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海外传播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 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应对 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对策分析 境外孔子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基于文化视角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分析及趋势初探 试析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 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的收益问题及孔子学院等的运作建议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困境及改进建议 浅论孔子学院的对外推广传播 孔子学院: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技术困境及对策 论“华莱坞”类型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困境及应对策略 孔子学院“躺着中枪”的文化昭示 独立学院建设校园文化的困境与对策 美国孔子学院发展的困境及其消解 孔子学院视角下的中医传播与发展 孔子学院的书法教学和传播活动评析 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兴策略之“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思考 论活动营销的传播效果及文化困境 农村文化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孔子学院在线教育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孔子学院遍布全球106个国家,年投入过亿美元”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③⑥DON STARR,“Chinese Langua-
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
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④Guy Healy,“Call to let Conf-
ucius Institutes bid for funding”,Australia,2010 Newspaper Source
⑤⑦Jay Rey,“Confucius Institu-
tes debuts: UB site to become part of worldwide,Chinese-sponsored network” Buffalo News(NY),2010
⑨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
erg“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
ange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A-
meric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7
⑩⒁,“孔子学院在欧洲生根”
⑾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J].复旦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
⑿http:///wiki/Fulbright_Program“Fulbright Pro-
gram”
⒀张西平、柳若梅,《研究国外语言推广政策,做好汉语的对外传播》[J]. 《语言文字应用》,2006
【关键词】对外传播 英语播音与主持 课程设置 模式
为适应传播全球化和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高校承担着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职责。传媒院校具有媒体技术的传播优势和特色,培养利用外语在媒体开展对外传播的专门人才,如广播电视英语节目主持人、电视英语记者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要求英语基础扎实,懂新闻并了解媒体技术的基本知识。近几年传媒院校借鉴汉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模式,开设了旨在培养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英语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办学几年来,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报考人数逐年增加。本文以英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为例,探讨媒体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对外传播的内涵
在“对外传播”之前,我们总是在使用“对外宣传”。“宣传”(propaganda)最早在西方是个中性词,不带任何感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的宣传谋略而使德国受骗上当直至被打败,从此“宣传”(propaganda)在西方被赋予“欺骗、骗人”的含义。显然,“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郭可认为,对外传播“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的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欲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①因此,对外传播还是一个国家外交的重要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打造新型的跨文化传播语境,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电视是当今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我国电视英语节目承载着对外传播的主要职责,应实现的自然是对外传播的目的。
二、媒体对外传播人才
CNN、BBC的新闻节目报道及时,涉及面广,对国际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国际话语权。为改变美英在世界的话语垄断地位,我国正在加快实施对外传播策略,期望让全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当然,开展对外传播离不开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一般认为,我国外语院校培养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就能担当起对外传播的重要职责。其实,仅靠外语能力是不行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指出,“合格的对外传播人才首先要具备三个基本技能:新闻写作、语言和文字的操作;用英语思考、采访、写作的能力以及一技之长。”“要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中文编辑记者,还要有一大批能用英语或其它外语熟练地进行写作和翻译的专门人才。他们既懂政策,又熟悉两种文化和能熟练地运用两种文化和文字。对外传播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是一般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能胜任的,而是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担当重任。”②媒体对外传播人才除了外语能力强外,还要求懂新闻业务,并掌握媒体的基本技术。从目前我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管理体制看,新闻播音员、主持人应“一专多能”,应具备新闻“采、编、译”的综合能力,并具有制片和后期节目制作能力。以英语播音与主持人才培养为例,他们“应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表达能力,了解中外文化,具备广播电视学、新闻传播学、语言文学以及艺术、美学等多学科知识和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它传媒机构和单位从事英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进行涉外采访和新闻编译”③。
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模式
1、课程设置
