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起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1篇

满洲女直除了奇特的猪崇拜习俗之外，还有奇特的鹊崇拜，他们认定自己的祖先从鹊而来，他们都是鸟的后裔。

鹊就是喜鹊，也是乌鸦的一种，鹊的体型又与燕子差不多，这三种鸟都有乌黑的羽毛，习性也大体相同。世界上的禽鸟种类成百上千，但女直先民就认定这些并不起眼的小鸟为自己的始祖，本身就是一大人类奇迹。

以今天鸟类科学分类的角度看，喜鹊、乌鸦和燕子是三种不同的鸟类，但古人没有这种现代科学知识，他们把三者看成是同一种鸟，就像古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把黄金与青铜混为一谈，都称之为“金”一样；又像古人一直分不清虎和豹一样，古代蒙古语和突厥语都把虎读做bar，“豹”也，当然这个豹字造出来的时候或许原本就是指老虎，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必去苛求古人，且这个“燕”字符七千年前就已经出现在辽河流域赵宝沟文化一件陶器上了，原本可能也是指乌鸦。因此，在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把三种鸟看作同一种鸟，鹊就是乌鸦，就是燕子。

我们可以从清代文献中看出来，满洲女直确是把乌鸦当做祖先，与天和神一起供奉的。清朝皇帝还颁有特别的法典，载明祭祀乌鸦的规则以及仪式的步骤，从头到尾不许有丝毫马虎与怠慢，其曰：

每岁春秋二季，堂子立大祭所用之松木神杆，前期一月派副管领一员，带领领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住直隶延庆州会同地方官，于洁净山内砍取松树一株，长二丈，围径五寸，树梢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如此大动干戈，伤财扰民，专门采办制作的“神杆”作何用呢？竖之于堂前，招“神鸟”乌鸦来栖息啄食也！享“鹊”祖也！

此神杆又叫索伦杆，“索伦”是满洲女直语是“天”的意思，在游牧文化里天、神、祖三者是同义互通的。索伦杆上置一锡斗，内装乌鸦喜欢的米谷杂粮和剁碎了的猪内脏，这是祭祀乌鸦必备之物。旧时满洲人家院子中都立有这样一根索伦杆，祭祖时就会装满食物，以招鹊引鸦。

《东北名胜古迹遗闻》记载，清朝盛京（沈阳）内务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喂养乌鸦，为此朝廷设有专项“鸦粮银”以供支取。大享鸦鹊每年两次，分别在二月和八月，到时内务府官员在故宫西院马场一带撒上大片谷粮，加以煮熟的精米饭、瘦肉丁等，并在沈阳八门城楼上一齐吹响海螺号，享鹊开始了。随着螺号，数不清的乌鸦从四面八方飞来，上下翻飞，遮天蔽日，地上人群则发出阵阵欢呼。当此之时，沈阳故宫殿堂顶上，周边树木上，民居瓦栋上全都栖满乌鸦，沈阳故宫更像蒙上了一层黑绸，乌鸦们大快朵颐之后久久不肯离去，据说这种喂鹊活动直到清廷退位，由于“鸦银”不继才被迫终止了。

应知满洲女直这种喂食乌鸦的习俗不是在清代才出现的，早在《后汉书·东夷列传》里就有神杆的记载了，曰：

（东夷女直）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

上文中的“天君”就是乌鸦，“大木”就是索伦杆。与此形成对比，农耕汉民族以及南方土著民族没有乌鸦崇拜习俗。乌鸦最喜欢吃死去多时、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乌鸦既然与这个“死”字有关，又浑身乌黑，是丧葬的颜色，故汉人讨厌乌鸦，认为不吉，看到乌鸦为不吉之兆，还把说不吉利话语的人叫做“乌鸦嘴”，常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指称坏人。且乌鸦天生一副无赖相，如果见到鹰捕获了猎物，乌鸦喜鹊会群起围攻，纠缠不休，鹰不胜其烦，常常无可奈何地丢下猎物逃跑了事，因此汉人认为乌鸦不地道，对它没有好感，当然不会去崇拜它，更不会让它与祖先去搭界。

