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的特点范文第1篇

正如日本知识产权学者田村善之教授所言: 与客观上只能由一人对有体物占有利用的所有权不同，知识产权所规制的行为可以同时由多人加以利用的行为，并不具有设定排他性禁止权的必然性，因此根据其制度目的，可以采取与其特点相符的报酬请求权，即无论属于行为规制型，还是属于物权( 登记) 型，不只是把权利设定为禁止权，而且在没必要获得权利人许可利用的情况下，仍需支付相应的报酬。和田村善之教授相同，本文也认为知识产权物权性弱化的原因与其自身设立的目的和其本身的特点有关。

二、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目的

根据不同学说可能会得出不同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目的，但是知识产权促进创新、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平衡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知识产权的利用者和公共利益却是大家普遍认可的。知识产权要促进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就要用回报的制度保护投资者，鼓励他们投资，这种保护从反面来说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禁止那些搭便车者，不仅可以保证投资者在承受付出了时间、金钱而可能失败的商业风险后，获得在一定市场的先占或者优先人地位，而且可以激发投资者的热情，从而促进他们不断投资、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效率、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然而，如果像物权那样只能由一人绝对排他地独占，知识信息就得不到社会的充分利用，无法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以上都是从效率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法可以促进产业、文化发展，抑制过度免费搭车行为，但是规制免费搭车行为意味着必然要介入他人自由的领域，因此仅从效率的观点出发，剥夺他人的自由是不正当的。也就是说，尽管刺激智力成果的开发是必要的，但仍不能允许因此对个人的自由构成过度制约。所以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平衡各方的利益。知识产权既要尊重公共利益，又要尊重个人的自由，所以它与传统物权有所区别，表现为有条件的独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有限定的时间性，即体现了知识产权物权性弱化的制度目的原因。以上的分析与村田善之教授的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障多数人能够同时利用而人为地设立的一种制度，其目的在于防止对成果开发的激励不足，以促进文化和产业的发展的论断相一致。

三、知识产权的特点

关于知识产权的特点，理论界将其归纳为: 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可复制性五个方面特征的学说，其中代表学者如郑成思教授; 也有将其特点归纳为权利归属的专有性、权利保护的地域性、权利存续的时间性和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等特征的学说，其中代表学者如吴汉东教授。无论哪种学说，其本质并无不同，就如以上两种学说中无形与非物质性并无实质的不同，因为非物质性和郑成思教授在著作中所言将其表达为有形的物体更确切些是相同的。因此，本文从知识产权的非物质性、时间性、地域性和可复制性特点进行探析。

四、知识产权物权性弱化的原因

知识产权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权和传统物权相比出现了物权性弱化的现象。具体原因如下:

1. 知识产权的非物质性是区别于物权的本质属性。因为知识产权是非物质性的、无形的，所以和物权相比，它具有很大的复杂性，以至于权利受到侵害而受侵害者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侵害者也不知道自己侵害了别人的权利。正是权利客体的无形决定了知识产权不能像物权那样被占有，因而很容易被其他人使用而使其物权性弱化。

2. 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点也和物权不同。物权具有恒久性，只要物权客体存在，权利人就可以绝对地占有和排他。与物权不同的是，因为知识产权具有时间性的特点，所以对它的保护是有法定期限的，过了法律规定的保护期限，知识产权将进入公有领域，成为公共产物，不再是一种垄断权或独占权。这也是知识产权与物权相比其物权性弱化的一个原因。

3. 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而物权原则上是没有地域性的。这是因为在有形财产领域，国际上奉行涉外物权平权原则，即通过权利推定，使在一国取得的动产进入另一国后，只要主体仍对其有效占有，动产进入过可依本国占有制度推定其为合法所有人并加以保护。知识产权因具有地域性，所以它因一国法律取得的权利一般只在本国范围内有效，并不会必然得到其他国家的法律保护。所以，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也构成了知识产权与传统物权相比其物权性弱化的原因之一。

产权制度的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优行权制度　分类　性质　立法模式

优先权制度源于古罗马法。古罗马法中“法定设定的担保物权”被认为是优先权制度的早期称谓和表现形式，是民法上优先权制度的雏形。①现代意义上的优先权制度始于《法国民法典》，继而被《日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等移植，并且在各国的民法中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一致性。我国民法中尚没有完整的优先权制度，但有一些具体优先权的零散规定。随着我国物权法立法工作的开展，优先权制度的研究日益受到民法学者的重视。本文在考察各国优先权立法的基础上，对优先权制度的立法技术、结构及其性质进行初步探讨，并就我国民法中优先权制度的构建提出初步的建议，以供商榷。

一、传统优先权制度的立法特点

优先权制度以法国、日本以及意大利三国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最为典型，这三个国家在优先权的概念及分类方法上大体相同。就优先权的概念而言，《法国民法典》第2095条把优先权定义为：“依据债权的性质，给予某一债权人先于其他债权人，甚至先于抵押权人受清偿的权利。”②《日本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对优先权的定义也采用了基本相同的表述。③从优先权的分类方法看，上述国家立法基本上都将优先权分为四类，即针对特定动产的优先权、针对特定不动产的优先权、针对一般动产的优先权以及针对一般不动产的优先权。④从性质上看，上述国家均将优先权看作是有别于传统物权和债权类型的权利，从而在法典中专门进行规定。

对上述国家民法典关于优先权制度立法模式进行分析，大致可归纳出如下几个立法特点。

第一，优先权是法律直接赋予的某种特定债权，是一种法定权。正因为如此，可优先受偿的债权只能由法律一一加以规定，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条款。也就是说，法律没有列明的债权就不可以享有优先效力。与此相对应，关于可以享有优先受偿效力的债权的共同性质的分析，也只能停留在实证研究的层面上，仅表现为对已被规定为享有优先权的债权进行归纳分析。法国、日本、意大利的民法典均采用穷尽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哪些债权可以享有优先权以及可以享有何种性质的优先权。比如诉讼费用的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的全部动产行使优先权；受雇人员在特定期间的报酬的债权可以于雇主的全部动产上行使；上述诉讼费用及报酬在债务人的全部动产不足清偿时，还可及于全部不动产；房屋与土地的租金、对当年收获的果实、为租用的房屋或农场配备的一切物品以及用于农场经营的一切物品的价金有优先权；出卖人就价金的支付，对其出卖的不动产有优先权；等等。