美国教育学教授Jerrod Kemp (1998:2)指出,课程设计系统中的基本要素是学生、目标、方法和评价。这四个要素相互交叉,相互相成。具体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为什么人设计(学生要素)? (2)想要学生学到什么或展示什么能力(目标)?(3)怎样才能学到这些东西(方法)? (4)如何测量学生达到的目标(评价)? ④ 英语播音与主持是“播音与主持艺术”的专业方向,他们应最终达到的目标能力是集“采、编、译、播”为一体的综合能力,成为记者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因此,除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模块、校级平台课程等的学习外,结合目标能力要求,在实践中我们觉得还应有以下几个主要模块构成:
(1)英语语言技能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系统训练学生的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主要课程有:综合英语、语音、口语等;
(2)新闻播音类课程。该课程模块让学生了解新闻学、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为开展对外传播提供理论指导。主要课程有:新闻学概论、播音概论、新闻采写、现场报道等;
(3)专业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使学生了解英语新闻播音和英语节目主持的基本理论,并在实践中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技能。主要课程有: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实践、英语采写、英语新闻编译等。
(4)柔性专业方向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考虑专业拓展和学生继续升学的需要,针对他们的专业兴趣和个性发展而设置。主要方向可以有:①国际新闻方向,主要课程有:国际新闻、新闻专业英语等;②英语节目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汉译英实践、英语采访与报道、英语新闻写作等;③汉语播音与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播音节目主持作品分析、节目主持人文案写作等。
(5)实践性课程。实践课程围绕培养目标应构成综合实践体系,包括课堂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实践、隐性课程、实践周和寒、署假期实践等。课堂实践教学包括实训和实践两部分。主要课程有:广播电视英语语音语调、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英语采写、新闻编译等;第二课堂通常是课堂实践教学的延伸,主要是组织学生参与校园电台、电视台实践及校园网络新闻的编译实践等;隐性课程是指对学生分类、分层的指导,指导学生读“百部书”“看百部电影”,写出读(观)后感,参与电台、电视台节目编辑或栏目设计等实践任务;实践周和假期实践是为配合课堂实践教学,根据实践教学大纲要求为达到培养目标而设立的综合性实践,要求学生深入媒体。每次实践应有详细的实践大纲,学生应按大纲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实践任务,上交实践作品,最后给作品评定成绩和学分等。
(6)媒体技术类课程。该课程模块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掌握基本的媒体技术。相关的课程有非线性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
(7)选修类课程。选修类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跨文化传播意识。为学生提供的选修类课程可以有文学类、艺术类、时事政治类、跨文化交际类、公共关系类和媒介素养类等课程。
以上几个课程模块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课程体系,即学生应首先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并具有较强的英语能力。通过学习新闻学、传播学理论,进行英语播音与主持技能的系统训练,熟练掌握英语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译技巧,了解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媒体技术知识。在课堂实践教学的引导下,在大量的课外实践中,学生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英语语言技能课应更具针对性,突出实践方式和手段。如英语语音语调训练采用小班(约15人)的实训教学形式,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教学手段,强化英语播音与主持的语音语调。口语课应与英语专业的口语教学不同,在采用小班化系统训练学生自由表达思想的同时,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采用模拟现场、分组实践等形式,突出针对英语节目主持、采访、和现场报道的语言组织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翻译课应突出汉译英训练,英语写作以强化英语新闻写作训练为主。课堂教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特别在小组实践中,学生正确把握各自的角色,通过完成实践任务,形成探索、反思、追求,与人合作和解决复杂问题种种能力。教师真正成为“引导者”,“助学者”和“帮助者”。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电视台、校园网络等应真正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实践场所,并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通过大量的实践不断增强媒体意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2、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应能体现培养过程的阶段化、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授课形式的小班化、实践性课程的体系化。四年的培养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一、二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德育、文化素质和新闻法规意识,掌握计算机基本技能,进行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的系统训练,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强化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第二阶段 (三、四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让学生接受英语播音、英语节目主持、英语新闻采写和新闻编译等课程的系统训练;同时针对各自的兴趣和发展方向,学生选择柔性方向课程模块学习,参与大量的媒体综合实践。
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是指英语语言技能课程、新闻类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实践性课程、柔性方向课程和选修类课程构成复合的课程体系,凸显出“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特色。英语语音、英语口语等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不超过15人;新闻采访、编译等分成若干个小组,这样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推动课外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实践。
媒体实践由课堂实践、第二课堂实践、综合实践周实践、寒、暑期实践和毕业实践构成完整的综合实践体系。课堂实践可以有语音训练、主持报道训练、新闻编译实践和配音与解说等。第二课堂实践是课堂实践的延伸,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等开展的系列实践活动。实践周、寒、暑期实践是为配合教学内容专门安排时间组织学生到媒体一线开展的实践,旨在认识媒体,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及发展动态。毕业实践要求学生在媒体实践中锻炼“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为寻求理想工作岗位打好基础,并获得论文所需的数据和资料。
人才培养还需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1、人才培养的定位
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加强汉语播音与主持能力的训练,特别应培养学生以跨文化传播的视阈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这也是目前地方媒体对外传播的发展方向。电视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包含两个发展方向:1)以英语节目主持为主,也能用汉语采写、播报的记者型主持人;2)具有跨文化传播意识,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并能用英语采写、播报、进行双语配音与解说的记者型主持人。