但女直自古就认定乌鸦为自己的源出，满洲民间有许多关于鸦鹊的美好传说，有的已经被清廷采写进了钦定“正史”中。《满洲实录》关于爱新觉罗源出的故事曰：

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哩（“布库哩”古籍中的“仆骨”是也，阿尔泰语是鹿，也是天的意思）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库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焂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以定乱国，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鄂谟辉（谟辉就是“穆廓”，满语是部族或宗族的意思）三姓争雄，闻之往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所生，姓爱新觉罗，天降我，定汝等之乱！”众皆惊异，遂拥回，三姓人息争，共奉为主，以女妻之，定号满洲，实我朝发祥之始也。

此故事不直接说先祖由鹊蛋孵化而来，而是转了一个弯，说先祖由神鹊叼来的“朱果”变出，但其文化内涵已经明白地指向“鹊”了，始祖由鹊而来，是为卵生人，女直属于鸟祖之族，始祖名“鹊”！三个仙女“古伦”（满洲语“国”的读音）对应这“三姓”，即三个女直部落国家，而小仙女“佛古伦”（佛，满洲语“旧”或“老”的读音）则是爱新觉罗氏之源出。

在满洲女直的观念里，乌鸦不但是始祖，也是其部族国家的护佑神，《满洲实录》中就有“群鸦路阻兀里堪”的故事和插图，说的是乌鸦报警，努尔哈赤逃过一劫，反获全胜的事迹。曰：

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字信息技术课堂教学

一、选题定位

写中国字,做中国人!但是对于中国汉字,只有亲近他、了解他,才可能喜爱他、才能更好地表现他,所以汉字文化是孩子们必须了解的。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专题――汉字》一课,恰好能给予学生一个接触汉字,感受汉字魅力,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情感的机会。

二、技术优势

对于本专题,在常规教学中会出现以下两个难题:

1.汉字是表意文字,由图形发展而来,其内在艺术性、丰富的文化内涵、本身的形象美在常规教学中很难得到充分展示。

2.“汉字”专题讲授需要大量资源的补充支持。

那么,利用信息技术就能使以上两个问题迎刃而解,使我们的课堂教学内容充实、色彩丰富、生动性增强,有助于学生更好的了解汉字,亲近汉字,也有助于教者在教学中做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从而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三、策略目标

对于本课在设计前我思考最多的是三点:学生缺少什么?学生需要什么?信息技术可以给予什么?对于前两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孩子们普遍缺少对汉字文化的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道中国字符号性的优秀,也因此无法意识到古人的聪明!他们需要感受到文字,经历一次愉悦的文化洗礼。对于第三个问题,我想结合我的具体设计进行介绍。

有以上三个思考,本专题的教学目标就很明确了:

1.知识目标:了解汉字的历史和特点,感受汉字的魅力。

2.能力目标:理解汉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树立规范用字的意识。

3.情感目标: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热情,享受学习汉字的乐趣,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教学重点:了解汉字的起源和演变,感受汉字构造魅力,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教学难点:理解汉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树立规范用字的意识。

四、设计理念

以信息技术为桥梁、以兴趣教学为主线、以创设情境为手段、以了解汉字为目的。

五、教学设计

现在我来具体说一说我的教学设计,同时也是来具体回答前面所提到的问题:信息技术可以给予什么?

(一)走进汉字王国

这一环节作为本课的导入,通过播放动画《有意思的汉字》,给予学生任务性问题:说说你都发现了什么?