第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有新的债权被赋予优先效力。以《法国民法典》为例，它的优先权体系就是在不断纳入新的优先权的过程中壮大起来的。《法国民法典》颁布实施于1804年，仅就一般动产的优先权而言，当时只规定了诉讼费用和丧葬费用的优先权。比之现代的《法国民法典》，可谓少之又少。但该法典于1892年增加了关于最后一次生病的费用的债权的优先权；1898年增加了事故受害人等就医疗费、药费等债权享有一般优先权；而在1979-1989年间，先后共增加了9项各种受雇人员依《劳动法典》应获得的报酬、补偿金享有的优先权。其他针对特定动产的优先权、对特定不动产以及一般不动产的优先权均是如此。优先权制度随时展不断扩大的趋势，固然是由于社会发展总会带来新问题、法律必须将解决新问题的方案不断纳入其框架所形成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各种优先权本身是由法律一一单独设定的，法律并未对可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从性质层面上作出一般性描述。优先权制度缺乏一般性适用条款这一特点，决定了优先权体系在面对社会的变迁时缺乏成文法上的逻辑自足能力，而只能通过不断地规定新的优先权来顺应时代的进步。

第三，可享有优先权的具体债权种类多样，性质各异。这些债权不仅有合同之债、侵权之债，甚至已经超越了民法意义上债的概念。如税收，便不是民法上的债，而体现为公法上的行政权力关系；⑤而雇员薪金则是受劳动法调整的债的关系；另外，法律有时也赋予社会保险金甚至因用水许可形成的债权享有优先效力。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考量，优先权的设置常常要顾及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这也反映出优先权制度的设立主要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并不受民法的基本概念支配，其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民法领域。

第四，由于被赋予优先权的债权种类丰富复杂，法律无法以债权自身所具有的不同性质为基础对其进行分类，因此划分的方法只能以优先权及于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和优先权的效力的不同作为依据。优先权体系一般划分为对特定动产的优先权、对特定不动产的优先权、对动产的一般优先权和对不动产的一般优先权。这种划分的重点在于对特定优先权和一般优先权的区分。特定优先权是指债权只能在债务人特定的动产或不动产上优先地行使，其实现的办法是将与债权有直接联系的某些动产或不动产特定下来，使债权的清偿有具体的保障。对特定优先权而言，除了在政策考虑上有优先受偿的必要之外，为享有这种优先权，一种债权必须首先能够在债务人的财产上实现特定化。一般优先权则可以在债务人的一切动产或不动产上行使。这种效力极强的特权的赋予固然是出于政策考虑的必要，更多地则是因为它无法在债务人的动产或不动产上实现特定化，而不得不作出的立法选择。法律一般而言首先考虑的是给一般优先权所附着的债权提供更多的保护，对此下文将作进一步的论述。

第五，从优先权的立法模式看，各国民法典采取了不同的体例安排。《法国民法典》将优先权与抵押权共同规定于第3卷的第18编中，质权单独规定于第17编中。⑦《日本民法典》将优先权（先取特权）与留置权作为两种法定的担保物权规定在物权编。《意大利民法典》将优先权置于第6编（权利的保护），独立于所有权编与债编进行规定，并将其与抵押权、质权同置于该编的第3章（财产责任、优先权的原因和财产担保的保护方法）。⑧《德国民法典》并没有专门规定优先权制度，只是设置了一系列的法定质权，如其第647条规定的承揽人对处于其占有之下的定作人的动产的法定质权，第704条规定的旅店主的法定质权，第559条、第560条、第563条规定的有关出租人的法定质权，⑨以及《德国商法典》第464条规定的承运人的法定质权，第475条规定的仓储人的法定质权，等等。⑩这些都与法国民法中的针对特定动产的优先权相对应。总之，在民法典的体例安排上应给予优先权何种位置，大陆法系各国对此作出的选择并不一致。

产权制度的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概念；特征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知识产权的理论和实务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新的著述如雨后春笋，目不暇接。但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国内学界并未取得共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由其自身利益所决定更存在相互冲突之主张。因此，对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运用民法的基本原理，对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作山自己的解释，求教于同仁。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我国的著述中有：二种有代表性的关于知识产权的定义。一种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人们对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另一种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人们对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和商业标记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早期的著述均采第一种定义，目前极力坚持这一定义的是郑成思先生。如他在其主编的《知识产权法教程》中给知识产权下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1]为了说明这一定义的正确性，郑成思先生在多件作品中反复论证、强调知识产权的客体，包括商业标志，都是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2]近年来，随着对知识产权研究的深入，取第二种定义的人渐多，如刘春田主编的《知识产权法教程》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生产经营活动中标记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总称。”吴汉东主编的《知识产权法》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

一个法学上的定义，必须准确揭示山定义对象的本质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类似的事物。按照这一要求，笔者认为，以上二种定义都没有准确反映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不但无助于人们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反而会造成思想的混乱，影响对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和研究。因此，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概念重新定义。

（一）现有定义所存在的问题

1.将全部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都概括为创造性智力成果是不科学的（本文用保护对象表示权利所保扩的利益关系的承载者，即对象，如作品使用关系的对象是作品。国内著作一般用客体宋表示这一概念。笔者认为用权利客体表示保护刘象不科学，因为在同-个保护对象之上可以有多种权利，而权利客体应当能够限定权利的内容。即一种客体之上只能有-种权利。由于权利客体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专门讨论，这里不作深入讨论。）

第一种定义将所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都界定为创造性智力成果是不科学的。首先，商标、商号和其他商业标志在知识产权法中是作为商业活动的标志而不是创造性智力成果受到保护的。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1992年《东京大会报告》即将知识产权分为“创造性成果的权利”和“识别性标记的权利”，识别性标记的权利包括商标权、商号权和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18年即在一项判决中指出：“商标权与成文法设定的版权与专利权，很少有类似之处，或者根本没有类似之处。除作为一家现存企业的附属权利外，不存在在商标上的所有权。商标法只是不公平竞争法的一部分，其作用只是指明产品是一个商人的产品，保护他的商誉，对付把另一个人的产品作为他的产品出售。[3]

