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的内涵
金融学的内涵范文第1篇
伴随经济进展，金融凸显了日渐重要的位置。从现状看，金融学构建起来的科目体系更完备，但仍存有多样的弊病，亟待着手去改进。例如：没能明晰科目本体的内涵、学科建设依循的理论缺失。面对现有的挑战，要侧重本源的科目机理、创设科目的新布局。完善培育模式，供应未来进展依托的动力。解析现有挑战、解析学科进展表现出来的优良前景，构建金融学调研的新框架。
关键词：
我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发展前景
经济进展历程之中，不可忽视金融特有的学科。建设这一科目，面对着如下凸显的挑战：界定出来的内涵仍倾向于含糊，科目进展较为落后。应被改进的侧重点含有：重设科目的架构、调配更高水准的师资、重设学术类的期刊及授课教材。唯有如此，才能供应金融决策必备的指引。金融学可被分成三重的细化分支：宏观及对应着的微观金融、交叉形态之下的渗透科目。未来发展的路径内，要依循资本成本特有的根本机理，辨析制度暗藏的若干缺陷。设定资产定价，推进了财务学长久的进展。与此同时，金融学应被融汇于法学，依循经济学特有的视角来重设趋向。探析投资行为，金融学更应贴日的生活，贴近金融市场。
一、解析现有的挑战
从发展态势来看，金融日渐被提升了位置，显示自身价值。金融业进到了现有的攻坚之中，亟待去变更它的深层构架。改造历程之内的这一学科面对着凸显的多样疑难，例如监管转型、查验并防控潜藏的风险、健全现有的机制、筛选最适宜的调控工具[1]。此外，还应审慎去处理坏账，调控企业拥有着的权能，妥善发行股票。处理可得的结论密切关联着总体行业显现的走向，金融学归结可得的新理论被用作调配资源、筹措金融类的现有资源。由此可以明晰：提快现今的变革速率，要依循科目调研的惯例，也应考量真实情形的现有国情。构建新式理论，完善金融类的学科。详细而言，金融学面对着如下的疑难：
(一)滞后的科目理论
金融学设定了含糊的本体内涵，带来理论滞后、科目建设凸显的落后倾向。布局太过粗略，还应添加详细的内涵。国际金融及关联的银行学被涵盖在经济架构之内，它们归属宏观调研的范畴；但与此同时，管理学及商学侧重去辨析微观架构下的投资、关联的金融等。从国内视角来看，金融科目并没能脱离经济类的旧式体制，没能明晰彼此的分工，这就阻碍着深化的探析。现有理论显现了滞后的弊病，这是由于，资本市场提快了原有的进展速率，它伴随着全方位架构下的深化调研。创设出来的金融科目侧重间接去融资，还没能延展至工程学、关联的行为学科。日常教学之中缺失了可调配的师资，师资水准不够优良。例如：投资学缺失了微观调研依托的人才。没能明晰总的布局，缺失了侧重点，构建起来的培育模式也有着密闭的弊病。金融学范畴内的学生多接纳了单一导师的授课指引，综合水准不佳，现有机制又缩减了可用的竞争空间。从学术期刊看，缺失质量优良这样的科目期刊，脱离了真实态势下的金融需要。现有这一科目的教材多被划归为英文原版，编写者并没能辨识内在的国情，缺失本源的指引[2]。
(二)没能紧密衔接着现实
现有调研并没能供应长久态势下的变革指引，缺失应有的指引价值。构建了滞后的科目，脱离变革的真实。例如：证券市场之内，若要着手去变更国有股现有的减持、设定平日内的监管理念、设定立法依循的新指引，都不可脱离学科调研供应的支持。然而，金融学没能供应精准的指引及建议，可供参照的见解仍旧缺失。单纯侧重了调研可获取的成效，发表出来的实证类文章也缺失了支持。这样的情形下，经济学家创设出来的决定凸显了误导，增添了视听之中的垃圾，这也伤害到了科目应有的完美形象。
(三)设定的内涵仍不明晰
金融学被设定成术语，它并不单纯涵盖着这样的定义，它还表征着未来科目拓展的走向。例如：罗斯认为金融学更应侧重微观，表述出微观内涵，资本市场由此凸显了它的特性。归结现有的词典内涵，可得多样的词条内涵，例如财政、金融以及融资。从概要来看，经济变更的态势下，金融有着本体的典型特性，它吻合了转轨历程内的宏观背景。现有金融学可被分成双重的主线，含有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特有的调研线索[3]。政府指引之下，金融实践吻合了间接路径下的融资。与之相应，金融学也接纳了货币这一主体范畴，面对银行体系。然而，国内学者创设出来的金融学内涵并没能契合西方拟定的这一内涵。西方解析获取的这一概念融汇了双重的金融内涵：公司特有的内在金融、投资学关联的范畴。在这之中，公司金融依循了本源的治理路径，它含有日常的融资；投资学则不可脱离定价。国内学者常常把它翻译成了公司理财，这也添加了误解，把金融混同于会计类的范畴。应当明晰的是：国内金融学表征着货币经济科目、宏观经济科目、更广的国际经济；西方借助这一概念来表征微观领域。
二、未来进展的前景
(一)侧重于资本成本
金融学调研不可脱离资本，资本成本应被看作中心。金融学假定为：企业接纳了某一融资，希求获取后续的回报，回报金额应被涵盖在融资以内。资本可被折现，它表征着现金流，生产流程关乎这样的现金流。由此可得，金融学并不含有这一现金流，但资本成本关乎主体可获取的总价值。创设最大范畴的股东价值，金融学侧重辨析了这样的内涵。金融学要含有：设定投资决策、互通必备的金额、供应最适宜的后续回报。项目拥有了价值，可获取应得的股利。投资学涵盖着估算成本，它被看成重点，估算流程融汇了宏观金融、投资及更广架构内的市场，三重要素融汇了彼此，构建了交叉点。有效市场框架内，投资主体常常会希求更优的回报，它表征着机会成本。估测可得投入进来的证券价值，创设了初始调研的模型，它等同估算获取的金额。宏观调研也依托于这样的成本，有序去调配运行[4]。这样一来，优化调配了投入进来的一切资源，资本成本应被变更为最小。我们仍没能创设完备的估算理论，可用的模型也有待改进。
(二)定价理论及投资学
探析投资学、完善定价理论，要依托于随机情形下的折现因子，采纳这样的起点。侧重去填补制度附带的多样缺陷，还应完善投资学。投资学依赖着定价理论这样的根基，基准方法选取了折现因子，它有着随机布设的表征。市场形态之下，套利是不被准许的，套利也暗藏着多样的风险。在这时，随机折现即可慎重去定价，搭设了均衡模型。特殊状态之下，线性模型可描画这样的因子，增添了多因子。估算随机折现，协助我们归整了定价可用的多样模型，它们将被融汇于同一的架构内。化解理论之中的疑难，互通并分享信息。这样做，也缩减了真实及假定彼此的距离，影响着金融学延展的新方向。除此以外，若能发觉制度特有的缺陷，也将提升调研的真实水准。证券理论日渐变得成熟，新型市场摒除了无缺陷这样的假定，准许市场之中的缺陷。正视制度缺陷，才能摸索更为适宜的化解对策，着手去修补它们[5]。
(三)拓展公司金融学
从国内状态来看，公司金融学被划归为微观范畴的必备内涵，它指引着未来探究的走向。这是由于，制度仍存有弊病，没能量化假定之中的精准模型。缺失了理论类的模型，阻碍着接续的推广采纳。公司金融学侧重去辨析管理层，市场添加了特色。公司金融学必备的假定模型也较为简易，可创设单期形态下的模型，侧重选出来的某一事项[6]。不必增添抽象的根本机理，模型也不必维持着连续。公司金融学亟待增设这样的简洁模型，它推进了延展的经典理论，促进了整体态势下的学科进步。
三、结语
市场处在变更及转型的态势下，金融进展至新阶段。变更了旧式监管，创设了更为完备的市场架构。金融学调研可得的成果紧密关联着防控风险、选取金融工具、保护投资主体应有的权益。处理这样的疑难，维持着长久态势下的未来进展。金融学要吻合新的市场，妥善去调配金融类的一切资源。考虑真实情形，为金融学添加独有的新特色。
作者：吕旷逸 单位：爱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张新.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金融研究,2013 (08):36-44.
[2]艾洪德,徐明圣.新形势下金融学专业本科教学面临的挑战与改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2(04):89-93.
[3]蔡庆丰,张亦春.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思路与培养目标设计[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02):60-64.
[4]武思哲.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J].商,2013(23):221.
金融学的内涵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和谐；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5-0004-05
一、“和谐”思想的源起与流派
(一)我国“和谐”思想的源起
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就把“和”纳入了哲学的抽象范畴。“和”在古代汉语中，是作为动词用，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如《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帮”。[1]“和”也作形容词，如《广韵》：“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2]从古代哲学层面解读“和”，其意思用现代话语解读近似“事物存在与发展规律的一种状态描述”。镌刻在孔子大庙上的“中和位育”就是儒家“和谐”思想的高度概括。
