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大学生;情绪调节

一、问题提出

情绪是现在社会相对较受关注的探讨对象，而情绪调节也成为了关注的对象之一，情绪调节策略是在情绪调节这一概念上引发出来的，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不同的情绪需要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调节。每个不同的个体也会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调节自身的情绪，个人使用不同的方法调节自身情绪会影响他的日常行为及心理健康，不同的群体调节自身情绪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赣南地区大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0份，回收有效率90%。270份调查对象中，男生有87人，占总人数的32.2%， 女生182人，占总人数的67.8%。此外独生子女70人，占总比26%，，非独生子女200人，占总比74%。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刘红梅自编（2010），20道题目，10个题目和调节积极情绪有关，10个题目和调节消极情绪有关。该问卷，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包含五个因素，分别命名为：情感分享、改变认知、压抑、转移注意、情绪表达。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包含出五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寻求帮助、改变认知、压抑、转移注意、情绪表达。该问卷进行的信度效度分析结果（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9，各个因子的信度在0.70―0.763之间，）都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三）数据处理

使用SPSS20.0 for Windows 处理数据。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的总体特点分析

表1 大学生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平均分及标准差

情感分享 改变认知 压抑 转移注意 情感表达 总计

M 3.07 3.29 2.42 3.24 3.96 3.19

SD 1.132 1.188 1.185 1.186 1.019 1.243

从表1可知，大学生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平均得分从小到大依次为：压抑、情感分享、转移注意、改变认知、情感表达。换言之，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会通过情绪表达来调节自身的积极情绪，而较少使用压抑等策略来调节自身积极情绪。

表2 大学生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平均分及标准差

寻求帮助 改变认知 压抑 转移注意 情感表达 总数

M 2.24 3.62 3.06 3.52 2.04 2.90

SD 1.282 1.107 1.147 1.269 1.236 1.37

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学生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平均分从小到大依次为：情感表达，寻求帮助、压抑、转移注意、改变认知。也就是说，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采用改变认知的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消极情绪，而较少使用情感表达等策略。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在调节自己的情绪时，通常会使用多种情绪调节策略。积极情绪调节主要的策略由大到小依次是：情感表达、改变认知、转移注意、情感分享和压抑。消极情绪调节主要的策略由大到小依次是：改变认知、转移注意、压抑、寻求帮助和情感表达。该结果与王春花等人的针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其研究也是积极情绪最常使用是情绪表达与分享，消极情绪最常使用改变认知策略;而本研究中其他使用程度的策略与其都不相同。大学生基本上已经成年，所以他们懂得怎样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这表明大学生都更习惯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大家，以此来获得同伴的友谊并扩大自己在大学的社交圈;而当他们产生消极情绪时，他们会都擅长采取比较成熟的方式通过改变自己的认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五、结论和建议

1.大学生在调节自身的不同情绪时，大多数会使用多种方法来调节情绪。

2.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给予其关爱和支持。

参考文献：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情绪调节；工作倦怠；组织支持；领导；情感文化

分类号　B849：C93

1　引言

随着工作倦怠研究的深入，其在工作场所中的普遍性也日益得到证实。Sehaufeli，Leiter和Maslaeh(2008)在对各个国家的工作倦怠研究进行回顾以后指出，工作倦怠业已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工作倦怠会损害员工的健康，并且导致工作上的退缩行为，影响组织的绩效；因此，工作倦怠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工作倦怠的形成原因和预测变量，以便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Maslach & Leiter,2008)。

从概念的起源来看，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应该与员工一顾客关系中的情绪压力源有关。在研究的初期，工作倦怠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在服务性工作中，由于长期的情绪和人际压力而导致员工出现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低落(diminishedpersonal accomplishment)的现象。然而，在对工作倦怠前因变量的探讨中，研究发现与工作有关的压力源(如工作负荷、角色冲突和时间压力等)能够有效地预测工作倦怠，而与顾客有关的压力源(如与顾客交往的频率)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果不佳(Maslach，Sehaufeli & Leiter,2001)。因此，其后工作倦怠的量化研究更多地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一般性的工作压力源，忽视了员工一顾客关系中的情绪压力源。

另一方面，工作倦怠的研究也激发了情绪工作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从情绪工作的角度来看，在员工一顾客关系中，员工的情绪表现受到了组织规范的制约。为了满足组织对于情绪表现的要求，员工只有努力去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调节行为虽然可以提高员工一顾客关系的质量，但是也会导致员工的情绪压力。Brotheridge和Grandey(2002)指出，工作倦怠以往的研究仅仅从数量方面(如与顾客接触的频率)考虑了员工一顾客关系可能导致的压力，没有考虑为了提高员工―顾客关系质量而进行情绪调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的研究证实，组织对情绪表现的要求和员工调节情绪表现的行为能够有效地预测工作倦怠。同时，Naring，BriAt和Brouwers(2006)和Maslach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除了一般性的工作压力源以外，情绪调节能够解释更多的工作倦怠的变异。因此，情绪调节是工作倦怠的一个独特的预测变量，情绪工作领域的研究弥补了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在情绪压力源上的缺失。

受到情绪工作研究的影响，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无论从工作倦怠领域还是情绪工作领域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首先，从工作倦怠研究的角度，由于情绪表现规范和情绪调节行为在组织中普遍存在，除了员工与顾客的服务接触过程，员工与同事、员工与上司之间的互动过程中都存在情绪调节行为(Diefendorff & Greguras，2008，)，因而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遭遇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倦怠(Gardner,Fischer & Hunt，2009)。因此，情绪调节是工作倦怠一个相当重要的预测变量。其次，从情绪工作研究的角度，工作倦怠能够解释情绪调节行为对一些负面后果的作用机制。Grandey(2003)的研究表明，情绪耗竭是表面表演与情绪偏离行为的中介变量，揭示了工作倦怠是员工放弃遵守情绪表达规则，对顾客表现出负面情绪的原因之一。Chau-Dahling，Levy和Diefendorff(2009)发现，表面表演通过情绪耗竭，导致员工产生离职意向，并最终出现离职行为。因此，研究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价值和管理实践意义。

那么，情绪调节是如何影响工作倦怠的?其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是什么?有哪些调节变量会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预防和干预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尽管相关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是无论在情绪工作研究领域还是工作倦怠研究领域，均鲜见相应的文献对此进行总结和梳理。本文拟在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2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及其理论解释