2、实施分级、分层教育
鉴于学生在媒体创意和在媒体语言表现力上存在的个体差异,课外应建立导师制,对学生进行分类、分层指导,让学生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教师进行具针对性的指导;
3、实践能力的评价
实践能力的系统训练对以电视媒体为主的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实践性课程的考核应制订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建立实践性作品的评价体系。对上交完成的实践作品应从策划选题、编辑思想、语言表达和对外传播意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量化考核指标。对实践作品还应认真组织评讲,实践课程的成绩可以从作品质量、努力程度、调查报告、和笔试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4、实践基地建设
实践基地是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场所,应重点抓好校内实践基地建设,同时积极开拓校外实践基地,使校内、校外实践基地有机相联。校内基地应充分发挥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网络等的作用,使它们切实成为第二课堂实践的场所;此外,院、系应广泛拓展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的联系,努力建设好学生的校外社会实践基地。
参考文献
①郭可:《当代对外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②夏纪梅:《现代外语课程设计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3
③林戊荪,《弱势文化条件下的对外传播》[J].《对外大传播》,2007(2)
④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英汉双语)”人才培养方案,2005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文化出版产业顺应趋势,稳步推进市场化、集团化建设。期刊业在规模化、专业化、品牌经营上成效显著。规模化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集团化为期刊实现规模化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从我国期刊产业经营情况来看,目前实现集团化经营的期刊基本都发展起来,实力显著增强。《读者》、《知音》、《瑞丽》、《时尚》等品牌刊物都已成功实现集团化,形成了各个领域的期刊群。专业类期刊中华医学会期刊、科学出版集团和北京卓众期刊成为行业中集团化成功的典型。知音集团通过规模化经营做大了传统出版,现已拥有3份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报刊。此外,他们拓展新领域,在动漫产业、影视产业、新媒体产业亮点纷呈,教育产业等其他服务产业取得新成效。① 现集团总资产达8亿元,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5.6亿元,同比增长37%,净利润1亿元。②
转型的动力在“三化”
国内刊社的集团化建设都呈现了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实施集团化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实现或正在经历着两种转型,即:机构模式转型和出版形态转型。机构模式转型是指这些刊社由原来的事业单位通过转企改制成为了企业。这一转型对我国期刊业来讲是基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它使文化出版业真正能成为市场的竞争主体,从而使整个产业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和能力。第二种转型是出版形态的转型,即由传统出版到现代(包括技术)出版的转型。第二种转型属于期刊界质的飞跃,它决定了期刊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和核心竞争力的转化。
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除去集团化建设本身政府和政策层面的外部推力外,有几个内生力量在模式和业态转型中发挥着作用。它们不但在转企改制和集团化过程中发力,带动整个行业转型升级,还借规模化经营生成“走出去”的力量,将期刊经营扩张到海外。这几个力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
市场化是指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市场化”是国内期刊模式转型的首要推力,它源自转企改制,发力于集团化建设,最终使期刊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期刊通过市场化取得市场主体地位,又借助市场化实现了专业化和规模化运营。
专业化既是市场化的有效手段,又是实现规模化的途径。市场经济中,只有高度专业化集中的产业才具备比较优势。“国际化”是规模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体现为全球化资源配置和产品要素国际化流通。目前,中国期刊随着自身专业化、市场化的羽翼渐趋丰满,国际化步伐正在提速。目前,国际化主要表现为“走出去”,到海外拓展。走出去的形式多样,有的是实物直接输出,有的是版权合作,有的是直接到海外办刊。③ 《中国新闻周刊》、《读者》、《中国国家地理》、《浙江大学学报》,以及外文局所属的几本外宣期刊等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只是,与国际一流的品牌期刊相比,这些期刊的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
与规模化密不可分的“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三股力量自始至终参与并推动着期刊的集团化进程,成为国内品牌期刊实现两个转型、做大做强的根本动力。这也是国际跨国出版传媒集团近20年的成长历程反复印证的经验。
他山之石
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期刊出版市场是一个自由竞争、高度细分、相当成熟的市场。④市场化有两层含义。首先,期刊资源的配置、期刊编辑的运作、期刊产品的营销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其次,期刊业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在策划、制作、营销、合同、会计、统计、审计、法制、管理等诸多方面,建立了完整的健全的市场游戏规则,由市场决定效益,决定编辑的内容和出版时机。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专业化。这里讲的专业化主要指出版传媒业自身的专业化分工。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在相对狭小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业务往往倾向于多元;当处于相对大的市场中,必定趋向专业化。过去近20年的历史表明,越是跨国公司,其核心竞争力越是向更加集中的专业方向壮大。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性企业的出版传媒集团开始改变多元化经营,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多年前,国际教育和专业出版集团的并购浪潮已经在出版领域揭示出这一产业规律。最近,大众出版品牌企鹅出版集团和兰登书屋的合并再次印证这一世界出版业发展的主流趋势。⑤
在经济学中,国际化是企业有意识地追逐国际市场的行为体现。它既包括产品国际流动,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自上世纪80年代,欧美传统区域市场渐趋饱和,出版传媒集团便开始通过兼并演变为跨国集团,以拓展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国际出版产业间发生的几轮整合和兼并,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例如贝塔斯曼和培生集团的兼并行为,就是通过国际化把自己变为一个全球性传媒集团。⑥
经济全球化使得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成功都可以归结为“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实现的过程。大凡成功的企业都离不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我国期刊集团化改革也正是在借助“三化”实现转型过程。这一经验除了被知名国际传媒集团的成功证明外,也被一般的国际集团(跨国公司)反复验证。
探索外宣期刊转型之路