“和”与“谐”作为一个联体，一同出现最早是在《管子》：“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3]二者从思想来源看，“和”字来源于古代《周易》中的阴阳思想，“冲气以为和”，也即阴阳耦合。可以理解为阴阳协调。“谐”字出自《周易》“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这一句主要用音律谐和来形容“和”与“合”的功效，并说明达到这样的状态就能很好的组织民众(注： 探讨和谐的本质,必须把“和”与“同”的概念分开 ｡《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所谓“同”就是相同事物的简单加总,“和”是多种因素的并存与互补,是差异的统一｡因此,和谐的本质在于多种因素和差异的协调与统一｡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谐的本质有二层含义: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提倡宽厚､包容､互不相害,各种不同对立或者矛盾的事物统一成一个有机整体｡)。
(二)西方“和谐”思想的源起
希腊语中“和谐”(harmonia)最初的意思是将不同的事物连接或调和在一起，与东方哲学家管子描述的基本意思相近。由此看来，东方的“和谐”的理念与西方哲学的古代源流，尤其是古希腊哲学观念相吻合。
1.“和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源起。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的毕达哥拉斯第一个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他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和谐的，或产生于和谐。美是和谐，友爱是和谐，音乐是和谐，灵魂也是和谐。宇宙是天体的和谐，数是和谐的最好表现。”
莱布尼茨(Leibniz)则在《单子论》中把西方哲学中的“和谐”概念推向深入，提出“预定和谐”的命题，认为世界万物由一个叫“单子”的基本元素构成，每个单子各自遵循自身的本性发展变化，又自然与其它一切“单子”保持协调，从而形成“和谐秩序”。[4]黑格尔(Hegel)则扬弃了莱布尼茨的“和谐”概念，指出“预定和谐”是上帝预定的和谐，是“抽象的同一”，他认为包含“差异与对立的自身同一”，即“本质上的统一”、“具体的同一”是和谐的内涵。[5]
2.“和谐”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的源起。社会学的“和谐”思想是从苏格拉底(Socrates)开始。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Plato)进一步阐述了“公正即和谐的”的思想。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认为，“和谐社会”应该由中等阶层掌握，这样可以协调贫富阶层德利益，避免矛盾冲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
3.“和谐”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的源起。真正把“和谐”思想引入经济学领域的是法国经济学家巴夏(Bastiat)，他撰写的《和谐经济论》认为“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试图建立一种彼此协调又互相竞争的社会经济体系。[6]
4.“和谐”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发展的程度和阶段，即“和谐社会”概念的源起。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1803)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他在《全世界和谐》一文中，指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7]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描绘了美好的社会蓝图，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
由此可见，“和谐”与“和谐社会”的实践和理念在东西方都有可接受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基础。
二、“和谐”的经济学内涵
“和谐”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应该有其独特的分析框架（注：本文在构建和谐经济学的内涵框架时,之所以选择这三点作为支柱内容,主要是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自身的自洽性是任何一个系统要和谐的题中之义｡二是考虑如果市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就应该是保证公平的主要手段;如果说市场是创造经济利益和福利的体系,那么,政府就是分配这种利益和福利的体系｡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强政府”组织,更应该体现出分配“公平”的职能｡）；同时，“和谐”作为本文的特定研究对象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认为“和谐”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其内涵有三大支柱性内容。
(一)“和谐”意味着“自洽”
所谓自洽，是指自相容，具体指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不同种类、不同子系统共同相处、相互融洽。简单的说就是事物内部处于和谐状态。系统和组织内部一般可以分为若干部分，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可能融洽，也可能不融洽。从深层次看，任何事物都是其内部各方面、各部分之间互相矛盾、互相斗争的结果，当事物结构在一定层次上具有共生性、秩序性、完整性时候，该事物就开始走向成熟状态。各个不同方面、不同部分开始和睦、稳定下来时，就可以称为“自洽”状态了。当然事物可以根据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划分，一个事物的较大部分和较小部分是矛盾着的不自洽状态，但是其较大或者较小部分内部的正反二面可能是稳定的状态。所以，自洽状态也要看事物具体的哪些方面、哪些部分，不能泛泛所指。从和谐的经济学角度分析，人类追求和谐效用的最大化，必须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首要的约束就是事物本身的自洽性，如果本身都不自洽，那么盲目追求和外界、其它事物、系统的和谐则是本末倒置，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无序。
(二)“和谐”蕴涵着“公平”
公平包含正义(Justice)与平等(Equality)，是指社会权利、利益的在各种主体间公正分配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合乎社会各利益主体发展的正当需要。[8]罗尔斯在《正义论》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对正义问题就行了阐释：“Justice is the first virtue of social institutions”。[9]韦森把它翻译成：“在制度中秉有和内涵着的首要的或者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义”。[10]可见，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的公平。不同的社会，人们对公平的观念是不同的。公平观念是社会的产物，按其所产生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平又是一个客观的范畴，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公平的内涵不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对公平的理解不同，但公平具有客观的内容。公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客观性。
图1 “和谐”的经济学内涵三大支柱性内容
公平作为一般概念，有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保证的规则，即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的基础上，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组织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利益。二是机会平等原则，即从整体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组织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确立机会平等的规则能够较好的消除由于特权和身份等级带来的不公正因素，有利于社会真正、充分、持续的保持活力。三是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即根据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有差别的分配；按照贡献进行分配同时有利于消除平均主义的消极影响。四是社会调剂规则，即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社会成员不断得到有发展带来的利益，进而使社会生活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
