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劳动实践概述范文第1篇

(一)对“五育”的概念术语表述不全。在对“五育”概念术语的表述上,对德、体、美、劳四育进行了近乎规制性的表述,分别是思想品德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美感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但对智育却没有进行表述,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和有关教育著述中都是如此。(二)对“五育”中部分内容的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当。德育的概念模糊,内涵不恰当扩大。在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德育的概念比较模糊,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一致。对概念术语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而对概念内涵的表述却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一些教育著述和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是如此,如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词典》[7](P824-825)、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31)和邵宗杰等主编的《教育学》[9](P151-152)等。既然概念术语明确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那么概念内涵中的政治教育到底是属于思想教育呢,还是属于品德教育,或者是包含在两种教育内?这样的概念不仅显得比较模糊,而且内涵不恰当地扩大了。事实上,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和包含关系。相应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看,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和思想,政治也不是道德和思想的附加成分。其次,从方法、途径看,“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一样的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10]政治教育一般是单一性的①、灌输性的、强制性的,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并有不可选择性;道德和思想教育则是多样性的②、引导性的、柔性的,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各种活动中的感知、熏陶、体验等。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并有主观选择性。因此,用泛德育的理念来界定德育,就造成德育内容繁杂,内涵不恰当扩大。

(二)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不清,内涵不合理缩小。几乎所有的《教育学》教材都把劳动教育表述为“劳动技术教育”,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11](P352)、扈中平等主编的《现代教育学》[5](P146)和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5)等,包括劳动教育和劳动(或职业)技术教育,前者指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后者指劳动(或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从概念术语看,表述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看似乎就是“劳动的技术”教育,“劳动”是“技术”的限定词,而使用起来却混淆难分,不知到底是讲劳动观念教育还是讲劳动知识、技术教育。从内容上看,表述不全面。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脑力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体力劳动领域,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相互融合。而在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把劳动技术教育(由于概念混淆不清,姑且把此处的“劳动技术教育”当作狭义的,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定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内,讲的是了解劳动过程、会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劳动技术等,忽视了其他脑力劳动领域。由此可见,劳动技术教育的内涵被不合理缩小了。

(三)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内容混淆。有的《教育学》把体育表述为“学校体育和卫生”,如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79),有的把体育与卫生保健合在一起,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编的《教育学》[4](P235)和邵宗杰等编著的《教育学》[9](P222)。这不仅使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而且把体育的内涵不合理扩大了。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范畴。从内容上看,体育包括知识和技能,卫生保健只有知识而无技能。并且就“知识”这一范畴而言,体育和卫生保健也不相同,体育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游戏、军事体育等知识,卫生保健则包括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生理卫生、环境卫生等知识。从教育方式方法上看,体育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技能上的训练,而卫生保健却没有技能训练的成分。

(四)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不完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一是未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综合素质中就包括心理素质。反映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就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诸多的教育学著述中,在论述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学教材中才有所提及,且非常简略不成体系,如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6)。虽然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已经自觉实施,但在作为指导教育工作实践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能明确提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二是未提出良好个性品质的教育。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步曲:从古代和近代只关注知识技能的传授,到现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再到当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开发培养和完美个性品质的养成。同一性、模式化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过去,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国《中学德育大纲》中曾提出“身心卫生和个性发展教育”[9](P162),但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没有提出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在各种教育著述中鲜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个别论著在论述德育时提到一点,如胡守棼主编的《德育原理》[12](P57-59),但也不是作为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提出的。

二、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当代诠释

(一)德育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概念表述为:“培养学生形成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正确思维方式、正确观念、正确态度、正确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内容包括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四个方面的教育。世界观教育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鉴别和政治取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教育,道德观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职业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我价值认知和体现等方面的教育。由于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因此将其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更合理,并且避免了原来“德育”概念内涵上的不合理扩大。这个改变并没有改变德育的实质,仍包括思想、政治、道德三方面的教育,同时增加了价值观的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

(二)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扩展。科学文化知识是智慧之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目的就在于开启智慧之门。智力和能力既是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又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智能与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智能的开发培养其实就是智慧的开发培养,因此把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是合理的。

(三)美育仍称审美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除了原有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生活美外,增加科学美。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应增加“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科学鉴赏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科学美、发现科学美,以激起对科学的热爱,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为创造科学美奠定基础。