(设计意图:在这一环节中播放由汉字演绎的动画,展现了在常规教学中所难表现出的形象美,契合学生的兴趣点,引导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本节课的教学内容中。为下面的学习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二)遨游汉字王国

(设计意图:因为整个课件基调都是在童话般的氛围中开始的,那么为了配合这样的情境,将教学重点部分的三个模块,设计为“三扇大门”。并且画面中右侧的“资源导航”为这一环节提供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信息,使课件既可以是教师课上的讲授课件,又可以成为学生课下的自学课件。

第一模块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汉字。我国的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中国最早的字是什么?又是如何发展演变呢?让我们共同打开王国的第一扇大门――汉字之史。

⒈汉字起源

文字把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和文明阶段区分开来。那么从古至今,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都有哪些呢?它们的可信度又是多少呢?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在这里提供了四种起源说,它们分别是:a.结绳说;b.八卦说;c.仓颉造字说;d.图画说。

(设计意图:这一部分让学生结合课件所提供的图片和可信度的解说自主阅读,确定“汉字起源于图画”。)

⒉汉字演变

结合刚才所学,观看视频《汉字形体的演变》,提出任务性问题:你能尝试着概括出汉字演变的过程吗?大体过程为: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设计意图:这一部分要求学生通过视听,认真归纳。通过对“汉字之史”的学习,完成了知识目标中提出的“对汉字历史的了解”。)

第二模块

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学习汉字能使人变得更聪明。”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打开王国的第二扇大门――汉字之奇。

⒈构造方式。“六书”即为:a.象形;b.指事;c.会意;d.形声;e.转注;f.假借。其中前四个是指造字之法,后两个为用字之道。

(设计意图:在这一部分师生共同观看视频讲解,并结合文字定义,互助学习,得出结论。)

⒉自我检测

(设计意图:这是利用Flash自制的一个检测游戏,通过以上的学习,检测对四种“造字之法”辨析和理解,做到即检即知,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性,有效的完成了知识目标中提出的“对汉字特点的了解”。)

第三模块

(设计意图:为了再次激发学生的兴趣,我设计了第三扇大门――汉字之趣,让学生在游戏和生活中进一步体味、感受。从而完成情感目标中提出的“享受学习汉字的乐趣,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三)致谢汉字王国

(设计意图:为了实现教学难点的突破,即“理解汉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树立规范用字的意识”,我设计了最后一个环节:致谢汉字王国。)

⒈七嘴八舌话汉字

研究探讨:⑴你认为汉字会在电脑时代被淘汰吗?⑵你认为汉字会被拼音文字所替代吗?⑶你认为现在的书刊中常常有汉字夹字母的情况好不好?

(设计意图:在之前所学基础上进行探究,进一步认识了汉字的价值,产生了认识上的飞跃,达到理性思维阶段,自觉维护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

⒉ “啄木鸟行动”

开展“啄木鸟行动”,分组到校园或街道调查错别字、不规范用字和不准确拼音等情况,并形成报告,请有关部门及时纠正。

⒊给我留言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讨论、交流,便于学生理解汉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树立规范用字的意识,实现了教学难点的实破,从而也使课堂教学延伸到了课外拓展。)

(四)结语

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3篇

现以必修二的专题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中的“汉字与书法”这一教学内容为例。课程标准中的相关内容是：“概述汉字、绘画起源、演变的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江苏省历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的相关教学建议是：“帮助学生梳理汉字起源、演变的过程，提供‘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主题，指导学生整理汉字的演变过程。……援引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材料，帮助学生分析其设计特点，引导学生掌握书法的艺术特点。……教师要多利用教科书中的绘画作品，引导学生欣赏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初次教授这一内容时，我严格按照上述《教学要求》的指导，参照几个版本的教科书内容，以人民版教科书内容为主来思考教学设计并将教学目标设计如下：

知识与能力 知道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的演变过程；了解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张旭、怀素、赵孟等书法家及其书法作品。

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汉字的演变过程，总结汉字字形与功能的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习得在具体历史事物、事件中进行规律性总结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中国汉字与书法的魅力，体会中华文化之美。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更多地使用了讲授法，在课件中展示了汉字的不同字体以及书法家的作品，其中也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几年过去后再次看到这段教学设计时，笔者总觉得它过于平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立意很高，可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中却很难达成这一目标，知识还是这些知识，但缺少了文化的灵动之美。是哪些因素使得看似恒定的历史知识其实是湍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呢？历史教学设计也就无法一劳永逸了。