郑成思先生认为，识别性的商业标志也是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否则，从历史上看标示性权利就不会划入‘知识’产权之中了。”郑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识别性标志的创造性：其一，商业标志特别是商标和商号的设计和选择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其二，商业标志的使用人在使用该商业标志的过程中，通过广告宣传、打通销售渠道，保证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等经营活动，才能使有关商业标志在市场上建立信誉，而这些活动都是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为了说明识别性标记也是创造性智力成果，郑成思先生还举例说，私宅前面树的“非请莫入”的牌子也具有识别性，但是很难作为一种“产权”；店铺前挂出的“招幌”，虽然具有识别作用，但也不能构成“产权”，如内联升店外挂着的那只特大号的鞋子，就不具有知识产权。[4]笔者以为，郑成思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首先，考查一种法律所保护的对象的性质，必须弄清法律所保护的是什么。我们非常赞成商业标志的设计和选择是创造性的智力活动，而且有时候其创造性相当之高。但是，法律所保护的是商业标志的识别性，而不是其创造性。一个图案的创造性再高，如果缺乏识别性（显著性），也不能作为商标，反之，即使其不具有创造性，只要具有识别性，就可以作为商标。所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商业标志的本质属性是其识别性。商业标志如果同时具备创造性，构成作品，可以同时受著作权保护，但是，在著作权法上，该图案不是作为商业标志，而是作为作品来保护的，其权利内容根本不同于商业标志权，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和商业标志权的主体也是不同的。这个道理就如同一个自然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只要求其具有生命，即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民则必须具备公民资格，而且必须年满18周岁，没有被剥夺选举权；一个国家机关既刊‘以作为民法上的主体，即法人，同时又是行政法上的主体，但其作为法人的权利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的性质和内容是不同的，法律对其成立条件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一样简单。其次，“招幌”之所以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不是因为其缺乏创造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类营业的标志，而不是把一个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区别开来的标志，不能为特定的经营者所专有。至于说私宅前所树立的“非请莫入”的牌子，则根本没有识别性，只不过是一个警示牌，将其与商业标志相比较，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最后，以商业标志的信誉、价值产生于创造性的经营活动来证明商业标志的创造性，也是站不住脚的。创造性的经营活动产生信誉，而商标等商业标志是体现这种信誉的载体，不能将创造性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信誉和体现这种信誉的载体混为一谈。商业标志上所体现的商业信誉的高低好坏，只影响商业标志的价值，并不是决定商业标志是否受商业标志法保护的条件。极而言之，一个倒了的牌子，只要它仍然是注册商标，就受商标法的保护，如果有人未经许可使用，仍然构成侵权。

至于说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883年缔结的巴黎公约，其名称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该公约是将商标等商业标志作为无形财产来保护的，并未考虑它与知识的关系。自WIPO成立以来，知识产权这一名称虽然在立法上被普遍接受，但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例如，1996年欧盟议会通过的《数据库保护指令》就把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列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判例。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

持所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都是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张，不仅给知识产权法的研究造成困难，而且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总之，将所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都概括为创造性智力成果的定义没有正确反映保护对象共同的本质特征，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2.将知识产权的主体限定为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与实际不符

上面所列举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对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分别表述为“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智力成果的创造人……”，尽管具体的表述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明示主体为智力成果的创造人。撇开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否都属于创造性智力成果不论，仅就创造性成果而言，将其权利主体限定为成果的创造人也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实践。首先，我国专利法和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一样，规定对于职务发明，申请和取得专利权的权利属于单位（雇主）而非发明人和设计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某些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单位，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制片人，即专利权和著作权的原始主体不必一定是智力成果的创造人。其次，继受取得知识产权的人，肯定不是智力成果的创造人。至于商标，其设计人和商标权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因此，这些定义缩小了知识产权主体的范围，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也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因而是不可取的。

3.未能揭示出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

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必须揭示出其所定义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以便与其他的事物相区别。上述定义或者根本不涉及知识产权的性质，或者按照我国习惯的用语，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专有权。不揭示权利的性质和特点，就好像说某种权利是权利，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最多只是说明了这种权利是对什么的权利。但是，在同一对象上，可以有多种权利，例如，在同一标的物上，可以同时存在所有权、使用权、抵押权，还可能存在债权。所以，说知识产权是对智力成果享有的权利，或对智力成果和商业标志享有的权利，都不能说明知识产权的性质。以专有权来表达知识产权的特点也是不科学的。民事权利，包括像债权这样的请求权都是专有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权利。唯其如此，立法和法学研究才必须明确谁是权利主体，谁可以行使该权利，司法实践中才必须审查原告有无诉权，等等。因此，“专有”不是知识产权特有的，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特点。

（二）知识产权的定义综上所述，我国著述中关于知识产权的定义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里，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对知识产权给出以下定义，与各位同仁商榷：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支配创造性智力成果、商业标志以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这一定义的特点是，1.突出知识产权的主体是民事主体，昭示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2.指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智力成果、商业标志和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3.明确揭示出知识产权的支配权属性，表明其具有支配权的一般属性和特点，以便与请求权相区别：4.表明这种支配权既包括权利的原始取得人对保护对象的全面支配权，也包括通过转让、许可使用或其他方式继受取得权利的人对保护对象的全面或受限制的支配权，从而解决了被许可人的权利性质问题。按照这一定义，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权能）包括：

1.控制权

即控制权利所保护的对象的权利。控制权相当于物权的占有权能。由于物权的保护对象是物质财产，权利人通过对物的实际占有就可以实现对物的控制，因而占有权成为物权的重要权能。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非物质性的信息，不能像对物质财产那样实施占有，权利人对权利的保护对象的控制只能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利。控制权是行使其他知识产权的前提条件。

2.使用权

使用权指权利人对其权利保护对象进行使用的权利，如使用专利方法生产产品，在自己生产的产品上使用自己的商标，展览自己的作品，发表、改编、表演自己的作品等。权利人町以自己使用其权利的保护对象即信息，也可以授权他人使用。

3.处分权

指权利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处置自己权利的权利，包括设定质权、许可他人使用、转让（出卖、赠与、投资）抛弃等权利。

4.收益权

即通过使用或处分，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

此外，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知识产权当然含有禁止他人侵害的权能，这是不言而喻的。

二、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同知识产权的概念一样，学界并未取得共识。目前，有关知识产权的著述较为普遍地认同的所谓特征有，客体的无形性（或权利的无形性）、法律（或国家）授予性、专有性、地域性、法定时间性叔利的双重性。此外，有的著作还提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依法对智力成果或工商业信誉的支配权利”，[5]“知识产权是受公共利益限制的权利”，[6]并将其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特点。笔者认为，这些所谓特征，或者根本不能称为特征，或者对其内容的解释不准确。这种状况不利于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学习，甚至会导致对其他民事权利的误解，当然也不利于对知识产权的深入研究。

研究一种权利的法律特征，是为了弄清楚该权利在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的特点，并把它和其他的权利区别开来，指导人们的学习和司法实践。作为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必须符合二个基本要求：其一，不能是所有民事权利的共同特点，否则便不能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区别开来；其二，必须是所有知识产权都具备的特点，仅部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特点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共同特点，否则会给知识产权的学习造成疑惑和困难。

按照这一要求，我认为以下特点町以作为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一）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非物质性的信息

权利的特点、内容以及救济方法归根结底是由权利保护对象的特点决定的，所以研究知识产权的特点，首先要研究其保护对象。

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大部分是智力活动所创造的成果，即通常所说的智力成果，如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新产品新方法的发明创造。至于商标等商业标志，法律是把它们当作商业活动的标志，而不是作为智力成果来保护的。但是，不管是智力成果，还是商业标志，都具有财产价值，而且都具有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是指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并无物质性存在，它仅是一种信息。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正是人们对这种信息的控制和支配。