借助集团化建设,国内品牌期刊通过三化带动模式与业态转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这为外宣期刊做大做强提供了借鉴。外宣期刊如想发展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并推动两个转型势在必行。因此,在研究转型过程和特点之后弄清转型的动力何来异常重要。这对外宣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外宣因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传播环境、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因素制约,机遇与挑战并存。外宣期刊作为在国家外宣大局中承担重要使命的“国家队”,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应有之义,也是自身做大做强的需要。因此,借助集团化建设推进规模化运营,依靠“三化”内生动力进行转型发展应是外宣期刊做大做强的一条途径。
当然,外宣期刊的转身之路既需要尊重业界转型规律,借助“三化”实施完成,还需根据外宣领域自身的特点,在“三化”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断破解制约自身转型的许多难题。如果能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突破,外宣也许不难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第一,传统的政府机关思维向市场化的思维模式转型。
外宣期刊无论是模式转型还是出版形态转型,都离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经营、品牌经营等相距甚远,必须借助“三化”重新进行系统思考和改造。观念改变是一切改变的基础。外宣转型首先应是思维模式转型。外宣期刊多属于设置在国家部委架构上的参照公务员体系的事业单位。多年来,依靠传统行政权力管理的模式已使外宣人的思维定式固化,很难与市场化和企业化的运营模式相适应。此外,从传播业态规律上讲,观念的提升是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的关键。要在对外传播中达到好的宣传效果,就必须尊重新闻传播和文化出版规律,转变传播理念,坚持国际化视野和专业化至上的原则。⑦ 因此,要用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和专业化的组织理念、国际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现有的行政管理系统进行彻底改造,改变固化的、狭隘的行政主导市场的意识,真正树立读者意识、受众导向和市场意识。切实推进期刊企业化改革,建立面向市场的体制和机制,向市场要发展,向市场要活力。
第二,由计划向市场的体制机制及管理模式转型。
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应该是市场需要什么就办什么期刊,市场需要到哪里办就到哪里办。根据专业化要求,现代文化传媒首先要按现代出版传媒和出版产业自有规律办事,媒体管媒体,媒体办媒体。然而,我国外宣期刊的布局和分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目前的出版机构大多是行政促成的,模式比较单一,运行机制缺乏活力。
外宣期刊的模式转型首先是管理体制的改革。由于外宣期刊的转企改制落后于我国出版业的改革步伐,面向市场化、专业化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显得更为迫切。一是要借助“市场化”将以往传统僵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向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机制转型。二是利用专业化从靠行政命令运转的国家“政府出版机构”向外向型、国际化的文化及传播“商战机器”转型。外宣领域的市场化可以分几步走:首先,改革现行办刊体制,转变办刊观念,先从围绕市场入手,逐渐适应市场到完全依靠市场来办刊;二是,需要将介于政府部门与国企之间性质的事业体系进行市场化和专业化改造,使之具备完全适应全球竞争的市场化、专业化的市场主体地位;三是,依托国家支持的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等形式的市场行为,通过参加国际展览,承办、主办各种国际活动形成常规机制,将外宣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最终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交流机制与全球客户建立一种事实上的“市场纽带”。
第三,队伍的专业化、市场化转型。
一个战略规划从设计到实施,成功与否取决于一支能否适应市场并取胜的专业化团队,特别是领导决策团队。立足于市场化、国际化的团队建设和全球化的人才战略是转型的基础。外宣队伍转型首先要从身份上实现转变,外宣国家队作为“政府的人”如何转型为“市场的人”;其次是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团队的组织管理结构和系统思考方式必须转型。此外还涉及到团队的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能力的转型等。国际传播能力体现在能否构建外向型国际化的信息采集网络和全球性覆盖的传播渠道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汇聚海内外优秀人才,才能打造一支掌握全球化传播规律的专业化团队。只有将专业化的人才战略与市场化的传播机制嫁接,才能承担起整合全球新闻源,构建国际传播体系的重任。
第四,单一出版向多媒体立体传播转型。
当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重构信息传播路径,并重建媒体生态。特别是数字化催生全球传播形式多样化,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被彻底改变。数字化出版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使传统落后的期刊传播形态难以适应舆论的变化和受众的偏好。据业界分析,数字出版已成为中国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出版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代表着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未来。⑧
外宣出版业态转型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传播的内容和产品不够丰富,无法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信息的极大需求;二是传播的手段和形式单一,难以体现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数字化、多媒体出版权重小,多数期刊出版形态仍主要是纸质版,数字化程度、技术含量低。
外宣业态转型方向是数字化和多媒体化。转型必须实现两个效果:一是通过以最新信息技术融合传统媒介,打造多媒体立体传播,通过提升内容和形式的吸引力提高外宣针对性。二是探索构建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多样化的立体传播体系,通过设计外宣产品线丰富产品组合,提高附加值,延伸市场产业链。以多样的传播形态提供丰富的产品来提高外宣的有效性,最大化地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第五,国内业务向海外业务转型,国际合作向跨国战略联盟转型。
国际出版集团的经验证明,只有完全掌握并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面向两个市场的企业才是真正称得上国际化的企业。一个企业需从管理体制、流程、供应链、生产、研发、人力资源等方方面面都实现国际化,形成相互配套、相互适应、彼此支撑的国际化体系,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的全面国际化。
国际化是期刊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外宣期刊的使命所在。全球影响力关键在海外。外宣期刊通过多年实施海外战略,国际化已有一定的基础。外文局所属刊社现在欧美、日本、拉美、中东、俄罗斯等都设立了分支机构,有些期刊的生产和发行已拓展到海外,但是出版结构及经营模式国际化程度仍然不高。借助国际化力量,建立国际化外宣体系是外宣领域转型的方向。外宣国际化至少有三个方向。第一,在现有海外网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扩大走出去领域。将政府外宣与市场外宣相结合,调整产品结构,推动转型升级,建设面向两个市场,利用两类资源的运营体制,从生产经营外宣产品到经营外宣品牌。第二,将国内业务向海外业务转型,探索建立包括生产、运营、人力资源管理等流程的国际化体系。第三,与海外华文媒体和国际主流媒体进行战略合作,搭建长期战略联盟,形成牢固的“利益互换”、“渠道捆绑”机制。通过对内升级产品结构,丰富产品内容,对外拓展延伸传播网络,建设传播体系,稳步推进国际化,逐步分割世界传播版图,最终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注释
①王国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获奖期刊综述》第8页,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检索2012-07-07 11:26:00 。
②《出版传媒企业上市优劣势分析》,《政策研究与产业动态》2012年11月26日,第17期(总第22期)第8页。