大学生劳动实践概述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实践观;感性活动;理性活动

引言: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石,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灵魂之所在,是马克思哲学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份,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实践下一个定义,在对西方实践哲学的理解、完善过程中,马克思建构了自己的实践哲学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与实践对置的意义上突出了实践的“行”

前面已经指出,亚里士多德是从人之为人的活动或自由活动的意义来理解实践的,所以他有时把理论或思辨活动称为最高的实践。而近代把实践放入理论与实践的对置中来规定,一方面把实践理解为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突出了实践之“行”的意义。马克思也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对应中来使用实践的,他把实践看作不同于精神劳作的实在的“行动”,看作是感性的活动。这不论是在其早期还是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均是如此。在《手稿》中,实践与“理论”、“观念的生活”、“理智地复现自己”对应,而与劳动、“现实的生活”、“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同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实践仍然与思维、观念、意识、思辨对应,而可以与感性活动、实际活动、现实生活、物质生产等等概念互用。质言之,当马克思在理论与实践相对置的意义来使用实践时,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虚化”概念,它本质上是指现实、实在,是一个唯物主义概念,是马克思标明自己立场的概念。

第二,实践是一种生产性、对象性的活动

与亚里士多德把生产和技术活动排除于实践之外不同,与近代实践“对象化”相似,马克思也把实践对象化了。实践的对象化的结果使对实践的基本形式的理解发生了“倒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政治和伦理活动之手段的创制活动或物质生产成为实践的最基本形式。所以,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实践与劳动、生产、物质生产等概念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并没有局限于物质生产,而是包容了交往、革命或社会改造等等一切感性活动。这通过他在不同著作中对实践的使用就可以看出。早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践是指与理论、哲学对应的现实的“革命”、“人的解放”行动。在《手稿》中,实践主要是指工人的劳动、工业、现实的或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同时,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的联合活动、他们的交往活动称之为实践。在《提纲》中,实践被等同于感性活动。在上面引述的《形态》中阐述历史观的那段话中,实践就不仅指物质生产,而且涵盖了交往。而在《形态》的另一处,实践不仅包括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改造人或改造社会的活动,即“实际运动”或革命。马克思虽然接受了近代的技术实践概念,但并没有局限于技术实践,他大大丰富了实践的内容。实践外延的这种转换和扩大使得实践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相比):实践的生产性、对象性“凸显”了出来,实践不仅被看作感性活动,而且被看作对象性活动。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就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性活动”。

第三,实践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

近代思想家之所以把实践对象化,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他们并没有由此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秘密。近代思想家没有发现的秘密被马克思“发现”了。马克思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力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生活世界的基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上面几点看,马克思虽然延续了近代生产化的实践概念,但他对实践的作用、范围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近代的生产实践概念。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近代实践观的超越并没有局限于上面的内容,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即把实践与人的存在、自由联结了起来,而这恰恰是经由对黑格尔的劳动观和他的历史方法的继承实现的。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实践是贯穿马克思哲学发展始终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马克思是既有因循,也有批判和推进。黑格尔总结了以往的思想成果,把实践理解为主观改造客观对象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他说:“主体要实现它的决定,就是要把对象消灭掉,或是更动它们,改造它们,改变它们的形状,取消它们的性质,或是让它们互相影响”1。在黑格尔看来实践是人获得自主意识,成为独立主体,具有自由特质并清除外在世界自在性,使之成为人的享受对象的必备条件之一。

大学生劳动实践概述范文第3篇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 正 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准确、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大力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这一机理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因此,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及其后对此的一系列阐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的首位。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生产力问题也发表过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列宁把生产力定义为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它就不是生产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讲过,用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藉有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之助发动着生产工具实现着物质资料之生产的人们……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力要素定义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苏联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宣传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谓争议的话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对象属不属于生产力要素,即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之争。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也承袭了苏联的理论,包括毛泽东都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很明显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的实践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实践又为科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如16、17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动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实践促成了热力学理论的诞生。对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大学生劳动实践概述范文第4篇

