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1篇

一、双重学术背景和学术渊源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与民族学、民族音乐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领域关系。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是伴随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人类学所属民族学、民俗学的兴起而于稍后的30-40年代间开始萌芽，并且在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界的关注下，在50-70年代之间开始创建民族音乐研究，因此，笔者将20世纪70年代称为音乐“创建期”，最终总结并归纳出音乐学术成果。具体内容表现在：

（一）音乐学术的萌芽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文化的推动下，中国兴起了人类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等，在蔡元培的组织下，对全国各地民族学展开了考察和研究，标志着民族学的正式确立，兴起了对民族音乐以及民族乐器的研究等，这一时期也标志着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开始萌芽。之后费孝通等人展开了对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形式研究，了解该民族的传统音乐生活、音乐类型描述以及乐器专项研究等内容。在研究人类学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突出了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的特色，并且在音乐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笔者将当今民族音乐学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最终归结为艺术学领域，将其视为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兴起。

（二）基于民族音乐理论发展少数民族音乐

20世纪50年代，和平世界到来，相关民族政策落实，形成了民族音乐文化环境，并以民族音乐形态描述和音乐类型调查为重心逐步展开研究。基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广西少数民族音乐，一方面，从认识上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轻视和偏见，初步树立了各民族音乐文化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价值观念，有助于发掘更多少数民族的艺术特色，发展民族音乐的多样性。另一方面，通过音乐来体现少数民族生活，根据音乐类型和音乐形态上的不同特色，显示出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形态中包含的音乐再创造价值和理论再研究的及时，同时揭示了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研究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形态和理论对于推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有着更大的积极作用。

二、20世纪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创建

20世纪50、60年代，历史上出现了人类学分支学科民族学调查，带动了全国少数民族音乐调查和研究，首次展开了大规模、大范围的音乐体系研究，拓展对少数民族音乐及其社会历史的调查，了解地方艺术特色，首次获得诸多相关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资料，在这些音乐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记录、筛选、分析和整理，最终总结了16篇关于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概述以及音乐调查报告等相关内容。以壮族民歌为代表，描述和分析了壮族民族音乐“种属志”的性质，从而体现了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根据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理论及方法论，对其考察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创建了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在创建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各民族中，主要以山歌、劳动号子、水歌、渔歌、儿歌以及风俗歌等形式表现出来，其中常见的单声部有独唱、对唱以及二声部的重唱和多声部民歌等，广泛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中。以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使得广西享有“歌海”之称。在创建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过程中，民族音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广西地区内共有12个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是壮族。壮族音乐中基本的形式是民歌，并且还伴有丰富的歌舞音乐、民间乐器以及宗教音乐等。例如在歌舞中，捞虾舞、扁担舞、采茶舞等，富有深层民族意义，体现着民族和社会生活形态。广西少数民族在音乐创建中，从学术研究以及音乐基本形态中，根据人们长期的生产劳动、社会实践以及民间艺术活动等，最终构建了丰富多彩、绚丽夺目的民间音乐，使得这些音乐在创建和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自身鲜明并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风格特点。另外，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根据歌谣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引歌、古歌、劳动歌、时政歌、习俗歌、生活歌以及历史传说故事等。按照表现形式可以分为：长歌、短歌，乐器伴奏、无乐器伴奏、单声部、二声部以及多声部等。除此之外，壮族的嘹歌、排歌、欢歌、侗族的大歌等，都能代表具有广西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为后期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创造提供了良好的艺术基础。

三、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创建的意义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在历史传统文化特色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中，最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结晶，以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音乐形式，促进广西少数民族音乐不断进步，为后来的音乐创建提供了现实性意义。具体表现为：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闻名中外，具有传播意义。全国各地都在举办壮族三月三歌节、瑶族盘王节、侗族花炮节以及京族唱哈节等绚丽多彩的民族传统歌节盛会。因此，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创建和发展，有助于全国各地少数民族艺术交流、相互借鉴，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发扬各民族音乐特色。另外，随着20世纪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在不断研究和创建，基于地方特色音乐的发展，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改革和进步，鼓励文化单位、教育事业相互促进，促进资产、人才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推动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继续创建和发展作了充分地准备，有利于开辟更多的少数民族音乐特色，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提升民族音乐魅力。

四、总结

西方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2篇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0—06—27

【参考文献】

[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

[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P231.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21.

[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有”版权所

[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7]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73.