③王国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获奖期刊综述》第10页,中国论文下载中心http://检索2012-07-07 11:26:00 。
④李杏林、丁丽:《国内外期刊特点分析与我国期刊发展趋势研究》,《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⑤冯威:《陈昕:专业化是全球书业大趋势》,《出版人》2012年12期,第36页。
⑥冯威:《陈昕:专业化是全球书业大趋势》,《出版人》2012年12期,第35页。
关键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国内高校;专业设置;理念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4-0049-02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媒教育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家大学设有新闻系本科专业,发展到今天,全国已有新闻专业和传播学硕士点数十个、新闻博士点十多个,每年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上万人。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外交流合作亟需加强,国际传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须加大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力度,而国内部分以培养优秀国际传播人才为重要办学目标的高等院校都对人才培养模式作出不同程度的探索。
一、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经验
(一)办学模式的创新
国际新闻传播高端后备人才的培养,需要办学模式的创新。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五所院校采用了一种新型办学模式,有别于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体制,且不同于西方新闻类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是在政府主管部门作为主导的前提下,有效调动各方资源投入来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为此,国内的诸多主流媒体都参与其中,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中新社等6家媒体直接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解决了教育与媒体实际工作相脱节这一长期困扰教育部门的老问题[1]。而这5所院校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特点,制定并实施具体有效的培养计划。
(二)依托本校资源,发挥“外语”与“新闻”的优势
国内高校依托本校的教学资源,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种较为特色的教学模式,分别是“外语(新闻)”,“新闻(外语)”,以及“外语新闻”。其中,“外语(新闻)”模式的典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偏重外语教学,学生入学后必须进行2年的基础语言学习,然后采开始接触各类用汉语或者外语开设的新闻实践及新闻理论课。在此培养模式下,学生的语言水平能达到较高水平,借助这一优势,并结合新闻知识,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厦门大学采用的是“新闻(外语)”这一模式,在优秀的本科教学背景下,厦门大学尤其注重新闻专业课程以及人文学科课程的开展,因此,该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深刻的人文基础,该校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生在国内众多媒体中担当编辑,记者,以及管理人员,在国际传播领域作出巨大贡献。
最后,“外语新闻”模式,即外语与新闻并重,其典型则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入学后进行一年的外语学习,然后进入新闻相关课程的学习,高年级则加入国际新闻采访、编译、写作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去,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语言水平上要比普通的新闻专业学生要高,而新闻素养则比一般的外语专业学生要好,具备这种素质的学生往往深受新华社、国际台、人民日报社等大型媒体的青睐[2]。
(三)课程体系和评估体系的日益优化
众所周知,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在课程体系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5所高校针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实际需要,在设置国际新闻传播课程的过程中尤其突出英语新闻采编、国际新闻采编和多媒体采编等课程,将新闻理论、采访以及英文写作融于一体,使学生具备从事英语新闻报道的实际动手能力,且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英文采访与报道奠定基础。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媒介界限日益模糊,新的传播手段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传媒迫切需要能熟练使用目标语言,国内外环境,以及融合媒介特征和综合性采编方式的全能新闻人才[3]。为适应这种趋势,国内部分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置了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等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旨在培养通晓新闻传播理论和方法,掌握媒介融合规律,知识和技能,能够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传播问题,适应传媒,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需求的高级传播人才,开设《调查性报道》、《人物报道》、《新闻编辑》、《媒介融合与新闻实务》等主干课程。
另外,评估体系的日趋完善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保证。为此,不少国内高校新闻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不再限定为纯粹的学术性论文,它的形式也可以是对学生完成的新闻报道和实习实践成果的研究报告。采用“学术型”与“应用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能使学生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得到全面提高。
(四)师资队伍向业内延伸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系教育发展和改革全局的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是建立在复合型师资队伍之上的。“与业界衔接、与学界衔接、与技术行业和相关专业领域衔接、与国际专业教育机构科研机构衔接”,是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除了培养自身优秀的专业教师以外,聘请具有海外和进修经历、外国专家、资深新闻工作者等为高素质应用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传媒大学称得上是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典型,聘请新闻业内人士,或有过新闻从业经历,同时具有较高外语素质的教师。此外,还聘请国内外各大新闻机构的主编,优秀记者,制片人,编导等举办各种讲座,让学生真正接触到新闻界的精英,丰富其阅历,为未来的新闻从业道路做好铺垫。
二、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一)专业设置较为模糊
目前国内不少院校已开设国际传播专业,而在教育部的培养目录中并不存在这一专业名称,有的在英语语言专业名下,有的挂靠在新闻专业名下,还有的则挂靠在中文专业名下[4],这一现状并不利于国际传播专业的发展。
(二)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
课程设置是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新兴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类专业,包括播音与主持艺术(英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法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西班牙语节目主持)、英语(国际新闻)等专业,由于专业方向的特殊性,在课程设置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并没有将外语与新闻课程实现融合,充其量只是叠加在一起。由于该专业培养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与语言技能,熟悉对外传播规律,能够熟练运用外语、汉语两种语言从事播音与主持及语言文化交流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培养不能忽视。同时,新闻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也要加强,但在实际课程设置中,这两大模块并没有有效融合,由于没有统一的专业导向,在实际操作中给“外语+新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带来了难题。