经济意义上公平的内涵，包括以下三点：一是所有权关系的公平。一般而言，社会成员、单个组织占有生产要素的范围越广，合理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程度越高，社会公平程度也就越高。所有权关系的公平具体表现在各种所有权经济组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不会因为所有制不同受到歧视与不公正对待，它们在税收、贷款、子女教育、户口等各方面利益享受实际的平等的待遇。二是获得希缺资源机会的平等。每个社会成员、经济组织有参与市场的平等机会。各种社会成员、经济组织在获得希缺资源机会面前越是平等，公平程度就越高。[11]三是在经济活动中要更多地强调程序平等和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一个健全的体制下，每个经济组织、社会成员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各种经济体在融资、贷款、招工、原材料购买等方面权力平等。但是要真正做到机会均等，却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从公平的功能讲，公平是一种社会“减压装置”，具有稳定功能（注：另外,还必须区分“公平(Fair)”与“平均(Average)”的概念｡公平不是平均,更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它能通过在社会成员中间分配“公平”，缓解社会积累的矛盾与不稳定因子。社会越公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就会越和睦，整个国家和社会就会越和谐。
(三)和谐包涵着“效率”(Efficiency)
效率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而评价一项经济活动或制度安排也常以效率为标准。古典经济学认为，效率是指这样一种状况，所进行的任何改变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失而能增加一些人的福利。
对效率的看法，帕累托把效率定义为：所进行的任何改变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失而能增加一些人的福利。德・阿莱西认为效率是有约束的最大化。康芒斯(John・Commons)则借助于马克思的工时概念给效率下了一个较好的定义，即“效率是使用价值的出量对劳动工时的入量的比例”。[12]
一般地，在制度经济学领域评判效率有三种标准。首先，制度本身提供了效率。制度既提供了行为规范，又带来了效率。这是制度的两大基本功能。这种观点侧重于制度本身的功能，与交易费用理论较接近，能增加收益或降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和创新就是有效率的。其次，制度的效率在于产出的最大化和交易成本的尽可能低。产权理论认为有效产权体系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或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体系。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尽可能把外部利润内部化的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再次，有约束的最大化。德・阿莱西提出一个效率概念，以“有约束的最大化”为标准。其结论是，现实世界所遇到的某些约束条件是不可避免的，效率必须反映在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上。这种观点侧重于在有约束的现实条件中的最优化，是评价现实制度效率的一种比较客观的标准。
三、和谐金融体系的内涵
探讨“和谐”与“金融”的经济学内在关联性实际上是初步探索“和谐金融理论（注：“和谐金融”理论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论分析金融问题｡同时,从其它经济学派与学科吸收了“精神营养”,这些理论与派别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傅立叶(Fourier)的“和谐社会理论”､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哈耶克(Hayek)的自生理论､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帕累托(Pareto)的效率理论､博迪和莫顿(Merton,Bodie)的金融功能理论等等｡可以这样说,和谐金融体系的研究是当今许多经济学流派与金融理论的一种加工､梳理与综合｡）”的第一步，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我国和谐金融体系的构建问题上来，那么，和谐金融体系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呢?本文认为和谐金融体系的基本内涵是指：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各种规模、类别的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机构等在市场机制下竞争有序、相互促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以较高效率运行，金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身功能支持经济协调发展，各种金融关系处于一种比较融洽的状态。
图2 金融子体系与经济体系、社会体系
本文认为，和谐金融体系的内涵是由“三大支柱”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这三大支柱是：一是金融体系自身的和谐。二是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和谐。三是金融与社会整体的关系的和谐。
(一)第一大支柱是指金融结构的合理性
结构决定功能，金融结构不仅对金融业本身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还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金融机构的规模和层次和“和谐金融体系”的内在关联性。根据生物学的共生理论，具有内在联系的共生单元形成共生关系，共生能够产生“剩余”，不产生“剩余”的系统是不能增值发展的。互惠共生、共同进化是共生系统的本质，是自然界的一个主要组织规则。金融机构之间共生也能产生“剩余”，也能产生1+1>2的效果。从金融机构的规模和层次来看，在大型金融机构作为主导的格局下，中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的“小规模优势”，生存空间也很大，尤其是大、中小金融机构在有序的竞争中通过、战略联盟、业务外包等各种合作协议进行良好合作，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功能互补，既丰富了金融市场的层次性，又形成了“大、中、小金融机构和谐共生”的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既有利于金融机构发挥自身功能，也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提高运行效率。
(二)第二大支柱是指金融功能的发挥具有公平性
和谐的金融就是要通过金融功能的良好发挥保证畅通资金流动，反过来说，金融功能发挥的不理想将会影响整个经济与金融体系运行。这就决定了和谐金融体系的内涵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进一步得到丰富。本文主要从公平的视角（注： 选择功能视角对和谐金融的内涵进行剖析,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和谐金融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进,实现目标的途径之一在于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升｡而金融效率与金融功能之间是一个互为保证､互为基础的关系｡一方面,有效率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是金融功能充分发挥的基础和保证;另一方面,只有金融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和体现,金融效率才能得到提升｡因此,这二个概念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对子”概念,具有孪生性｡），考察金融功能与和谐金融体系之间的关联性。