非物质财产不同于无形财产。无形财产所表达的是该财产没有形体，不占据一定的空间，但是，它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如气、水、电、光。因此，用无形性来描述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特征是不科学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确实是无形的，但是它与其他财产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非物质性，而不是无形性。

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具有不同于物质财产的以下重要特点：

1.是一种精神财富，具有永久存续性

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一旦产生，就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不会因时间的经过而耗损、消灭。在法律保护的期间内，它为权利人所独占控制。法律不再保护以后，这种信息本身不因权利的消灭而消灭，而是进入公有领域，成为公共的精神财富，永久存在。而物质财产则会在使用中耗损、消灭，甚至仅仅因为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耗损以至最后消灭。

2.具有可复制性

非物质性的信息町以被以平面的或立体的，有形的或无形（如声音）的形式无限复制。这里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复制这个概念的，它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复制和严格保持同一性的重复使用，如按照图纸制作产品，按照一定的方法施工、生产，用印刷、复印、制作光盘等方式复制文学艺术作品等等。物

质财产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一个有形物的仿制，实质上是对该有形物的造型，即其设计的复制，本质上仍然是对该造型所传达出来的信息的复制。

3.具有可广泛传播性

作为一种信息，它一旦产生，就可以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广泛传播。这种传播不能以国界、语言等加以限制。特别是在各种传播媒介十分发达的今天，除信息所有人严格保密以外，一项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传遍全世界，信息的“公共产品”特征越来越突显出来。而一项物质财产（即使是象空气、电、光等这样的无形财产）在同一时间只能存在于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二个以上的地方。

4.可以同时被许多人使用

信息一旦公开，就会广泛传播，凡知悉该信息并具备相应条件者就町以对其进行使用。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可以同时在相同或不同的地方被许多人直接使用，而且这种使用不会给该信息本身造成损耗，有可能受到损害的只是权利人的利益。物质财产由于其特定性和唯一性，不可能同时被许多人直接使用，而且使用必然对其带来耗损，不管这种耗损是多么微不足道。

5.不能用控制物质财产的方式控制

由于信息的非物质性和由此带来的易于传播的特点，所有人不能像对物质财产那样通过占有加以控制，排斥他人的侵害，因此，对信息所有人的保护更多地须借助于法律赋予的独占权利。

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财产权利的最主要的法律特征，知识产权的其他法律特征，都以此为根据，都是由这一特点派生出来的，知识产权法的各种制度设计也都与其保护对象的这一特点相联系。因此，这一特点是我们理解知识产权法的钥匙。

有些学者在谈及知识产权的特点时，认为知识产权是无形的，并认为这是知识产权区别于有形财产权的最重要的特点。这种表达的不当是很显然的。权利，作为法律赋予民事主体支配权利的保护对象，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或口行为选择自由，都是无形的，即使最典型的有形财产-不动产，其所有权也是无形的。因此，权利无形，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特点。吴汉东先生在其《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一书中就对这种观点进行过批评。郑成思先生则坚持认为应当承认知识产权的无形性而反对知识产权客体无形（这里我们暂且不计较无形性与非物质性、客体与保护对象的区别）的提法，其理由是：1.知识产权本身及其某些权能，如使用权，可以作为转让、许可使用和质押的标的，这说明知识产权可以以权利为客体：2.有些知识产权的客体，如外观设计、实用新型文字以及雕塑作品，是有形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只授予产品，而决不会授予制作这种产品的技术；如果认为其无形，则不仅在理论上令人吃惊，而且离常识太远[7].关于第一点理由，郑成思先生既混淆了权利的权能和权利的客体，又混淆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债权和质权的客体。使用权、销售权都是专利权的权能，而非专利权的客体。在专利权转让和使用许可合同中，它们是债权的客体而非专利权的客体，专利权质押时，该专利权是质权的客体。这是稍有民法常识的人都懂的道理。关于第二：点理由，似乎有些道理，但郑先生在这里混淆了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信息和传达这些信息的载体。如果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客体是该外观设计产品或图纸，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客体是该实用新型产品或其设计图纸，雕塑作品的客体是雕塑，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的客体是载有文字和图画的纸张，那么，就不需要知识产权这种新型的法律制度，而只需要用物权制度保护这些有形的图纸、纸张或产品就足够了。实际上，这些有形的图纸、纸张和产品，不过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的载体，只有这些图纸-纸张和产品所传达的信息，才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否则，就无法解释美术作品转让后，除展览权之外的著作权仍归著作权人所有，实用艺术品转让后，该作品的著作权仍归著作权人所有，实用新型产品转让后，专利权仍归专利权人所有这些无町争议的法律现象。郑成思先生经常批评民法学者不能理解知识产权的权能和权利本身相分离又会复归，权利和权利的保护对象可以互相分离这种“灵魂出壳”的现象，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别人，正是郑成思先生自己“无法理解”灵魂出壳了。实际上，正是民法学首先发现和阐明了权利可以和其权能以及保护对象相分离，而且能够复归的法律现象，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正是依据这一原理设计山来的。传统民法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制度已经相当完善，这些理论和制度对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和制度完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财产权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而不是其“权利客体”的无形性，更不是其权利的无形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表述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既可以包括创造性智力成果，也可以包括商业标志和无原创性的数据库等成果，因此，笔者以为，将知识产权称之为信息产权似乎更确切。①（①  这并非笔者的创造，记得郑成思先生在八十年代就曾经提出过这种观点。）

（二）知识产权是对世权、支配权

1、知识产权是对世权

对世权又称绝对权，是指权利的效力可以对抗一切人，即除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干涉其权利的消极义务，而没有协助其实现权利的积极义务。这是知识产权与属于相对权的债权的一个重要区别。

2.知识产权是支配权

支配权是权利人得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权利的保护对象进行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作为其权利保护对象的信息可以进行商业性利用，也可以不利用，可以用法律许可的任何一种方式利用，也可以按白己的意志进行处分。他人未经许可。不得进行商业性使用。在这方面，知识产权与物权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知识产权被称为“准物权”。这是知识产权与债权的又一区别。因此，物权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制度，可适用于知识产权法，如权利法定原则、公示公信原则等。可惜的是，由于过分强调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的研究中，尚未有效运用这些原理原则去平衡权利人、被许可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利转让制度、许可使用制度和质押担保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缺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完善规定。

作为支配权。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必须是现实存在的特定的信息，如某件作品、某项技术、某个商标。尚未实际产生的信息，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如未来作品不能作为著作权的保护对象。但在承认未来作品转让的国家，它可以作为债权关系中给付的标的。

