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1篇

南海争端由来已久，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加剧。从表面上看，南海争端是岛屿和海洋管辖权争议，实质上是战略利益碰撞和资源争夺。例如，所有通过南海的空中和海上航线大都要通过南沙群岛海域，从某种意义上讲控制了南沙岛屿就等于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新加坡到香港，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大多数海上通道。所以，南沙地区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南海海区油气资源丰富，数十年来的勘探表明，南沙海域有十余个大中型沉积盆地，总面积达60余万平方公里，其中在我国九段线内的含油气面积有40余万平方公里，据有关机构测算，石油资源蕴藏量为235亿吨，天然气为10万亿立方米。这在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自然引起相关国家的高度关注。另外，南沙海域有近千种鱼类和其它各类矿物质，这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争夺的重要经济资源。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总的趋势是和平、发展与合作。经济全球化深人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世界面临难得的机遇。但是，在国际形势总体上保持稳定的同时，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人类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随着冷战结束，各种被冷战黑幕所掩盖的矛盾重新暴露出来，有些矛盾以空前激烈的方式爆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南亚地区在民族独立国家形成过程中，曾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各国充分利用了这个地区在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因此，在二战后东南亚地区民族独立的进程中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冲突不断，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东南亚地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社会政治矛盾集中而纷繁的地区。东南亚在地理上是亚洲和大洋洲两块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是世界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是世界战略的要冲。东南亚也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交会地，自然也是冲突多发区。

当前，南海方向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尖锐，斗争也更加激烈。美国拉拢日本直接插手南海问题，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对南海问题的诉求，从多个方面对我国实施挤压和打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目标不一，诉求不一，应对南海问题的策略和模式也不一样。例如，美国等军事强国的介入使东盟担心地区大国关系的失衡以及东盟内部关系的失调。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也不希望把南海问题极端化，东盟内部对南沙的利益要求不同，政策也不平衡。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加强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强有力的策略和行动应对南海地区的斗争。

当围绕海洋权益与岛屿归属引发了更大的矛盾争端，如何遏制岛屿战争的爆发，如何打赢岛屿战争，如何维护岛屿安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更为现实、更为直接、更加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时，朱文泉将军的《岛屿战争论》面世了。这正如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在《岛屿战争论》序言中指出的：《岛屿战争论》问世恰逢其时。《岛屿战争论》“纵论岛屿战争的历史演变大势，勾画当今岛屿争端的严峻态势，分析古往今来岛屿战争的深层原因”“立足大棋局探讨岛屿战争的主要战略问题，研究岛屿作战的制胜艺术”，在展望岛屿战争的发展前景的基础上“指明了打赢岛屿战争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以前的岛屿战争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岛屿作战的实施，《岛屿战争论》则不仅研究了战争原因、战争的准备、战争的历程、战争的规律、制约战争的因素、取胜之道、综合保障、组织指挥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着眼信息化时代的战争形态变化，注意全球化时代国际环境的变化，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思路，研究了文化、宗教、法律等问题对岛屿战争的制约和影响，构建了全新的岛屿战争理论体系，把岛屿战争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岛屿战争论》跳出了对岛屿战争是“岛屿攻防”“登陆和抗登陆”的传统偏见，站在战争指导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入研究岛屿作战的基本规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了岛屿战争制胜之道，提出了遏制战争的谋略、打赢战争的方略。这一切正是应对南海地区复杂斗争形势所需要讨论、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岛屿战争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岛屿战争的相关问题，构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岛屿作战理论体系，对于筹划和打赢现代岛屿战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岛屿战争论》从岛屿的作用、岛屿战争的成因、岛屿战争的历史和特点人手，揭示了岛屿战争的一般性规律和特点等重大问题。书中通过对4000多年来岛屿战争的系统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现实与未来相贯通，从大战略角度研究了现代战争的规律。

《岛屿战争论》一书在“术论・制胜的艺术”中提出了：全程夺取并保持制控权；制敌必须知敌；选择有利的登陆场直指要害；组织强有力的工程保障，集三军之力打开上岛通道；指挥员要敢于拼决心、拼实力、拼速度；必须坚决统筹岛上、岛外两个战场；充分依托信息化指挥平台，实施扁平式集中指挥；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行动，确保战役战斗行动的突然性；坚持实施猛烈的火力突击与支援；不断变换创新进攻作战方法等十大u屿作战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我军渡海登陆作战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升华，更是朱文泉将军多年实践的积累，也是其对未来作战的思考，是他对信息化时代的岛屿作战理论创新的贡献。

这些原则着眼新的时代背景，注重信息化时代岛屿战争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不忘我军的传家宝和光荣传统，又积极借鉴外军的成熟经验和新理论。在《岛屿战争论》中，作者明确现代岛屿作战是联合作战，只有形成整体力量，方能联合制胜。书中还特别强调统筹岛上和岛外两个战场，明确岛外战场对岛上战场的作战支援、后勤支援、阻断岛外增援、协同岛上作战以及保交护交、切断岛上敌军退路等指挥员容易忽略的问题。在强调信息在联合岛屿作战中的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火力的运用和突然性的取得，明确岛屿作战中必须持续实施猛烈的火力与支援，并特别指出“仅仅强调火力强度是不够的，还应该强调精度”。书中针对岛屿作战的特殊性研究火力运用时，不仅明确了火力的构成、组织和实施，还提出了要采用合适的弹种、增强登陆兵自身火力和防御能力等问题，作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专著，研究问题之精细，研究成果之可操作性，令人惊叹，是为后人楷模。

岛屿作战不是简单的攻占或撤离岛屿，是一系列作战行动的组合，所以《岛屿战争论》别强调扁平式集中指挥，要组建联合指挥机构，对参战诸军兵种实施集中指挥和组织协同。书中对指挥员特别提出了要敢于拼决心、拼实力、拼速度，在岛屿作战中要一鼓作气，始终保持强大和不停顿的进攻锐势，避免陷人僵局，被防御方的“绞肉机”所绞杀。

我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6000余座岛屿。在历史上帝国主义曾经多次侵占我国岛屿，现在日本侵占东海的，南海诸岛也存在争议，越南甚至对西沙群岛提出无理要求。这严重威胁我国海上方向安全，严重威胁我海上航行安全，严重威胁我国和平利用海上资源。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岛屿战争，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岛屿战争论》研究视角独特，在展示世界范围内岛屿作战风貌的同时，更富有中国特色

《岛屿战争论》不仅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理论性和前瞻性，更为可贵的是《岛屿战争论》的研究视角独特，在研究世界岛屿战争问题时融人中国军事文化特色，富有中国军事战略的大智慧。作者不就事论事，而是站在世界战略格局的高度，从战争的起源和本质出发，论述了人类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时代风云的变化对岛屿战争的影响。研究中突出对战争哲理的研究，从方法论上使岛屿战争的研究跨上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一点对于当前南海军事斗争指导更有现实意义。

南海问题牵涉国家和地区众多，影响因素广泛多样，同时，南海地区远离祖国大陆，岛礁面积有限。在前期围绕南沙岛礁的一系列斗争中，某些相关国家在美国等国家支持下，企图通过蓄意制造事件，把自己打扮成弱者，制造谎言，博取同情，赢得舆论。因此，在南海地区岛屿作战中，如何从法理上有据，行动上有力，效果上最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朱文泉将军提出的“不战而和人之兵”的理念是应对岛屿战争的新思路、大视野、新举措，应用得当将在南海斗争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心论・兵不血刃的战场》等篇中也论述了指挥员在复杂战场中如何以强大的心理素质战胜敌人。这些为我国在南海斗争中提高指挥员和官兵的心理素质提供了重要基础，能促使他们敢于与对手比斗志、比意志、比战斗力，也善于与对手比忍耐力、克制力和周旋能力。

南沙海区岛礁不大，但是，事关全局。应对南海地区的局势，对指挥员的全局意识、战略素养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岛屿战争论》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指挥员的培养等问题，在第五篇《将论・打仗，打将》中论述了将领的重要作用、对将领的要求、将领必须具备的素质和将领的培养等重大问题。这一切为我们新形势下指挥员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2篇