金融支持的公平性可以通过金融引导资金流向的功能实现。金融是配置资金的制度装置。有了资本，还必须将其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低效率的投资。而金融本身具有筛选好的项目与企业家的功能。但是，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这只是单纯的金融效率观，真正的“和谐金融”体系下还应该关注和支持弱势地区、弱势行业和弱势企业。因为，没有它们的发展，势必造成过大的区域差距，过大的差距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社会与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1.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金融体系。一般地，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各地区不同的金融部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形成储蓄的能力不同，给经济区域提供投资所需的资本也有差异。只有真正给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足够的资本，才能为农村经济增长注入充足的活力。但是，从公平性的角度看，要构建和谐金融体系，还需要特别注重加强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农村地区有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才能使农村经济形成赶超趋势。反过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反过来又会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和谐金融体系的形成。
2.支持中小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和谐金融体系的建立。经过近几年的国有企业改制，我国大部分小型国有企业已经破产和倒闭，中小企业主要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非公有制经济是造成城乡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13]因此，要建立和谐的经济体系，必须加强金融体系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宏观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微观经济环境也有利于和谐金融体系的建立。
(三)第三大支柱是金融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
金融生态就是由金融系统与之相关的其他系统所组成的生态链，这个神态链与金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高度相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金融生态，包括金融系统中各种金融制度、技术、法律、政策、文化、道德、秩序等人类文明营造出的符合金融规律的因素。正如自然界任何生物生存和发展都由其自身和其所处的环境二者共同决定一样，金融体系作为社会体系中的子体系，其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以自身建设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所处的外部环境。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是建设和谐金融体系的关键，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建设和谐金融体系的基础。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环境。从金融生态环境看，和谐金融体系需要完善的金融及相关的法律体系、监督体系，使各金融主体权责明晰，分工明确，依法实施有效的监督。二是信用环境。和谐金融体系并不是指要消灭一切有益、无意或者因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违约、逃债与失信行为，而是尽可能地健全个人信息系统，加强企业与个人的征信建设，促进征信监督，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约束力的金融信用档案，用制度减少失信行为，形成良好的信用环境。三是金融政策。和谐的金融体系离不开良好的金融政策的制定。好的金融政策能够化解金融风险，调整金融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要建设和谐金融体系，就要制定、落实与建立和谐金融体系构建有关的各项制度与政策。
图3 和谐金融体系的内涵框架
四、和谐金融体系的评价标准
由于和谐金融体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很多问题还在进一步挖掘和进行中，基本处于内涵的构架和概念的厘清阶段，对于和谐金融体系的阐述在总体上还处于定性阶段。所以在探讨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效率、金融支持功能的公平性、金融与经济的互动、金融与社会其它系统的关系等问题上，本文初步提出以下几个衡量标准。
(一)金融系统自身是否和谐
金融系统自身是否和谐主要考察两个方面。
1.金融结构。本文在考察金融结构是否合理时，从“大型金融机构与小型金融机构功能是否配套”的角度进行衡量。认为，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规模的合理边界没有一个最佳的绝对数量比例。本质上应该看在一个金融体系中，大型金融机构与中小金融机构在既定规模下，是否各自发挥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实现了功能配套。具体来说，就是大型金融机构在各自的优势领域都较好地发挥了自身的金融功能。
2.金融效率。衡量金融效率的指标很多。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的密度这一视角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最佳密度的概念。同样，从这一角度看，最佳密度的出现应该是当“不限制一个金融机构的进入，就无法提高其它金融机构的效率”的时候发生。当然这也是局限在定性层面。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商业发达程度需要不同的金融密度才能保证金融服务的供给。所以，不存在一个适合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的最佳效率标准。
(二)金融对经济的支持是否具有公平性
本文只从经济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从社会或者政治角度探讨可能会得出互相矛盾的公平性标准。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体系是否公平地支持了本地区或者本国的不同经济体，应该依据这一类经济体为国家或者地区所贡献的税收数量占全部经济体贡献的总量的比例和其在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税收贡献比例高的经济体应该得到相应的贷款支持，基础性地位的经济应该得到足够的生产资金。例如2004年非国有经济已经为国家贡献了60%以上的税收，但是获得的贷款却只有30%左右。这就是典型的不公平现象。
(三)金融体系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关系是否和谐
这主要是一个金融生态的质量问题。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
1.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法律尤其是与经济和金融相关的法律是否健全。健全的法律能够保证较低的贷款违约率。
2.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信用状况。社会经济体或者老百姓信用记录良好，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金融运行成本，使金融和社会各个方面保持稳定、互信的良好互动关系。
3.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歧视性金融制度数量的多寡。一个社会的歧视性金融制度越多，越能反映这个社会的金融不和谐。相反，金融与社会其它方面越是和谐，歧视性的金融法规就越少。
总之，判断一个金融系统是否和谐，总体上要看金融主体是否和谐共存、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具体可以参考以下指标：如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是否共生，它反映金融机构和市场的集中度；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它反映不同要素市场是否均衡、合理；金融工具是否多样有效，它反映各种金融业务和工具的竞争程度，以及金融工具产品的差别化、个性化服务程度；金融机构的资本利润率，它反映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区域内金融机构的数量和密度，它反映了该区域的金融机构的效率；金融功能的主要发挥作用对象，它反映了金融功能发挥作用的公平性；金融生态的状况，它反映整个金融体系与社会大环境的和谐程度。
参考文献：
[1]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周祖谟.广韵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管子.卷二：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54.