3.对“专有权”的批评

我国的著述一般用专有性来表述知识产权的支配权特点，就其所解释的含义来说，不能算错。但是，如前所述，凡民事权利都是专有权，不专有就不成其为权利，郑成思先生也承认这一点。[8]因此，专有性不能作为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法律特征。而对世权支配权虽然不为知识产权所独有，但却不属于所有民事权利所共有，它町以说明知识产权属于对世权支配权，而不属于相对权、请求权。区别这二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无论对于知识产权法的学习、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成思先生还特别指出，强调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是为了将专有领域的成果和进入公有领域的成果加以区别。其实，“专有领域”远不如“私有领域”通俗和明确。今天，我们已经没有20年前那么多禁忌，技术作品等智力成果是创造者的私有财产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现在，已经到了用通俗明确的“私有领域”取代似是而非的“专有领域”，用清晰准确的“对世权”、“支配权”取代易生歧义的“专有权”的时候了。其实，知识

产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财产权，只不过其保护对象是非物质性的信息，并由此导致其与物质财产权（物权）的一些区别。我们既要看到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区别，又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共性，以便准确运用物权理论研究的成果，包括那些已为人们接受和熟悉的概念，提高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的水平，并方便人们的学习。

支配权和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相结合，使知识产权实际上成为市场上的垄断权。智力成果、商业标志和数据库等信息的权利人依法享有使用、复制该信息和销售该信息载体的复制品的独占权利。因此，知识产权也可以称之为垄断权、独占权。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如发明或商标，完全有可能是由不同的人独立完成的，但是，在同一个法域之内，法律却只能授予一个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产权这种支配权的排他性，比物权的排他性更强烈。了解和宣传知识产权的这一特点，对我国的经营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不仅要重视技术创新，而且要善于运用知识产权法保护自己的技术、商标、作品等无形资产，才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否则，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智力成果很可能成为他人的嫁衣。

（三）知识产权可分地域取得和行使

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的著述认为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而对地域性的一般解释是，依据一国法律所取得之知识产权仅在该国范围内有效，在其他国家不发生效力。而且认为知识产权的这一特点是由知识产权须经法律直接确认这一特点决定的，因为一国的法律没有域外效力。[9]这一解释并不错，但是，却未能揭示出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财产权的特征。实际上，所有民事权利都有这样的地域性，你的权利如物权，在外国得到保护，不是因为它有域外效力，而是因为依该国法律亦承认你的权利。但是，同样的权利，在不同的国家，其内容取得方法捎灭的原因以及保护的方式程度则可能有所不同。如果一种财产在某国不受保护，你将在本国享有所有权的该种财产带到该国，不但不能受到保护，还可能受到惩罚。例如，在美国，私人可以取得枪支所有权，但是，如果一个美国人将其在美国享有所有权的枪支带到中国，则构成违法，不受保护。因为，一个国家的任何法律都只具有域内效力，任何民事权利都只能按照本国法律取得并受保护。因此，可以说任何民事权利都有地域性。如果说其他的民事权利没有地域性，就不需要国际私法 （冲突法）了。

因此，用地域性来概括知识产权的特点并给出上面的解释，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这一特点应当表述为知识产权可分地域取得和行使。

1、知识产权可分地域取得

分地域取得指同一信息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同时或先后在不同的法域分别取得相应的知识产权。这是由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决定的。对于物权来说，由刁：其保护对象的物质性、特定性和唯一性，决定了其权利的唯一性。物质财产没有非物质性的信息所具有的分身术，同一项物质财产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它只能在该物质财产所在的法域内依法取得权利，受到保护，不可能同时在不同的法域取得权利。而信息具有可无限传播的特点，而且这种传播不受时空的限制，凡知悉信息内容的人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都可以使用该信息。信息所有人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自然希望能够在已经使用或可能使用自己信息的所有地方，取得对其信息的独占使用权。信息可以不受国界限制无限传播并可同时被许多人使用的特点，为信息在二个以上的国家取得保护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性，所有人垄断信息的使用以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利益要求使信息的域外保护成为必要，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保护制度的建立使信息的域外保护有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因此，在今天的国际条件下，同一信息可以同时或先后在不同的法域内取得知识产权。

对于可分地域取得应注意的是，由于一国法律没有域外效力，依照一国法律取得之知识产权，仅在该国领域内受法律保护。对此，应从二方面理解：第一，须经批准授权的知识产权，只在批准授权的国家受到保护。巴黎公约并未给予一国的专利权、商标权在所有缔约国的普遍效力，而只是确立了国民待遇原则，权利人要想在他国得到保护，必须到该国申请，经该国批准后才能享有该国法律所给予的保护。第二，不需经批准授权的权利，在不同的国家，只能按各该国法律受到保护。伯尔尼公约虽然采取著作权自动取得原则，但每个国家都是按照本国的著作权法对作品提供保护的。一件作品能否取得著作权，著作权的内容以及保护方法和保护期，都要依各成员国自己的法律决定。如拉什迪的《撒旦的诗篇》在英国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在阿拉伯国家则为禁书，伊朗穆斯林宗教领袖霍梅尼甚至颁发宗教敕令，判处作者死刑。 TRlPS虽然要求成员应对商业秘密提供保护，但是，一项商业秘密在某个成员地域内能否得到保护以及保护的程度，也只能由该成员的法律决定。总之，哪些信息受保护，可以取得知识产权，哪些信息不受保护，不能取得知识产权，都要由被请求保护的国家按该国法律决定。例如，我国在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前，不保护植物新品种，在美国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在我国就不能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在我国没有专利保护制度以前，任何发明创造在我国都不能取得专利权，尽管它可能已经在很多国家取得专利权。

2、知识产权可分地域行使

既然同一项信息可以在不同的法域内分别取得多个知识产权，而且各法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权利人可以在取得权利的不同地域范围内分别行使其权利。如果一个人就同一项技术在中国、美国、欧共体都取得了：专利权，那么，他可以将在美国的专利权转让，而保留在中国和欧共体的专利权，并将在欧共体的专利权许可他人使用，还可以将专利产品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权授予不同的销售商；某一作品的著作权人可以将该部作品的英文翻译权和出版权授予一个美国的出版社，中文的出版权授予中国的人民出版社，等等。物质财产权由于其保护对象的唯一性，不可能分地域取得，当然也不能分地域行使。

可分地域取得和行使是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是由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和各国法律的域内效力决定的。了解这一特点，对信息所有人及时在国外取得和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及在与外商的经济技术合作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谋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知识产权具有可分授性

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不仅可以在不同的法域分别行使其权利，而且可以在同一法域内同时或先后将知识产权相同的或不同的权能分别授予多人行使。这包括二种情况：其一，不同的权能可以分别授予多人行使，例如，著作权人将一件作品的出版权授予某出版社，将改编权授予某作家，而将摄制电影的权利授予某电影制片厂。其二：，相同的权能亦可授予多人行使，例如，专利权人通过普通许可使用合同将专利实施权授予二个以上的企业。所有权的权能虽然也可以与所有权分离，但是，所有权标的物的最终使用人只能是一人，因此，以使用标的物为内容的权能只能授予一人行使。

