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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学论文

气象学论文

气象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分析得出影响天水苹果正常生长的主要农综合评价z业气象灾害是前秋9月大气干旱、冬季12—2月暖冬高温、苹果花期4月下旬高温干旱和春季4月下旬低温危害。各灾害发生频率在53%~70%之间,以前秋9月干旱最多,春季4月下旬低温危害最少;前秋9月大气干旱以中—大灾为主;其他灾害均以轻、中灾最多,大灾居次;各种灾害因子重灾年份最少,仅在6%~15%之间。农业气象灾害综合评估除轻灾评估准确率略低,为89%外,中—重灾评估准确率均达100%,灾害评估效果比较理想,对农业防灾减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气象;灾害;苹果生产;甘肃天水

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国之一,年均灾害损失约510×108~640×108元。其中由气象灾害引起的损失占85%左右,仅干旱、洪涝、风暴潮、冰雹、低温冷害这几种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占所有自然灾害损失的97%左右,直接经济损失占总经济损失的76%以上[1]。天水地处黄土高原与西秦岭山地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海拔在750~3120m之间,年均气温7.0~11.1℃,年降水量430~600mm之间,平均日照总时数2000~2400h,无霜期156~188d,极适宜优质苹果生产,是甘肃省主要苹果产业发展基地,所产苹果以个大、色艳、硬度强、糖分高、品质佳、耐储存而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青睐,“花牛苹果”已获得全国知名品牌类注册证明商标,是支撑天水市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天水市现有苹果面积约6.5×104hm2,总产量约54×104t。但由于境内山多川少,沟壑纵横,海拔高差大,气候差异显著,属全国气象灾害高发区域,干旱、洪涝、冰雹、低温冷害等气象灾害频繁发生,苹果产量、品质和优质率提高很慢,极大地限制了苹果产业化发展。

近年来,气象灾害评估技术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高度关注,但大多局限于单种气象灾害[2-5]的定性化研究。特别是针对多年生果树,在实况灾害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果树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研究报道很少。为此,本文利用统计学方法,确定影响该地苹果生产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因子,并将各农业气象灾害因子划分等级,进行天水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对果树作物量化评估影响研究,为有效防御农业气象灾害,最大限度减轻或减免农业损失提供参考。

1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1资料来源苹果产量资料取自天水市统计年鉴1978—2007年;相关气象资料取自天水市关山区清水、渭北旱区秦安和河谷区麦积二县一区气象站1978—2007年气象观测资料。

1·2研究方法

1·2·1代表点的选取根据天水气候区划,选取渭北旱区、关山区和河谷川区苹果种植面积较大的秦安县、清水县和麦积区作为代表点。

1·2·2苹果产量资料的处理苹果气候产量资料分解的方法和准确性,会直接影响苹果农业气象灾害的分析评估研究。

在参照仅有的农业气象灾害观测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将天水市苹果总产量资料按3、5年滑动平均法、线性法、正交多项式法、指数法等多种函数分解方法[6]提取其趋势产量。统计分析表明:天水市苹果总产趋势产量的提取以指数法效果最佳(图1),趋势产量提取方程为y=8682·2e0·126t(y:趋势产量;t:时间序列,t=1,2,3,…;n=30;r=0·93)。用y′i=(Yi-yi)/yi×100%计算逐年苹果总产量动态相对偏差百分率[6-7](y′:苹果气候产量增减率;Yi:苹果实际产量;yi:逐年苹果趋势产量;i:年份)。

1·2·3影响天水市苹果总产量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因子的提取农业气象灾害对天水苹果生产的影响研究[8]中,通过分区统计分析,得出影响天水渭北旱区、关山区和河谷川区三区苹果正常生长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均为上年秋季9月大气干燥度,冬季12月至2月负积温的光照条件订正值和苹果花期4月下旬平均最高气温的大气相对湿度订正值,春季低温晚霜冻出现频率和危害程度正在逐步减轻。

为了更进一步提取影响天水市苹果总产量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因子,将3个气候区主要灾害因子与天水市苹果总产量动态相对偏差百分率进行逐步回归[9],建立如下影响苹果气候总产量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因子提取方程:式中,y′i为苹果总产量动态相对偏差百分率;K′9秦安为渭北秦安上年秋季9月大气干燥度∑T≤0℃×Q12-2麦积为河谷区麦积冬季12—2月负积温的光照条件订正值;TM4月下旬/U麦积为河谷区麦积苹果花期4月下旬平均最高气温的大气相对湿度订正值;Tn4月下清水为关山区清水苹果花期4月下旬平均最低气温。12—2月暖冬高温虽然不属于气象学上定义的气象灾害因子,但随日益加剧的暖干气候[10],暖冬高温对苹果生长影响极大,仅次于前秋9月干旱灾害。

