4）.53～56
分析折中主义：构建中国民族政治学理论的新视角――基于西方民族政治学理论范式的探析/王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44～53
各民族相互嵌入发展与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张凤娟//广西民族研究，-2016，（2）.42～46
共识中的差异：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演进的历史考察/田钒平//贵州民族研究，-2016，（4）.1～9
固本扩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探讨/李忠斌，李军，文晓国//民族研究，-2016，（1）.27～37
“国家―社会”互构关系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兼论治理技术手段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趋向/杨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2～12
论民族地区社会道德价值观共融/金颜//青海民族研究，-2016，（2）.90～93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失谐与矫正/李玉娟//青海民族研究，-2016，（1）.61～63
论民族自治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丁志刚，陆喜元，胡志伟//青海民族研究，-2016，（2）.69～75
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杨须爱//民族研究，-2016，（1）.1～13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王刚//青海民族研究，-2016，（1）.108～112
民族共生的多维路径/梁玉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11～16
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对中国有哪些借鉴：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序言/马戎//青海民族研究，-2016，（1）.87～89
社会稳定发展的法治路径初探/侯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22～27
新时期民族工作理论解析/李贽，金炳镐//青海民族研究，-2016，（2）.76～80
新时期“两少一宽”少数民族政策研究：正确认识“三项政策”之三/虎有泽，程荣//青海民族研究，-2016，（2）.81～85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民族主义/罗兆麟//广西民族研究，-2016，（2）.36～41
再论“国家―民族”理论/张继焦，，陈楠，殷鹏//广西民族研究，-2016，（2）.29～35
在协商合作中谋求各民族共同繁荣：内蒙古三个自治旗的建立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周竞红//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6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内涵与特征/王德强，毕跃光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5～10
族际居住格局调整的西方实践和中国探索：兼论如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郝亚明//民族研究，-2016，（1）.14～26
制度公正的文化民族性探析/龚晓B//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37～43
二、理论综述
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探究/陈天翔，王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35～4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援助研究述评/梁立新，郭献进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7～21
美国应用民俗学的特质、方法与实践：戈德斯坦教授访谈录/[美] 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Diane Ellen Goldstein），李明洁//民俗研究，-2016，（3）.68～74
民间话语转向：叙事、地方性知识和民俗学的新语境/[美]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Diane Ellen Goldstein）著，李明洁译，李维华校//民俗研究，-2016，（3）.53～67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周星//民俗研究，-2016，（3）.5～14
民族学概念：“从藏彝走廊”到“横断走廊”/陈自升，张德华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11～17
企业人类学：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张继焦//青海民族研究，-2016，（2）.23～27
省思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以问题意识为中心/杨D，张应强//青海民族研究，-2016，（1）.55～60
王铭铭的“天下观”研究历程与评论/马丹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18～29
民族宗教工作经略：以新疆、为中心/张双智，张羽新//青海民族研究，-2016，（1）.96～102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王霄冰//民俗研究，-2016，（3）.15～25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本土化与跨国性：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任娜，刘宏//世界民族，-2016，（2）.44～53
城市个体化新移民与一个跨族界教会的宗教实践：一项应用并反思宗教市场论的教会拓殖过程研究/聂家昕//青海民族研究，-2016，（2）.23～27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民族关系演化的特征与类型分析/刘庸//青海民族研究，-2016，（2）.94～98
城镇化进程汇总的民俗复兴与地方再造：以广东小榄镇“会”为例/李翠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50～54
德都蒙古人洗礼仪式与仪式音乐的文化变迁/崔玲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150～156
东莞大井头女子龙舞文化探析/蒋明智，王爱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55～60
“多元一体”视野下的哈尼族“东来说”：简析历史上融入哈尼族的外来汉族移民/陈燕//贵州民族研究，-2016，（4）.62～67
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类型研究/常丽，高凤兰//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68～172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手工艺人的生存与发展：以白村端砚制作为例/何向//青海民族研究，-2016，（2）.65～68
甘宁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通道：“河西民族走廊”的人类学视阈/杨文笔//青海民族研究，-2016，（2）.55～59
公共文化与族群边界：直苴彝族赛装节的族性表达/蒋星梅，张先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66～71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纹饰文化传承保护的探讨/臧海波//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44～148
贵州历史生态地名与环境变迁研究：兼及生态灾变救治的文化对策/马国君，杨庭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48～56
赫哲族传统埋葬习俗中死者头西足东事象解析/陈伯霖//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23～127
基于IPA分析的民族地区大遗址景区游客感知研究：以桂林灵渠景区为例/杨姗姗//青海民族研究，-2016，（2）.99～103
家神的较量：湘黔桂界邻地域社会的家族互动与信仰建构/罗兆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57～65
建构与博弈：海外华裔新生代文化认同的场域化形塑/董丽云//世界民族，-2016，（2）.74～83
聚宝城南：“闽南文化生态园”人文区位学考察/王铭铭，[英]罗兰，孙静//民俗研究，-2016，（3）.26～52
跨文化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研究/马冬//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34～138
凉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家具的美学价值研究/罗毅//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49～153
论藏族猕猴崇拜的文化学价值/魏强//广西民族研究，-2016，（2）.79～83
旅居瑞丽的缅甸罗兴伽人生存策略探析/陈春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98～104
芒市傣族村寨的业力论信仰、道德财富观与社会秩序/褚建芳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73～79
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吕洋//广西民族研究，-2016，（2）.73～78
民族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约因素与现实路径/白贝迩//青海民族研究，-2016，（2）.104～106
明清以降中越边境墟市的发展演变/刘晓聪，陈劲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87～97
亲属化：文化多元型村庄的自我整合机制――基于滇西北茨中村的考察/王晓//广西民族研究，-2016，（2）.65～72