相反，早期马尔库塞和晚期萨特则更新了已经失去活力的生产范式，为此，他们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阐述了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而且，他们没有为此而诉诸于合理性概念。只有在完成从生产活动向交往行为的范式转型，而且，交往理论还要完成对生活世界概念（自从马尔库塞讨论哲学劳动概念的文章发表之后，生活世界概念就不断重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重建之后，上述两个传统才能汇合到一起。这就是说，交往行为理论在实践和合理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它所研究的是日常交往行为实践的合理性假设，并用交往理性的概念探讨了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的规范内涵。 这种范式转型的动因主要在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个传统。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了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困境。现在，我想讨论一种试图根据现象学来更新生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为此，我选择了布达佩斯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作为讨论对象。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晚期卢卡奇还曾为人类学转向和复兴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概念铺平了道路。 

胡塞尔在分析生活世界时引入了实践这一建构性的概念。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问题。这一点在以下例子中反映得非常清楚：由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在舒茨的基础上）和海勒（heller）（在卢卡奇的基础上）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生活世界理论，显示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两种理论的核心范畴都是客观化概念： 

“人的表达具有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的表达表现在人类活动的产物当中，无论是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作为共同世界组成要素的其他人而言，这种产物都是可以把握住的”。 

“人的表达”用英文来说是“human expressivity”，所涉及到的是被泰勒追溯到赫尔德的关于创造和教化的表现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通过黑格尔、浪漫派当然还有费尔巴哈一直传续到了马克思。 这种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模式，一方面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动态化——个体通过他自身的生产活动展示出他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反思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形式概念与审美形式概念的调和——主体性外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和一种无意识的教化过程的符号表达。因此，艺术天才的创造性堪称这样一种活动的典范，在这样活动当中，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让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在面对外在自然或内在自然时都失去了暴力特征。伯格和卢克曼把这一观念和胡塞尔超验意识建立世界观的创造性结合了起来，而且，根据以下模式来把握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人类活动外化的产品获得客观性的过程，……就是客观化的过程”。 但对象化表明的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客观化、占有和再生产这一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创造性活动和社会化主体的教化过程是融为一体的：“社会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性。人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由于这种生活世界的实践在意识哲学当中仍然被解释为一种先验主体性的劳动，所以，它的内部仍然包含着自我反思的规范性。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结构上就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可能性：把自身的劳动具体化为一种自在（an-sich）。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康德的先验表象批判一样，晚期胡塞尔在他的科学批判中也运用了这种思想框架。所以，伯格和卢克曼才顺利地把胡塞尔的客观主义概念与物化概念联系起来： 

“物化是关于人的产物的观念，仿佛它们不是人的产物，而是其他什么东西：自然决定性、宇宙法则的结果或神圣意志的启示。物化暗示着人会忘记他自己才是人类世界的起源，而人对他作为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辨证法也失去了意识。按照定义，物化的世界就是一个非人化的世界。人把这个世界体验为陌生的事实，一个人无法驾驭的异化产物。人没有把这个世界体验为自身生产活动的先验产物”。 

表现主义模式的规范内涵就表现在物化概念当中：我们不能再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产物来加以感知的东西，限制了我们自身的生产率，同时也约束了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并使主体同世界和自身出现了疏离。 

一旦关于世界形成或构成的唯心主义思想被唯物主义理解为生产过程，那么，实践哲学就可以直接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这些反思哲学的定义进行转换。在这个意义上，a?赫勒把日常生活明确为“个体的总体化生产活动：它始终为社会再生产创造了可能性”。 在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实践结构概念（胡塞尔最后做了阐述）的解释当中，“生产”变成了劳动力的消耗，“客体化”变成了劳动力的对象化，对产品的占有变成了物质需求的满足，即消费。“物化”阻止生产者把外化的本质力量当作失去控制的陌生的东西，但现在却变成了物质的剥削，而导致剥削的原因在于优先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当然，这种阐释也有利于把日常实践概念从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而伯格与卢克曼继承了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为此，他们把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晚期胡塞尔的实践概念等同起来。 

然而，一旦脱离了反思哲学基础，生产范式要想承担同样的社会使命，至少会遇到三个新的问题。（1）生产范式严重束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劳动或产品制造这样具有范式意义的活动类型，与具有言说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赫勒同样也把制度和语言表达形式看作是人的客观化。它们和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产品是一样的。 （2）生产范式在一种自然主义意义上决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中，是否还能形成一种规范内涵？赫勒断然指出，艺术家与科学家的生产活动始终都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可以创造性地打破机械的异化生活。 （3）生产范式赋予实践概念以一种明确的经验意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劳动社会将走向终结，那么，生产范式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其说服力呢？奥佛（claus offe）就此问题在德国社会学大会上致了开幕辞。 我在这里只想探讨一下马尔库斯（g. markus）曾经讨论过的前两个难题。 