2.1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

在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情绪表现受到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情绪表现规范的限制，这些规范可能是来自组织的期望或者源于职业规范，也可能是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文化。当员工真实的情绪体验与这些规范不符时，就会采用情绪调节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情绪体验或者情绪表现，使之与规范相符。从情绪调节的目标来说，通常组织要求员工尽可能地展现正面情绪，并且压抑负面情绪；另一方面，从情绪调节的策略来说，员工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即表面表演和深层表演。其中，深层表演是指员工通过调节内心的情绪体验。从而使其外在的情绪表现满足组织的要求；而表面表演是指员工调节公众可见的情绪表现来满足组织的要求，但其内心的情绪体验并未改变。不同的调节目标和不同的调节策略对员工的影响各不相同，因而情绪调节行为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不同的情绪调节目标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研究表明，压抑负面情绪与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正相关，与个人成就感无关：而展现正面情绪与个人成就感正相关，与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无关(Brotheridge & Grandey，2002；Brotheridge & Lee，2003；Zapf & Holz，2006)

其次，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当员工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时，情绪表现与情绪体验较为一致；而如果采用表面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由于情绪表现与情绪体验的背离，则容易产生情绪失调由此导致工作倦怠。众多的研究证实，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正相关，而深层表演与情绪耗竭无关(汪纯孝，刘义趁，张秀娟，2007；Brotheridge & Grandey,2002；Chau et al.，2009；Goldberg &

Grandey,2007；Grandey,2003；Grandey,Fisk & Steiner,2005；Johnson & Spector,2007)。

由此可见，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较为复杂，其是否导致工作倦怠取决于员工情绪调节的目标和情绪调节的方式。其中，压抑负面情绪和表面表演是情绪调节导致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而深层表演与工作倦怠无关，展现正面情绪甚至有助于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

2.2　关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同样是进行情绪调节，不同的调节目标或不同的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仅仅从表面上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还不足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无法对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进行有效的干预。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作用机制，从理论上对这一复杂现象作出解释。

2.2.1　基于面部表情理论的分析

在情绪工作研究的早期，学者们倾向于从情绪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Schaubroeek和Jonesl(2000)及Grandey(2000)引用了情绪心理学理论，认为压抑自然的情绪体验会导致个体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因此压抑负面情绪会导致情绪耗竭；而展现正面情绪可以使个体通过面部反馈唤起或者增强相似的情绪体验，从而能够减轻其情绪压力。

从情绪的本质上来说，情绪体验与外显表情具有先天一致性，压抑已经体验到的负面情绪而不表现出来，意味着正常的的外导通路被阻断，会给神经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并加重这种负面的情绪体验(孟昭兰，2005)。因而，经常性的压抑负面情绪会增加员工的情绪压力，导致情绪耗竭。

另一方面，根据面部表情理论，情绪体验与外显表情之间，不但存在有从情绪体验到外显表情的外导通路，而且外显的表情对于情绪表现者还会提供本体的、皮肤的或者内脏的反馈，这种反馈又会影响到情绪体验的发生，这就是面部反馈假设(孟昭兰，2005)。依据面部反馈假设，如果员工按照规范通过情绪调节展现了正面情绪，那么这种正面的情绪表现会进一步触发或者增强员工内心正面的情绪体验，使员工能够更为自然的展现正面情绪，减轻了情绪调节带来的压力，因此展现正面情绪有助于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

2.2.2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分析

Brotheridge和Lee(2002)应用资源保存理论分析了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一方面，为了应对组织的情绪表现规范(工作需求)，员工必须耗费大量的内在资源进行情绪调节，正是资源的逐步丧失导致员工产生情绪耗竭；为了维持现有的资源，员工在工作中就会减少情感资源的投入，冷漠地对待服务对象，从而出现去人性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员工会尽可能地从身边寻求相应的资源，如主管和同伴的支持，相应的物质回报等等，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丧失。情绪调节是否会导致工作倦怠取决于员工失去和获得的资源是否能够维持平衡，在资源失衡的情况下，情绪调节就有可能导致工作倦怠。

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深层表演和表面表演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深层表演是指员工通过改变对情景的认知而改变情绪体验，从而表现出符合规范的情绪；表面表演是指员工不改变内心的情绪体验，仅改变情绪表现以使其符合规范。依据Gross(1998)的情绪调节理论。深层表演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前，表面表演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后。Cote(2005)指出，表面表演时，情绪反应已经或正在形成，员工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来阻止情绪反应，不将其表现出来。因此，表面表演消耗的资源更多，更易引起资源失衡，也更容易导致工作倦怠。

2.2.3　基于情绪的社会功能的分析无论面部表情理论或者资源保存理论都是从员工个体内部的角度来探讨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Cote (2005)从情绪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出发，尝试将视角扩展到了员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从情绪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分析，情绪被定义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人际互动中，情绪表现传递着丰富和重要的信息，人们在表达情绪的同时，也在监控和解释着对方的情绪，当然对方也是如此(Strongman，2006)。因此，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员工的情绪表现会影响到互动对象的情绪体验，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情绪表现，而互动对象的情绪表现又会反馈给员工，反过来影响到员工的情绪体验，形成了一个情绪上的互动现象。

Cote(2005)运用情绪互动现象来分析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她指出，同样是展现正面情绪，由于员工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不同，互动对象感受到的情绪表现的真实性会有所差异。深层表演时员工的情绪体验与情绪表现较为一致，此时的情绪表现更有真实性；而表面表演时员工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现不一致，会给人以虚假的感觉。研究表明，互动对象能够通过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感知到员工情绪表现的真伪，并且只会对真实的情绪表现做出积极地回应(Grandey et al.，2005)。在互动过程中，互动对象的积极回应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的表现，会增强员工的自我价值，从而减轻员工情绪压力；而互动对象的消极回应作为一种人际冲突，却会增加员工的情绪压力，导致情绪耗竭。因此，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由于其情绪表现的真实感不同，通过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绪反馈，对员工的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也不一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表面表演导致情绪耗竭，而深层表演与情绪耗竭无关的现象。Martinez-inigo，Totterdell，Aleover和Holman(2007)在社区医疗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病人对医生服务的满意度是医生的表面表演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部分地证实了Cote(2005)提出的理论模型。

3　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影响因素

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显示出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还受到一些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的调节。研究这些调节变量对于解释研究结论，开发相应的干预措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1　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对情绪调节的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相关的研究也较多。因而Bono和Vey(2005)对个体因素的调节效应产生了疑问，他们提出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便准确地区分个体因素到底是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还是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起调节效应。迄今的研究表明，个体因素一方面通过对情绪调节目标和方式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工作倦怠；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个体因素可以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起调节效应。

3.1.1　性别

Simpson和Stroh(2004)的研究发现，即使在

同一种工作中，女性和男性的情绪表现规范也不一样，女性倾向于伪装正面情绪并压抑负面情绪，男性倾向于伪装负面情绪并压抑正面情绪，而女性的这种情绪规范更容易使其产生不真实感，从而导致情绪失调。更进一步，Johnson和Spector(2007)的研究证实，性别是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之间的调节变量，在运用表面表演的策略进行情绪调节时，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情绪耗竭。