清朝蒙古律“存留养亲”制度形成试探/包思勤，苏钦//民族研究，-2016，（1）.98～106
人畜合一离式游牧与牧区城镇化新探索：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个案/王皓田//贵州民族研究，-2016，（4）.45～48
色彩与认知：以羌族的色彩词汇为例/张曦//青海民族研究，-2016，（2）.38～50
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以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为例/隋艺，陈绍军//青海民族研究，-2016，（1）.77～81
时空脉络中的奇香：马鲁古丁香贸易的人类学研究/童莹//世界民族，-2016，（2）.25～34
受善与：从村落斗牛活动看企业家慈善项目的困境/ 刘怡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40～47
佤族布饶支系聚落空间的结构与象征/蒋立松，陆春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67～72
我国边民跨境婚姻家庭的困境与思考：以云南、广西边境地区为例/雷鸣光，王保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18～29
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族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与族际交往/孟红莉//青海民族研究，-2016，（1）.64～71
仪式场域中女性元素的人类学考察：以广西宁明县海渊茶场瑶寨的度戒仪式为例/许喃奇，陈锦均//青海民族研究，-2016，（1）.55～60
元代于阗人哈八石事迹考述/尚衍斌//民族研究，-2016，（1）.86～97
越南的岱、侬族研究现状与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越南]王金著，黄可兴、阮小姝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80～86
直义与转义：山西沁县“铜L吴氏人文志”的历史表述技巧/杜婧//青海民族研究，-2016，（2）.28～37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谢尚果，罗家珩//广西民族研究，-2016，（2）.57～64
族群发展视域下的维吾尔族人口发展变迁（2000-2010年）基于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李洁//青海民族研究，-2016，（1）.72～76
四、研究动态与书评
倡建研究分析新路径：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介评/关丙胜//青海民族研究，-2016，（2）.51～54
当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热点议题和发展动态/张继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32～39
第三届都市人类学会议暨“城市社会转型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简述/张继焦//民族研究，-2016，（1）.122
第三届中国民族理论与政治论坛：民族政治与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马俊毅//民族研究，-2016，（1）.117～119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的社会交往状况分析：基于15所院校的问卷数据与访谈资料/梁茂春，陈文//世界民族，-2016，（2）.84～92
满族与中华民族近现代史发展关系的主要阶段与基本特征简析/王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30～38
民族人类学理论方法创新发展国际论坛暨纪念费孝通大瑶山调查8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色音//民族研究，2016，（1）.120～121
化学人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 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蕴涵着深刻的“现代性”和“文化学”维度。澄清该问题有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性”和“文化学”两个概念，但从他有关社会发展理论的相关论述看，“现代性”和“文化学”维度已经内涵在其理论中。
近年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对该问题的论述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上。笔者试从“现代性”和“文化学”两个视角和维度来阐发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现代性”和“文化学”维度是我们深层次理解、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路径。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现代性”维度
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进行研究是国内理论界刚刚兴起的一股研究热潮，马克思的这方面思想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研究。“……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它并非是一般意义的现代性哲学，而主要是一种理论性的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理论的阐发是同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本身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在阐发的过程中遵循着两条基本的理论路径:一是它本身所具有内在的理性思维传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传统)。二是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批判分析而使其“现代性”的思想得以展现。
“现代性”思想本身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思想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基于现代生产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的对现代生产和资本逻辑的批判并不排斥我们从其他的理论的维度展开其现代性思想的阐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只强调了一个思想维度即理性、乐观、肯定性的维度，而缺乏应有的否定性、批判性、反思性的维度。笔者不同意这一看法，恰恰相反，因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本身就内在包含着否定、批判、反思性的维度，正是通过反思与批判，反思和理性、乐观、建构相结合的双重维度，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内在包含现代性的一切特征，同时又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的理论特征，即我们所说的否定、批判性的维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在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结晶体。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而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建构一种理想的现代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最高理论旨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并不是一种理论空想，而是非常重视感性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立足于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对它的内在超越(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争论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作出轻易的界定。现代主义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非常混乱的，它依赖着现代性，所以决不会真的反叛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要么使过去商品化，要么抹掉过去。唯独马克思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割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与马克思哲学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理论视域，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点，是马克思哲学参与当代重大思想论争的切入口。因此，挖掘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对于梳理、反思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明确揭示了由蒸汽机和机器引起的工业生产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期———现代时期”。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论述现代性的思想的:“大工业发达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已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大工业普遍把世界各国人民相互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准备，使各国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未来的景象”。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作为现代性现象出现的“现代化”理论的阐发。这方面的思想还渗透到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之中，这里就不逐一指出了。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维度