关于（1）：马尔库斯打算阐明的是，不仅工业产品——劳动过程的工具和产品，而且所有社会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甚至包括生活世界本身，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看作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或客观化。他分三步进行了论证。首先，马尔库斯指出，生活世界的对象因素把它们的意义不仅归因于生产的技术规则，而且归因于惯用的习俗。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代表着消耗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和在其中运用的技能，还代表着它的使用关系和它能满足的需求。和海德格尔分析使用对象的物的特性一样，马尔库斯强调社会特性，认为这种特性是用于生产的对象所特有的，象是一种“天性”： 

“只有当产品与占有过程，即与个体的活动发生关系时，它才是一种对象化。在个体的这些活动中，主要的使用习惯得到了保存和内化，其中所体现的社会需求和能力再一次转化为活生生的愿望和技能”。 

换句话说，不仅生产消耗的劳动力，而且消费占有的社会可能性，都在客体中获得了对象化。 

第二，实践无论是把生产技术规则还是把实用性的功利规则当作取向，都是以规范为中介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财富。这些行为规范确立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为不同社会角色的履行提供动力保障。而这些社会角色反过来又决定了行为、技能和需求的满足。这样，社会实践就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是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它依据的是技术—功利规则，并标示出社会与自然的不同交换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它由社会规范调节，并把通向权力和财富（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压力表现了出来。后一过程把实质性的内容，即一定的技能和需要，注入决定分配地位的特殊结构当中。 

最后，马尔库斯认为，生产范式的关键优点在于允许人们思考“这个二元过程的统一性”，即把社会实践同时理解为“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从生产角度来看，可以“把人与人之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看作是同一个的过程”。 这一论断是惊人的，因为马尔库斯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明确区分生产和产品利用的技术—功利规则与社会互动的规则，所谓社会互动的规则，就是指建立在主体间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行为规范。相应地，他还明确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他也不容人们怀疑，产品制造和自然运用意义上的实践仅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具有结构性功能。相反，以规范为主导的互动意义上的实践，就不能依据劳动力的生产消耗和使用价值的消费模式进行分析。生产只是规范调节的一个对象或一种内涵。 

不过，按照马尔库斯的看法，在至今为止的历史当中，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区分开来。在经验意义上，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为决定，那么，这两个领域就会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马尔库斯绕了一个弯子，认为生产范式只适合于解释劳动，而不适合于解释互动，目的是要确定通过在制度上区分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 

“它把物质生产活动还原为它的本质特征：与自然的积极而合理的交换，也就是超越一切常规和社会统治的纯粹‘技术’活动”。 

关于（2）：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了生产主义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问题。如果我们把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理解为一个循环过程，其中，生产与消费相互刺激，相互促进，那么，对评价社会进化的评价就有两个标准：技术知识的增长和需求的分化与普遍化。这两个标准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可以概括为互补性的提高。然而，今天没有人会再去主张，社会共同生活必须要随着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长而改善自己的质量。生产范式所揭示的交换模式，与取代它而出现的系统—环境模式一样缺乏规范内涵。 

但是，生产范式又是如何对待反思哲学教化过程概念中所固有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呢？这些规范内涵在实践哲学中能够得到恢复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尔库斯在规范意义上区分了两种实践概念：一种由处于外部自然约束下的技术—功利规则控制，在另一种实践中，兴趣、价值取向和目的则成为了主观自然的表现形式。 

作为实践目的，马尔库斯从制度上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就是区分了外在必然性领域和最终一切“必然性”都要自己负责的领域： 

“社会批判理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它把劳动范畴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劳动范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获得了实践的真实性。因为只有在这里……人才凭借他自身的目的意识行为成为其自身，而且仅仅由社会客观性来加以决定。社会客观性完全是针对人的，作为自然，它揭示了人的行为的界限”。 

这段话还没有十分清楚地说明，解放视角不是源于生产范式，而是源于交往行为范式。如果我们在实践中想要搞清楚一个社会的成员在各自环境中所能想要得到的和为了他们共同利益而应当作出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这种互动过程的形式。下面这一段话说得就清楚多了： 