国外对海外上市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市场分割理论进行的，放松MM理论的假设后，探讨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一旦障碍消除（如相互上市），风险被更大范围地分担，投资风险溢价和预期收益率会降低；随着法和金融理论的兴起，许多学者突破了传统的市场分割的研究思路，从理论和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海外上市问题，提出了“捆绑理论”（Bonding Hypothesis）和海外上市溢价（Bonding Premium）。第三阶段的研究则进一步从信息环境熟悉偏好等因素进一步研究海外上市溢价存在的动因。相比而言，国内的海外上市实证研究还只是停留初步阶段，没有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首先对国外海外上市理论进行系统的介绍，然后总结我国目前的海外上市研究现状，最后提出国内海外上市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国外的海外上市理论综述

（一）市场分割理论（Market Segmentation hypothesis）

早期海外上市的研究主要围绕市场分割假说（Market Segmentation）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市场分割假说认为，当存在国际投资壁垒时，国际资本市场是分割的，公司股票一般只被公司所在国的居民持有，由于风险不能得到有效分散，投资者会提高风险调整后要求的收益率，导致公司面临着较高的资金成本，而海外上市则可以消除投资壁垒和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从而分散风险和降低资本成本。Foerster and Karolyi（1987）将海外上市归因于市场的分割，他们指出海外上市可使外国投资者突破海外投资的障碍，比如法律上的障碍、交易费用等直接成本、信息披露问题和未知的安全隐患。通过海外上市，企业提供给海外投资者更充分、及时和透明的信息以解决海外投资者信息不足问题。Foerster and Karolyi（1987）的研究结果表明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消息公布后，其境内的股价均有积极地反应，这些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海外上市能减少了市场的分割。此后学术界主要从股票价格的市场反应、资本成本和市场流动性3个方面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虽然实证分析的结果部分支持了市场分割假说，但是也受到了不少批评，特别是市场分割假说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到海外上市的企业数量不是减少而是上升了。

（二）捆绑理论（Bonding Hypothesis）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法与金融理论的兴起，学术界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思路，又从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海外上市现象，并提出了“捆绑理论（Bonding Hypothesis）”。其主要代表是Coffee（1999）和Stulz（1999）。他们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控制人（控股股东和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公司控制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在掠夺公司资源（包括小股东利益）和促进公司发展之间有一个权衡。海外上市，将控股股东置身于比本土市场更严格的法律和规则下，这就会降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但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资金，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但对增长缓慢的企业来说，如果他们选择海外上市，则股本的扩张会超过企业盈利的增长，且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还会受到很大约束，因此对那些缺乏发展机会的公司，海外上市的成本是昂贵的。“捆绑理论”认为，海外上市有利于提高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一是减少控制权私有收益，主要通过制约控制人（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包括减少掠夺行为，降低监控成本，扩大股东基础（源于信息披露的要求）。二是方便筹集外部资金以有效利用未来增长的机会。海外上市提高了公司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

Doidge、 Karolyi 和Stulz （2004）从投资者保护角度研究海外上市溢价现象。他们指出海外上市公司估值高于非海外上市公司，原因是这些公司控股股东的成本低。他们建立了一个海外上市的决定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海外上市对控股股东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对于未来增长机会较多的公司，海外上市后由于信息披露和监管的加强，控股股东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将降低，但是未来现金流量将大大增加，因此对控股股东而言，收益大于成本。他们提供了关于溢价的一些预测，包括：投资者保护愈弱的国家，其公司海外上市溢价愈高；未来增长机会越高，公司海外上市溢价愈高。他们认为，有好的发展机会和低的成本的公司更倾向于在美国上市。海外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利益与其他股东利益更好地协调一致了，他们能更好地利用发展机会。

Michael（2002）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补充假说：“个人利益信号假说”（The Signaling of Private Benefits Hypothesis ） 他根据信号显示理论分析海外上市是传递公司质量的手段，这有利于投资者区分或辨别公司质量，并对绩优公司有一个更好的估值。当内部控制人打算筹资或者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时，内部控制人会传递出信号暗示公司海外上市后内部人可以从公司获取的控制权收益将大大减少。内部控制人可以从公司获取的控制权收益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潜在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意愿和购买的价格。很明显，如果内部控制人只能从公司获得较少的控制权收益，那么，将会有更多的投资者在较高的价格购买股票，从而提高公司的价值。

（三）熟悉偏好假设（Proximity Preference or Familiarity）

按照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分散投资有利于降低风险，投资组合多元化是理性的选择。但实际上，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并不高，投资者在投资时有“本土化情结”，即大量投资集中在本国或本地股票，美国投资者主要持有美国股票（美国公司的股票或在美国上市的股票），日本投资者主要持有日本股票（日本公司的股票或在日本上市的股票）。投资行为研究表明，“熟悉偏好”会导致投资组合“本土化情结”，亦影响发行人的融资决定。Sarkissian和 Schill（2003）研究海外上市市场选择的倾向，发现地理、经济、文化和行业的“相似性”或“熟悉性”在海外上市地的选择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分别从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和产业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位置的相近，主要是指地理位置的相近；经济的相似，投资者倾向于投资经济相似的公司股票，投资者在消费产品的同时熟悉了公司，产品是公司相关信息的载体，如相对日本电信，投资者更可能投资索尼公司（SONY）；文化的相似，包括历史、文化、语言等，有相同的语言或历史渊源（如殖民地等）的国家间信息交流更多、更容易；行业的近似性：行业基础的相似会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熟悉程度。在此基础上，他们进行了两个假设检验： “本土化情结”解决假设，即海外上市克服了“熟悉偏好”，公司倾向于到多样化收益高和熟悉障碍大的市场上市；“本土化情结”反映假设，即海外上市反映了投资者“熟悉偏好”的制约，公司应到多样化收益少，熟悉障碍低的市场上市，即大量公司应在临近国家、有广泛经济联系、文化关系、相似产业背景以及能提供有限多样化利益的国家上市。实证结果证明：海外上市并没提高投资者对不熟悉股票的兴趣，海外上市并不是克服而是反映了投资者的“熟悉偏好”。还有许多研究是从某一方面的相似性或熟悉性进行研究的。

（四）信息环境与企业价值（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Firm Value）

Chritian Leuz（2004）的研究打开了海外上市研究的新局面。尽管早期有各种不同的假说，也有实证研究表明海外上市确实给企业创造了价值。但是海外上市如何增加企业价值一直缺少实证的数据。Chritian Leuz（2004）从现金流量效应和资金成本效应两个方面，首次实证证明了海外上市如何增加企业价值。而且，他们采用的是Ohlson等人的预期资金成本，这使得资金成本的计算更加科学和真实（资金成本的计算目前有两种主要的方法，一种是采用事后的股利增长模型，一种是采取事前的Ohlson等人的预测模型。事后的股利模型包括了市场预期的变化，事前的预期模型则主要建立在未来分析师的预期基础上）。最后，他们的研究是大样本的跨国研究，这就突破了数据样本小的限制。

Lang、lins和Miller（2004）进一步研究了海外上市通过什么途径降低资金成本。他们从信息环境改变的角度研究海外上市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他们认为投资者的风险认识和评估能力决定公司价值，主要以分析师的预测作为信息环境的变量，从跟踪的分析师数量和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度进行分析，认为海外上市增加了市场信息获取量，减少了分析师跟踪成本，导致更多分析师的关注，并提高了他们预测的准确度，这样有利于拓宽潜在的投资者基础，并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资金成本。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非美国股票一旦在美上市，不仅伴随着分析师的增加，而且他们预测的准确度提高，从而公司有更高的估值。以28个国家4859个公司中235个在美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考察，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其分析师多了2.64个（中位数为4个），其预测准确度提高1.36%，公司价值（Tobin’s Q 值）亦更高（Doidge的“海外上市溢价”效应）。而对少数股东权益保护较弱国家的公司或家族企业或管理层控股的公司，这种效用更明显。这说明信息中介为少数股东权益保护极少的公司提供了最大价值。因此，公司信息环境在资本成本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一）从市场分割角度进行研究

刘昕（2003）以市场分割理论为基础，以A股及H股折价现象为切入点，研究股票市场分割及其消除的问题，揭示了投资限制、资本控制、投资者差异、交易制度、交易成本、信息流障碍等是促成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回报和风险，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因素造成双重上市A，H股价格差异的贡献程度和消除市场分割的办法。田素华（2002）主要分析了境内外交叉上市的28家H股与A股IPO价格差异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认为市场环境、投资者理念、发行方式等是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