1·2·4气象灾情等级划分标准将渭北秦安上年秋季9月干旱(用大气干燥度表示)、河谷区麦积暖冬(用冬季12—月负积温的光照条件订正值表示)和花期高温危害(用苹果花期4月下旬平均最高气温的大气相对湿度订正值表示)、关山区清水春季低温危害(用4月下旬最低平均气温表示)4种标准化处理后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标准值作为成灾变异值。再将1978—2007年30年成灾变异值中大于或等于0·1以上的成灾变异值(春季低温为小于或等于-0·1以下的成灾变异值),按变异值的离散程度[11]分成相等的4个组,从小到大将灾情等级依次划分为轻灾、中灾、大灾和重灾4个等级,并采用分级赋值和内插法依次赋以1~3、4~6、7~9、10~12。9月干燥度(秦安)、暖冬(麦积)和花期高温(麦积)成灾变异值小于0·1为无灾;春季低温(清水)成灾变异值Z大于0·1为无灾,无灾年份灾害等级分值ci按0分赋值(表1)。

1·2·5灾情指数的计算及综合评价方法式(1)得出影响天水市苹果总产量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为渭北秦安上年秋季9月大气干旱、河谷区麦积12—2月暖冬和4月下旬花期高温干旱、关山区清水春季4月下旬苹果花期低温危害。

为此,本文将以上4种灾害作为影响天水市苹果总产量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因子。用式(1)计算得出的相应站点灾害因子的贡献率(方程中相应灾害因子系数/4种灾害因子系数绝对值之和×100%)作为相应站各类灾害因子的影响权重(wij:其中渭北秦安9月干旱w1=37%;河谷区麦积暖冬w2=27%,花期高温危害w3=22%;关山区清水春季低温危害w4=14%),并与其对应站点相应灾害类型的等级分值相乘,4种灾害类型进行累加[式(2)]就得到农业气象灾情的灾情指数(Pk),并以此作为农业气象灾害危害评估指标,与苹果气候产量增减率实况分级进行对比分析(苹果气候产量增减率实况亦分为无、轻、中、大、重5级,分级方法同灾害成灾变异值分级)。

Pk=∑4j=1Cij×wij(2)式中,Pk为灾情指数;Cij为4种灾害等级分值(i:1978—2007年各年份,i=1,2,3,…,30;为4种农业气象灾害,j=1,2,3,4;下同);wij为相应灾害因子的影响权重。灾情指数(Pk)越大,表明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越大,灾情越重;反之,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小,灾情越轻。

2综合评价

2·1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分布表2是影响天水苹果生产的前秋9月干旱、冬季12—2月高温、花期4月下旬高温干旱气候和春季4月下旬低温发生频率统计。1978—2007年30年中,前秋9月旱灾最多,发生频率70%,主要以中—大灾为主,占旱灾年份的52%;轻灾年份次之,占38%;重灾年份最少,占10%。暖冬和花期高温灾害次之,发生频率分别为63%和67%,均以轻灾为主,分别占灾害年份的47%和45%;中—大灾次之,分别占47%和40%;重灾年份最少,分别占5%和15%。春季低温危害最少,发生频率53%,仍以轻灾居多,占灾害年份的50%;中—大灾次之,占44%;重灾年份最少,占6%。

2·2综合评价将式(2)计算的逐年农业气象灾害综合灾情指数(Pk)分成1、2、3、4、5相等的5个组从小到大将灾情等级依次划分为无灾、轻灾、中灾、大灾和重灾5个等级与苹果总产量动态相对偏差百分率实况分级(表3)进行对比分析。

天水市1978—2007年30年逐年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对苹果生产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与实况(表4)进行对比分析。评估无灾11年,与实况相符10年,评估准确率91%。灾害年份中,评估轻灾9年,与实况相符8年,评估准确率89%。评估中灾5年,大灾5年,重灾1年,均与实况相符,评估准确率均为100%。灾害年份除轻灾评估准确率略低外,中—重灾评估准确率较高,特别是重灾的1991年、大灾的1984年、1987年、1989年、1992年和1997年,苹果均出现较大幅度减产,灾害评估效果比较理想。