3.1.2　个人特质

众多的研究表明，个人特质会影响员工对于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同时也会影响到员工对于情绪调节目标的感知。其中，自我监控和神经质(neurotieism)能够显著地预测表面表演，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和外倾性(extraversion)与表面表演负相关，而宜人性(agreeableness)能够显著地预测深层表演(Austin，2008；Brotheridge & Lee，2002；Diefendorff，Croyle， & Gosscrand，2005)；此外，外倾性对于展现正面情绪的感知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于压抑负面情绪的感知有正向影响(Diefendorff & Richard，2003)。

但是，个人特质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却很少能够得到证实。Zapf和Holz(2006)的研究发现，对于在服务业抽取的样本，神经质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有着微弱的调节作用，而在普遍抽取的代表性样本中，这一调节效果则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导致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环境的客观因素，而非个体的主观因素。Judge，Woolf和Hurst(2009)证实了外倾性能够缓冲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

3.1.3　情绪智力

由于情绪智力表征了个体在社会情景中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因此在情绪工作研究中受到了学者们比较多的关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情绪智力是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调节变量，高情绪智力应该能够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在实际的研究中，Prati(2004)系统地分析了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发现高情绪智力确实能够减轻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然而，Johnson和Speetor(2007)的研究结果没有证实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而是发现情绪智力与工作倦怠负相关。他们分析认为，高情绪智力的人由于具备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因而在情绪调节中所花费的精力更少，其情绪压力也越小，相应的工作倦怠水平就较低。另外，Brotheridge(2006)发现情绪智力与深层表演正相关，Austin (2008)发现情绪智力与表面表演负相关，Liu，Prati，Perrewe和Ferris(2008)也认为情绪智力代表了个体所拥有的情绪资源，高情绪智力的人更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由此可以推断其工作倦怠水平也应该较低，这些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Johnson和Spector(2007)的结论。

总的来说，高情绪智力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应对情绪调节所带来的情绪压力，降低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倦怠水平。因此，培训员工掌握一定的情绪调节技能是管理实践中有效的干预方法。Richard(2006)进行了针对服务业一线员工的研究，结果表明，接受了认知重评技巧培训’的员工，在培训前后的情绪耗竭水平有显著的下降，而与只接受一般服务培训的控制组员工相对照，其情绪调节时的自我真实感更强，去人性化的水平也有显著的下降。

3.2　组织因素

相比个体因素，目前对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的研究还有不足。Grandey(2000)提出，工作自主和主管支持应该能够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其后，工作自主的调节效应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证实，但是主管支持的调节效应还未能得到明确的证据支持。目前对其他组织因素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3.2.1工作自主

由于表面表演是导致情绪耗竭的主要原因，Grandey等人(2005)着重探讨了表面表演对情绪耗竭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工作自主能够缓冲表面表演所导致的情绪耗竭。他们认为，工作自主虽然不会降低工作中对于情绪表现的要求，但是，由于高工作自主的员工更容易体验到正面情感，工作时的内部动机水平更高，并且在工作中也更为自信，因此工作自主使员工能够获得资源来弥补情绪调节所导致的资源丧失。Johnson和Speetor(2007)的研究也发现，工作自主不但能够缓冲表面表演所导致的情绪耗竭，而且在深层表演时，高工作自主的员工更容易体验到正面情感。

3.2.2　主管支持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员工在遭遇到情绪调节所带来的资源损失以后，会在工作环境中寻找支持性资源。吴宗佑(1995)对服务业一线员工进行访谈，通过质化研究的方法证实，员工通常会通过向同事倾吐，向主管求援，自我调适等方式来宣泄情绪，释放由于情绪调节所带来的压力，他的研究提示主管和同事的支持可以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情绪压力。然而，这一在理论上有着充分的依据，又被质化研究所支持的结果却还未在量化研究中得到证实。

Chau(2007)试图证实领导成员交换对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实证研究数据却未能支持这一假设。相反，Wilk和Moynihan(2005)的研究表明，上司越是重视工作中的情绪表现规范，那么员工的工作倦怠水平就越高。从这些研究结果分析，上司的态度有可能会影响员工的情绪调节行为，再间接的作用于工作倦怠。例如，现有的研究证实，领导成员交换对下属的角色外行为有正向作用(任孝鹏，王辉，2005)，而在情绪工作研究中有些学者主张深层表演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角色外行为(Grandey etal.，2005)，因此，领导成员交换质量较好的员工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因而工作倦怠水平较低。而上司越重视情绪表现规范，员工越倾向于采用表面表演，因而工作倦怠水平较高。

4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及其应用

综上所述，迄今的研究在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和相关调节变量的探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分析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和文化因素，最后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提出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4.1关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综合视角的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面部表情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情绪的社会功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但是，它们也都具有各自的局限性，面部表情理论仅仅

局限于员工自身的情绪调节过程，资源保存理论关注的是情绪调节过程中资源的损耗与弥补，情绪的社会功能着眼于员工与互动对象之间的情绪互动过程。同时，对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它们的解释力也各不相同，运用面部表情理论可以说明不同的情绪表现目标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而运用资源保存理论和情绪的社会功能则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

由此可见，从单一的理论视角出发并不能全面地解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综合上述三种理论的观点，系统地分析员工自身的情绪调节过程、员工与互动对象的情绪互动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资源的损失与弥补，我们建立了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见图1)。

综合模型描述了员工情绪调节过程与情绪互动过程的全貌。首先是情绪的外导路径，员工通过情绪调节，展现出与情绪体验不一致的外显表情，并通过情绪互动将其呈现给互动对象：其次是情绪的两条反馈路径，一条是自身的面部反馈路径，员工的外显表情通过自身的面部表情反馈机制影响到自身的情绪体验，另一条是互动反馈路径，互动对象的回应也会通过情绪互动机制影响到员工的情绪体验。在情绪的外导路径中，依据面部表情理论，压抑已经体验到的负面情绪会导致工作倦怠；而依据资源保存理论，表面表演消耗更多的资源，更容易导致工作倦息。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弥补的个体因素或情景因素会有效的缓冲员工的情绪压力，降低工作倦怠水平；而导致资源损失的个体因素或情景因素会使工作倦怠水平升高。在面部反馈路径中，员工所展现的正面情绪通过反馈会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在互动反馈路径中，由于深层表演的真实性较高，因而能够通过情绪的互动反馈降低工作倦怠水平；反之，表面表演则会导致工作倦怠水平升高。