（二）从公司治理角度进行研究

王立彦（2002）研究了19家同时在A股市场和H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从1993年到1999年5年里，根据两个不同会计准则编制的两套报表的披露差异，结合“市场回报率-会计收益相关模型”和“市价与账面价值比分析模型”对报表中的一些关键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套报表之间的会计收益数据调整值和股东权益数据调整值对股票市场年度平均回报率和市价与账面价值比有显著的影响，即这些调整能够增加会计衡量与市场回报率之间的相关性，这两套财务报表的会计数据之间的确存在价值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海外资本市场要求中国国内公司在其市场上上市必须披露两套报表政策的合理性。作者还分析了导致报表数据差异的会计准则差异和公司治理结构差异。

卢文莹（2003）分析海外上市如何改善上市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从法律监管、会计水平、上市后股票的流动性、价格发现和不同会计准则下信息披露水平等方面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第一，在海外上市后，企业可以受到更加透明的监管，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得以加强，公司治理结构更趋完善。第二，海外上市具有价格发现功能。中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具有在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条件下所形成的特殊股权结构，因而通过海外上市可增加股票的交易量和流动性并有利于价格发现。第三，实证表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比中国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盈余数据对投资者更具决策有用性。海外上市公司通过改组上市，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而且改善了本国的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和会计水平，最终提高了公司的收益水平，改善了市场表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

范钛（2005）研究了中国企业ADR海外上市前后绩效与风险的变化。他利用GARCH（1，1）模型和事件研究方法，对1991- 2004年在美国ADRs跨市场上市A股公司的风险、收益、波动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ADRs上市并没有起到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价值、增加股票流动性的预期作用。他们将这一特殊现象归结于中国企业ADRs发行方式和A股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高程度分割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着重海外上市某一方面的问题研究，如对海外上市中折价现象（H股股价相对于A股股价的差额）、国内与国际财务报表信息差异以及公司治理相关性问题的研究，而且集中在同时发行A股与H股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

三、文献评述与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市场分割理论和理论都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尚没有完全对外开放，所以国外的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完全适用。此外，许多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是政府推动的，因此理论也不完全适用。要理解我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动机及其影响，我们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在适用于成熟资本市场的基本理论基础上考虑中国制度环境下的一些特殊因素。

国内尽管已经有一些关于企业海外上市的研究，但是系统严格的实证研究较少，而且已有的研究都偏重海外上市的某一方面的问题，如市场分割现象、国内与国际财务报表信息差异以及公司治理的相关性等。而且，已有的文献往往缺乏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支持。对于海外上市通过何种途径使企业有更好的估值，国内的研究更少。因此，以海外上市的捆绑理论为主要框架，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企业海外上市的动机

在理论上，企业海外上市的动机主要有融资、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知名度等。在实证研究上，可以从企业声誉、公司治理、融资、产品外销比例等因素分析海外上市动机，并深入分析不同的企业海外上市动机有何不同。国有企业是否还由于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而使得其海外上市动机与非国有企业不同。

（二）研究企业海外上市的市场反应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已有的研究往往使用年度数据的横截面分析法，但这并不能观察海外上市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此，在实证方面可以考虑采用“事件研究方法”研究海外上市的市场反应。事件研究法是现代金融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它用CAPM模型计算超额收益，研究贷款公告的市场反应，而且也便于实证结果的国际比较。我们同时也会使用横截面分析法作为补充，以达到更全面的分析研究结果。

（三）研究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

在海外上市的市场反应中，中国企业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有的企业先到海外上市，后回到A股上市，市场对其如何反应，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域，研究结果也对A股市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进一步研究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司治理、圈钱、市盈率差异等。

（四）企业海外上市的长期绩效

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中，还可以深入比较其配对样本，上市前后的绩效改善。企业绩效这里可以采用财务利润指标，以深入揭示海外上市后绩效的改善。

（五）海外上市对预期资金成本的影响

传统上已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海外上市和投资者保户对事后资金成本的影响。对海外上市与预期资金成本影响的研究较少。而且，计算预期资金成本在当前至少有四种方法，因此将来一方面要扩大样本的区间年限，另一方面还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以深入揭示预期资金成本及其影响因素。

（六）从信息环境和盈利质量角度揭示溢价动因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3篇

“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境外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一国的海外利益主要包括：海外公民侨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国家在境外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益，驻外机构及驻外公司企业的安全；对外交通运输线及运输工具安全等等。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即在中国领土之外的中国国家利益，其内容包括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以及为维护这些利益而相伴的海外安全利益。海外经济利益是海外利益的核心。当前中国的商品出口、原料进口、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国际旅游、工程承包、劳务出口、境外投资和技术出口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海外市场也拓展了相当的份额。海外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现有的社会制度，维护独立和完整，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逐步扩大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等。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海外文化利益是指国家的文化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国家疆域外的客观存在一―诸如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就是中国海外文化利益的载体之。在中国海外利益迅速拓展的时代，必将伴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问题一这种维护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日益上升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前者如近年来日益为国家所关心的海上通道安全，后者如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这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下海外安全利益的新课题。此外，海外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在必要的时候也要给予帮助。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首当其冲，政治和安全利益次之，三者构成了国家海外利益的基本内容。

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国的海外利益成发散状从点到面已经从国内、周边扩展至全球，尤以周边国家、发达国家以及能源丰富的地区利益最为集中。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较多依赖欧美市场和以日本、东盟、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市场。但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中国在亚洲和周边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正日益增加，扩展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中国与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中亚、中东和非洲)的经济合作近年也快速增长，主要是中国对当地的能源(石油)与原材料(富铁矿，锰、铬、钾、盐、铜、铝等战略资源)需求强烈。

中国海外利益的出现和获得首先源于自身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向外部世界打开国门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其获得的方式不具有掠夺性，而选择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海外利益的获得和维护与国际社会的规则和程序如联合国、国际组织的规章和制度以及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等具有内在的逻辑的一致性。中国海外利益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平等参与国际决策，通过合作求得发展，既满足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获益，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拉动力量，从而促使中国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有利于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海外利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就成为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一，转变国家利益观念，树立具有全球意识的国家利益观。在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形势下，中国的海外利益遍及全球，其内涵、空间分布、实现方式和手段、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需要正确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方面要有全球眼光，要具有多维性、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使中国在海外利益的实现、拓展和维护的进程中，不单是一个被动的“刺激――反应”过程，而是一个积极参与的过程。客观上说，只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道义，并用和平手段谋取的海外利益，都是合理的国家利益诉求，但是，中国正当的海外利益诉求常常被误解，甚至被不友好地解读。面对这样的舆论氛围，任何试图掩饰正当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无助于澄清迷雾，甚至有弄巧成拙之嫌。因此，对中国正当海外利益的不怀好意的指责，要有理、有力、有节地予以反驳。

第二，制定适当的国际战略。中国的海外利益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深刻，中国必须制定具有世界性、整体性与综合性、预见性的国际战略。单纯从经济层面来说，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从来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如何保障外来资源供应满足国内建设的需要，二是如何保障本国庞大的海外经济利益。由于中国和外部世界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愈来愈显著，但是，“无论是保护本国的海外经济利益还是从海外获取国内所需要的资源，中国现有的国际战略远远不能够胜任”。这种现象如果不逐步加以改变，中国经济越繁荣，西方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巧取豪夺”就越猖獗，中国海外经济与金融的安全系数就越是在持续降低。

第三，建立保障和应急机制，为维护海外利益提供制度保证。中国政府要对中国的海外利益建立实质性的保障机制，提供外交、法律、制度等政策层面的支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管理制度等。为保护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由外交部牵头，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协调、预警、应急、服务和磋商五大机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单纯依靠外交部来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显然是不够的，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需要中国政府各部门紧密协作。

第四，要有风险意识，加强对海外各类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的评估、识别和预警管理并定期，要考虑商业活动背后的非商业因素。评估的主体以政府为主，企业和个人也要了解在境外的风险。评估的重点是导致有关投资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法律及政策、各个政党的政治观念及其力量对比的消长，各类政策的走向和决策程序，与中国政府的亲疏程度等。与海外利益有关的政治风险即使不能规避，也可将损失减低到最小。