一是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重大历史知识也在不断丰富中。2013年7月9日的《光明日报》以及其他一些媒体都报道了一则《浙江发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的消息，报道中称“史学界普遍认同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距今3600多年，而（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距今5000多年，这些刻画符号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这样一个新鲜出炉的考古发现在教科书中是无法及时体现的，同时在教学中如果还在运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材料又显得过于陈旧。对比之下，我决定选择介绍最新的考古发现，相信这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汉字不是突然之间在某一地产生的，它是中国古人生存经历的体现，它一定是经历了酝酿、积淀、产生、发展、成熟、嬗变的过程。今天我们无法为了讲解汉字的起源而长篇累牍地介绍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但是一个考古发现却可以启迪学生，历史的源头真的很长，它需要被今人不断地发现。

二是学情在不断变化，教学无法一成不变。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教师所接触的每一届学生的知识结构都会存在一定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会日益明显。就“汉字与书法”这一内容而言，三五年前的高二学生在初中已经大致了解了汉字字型的发展，而今天的高二学生不仅知道汉字字型的发展，很多学生更是自小就学习了某一种字体的书法。教师如果能够在课前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完全可以找到临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作品的学生，课堂上可以安排一两个学生介绍书法家并展示自己的习作，效果一定好于教师平铺直叙地介绍书法家、展示书法家作品，或许还能够激发其他学生学习书法的热情，这就是对祖国文化热爱与传承的体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的实现有时也是可以很明确的。

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4篇

一、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历来有许多传说，如在《说文解字》中，传说是帝王伏羲创造出了文字。某日，伏義折了一根树枝，在地面画了一条线。这就是中文中的“一”，之后这个“一”生出“二”，“二”又变成“三”，“三”则幻化了万物。此外，战国时期还有“结绳说”“画卦说”等汉字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仓颉造字”说。典籍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荀子•解蔽》），“仓颉之作书，以教后世”（李斯《仓颉篇》）。而从许多古代典籍对古代社会的记载和出土资料综合来看，汉字真正的起源应是以远古时期的大汶口彩陶上的刻划符号为基础，后来因为巫术的发展形成了甲骨文，也就是最初的文字。

二、中国汉字的造字特点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汉字都有着不同的造型特点，殷商时期的铭文繁复华丽，秦朝的小篆神秘婉转，汉朝的隶书沉稳豪迈，唐代的楷书端庄大气，东晋的草书豪迈奔放，这些历史留下的文字无不展现着中国文人内心的情怀。这些内容因为有了文字的造型表达，而使得内容与形式更加高度一致，这样意境内容结合文字形态的表现是中国汉字特有的魅力。鲁迅先生说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书法艺术将汉字的美无时无刻不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对于汉字造型发展及古人哲学观，进行简单归纳分析，发现以下的一些造字特点。

（一）对称性从最早的殷商的甲骨文中就融入了古人对于对称形式的理解。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所以很多最初的文字是图案式的，模仿现实中的造型创造的。而人本身就是中轴对称的，除此之外，根据调查显示，99%的动物形体都具有对称结构，自然界的植物组织、矿物组织，多数呈现对称性，连深海的极限深度和海拔的极限高度都具有惊人的对称性。于是，这对原始人造字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甲古文中的“手”字，分左右两个字，是左右镜像对称的形式。到现代汉字中的“人”“羊”“王”等常用汉字，都具有对称的视觉形式特点。除受自然影响外，对称还使人产生美的感受，因为它呈现出一种均衡势态，给人以稳重，平和的感觉。加上受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及道家的影响，对对称的视觉审美喜好尤为明显，从现今保留下来的传统建筑多采用轴线对称的空间结构就可见一斑。

（二）阴阳结合汉字的结构中包含着古人阴阳结合的造字原理。汉字的结构中分偏旁与部首，其中总是有一边占据比另外一边大的空间，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字的一半边主阴，另一半边主阳，所以大小不同，阴阳结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汉字的势，由此产生了律动。这样的律动的美感在书法中尤为明显。比如，唐代书法大家怀素的《自叙帖》草书，他曾说过：“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夏云奇峰使人联想起黄山和庐山一些名胜的奇观，云雾与山峰，云雾轻柔飘渺，山峰雄伟敦实，两者融合中有对比，虚实有致。他将这样的感受融入他的书法中，使得阴阳调和，其富有韵律。在绘画中，常常强调气韵生动，其实书法也是如此。气，代表了一种阳刚之美；韵，则代表了阴柔之美；气韵，代表着阴阳结合的极致美的统一。这种在均衡中产生的和谐美，也正是汉字设计中常见的笔画组合方式