[4] 莱布尼茨.单子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5] 黑格尔著，梁志学等译.自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 弗雷德里克・巴夏.和谐经济论[M].中文版.1995.
[7] 魏特林著，孙则明译.和谐与自由的保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8] 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M].上海：三联书店，1997.
[9]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 韦森.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金融学的内涵范文第3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发展 国际经验 借鉴问题
一、前言
就我国的金融发展情况而言，其发展特点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资源较为集中，弱势群体、经济欠发达地区则被隔离在金融体系之外。这种发展特点不仅增加了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失衡，且整体发展质量相对较差。相比之下，普惠金融发展更加使得我国当前的金融现状，因此可以在合理分析其他国家应用经验的基础上，适当进行借鉴和参考。
二、普惠金融
（一）普惠金融的内涵
普惠金融的内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示出来：第一，责任方面。普惠金融的责任内涵是指，其将传统金融机构忽略的潜在客户对象，如小型企业、低收入人群等产生的金融服务需求作为一种发展责任。第二，理念方面。普惠金融的理念内涵是指金融融资渠道以及金融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第三，创新方面。普惠金融的创新内涵是指，应该通过金融产品、金融制度等要素的创新，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创新[1]。
（二）普惠金融的特点
普惠金融的特点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第一，全面性特点。这种特点是指，与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相比，普惠金融能够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第二，公平性特点。普惠金融的理念认为，无论人们的经济基础如何，都应该向享有财产权等权利一样享有金融权。在这种理念中，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自己能够承担的成本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以满足自身的金融需求。
三、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
这里主要以以下几个国家为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
（一）肯尼亚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与其他国家相比，肯尼亚的国情较为特殊。该国家人口中有约70%的人口都居住在偏h的农村地区，因此整个国家拥有银行账户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小。肯尼亚的大多数银行机构都位于城镇地区，因此其金融发展十分不均衡。基于这种现象，英国跨国移动运营集团首先与2007年在肯尼亚推出了一款手机支付产品，为大多数肯尼亚使用手机的居民提供了手机银行服务。由于该国家中拥有手机的人口数量较多，因此该措施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保证普惠金融的发展，肯尼亚还通过反洗钱规定的严格遵循以及监管工作的全程开展，实现对手机银行风险的有效控制[2]。
（二）巴西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从地理的角度来讲，巴西边远其与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难度相对较高。对此，巴西应用将边远地区现有的超市、药店等非银行机构转化为银行机构的模式，实现真正银行机构功能的有效分解。在这种情况下，机构的金融行为是由其对应的商业银行负责的，其相关金融服务的提供使得当地人们的金融需求得到了合理满足。
（三）俄罗斯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俄罗斯的普惠金融发展是通过5年金融扫盲计划的开展实现的。在该计划中，俄罗斯将总体计划资金确立为1.13亿美元[3]。该计划的应用对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俄罗斯相关部门在调查15岁学生当前金融知识掌握水平的基础上，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金融核心竞争力知识框架和金融知识教育资料。应用该计划之后，俄罗斯民众的金融行为效率发生了显著提升。
（四）墨西哥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墨西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做法主要是，推动自身金融机构的透明化发展进度、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以及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视。除此之外，墨西哥政府还通过加强与金融发展有关政策改革措施的应用，提升自身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例如，墨西哥通过《2008～2012国家发展融资计划》政策的出台，是的银行商等非金融机构能够在农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并在原本的吸收存款机构管理中融入信用机构以及小型储蓄机构等因素，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上述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四、普惠金融发展的借鉴问题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借鉴问题进行分析：
（一）融资方式方面
就该方面而言，为了实现普惠金融模式的应用，应该利用政策对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工作进行指导。例如，激励金融机构将自身的金融资源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提升群众服务需求度较高领域的金融资源投入力度等。除此之外，还应该注重绿色信贷的合理发展，使得我国金融市场形成股权融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新型债务融资工具融资等多元化融资模式的形成，进而促进我国金融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4]。
（二）普惠金融立法方面
法律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应该针对普惠金融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使得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形成良好的供给体系。除此之外，税收方面的政府部门要应该对货币监管政策等方面进行完善，通过这种方式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政策体系。
（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消费者是普惠金融交易过程中的重要参与对象。为了保证金融消费者对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作用的产生，应该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借鉴对象。从其他国家的应用经验来看，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专业化法律框架的构建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建立实现的。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可以通过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框架的完善、金融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升以及金融服务收费流程的规范等方面来实现。这种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常态化的处理方式，能够显著提升保护效果，进而促进普惠金融发展速度的提升[5]。
（四）金融创新方面
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其有必要对自身的传统交易模式进行创新调整，以提升自身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契合度。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可以从业务产品、服务模式等方面入手，通过相关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提升资金融通等功能的服务质量。
五、结论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发展普惠金融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了促进普惠金融的合理发展，可以在充分参考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以及肯尼亚等国家既有普惠金融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适合我国金融现状的有针对性发展策略，通过这些策略的应用，促进我国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实现对所有民众金融需求的满足。
参考文献
[1]中国银监会合作部课题组.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中国农村金融，2014，02：78-82.
[2]姜丽明，邢桂君，朱秀杰，李玉翠.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国际金融，2014，03：17-22.
[3]向忠德.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2.
[4]卢娟红.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研究[D].湖北大学，2014.