(三)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师资队伍建设是优化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的关键,也是一所大学存在的根基所在。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复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要求其教师队伍具备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背景。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所配备的师资队伍上来看,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仍占据多数,他们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但是缺乏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及实践经历,而真正具有媒体工作经验,同时又具备较高外语水平的教师并不多。这不仅导致教育与实践相脱节,国际传播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能及时充实到课程体系中去,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三、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
国际传播人才已被国家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列为我国未来广电行业第三大紧缺人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专业设置问题的路径:树立“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提高专业课程内涵和质量
高校应将学科与专业同步发展,“将专业建设的系统工程纳入学科建设规划,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形成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互动机制,促进学科建设的优势资源有效地为本科专业建设服务,通过学科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构建品牌专业,提升专业的社会声誉与竞争力”(唐纪良,2008)[5]。
(二)课程设置问题的路径:完善课程体系
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前国际传播专业过于杂乱,需要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教学大纲,培养体系以及培养目标等,以提高该学科的专业性和层次性。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对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以及国际视野的提高
此外,要顺应媒介融合趋势,拓宽专业口径,有效加强课程内容的融合[6]。媒介融合趋势对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适应性。另外,为顺应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国际传播人才是建立在扎实的中外文语言文字能力基础之上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中英文口语表达与文字组织能力是决定学生是否具备从事国际传播业务能力的基础与根本。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知识、人员的国际流动,教育的国际合作等等都使得如今的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
参考文献
[1] 胡芳,高晓虹.论新时期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J].现代传播,2009(5).
[2] 张毓强,尚京华,唐艾华.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历史沿革[J].当代传播,2010(4).
[3] 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J].国际新闻界,2007(7).
[4] 刘笑盈,赵卓伦.关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J].对外传播,2012(2).
论文内容提要:我国中药产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众多,中西药文化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文章从研究中西药文化差异入手,阐明中药文化传播对解决中西药文化差异和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决定性作用,并分析我国中药文化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具体对策。中药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重要影响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关注,因此本研究内容具有理论创新性价值和实践意义。
2007年,我国中成药进出口贸易达到3亿美元,但出口和进口各为1.5亿美元。作为拥有几千年中药文化的大国,相对于中药材的大量出口,我国中成药的净出口居然为零,实在令人惊愕。我国中药产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众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多种多样,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中药文化传播在中药产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西药文化差异概述
中药产品国际化过程是一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多数受其本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有句古话:“人境而问禁,人国而问俗,人门而问讳。”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之前了解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中西药是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
首先,我们现在服用的中药,无论是中成药还是医生开的汤剂,绝大部分都是复方,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十分困难。而西药则由单一的或有限的几个化合物单体组成,对于药物的有效成分要求一清二楚。因此,中药趋向于经验治病,而西药则更注重相关数据和实验的支持。
其次,中医药从整体上看问题,重宏观,重归纳,辩证论治。这主要表现在中药“标本兼治”上。中药文化中的治病不仅仅只是消除病症,更多时候重视的是人体的整体调理和平衡,如果阴阳、五行等方面失去了平衡的话就会导致人体各种疾病的产生。相对于中药来说,西药则着手于消除眼见和实在发生病变的人体部位的疾病,具有相当高的选择性和转移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药善于“治标”,因为只是治标,因此西药的疗程相对中药来说比较快。
再次,从哲学体系上说,中医药奉行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而西医药则是机械唯物论。如果说西医西药是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哲学和实践的技术产物的话,那么,中医中药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传统人学的对外仿生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
最后,中医药讲究药食同源,而西医药学则将药食截然分开。中医药学认为人体不平衡即为病,而西医药仅承认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才是病。中药用以调理人体平衡,而西药用于改变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已经明确中西药各自蕴含的文化,那么中药文化究竟有何优势呢?