通过综合模型，我们既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目标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也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能够通过资源的损失与弥补，来解释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从理论上，这种全面的阐释有助于理解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从实践的角度，也有利于系统地研究针对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而进行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4.2进一步分析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影响因素：组织因素与文化因素

从上述综合模型可以看到，在情绪的外导路径中，资源失衡是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之一。因而，影响情绪调节过程中员工资源平衡的各种因素，也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综合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因素，对于预防与干预工作倦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均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因此对影响资源平衡的个体因素研究较多而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由于情绪调节的主要动因即来自组织的情绪表现规范，或者社会的情感文化规范，因此组织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于情绪调节过程中资源平衡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4.2.1　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

如前所述，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角度分析，组织支持应该能够弥补员工因情绪调节而丧失的资源，从而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但是，迄今相关的量化研究开展较少，这一假设还未能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由于组织公平、主管支持、奖励和工作条件是影响组织支持感的三个重要因素(李锐，凌文辁，2008)，可以推断，组织公平感、主管支持、合理的物质回报应该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出发，通过量化的实证研究来进行验证。

除了组织政策以外，领导行为也会影响到员工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资源平衡。一方面，领导的支持行为对下属来说是一种支持性的资源。能够帮助员工应对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压力，Bono，Foldes，Vinson和Muros(2007)证实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使下属更多的体验到正面情绪，但是其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另一方面，领导的不当行为也会加重员工的情绪调节工作负荷。吴宗佑(2008)的研究发现，不当督导会使下属产生不公平感，并且增加其情绪调节的负荷，进而产生情绪耗竭。因此，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不同的领导行为和领导风格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

4.2.2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将会影响到员工对于情绪表现规范的认知，及其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个人控制感。Gordon(1989)指出情感文化包含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制度型导向的情感文化和冲动型导向的情感文化。制度型导向的情感文化下，情绪表现规范的力量较强，个体倾向于完全控制自我的情绪体验和表现，以符合社会的情绪规范；而冲动型导向的情感文化下，情绪表现规范的力量较弱，个体倾向于自由地、非抑制地表现自己的情绪体验(Turner,2007)。

Grandey等人(2005)分析了不同类型情感文化导向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他们认为，在冲动型情感文化导向下，员工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个人控制感，因而也更能够缓冲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压力。在对美、法两国的员工进行比较分析后，他们发现，冲动型情感文化导向能够增强情绪调节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而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未能得到证实。

尽管如此，不同情感文化导向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方向。尤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方面的探索显得更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意义。目前大多数的研究结论均是在西方的情感文化导向下获得，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具有更为严格的制度型情感文化导向，因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情绪调节的工作负荷是否会更重?员工对于情绪调节规范的认知是否会有不同?这些变化会否导致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强度也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值得探讨的方向。

4.3　预防和干预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

目前的研究对情绪调节导致工作倦怠的理论探讨较为多见，但是对相关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却总结较少。从前述的综合模型可以分析，预防和干预措施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促使员工尽量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如前所述，高情绪智力的员工更倾向于运用深层表演，因此组织可以通过招聘和培训来选择和提升员工的情绪智力。另一方面，通过给员工提供支持性的资源来弥补员工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资源损失，其中包括工作自，合理的物质回报，良好的组织氛围。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班幼儿；愤怒控制能力；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4）02-0029-06

【作者简介】王斐（1989-），女，上海人，上海南西幼儿园教师，硕士；李燕（1967-），女，吉林通化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教授，博士；王悦敏（1988-），女，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情绪作为个体心理体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个体自身能良好地发展和与外界能建立良好关系的功能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消极情绪不仅会影响到自身的生、心理健康，还可能转换为外在的行为问题表现影响人际交往等社会关系，如由于愤怒的消极情绪引发的外化型的攻击行为；害怕恐惧的消极情绪转化为内化性的退缩行为等。有研究表明，消极情绪出现频率高的幼儿比其他幼儿同伴接受性差，在幼儿期和青少年期出现的问题行为多（Kopp C.，1989）。研究还表明同为消极情绪的愤怒和伤心对其社会适应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表现出愤怒倾向的儿童比伤心倾向的儿童更容易遭到同伴的拒绝（Eisenberg，2001；Hubbad，2001；何洁，2007）。因为愤怒是一种自我中心情绪，与责备他人的归因相联系，容易对他人产生威胁，而伤心则引发他人较多的目标恢复、趋近等亲社会行为（Jenkins，2000）。因此提升幼儿对愤怒情绪的调控能力对孩子日后的学业发展和社会适应等方面有重要帮助。

对于容易冲动、与他人交往中表现出频率较高的愤怒情绪甚至经常会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幼儿，国外已有一些相关的干预和纠正的项目，如加拿大的SNAP（Stop Now and Plan）训练法从认知策略上指导儿童正确的思考方式，克服容易愤怒和冲动的弱点，并有效地降低了攻击发生的概率（Leena K.， Margaret&Nicola，2011）。而国内的相关研究鲜少，且已有的研究是从成人的角度出发，针对幼儿的愤怒提出成人的应对策略和建议。本研究立足于幼儿，建构一套符合大班幼儿年龄特点以及发展需要的幼儿园情绪教育课程方案，提升幼儿自身对愤怒情绪的感知、理解，帮助幼儿学习愤怒的控制方法和与此相关的问题解决策略，进而提高幼儿对愤怒控制的能力。

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提升幼儿的愤怒控制能力，帮助其在面对冲突时以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增进他们的同伴交往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提供可借鉴的情绪教育课程帮助教师和家长提升教育能力，有意识并能运用恰当的教育行为改善幼儿的情绪问题，更好地为他们的发展成长提供支持与服务。

二、 研究过程

（一） 研究方法

1. 调查法

改编《儿童行为问卷――教师评定调查表》，了解幼儿的个性气质及日常的行为表现，筛选出容易产生愤怒情绪且做出不恰当行为表现的幼儿，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2. 观察法

设计《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幼儿愤怒情绪事件及行为表现观察记录表》和《冲突情境实验观察记录表》，对被试幼儿进行非参与式观察。了解幼儿产生愤怒情绪的原因、愤怒时对他人做出的行为表现如对愤怒调节方式、策略的使用等，收集情绪教育活动前后的数据，比对活动实施前后的效果。

3. 实验法

以情绪智力理论、已有情绪教育实践研究为基础，结合被试幼儿在日常活动及冲突情境实验中的行为表现，从活动目标、活动内容、活动过程和活动反思四个部分，以图画书和角色扮演的形式构建一套提升幼儿控制愤怒能力的情绪教育活动。