关于从文化的角度来梳理和阐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学界已有所涉及，但研究的远远不够，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本身就是从深层次上梳理、挖掘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理论尝试。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社会哲学理论，人类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文化是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来表达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文化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文化符号的方式表征着人类自身发展的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整体特征。“文化规定了人的活动的目的，……为了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人必须创造能够表现人存在的意义或价值的符号系统。这样符号系统就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和表现，就是人的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并结合文化的角度来揭示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关系和发展轨迹的哲学分支学科，具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文化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存在于当代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科学史、政治思想和精神思想等各个学科中，也表现在对宗教、艺术、语言等各种文化形式的研究之中，使这些文化形式建立在一个新的思维基础之上。从狭义上说，文化哲学是一种与理性主义哲学相对的思维传统。”
从早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都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视野。何萍教授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民族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三部著作来阐释马克思哲学中体现的文化哲学理论，对我们从文化学的视角梳理和阐发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从整体上看，这三部著作都是着眼于人的自我意识、人自身的发展，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较为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理论维度的经典性著作。著作中关于把人看成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有关异化劳动理论，与文化哲学把文化看成是人自身和社会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并在理论逻辑上具有思维的同质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另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的产生、语言本质等方面的论述也体现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路数，即从文化形式的角度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是震动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视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致思取向，马克思在晚年著作《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紧密结合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来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走势。马克思赋予人的活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趋势和走向以文化学的内涵，即以上种种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从文化学的视角来梳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否定和脱离唯物史观的视野，而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阐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凸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视野，这无疑是在更深层次上，更为细微地梳理、阐述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体现。
三、小结
“现代性问题”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现代性”维度也理应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维度。
当下现实的理论需求及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应有的理论维度决定着“现代性”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维度，以“现代性”作为建构当前中国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资源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化学人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较之其它学科更能全面、整体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学科功能源于社会学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即更具有整体性、传承性、创新性、对策性及应用性。从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实践结果来看，它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理论与方法，亦具不可替代性。
一、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众多的新发展。[1]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东西方国家及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找出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异同、发展差距、经验和教训。社会学则以其理论的跨国性把全球化首先定义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继而发展到涵盖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我国的全球社会学理论拓宽了社会学自身的视野，已呈现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事实上所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的道路，它所研究的重点包括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人格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的经济力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安排的比较中，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缩短了时空距离，地球作为一个大社区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社会，人们产生了共生共享的互动理念，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增强了，谁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少全球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谁就会被动挨打，谁就会处于落后和失败之地。因而不能不说，社会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在认识世界方面已先行一步。
二、传承文化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尽管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只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在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发展的比较方面，已充分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社会学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追踪研究、人类学的资料采集以及借鉴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实证成果，对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众多的文化门类和现象，都有独特精要的研究。社会学家已进入以往主要由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构成的文化传承行列。