3结论与讨论

(1)分析得出影响天水苹果正常生长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是前秋9月大气干旱、冬季12—2月暖冬高温、苹果花期4月下旬高温干旱和春季4月下旬低温危害。各灾害发生频率在53%~70%之间,以前秋9月干旱最多,春季4月下旬低温危害最少;前秋9月大气干旱以中—大灾为主;其他灾害均以轻、中灾最多,大灾居次;各种灾害因子重灾年份最少,仅占6%~15%。

(2)综合评估表明:影响天水市苹果生产的农业气象灾害综合评估除轻灾评估准确率略低(89%)外,中—重灾评估准确率均达100%,灾害评估效果比较理想。

(3)由于苹果灾害实况调查观测资料极少,给苹果灾害的评估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

为此,本文主要采用统计学方法,利用苹果产量资料,在参照仅有的农业气象灾害观测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将指数法分解后的苹果总产量动态相对偏差百分率,按其离散程度确定为无灾、轻灾、中灾、大灾和重灾5种灾害程度实况类型。影响天水市苹果总产量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因子的提取,也是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理论提取。研究结论除轻灾评估准确率略低外,中—重灾评估准确率较高,在缺乏农业气象灾害实况观测调查资料的情况下,可作为气象灾害评估的有效方法,对农业防灾减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因苹果灾害实况灾情资料极少,现实生产中仍有待更进一步研究验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李世奎,霍治国,王道龙,等.中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对策[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9:

[2]刘濂,王卫,刘东都,等.河北省3种农作物气象受灾程度分级与灾害损失率分区的研究[J].生态农业研究,1997,5(4):

[3]徐良炎,高歌.近50年台风变化特征及灾害年景评估[J].气象,2005,31(3):41-45.

[4]山义昌.冬小麦风雹灾害的等级划分与灾情评估[J].气象,1998,24(2):49-51.

[5]魏丽,王保生.江西省区域性洪涝灾害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的研究[J].中国农业气象,1998,19

气象学论文范文第2篇

英文名称:Journal of Applied Meteorological Science

主管单位:中国气象局

主办单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气象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气候中心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种:中文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1-7313

国内刊号:11-2690/P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6

期刊收录: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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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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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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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应用气象学报》创刊于1986年,是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国家气象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气候中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和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联合主办的气象科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反映气象科技领域内研究和应用成果的最新论文、资料、方法等大量信息,内容包括气象预报、卫星气象、农业气象、海洋气象、航空气象、环境气象、人工影响天气、应用气候、大气探测、遥感技术,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还刊登国内外现代科技的新理论与新技术在气象学中应用的研究论文及信息。主要栏目有论著、短论、专题评述、学术论坛、研究简报和书刊评介等。本刊已首批入选中国科学技术期刊文摘(CSTA)国家数据库(英文版)收录的刊源名单,被美国气象学会“气象与地球天体物理文摘”(MGA)和美国国际科学应用协会(SAIC)以及中国科学文摘(英文版)等多种文摘收录,并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数字化期刊群“万方数据库”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气象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气”;演变及发展;美学意义 更多还原

“气”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词汇,一提到“气”,联想到的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古典文论主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但是“气”这个词在古典话语和文论中却体现着丰富的话语范畴,不能单一的解释它的含义,涉及到多个领域。由于其价值的不可琢磨性,使得“气”具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独一无二的美感,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美学面貌。关于“气”的最早起源也是各说其词,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气”的概念归类

“气”在中国古代最早是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哲学术语。它的含义颇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其含义大致有三大类:

1.所谓本义,即常识概念的气,指一切气体状态的存在物体。如水气、雾气、云气,呼吸之气等。气,云气也。如:《说文》中:按,云者,地面之气,湿热之气升而为雨,其色白,干热之气,散而为风,其色黑。”又如:《礼记・月令》中: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还有《考工记・总目》中的:地有气。这里出现的“气”都是直其本义,并无美学价值可言。

2.所谓哲学范畴,“气”指不依赖人的意识而构成一切感觉对象的客观存在。

就儒家哲学而言,气论主要呈现出这个世界物体的实在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古就有“天地”是由阴阳二气分化而成的说法。