（二） 研究步骤

1. 筛选被试幼儿

运用《儿童行为问卷――教师评定调查表》与愤怒相关的冲动性、易怒性、抑制控制性以及攻击性四个维度筛选出被试幼儿，共计24名。将被试幼儿随机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各12名。

2. 收集前期观察数据

设置冲突情境实验，在无人的环境下，提供幼儿熟悉且经常操作的乐高积木、小积木，积木数量少于实际人数应配备的数量，以引发冲突情境。参考研究者陆芳等（2004）提出的六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建、问题解决、自我安慰、替代活动、发泄和被动应付，以及姚瑞维等（2004）提出的建构性、破坏性、回避性和释放性四种策略。根据《冲突情境实验观察记录表》将幼儿在实验情境中的行为表现编码分为积极策略、消极策略、无策略三大类。

3. 开展愤怒控制的情绪教育课程

对实验组12名幼儿开展为期6周、一周3次、一次45分钟的愤怒控制的情绪教育活动。

4. 收集后期观察数据，整理分析研究结果

再次设置冲突情境实验，运用《冲突情境实验观察记录表》观察两组幼儿在后测情境实验中的策略表现。比对、分析前后测的观察数据，得出结论，总结活动对提升幼儿愤怒控制的效果，为今后幼儿园开展此类情绪教育活动提出建议。

（三） 课程设计

1. 愤怒控制的课程理念

根据情绪智力理论和相关的情绪教育文献，愤怒而导致的冲动和易激惹，与幼儿的情绪自我认知、自我理解和有意识的自我控制有关。“我们的愤怒”课程（图1），通过图画书与角色扮演两个活动形式的结合应用，帮助幼儿感知、理解愤怒，学习并练习愤怒的调节方法和亲社会技能，从而提高幼儿控制愤怒和由此导致的冲动行为的能力，并帮助幼儿提高面对冲突情境时的问题解决能力。

2. 愤怒控制的课程实施

每次活动（图2）由情绪小游戏、图画书解析和角色扮演三个部分组成。

（1）准备部分――情绪小游戏

在活动中把情绪小游戏这个环节置于首，作为整个干预活动的准备阶段。通过设置与情绪知识相关的小游戏，使幼儿每次在参与干预活动前有个预热准备或复习巩固的过程，让幼儿更好地投入后续的活动环节。比如在第一和第二课时中开展了“情绪猜猜乐”的小游戏，让幼儿仔细观察愤怒情绪的脸部表情并用语言具体描述脸部五官的变化，还鼓励幼儿尝试表演图片中人物的表情。一方面在猜猜玩玩说说的过程中，让教师了解幼儿情绪识别的已有程度，更好地帮助幼儿从脸部表情方面识别情绪；另一方面，为讨论部分和体验部分做准备，尤其是讨论部分的图画书解析，需要幼儿从图画中清楚地分解人物表情含义的能力，为情绪理解做准备。

（2）讨论部分――图画书解析

讨论部分是以图画书为媒介对幼儿开展相对静态的集体活动，通过幼儿“看”图画书，教师“讲”图画书的形式，与幼儿共同欣赏阅读、思考及讨论，引导幼儿和教师与图画书的文本产生对话，一同探索与情绪相关的知识，学习社会技能，从而帮助幼儿增进对自我及他人情绪的了解，找到解决情绪困扰的方法，进一步解决同伴间相处的冲突矛盾。

①以图为主，图文结合，引导幼儿读图

对于大班的幼儿而言，已开始识认一些简单的字词，因此在解析图画的过程中，以图为主，结合文字，引导并鼓励幼儿从图片中寻找相关线索。

A 读图识别情绪外部特征

图画书的封面通常是整个故事的精华体现，作者往往会挑选最具代表性的图片。因此，笔者在开展与“愤怒情绪”相关的图画书活动时，选取了每一本图画书的封面作为导入部分，并刻意去除标题部分的文字信息，以避免文字对幼儿识别情绪的影响，引导幼儿对图片中人物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展开充分地语言描述，帮助幼儿从外部特征识别情绪。此外，也借由封面中人物情绪的表现引起幼儿对故事的好奇与猜测，引出后续与情绪相关的内容和知识。

B 读图体验情绪感受

幼儿能通过人物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语言识别出情绪的外部特征，但对于情绪产生时内心的情感体验却很难用具体的语言表述出来。当问及幼儿愤怒时心里的感受时，大部分大班幼儿会用“心里很难受”“不舒服”等笼统的词汇加以表述，而教师也很难用具体精确的词汇描述这些抽象的内心体验。图画书中的图片则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生动的系列画面，结合精准简单的文字，将幼儿内心的情感体验形象地表述出来。

②结合文本和幼儿已有经验，引导幼儿互动讨论

图画书讨论是图画书解析的主要且重要的教学策略，幼儿对图画书的内容已有一定的熟悉与了解，对图画书中人物的情绪有一定感触，所以鼓励幼儿进一步思考，循序渐进引导其互动讨论，在过程中促进幼儿的情绪经验和问题解决策略。引导幼儿互动讨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围绕图画书的内容开展；二是将内容拓展延伸至幼儿自身经验，融合已有经验讨论，其中笔者会事先拟定预设问题协助幼儿进行讨论，凸显重点讨论的问题。

A 围绕图画书内容开展讨论

围绕图画书内容展开讨论是整个互动讨论过程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也是幼儿仔细观察图片后的一个反馈结果。教师以讲述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向幼儿展示图片并讲述文字，根据幼儿的反馈，抛出逐层递进的预设问题，引发幼儿对故事人物的情绪表现、情绪变化以及采用的情绪策略等内容的关注和思考。在讨论的过程中，幼儿在预设的问题下重新回顾并梳理了故事内容，同时也加深并巩固了对主人公愤怒情绪的表现、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情绪调节策略等情绪知识。

B 结合幼儿已有经验开展讨论

在对图画书内容剖析和讨论后，帮助幼儿架起图画书的故事内容与实际生活的桥梁，引幼儿投入其中。鼓励幼儿结合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交流、分享自己的情绪事件或冲突事件，如情绪感受、情绪事件发生的原因、情绪调节策略、解决方法等，再根据图画书中提供的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和解决方法，引导幼儿反思自己在情绪事件或冲突事件中采取的措施，从认知层面上有意识地认同、学习积极有效的策略和社会技能。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逐渐将图画书的内容转移到幼儿自身的经历上，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说出自己的情绪事件，并运用之前图画书中了解学习到的情绪知识分析自己的情绪事件，选取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和问题解决方法。

