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4年戴高乐将军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至今，中法两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这自然会引起一些思考。在西方，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去了解中国或者国门之外的事，媒体对于政治家、商人和公众的影响很深，他们也不得不相信媒体或者报纸所说的。要知道这些信息很短，也很简单，不至于浪费太多时间。对于中国来说，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去年，中国的网民开始抵制家乐福，原因是网民认为家乐福支持了西藏分裂势力，网上的内容也很短，也很简单，这样人们读的时候就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以上两种情况，人们都会从简单的信息中看到敌对方的可鄙形象并激起自己的民族情感。中国被西方描述成威胁，也就自然会引起西方人的恐惧，导致信任感的缺少，以及民族主义膨胀。当一些人要求抵制法国货的时候，也会唤起法国人的民族主义，甚至引来报复。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危险的框架。对于双方来说，首先是拓宽交流渠道，互相沟通，彼此理解。对抗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越是困难，也越不应该这样。大多数法国人对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是感兴趣的，文化、历史、哲学等等。反过来，中国人也是这样。所以，多看到中法关系的积极方面要比盯住问题更为重要。中方对萨科奇的判断并不仅仅是他不顾一切的会见达赖，而是他上台以后一系列的表现。萨科奇入住爱丽舍宫后，立即对法国传统的外交路线整体上进行大幅修正：疏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迅速接近；放弃戴高乐时代的独立外交，与美国大幅修好，甚至改变戴高乐亲自决定退出北约的历史性决定，重返北约。至于与中国交恶，高调以欧盟主席国身份接见达赖，只不过是他全面外交战略调整的一部分。特别令中国不安和警惕的是，萨科奇公开放弃戴高乐主义，重返北约。因为中法当年建交的基础就是戴高乐主义，而且双方关系只所以能够继续深入发展根源也在于戴高乐主义。如果戴高乐主义不复存在，双方的关系可谓皮这不存，毛之焉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萨科奇怎样向中国示好都无法保证双方关系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索性放弃与萨科奇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性，一硬到底。其次，萨科奇会见达赖的做法严重违反基本的政治伦理。中国曾在萨科奇本人两次最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由于大选中背叛政治恩师希拉克，被之清理门户而出局。处于人生最低谷的萨科奇来到中国，尽管他已是一介平民，但中方仍然以部长的规格接待。二是2004年他以内政部长身份出访中国时，已决定竞选总统并为拉抬竞选筹码的萨科奇提出拜见中国国家主席，而中方也破格予以满足，极大的拉抬了他的声势。而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来中国访问时，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为此萨科齐当选后，曾一再感谢，一再表示他不会忘记这一段。然而，犹言在耳，上任不久，就上演了巴黎火炬传递风波、把出席奥运会与西藏挂购，最后直至毫无来由的主动宣布会见达赖，从而将双方的互信摧毁殆尽。没有互信，关系改善从何谈起？第三，萨科奇上任虽不到两年，但民意支持率却持续走低，到今年三月份竟然跌至36%。此时，中国选择继续对科奇施压，也将有效阻止他继续不按常理出牌。比竟，他选在经济危机期间会见达赖，造成中法关系严重受损，也给法国带来相当的直接利益损害。这在经济危机期间被无限放大。如果萨科奇此时要再想借西藏问题向中国发难，将几近政治自杀。这也是为什么，西藏废除农奴制五十周年、“3.14”一周年，萨科奇少见的保持了沉默。这不得不说与中国连续保持高压有关。最后，中国对法国罕有的外交强硬，并不仅仅着眼于两国，还有从全球角度处理达赖和西藏的用意。尽管西藏是中国的纯粹的内政，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因素，西藏已经被国际普遍关注。不少国家仍然对流亡海外的达赖打着自己的算盘。中国对法国强势出手，确实将起到对其他国家警示的作用。最近南非宣布拒绝邀请达赖参加会议就是一例（也有一说是拒绝入境）。而且中国对会见达赖的法国如此强硬，也等于间接向达赖表明了态度，想必也有助于打消达赖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中国对法国的外交反制，还可以从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解读。西方现在一方面不得不吞咽自酿的苦果，还要承担制造危机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呼吁中国的援手。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居然还要强撑着对中国搞价值观外交敲诈，中国岂能不还以颜色？况且，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软硬实力，也借助西方的经济危机达到一个爆发点，成为中国获得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的良机。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国际秩序出现重大变动和重整一刻，对于中国而言，目标虽然针对的是法国，但项庄之剑却是指向处于大变动中的国际秩序和中国在这个秩序中的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