一是深厚的历史背景。中药从起源到如今,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从夏商西周形成雏形,到秦汉、隋唐,两宋、明清达到发展,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且并未曾中断。这样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罕见的。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营养,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
二是中医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把“人”、“病”、“症”统一起来;把生物、心理、社会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带有方向性意义。近年来,多学科研究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揭示出中医整体恒动观的科学实质,认为中医学含有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动态性等原则。
二、中西药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影响
为何中药在国外屡遇红灯?除了中药本身存在标准缺乏而导致鱼龙混杂问题外,近年来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对中药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和冲突,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很大。
首先,中药和中医一样,都有着极其浓厚的中国传统特色和深厚文化,如中医中就有经络和穴道,而中药中就有着“毒药非毒,只要用法用量合理”等说法。这些都是用现代西方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因为东西方文化不同,中药文化中就蕴含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宗教文化,多少带有点神秘色彩,但西方文化则注重实证,以可见得到的东西和实验为准。比如经络、穴道、毒药能人药等等,用西方药学观点而言,是根本看不见也行不通的。因此从一开始,西方人就带着“巫医巫药”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药,多数外国人认为中医药是一种很玄妙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东西。
其次,中西药质量标准之间的分歧是中药进人国际市场障碍之一。西方的药品标准都是针对西药的,成分是什么、含量是多少、发生作用的机理是怎样的,都要求有清楚的数据显示,这是因为西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证、重视实验和数据。但这些要求对中药来说却很难实现,我国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中医药方法,主要靠控制品种来源、产地、生长年期、采收加工、炮制、贮存以及外观和一些简单理化鉴定对中药材进行质量评估。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今仍是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不同国家因其医药文化的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药物质量标准,我国中药产品因为达不到标准而被拒之门外的事情屡见不鲜。
最后,中西药文化的差异在解说药物成分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西药受西药文化注重实证与分析的影响,讲究药物有效成分,对于药物中的有效成分一定要有准确的数据说明或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来证明,这些在西药说明书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而中药讲究的是药物与药物之间的配伍和药物的炮制,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显然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中药的药性、功效及药理作用,并不能以单体化学成分所代表。如广东著名的地道药何首乌,生何首乌本身含有蕙酿类成分,长期滥服确实对肝肾功能有一定损伤,但我国通过选用其块根,用黑豆汁反复炖蒸,经过炮制,其有毒成分已被去除,成为“制首乌”,能补肾固肝、益精乌须,是一种滋补良药。但这些很难向外国消费者说清楚,并得到他们的认同。
从中药产品出口的角度看,得不到消费者认同的中药产品很难走出国门,因此中西药文化差异带给中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在了解文化差异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探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
广东中药出口的一大特点是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日本、美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2007年上半年对上述4个国家和地区合计出口5787.8万美元,占广东中药出口总值的85.8%;其中,对香港出口4139.2万美元,增长34.3%,占出口总值的61.3%。为什么广东中药出口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区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受我国中药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香港与广东一衣带水,文化同源。香港民众对中药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丝毫不比广东人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汉药在这些国家深受欢迎。
由此可见,中药文化对中药产品的对外贸易来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接受了中药文化,那么就等同于接受了中药产品,这样中药产品进人该国家便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对外贸易是跨越文化、种族、国界的经济活动,各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是受文化背景制约的。对于中药这一特殊商品来说,因其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内涵,因此在让国外消费者接受中药之前,首先要让他们接受中药文化。换句话说,实现中药产品国际化,中药文化首先要国际化。这就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加强中药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只有通过文化传播,不断地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相互理解,才能消除文化差异带给中药产品国际化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中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1.我国中药文化的传播现状
从古自今,我国的中药文化传播一直没有停止过,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第一,我国各级政府积极参与中药文化的传播活动。比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科技部2006年7月17日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该计划包括6项优先领域和重点内容,其中的第五项内容是“推进中医药知识的传播”。2006年1月,广东省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2006年3月制定了广东省中医药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第五项任务是“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这为广东省的中药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中学术机构和团体(包括大学)的作用明显。比如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中医药特色与优势,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广州中医药大学多次派专家参加东南亚地区的亚细安中医药大会,并于1989年发起成立了穗台港澳中医中药界联谊会,是把广州、澳门、香港、台湾的中医药界人联系起来的学术团体。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是书籍、刊物、媒体。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成的《本草纲目》1596年首次刊行,17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世界医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存最早的中医药期刊,是民国11年(1920年)由广东赞育医社出版的《赞育月刊》。1955年创刊的《中国中药杂志》则是我国现存创刊最早的中药学术性刊物,该刊物与其它学术期刊在传播现代中药学术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中医药报》等报刊、《时珍国医国药》等网站则实时传播现代中药文化的最新进展和变化。