金融学的内涵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稳定性；金融稳定性指数；主成分分析法
作者简介：惠康(1981-)，男，陕西清涧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监管研究；任保平(1968-)，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研究；钞小静(1982-)，女，陕西佳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145-05 收稿日期：2009-10-05
近年来，世界金融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金融危机也在频频爆发。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危害。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等著名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法国、丹麦、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定期金融稳定报告来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以及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经济快速扩张稀释并掩盖了诸多风险及不稳定因素；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各方面管制较多；是由于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随着金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这些金融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渐渐凸显出来，金融稳定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从2005年开始定期《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从定量角度看当前中国金融稳定性的态势如何?是相对稳定的还是存在危机?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能让我们准确观察和把握到当前中国金融稳定性的现实状态，还能够为相关政策的选择与制定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目前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金融稳定性的内涵和测度等基础性问题的讨论上，而且研究者们在许多关键点上没有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尤其是对于金融稳定性的评价没有被广泛认同的成果。现有中国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不是从金融稳定性内涵的部分维度人手分别进行描述就是将银行稳定性作为金融稳定的变量进行判断与评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09；王明华等，2005；万晓莉，2008)，但却缺乏对金融稳定性的全面量化考察与综合评估。基于此，本文将从金融稳定性的具体内涵出发，在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构建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对我国金融稳定性的基本状态进行测度。本文研究结构如下：第一节对金融稳定性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第二节在金融稳定性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测度金融稳定性的指数；第三节对中国2004―2008年的金融稳定性进行测度；最后是本文的主要结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金融稳定性的内涵是一切对金融稳定研究的起点，它决定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围以及研究内容，也构成了金融稳定性测度的基础。现有研究文献对于金融稳定性内涵的理解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早期的研究视角只考虑金融体系基本要素的正常运行和关键功能的正常发挥，而近年来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则从更广义的角度人手赋予了金融稳定性非常丰富的内涵。狭义的金融稳定性主要是指构成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Andrew Crock。ett，1997；Wim Duisenberg，2001)。广义的金融稳定性认为金融稳定性不只应当具有基本要素稳定运行的特征，它的内涵还应该体现在其他方面。在Nout Wellink(2002)看来，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还应该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和承受各种冲击，能充分发挥筹集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货币执行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职能。ECB(2008)认为金融稳定性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具有抵御冲击和解决失衡的能力，可以降低储蓄向投资转化时资源配置效率严重受损的可能性。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金融稳定性归纳为以下两个维度：第一，构成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关键功能正常发挥；第二，金融体系具有承受巨大冲击的能力。
关于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国外研究比较多。而且主要是由一些相关机构在进行。Mishkin(1999)和Davis(2002)等提出了金融稳定的框架，但基本是从学术视角出发，没有考虑政策含义。英格兰银行(1999)、德意志联邦银行(2003)、比利时国民银行(2003)以及瑞典银行(2003)等提出了评估金融稳定性的基本设想，但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工作。IMF(2006)编制了由12个核心类指标和27个鼓励类指标构成的金融健全指数(Financial Soundness Indicators)来衡量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对所需数据序列的定义及计算进行了说明，其中与银行部门相关的核心类指标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适用的，符合所有选择的标准，而与银行部门、其他金融机构、住户、市场流动性以及房地产市场相关的鼓励类指标则依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只符合部分标准。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进行跨国的分析与比较，这就要求所有的成员国必须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金融稳定性的评价，但是由于各国的标准尤其是在会计标准和数据收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金融健全指数的计算和跨国比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ECB(2006)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健全指数基础上构建了宏观审慎指数(Macro-prudential In-dicators)来评价其成员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一指数包括内在因素、外界因素以及关联因素三大类，八个层次共200多个指标。与金融健全指数相比，宏观审慎指数包含有更多的指标数量而且与银行部门相关的指标，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但是这也会导致建立在领土原则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与宏观审慎指数演进之间联系的缺失。
IMF(2006)和ECB(2006)的研究构建出了评价金融稳定性的指数并提供了具体的编制方法，现有大多数金融稳定性的定量分析都是建立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之上的。Adam等(2008)在金融健全指数和宏观审慎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金融稳定性指数，并对捷克1997-2006年间的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研究。ECB(2008)从金融稳定在促进经济发展进程
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抵御反向冲击破坏性影响的能力两方面人手，分别从金融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体系的运行以及其他特征三个视角对欧元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行了量化考察。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对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09)从宏观经济运行环境、金融机构发展状况、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金融风险管理四个层次对2008年中国的金融稳定性进行评估，研究得出2008年中国克服了国内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环境复杂多变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金融体系总体平稳安全。虽然该报告中尽量增加了量化分析的内容，但这仅限于各个层次的指标描述，而并没有进行金融稳定性的全面测度。除此之外，国内部分学者认为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从而选择了银行稳定性指数作为金融稳定性的变量来对其进行测度。王明华、黎志成(2005)以银行稳定的宏观成本控制作为理论依据构建了金融稳定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它由包含22个基础指标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包含27个基础指标的金融机构内部指标所构成，但并没有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计算相关结果，而且这一指数中所涉及的基础指标评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各指标的权重结构也过多依赖于人的主观认识。万晓莉(2008)考虑到中国银行系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以银行稳健性指数作为金融稳定的变量对中国1987-2006年的金融稳定性进行测度，指标集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存款占货币总量的比例、贷款与存款的比率、对私人部门的真实债权增长率和银行机构真实外债的增长率五个指标构成，他以中国1987-2006年问的季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考察金融稳定性的时序变化。
对金融稳定性进行测度是金融稳定问题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基础，它不仅可以反映出金融体系的发展与稳定状况，而且还能够为监测与预防金融危机以及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由于金融稳定性本身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使得对它的评价很难通过一个单一指标来实现，除此之外金融稳定性所涉及到的各种指标还会因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和体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而且具体相关指标数据的可得性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对金融稳定性综合评价指数的构建与计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我们不难发现.IMF编制的金融健全指数和ECB构建的宏观审慎指数是对金融稳定性进行量化考察的代表性方法，但却主要是针对跨国的分析与比较，受到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差异的限制。现有对中国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金融稳定性的某些侧面，但却不能在整体上对金融稳定性进行全面的度量。因此，本文试图从金融稳定性的内涵出发来构建完整的金融稳定性指标体系，以2004-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状态进行全面考察，以弥补国内文献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金融稳定性指数的构建