从传统到现代，立身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对文化研究更具综合性功能。无论是文化的“冲突论”还是文化的“融合论”，无论是文化的“异质论”还是文化的“趋同论”，名目众多的文化论说更多地缘于考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任何文化首先都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也都有共性和差异，值得传承借鉴的是优势文化，需要淘汰的是劣势文化和不良文化。这好比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既要学习使用世界性语汇，又要继承捍卫民族的语汇一样。社会学不仅研究主流文化、次文化（衍生文化），同时也研究副文化（反主流文化），在弘扬主流文化、批判和抵制不良文化方面尤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在域别、国别、族别，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当中所进行的大量实证和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价值论及文化价值学说的内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特别是对现代文化如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影视文化等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
三、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21世纪开辟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络信息遍及全球的千家万户，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办公的信息图像由单向、双向传输发展到多向多维传输，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革命，迫使人们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和解释飞速变幻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宏观、微观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观念、机制和体制创新。
宏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法律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制约因素和社会矛盾的考验。这一切，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学工作者现实地承担了应有的职责。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进一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实践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服务，充分发挥在此相关领域的学科作用。
四、咨政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众多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主要功能之一[3]，由于应用社会学比较注重方法的研究，包括社会统计的一整套定量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因而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咨询建议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应用社会学工作者素有社会建构的工程师和社会病医生之称，他们特别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所谓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亦称“中层理论”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事实上，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本身，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客观上要求社会学必须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城市发展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研究正逢其时，开展了包括城市生态研究，城市化道路研究，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城市人口和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城市家庭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社会问题及社会控制的研究，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研究。
在农村研究方面，应用社会学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诸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的形式都已进入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关注农村的穷困问题及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
在企业发展方面，应用社会学注重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市场的伦理基础，企业外部环境和以企业首脑、人际关系、职工积极性、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政府职能、企业的功能和角色、企业发展的法规环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广泛性、调查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发挥了社会学的描述功能、阐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从而为咨政育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应用社会学学科中囊括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分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的有如下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
在文化层面，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引发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给大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承受力带来巨大震动和影响。当前文化市场刺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尽管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在这一题域中，社会学有关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
在政治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要求政治社会学要探讨社会政治的稳定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运作的机制，现代化发展中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都是服务于政治社会的。
综上所述，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紧密相关，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学功能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五项职责已成为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检验学科建设成就的指标，只有努力完成这五项职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五项职责，充分发挥社会学的研究功能，还应在学术环境、科研条件、政策规范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要推出名家品牌，多出精品力作；增强科研队伍的凝聚力，切实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主动输入新鲜血液；保证学术公正性，抓好科研管理以及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早日实现科研手段的现代化等。
【参考文献】
[1]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化学人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宏大问题，而将文化边缘化，社会结构对于文化具有霸权。一些人类学研究范式强调，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文化就是一切，有泛化、模糊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倾向。文化和社会概念及其关系在不同的学科范式中表现出较大差异。随着文化因素对社会研究的冲击，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亚历山大提出了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强文化范式，强文化范式注重文化的自主性。分析强文化范式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发展历程，综合思考、梳理文化与社会关系在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表现，进而反思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最后论述文化研究的分析性二元论及文化与社会的互构关系。
关键词:
文化;社会结构;分析范式;超越
一、引论