第五，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在发展中国家无权的情况下，按照发达国家利益形成的。旧秩序的特点就是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建立的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助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从而有助于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当然，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依靠现有的多边主义制度解决分歧和争端并从中受益，并不意味着中国认同旧秩序、放弃了自己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中国将以渐进的、非对抗性的和积极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六，建设一支能够维护海外利益的防卫Jl生的

强大海军。海军是唯一能在和平时期走出国门、走到国际公共场合、走到其他国家的国际性军种。海军的功能在平时主要表现为武力威慑、处理危机、人道主义救援、打击海盗、预防等，战时则表现为争夺制海权、远洋护航、保护海上交通线等，它活动的空间应该是在全球海洋，可以有效地利用占地球表面积70％的海洋这一公共物品，由此可见，海军是最能够保护国家海外利益的军种。保护遍布于世界的中国海外利益，是时代赋予中国海军新的历史使命。相对于中国海外利益的迅速拓展来说，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仍然严重滞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设一支能够维护中国广泛海外利益的、与世界军事形势相适应的强大的海军。中国不称霸，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强大海军的建设，是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需要处理的两个关系

第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和实现过程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竞争、克制与合作。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着竞争关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并主导了当今的国际体系，它们拥有极其广泛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持西方阵营在世界范围内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打压可能对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构成威胁的潜在对手；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要走向世界，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捍卫国际法赋予中国平等的发展权。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加和扩展，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可能表现出来。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坚持走和平的发展道路，不会奉行修正主义的外交战略，更不可能以武力的方式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这种非扩张性的海外利益的拓展决定了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过程中会采取克制的态度。所谓克制，就是中国在海外利益的实现与拓展过程中，有保留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不会挑战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并希望自己得到发达国家同样的对待。中国日益广泛的海外利益，只是中国根据国际法赋予中国平等发展权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在世界任何地区不会寻求排他性的战略利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海外利益方面应该而且能够建立一种战略上的相容互惠关系，如都需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希望世界经济的繁荣，而且，中国愿意维持国际社会的现状，在现行的国际框架之内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些都有赖于双方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合作。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绿色核算；水产养殖；模型；亚热带海湾；罗源湾

亚热带海湾是一种宝贵的稀缺性天然海洋资源，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仅对生产成本和生产产出进行核算，忽略了对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对其开发利用十分不利。我国海洋资源资产化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无偿索取观念、贪利行为和掠夺性开发导致了对亚热带海湾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浪费、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等现象十分严重。为达到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开发利用净效益最大化，本文在边际机会成本和国民经济评价理论基础上，构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绿色核算模型。

罗源湾属典型口小腹大的亚热带海湾，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水产养殖是其最为普遍和重要的开发利用方式，是福建省重要的水产养殖基地。近几年来罗源湾水产养殖业发展迅猛，但养殖业的过度发展，也给罗源湾海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致使其外部不经济明显。同时由于海洋资源具有多样性和多宜性的特点，海湾兼有养殖、捕捞、港口、围垦、滨海旅游、盐业等多种开发功能，故而机会成本显著。因此本研究选择罗源湾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绿色核算借鉴的两种核心思维

传统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核算方法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不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以及资源和环境成本，存在着偏颇和不足。针对于此，笔者选择边际机会成本理论和国民经济评价理论作为此次绿色核算的主要理论基础。

（一）边际机会成本理论

理论上合理的资源价格应该是能真实地反映其社会总成本、资源稀缺性、资源价值的价格。边际机会成本即是根据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观点，从经济学角度对资源开采使用后果或从社会学角度对经济活动后果的一种抽象与度量，它反映了由社会负担的自然资源耗竭代价。从理论上资源使用者所付的资源价格也应等于边际机会成本，低于边际机会成本的价格会刺激过度开发利用资源，而高于边际机会成本的价格则会抑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当前该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资源的绿色定价体系。

（二）国民经济评价理论

国民经济评价最初是作为国外评价公共事业部门投资的一种方法而发展起来的。该方法试图以社会效益来代替一般的财务收益，以社会成本来代替财务成本。其主要特点是将拟建项目对社会的全部影响进行分析，包括那些间接的、无形的和难以计量的影响。在各方案全部费用和效益加以比较的基础上，从中选择出净效益最大的方案。

二、水产养殖绿色核算模型的构建

（一）模型建立的技术路线

亚热带海湾水产养殖绿色核算模型建立的技术路线是建立在边际机会成本理论和国民经济评价理论的基本框架之上的。其主要思想是将水产养殖的边际机会成本（MOC）视为总成本（C），同时分解成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使用者成本（MUC）和边际外部成本（MEC）三个部分，并分别对其进行货币化计算，再将三者相加所得即为C；与之相对应的是，把水产养殖国民经济总效益分成直接效益（DI）和间接效益（IDI），对其所涉及的各方面都尽可能进行定量或定性的计算和描述，二者相加得出国民经济评价的总效益（I）。最后将所得总效益值（I）扣除总成本（C），所得年纯收益（NI）即为亚热带海湾水产养殖绿色核算的结果（如图1）。

（二）绿色核算模型公式

根据上述技术路线，我们可知亚热带海湾水产养殖开发的绿色核算模型公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NI=I-C①

I=DI+IDI②

C=MPC+MEC+MUC③

MPC=∑（PC1，PC2，……，PCn）④

MEC=海域生态损害值*海域使用面积⑤

MUC=Max（NI’1， NI’2……NI’n）⑥

DI=∑（各水产品影子价格*各水产品年产量）⑦

IDI=f（X1，X2，……Xn，t）⑧

式中：NI――水产养殖年纯收益；

I――水产养殖总效益；

C――水产养殖总成本；

DI――水产养殖直接效益；

IDI――水产养殖间接效益；

MPC――水产养殖边际生产成本；

MEC――水产养殖边际外部成本；

MUC――水产养殖边际使用者成本；

PCi――水产养殖各项生产成本；

NI’i――亚热带海湾用于其他功能可能产生的最大纯收益；

Xi――水产养殖间接效益函数变量；

t――时间。

从前面分析可知，若NI≥0，表明社会所得大于所失，在该区域布局水产养殖项目或方案在总体效益上是可取的；若NI＜0，说明该区域不宜布置水产养殖项目，改变开发利用方式或者暂时不进行开发利用保存原有的生态环境更为妥当。

三、罗源湾水产养殖绿色核算实证研究

（一）罗源湾概况

罗源湾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一个典型口小腹大的半封闭海湾，四面环山，仅一个狭长的可门水道与外海相通，湾内的水体交换主要靠潮流来完成。水域面积20620hm2，现已开发利用10628hm2，占总面积的49.80%。其中浅海面积8870hm2，已开发利用3816hm2，占浅海面积的43.02%；滩涂面积11750hm2，已开发利用6452hm2，占滩涂面积的54.91%。主要养殖的品种有：海带、紫菜、大黄鱼、真鲷、鱼、美国红鱼、牡蛎、贻贝、花蛤、缢蛏、泥蚶、鲍鱼、对虾、锯缘青蟹、梭子蟹、大弹涂鱼等几十个品种。据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统计2004年罗源湾各种水产品产量达230187吨，产值逾15亿元。湾内海水养殖产量占全市海水养殖产量的25%，是福州市海水养殖业的重要基地。

（二）水产养殖绿色核算基础数据选择

根据福建省浅海、滩涂水产养殖容量课题组依据罗源湾营养盐、初级生产力等有关资料对湾内水产养殖容量进行科学计算后得出的结果：湾内贝类产量应控制在85000吨，理论上年可产藻类560000吨。然而，据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罗源湾的贝类养殖产量已超过170000吨，藻类总产量却只有35700吨，显而易见罗源湾目前的养殖现状已严重偏离可持续发展方向。若依此进行核算，核算出的结果将不再具有预见性和代表性。与之相对，罗源湾2001年海水养殖规划为罗源湾目前最新的养殖规划，它是以罗源湾总体功能区划、水产养殖品种生产技术标准、浅海滩涂养殖容量调查项目的科研成果为依据制定的，其目标是通过对罗源湾海水养殖区域的规划调整，初步解决湾内海水养殖布局不合理，养殖品种搭配不协调以及网箱养鱼与贝类养殖生产中普遍存在单位体积养殖密度过大的不良状况，使罗源湾各类海水养殖生物容量趋于合理。显然，选择罗源湾2001年海水养殖规划方案作为罗源湾水产养殖合理性评价的核算基础要比罗源湾水产养殖现状更具科学性和代表性，因此笔者选择该规划方案中水产养殖的空间布局、养殖面积、类别和数量等基本数据为该研究的基础。