3.延伸后具有广泛意义的“气”。“气”这一含义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延伸出许多新意,泛指任何现象,既包括物理现象,生理现象,也包括人的精神现象等等。古代的人们认为,在天和地还没有形成之始,宇宙洪荒,万物皆无,是元气冲荡,才使无形以起,有形以分,区别阴阳,这才造成了所谓天地。此后古人又将此义施于精神领域,本着精神性气论的大旨,以之为由人的精神造成的力量。值得注目的是,也许是因为人和生物都要依靠呼吸而生存的缘故,于是古代人就认为气是生命之源。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加之自人们对“气”这一现象了解渗透之后,在审美领域便出现了“气”的美学范畴,并对之后的美学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气”的美学意义初现及其沿革

“气”作为古典文论和美学思想的范畴之一,直接涉及到审美主体的精神体验。但并不是一开始人们就赋予了“气”这种审美主体精神方面的含义。它的发展和变化是经过时间的演变的:

1.远古时期的“气”――本义窥探

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气”最先代表着万事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基,那时人们认为“气”可用于解释生命的构成或人体内部调理养生等理论,古人认为人含气而生,气是人体必需的物质基础,正如:“气者,人之根本也。”

总的来说,远古时期的“气”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宇宙间的物质生成这个层面,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等其他层面的“气”的含义,还有待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2.先秦时期的“气”――美学意义的初现到建立与发展沿革

先秦时期可以窥见其美学含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远古时期用于表示物质方面的“气”逐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人的行为,甚至是人的道德和精神品质方面。当然,这种关注自身的精神的发掘至完善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其典型就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身上。

“气”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范畴,先后经历了由哲学到美学,文论的转换过程,并因为其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和内在气韵的重要性,成为了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气”在成为美学和文论范畴的进程中,老子,管子,庄子,孟子,王充等理论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各朝代名家也对“气”也进行了更新的阐释。

(1)关生命存在的要素层面的“气”的含义

①战国《黄帝内经》:“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段话是说:人体因五藏所藏之气的运动流转而产生了情志,情志的常态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审美主体情志和顺,方可保持心境的和谐,由此进入澄净的境界之中以感悟宇宙自然的大道本原。《内经》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人格气质的不同,人所禀受的气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气质。

②春秋《论语・乡党第十》:“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封台如也”。这里的“也”也是作为主体生命存在要素的“气”,是和主体的生命存在与活动有关的,并不包括主体精神方面的道德和品质。

③春秋,老子《道德经》:“道、气、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美学最重要的范畴,这里的“气”作为生命的来源和象征,本身就具有无限灵动和自由生张的趋势。

(2)关于人的主体精神层的“气”的含义

随着主体意识的萌芽,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并将前期用于表示自然现象的,“气”用来表现人的道德和品质,概括人的精神层面的行为,并呈现出概念多样化的趋势。例如:

①春秋《左传》:“夫战,勇气也”,勇气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样贯穿于“气”中,并成为影响人心及之后战争胜败的关键。

②战国《孙子兵法・ 军争篇》 :“是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此处为“士气”。

③东汉时期,班固《汉书・卷三十一》 “籍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不仅仅是对人的精神、道德、品质的概括,而是一种审美。气节、才气等名词,这里的“气”带有一种欣赏的情感因素。

(3)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

上述“气”的含义由宇宙间的物质生成层面发展到了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再到接下来的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因此说明人类已经开始关注于主体方面的“气”的用法了。那么,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又代表着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向审美意义的转变。

不论是作为主体生理方面的“气”,还是作为主体精神方面的“气”,都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和审美。这段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气”范围广,含义多,人们开始学会用“气”的眼光去审美,接近于“百花齐放”的规模,正是从这一段时期开始奠定和发展了“气”的美学地位。

①战国时期的管子立足于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同时把视角放在主体与外物的交流之中,并且提出“精气说”:“精气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出,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以形象的语言把人的身体感知与自然外物结合起来,充满了无尽的审美空间,这一理论也直接影响到庄子的“守气说”。

②战国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即指思维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伦理观念,并从伦理学领域延伸到美学领域,是一种强大的主观精神力量,实现途径是由人的道德力量所完成的,并最终达到人性的完满统一。

③战国 《庄子・达生》:“守气说”,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明确地提出了最早的气一元论,认为人之生是气之聚,万物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而成的。