可分授性是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特别是物权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是由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可以同时被许多人所利用的特点决定的。这一特征使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享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行使白己的权利，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

三、对法定时间性等特点的评析

以上三个特点，是各种知识产权都具有的，可称之为知识产权的共同特点。其他所谓特点，要么仅是某一种或某几种知识产权的特点，要么根本就不能称其为

特点。

（一）关于法定时间性

法定时间性是指法律所确认的知识产权的效力有法定的期限，超过法定期限，权利归于消灭，其保护对象从私有领域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这确实是物质财产权所不具有的特点。对知识产权规定存续期间，是由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信息这一特点决定的。因为信息作为精神财富，具有永久存续的特点，其本身不会因为使用或时间的推移而消灭，因此，立法者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虑，规定权利人得独占控制其信息的期限，期限届满，该信息即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均可自由利用，以平衡信息所有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发展。物质财产权以特定的物质财产为保护对象，由于物质财产的物质性和消耗性，当特定的物质财产灭失之后，权利因保护对象的消灭而自然消灭，不需要法律规定其权利的存续期间。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具有法定时间性，只有专利权、著作权和一些类似的权利，如植物新品种权具有这一特点。分析各种知识产权可以发现，关寸：创造性成果的权利，除技术秘密权外，都有法定时间性，如专利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等。而关于识别性标记的权利实质上是没有法定存续期间的。注册所取得之商标权虽然有法定的有效期，但是，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允许续展注册，而且续展的次数不限，只要权利人认为其商标仍有价值，就町以通过续展维持其效力。商标法之所以规定商标注册的有效期，不是为了限制商标权的存续期间，而是为了防止大量死亡商标充斥注册簿，造成商标资源的浪费。除规定注册的有效期外，各国商标法还对商标规定了使用要求，超过一定期限（我国为3年）不使用，注册将被注销。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从注册簿中清除死亡商标，方便他人的注册申请。

对创造性成果的权利规定存续期间，是为了平衡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对技术、作品等创造性成果给予无限期保护，必然会影响社会对这些成果的充分利用，阻碍社会的发展，而这决不是建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目的。对识别性标记的保护，不产生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问题，对识别性标记的充分保护，也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商标等识别性标记使用的时间越久，识别性就越强，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作用也就越强。因此，法律不对商业标志权规定绝对的期限。

商业秘密权是建立在信息的秘密性基础之上的，权利的存续期间取决于保密的期间。如果该信息由于泄密叔利人主动解密、技术进步等原因不再成其为秘密，其权利即随之消灭。所以，这种权利也没有法定存续期间。

因此，法定时间性不能作为知识产权共同的法律特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著作权、著作邻接权、专利权等权利的法定时间性，并把它作为与物质财产权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关于须经法律直接确认

须经法律直接确认又表达为国家授予性。如果将这一特点理解为知识产权须经国家依法批准授予，那么，它只能反映专利权和商标权以及与专利权相类似的权利，如植物新品种权的特点，著作权及其邻接权和商业秘密权则不需要国家批准授权。而且，在有的国家，商标权是通过使用取得的或者可以通过使用取得。因此，按这种理解，须经法律直接确认不能作为所有知识产权的特点。

如果将这一特点理解为知识产权须经法律明确规定，法律未规定的，当事人不能取得，如我国专利法颁布以前，任何人不能取得中国专利。这话虽然不错，但是，任何权利都是法律赋予的（虽然从法哲学的观点看，可以说先有权利后有法，但是，在实定法上仍然应当承认权利为法律所确认或赋予），而非知识产权所独有的特点。这种观点不但不能准确反映知识产权的特点，而且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好像除知识产权外，其他权利是自然产生的，不需要法律的确认。

因此，须经法律直接确认，也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三）关于双重权利说

较早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著作，都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双重权利。①（①  1992年笔者就在《知识产权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提出了商标权是单-财产权的主张。）现在已少见有这种主张了。但是，对于知识产权是否都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双重权利，学界至今仍未取得共识，吴汉东先生即认为，专利权、商号权、商誉权等绝大多数工业产权都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内容。[10]我们认为，分析一项权利是否具有人身权的内容，应以法律对该权利内容的规定为依据。从商标法和专利法的规定来看，这二项权利都没有人身权内容，不但我国法律的规定中没有，其他国家的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也没有商标权人和专利权人人身权的规定。有的著作将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人和设计人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设计人的权利作为专利权的人身权内容，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经常不一致，即使发明人、设计人自己作为专利权人，署名权也不是其作为专利权人的权利，而是其作为发明人、设计人的权利。所以，主张专利权和商标权具有人身权内容的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理论上也难以找到有力的支持。而主张商号权和商誉权具有人身权的内容则是值得赞同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一部分知识产权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权利，而不能说全部知识产权都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权利。我们认为，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权利的知识产权有著作权和部分著作邻接权（如表演者权）以及商号权、商誉权，其他知识产权是单一的财产权。

（四）关于须受公共利益的限制

有的著作将权利须受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知识产权的一个特点。所谓限制指对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和对权利效力的限制。[11]如同“须经法律直接确认”一样，这一所谓特点并非知识产权所独有，所有民事权利都须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其权利的行使都不能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要求。例如，不动产物权的行使不仅要受公法的限制，而且在私法上要受相邻权的限制。一般地将须受公共利益限制作为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如同将须经法律直接确认作为其法律特征一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只有知识产权才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其他民事权利不须受公共利益限制。实际上，法律对权利行使限制较多的只是著作权和邻接权，法律对专利权，特别是商标权的限制并不比一般民事权利更多。

至于说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依法对智力成果或工商业信誉的支配权利，则是将权利的内容作为权利的客体，其错误至为明显，不必专门分析。

总之，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吴汉东先生称这种信息为知识产品。这种信息是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能为其所有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它和物质财产的区别在于其非物质性。由于其非物质性以及由非物质性决定的可无限传播性永久存续性、可在相同或不同的地域内同时或先后被许多人利用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权法特殊的调整方法和知识产权不同于一般财产权的特点，这些特点中最主要的是知识产权可分地域取得和分地域行使、可分授性以及著作权、专利权等权利的法定时间性。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和一般物质财产都属于财产，都可以为人类所控制利用，都可以由控制者自己支配，也可以用于交换，因此，知识产权又具有物权的基本特征，所以，知识产权又被称为准物权。我们既要看到知识产权与一般物权的区别，又要看到它与一般物权的相同之处，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都不利于知识产权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郑成思,

知识产权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1993.1. 