“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生存环境的局限和束缚，并通过表达，比如关于他们需求的对话，来决定他们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价值时，他们的生活才是合理性的”。 

不过，这种理性观念如何才能作为一种交往关系中实际存在而且在实践中得到把握的观念，这是一种单纯诉诸于生产范式的理论所无法回答的。 

【注释】 

1 h. brunkhorst，《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核心和理论动力》（paradigmakern und theoriedynamik d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载：《社会世界》（soziale welt），1983，25ff. 。 

2 j. habermas，《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frankfurt am main，1981。 

3 g. lukacs，《社会存在本体论》（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三卷本，neuwied，1971ff. 。 

4 p. berger，th. luckmann，《现实的社会结构》（die gesellschaftliche konstruktion der wirklichkeit），frankfurt am main，1966，36。 

5 ch. taylor，hegel，cambridge，1975，13ff.，76ff.，80ff.。 

6 berger，luckmann，1966，65。 

7 同上。 

8 berger，luckmann，1966，95。 

9 a. heller，《日常生活论》（das alltagsleben），frankfurt am main，1978，及其《日常生活与历史》（alltag und geschichte），neuwied，1970。 

10 a. heller，1978，182ff. 。 

11 a. heller，1970，25ff. 。 

12 c. offe，《劳动作为社会学的核心范畴？》（arbeit als soziologische schlüsselkategorie?） 载：j. matthes（hg.），《劳动社会的危机》（krise der arbeitsgesell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83，38ff. 。 

13 g. markus，《人的对象世界》（die welt menschlicher objekte），载：a. honneth，u. jaeggi（hg.），《劳动、行为与规范性》（arbeit，handlung，normalit?t），frankfurt am main，1980，12ff. 。g. markus，language et production，paris，1982。 

14 markus，1980，28。 

15 markus，1980，36。 

16 markus，1980，74。 

17 markus，1980，51。 

大学生劳动实践概述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异化劳动

在哲学的语境里,异化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异化的概念早已存在,但是一直到黑格尔,人们对异化概念的使用都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的,马克思第一次对异化现象做了唯物的、科学的说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概念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巅峰之作。本质上,异化概念是个历史的概念,异化劳动概念是历史的创新,马克思从具体历史事实出发,触摸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异化问题的合理内核———异化劳动,这是劳动学说上质的飞跃。

一、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来源

异化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直接源泉是基督教,近代资产阶级最早的异化观可追溯到霍布斯。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来源于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

(一)对卢梭异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卢梭是异化理论的创立者。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对专制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批判以及对人的自由、平等的论述,成为马克思异化理论和人类解放思想丰富的思想养料。

(二)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继承与批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建立在对黑格尔异化观扬弃的基础之上。黑格尔认为人要用劳动来征服自然,并在劳动过程中使自己成为自在的存在,这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有很大的启发。马克思在肯定了黑格尔异化观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对他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劳动异化论。

(三)对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扬弃和超越费尔巴哈是自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的殿后人,他的人本学异化思想,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费尔巴哈用人的自我异化来说明宗教的人学根源,“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是他的著名论断。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启发了马克思:首先,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中有关人的本质的观点,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论的启发。在《手稿》中,马克思接受和运用了费尔巴哈“类”这一术语,用来描述“类本质”的异化,即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其次,费尔巴哈不仅指出了宗教和唯心论哲学的错误,而且揭示了他们的认识论根源。马克思在这些观点影响下,彻底和黑格尔的唯心论决裂而转到了唯物论方面。综上所述,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是在思想范围内谈异化和异化的扬弃。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并对其进行了超越,从而构建了自己科学的唯物的异化理论。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而所谓当前的经济事实就是异化劳动,也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个人的劳动果实这一社会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异化劳动”在这里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马克思运用这一范畴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四个规定,实质上主要是研究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指出异化劳动表现的核心是人的异化,人脱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这是马克思思考异化劳动的着眼点。首先,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一个规定。马克思从上述展示的工人的生活现实出发揭示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而且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的东西就越少。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提出了对象化理论,他指出,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工人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94现实关系中的人都是“非人”,因而人的发展被异化,劳动被彻底否定和扼杀殆尽。工人在异化的状态下,生产的是既不能实现他自身、又不能满足他肉体需要的产品,工人生产了对象却失去了对象,进而又束缚在对象中。马克思指出:“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的奴隶。”[1]92转其次,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二个规定。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理论的双重思维向度阐发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指出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94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异化劳动是一种使自己外在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93。因而,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人便沦为动物。再次,从人的类本质看,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的类本质出发,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就在于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因此,“劳动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27-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