（三）罗源湾水产养殖规划方案概要

罗源湾2001年海水养殖规划方案共分10个区（如图2），各区具体养殖规划如表1。

（四）水产养殖绿色核算成本效益分析

1、水产养殖总成本分析。依据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一种资源产品的合理价格应包含资源开发的生产成本、资源开发产生的外部成本和资源使用者成本。（1）边际生产成本。水产养殖年边际生产成本指水产养殖每年必须投入的各项生产成本，具体可分为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经问卷调查及统计资料所得，当地年原材料成本网箱养殖约为3450元/箱、贝类养殖16000元/hm2、藻类养殖18975元/hm2、池塘综合养殖26150元/hm2。将上述各养殖成本乘以规划区各养殖类别面积，相加得到罗源湾水产养殖年原材料成本为65755.12万元。据问卷调查，闲时一个成年劳动力平均可照看网箱25个、贝类养殖0.3hm2、藻类养殖0.4hm2、池塘综合养殖1.7hm2，则共需劳动力17339人。以当地劳动力人均年收入7409元计，闲时年劳动力成本为12846.5万元。另在分苗收成时节一般需雇工，以年雇工费用平均6500元/hm2计算，忙时需另投入年劳动力成本4466.99万元。罗源湾水产养殖年边际生产成本为年原材料成本加上年劳动力成本，总计83068.61万元。（2）边际外部成本。边际外部成本是指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或者说是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损害。水产养殖边际外部成本表现为水产养殖所造成的用海海域生态损害，可用海域生态损害补偿值乘以海域使用面积来计算，而海域生态损害补偿值可用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乘以损害系数来计算。不同的海域由于其区域性特点，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是不同的。根据彭本荣、Costanza等海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2004年厦门市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6.49元/m2.a。参照厦门市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福建省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应用特尔斐法估算全省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平均价值折算系数，进而计算出全省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平均价值为2.11元/m2.a（如表2）。不同的用海类型会对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不同的损害，如填海用海，改变海域属性，资源全部掩埋，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完全丧失；相对应的，旅游/浴场用海则对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害就小得多。各类用海损害的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值见表3。经计算得出罗源湾水产养殖年外部成本为2580.88万元。（3）边际使用者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主要指海洋资源用于水产养殖功能时所放弃的用于其他功能可能产生的最大纯收益。罗源湾水产养殖规划区域若不用于养殖，绝大部分可发展捕捞业，故可将捕捞业产值作为边际使用者成本。计算方法为首先运用Tait模式估算出研究区的渔业资源年自然生产量（为可捕捞量），然后根据当前市场近海捕捞水产品价格计算其产值。Tait研究结果表明：沿岸海域初级生产力转化为第三级生物（渔业资源）的效率为0.015。罗源湾初级生产力多年平均值为134.25mg/（m2.d），则年渔业资源产碳量为125.555吨。据厦门大学测试中心研究结果，1吨有机碳换算渔获物鲜重为8.1037吨，估算出罗源湾水产年产量如下1017.46吨。据市场调查，以捕捞水产品平均价格40元/千克计算，水产品价值估算为4069.84万元。因此罗源湾水产养殖年边际使用者成本为4069.84万元。

2、罗源湾水产养殖的总效益分析。按照国民经济评价理论的思想，水产养殖项目产生的年总效益包括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两部分。直接效益就是水产养殖获得的各类水产品总产值，间接效益是指由水产养殖项目产生的外部效益和无形效果。（1）直接效益。据问卷和市场调查分析，罗源湾网箱养殖年均毛收益9200元/箱、贝类养殖31500元/hm2、藻类养殖63000元/hm2、池塘综合养殖135000元/hm2。根据以上数值分别乘以各类别的养殖面积，共计195399.5万元，此为罗源湾水产养殖的直接效益。Ⅰ区至Ⅹ区年直接效益依次分别如下：16310.25万元，27086万元，34758.35万元，1283.4万元，10297.55万元，36679.05万元，14404.5万元，13329.9万元，778.05万元，43236.45万元。（2）间接效益水产养殖的间接效益，其变量大致有以下几项：IDI=f（Xw，Xs，Xe，Xht），t表示时间。就业保障方面（Xw）：罗源湾有几万劳动力直接从事水产养殖行业，在保障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也使许多以水产养殖为生的家庭能够幼有所依、老有所养，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当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社会经济方面（Xs，Xe）：除水产品养殖、出售对社会经济作出的直接贡献之外，另还有依靠水产品为原材料进行二次加工或多次加工的产业即水产养殖产业链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以及这些效益对当地社会经济各方面所起到的促进推动作用。居民健康方面（Xh）：水产品蛋白属于优质蛋白，罗源湾出产大量优质廉价的水产品，这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身体素质，对当地居民健康水平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限于所得的材料，以及时间、精力和水平，无法将罗源湾水产养殖项目所带来的间接效益货币化，实为遗憾。

（五）罗源湾水产养殖绿色核算成果

1、罗源湾水产养殖总成本核算。根据边际机会成本的计算公式，即C=MOC=MPC+MEC+MUC，计算得出罗源湾水产养殖Ⅰ区至Ⅹ区年总成本依次为：6102.04万元、10914.84万元、15570.27万元、661.97万元、4224.28万元、15780.09万元、5505.96万元、10723.38万元、623.75万元、19612.75万元，累加得出罗源湾水产养殖年总成本为89719.33万元。

2、罗源湾水产养殖年纯收益核算。年纯收益就是将亚热带海湾水产养殖的总收益减去其总成本所得的值。当所得值为正时，说明水产养殖在该海域所产生的总效益大于其生产、资源损耗以及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三者相加形成的总成本，在此布置水产养殖项目是合理可行的，对其应该进行提倡或保留；当值为负时，结论相反。由于无法将罗源湾水产养殖的间接效益货币化，因而此处的核算只能将直接效益作为总效益来扣除总成本，各区年纯收益分别如下：10208.21万元、16171.16万元、19188.08万元、621.43万元、6073.27万元、20898.96万元、8898.54万元、2606.52万元、154.3万元、23623.7万元，累加得到罗源湾水产养殖年纯收益为105680.17万元。

3、罗源湾水产养殖效益费用比。利用国民经济评价理论中的效益费用比来进行分析，将各区总效益除以各区总成本，所得为其效益费用比a=I/C。经计算，区至区的效益费用比分别如下：2.67、2.48、2.23、1.94、2.44、2.32、2.62、1.24、1.25、2.2；整体费效比为2.18。

4、罗源湾水产养殖绿色核算成果分析。（1）从前面外部成本的计算过程可看出，罗源湾围垦养殖的成本明显要高于海水开放性养殖，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开放性海水养殖的总体效益要明显高于围垦养殖。（2）从养殖品种的平均效益来看，网箱养殖＞池塘综合养殖＞藻类养殖＞贝类养殖。值得注意的本次核算是建立在罗源湾海域合理生态容量基础上的，因而外部成本十分低廉。但事实上位于围垦区内封闭式池塘综合养殖污染是非常严重的，饵料的大量投放使其底质严重恶化，底栖生物破坏殆尽，环境价值损失巨大；同时由于水体的严重污染而又交换周期长，致使其防治病害的成本非常高，本文所计算出池塘综合养殖的平均效益只适合于养殖初期，对于长期从事池塘综合养殖的垦区而言则有相当虚高的部分，因此从长远来看，笔者还是认为不宜在罗源湾内提倡围垦养殖。（3）规划各区的产值在扣除其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之后，各区纯收益也均为正值，效益费用比超过1，说明规划各区总效益大于总成本，该规划方案设计比较合理，有利于罗源湾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4）从核算的最终结果来看，纯收益＞0，即在上述规划方案被合理实施的情况下，罗源湾水产养殖整体效益为正值，说明罗源湾总体上适宜进行水产养殖项目的布局，社会整体所得大于所失，同时整体费效比较高，产出效益较好。但应该注意的是此次核算的总成本较低，原因有二：没有将资金成本计入边际生产成本；由于此次核算是建立在罗源湾合理海域生态容量基础上的，其外部成本十分低廉，所以总体效益会较高。（5）从以上收益的绝对数额看，Ⅹ区最大，Ⅸ区最小。究其原因，Ⅹ区为此次规划最大的浅海养殖区，规划养殖绝对面积大、养殖数量多，且网箱养殖收益明显高于其他养殖类别；Ⅸ区规划养殖绝对面积小，养殖数量少，无网箱养殖。（6）从各区的效益费用比看，Ⅰ区最高，Ⅷ区最低。其中Ⅷ区为传统的贝类、藻类养殖区，也是罗源湾最大的滩涂养殖区（垦区除外），其近年来贝类养殖数量过多，致使外部成本加大，经济效益不佳，故其效益费用比值较低。