[8]古宗智.EML理论方法应用［M］.P81、84.贵阳：贵州艺校印刷，1992.

[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

[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南艺学报.1980（2）.

西方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音乐 甘肃少数民族音乐 高校音乐教育 发展与创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的音乐都有很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从先清至晚清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由此，甘肃少数民族音乐也是整个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不可分割重要组成部分。甘肃是一个有回、藏、东乡、保安、裕固、土、蒙古、撒拉、哈萨克、满族等十个民族的多民族省份，其中裕固、保安、东乡是甘肃独有的民族。每个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本民族创造和流传下来的优秀音乐。目前，我国高校的音乐教育，少数民族音乐教育被忽视，被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代劳，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公共课程中的理论课还是实践课，重洋轻中现象明显，学生不喜欢少数民族音乐，认为“土”，不够洋气，不够有品味，甘肃少数民族音乐要普及更是难上加难。大多数普通高校音乐教学对少数民族音乐教育重视不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对于高校学音乐的学生来说，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了解乡土音乐，都应该是有具体、明确的要求的，但是事实是根本还没有做到。教材方面也是不统一、无定性，对少数民族音乐介绍不全面不系统，部分少数民族音乐教学常常是在教师自编教材的基础上进行的，导致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推广和教育手段的革新遇到问题。每个民族有不同的音乐与人生礼仪和生活民俗，是与“天道”“人道”息息相通的，学生经过西方理论的学习，对西方音乐理论和技术有了一些掌握，但音乐观念却被“格式化”了。他们把西方音乐体系作为一种科学的普遍真理，对本土各民族的音乐根本难以理解和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和保护尤其重要了。那么在高校音乐教育中我们要如何探索发扬和开展并创新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呢，笔者认为应该通过以下途径和措施。

一、在高校音乐教育中，渗透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意志、力量和追求。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本民族、价值观念、文化习俗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坚强自力、勇敢进取的民族精神，少数民族音乐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让大学生通过情感体验感受，来增强大学生自尊自爱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对构建当代大学生人文观念、思维方式及培养高尚人格和精神气质起着重要作用，让大学生系统了解、认识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从而起到丰富学识，提高素养的作用。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开设少数民族音乐教育，能让学生通过学习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热爱，一直以来，中国的音乐教育借鉴欧美音乐体系太多，所开设的中国音乐史基本上没有涉及少数族音乐历史，大多是汉族音乐史，这使得大学生甚至音乐专业的大学生不了解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不了解其音乐文化的渊源及流传，而欧美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大学生们倒乐此不疲，甚是了解。目前，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基本上以论文写作、发表和研讨会的形式来研究，大学生无法了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无法承担继承、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使命，这是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一大失策，也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一种残缺。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和现象。首先，应该将传统音乐教育与甘肃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编写教材的专家，必须要深入田野获得第一手最精确地资料，这样才可以将高等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与甘肃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教育有机结合；其次，组织学生田野采风，在学生接受乡土特色的基础上发展音乐教育，收集整理当地优秀的传统音乐，整理挖掘当地的民间音乐的特色元素；最后，加强与外界的交流，聘请少数民族音乐专家、民间艺人来学校举办讲座，把外面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机制带到学校，吸取先进的现代教学手段，有效进行资源整合。真正服务于我们的教学和实践。

二、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建立多元化转向的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机制

我国有56个民族，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特点，种类繁多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品种齐全，在中国音乐史上大放异彩，丰富多姿，形成了中国音乐的多元化。文化多元主义被国际音乐教育协会在1994年的《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确认为世界音乐教育理论的核心，政策中提倡“音乐教育要最广泛地尊重、吸取和接纳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形式与风格的音乐传统，把音乐教育置身于世界多元主义的范畴之内”。“缺失中国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 对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而言， 不仅仅是极其不完善的， 而且还有可能对发展中国音乐带来负面影响”。在当今全球文化、世界人类的社会历史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在这关键时刻，我国民族音乐必须要建立一个合理有机的理论体系，民族音乐教育模式的形成已不容等待。把中方音乐与西方音乐、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欧洲音乐与其他国家音乐和形态、技术与文化这几对关系把握和处理好，是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关键。长期以来，在世界音乐发展的历程中，欧美古典音乐占着重要的位置，“西方音乐一元化”的理念一直在延续。这个理念对我国的音乐教育影响很大，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上都能体现出来，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多以西方音乐课程设置为重心，音乐教育的民族性体现不强。因此，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需要根据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来传播，需要对专业模式进行全新的改革与探索。并且，实施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地方和学校都是处在沿海和较大发展的城市和地区，而相对偏远的西部城市和地区的高校多元音乐文化教育显得很是滞后，甚至停滞不前。在这种形式下，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便更成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完善甘肃少数民族音乐课程设置