然而,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97最后,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同人相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理论的最后一个规定。马克思通过对上述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三个方面的分析指出,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侯,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1]

同时,通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出一种与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劳动关系,即生产出资本家同这种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必然结果。马克思进而指出,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而且在工资中,劳动本身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即使是强制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较多的报酬,但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也就是说,仍然不会改变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因此,“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1]101三、异化劳动理论在《手稿》以及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手稿》是马克思形成自己世界观时期的一部关键性作品,是马克思哲学的起源,是哲学中革命变革思想的起源。“在《手稿》里,马克思以分析异化劳动的方式集中全面地论述了异化问题。由于马克思希图通过分析异化劳动这一经济事实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奥妙,因而马克思在《手稿》里无论是对经济学、哲学,还是对共产主义的研究,都同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异化劳动理论是用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也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核心概念,是他全部论述的出发点。”[2]它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经济学史上都是一个转折,它标志着马克思进一步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纯思辨和抽象性的枷锁,逐步转到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上来,在理论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一,《手稿》对异化劳动与人的本质的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形成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科学界定的重要环节。手稿将人的本质界定为劳动,将异化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界定不仅超越了将自我意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的唯心主义人本论,而且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将感性、自然作为人的本质的人本主义。劳动是一切社会关系生成的基础,社会关系不过是劳动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相关要素的连接方式和衍生物,因此,人的本质是“劳动”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也因此,一年后马克思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这就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其二,异化劳动与劳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提出的概念母体。《手稿》指出“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用劳动去揭示历史,将历史置于物质活动的基础之上;再用异化劳动来解析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这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一个重大飞跃,他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范畴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生产力概念一方面从质上把劳动规定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指出它是人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从量上使生产发展的水平、状况得以表达,反映了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变化性,显示了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与水平。而生产关系概念则显示了劳动中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揭示了生产劳动得以展开的内在结构方式。正是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连接和辩证运动的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历史之谜”。因此,劳动思想可以说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和发源地,是其形成中的一个重大飞跃和决定性环节。最后,在异化劳动思想中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产生与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思想。《手稿》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逐渐意识到了资本主-28-义灭亡与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形成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手稿》明确指出:“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的产生出资本家及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彻底的私有财产,即土地所有者的胜利”,[3]64企图阻止“地产的资本化”是完全白费力气。但由于异化劳动的不合理性,“劳动与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整个(私有财产)关系的高峰、顶点和灭亡。”[3]60四、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当代价值首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分析异化劳动,阐述他的异化观,并由此而探究人的本质,探索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倡导人性全面复归,最后提出崭新的共产主义观,无处不折射出马克思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因此全面而准确地解读《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和人本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深入地研究、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其次,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强调了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纳入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建立在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之上,揭示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对象化活动和自我生产、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来解决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生长出新的现代性。异化现象的客观性则显示出对异化的克服与扬弃只能是相对的,而完全的、没有任何异化现象的社会只是乌托邦。在当前全球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历史视域中,马克思的现代性异化批判理论仍然是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切现象的重要理论武器。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表征着现代性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充斥着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社会生产、生活、交往、娱乐到情感体验、个体心理都被商品化了,“物的世界”把“人的世界”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另一方面,它也紧迫地呼唤着新的现代性,通过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加普遍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生产、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人类现代化活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所衍生的各种现代性问题是可以克服和扬弃的。

最后,马克思从历史之思的高度所指明的克服现代性异化、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道路,对于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重要启示。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异化的根本途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包含有多维度的内涵,既包括社会制度、产权归属等宏观问题,也包括劳动分工、产品分配等微观问题,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与社会建设不断相结合的过程,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一直是中国现代性事业的中心主题。转换到当前社会,私有财产的产权归属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公正、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和谐。当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维护社会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正义,在很大程度和意义上,就是要逐步消除当前比较突出的各种社会“异化”现象,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产品、他人以及社会的全面和解,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熊子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