四、罗源湾水产养殖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罗源湾水产养殖绿色核算成果，同时针对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开放性海水养殖的总体效益要明显高于围垦养殖，罗源湾内不宜提倡围垦养殖，不过可考虑在湾外风浪较大的海域进行适当围垦。

第二，针对现状，应遵循规划对罗源湾内海水养殖实行总量的控制，不盲目追求养殖面积，在海域合理生态容量上提倡效益多元化，如藻类养殖，可在原有海带养殖基础上套种江蓠，每年仅多出江蓠苗种的成本，效益可翻一倍；另池塘综合养殖视情况可套养少部分弹涂鱼、青蟹或桡足类，若套养弹涂鱼、青蟹，每年每公顷可多产出9000元，若套养桡足类，每年每公顷可多产出约4500-7500元。

第三，网箱养殖的效益最高，罗源湾浅海地区在保证海域合理生态容量的基础上提倡网箱养殖，但应注意防止水体富营养化；藻类养殖的平均效益要高于普通贝类养殖，建议在适宜海区退出部分贝类养殖，改为效益更高的藻类养殖，但藻类养殖特别是海带养殖前期投入较大，政府应重点扶持。

第四，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政府应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科学合理征收海域使用金、完善审批制度。可将水产养殖的使用者成本和外部成本内化在湾内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即由政府根据资源总量、生产和市场情况向水产养殖者征收一定的资源使用税（费）和环境税（费）等，以此抑制资源使用的外部性，同时各类水产品价格应包括边际生产成本、资源使用税（费）和环境补偿费（税），才能确保资源的最优生产水平及效益。

参考文献：

1、王晶等.边际机会成本与自然资源定价浅析[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5(3).

2、陈志敏.关于投资项目中的国民经济评价[J].基建优化,1999(2).

3、罗源湾2001年海水养殖规划方案[Z].福州市罗源湾海水养殖协调领导小组,2001.

4、彭本荣等.填海造地生态损害评估[J].自然资源学报,2005(5).

5、Costanza R.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J].Nature,1997(387).

6、福建省海域使用分类定级及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制定研究报告[R].福建省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2005.

7、沈国英,施秉章.海洋生态学[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8、洪丽玉.几种头足类含碳率检测报告[R].1996.

9、福建海区虾类资源探捕调查及捕捞技术研究报告集[R].福建水产研究所等,1986.

＊本文为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厅重点项目（2005I008）――海洋资源价值绿色评估及其应用。

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海外利益维护 正确义利观 多元路径 和合模式 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王发龙，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6）06-0037-18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606003

海外利益维护是关涉传统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影响新兴大国崛起进程的战略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进入了全面、均衡、快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领域的海外利益在发展速度、地理分布、地位比重等方面均有了显著进步，已然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中国海外利益在全球层面、不同地区、他国之境面临着不断增多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敏感性和脆弱性也与日俱增。2010年4月27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显示，遍布全球的海外中资企业之中，未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仅占13%。 现实表明，中国海外利益实际上深处多重困境，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已成为关涉中国社会发展、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议题。2005年至今，《政府工作报告》连续12年提出，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 十报告亦指出，“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 2014年11月28日，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 。

历史表明，英国、法国、美国等传统大国不仅均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至战略高度，还就海外利益维护的具体举措做出了较完备的战略部署。 现实看来，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尽管应该运用外交、法律、军事等手段，但更需要构建具有前瞻性、综合性、导向性的海外利益维护战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瑞・布朗（Kerry Brown）直言道，“目前中国需要战略应对海外利益受损。” 因此，本文试图从观念、路径、模式等层面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构建作初步探讨。

一、树立海外利益维护的正确观念

观念乃行动的先导，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当以正确的海外利益观为理念支撑。 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海外利益观不仅左右着国家对具体利益形态的认知和偏好，还影响着海外利益维护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主席多次强调，做好外交工作应该树立、践行正确义利观。毋庸赘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以保障境外公民和法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为基本目标，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亦应树立正确义利观，即综合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合作利益观。

（一）树立综合利益观，力避纯粹的物质利益观

异于国内利益的是，“海外利益是国家于管辖范围之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需求的一切权益和好处。” 在形态方面，海外利益大体可分为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不仅包括对外贸易、海外能源、国际劳务等实体性的物质利益，还包括国际制度话语权、国际文化影响力、国际身份认同度等过程性、观念性的非物质利益。现实表明，中国对海外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主要限于物质性海外利益。相较而言，西方大国不但认识到海外利益有其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而且高度重视非物质性海外利益的拓展和维护。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看来，“道德价值观只是无形的国家利益。……维持国际秩序乃美国的国家利益。” 英国一贯认为，“英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以英国为主要创始国的国际体系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大多将海外投资运营、能源资源获取、国际机制建设、国际秩序维护、价值观念传播视为海外利益的核心要素。 1970年6月18日，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在大选中表示，“我们将保护英国的海外利益”，…… “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将符合英国人的长远利益。” 奥巴马政府2011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利益与更加广泛的国际稳定体系紧密相连，该体系包括联盟、伙伴关系和多边机制。” 对任何国家而言，物质利益是海外利益的本原和主体而皆为各国政府所高度重视。相较而言，非物质利益则更具韧性、更为长久，是影响物质利益不断发展的智力支撑和理念保障。对大国而言，海外非物质利益的重要性有时并不亚于海外物质利益。比如，中国高度重视海外文化利益的发展和维护，大力推进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建设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认为，“一个伟大的自豪的和高尚精神的人民将宁可面对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也不以国家荣誉为代价换取那种基本的繁荣。” 必须指出的是，学界对海外利益的研究大多囿于对外贸易、海外投资、地缘安全等物质范畴，不仅对国际形象、国际认同、国际话语权等非物质性海外利益的研究乏善可陈，甚至将海外利益等同于物质性海外利益。在外交实践中，中国通常将公民和法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视为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这导致对非物质性海外利益的维护重视不足。应当指出，物质性海外利益与非物质性海外利益均是国家在境外的重要利益诉求，尽管形态各异且地位不一，但两者均不可偏废。

为此，中国应在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实践中树立综合利益观，力避两种错误的认知倾向。其一，不可将眼界囿于纯粹的物质主义范畴而只强调物质性海外利益，认为非物质性海外利益在海外利益之整体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和分量微乎其微，乃至仅作为物质性海外利益的附属品、衍生物而存在。其二，不可受唯心主义的羁绊而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等非物质性海外利益，以至妨碍了对物质性海外利益的发展和维护。

（二）树立共同利益观，力避狭隘的民族主义

海外利益是个主体多元、内容庞杂、层次繁多的综合性利益体系。在主体方面，海外利益大概可分为公民、法人、国家（以政府为代表）及国际共同的海外利益等。随着世界发展大势和自身国情国力的变动，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或处于不同时代的同一国家通常会对海外利益有着不同的认知、界定和偏好，进而采取使自身海外利益最大化的理。明显的是，全球化无疑是驱动各国海外利益生成、发展、存在的核心外生变量。马克思早已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尽管仍保有其鲜明的私利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但已明显异于殖民利益而更具合约性、合法性，异于国内利益而更具共存性、包容性。应当指出，海外利益因生成和发展于他国之境或全球公域，其有效维护和不断实现通常有赖于利益所属国和利益所在国的协力合作。进而言之，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利益将更难具有充分的排他性和私利性，远非海外利益所属国的一己之私，而是推动、维系国际关系进步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以来，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全球治理困境的不断显现，尽管使得国家之间具有了更多的国际共同利益，但部分国家仍无视他国的合理利益关切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此形势下，中国在发展、维护和实现海外利益的实践进程中，应注重海外利益相关方的合理关切、增进对国际共同利益的认知与保护。比如，中国基于合作共赢的理念和维护地区安全的考虑而打击中亚“”、推进区域安全合作，不仅有助于保障自身在中亚地区的投资、能源开采、文化交流、地缘政治等方面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还有利于培育自身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国际共同利益。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