上面论述已经提出，在我国现行的高校音乐教育中，主要是以西方音乐理论为重点建构我国高校的音乐教育课程。在高校主题课程设置中，少数民族音乐没有名列其中，且在大多数高校音乐教育中，也没有设立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方面的课程。在完善高校音乐教育体现多元音乐文化的课程设置建设方面，中央音乐学院带了好头，走在了其它各个音乐院校的前面，1982年，开设了《外国民族音乐》这门课程，然后，连续开设了《亚洲音乐》、《印度音乐文化》、《拉丁美洲音乐》、《美洲民间音乐》、《世界民族音乐概论》、《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等系列民族音乐课程。上海音乐学院紧跟其后，不间断的开设了《东方音乐文化》、《印度音乐文化》、《东南亚音乐》、《日本音乐》、《东方音乐概论》、《朝鲜音乐》、《比较音乐学》等课程，同时，完成了《东方音乐概论》的教材编写。但在全国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对民族音乐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也不例外，在高校教育中也需要得到普及和重视，以下有几点建议：1.在课程的设置上、音乐教材的内容选择与编排，建议多采用甘肃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资源，使音乐审美熏陶建立在乡土意识的基点上，2.着手开设特色课程，专门设置地方特色课程板块，比如开设“甘肃少数民族民间音乐鉴赏”“天鹅琴演奏技法”“甘南藏族民歌演唱”等系列特色课程等，把甘肃少数民族音乐融入高校民族声乐、器乐教学之中，把悠扬动听的民歌旋律融入到“视唱练耳”的课堂；3.在“曲式与作品分析”“乐理”等理论课程中加入甘肃少数民族音乐的分析和讲解。如果进行过这些系统化的学习，学生定会受益良多，也可让大学生们充分感受甘肃少数民族音乐的魅力。

四、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加强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方面的师资队伍建设

在当前高校音乐的教学队伍中，教师几乎都是音乐专业院校毕业出来的，这些老师在上学期间以西方音乐体系训练为主，他们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以及对音乐的操作能力被西方音乐学体系深深的影响与感染，他们对传统民族音乐的学习不够深入，对甘肃少数民族音乐了解更是不够，缺少了必要的文化底蕴和民族视野。教师肩负着传播和传承少数民族音乐的任务，只有教师提高少数民族音乐的素质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因此，音乐教师必须重视甘肃少数民族音乐的学术研究，开展广泛的科研活动，通过口传心授这种方式，向民间曲艺有极高造诣的民间艺人虚心请教，口传心授是一种传统的传承方式，很多人会说这种方式落后，但恰恰是这种方式才把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信息传承下了。将学术界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中去，并带领学生民间采风、进行田野调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只有优秀的音乐教书才可以让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下曲，弘扬民族文化也是音乐教师应有责任和义务。

五、结语

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是高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任务，富有生活情趣和民族特色的甘肃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引导学生走向艺术的殿堂，民族音乐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得到了促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根，只有高校音乐教育继承、弘扬、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有幸的是，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认识到了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学生素质有着很独特的作用，通过音乐的“育人”功能与教学作用的重视程度不断在提高，这样既能发展学生的音乐能力，又能完善学生人格的修养。相信不久的将来，高校音乐教育可以更好的发挥少数民族音乐的教育作用，培养出更高素质的人才。

基金项目：

西北民族大学本科教学建设项目：甘肃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发展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JG-16706616，起止时间2013年1月-2014年12月。

参考文献：

[1]杜亚雄.少数民族音乐史是中国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J].中国音乐，2005，（02）.

[2]许玮.论多元化视野中的我国民族音乐教育[J].西北师大学报，2001，（06）.

[3]冯兰芳.对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发展的思考[J].人民音乐，2003，（02）.

[4]张莉.论高校开展少数民族音乐教育[J].赤峰学院学报，2010，（01）.