现阶段文化因素对社会造成了一种新的冲击，随着当代文化的深入发展，人的智力活动的进一步发挥，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个体行动者的行动过程都进一步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种交错过程中，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各种精神心态因素，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以空前的影响力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产品和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学那种把社会结构和文化当作两类不同的体系，或者把人的行动同文化的因素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有效地贯彻到当代社会的研究中去。社会学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面对自身无法用结构解释的诸多难题，转而向文化解释寻求智慧和灵感，称作“文化转向”［1］340。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争论一直不断，只是有些理论避而不谈。文化始终是社会学最基本的学术组成要素，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以及理解人类自身的基本视角和路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被视为能够连接我们对历史、文本和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重要途径。”［2］“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中，学科的惯例让社会学理论家们更多的关注是‘社会’、‘结构’、‘群体’之类的宏大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才逐步成为新一轮学术研究的焦点，社会学理论才重新审视和考量‘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它在整个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和价值。”［3］307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
尽管“文化”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各学科对文化的定义仍众说纷纭，至今内涵一直难以统一，甚至是相当混乱和模糊不清。同时，在一般的研究中，文化和社会的概念很容易混淆，甚至相互通用，造成曲解。社会学关于文化的定义主要是从文化本身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的关系两个层面来论述的，这样文化就成为研究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摒弃将文化具体成事物的做法，根据文化自身内在的结构来谈论文化的不同类型。例如，通过一种宽泛的操作定义将文化分为:“主文化与反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批评性文化与非批评性文化。”［4］接着论述文化的特性、结构和功能。有些学者则从四个方面论述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构成，分别是:符号、价值观、规范、物质文化［5］。与人类学强调文化是“错综复杂的总体”不同，社会学的文化概念将重心更多转移到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方面［6］8。其次，将文化同其他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区别开来，特别是谈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社会的概念是指:“社会作为一个体系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体系，无论是大社会还是小社会，都表现为各种人和人、群体和群体关系的集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7］帕森斯则论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为社会系统提供了一种共享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的共享是通过整合社会体系中的社会角色扮演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进而让行动者将其内化而实现的，因此，价值和规范在帕森斯理论中尤其重要，但是文化缺乏强有力的解释性的维度。格尔兹指出，区别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有效方式，是将前者视为社会互动赖以发生的有序的意义体系和象征体系，而将后者视为社会互动模式本身［8］335。“在一个层面上，是信仰的结构，表现为象征和价值标准，个体根据它解释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在另一个层面上，是正在进行的互动行为过程，它的持续形式我们称为社会结构。文化是意义的结构，人类用以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社会结构则是行为所取的方式，是实际存在的关系网络。”［9］“因而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从相同现象中得到的不同抽象，前者是按照行动者的意义来考虑社会行为，后者是按照社会系统的功能来考虑社会行为。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对立就相当于索罗金所谓的‘逻辑—意义的整合’与‘因果—功能的整合’的对立。”［8］335逻辑上的一致性强调的是认识观念的一致性，行动的主体不需要认识，而行动的一致性则是人和观念互动的产物，无论从经验世界还是分析方式来讲，二者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可以分别予以关注和分析。本文论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即从格尔兹区分文化和社会的取向入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对于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从共享的价值和共同遵守的制度层面来展开的，特别是整体性、功能化地使用文化概念往往会带有社会中心论的色彩。社会中心论把文化放置在社会运行中分析，强调社会优先于文化。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意义系统，只要行动者从支配性的文化中获得行动的指导，社会结构与秩序就得到基本的保障。进而将文化理解成一种社会实践的过程，“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只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实践的模式”［10］，文化具有了固化社会结构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化作为主体意义的层面，忽略了文化的能动性，限制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的途径。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学研究中追求现代的宏观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运行的目标，坚实的秩序变成最主要的内容和不可动摇的基石，高度理性成为文化的核心观念，这就要求文化与社会结构等其他变量高度统一，研究者努力抹去与现代性的稳定秩序相背离的文化元素。文化研究变成了现代性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调和了那些表面上不相容的观念和对立的事物，删减了行动的多重选择性，努力控制那些隐秘的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维持和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秩序。同时，对于有些社会学家来说，文化研究在学术上几乎就是学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注重反应客观事实，只研究可测的、可控制的、可见的那部分社会事实，使文化在社会学研究中失去了应有的重要性，扩大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张力。
三、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几乎从社会学创建伊始，各个美学的、文化的领域就已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稳定的、自明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而且也表现为社会学理论中一种更具实质性的问题［11］。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理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而言之，“在社会理论中，文化这一动因的地位却起伏不定，有时它被看作是首要的原动力(认为它涵盖并调节着整个社会结构)，有时则截然相反，被当作仅仅是一种附带现象(认为它只是对结构的理论表征)”［12］。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决定了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趋势，而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一)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配角，是社会运行的辅助系统
几乎从社会学创立之初，文化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以结构为主体的古典社会学那里，文化几乎成了社会结构的配角，就像英国社会学家阿切尔所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结构’的一个不起眼的配角。”［3］309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文化宏观上对于社会而言，仅仅是一种规范秩序的规则;微观上对于个体而言，仅仅是指导个体完成社会化的观念，这体现出了亚历山大所说的弱文化范式，即将文化视为一种外在的分析过程，狭义化了文化的意义范畴。例如，韦伯以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文化与结构、文化与行动者的互动，看似给文化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教伦理也只不过是简化成了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文化要素。涂尔干则注意到了宗教对于理解政治过程的重要性，但这些观点一直被后世的社会学理论所忽视。齐美尔则从现代性的碎片中寻找社会生活转型的文化意味。以上理论家们所用的文化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并不具有等同的地位并且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非常脆弱的。这时的文化研究犯了两种错误，一种是简单的还原论，即把文化当作一种非独立的变量来看待，文化被还原成了一种需要，文化的意义被简化了。另一种是单向的因果论，认为文化是一种固定化的形式，将文化看作一种固定的产品。