④战国末期《荀子・王制篇第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气”融合在草木万物之中,同时又具有了情感性的色彩,这也就极大地淡化了气的哲学性内涵,而是深化了审美体验的力度,也为“气”在美学领域的渗透铺平道路。

⑤西汉《礼记・ 乐记第十九》:“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唯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惮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真正最早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以后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提供了典型,特别是对魏晋时期曹丕的以“气”论文的方式以及“文气”说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东汉时期,王充《论衡・论死》:“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元气自然论,指出了宇宙、自然、人、物质均由元气构成。王充明确地提出了人与“气”的关系,将人与“气”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而己。

由此可见,“气”的美学化经历了个体性不断增强的进程,伴随道德力量规约的减弱和个体化主体体验的增强对于“气”的生命体验逐渐成为审美领域的主要范畴。所以,接下来的时期出现了以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使得“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4) “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既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自觉时代。其中对“气”的运用相当广泛。这时期的“气”分类更精微,更丰富。其中又以曹丕的“文气”说为代表,用“气”来评论文学,开了用“气”论文学的先例。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正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独立的标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气”论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文气”说的影响下,创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大大增强,其个性气质,情感体验,思想立场等都成为决定和影响文学作品与审美生发的关键因子。

①魏朝,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继承孟子的“养气说”,最先以“气”直接论文者,高度肯定文学和文人的价值,强调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此处的“气”为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②魏晋南北朝,嵇康《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元气,统一于元气。

③南朝,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宇宙元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即自然地“气”和人体内的“气”的感应。

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写气图貌”;《养气》:“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意思同上,即“美”离不开“气”,“真”也离不开“气”。

⑤宋代,王十朋《蔡端明公文集序》:“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宋代以后“理”的地位显著提升,而“气”的地位下降,但尽管如此,文艺理论中还是特别突出了“气”这个范畴,申言“文以气为主”。

⑥南宋,朱熹《答黄道夫》:“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朱熹认为有理有气,然后有万物。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本,气是生万物的凭藉;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⑦“气”发展到南宋时期有一个专门的美学范畴叫做:“气象”。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认为诗歌在所遵循的标准和方法中“气象”已是重要范畴,严羽将艺术作品的风格与气象这一标准结合起来,得出“气象”的特征是“浑厚”。

⑧元代,杨维桢《序》:“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这里将“气韵生动”看作是“传神”的同义词,但杨维桢没有从历史的发展来把握“气”的涵义,因此其理解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⑨明清时期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盖言心,言性,言,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肯定气是惟一的实在,世界乃是气的世界,世界的统一在于气。以“天人合一”论作为美学思想的基石。

(5) “气”在艺术作品中的运用

“气”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以及之后的时期的一个特色便是其在艺术领域的使用较为普遍,出现了很多用“气”来评论艺术的篇章。

①魏晋南北朝,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者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置悬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里的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因此“气”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关键范畴。

②唐五代,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自唐代以后,出现了“气”的理论与意向理论合流的趋势。“真”即“气”,将“气”和“意象”统一起来。

③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在此处的气韵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视为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

④董《广州画跋》卷三《书徐熙牡丹图》 :世有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当处生意?曰:“殆谓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能异真者,斯得之矣。” “生意”,是真,是自然,“是一气运化”。由此看来,“自然”在中国古典绘画(尤其是山水画)美学中是一个极至重要而又复杂丰富的范畴。

三、近现代对“气”的沿用及其现美学价值

在中国美学理论的历史长河中有不计其数的美学家、艺术家们继相掀起以“气”来论美、审美的高潮。他们充分讨论“气”这一理论范畴之于艺术创作的美学价值意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气”的美学理论发展至今,不可或缺的是近现代的美学艺术家们的执着奉献。没有他们的努力贡献和研究,前人丰富的以“气”论美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完善。

①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到:“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就是继承前人的“气象说”,来自文人雅士的细腻情感和唐代精神。

②现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气”是指作家刚毅的气质和性格,“韵”指人的性情,如清远、旷达 。正如谢赫在《古画品录》里所追求的那样,“气韵说”是绘画所追求的最高标准,它的存在使得文艺创作富于生命力。

③现代美学大师叶郎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将气韵的“气”归入到“元气”之中,肯定了“元气”的作用,更是对前人王充的肯定和继承。“气”是本质,它作为艺术的本原,存在于审美客体之中,更是作品的灵魂和生命,充满整个宇宙。