（3）体验部分――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是图画书解析的延伸、强化，也是整个干预活动的动态过程。幼儿在扮演他人角色的过程中，首先要将所扮演角色的行为图像牢记心中，并需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幼儿有意识地记住并模仿图画书中积极有效的行为策略的过程。其次，角色扮演给幼儿提供了一个学习角色采择的机会，培养幼儿采择他人观点的能力。进行角色扮演时，幼儿有机会了解他人的想法、体验不同角色的行为方式与他人互动的结果，从而增进对自我和他人的了解，思考如何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与同伴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

由于被试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角色扮演经验的不足以及刚开始对周围环境的不熟悉，幼儿的角色扮演经历了从教师辅助幼儿表演到幼儿能独自自由发挥表演的过程。

①教师辅助幼儿角色扮演

在干预活动的前半段课时中，教师作为角色之一，和部分幼儿一同进行角色扮演。这个过程中，教师集两种角色于一身，既是图画书中的角色之一，也是导演，帮助幼儿根据图画书的故事模仿表演。通过教师的指导，使得整个表演内容变得更连贯、更饱满。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图画书里涉及的情绪知识运用到角色扮演中，例如，如何用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语言表达内心的愤怒情绪、如何用台词将情绪产生的原因和采取的调节策略表述出来。教师参与到幼儿的角色扮演，不仅为幼儿的扮演提供了直接、具体的指导，也为幼儿的扮演做了生动积极的示范，为接下来幼儿独立自主的角色扮演奠定基础。

②幼儿独立自主角色扮演

随着幼儿角色扮演经验的增加以及对整个环境的熟悉，幼儿对角色扮演的兴趣和热情逐步高涨；角色扮演的技巧也越发纯熟，幼儿开始进入独立自主的角色扮演阶段。教师则从处于主导地位的“导演”角色变成了附属的“助理”角色，只起到了引导分析情境、准备道具等协助的作用。幼儿自主自发地完成了情境选择、角色分配、设计台词，并在表演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表现出之前学习的情绪知识和社会技能。从他们的表演过程中，可以看出之前在图画中习得的对愤怒情绪的识别和表现、对情绪产生的原因、情绪调节的策略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技能得到了练习与加强。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两组幼儿在冲突情境前后测的量化考察

1. 实验组和控制组幼儿冲突情境实验前测的结果与分析

如表1所示，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幼儿在实验前测中发生的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做X2检验，结果p>0.05，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前测的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两组被试的各项策略发生次数上发现当被试幼儿产生冲突情境时，较少地使用积极策略，而更多地使用消极策略。如当积木数量不够时，被试幼儿更多地会用“抢他人积木”“破坏他人的建构”等破坏性的消极策略，少部分幼儿会用“我们合作搭”“等我用好了你再用”或“我和你交换”等问题解决型的积极策略；当被试幼儿的积木被抢或被破坏时，更多幼儿会采用抢回积木、推打抢积木的幼儿或用语言攻击等伤害性的消极策略。

2. 实验组和控制组幼儿冲突情境实验后测的结果与分析

如表2，通过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后测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做X2检验，结果p

观察发现，在冲突情境中实验组幼儿最多使用的是“合作”的积极策略，其次使用“问题解决型”积极策略，通过有礼貌地询问他人借得或交换得到积木的方法。此外，实验组幼儿还会使用干预活动中教授的社会技能和情绪调节方法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进行干预，如用暂停的手势告诉正在争抢积木的幼儿停止这个不良的行为；当同组幼儿有人因为得不到想要的积木而生气时，有幼儿采取安慰如“你不要生气，你可以去数数”“你去旁边待一会儿吧”等图画书里涉及的情绪调节策略；主动提出分享积木、合作游戏等亲社会行为。

3. 两组幼儿冲突情境实验前后测的结果与分析

如表3，通过对实验组前后测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做X2检验，结果p

如表4，通过对控制组前后测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做X2检验，结果p>0.05，表明控制组幼儿前后测的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控制组幼儿在前后测冲突情境中统计得到的情绪调节策略发生的频次，可以看出控制组幼儿比起前测，在后测的冲突情境中比前测表现出更少的消极策略和无策略，稍多的积极策略。

通过对实验组幼儿在实验中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的前后测对比以及实验组和控制组幼儿在后测实验中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的对比发现，实验组幼儿在后测的冲突情境中使用的积极策略次数显著高于实验组前测和控制组后测使用的积极策略，其消极策略和无策略次数显著低于实验组前测和控制组后测的使用策略。因此，可以推测以图画书和角色扮演方式开展的幼儿愤怒情绪干预活动中，通过发挥图画书的传达性和示范性，角色扮演的模仿性和体验性，帮助幼儿感知理解情绪，讨论、分享并练习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技能，对被试幼儿的愤怒情绪控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实验组幼儿日常行为表现考察的质性分析

1. 幼儿主动表达自己愤怒情绪的意愿增强

活动实施后，一方面通过图画书对幼儿进行愤怒情绪识别、情绪产生的原因等情绪知识进行详尽地剖析，使得幼儿加深了对情绪状态的理解，能较准确且清楚地地归因自己的情绪状态；通过角色扮演则不断鼓励幼儿将内心的体验大胆表述出来，所以幼儿主动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逐步增强。另一方面，经过多次的活动，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教师营造的整个氛围是允许并鼓励幼儿表述自己的愤怒情绪，所以幼儿越来越乐意与教师、与同伴主动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

2. 幼儿调节愤怒情绪的策略增多

《我们的愤怒》课程的重点目标之一是帮助被试幼儿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愤怒情绪，所以当幼儿自身或他人产生情绪问题时，幼儿能提出适当的情绪调节策略是衡量本次活动实施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当被试幼儿发生情绪事件时，他们很少再以不恰当的发泄或求助教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开始尝试主动地为自己、为同伴提供解决策略，给予情感安慰，帮助自己或同伴消除愤怒情绪。同时，图画书里人物运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和角色扮演过程中表现的问题解决策略则成为他们解决问题、调节情绪的有效指导教材，从中寻找相似的情境线索选择恰当的策略来运用。

3. 幼儿亲社会行为增多

幼儿通过有意识地学习与解析“解决问题”相关的图画书，从认知上习得了一些亲社会的社会技能，并在与生活经验相似的模拟情境中进行角色扮演，练习并巩固了社会技能，所以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处于相似的情境时，幼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所学所感，然后无意识地表现出在活动中习得的社会技能。

四、 研究反思与建议

（一） 课程开展的评价与反思

课程实施结束后，对被试幼儿的带班教师进行了正式的半结构式访谈，了解一线教师对该类情绪教育活动在幼儿园开展的想法以及建议。同时，对实验组的被试幼儿开展了对本次课程的喜爱度和喜爱原因的问卷和访谈调查。结合两者的问卷和访谈结果，发现幼儿和教师对本次干预活动一致予以好评，报以喜爱和支持；同时课程的效果具有即时性的特点，即每次活动开展结束后，被试幼儿表现出更多积极的亲社会行为和较少的情绪事件。因此活动实施的形式和活动开展的时间还需进一步改进。