(二)文化是结构的隐形表述，是社会结构的象征性表达
文化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者则在一般意义上将文化界定为象征符号。索绪尔也将语言符号化，认为一个符号可以区分为“符具”和“符指”。“他相信一切文化系统可以用‘语言系统’来指示，语言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各种符号的一个系统，而‘语言系统’在性质上是社会的，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只可能来自各种规则的总体性的客观结构，来自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结构。”［1］55类似的还有列维•施特劳斯用图腾研究来说明，群体和图腾之间的关系，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述论者从作为文化现象的某一特定符号———仪式、语言和图腾，谈文化与结构之间的象征关系，认为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化反应各种深层结构和结构变化的特征。然而，文化作为一般象征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来讲，或多或少的被限定在只参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作为社会结构的表述由一系列象征符号构成，象征着结构的特征。此时，文化则指的是在社会结构中意义被生产、流通、交换的具有物质性的价值网络。这种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仪式的研究，他将仪式作为符号来处理，这种仪式符号象征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所谓社会结构的象征，这里指的就是强调诸如仪式和其他文化要素，反应社会关系本质的象征行动往往都具有社会性。当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的意义来解读的时候，学者就在这个范围内讨论了象征性互动。“对于布鲁默、戈夫曼、加芬克尔等作者来说，文化构成了一个外部环境，行动者根据这个外部环境，做出一系列‘可以解释的’，或者可以产生好的‘印象’的行动，在这个微观社会学传统中，极少提及符号作为准则性的戒律或叙事通过内化了的道德约束力由内而外塑造人际互动的力量。”［13］13即都从微观的互动、符号功能角度，论述了符号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意义，包括行动者不同行为意义阐释及其社会关系的阐释。不论微观性的文化具有怎样的功能，它都是一些文化要素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深层要素并且文化具有社会性。“由于符号的功能在于表达社会结构特征，在于解释结构意义或作为解释结构的背景，所以这类文化概念的研究，多半强调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融性。”［1］57
(三)文化作为主体性意义阐释的浮现
当代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使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发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程度，人文因素不断向社会领域渗透。为此当代社会理论提出了古典社会理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行动与结构等重大问题的一个基本参照点。“在布迪厄的概念框架中，文化起着保证社会不平等的复制，而不是创造着变革的可能性作用，于是，文化通过惯习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进行操作，它是一个工具箱，而不是发动机。”［13］15－16他认为基本的阶级结构只能在经济领域中被形塑，而文化资本的掌握则是对这种基本社会结构的协调，尽管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极为重要，但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改变经济形塑的结构，更谈不上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但是他“将文化研究带回到社会学研究之中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14］，归根结底，布迪厄的文化概念是行动的外在资源，而不是内在文本。亚历山大认为:“总的来说，社会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仍然主要属于弱文化范式，解释力度不够、对文化自主性含糊不清、并且只用抽象而不是具体的机制来把文化置入具体的社会过程中。”［13］19格尔兹的“深描”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阐释行动意义，在他看来，文化是当地人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意义文本，它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象征体系，是指导行动的意义之网，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形塑作用，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阐释文化作为主体的意义。他认为文化体系是与社会系统平行的一种机制，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其内在意义。而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强文化范式，就是要阐释文化作为一种独立变量的本身意义。同时，文化体系对于社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当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不相适应时，也表现出了社会结构的滞后性。方法论上从“解释”到“阐释”再到“深描”，文化的主体意义得到了呈现。
四、迈向强文化分析范式
现代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展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文化范式的转变，这种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文化整体性迷思的破灭，即从整体性走向异质性，文化的差异性凸显，多元文化兴起，大众文化进入研究领域;文化的边界被打破，现代社会流动性使得文化的交融空前繁荣;个体与族群文化的脱离，族群文化不再是维持个体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文化象征的符号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意义表达变地重要。同时，现代社会统治文化秩序的制度变得多元，大量的制度根据不同的文化价值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动领域，人们不再是习惯的奴隶，也不再依据事物的过去和现在的阶段来推断未来的状态，世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永恒的、单一的强制的力量在控制，“‘文化’不再需要掩盖人类自身的脆弱性，不再需要向其选择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致歉”［15］。同时，在全世界，从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文化一直都在执着地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学术中心位置的道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一种理论范式来认真地对待社会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在涉及文化与社会的因果关系时，人们在关注结构对能动性发挥影响的同时，开始告别结构决定论，关注文化自主性及其实现路径。假如布迪厄将文化带回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的话，格尔兹通过对帕森斯社会、文化、人格相互整合观点的批评，他致力于更加紧密的把行动和行动者本人的经历的意义联系起来并且将其与文化形式联系起来，进而发展出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独立的思想，分析了文化作为文本的内在意义，则浮现了文化的自主性。亚历山大在论述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时，提出了文化弱范式向强范式的转换，强文化范式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运用强文化范式才能分析出文化对于社会形塑所起的强大作用，进而将文化的自主性提高到了另一个高度。他所提出的文化社会学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格尔兹式的‘深描’、文化的独立性理论、文化的一般理论。”［3］320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用结构主义诠释学和人类学的象征理论模型来展开讨论的，他认为建构强文化分析范式应该遵从以下三个标准。第一是认可文化的自主性，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其生产和发展都具有独立性，文化的自主性来自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脱离，因而“‘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制度建构时，是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能够对人的行为输入如物质、制度力量一样的勃勃生机”［16］195。第二是明确的方法论。亚历山大认为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概念有点含糊不清，晚期的格尔兹拒绝将他的解读性分析和任何一种一般理论相联系，描写具体的事物代替了理论建构和理论阐释，文化的研究偏离了狄尔泰设想的解释性学科，这种思潮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风格和民族志权威的确立，人类学对于文化的转译的真实性在哪，人类学家在书写异文化的阐释还是在写传记?因此，以亚历山大为代表提出的结构主义解释学意义上的深描不是要将文化只停留在描述文本的层面，而是要注重各个文化要素相联系的象征符号的社会事实文本，文化的深描要注意广义的社会情景和结构性因素，即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结构，从而寻求一般性解释的可能性。此时“文化就是意义的生产、流通的社会过程和集合总体”［6］4。第三是明确的因果关系，指明研究文化如何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即文化社会学的解释不是用抽象去解释具体，而是以具体来解释具体，这里的焦点是通过深描对细节加以重新叙述，目的是积累叙述并在具体情境中构建一个文本，它是一个由具体事物支撑的、由有规律地互相联系的符号象征所支撑的文本，试图直接在行动者与机构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并阐明文化如何介入乃至引导实际发生的事和人”［16］196。自此，文化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完全从边缘走向了主流，从依附走向了独立自主，文化的主体性在社会学理论中得到了明确表达，文化具有了独立的空间。因此，文化不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配角、自然生态环境的简单反应和人类深层思维的外显特征;也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和社会良性运作的剂。