不难预见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交往密度的迅速提升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增强，各国的海外利益在全球范围将难享“势力范围”、难现泾渭分明之态，会在国境之内、地区之间乃至全球公域以交集形式、融合形态渐呈卯榫相合、荣损与共之势。全球发展大势已然明朗，不同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已越来越多，海外利益的共存性、包容性亦更趋明显，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和历史必然。在此形势下，中国在发展、维护和实现海外利益的过程中，应力避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树立共同利益观以增进自我与他者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三）树立合作利益观，力避褊狭的零和思维

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作为存在于境外的利益形态，海外利益的产生、发展、维护和实现均非利益所属国可独力而为，有赖于利益所属国、利益所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2014年7月4日，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了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他表示，中国“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 历史显示，传统大国之海外利益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保障一己之私而非增进共同利益，海外利益维护的主导方式是倚重单边行径而非借力国际合作。现实表明，单边主义、自助行为仍是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选择，明显已不合时宜而难以保障海外利益的发展和安全。应当指出，国家自身海外利益的安全不但有赖于独力维护，还应基于合作利益观以增进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合作。合作利益观，即强调海外利益的不同主体和利益相关方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摈弃零和思维主导下的单边行径和自助逻辑，以合作方式促进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实现。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利益早已超越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视野，不再完全由国家自身决定而需顾及他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关切。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各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带来了综合威胁，国际合作而非“独力自助”理应成为所有国家维护海外利益的必由之路。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惨遭重创，令世界经济明显衰退，一片萧条，由此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艰巨性和长久性。在此形势下，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保障海外利益的安全绝非任何国家可独力而为，有赖于世界各经济体乃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协力合作。

全球化时代，国家无论大小、不管强弱，都应站在时展与人类进步的高度，基于合作共赢理念、运用国际合作方式来应对海外利益所面临的现实威胁与潜在风险，进而保障自身海外利益和国际共同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海外利益逐渐步入迅速发展的高速轨道。随着各领域海外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生成与迅速拓展，中国如何保障海外利益安全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作为一个海外利益后发国，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基本前提无疑是在理念层面树立海外利益维护的正确义利观，在实践中力避零和思维、树立合作利益观，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提升与利益所在国、利益相关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合作力度。

二、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

作为综合性的利益体系，海外利益在内容上可划分为海外经济利益、海外政治利益、海外文化利益、海外安全利益等。全球化时代，国家应该对海外利益所面临的多重威胁和风险采取多种举措、构建综合机制。指出，“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 与之相应，中国亦应在国际社会从推进经济外交、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军事合作等层面着力，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多元路径。

（一）推进经济外交

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基础部分和重要方式，经济外交对海外经济利益维护有着无可代替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推进经济外交已成为各国进行海外经济利益维护所无法回避的必然选择。客观而论，中国的经济外交起步晚、进度慢、成效低，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后才缓慢发展起来，更遑论对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发挥保障作用了。经过30余年的实践探索，中国的经济外交尽管手段更加多元、领域日渐宽广、发展日益迅速，但总体上仍处于难助自身、落后于人的初始阶段。比如，中国尽管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国际经济机制内，中国提出的新规则寥寥无几。……中国通常会接受世贸组织的全部决策程序和结构，并且对在组织内发挥领导作用一直较为谨慎。” 2004年8月，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上强调，要加强经济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 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积极维护我国公民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

基于此，中国应加大经济外交力度，为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提供有效保障。一方面，应拓展双边经济外交路径。比如，中国应通过与海外利益相关国开展双边经济对话，解决双边贸易纠纷和投资争端，签订投资、贸易、税收等方面的双边协定，为海外经济利益维护提供基本的机制保障。如中韩自贸协定于2015年6月1日签署，无疑为维护双边贸易的发展与安全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保障。另一方面，应提升多边经济外交力度。比如，中国应继续通过创建国际经济机制、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推进国际经济治理等方式，为海外经济利益维护提供合法框架。近年来，中国不仅在参与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地区性国际经济机制的创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无疑为保障对外贸易、海外投资、国际金融等海外经济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战略平台。

（二）增进政治互信

与国内利益不同的是，海外利益的发展态势和安全状况不仅取决于利益所属国，还有赖于利益所属国与利益所在国的政治关系。被西方视作“异质文明”，中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与部分传统大国存有较深的战略互疑和政治不信任，这成为阻碍其海外利益发展与安全的结构。近年来，中国在非洲、中东、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经济利益快速拓展，引起了美国、英国、法国等传统大国乃至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心理恐惧、认知错误和战略疑虑。其中，美国政界和学界部分人士表示，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能源资源开采掀起了新一轮“殖民主义”运动，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是对世界秩序和美国霸权的严重“威胁与挑战”。2011年6月1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赞比亚宣称，中国正在非洲大陆实施“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投资与援助并不总是顾及非洲人民的利益。 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更是直言道，“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与西方领军的民主国家的停滞和瘫痪相重合，这带给了西方人心理上的不安” 。

在此形势下，中国应加强与海外利益相关国的政治交往和战略对话，为海外利益维护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一方面，应继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应继续秉持“结伴而不结盟”的外交理念，大力发展新型国际关系而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通过在国际互动进程中消减他国的战略疑虑来增进政治互信和国际认同。例如，2015年4月20日，国家主席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同意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无疑为中巴经济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夯实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应大力拓展政治交往渠道。在主体方面，中国应在强化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公民个人、跨国企业、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的辅助作用，形成“以民促官、官民结合”的外交新合力。在路径方面，中国应在加强政府外交的同时，统筹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外交方式，开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交新局面。

（三）促进文化交流

文化是国际社会的一股柔性力量，同质文化乃促进海外利益生成和发展的外在驱动，异质文化则是阻碍海外利益维护与实现的结构障碍。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看来，“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历史与现实表明，源于不同文化的国家更难以形成对彼此利益的认可和共同利益的认知。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碰撞、侵袭、异化等现象，不断凸显出来而渐呈“全球化”之势。在此形势下，中国与他国（尤其是西方大国）在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外交理念等方面的差异，显然不利于自身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比如，美国安可顾问公司全球总裁马格里・克劳斯（Margery Kraus）就曾表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会面临劳工等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文化差异是最大的挑战。” 阿联酋海湾研究中心主席阿布杜拉齐兹・塞奇（Abdelaziz Sage）也认为，中国和中东的经贸往来受阻于两种文化间缺少理解，文化差异像横在双边贸易间的障碍物。

这样，中国应提升国际文化交流的力度和进度，增进与他国的文化认同，为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提供精神支撑和理念保障。一方面，应拓宽传播自身文化的路径。例如，中国可通过合办高等学校、设立科研机构、开办孔子学院、签订文化协定、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建立中外文化交流的长效机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孔子学院已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主体。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135个国家共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 000个孔子课堂（遍布亚、非、欧、美、大洋等世界各洲）， 基本上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网络。另一方面，应加大了解他国文化的力度。比如，中国的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海外利益主体在“走出去”之时，应强化对海外利益所在国（所在地）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要件的了解和学习，进而在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进程中消弭文化差异、增进文化认同。2014年5月，在访问非洲时曾指出，“真正扎住根，还是要了解当地文化、尊重当地习俗。和谐相处，才能把项目做得更大，成就也一定会更大。”

（四）加强军事合作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军事力量是任何国家保障海外利益安全的坚强后盾和最终手段。诚如弗里德曼所言，“离开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永远不起作用。……保障硅谷科技在世界发挥作用的看不见的拳头，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后冷战时代，国际交往的速度、密度、频度均不断提升，这使得海外公民和法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更易于遭到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威胁。在此形势下，国家不可亦不能凭一己之力应对海外利益的威胁因素，需要借助国际军事合力打击海盗、劫匪、等不法势力来保障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并不意味着放弃运用武力保障海外利益的路径选择，而是通过不断加强国际军事合作来消减海外利益的威胁因素。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提出，“开展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应急救援等海外行动，成为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 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进一步提出，“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 。