    [2]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J].知识产权，1997，（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3-74。 

    [3]沈达明，知识产权法[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8.282。 

    [4]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J].知识产权，1 997，（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4，1 5。

    [5]刘春田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6。

    [6]刘春田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7。

    [7]冉沦知识产权的概念[J].知识产权，1997，（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

摘  要：我国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错误观念，而且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这种状况不利于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和研究。作者通过对目前流行的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对知识产权的定义：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支配其智力成果、商业标志和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并排斥他人十涉的权利。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是，1.保护对象是非物质性的信息；2.是对世权、支配权；3.可分地域取得和行使；4、具有可分授性。同时，对专有性、地域性、法定时间性周家授予性等所谓特征进行了分析和否定。

关键词：知识产权；概念；特征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知识产权的理论和实务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新的著述如雨后春笋，目不暇接。但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国内学界并未取得共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由其自身利益所决定更存在相互冲突之主张。因此，对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运用民法的基本原理，对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作山自己的解释，求教于同仁。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我国的著述中有：二种有代表性的关于知识产权的定义。一种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人们对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另一种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人们对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和商业标记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早期的著述均采第一种定义，目前极力坚持这一定义的是郑成思先生。如他在其主编的《知识产权法教程》中给知识产权下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1]为了说明这一定义的正确性，郑成思先生在多件作品中反复论证、强调知识产权的客体，包括商业标志，都是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2]近年来，随着对知识产权研究的深入，取第二种定义的人渐多，如刘春田主编的《知识产权法教程》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生产经营活动中标记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总称。”吴汉东主编的《知识产权法》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

一个法学上的定义，必须准确揭示山定义对象的本质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类似的事物。按照这一要求，笔者认为，以上二种定义都没有准确反映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不但无助于人们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反而会造成思想的混乱，影响对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和研究。因此，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概念重新定义。

（一）现有定义所存在的问题

1.将全部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都概括为创造性智力成果是不科学的（本文用保护对象表示权利所保扩的利益关系的承载者，即对象，如作品使用关系的对象是作品。国内著作一般用客体宋表示这一概念。笔者认为用权利客体表示保护刘象不科学，因为在同-个保护对象之上可以有多种权利，而权利客体应当能够限定权利的内容。即一种客体之上只能有-种权利。由于权利客体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专门讨论，这里不作深入讨论。）

第一种定义将所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都界定为创造性智力成果是不科学的。首先，商标、商号和其他商业标志在知识产权法中是作为商业活动的标志而不是创造性智力成果受到保护的。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1992年《东京大会报告》即将知识产权分为“创造性成果的权利”和“识别性标记的权利”，识别性标记的权利包括商标权、商号权和其他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识别性标记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18年即在一项判决中指出：“商标权与成文法设定的版权与专利权，很少有类似之处，或者根本没有类似之处。除作为一家现存企业的附属权利外，不存在在商标上的所有权。商标法只是不公平竞争法的一部分，其作用只是指明产品是一个商人的产品，保护他的商誉，对付把另一个人的产品作为他的产品出售。[3]

郑成思先生认为，识别性的商业标志也是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否则，从历史上看标示性权利就不会划入‘知识’产权之中了。”郑先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识别性标志的创造性：其一，商业标志特别是商标和商号的设计和选择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其二，商业标志的使用人在使用该商业标志的过程中，通过广告宣传、打通销售渠道，保证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等经营活动，才能使有关商业标志在市场上建立信誉，而这些活动都是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为了说明识别性标记也是创造性智力成果，郑成思先生还举例说，私宅前面树的“非请莫入”的牌子也具有识别性，但是很难作为一种“产权”；店铺前挂出的“招幌”，虽然具有识别作用，但也不能构成“产权”，如内联升店外挂着的那只特大号的鞋子，就不具有知识产权。[4]笔者以为，郑成思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首先，考查一种法律所保护的对象的性质，必须弄清法律所保护的是什么。我们非常赞成商业标志的设计和选择是创造性的智力活动，而且有时候其创造性相当之高。但是，法律所保护的是商业标志的识别性，而不是其创造性。一个图案的创造性再高，如果缺乏识别性（显著性），也不能作为商标，反之，即使其不具有创造性，只要具有识别性，就可以作为商标。所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商业标志的本质属性是其识别性。商业标志如果同时具备创造性，构成作品，可以同时受著作权保护，但是，在著作权法上，该图案不是作为商业标志，而是作为作品来保护的，其权利内容根本不同于商业标志权，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和商业标志权的主体也是不同的。这个道理就如同一个自然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只要求其具有生命，即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民则必须具备公民资格，而且必须年满18周岁，没有被剥夺选举权；一个国家机关既刊‘以作为民法上的主体，即法人，同时又是行政法上的主体，但其作为法人的权利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的性质和内容是不同的，法律对其成立条件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一样简单。其次，“招幌”之所以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不是因为其缺乏创造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类营业的标志，而不是把一个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区别开来的标志，不能为特定的经营者所专有。至于说私宅前所树立的“非请莫入”的牌子，则根本没有识别性，只不过是一个警示牌，将其与商业标志相比较，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最后，以商业标志的信誉、价值产生于创造性的经营活动来证明商业标志的创造性，也是站不住脚的。创造性的经营活动产生信誉，而商标等商业标志是体现这种信誉的载体，不能将创造性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信誉和体现这种信誉的载体混为一谈。商业标志上所体现的商业信誉的高低好坏，只影响商业标志的价值，并不是决定商业标志是否受商业标志法保护的条件。极而言之，一个倒了的牌子，只要它仍然是注册商标，就受商标法的保护，如果有人未

经许可使用，仍然构成侵权。

至于说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883年缔结的巴黎公约，其名称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该公约是将商标等商业标志作为无形财产来保护的，并未考虑它与知识的关系。自WIPO成立以来，知识产权这一名称虽然在立法上被普遍接受，但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例如，1996年欧盟议会通过的《数据库保护指令》就把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列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判例。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所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都是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张，不仅给知识产权法的研究造成困难，而且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总之，将所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都概括为创造性智力成果的定义没有正确反映保护对象共同的本质特征，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2.将知识产权的主体限定为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与实际不符

上面所列举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对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分别表述为“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智力成果的创造人……”，尽管具体的表述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明示主体为智力成果的创造人。撇开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否都属于创造性智力成果不论，仅就创造性成果而言，将其权利主体限定为成果的创造人也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实践。首先，我国专利法和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一样，规定对于职务发明，申请和取得专利权的权利属于单位（雇主）而非发明人和设计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某些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单位，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制片人，即专利权和著作权的原始主体不必一定是智力成果的创造人。其次，继受取得知识产权的人，肯定不是智力成果的创造人。至于商标，其设计人和商标权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因此，这些定义缩小了知识产权主体的范围，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也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因而是不可取的。