五、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与启示
(一)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
“‘强调文化的自主性’，这一事实表明，不能简单地把文化解释为对深层经济力量、权力分配或社会结构需求的反应。”［17］而是，通过使文化更多的拥有一种能动的塑造和组织———从内部建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和实践能力，这种局势得以实现［18］。文化就变成了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建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依附的变量，文化像社会事实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结构，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经不再是关于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而是一个关于整体社会生活、社会想象的全面研究，不能再用抽象来解释文化，而是用具体机制来解释具体文化事项，文化中的人文因素和物质因素、符号与结构精密地相互交错在一起，致使人类创造的现代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化领域，只关注被理解为与文化相脱钩的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因此，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的转向，亚历山大文化社会学中强文化范式的提出，将文化在社会学理论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给众多学科带来了生机，拓展了社会学理论的视野并且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变迁。
(二)强文化分析范式的思考
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也有一定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对于文化自主性概念的界定与使用的模糊。同时，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论述有待商榷，如果过分地夸大文化的自主性，过分强调文化与社会研究范式的差异，将会使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将使强文化分析范式最终会接近文化决定论的范畴。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不是相互对抗，有明显鸿沟，没有整合可能性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不能犯简化论的错误，用一种彻头彻尾的范式去代替另一种范式，即我们不能用完全的社会范式去取代文化研究的范式，也不可能用完全的文化范式取代社会范式。我们重新审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对社会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两种分析范式的分离与替代，社会学传统理论强调了宏观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而文化的解释很弱，对文化独立性的定位含糊不清，甚至试图用社会研究范式来涵盖文化研究范式，忽略了文化建构社会过程的机制。相反，人类学一些文化研究则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落入文化研究的问题之下，因为文化在其概念中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几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个方面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19］，这在现实的研究中是很难把握和操作的，有泛文化之嫌。在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绝不能赞成极端的决定论。首先，不能让社会结构对文化进行霸权，淹没了文化的意义，让文化完全变成了没有能动性的社会结构的配角，结构决定和操纵了文化的一切，文化研究要避免这种结构决定论。因为，经济、政治、社会实践虽然都有其自己独特的状况和影响，但是它们也都在文化与意义系统中得到构建，通过这个过程，社会行动者才能占据某个关键位置并相应地发挥作用。通过研究发挥文化作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分析文化起作用的内在机制，这样就可以把文化作为其他系统存在的外在性条件转化为主体意义的内在深描。其次，文化不能淹没社会性范畴，在理解和分析社会关系时不能过分泛化理解文化及其作用，即文化不能通过调控社会化被无限地上升到涵盖一切。文化研究也不能脱离社会性范畴，文化控制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能无限放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思想的不合理性，即以这种方式扩大文化的作用会偏向文化泛化论，导致出现分析的误区:一切都是文化，文化就是一切。最后，避免反二元论和实体二元论。反二元论者不认为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二分式的区别，他们认为文化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相互促进，不能强行加以区分。因此，反二元论者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而是主张解构二者所有的区别，这就使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相反，实体二元论者认为文化与社会界限分明，是互不渗透的领域。即它把社会与文化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来分别处理，却忽视了彼此的渗透。例如，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将文化不公正与社会的不平等割裂开来。两种思想都反映了学术研究中处理文化领域与社会现实之间简单化的倾向。以上有关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把分析的某一个层面当作实在的，另一个层面当作附属现象，即没有自我的存在，这使我们往往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克服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之间的分离和克服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这两种研究范式要求能够，也应该形成彼此协同、相互促进的力量。其实，这两种研究范式是一种虚假的对立，今天的研究既需要对文化研究的承认，又需要对社会研究范式的承认，单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够。实际上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社会学在不断注重宏大社会结构分析的过程中，边缘化了文化的作用，或者在实际的研究中为了便于逻辑分析，在方法论上区分为不同的概念体系，在结论部分却忽略了二者的内在深度关联，从而导致曲解社会事实，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同时，人类学研究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不能走向文化决定论，狭义了社会性因素解释和深描社会的作用，忽略现实利益对于社会生活的形塑，忽略权力、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不同张力。总之，强文化研究范式最主要的贡献是，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学研究中文化的地位以及研究中如何处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如何避免二元决定论。这就需要一个研究框架来整合社会范式与文化研究范式，寻找一种能够承认文化范式精华与社会范式精华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把两种所具有的解释力放到单一的综合性框架中。文化研究应该是超越学科旧的边界限制，重新整合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下面我们就谈一下两种范式的整合。
(三)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