因此，中国应继续提升国际军事合作力度，为海外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提供安全保障。一方面，应强化与他国的双边军事合作。比如，中国可与海外利益相关国在联合执法、反恐行动、打击海盗等方面加强军事合作，以国际合力应对海外利益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2011年以来，中国与老挝、缅甸、泰国通过召开部长会议、签署联合声明、成立指挥机构、开展联合执法（三十余次）等方式，有效打击了湄公河流域的河盗、劫匪、等不法势力，维护了中国商人、船员、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应增进多边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比如，中国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亚信会议等国际安全机制的框架下，通过参与维和行动、开展联合巡逻、举办反恐军演、促进安全对话等方式，以国际军事合力应对恐怖主义、海盗劫匪、武器扩散等威胁因素，为海外利益的发展和安全提供机制化、常态化的军事保障。

三、构建海外利益维护的和合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海外利益发展逐渐展现出全面、均衡、快速的繁荣之势。但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尚显滞后，不仅仍未摆脱弱国心态和“落后就要挨打”的主观认识，也尚未探索出符合自身国情国力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实践模式。作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海外利益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应力避以单边主义、黩武主义为核心的零和模式，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国际制度为依托的和合模式。

（一）力避以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

海外利益有着不同的生成机制和发展方式，亦有其不同的维护模式和实现路径。其中，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在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历史进程中，构建了以单边主义、黩武主义为主导的零和模式。

一方面，黩武主义乃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选择。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大国在全球开拓殖民地的同时，通过在海上战略要道附近布设军事据点，以坚船利炮维护原料获取、远洋运输、奴隶贸易等方面的海外利益（殖民利益）。近代以降，无论是英国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圈地运动”，美国在拉丁美洲实施的“大棒政策”，还是日本在东亚地区谋划的“大东亚共荣圈”，武力乃其海外利益维护的主导方式。1898年12月，美国于美西战争结束后旋即在菲律宾和古巴着手建立海军基地，以保障在相关地区的海外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冷战之后，武力仍是西方传统大国保障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比如，英国颁布的《2007年度政府改革报告》明确表示，英国“把国防部的工作和军事开支视为维护其全球利益的重要支柱”。 再如，美国强化了以武力保障海外利益的力度，通过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强化军事同盟、加强海外武力投放等方式来维护海外利益。诚如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所言，“我们在全球运用武装力量以维护我们的利益，……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在必要之时，决定在何地、从何时、依何种情况部署武装力量。” 2012年9月，美国五角大楼的《2013财年美军基地结构报告》（Base S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13 Baseline）显示，美国已构筑了覆盖全球的军事网络，其部署在40个国家的598个海外军事基地 ，成为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支点，为其商品市场、能源运输、海外救援、航道安全等海外利益提供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单边主义乃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惯用手段。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在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时往往选择单边主义。其中，英国和美国有着较为久远的单边主义传统。1796年9月17日，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宣称，“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 历史与现实表明，美国“不同的政策路线”即在国际交往中以单边行径保障自身利益，这奠定了单边主义外交（孤立主义）的理念基础。 此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多以单边主义为指导，通常无视他国的正当利益关切而“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获取海外利益。无论是实施“门罗主义”将拉丁美洲划为势力范围，还是推行“大棒政策”侵占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美国均以单边行动维护其海外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和国际战略利益。冷战时期，单边主义仍是美国进行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外交理念和路径选择。20世纪50年代，美国假联合国之名扩大朝鲜战争，以维护自身在远东的地区秩序主导权、地缘政治利益等海外战略利益。60年代，美国以遏制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为由而独自发动了越南战争，以保障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后冷战时代，美国海外利益维护实践中的单边主义行径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小布什政府甚至将单边主义发挥到极致，惯于通过传播价值观念、颠覆政权乃至发动战争等方式，来保障能源开采、民主化改造、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海外利益。比如，小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大肆推行“价值观外交”，宣称“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同时， 无视联合国、国际社会乃至部分盟国的反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冷战思维并未随着冷战的终结而终结，单边主义亦没有随着多边外交的时兴而退出历史舞台。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实践进程中，应超越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主导下的零和模式。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缺乏丰富的海外利益维护经验，尽管应该借鉴传统大国维护海外利益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但是零和模式、零和思维早已不合时宜。

（二）构建以共同利益和国际制度为核心的和合模式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加强国际合作、共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的战略主张。指出，“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秦亚青也认为，“‘和合’是真正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是根本不同于西方世界观的思想理念。挖掘发展这一概念、使之成为核心理论概念，既有中国灵魂、又有普世价值，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一个关键所在。” 笔者认为，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和合模式明显异于西方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零和模式，它既蕴含着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理念，又彰显着“和而不同”“独善其身”的中国气派与“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

一方面，增进共同利益认知，夯实国际合作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海外利益的生成机制、发展方式、存在形态均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相互交织、彼此交融，还逐渐形成利益汇合点乃至利益共同体。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认为，“除非照顾到所有国家的利益，否则任何国家都无法依靠任何手段获得利益；即使能够获得，也不应该去寻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并固化了“两头在外”的总体经济发展格局，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不断上升而致其经济敏感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在此形势下，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不应限于自身发展的个体维度而需基于国际社会的整体维度，增进对他国正当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认知和维护，惟其如此方可获取双赢、共赢之效。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毋庸赘言，无论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共同利益无疑乃达成、促进、维系合作关系的天然纽带，但是未被制度化的共同利益是脆弱的、短暂的。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也认为，“仅有共同利益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些共同利益是否转化成为共同的，或至少是相辅相成的政策。”

另一方面，挖掘国际制度潜能，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任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任何层面的国际合作均非国际互动的常态而常因利益分配、预期收益、权力对比等问题而搁浅或终止。随着国际交往密度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提升，尽管国家之间存在着足以促成国际合作的、不断增加的共同利益，但国际纷争与冲突仍时有发生。换言之，国家之间仅有共同利益并不足以达成和维系国际合作。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指出，“仅存在共同利益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 ，因为“国际制度具有促进合作的潜能，若没有国际合作，人类必将难以繁荣。” 明显的是，国际社会的制度化进程和规范性程度与日俱增，制度本位无疑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此外，海外利益有其充分的合约性、合法性，大都受海外利益所在国法律、国际法、国际制度等合法框架的承认与保护。在此形势下，各国借助国际制度以维护海外利益则更具可能性与可行性。例如，自2008年12月开始，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相关国际法积极参与打击海盗行动，有效地保障了中国、他国以及国际组织航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人员和船舶的安全。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国际制度能够通过克服“政治市场失灵”而促进国际合作，它对“合作出现和进步的贡献，……是通过改变国家以自我利益为基础进行的决策环境来达到的。” 又如，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加强了政策协调、情报共享、军事演习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消减了“”对中亚地区的威胁，保障了自身海外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发展与安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2013年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强调，“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 基于此，中国应继续通过参与、改革、创建、运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方式，来搭建国际合作的战略平台、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制度路径。

应当指出，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制度化、规范化乃国际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对各国而言，增进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加强国际制度框架下的国际合作无疑是海外利益维护的应然选择。对中国而言，借力联合国安理会、G20、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平台来拓展国际制度路径、提升国际合作力度，实乃海外利益维护的理性选择。

结 束 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展现出不断生成、快速发展和有效实现的良好态势，已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与此相应，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而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孔子曰，“可久者圣人之德，可大者圣人之业。”毋庸赘言，海外利益维护即是中国一项神圣而伟大的长久事业。纵观历史，历代崛起大国之所以最终实现崛起，是因为在海外利益维护的长久征程中做出了历史性创新，在器物、制度、理念等层面引领时代潮流。审视现实，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与和平崛起进程相伴而行，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构建不仅影响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具体利益，还关涉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等战略性利益。展望未来，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在全球层面将遭遇权力掣肘、制度约束、文化侵袭，在国家层面将面临守成大国的心理疑虑、错误认知、战略打压。作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兴大国，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尽管需要借鉴传统大国的历史经验，但更需要的是构建符合自身国情国力、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战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