如前所述，金融稳定性内涵的界定包括两个层面，即金融体系基本要素运行平稳和具有承受巨大冲击的能力，因此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这两方面着手来构建金融稳定性指数(见表1)。从金融体系要素平稳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据此我们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来分别测度金融体系的运行。我国的金融机构按照地位和功能可分为四大类：中央银行、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在境内开办的外资侨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是指关键机构能够正常运转并顺利履行职责，主要体现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的运行状态之上，由此我们选择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型商业银行资产占比、达标银行资产占比、证券公司资产利润比、保险业资产收入比作为金融机构运行状态的基础测度指标。金融市场是一个由许多不同市场组成的融通资金的庞大体系，一般根据交易工具的期限可分为融通短期资金的货币市场和融通长期资金的资本市场，它们进一步又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子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主要由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以及黄金市场构成。根据代表性的原则和数据可得性的考虑选择债券发行额、股票成交金额、证券投资基金成交金额、期货成交金额作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基础测度指标。这些市场的发展不仅可以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形成均衡的市场体系，增强金融稳定性，而且还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置，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长期投资保障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从承受冲击能力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金融体系承受动荡冲击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的保障、开放经济的威胁以及金融结构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可以为金融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相关金融理论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经济增长率、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M2与GDP的比率、外汇储备量、短期外债占比、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比和直接融资占比来作为金融体系承受巨大冲击能力的基础测度指标。
金融基础设施是维持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这一层面体现的是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如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完善、高质量会计标准的制定等问题都很难通过量化的指标得以反映，所以本文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并没有将其纳入考虑。由此，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就由18个基础指标构成，虽然我们所选择的基础指标均为各维度具有较高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核心指标，但由于金融稳定性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这一指标体系无法穷尽、涵盖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反映其全部内容。
三、中国金融稳定性的测度
(一)指标合成方法
对于一个包含有多个基础指标的综合指数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对其进行合成，现有针对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一般依据国际通行标准和相关背景知识对原始数据进行评分，然后使用加权平均或是设定权重的方法进行综合指数的合成，但上述方法的缺陷在于各基础指标及方面指标的权重不能反映数据值的动态变化信息或是权重由研究者的主观经验进行确定。除了以上方法之外，常见的指标合成方法还有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等。对于层次分析法，各指标的权重由研究者根据对各指标重要性程度的认识进行赋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经验，而且这种方法比较、判断的过程较为粗糙。对于熵值法，这是一种利用信息熵的工具根据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各分类指标的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但这种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都是通过降维把多个具有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客观赋权合成方法，对于包含两个维度的金融稳定性测度而言，因子分析法只能将原始变量分解为公共因子和特殊因子两部分因素，对新产生的主成分变量及因子变量计算得分得到公共因子的变动态势，但是却无法准确刻画出各个维度的具体变化情况。主成分分析法的权重也是根据数据
自身的特征确定而非人的主观判断，与因子分析法不同的是，采用这一方法可以获得构成金融稳定性各个维度的量化结果，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金融稳定性两个不同维度以及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献大小。基于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方面指数，并进而采用同样的方法合成总指数对中国当前的金融稳定性状态进行量化。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个别缺失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进行估测。对于基础指标数据的选取需要说明的是：债券发行额是国债、政策金融债券、次级债和公司债发行额的总和；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波动率根据以2004年为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而得；直接融资占比是指在融资总额中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包括住户、企业和政府部门)以股票(可流通上市股票的筹资部分)和企业债这两种方式融人资金的比重。
由于各基础指标的指标属性和量纲量级并不相同，因此我们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对于指标属性问题，逆指标指标值越高而金融稳定性却越低，如果将不同性质的基础指标直接加总就无法正确反映出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因此我们对所有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来改变其性质，从而使所有指标对金融稳定性的作用力同趋化。对于量纲量级问题，各基础指标一般都会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使得无法直接对其进行综合，除此之外直接采用原始测度指标还会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的指标，所以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处理的常见方法有极值化方法、标准化方法、均值化方法和标准差化方法，现有研究中大多都选择采用标准化方法，但这一方法只能反映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却不能体现各指标之间变异程度上的差异，而经过均值化方法处理的各指标数据构成的协方差矩阵既可以反映原始数据中各指标变异程度上的差异，也可以体现各指标相互影响程度的差异。基于此，我们选择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测度结果
在对逆指标取倒数和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后，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2004-2008年中国的金融稳定性指数。如前所述，标准化方法只能消除量纲量级的影响，但却容易导致对不同指标相对离散程度判断的偏差，而均值化方法可以在兼具标准化方法优点的同时保留不同指标离散程度的特性，因此在与这两种无量纲化方法相对应的相关系数矩阵和协方差矩阵中，我们选择后者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运用SPSSl6.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我们首先获得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数(见表2)，由此求出金融体系基础要素和抵抗巨大冲击能力两个维度的方面指数值(见表4)，在此基础上得到方面指数在金融稳定性指数中的权数(见表3)，并据此计算出最终的金融稳定性指数值。
从2004-2008年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变动状态中(见表4、图1)我们不难发现，这五年期间金融稳定性指数值表现出一种缓慢上升的趋势，由2004年的-0.223211逐渐增加到2008年的2.001680，这表明在这一阶段我国的金融稳定性是不断增强的。具体来看，在金融稳定性指数中，金融体系基础要素的权数非常高，为0.928985，这意味着金融稳定性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金融基础要素维度，而抵抗巨大冲击能力的权数相对较低并且为负，是-0.369790，这说明这一维度对于金融稳定性指数的贡献相对较小。2004-2008年问金融体系基础要素方面指数由0.754996逐步提高到1.837725，这与金融机构的良好运行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期间一方面金融机构的改革成效非常显著，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总体得到好转、资产质量明显改善，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工具种类更加丰富，再加上金融基础设施的渐渐完善，这都为金融稳定性的增强发挥了积极作用。与金融体系基本要素维度变化趋势相反的是，在这5年间，抵抗巨大冲击能力方面指数却从2.500312缓慢下降为-0.796292，虽然国民经济的迅速扩张为金融体系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但是过高的经济波动率、较低的直接融资占比等问题使得我国当前应对巨大冲击的能力并不是很强。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面指数和金融稳定性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迅速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急剧恶化，大量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影响了金融的稳定性。
四、简要结论
金融学的内涵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协调 发展理论