第四,中药企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众多的中药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产品广告的国际宣传、还是国内外企业的合资合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药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中药文化的有效传播,比如广州的“陈李济药厂中药历史博物馆”和广州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的“神农草堂”等等。
第五,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中外民间交流源远流长。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中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
2.我国中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中药文化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发展我国中药产业问题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讨论大多从中药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标准上做文章,或从绿色贸易壁垒人手,还有的是从中药产品的现代化、国际化角度讨论问题。但唯独中药文化传播问题鲜有人提起,就算是提及,也是在文章中草草带过,没有深人的研究。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欠缺中西药文化的结合。中药是我国的国粹,中国人相信中药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相反,外国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很难接受中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在中西药文化中寻找共同点,或合理地弥合它们的差异。一味地对外宣传中药的优势和西药的劣势,只会使国外消费者对中药更加反感。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缺乏具有影响力的中药品牌。产品的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品牌不仅包含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还包括产品的文化内涵,好的中药品牌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中药老字号必须重视塑造强有力的产品品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药文化传播氛围,加速我国中药产品的国际化进程。
第四,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标准障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西方国家要求对中药的药理药性有精确和可信度高的药理药性报告,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中药企业达不到这一要求。目前我国中药包含植物、动物、矿物等多种成分,企业很难提交精确的药检报告通过欧美等国的审核,进而导致中药不能作为药品进人国际市场并合法销售。
四、推进中药文化传播、加快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十大措施
1.
提高对中药文化传播、中药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推进中药文化传播的首要措施。目前,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等等都没有认识到中药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中药产品国际化需要软硬两种条件的话,那么中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就是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软条件,缺少这一条件支撑的硬条件本身(如产品质量、成分确定、疗效稳定、产品成本等等)很难有所作为。
2.发挥中药自身优势,强化中药文化建设,扩大中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药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除了治病之外,还能起到保健和养生的功效,这与国际上刮起的草药保健热不谋而合。既然如此,何不借此机遇强化中药文化建设呢?我们应该以中药文化为载体,结合中药的特点和优势,挖掘中药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培育国际知名中药品牌,不断地传播和演绎中药文化,为中药产品国际化铺路搭桥。
3.组织中药和语言学科领域的专家联合攻关,消除中药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语言是彼此沟通的桥梁,中药有很多专业名词如阴阳平衡、归经等等较难理解。如何用外文通俗易懂地阐释中药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对此,可以组织中医药专家学者统一进行整理、编写,然后再让研究外文的专家们来翻译,英译名的选择应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强调规范、通俗,适合西方思维习惯,以便于交流。
4.合理利用传媒力最传播中药文化。在利用各种媒介(图书、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等)传播中药文化时,要注重适度、合理、可信的原则,做好受众定位、受众调查和市场预测,了解目标人群的需求,合理使用中外文,力争中药文化进人西方主流社会。比如对名药、名方、名医、成功的治疗病例进行系列介绍等等。
5.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信息网,借助网络技术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中药文化。传统文化大多处于封闭状态而独立发展起来,与外界文化信息较少交流。而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文化。当今互联网已成为“第四媒体”。作为开放性的媒体,它使全球成为一个共时性的超越国界的整体,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6.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在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对中药文化传播工作要进行总体的策划、组织和安排。其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各国政府有关机构宣传介绍我国的中药管理、生产、中医考核等各种制度以及各种标准。再次,建立中外政府相关部门定期会话、交流、协商机制。最后,政府还可以成立专项基金,借助国内外的捐助,加速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7.积极开展中药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推进中药文化对外传播。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共同开发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宣传我国中药传统理论,普及中药知识,为中药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可借鉴国外药物研究成功经验,掌握国际社会对天然药物的规定和要求及发展变化趋势,进一步丰富中药文化的科技含量。
8.联手港澳,构建中药文化传播平台。广东、香港、澳门一衣带水,文化同源。广东与香港不仅在血缘上、历史文化上有较深的渊源,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格局,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为两地在更深层次上的中药文化传播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香港是国际金融、会议、展览、旅游中心,市场体系健全,法治完善,资讯发达,经济国际化程度高且熟悉西方文化,为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9.积极推进中西药文化的结合,提高国外消费者对中药的认同感。中西药各有相应的药学理论体系和各自蕴含的文化,就文化本身而言,并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相对的优势和劣势。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外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看到的多是中药文化劣势的一面。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中西药文化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尽量做好弥合两者差异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实现中药文化传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