（三）一波三折在《说文解字》中有记载：“三，天地之道也，从三数。”古人认为三是蕴含了宇宙万物的数字。“三”在本意上是二加一，又具有多数之意。在汉字中，这样的理念被融入其中。如“山”字，是表示三个连绵的山峰，“水”字，是表示着三条并列的溪流。此外，许多字都是将某一个简单的字重复三次组成新的字，比如“森”“磊”，都有表示重复元素很多的含义。除了在字的结构上具有三的特点之外，毛笔字的书写也非常重视一波三折的书法。一个笔画的起承转合，讲究的是粗细变化，有起有落。

（四）天圆地方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大地是不动的，天是旋转的，这也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象征这样宇宙观的灵兽是龟，因为龟甲含有腹背两个部分，背部的甲壳代表天，腹部的甲壳代表地。而甲骨文最初用的就是龟甲的腹部的壳，这与汉字的造型为方形相互呼应。而天圆的理念融入到文字的气场中，无论汉字如何变化，还是会固定在一个以圆为核心的气场里。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方”是一种空间形式，是先民对空间时间概念的表征，这从中国的建筑结构中也有体现。所以方正的汉字外形，表达出了一个极具理想色彩的理念范畴，地方天园，天地定位，蕴含了阴阳气动和谐之意。

三、将传统汉字元素应用到现代平面设计中的方法

（一）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汉字作为中国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载体，其中蕴含的文化精髓庞大丰富。如果一味地参照西方的设计理念，停留在汉字的结构、图形、比例等表象的设计元素，那么这样的汉字设计是没有文化根基的，也浪费了汉字本身具备的中式美学意义。如果可以对于汉字的深层次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挖掘，同时结合当下的设计理念，将中国的汉字艺术重新进行创作设计，保留历史的文化内涵，结合新时代的设计风格，这将会给汉字设计注入新的设计力量，推动中国设计文化的发展，这是未来设计发展可以去不断探索的领域。

（二）把握对汉字的构型特征中国汉字从构型特征上来说，与西方的拉丁字母有着本质区别，方块形的结构，独立的表意功能，这些都是汉字特有的面貌。我们只有认识汉字的不同特点，才能更好地进行设计。除了常见的方块字，汉字的宝藏在于书法的美学，将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融入书法的笔画中，表达出文人的气魄和胸怀，这种以字为画，书画同源的创意思考方式是中国独有的，也是中华艺术的神韵所在。将汉字书法和中国平面艺术所具备的中国人的“创意”和“创形”思维融入设计语言中，从而产生一种崭新的创造力，在平面设计领域中去展现中国文明不衰的艺术神韵，是中国设计师努力的方向。

（三）寻找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到今天，从开始的模仿西方到现在越来越迫切希望找回自己，可见设计是在不断找寻自我存在的过程。没有自己的文化感，也就使设计浮于形式，缺少真正的表达。面对世界，文化的表达往往是最有力量的。中国的汉字元素具备着独特的美学形式，同时它需要用国际化的交流方式重新打造，成为国与国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手段。如创作的汉字式英文字体，用汉字的书法笔触来书写英文字母，给人以非常强的东方意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四、结语

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第5篇

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

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陈澧.东塾读书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2]王宁.汉字与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6).

[3]王宁，等.《说文解字》与汉字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4]李逢甫.汉字的文化积淀[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6(3).

[5]陈建民.语言与文化漫话[J].宏观语言学，1992(1).

[6]何毓玲.从《说文·女部》窥古代社会之一斑[J].古汉语研究，1996(3).

[7]殷寄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

[8]李家祥.原始生殖崇拜在甲骨文中的表现[J].贵州文史丛刊，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