协调和协调发展的思想由来已久，我国“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协调发展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其内涵并没有共识性的定义。熊德平教授认为：协调发展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系统演进的总目标，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子系统与总系统，以及子系统相互间及其内部组成要素间的协调，使系统及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断朝着理想状态演进的过程。金融协调是协调思想在金融等领域延伸与运用。目前关于金融协调，国内外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
一、国外学者对金融协调理论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技术层面，对金融协调问题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焦点主要关注国际金融等领域的合作等。Marshall D A.（2002）研究如何通过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协调机制而从根本上减少由于协调失败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问题；Gautier P A.（2009）对协调摩擦与金融危机关联的进行了论述。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某一具体组织或机构内部的协调失败问题。Brandts J与Cooper D. J.（2006）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组织内部协调失败的进行观测，探寻金融系统的内部机理。技术层面的研究主要从协调技术角度探讨如何确立和完善合作过程中高效率协调所必需的技术手段。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协调理论的研究
（一）金融协调发展理论渊源的研究
金融协调发展理论渊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在国内基本上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共识。沈军与刘莎（2001）认为金融协调理论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较高阶段。王原声（2004）认为，西方有关金融协调发展理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爱德华·肖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麦金农（1991）的《经济市场化的秩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不管是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还是提出开放资本市场的政策建议，实质上都渗透着金融协调发展的思想。刘刚（2006）明确指出，金融协调发展理论的渊源就是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协调理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成熟，是第三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标志。
（二）金融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与外延的研究
不同学者对金融协调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用，研究焦点也存在很大差别。王原声（2004）基于国际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内外协调的构成分为国际贸易协调、国际金融协调和国际投资协调等机制运作，是一个动态过程。窦尔翔和何炼成（2004）从金融协调的对象角度指出，金融协调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协调，是金融的“本体因素”，另一方面是金融对经济的协调，即“指向性因素”。武巧珍（2004）重点从货币制度的视角，将金融协调发展分为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两部分。王爱俭（2005）基于金融协调机制的角度，解释了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理论涵义，将金融协调稳定机制分为政府和中央银行间的协调、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及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
（三）金融协调划分方式的研究
国内学者倾向于采用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来进行划分。祁敬宇（2002）与王原声（2004）以国别为界划分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杨大鹏（2004）和郭金龙（2006）认为，金融内部协调应包括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当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协调包括金融与经济的协调以及金融与社会的协调。蔡则祥（2005）把金融协调划分为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融资形式等结构之间及其构成之间的内部协调，外资机构的引入与中资机构输出的外部协调，金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应遵循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内外协调。邵国华（2006）也从四个方面进行划分，即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金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金融业与非金融企业的协调、金融系统与金融国际化的协调。尹优平（2007）对区域金融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从机构、监管、区际、政策四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论述，认为基础环节是区域内外金融各自协调发展，关键保障是区域金融监管协调和区域金融政策的协调。
（四）金融协调内容的研究
关于金融协调内容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孔祥毅（2002）认为宏观的金融协调包括金融、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微观的金融协调包括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间以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关系；杨大鹏（2004）从中观角度研究了有关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问题，认为金融组织结构协调演进的趋势是“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王爱俭（2005）界定了宏观的金融协调包括总量协调、结构协调、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创造、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微观协调包括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的协调。郭金龙（2006）将区域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都纳入宏观范畴。王威（2007）认为宏观金融资源体现的是金融资源各层的整合效应，中观金融资源包括了金融制度资源和金融工具资源，广义的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构成了微观金融资源。
（五）金融协调发展的空间视角
从空间差异等视角研究金融协调发展问题，近几年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田霖（2006，2011）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研究了金融协调发展问题，以不同区域的收入、就业、教育、GDP增长率等作为衡量金融差异的指标，揭示各个指标要素对金融综合竞争力产生的贡献弹性，从而解释区域金融差异的原因。冯涛和李江（2004）基于金融中介的角度，认为必须提高金融组织间的质量和规模才能缩小区域间金融的差距。田岗和陈琦（2004）发现如果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增加，则会造成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变大，随着区域差距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地区的金融和和经济的出现集聚分布现象。杨再斌和黄解宇（2006）认为金融集聚分为动态过程与状态结果两个方面，即金融产业的发展成长可以通过一定的地域空间生成金融集聚系统，一定密度和规模的金融产品及其与金融产品又会催生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陈红（2008）重点研究了区域金融的集聚问题，认为当区域金融中的金融资源产生了集聚作用时，可以促进集聚中心的金融增长率。王修华和黄明（2009）从金融空间的分布状态入手，认为如果要达到区域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协调和优化，就必须包括金融区域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和相邻的金融区域外部发展对本区域影响的联动效应，而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让整个国家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
三、评析与展望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很多学者对金融协调内涵的理解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关于金融协调发展的内容和层次划分，还存在研究薄弱的地方。一是现存文献大多从中国的整体来研究金融协调问题，较少涉及对区域内和区域间金融各个层面的深层次分析。二是现有研究对金融协调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定位各不相同，尤其是区域金融中观协调和微观协调存在着分类模糊的问题，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明确区域金融协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三是金融协调的层次复杂多维，导致其研究内容的模棱两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学者从金融系统自身考察问题，导致其空间维度研究的薄弱，无法针对具体区域提出操作性强的协调发展战略。因此，在开放的动态环境下，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以及地域系统的空间联动，研究区域金融协调发展问题，是今后需要关注和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①熊德平.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②田霖. 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③孔祥毅. 中部崛起战略中的金融协调[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6（1）：3－9
④祁敬宇．论金融发展的内外协调[J]．华南全融研究，2002（5）：13－18
⑤沈军，刘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展望[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1（9）：12－15
⑥王爱俭. 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理论框架[J]. 财经科学，2005（1）：22－28
⑦武巧珍. 对货币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的理论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4（6）：4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