西方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4篇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有”版权所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西方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5篇

前 言

目前，我国的音乐社会潮流，是现代传媒高度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相结合的产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改革经济大潮逐步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同时，现代工业与商品市场也造就了多种多样的“大众音乐热潮”，如所谓的“怀旧热”、“追星热”、“发烧友热”等。通过这些社会听众的各种音乐行为表现，及他们不同的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欣赏态度，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社会音乐听众的组成是多层次性的。由此可见，高等音乐学校的音乐教育的问题已不是单纯的“教育”的问题，它是涉及更为深远的文化构建的问题。在我国，学校音乐教学，首先使学生领略中国传统音乐之美，了解华夏优秀文化之伟大，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其次，用民族音乐陶冶学生的性情，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民族心理素质，使更多的人，特别是下一代都来参加民族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而在高等音乐学校的专业教学中如何继承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让音乐教育更符合新的时代精神，以全面提高我国人民的综合素质，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选题缘起与基本思路

广西是壮族聚居区，它历史悠久，民族文化遗产丰富，千百年来，广西壮族与各族兄弟一起繁衍、生息在这片古老的“百越之地”，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多年来，学者们对广西壮族民间音乐的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然而，由于研究目的和切入视角的不同，目前有关壮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尚未有以音乐学为专业背景，结合多学科方法、理论为学术关照的教材呈现。有鉴于此，笔者本着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历史责任感，采用文献法、访谈法与田野考察相结合，从包括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传播学等不同理论范畴归纳、整理了近年国内有关壮族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具体分析其文化内涵及音乐范式，其中尤其关注富有广西壮族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历史背景和民俗生态，将广西壮族民间音乐的历史渊源、民间信仰、种类划分、音乐形态、文化审美、传承发展等内容系统地融入研究，以期展开对《广西壮族民间音乐概论》教材的逐步建设。

二、《广西壮族民间音乐概论》之内容论证——以“民歌”单元为例

1.历史源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辈，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过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份“历史财富”的被张扬、特指必须依赖于一个文化表述类型的不断强调和重复提示[1]（p42）。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现代民族学、历史界一般公认壮族是由中国古代岭南的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它与周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俚、乌浒，宋以后的僮（撞、獞）人、俍（狼）人、土人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广西壮族民间音乐是壮族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其族源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http://。因此，绚丽多彩的民间音乐将千百年来壮族社会的思想理念不断地传承，并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古老族群的社会历史与文化。

2.民间信仰

广西壮族的民间宗教至今仍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及鬼神崇拜等多神崇拜为其信仰形态，集中体现了传统精神理念中的多重性及原始性。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融合一体，常被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歌谣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其长期孕育于族群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因此，透过包含民族信仰内容的民歌及宗教仪式过程中的音声，我们可窥见该民族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宗法现象。

3.种类划分

民歌类型在民间音乐特征中是一个基本的组成要素，因此，民歌的歌种划分理所成为整个民歌音乐研究的重要部分，而且其他方面的音乐构成也与歌种研究存在着必然的影响及联系。壮族民歌的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各地称谓也各有不同，其总体可概列为“欢”、“诗”、“嘎”、“比”、“伦”、“歌”六种，而从民歌的社会功能方面将壮族民歌又分为古歌、情歌、赞美歌、猜谜歌、童谣、风俗歌等类型。

4.音乐形态

音乐形态的艺术特征是壮族民歌区别于他族民歌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该民族的语言形态、心理素质、性格特征等在民族音乐文化上的集中体现，而且还是该地域人民生活结构特点在民间音乐中的生动反映。从音乐形态的角度，通过对曲式结构、调式音列、旋律色彩、节拍节奏、歌词韵律、演唱特点等内容的描述以展示壮族民歌独有的艺术特征和音乐思维逻辑。

5.审美透视

壮族民歌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其主要表现在音乐美、形式美、意境美、哲理美等多种形式。壮族社会的民族心理、歌唱历史、良操美德等方面均折射出其独特的艺术审美和意识倾向。现今，优美的壮族民歌在当下社会的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建设中也仍然体现着一种民族的审美需求和实际的社会功用，而壮族民歌的歌唱形态更是表现了一种所谓声画自然合一的“真境”，以及超越感性生命甚至超越音乐本身的“逸境”。

6.传承发展

民歌的传承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代代口耳相传。这种方式尽管不具备文字、数据般记载的精确度和完整性，但对于一个无文字的民族来说，民歌的传承无疑是一种最直接、生动地文化传递。