（二） 研究展望及建议

从研究结果和教师、幼儿的反馈来看，本次研究以图画书和角色扮演的形式开设的情绪课程对提升幼儿愤怒控制的能力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对国内的幼儿消极情绪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首先，扩大研究对象，生成适合一般幼儿的消极情绪管理能力课程。

其次，延长活动开展时间，丰富活动形式，如融入幼儿每周一至两次的集体教学活动，并将活动形式拓展至幼儿的一日生活各环节，如角色游戏、区角活动等，设置和集体教学活动相匹配的游戏和剧情脚本，让幼儿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体验感知、练习巩固相关的情绪知识和社会技能等。

再次，建立幼儿园、家园和社区的伙伴关系，联动家长和社区的资源，丰富课程内容，从多方合作加强课程效果。最后，开展长期效果的追踪研究，检验以幼儿园为基础开设的情绪教育课程的长期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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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情绪调节 人格 学业成绩 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7.071

近年来，情绪调节已成情绪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内容，许多相关研究均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制约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行为、促进个体自身发展及提升其社会化程度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大学生正处于17～25岁年龄阶段，进入同一性对角色混乱感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在学业、人际及情感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压力。因此，了解大学生情绪调节相关影响因素，对于其学习和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情绪调节与人格的关系

在人格的特质理论研究中，奥尔波特认为特质是一种内部的神经心理结构，它使个体的行为表现出跨情景的一致性。研究者认为人格系统的核心动力组织者为情绪，每种情绪拥有独特的动力组织特性。同时，从生理基础方面，将人格特质作为影响情绪调节的生理结果变量。例如，人格维度中内向型特质，是通过羞愧、害怕等情绪特点组织整合而成。不同的人格和气质类型的个体，其情绪调节能力和方式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如害羞或内向的个性在人际交往的环境中更容易受到伤害。情绪和特质都是生物进行的产物，是进化而来的适应模式，能够组织和调节人际关系。当个体每个及时动态情绪反应，通过长期的物种进化将会沉积某种人格特质，形成一种内在的神经心理结构，因此，情绪调节方式受人格特质的制约，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又以不同情绪表现出来，使个体在情绪反应上呈现差异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黄敏儿研究指出人格特质能够影响自动的、参与意志努力的情绪调节过程。如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频率上，不同人格特质存在差异性。高神经质者更多选择宣泄的方式调节对待正性情绪，评价忽视策略是其较少使用的策略；高外倾的个体则更易采用重视和宣泄的方式来对待正性情绪，而很少采用抑制的策略；高神经质被试更重视和宣泄负性情绪，对正性情绪很少重视。

2情绪调节与幸福感的关系

幸福感是指个体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它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知和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发的交互作用而组成的心理状态。情绪是幸福感的核心内容，而情绪调节可以直接调控情绪为目标的。杨芳、郑雪（2007）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与正情绪的自然、增强和宣泄以及负情绪的忽视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主观幸福感与负情绪的增强、重视已经情绪抑制呈显著负相关，此外研究还表明情绪的宣泄调节、正情绪的自然调节、负情绪的重视对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王力、张厚粲等（2002）对成人依恋、情绪调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表达抑制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认知重评是依恋安全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在两者直接起着中介作用；表达抑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3情绪调节与学业成绩关系

情绪与学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极情绪对学业的影响，如有关学习焦虑、考试焦虑等的探讨。由于情绪在学习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者提出“学业情绪”。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与学生学业活动相关情绪体验包括考前和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等。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中，往往积极情绪会对学业成绩产生积极促进作用，情绪调节的目标也是将学生消极学业情绪转变为积极的学业情绪。消极的情绪调节会阻碍在课堂上学生有效地分配认知资源（如工作记忆、注意和计划等），这样会抑制学生注意。由此可知，消极情绪对学业产生影响是通过情绪调节的中介过程而发挥作用。当学生能够有效地调节学业过程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学习效率就会提升，否则会对学业成绩产生不利影响。李静等人（2007）的研究，表明不同情绪调节方式会对记忆产生不同的影响，评价忽视和评价重视对总体记忆没有影响，表情宣泄对总体记忆产生显著影响，因而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因此，情绪调节策略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密切相关。

4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不良的情绪调节诱发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而良好的情绪调节对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个体能够主动调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能够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较好，而消极应对方式却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消极的影响。从情绪调节过程观来说，在情绪发生过程中就出现了情绪调节，情绪产生的不同阶段所运用的调节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有关。常使用认知重评方式的个体，幸福感水平、满意度等都较高，而抑郁水平相对较低；而采用表达抑制的个体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随后的研究也发现，抑制消极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体验有增强的作用，抑制积极情绪表达对积极情绪体验有阻碍作用。王玲等（2002）的研究发现，采用积极情绪调节方式（如解决问题、求助）的大学生较少出现睡眠障碍问题，而采用如自责、幻想和退避等消极情绪调节方式的学生则其睡眠质量较差，间接地影响个体的身心状态。因此，情绪调节与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水平有预测作用。

5情绪调节的生理学相关研究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初中生 自我情绪策略 家庭情绪表达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12.076

Abstract Students' self-injurious behavior tended to increase， by the concern in society， and their mood including depression， anxiety， personality disorders， etc.， associated with a high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Key for self-injurious behavior studies concern that self-injurious behavior of individual emotional self-regulating capacity weaknesses， including high emotional intensity， low tolerance fo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emotions can not， emotional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but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Moreove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rce individual emotional strategy did not cause widespread concern， some studie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emotion expression famil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emotional impact of the policy， but not confirmed.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injurious behavior and emotional self-expression strategies and household sentiment as the main basis for discussion， launched a special report.