四、美学启示

气象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气象能见度;理论;观测技术

中图分类号:P41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4-0224-01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于社会的需求也在逐渐提高。气象能见度可以在天气预报、环境监测、交通运输等方面进行广泛应用,可以有效的满足现代人们的需求。而气象能见度的时空变化较大,只有对其进行全方面的观察,才能保证气象能见度的使用稳定性。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对于气象能见度资料准确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此,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已经根据气象能见度理论研发了多种气象能见度探测仪器,以确保气象能见度观测工作顺利进行。

1 气象能见度理论

现阶段,气象能见度的观测工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常常会通过不同的观测方法进行,并将不同的观测结果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项准确、合理、标准的气象能见度理论[1]。然而,气象能见度的相关理论概念较多,在对其实际观测时常常会出现一些混淆的现象发生,如果这一现象不能及时解决就会影响气象能见度观测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通过国内外专业技术人员不断的研究,现有的气象能见度理论体系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气象能见度观测技术慢慢的出现在人们眼前。

1.1 能见度

气象能见度的理论主要根据Purkinje理论形成的,而气象能见度理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有效的决定一些目标与背景的亮度差异,并根据这些差异制定出对应的能见度目标。在制定能见度目标时还应该将其中的背景固有亮度进行标记,并做好能见度与固有背景亮度的对比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将能见度的真正意义体现出来[2]。当背景固有亮度与能见度对比时,可以根据能见度理论中的主要概念将其在空间目标识别领域中应用,完成能见度的观测工作。另外,在能见度与一些固定目标对比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一些大气学光的特性、自然光照度、目标固有亮度等方面的影响,导致气象能见度中的真正理论、含义被掩盖。

1.2 气象能见度

通过国内外专业技术人员对气象能见度理论不断的研究、探讨,已经规定了一项气象能见度理论,在对气象能见度观测时可以通过观测时间、观测对象、观测方向、观测背景、观察目标这一系列标准的观测环节进行观测,保证观测技术在其中气象能见度理论应用时的工作质量与效率。

2 气象能见度的观测

2.1 目测气象能见度

目测气象能见度主要由白昼与夜间两部分组成,其中的白昼的观测主要通过指定的观测线路经进行操作,并将气象能见度中的相关数值体现出来。但是通过目测的形式了解气象能见度导致其中的数据信息的准确性较低,很难满足人们人眼的对比需求与生理特性、心理状态的需求[3]。而一些目标几何、背景亮度、观测时间段等方面的因素都与目测质量有着一定的关系,其次,在使用目测的形式对气象能见度进行观测其中的假定意义也很难得到满足,而这一现象主主要由一些实际的观测现场与环境所引起的,很难通过对应的解决对策解决。当观测目标与背景不符合观测技术的指定要求时,只有将其中的业务进行全方面的创新、完善、矫正,才能保证观测工作的完成。最后,通过目测的方式对气象能见度进行观测,所得出的相关的观测数据就可以通过“发现”、“识别”、“判定”的形式总结出来,保证目测出来的气象能见度理论与世界标准的气象能见度理论之间的误差较少。对于不同的任务目标来说,要根据气象能见度现状制定出对应的观测方案;第二种夜间目测是在开展夜间气象能见度观测工作时,人们的视觉会随着夜晚的到来而发生变化,主要以WMO的相关电光源作为整个电光目标,并将其中低能见度目标作为整个夜间目测气象能见度的工作的重要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夜间气象能见度观测工作得以实现。

2.2 器测气象能见度

在开展器测能见度理论的观测工作时应该使用对应的透射仪器进行操作,并将进入、接收终端的散射光以及基线进行偏离,等到实际观测时再将其进行准确矫正。对于散射仪器来说,还可以有效的对一些大雾的天气的气象能见度进行观测。

3 结语

在开展气象能见度的观测工作时可以根本不同的天气情况、特征进行操作。在观测工作实际进行时可以根据不同的天气情况使用不同的定律进行,并将作为整个气象能见度观测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对关于气象能见度理论与观测技术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文中还存在着一定不足,今后气象专业技术人员对气象能见度理论与观测技术工作进行更加深刻严谨的分析,将气象能见度的观测更加精细准确。

参考文献

[1]李浩,孙学金,单陈华,.关于气象能见度理论与观测的讨论[J].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03):297-302.

气象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