壮族民歌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现象，它与族群的祭典、节庆、择偶等族内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壮族民歌的传承性，在内容上，它成了歌颂祖先德泽、记录历史迁移、规范伦理道德、呈示人际关系、表现生活形态等广泛意义上的确立与认可；在形式上，口头传唱，不仅是一种音乐发声的物理现象，而且还使传承习俗化作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式的音乐表达[2]（p29）。

 

转贴于

当代社会，壮族民歌的传承从以往单一的口耳相传发展成为现今借以现代电声技术与时尚传媒手段相互融合的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与此同时，“民歌新唱”也正以“激情+幻想”的表现形式为民歌传播注入了一种新的生命力。

三、《广西壮族民间音乐概论》之体例设计

体例设计：吴 霜 潘林紫

体例一：

绪 论

第一节 广西壮族概况

第二节 广西壮族民间音乐

第一章 广西壮族民间音乐的方言区划

第一节 北路壮方言区的音乐体系

第二节 南路壮方言区的音乐体系

第二章 广西壮族民间音乐的类别与体裁

第一节 民间歌曲

一、历史沿革

二、艺术特征

三、民歌赏析

第二节 民间歌舞

一、历史沿革

二、艺术特征

三、歌舞赏析

第三节 民间器乐

一、历史沿革

二、艺术特征

三、器乐赏析

第四节 民间戏曲

一、历史沿革

二、艺术特征

三、戏曲赏析

第五节 民间说唱

一、历史沿革

二、艺术特征

三、说唱赏析

第三章 广西壮族民间音乐的教育与发展

第一节 壮族母语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

一、教学体制

二、教材建设

三、师资培养

第二节 壮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新发展

一、壮族民间音乐与旅游经济

二、壮族民间音乐与节庆文化

三、壮族民间音乐的产业发展

以上体例构想，首先是将壮族的历史发展和音乐概况进行历史学及音乐学角度的概述，为第二章有关音乐形态方面的分类介绍铺垫相关人文背景。二是，侧重于壮族民间传统音乐，包括民歌、民族器乐、戏曲、说唱四大部分的体系呈现和代表性的曲目赏析，强调音乐的感性认识和实践应用，并具体配以部分经典民歌的影像、范唱、曲谱，这样既体现了各体裁类型发展纵向的历史脉络，也同时关照了各部分内容的音乐特色和文化内涵。三是关注广西壮族民间音乐在地方文化教育中的发展及其在文化产业中的市场应用。

体例二：

绪论

第一章 追溯历史

1.民歌演变

2.乐器考源

3.壮剧沿革

第二章 多神崇拜与精神皈依

1.仪式音乐中的壮族个性

2.佛道守护的民族信仰

3.代神言以歌的仙凡一体

第三章 传承中的自觉世界与外部压力

1.音乐对壮族文化的保存

2.放眼世界后的壮族大歌

3.被高等教育聚焦的壮族音乐

第四章 交融共生中的壮族音乐

1.异族群居中的文化认同

2.东盟时代的自我调适

3.多样交融与多支系特色

第五章 现代音乐多维视角下的壮族新形象

1.现代时尚中的壮族民歌

2.当代器乐创作中的壮族元素

3.文化产业中的原生态立场

第一章通过对壮族乐器、民歌、戏剧等音乐历史的考察，揭示壮族音乐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规律，从中提炼出壮民族的选择视角，并获得对壮族民族性的文化透视。

第二章壮族仪式音乐中体现了宗教信仰的多种崇拜，在吸收多种宗教文化为已用之后，进行了哪些改变，同时也保留了哪些元素，而且不同地域又呈现出不同的吸收、融合的现象，这些都能在比较研究中彰显壮族的信仰个性。

第三章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民族音乐传承问题。在全球化及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下，壮民族在与异文化的对比中，也在反思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在实践的道路上，一些成功的个案及经验的反思，都为壮族音乐文化与时俱进，继承与创新，带来更多的启迪与思考。

第四章体现壮族与多民族群居的现象。多民族群居造成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而异族群居不仅形成了壮族多支系及相应的音乐文化特色，同时也展现了壮民族宽广的包容胸怀。本章以东盟经济圈的发展为展望平台，考察壮族音乐元素在异族群居中的吸收与变异，以及壮族音乐的发展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特色与多元等时代问题。

第五章重点以音乐社会学及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来呈现壮族民间传统音乐与专业音乐创作、流行音乐文化、文化产业等相互间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