Key words junior students； self emotional policy； family emotional expression

0 引言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是一种复杂而且危险的行为，指那些直接的、故意的、无自杀意图、致死率较低的自伤行为。一般而言，非自杀性伤害行为（以下简称自伤行为）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虽不致死，但极具危险性，有纵向研究发现，有自我伤害行为个体的自杀风险比一般人高数百倍，对自杀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自伤史预测自伤者自杀行为的一个重要因子，非常值得社会予以关注。

最初，自伤行为的关注是从边缘性人格障碍（BPD）患者开始的，有研究者对边缘性人格障碍（BPD）患者的调查发现，大约有75%的BPD患者有过自我伤害行为。后来，有研究还证明自伤行为与许多心理障碍表现出高度相关，包括抑郁情绪、焦虑、社会退缩、酒精和物质滥用，饮食障碍、人格障碍（BPD）等等，可见对自伤行为的研究和干预是紧迫而必要的。但目前，我国对于自伤行为的研究还较为单薄，且当前大量的研究倾向于分析大学生的自伤行为及成因以及特殊人群（如自闭症儿童）的自伤行为分析。例如，研究指出自闭症儿童和智力落后的儿童容易出现自伤行为，其他研究者尤其对智力落后的儿童进行了分析，发现有30.3%的智力落后儿童有自伤和刻板行为。胡皓月的研究中指出，自伤大学生的自我图式没有正常大学生的自我图式积极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学生的压力日益增加，从近几年的研究结果来看，普通青少年的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发生率高达55.2%，且比例高于西方国家。因此，对中学生自伤行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1 中学生自伤行为与自我情绪策略的关系

现在的研究普遍认同，自伤行为的青少年主要的问题来自情绪调节策略出现问题。Brown的问卷调查表明，自伤大学生的四种消极情绪拥有升高趋势，只有一种积极情绪水平升高了。而英国Madge等人对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自伤史的严重性与较重的抑郁、焦虑、冲动性和低自尊呈正相关。许多研究者认为情绪调节是“对情绪内在过程和外部行为所采取的监控、调节，以适应外界环境和人际关系需要的动力过程”。 而情绪调节策略则是对情绪的有效调节，并使个体处于良好情绪状态已适应社会和环境需要的一种手段，有明确的目的性和主动性。

目前，对于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以Gross等的观点最为新颖，他们通过模型图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了情绪调节策略的过程。可以发现在Gross的模型图中，情绪调节被分为先行关注调节和反应关注调节。首先，Linehan指出自伤者的情绪易感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高情绪强度、对情绪的低容忍度。其中高情绪强度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高情绪基线强度，即当个体经历情绪唤起后，其情绪反应的变化量很大；另一层高情绪反应性，及个体度消极情绪刺激的高敏感性，亦即其情绪唤醒的阈限较低。国外的研究证实了自伤者的情绪唤起水平比正常人更高，而高水平的情绪唤起本身又会加大情绪调节的困难。其次，还包括对反应关注的调节，如情绪表达不能、情绪调节困难。情绪表达不能是影响个人情绪体验和表达方式的一种认知情感障碍，患者难以通过言语表达、释放或传递情绪感受。而情绪调节困难指相对于普通人，患者难以意识、理解、接受自己的情绪体验以及灵活地运用策略做出适当的行为。

2 中学生自伤行为与家庭情绪表达的关系

除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以外，家庭情绪对情绪调节作用的影响也开始成为关注的主题。以往相关研究中，更多关注于自伤行为个体自身所具备的危险因素以及如何对自伤行为进行适当的干预上，而只有极少数的研究关注着自伤行为与家庭因素的潜在关系。但一些外国研究证明，家庭中父母的情绪表达也会是造成中学生自伤行为的原因。家庭系统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均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父母的情绪和社会性会对儿童的情绪和社会性产生作用。所以家庭情绪的表达就是父母通过各种言语或者非言语的形式表现出与情绪相关，但并非总伴随着情绪的主要表达风格或持久模式。

现有国外的研究正在证明家庭情绪的表达（父母批判性的情绪以及父母的支持性的情绪）对自伤行为有重要影响，父母的批评与自伤行为显著相关。而在另一些研究中发现，家庭情绪支持的缺乏对于自伤行为而言是一种极具威胁的因素。这表明父母表达出消极情绪，表现出冷漠、不关心等情绪，儿童则会出现更多的自伤行为，以获得更多的关注。但目前对于父母情绪表达方面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表达，并没有关注父母对于情绪的忽视和淡漠。另外，根据Baetens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情绪表达和个体自伤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着消极的情绪中介。

3 国外对中学生自伤行为与自我情绪策略和家庭情绪表达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自伤行为的一系列研究中报告了10%～25%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比率，认为自伤行为对青少年来说已成为突出的健康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自伤行为的青少年主要出现的问题在与情感策略上的不足。在长期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抑郁症状可以预测自伤行为的发生和严重性。有研究者也发现青少年的自尊和自伤行为有显著的负相关，即有自伤行为的个体相对于普通青少年有更糟糕的自我评价。而且自伤意识应该与自伤行为一并成为青少年自伤问题的研究重点，因为自伤意识同样能预测问题的出现，并且自伤意识的形成在Baetens的研究中认为与家庭情绪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虽然，目前国外大量相关文献中对于自伤行为儿童的家庭因素以及家庭威胁因素与个人威胁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但也有证实了的影响。在Linehan的研究中发现，自伤行为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应来自个体在儿童期间与其照顾着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个体与其照顾者不当的关系将导致情感策略以及社交技能的不足。而这样的不足反过来可能增加青少年消极的处理策略。这将导致青少年的进一步适应不良。但对于来自照顾者的研究主要倾向于阐述当照顾者出现了对青少年的照顾上的缺乏或过度的控制问题。特别是当青少年与父母之间关系缺乏信任，沟通的不足，对父母感觉的疏远等等。当然还包括对于青少年的虐待问题，尤其是有被虐待史的儿童更容易出现自伤行为。

4 国内对中学生自伤行为与自我情绪策略和家庭情绪表达研究现状

国内的研究对于自伤行为的问题的探索比国外的慢得多和少得多，主要的研究方向在于对自伤行为的儿童进行的干预和发展。目前我国研究者采用以惩罚为基础的干预方式，如隔离法。该方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效果，但毕竟只是通过外部刺激来抑制自伤行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根除自伤行为，这样的干预往往作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当然除了干预以外，也确实开始有的一些国内文献对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了看法，更多地倾向于是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出现了不足，只是相对还比较缺乏。

而在家庭方面，也只有冯玉和徐云有相关的研究，认为童年经历是使其促发自伤行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包括身体虐待，被忽视等等。但目前国内对自伤行为的研究确实还有所缺乏，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5 总结和展望

当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自伤行为与抑郁情绪、焦虑、社会退缩、人格障碍（BPD）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关联程度，能够有效预测以上的行为，但目前我国对于自伤行为的研究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不能简单地依靠国外研究作为基础，因为跨文化差异会影响最后结果的呈现，另外，我国的研究倾向于将自伤行为界定在特殊人群的身上，包括ADHD和抑郁症等个体。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自伤行为已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并逐渐覆盖正常的中小学生，根据前人所完成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我国当前自伤行为的比例要高于外国，因此需要受到高度重视。另外，对于当前存在的争议目前还没有一致的定论，这些争议应该成为研究者要继续讨论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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