鉴于现代社会复杂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方法，既能够阐释社会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又能够解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既能够包纳文化与社会相互不可化约性，又能够包纳它们实际上的不可分离性。其实，文化常常暗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验世界中，文化与社会在一般情况下是描述同一事物的两种镜像，换而言之，如果说文化构成以群体的信仰、仪式体系，形成一套规范行为方式的宇宙观或生活方式的话，社会结构则强调群体的构成要素，人群的集合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群体提供了分类的模型。”［1］134社会和文化是行动的两个不同层面，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我们可以用分析性二元论来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分析性二元论更加关注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与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把二者都看作分析行动的面向。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在动态互动中存在着逻辑关系并且这两个层面都是活跃的、实在的，有可能相互矛盾或者相互补充。在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在解决的过程中二者势必会相互制约，这就促成了行动的自由。显然，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作为社会事实，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它们三者并不可能作为相互独立的实体或系统而存在。这就是说，从本体论的角度，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从来都是相互交错在一起［20］34。人作为行动的主体，同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紧密相连，无论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行动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而人具有能动性，社会结构和文化既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结果，这就打破了线性思维，避免了社会结构与文化地位的二元争论。加之现代社会中人类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文化，现今的文化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人为创造性因素占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研究由于上述重要原因，就更不能也不应该机械地分开“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的因素［20］34。首先，文化与社会结构是行动的一体两面，文化与社会相互影响，社会和文化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人们经常脱离社会来讨论文化，好像两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他们是紧密嗤合的”［21］，并且形成了双向交织与互动，这就避免了任何的还原主义或者单项的决定论。文化具有独立性，但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任何文化的独立性都不能脱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而存在，社会也离不开文化，社会因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进步。当代社会理论家试图超越传统社会学的上述研究途径，再也不愿把社会和文化分割开来，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和文化，同实际存在的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回避方法论的理想主义。这就避免了传统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研究的弊端，不仅使文化具有了自己的空间和话语权，同时重新建构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其次，就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内在意义来分析，分析文化自身意义，分析文化的内在价值。即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分析其对社会结构产生内在作用的机制，此时的文化领域和社会结构就具有了某种内在的深度关联，而这种内在的深度关联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场域性。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在具体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归纳与区分，将文化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的文化对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帕森斯试图从符号和象征的观点出发，只是将文化看作一套具有功能性的价值系统，强调其功能的意义，而不阐释创造整体生命的文化意义的上述做法，造成了文化作为一种自主性意义的缺失。最后，将文化与能动性结合起来研究各种现象，这样就可以避免文化与社会的争论。作为社会的能动者我们并不仅仅靠着既定的命题在生活，同时我们也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创造着现代的神话。人类学理论中论述文化与社会区分的因果一致性和逻辑一致性都是建立在宏观的整体文化观和文化对社会整合功能一致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领域中浮现了大量的理论分裂，逐渐抛弃了和谐一致的文化观念和日渐关注人类学范式和框架如何形塑和歪曲了他者的经验”［22］。也就是说将文化视为高度统一和谐的静态的人类学观点得到了挑战，因社会的不断转型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参与而使得文化作为整体的整合得到了质疑，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文化概念的演变从一种整体的文化观发展到一种注重个体能动性的非整体的文化观，文化内部的不同位置的群体对文化有不同的需求，文化研究与社会群体分层密切地联系起来。文化对社会除了起着整合作用之外，有时候也对社会团结起着破坏作用。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当代世界中，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和相互依赖，整体的文化观的权威逐渐地在下降。假如脱离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仅从宏观的层面来谈论文化的意义、文化的整合功能的话，就会对文化的作用造成曲解。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和有条件的差异性，不能因其典型性的分析而遮蔽了文化的真实面貌，自此，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不但走向了分析其具体的美学意义和内在价值，同时，在承认个体差异性和能动性之后，走向了文化概念的不同层次与社会群体不同阶层的联合，从而使文化阐释具体化，文化研究微观化。因此，文化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社会学学科对于文化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应该重新审视，文化不仅仅是整体的或者是结构的，不再是隐性的或是显性的，不再是霸权的或是反霸权的。再不能仅仅将文化视为功能维护的一种辅助现象，而要注重其本身的特征，分析文化本身的内容和意义，注重文化的易变性和流动性，同时把观察文化的共享模式与个体实践相结合。同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果主流社会学还是把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的次级系统而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在人类文化高度发达并不断地深入影响社会整体生活的时代，社会学理论家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沿用传统社会学在本体论上关于文化与社会机械分割的研究范式。
六、结语
新形势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现有学术研究造成了新的冲击，对社会学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新的挑战，亚历山大提出了强文化分析范式。虽然强文化分析范式将文化的自主性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给文化研究带来生机和活力，但是强文化分析范式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们通过重新审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对社会学文化研究的范式进行了反思。我们既不同意弱文化分析范式，也不同意强文化分析范式与文化就是一切的泛文化论。而是从文化、行动、社会结构三者相互连接的链条上对文化进行整体上的理解，对多元文化研究范式进行整合性思考。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体两面，二者呈现互构与共变的关系，即文化与社会是一种“‘双向的结构’，每一方既结构化对方又为对方所结构化”［23］。在这种动态的双向结构化中，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具有同等重要价值，而不是决定与被决定，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既相对分立，又相互联系与补充，二者不可分割、互为前提与条件，在差异、对立、冲突中实现协调与整合。社会行动作为一种中介，促成了二者深度关联与内在统一。社会结构是人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文化结构则是人存在的意义体系，两者是人类存在的实质与表征。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再生产，既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包含着差异与冲突的过程。我们将在文化与社会的互构中建设“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
作者：赵利生 袁宝明 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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