3.未能揭示出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

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必须揭示出其所定义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以便与其他的事物相区别。上述定义或者根本不涉及知识产权的性质，或者按照我国习惯的用语，将知识产权表述为专有权。不揭示权利的性质和特点，就好像说某种权利是权利，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最多只是说明了这种权利是对什么的权利。但是，在同一对象上，可以有多种权利，例如，在同一标的物上，可以同时存在所有权、使用权、抵押权，还可能存在债权。所以，说知识产权是对智力成果享有的权利，或对智力成果和商业标志享有的权利，都不能说明知识产权的性质。以专有权来表达知识产权的特点也是不科学的。民事权利，包括像债权这样的请求权都是专有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权利。唯其如此，立法和法学研究才必须明确谁是权利主体，谁可以行使该权利，司法实践中才必须审查原告有无诉权，等等。因此，“专有”不是知识产权特有的，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特点。

（二）知识产权的定义综上所述，我国著述中关于知识产权的定义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里，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对知识产权给出以下定义，与各位同仁商榷：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支配创造性智力成果、商业标志以及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这一定义的特点是，1.突出知识产权的主体是民事主体，昭示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2.指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智力成果、商业标志和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3.明确揭示出知识产权的支配权属性，表明其具有支配权的一般属性和特点，以便与请求权相区别：4.表明这种支配权既包括权利的原始取得人对保护对象的全面支配权，也包括通过转让、许可使用或其他方式继受取得权利的人对保护对象的全面或受限制的支配权，从而解决了被许可人的权利性质问题。按照这一定义，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权能）包括：

1.控制权

即控制权利所保护的对象的权利。控制权相当于物权的占有权能。由于物权的保护对象是物质财产，权利人通过对物的实际占有就可以实现对物的控制，因而占有权成为物权的重要权能。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非物质性的信息，不能像对物质财产那样实施占有，权利人对权利的保护对象的控制只能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利。控制权是行使其他知识产权的前提条件。

2.使用权

使用权指权利人对其权利保护对象进行使用的权利，如使用专利方法生产产品，在自己生产的产品上使用自己的商标，展览自己的作品，发表、改编、表演自己的作品等。权利人町以自己使用其权利的保护对象即信息，也可以授权他人使用。

3.处分权

指权利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处置自己权利的权利，包括设定质权、许可他人使用、转让（出卖、赠与、投资）抛弃等权利。

4.收益权

即通过使用或处分，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

此外，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知识产权当然含有禁止他人侵害的权能，这是不言而喻的。

二、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同知识产权的概念一样，学界并未取得共识。目前，有关知识产权的著述较为普遍地认同的所谓特征有，客体的无形性（或权利的无形性）、法律（或国家）授予性、专有性、地域性、法定时间性叔利的双重性。此外，有的著作还提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依法对智力成果或工商业信誉的支配权利”，[5]“知识产权是受公共利益限制的权利”，[6]并将其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特点。笔者认为，这些所谓特征，或者根本不能称为特征，或者对其内容的解释不准确。这种状况不利于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学习，甚至会导致对其他民事权利的误解，当然也不利于对知识产权的深入研究。

研究一种权利的法律特征，是为了弄清楚该权利在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的特点，并把它和其他的权利区别开来，指导人们的学习和司法实践。作为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必须符合二个基本要求：其一，不能是所有民事权利的共同特点，否则便不能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区别开来；其二，必须是所有知识产权都具备的特点，仅部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特点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共同特点，否则会给知识产权的学习造成疑惑和困难。

按照这一要求，我认为以下特点町以作为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一）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非物质性的信息

权利的特点、内容以及救济方法归根结底是由权利保护对象的特点决定的，所以研究知识产权的特点，首先要研究其保护对象。

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大部分是智力活动所创造的成果，即通常所说的智力成果，如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新产品新方法的发明创造。至于商标等商业标志，法律是把它们当作商业活动的标志，而不是作为智力成果来保护的。但是，不管是智力成果，还是商业标志，都具有财产价值，而且都具有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是指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并无物质性存在，它仅是一种信息。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正是人们对这种信息的控制和支配。

非物质财产不同于无形财产。无形财产所表达的是该财产没有形体，不占据一定的空间，但是，它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如气、水、电、光。因此，用无形性来描述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特征是不科学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确实是无形的，但是它与其他财产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非物质性，而不是无形性。

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具有不同于物质财产的以下重要特点：

1.是一种精神财富，具有永久存续性

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一旦产生，就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不会因时间的经过而耗损、消灭。在法律保护

的期间内，它为权利人所独占控制。法律不再保护以后，这种信息本身不因权利的消灭而消灭，而是进入公有领域，成为公共的精神财富，永久存在。而物质财产则会在使用中耗损、消灭，甚至仅仅因为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耗损以至最后消灭。

2.具有可复制性

非物质性的信息町以被以平面的或立体的，有形的或无形（如声音）的形式无限复制。这里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复制这个概念的，它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复制和严格保持同一性的重复使用，如按照图纸制作产品，按照一定的方法施工、生产，用印刷、复印、制作光盘等方式复制文学艺术作品等等。物质财产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一个有形物的仿制，实质上是对该有形物的造型，即其设计的复制，本质上仍然是对该造型所传达出来的信息的复制。

3.具有可广泛传播性

作为一种信息，它一旦产生，就可以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广泛传播。这种传播不能以国界、语言等加以限制。特别是在各种传播媒介十分发达的今天，除信息所有人严格保密以外，一项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传遍全世界，信息的“公共产品”特征越来越突显出来。而一项物质财产（即使是象空气、电、光等这样的无形财产）在同一时间只能存在于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二个以上的地方。

4.可以同时被许多人使用

信息一旦公开，就会广泛传播，凡知悉该信息并具备相应条件者就町以对其进行使用。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可以同时在相同或不同的地方被许多人直接使用，而且这种使用不会给该信息本身造成损耗，有可能受到损害的只是权利人的利益。物质财产由于其特定性和唯一性，不可能同时被许多人直接使用，而且使用必然对其带来耗损，不管这种耗损是多么微不足道。

5.不能用控制物质财产的方式控制

由于信息的非物质性和由此带来的易于传播的特点，所有人不能像对物质财产那样通过占有加以控制，排斥他人的侵害，因此，对信息所有人的保护更多地须借助于法律赋予的独占权利。

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财产权利的最主要的法律特征，知识产权的其他法律特征，都以此为根据，都是由这一特点派生出来的，知识产权法的各种制度设计也都与其保护对象的这一特点相联系。因此，这一特点是我们理解知识产权法的钥匙。

有些学者在谈及知识产权的特点时，认为知识产权是无形的，并认为这是知识产权区别于有形财产权的最重要的特点。这种表达的不当是很显然的。权利，作为法律赋予民事主体支配权利的保护对象，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或口行为选择自由，都是无形的，即使最典型的有形财产-不动产，其所有权也是无形的。因此，权利无形，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特点。吴汉东先生在其《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一书中就对这种观点进行过批评。郑成思先生则坚持认为应当承认知识产权的无形性而反对知识产权客体无形（这里我们暂且不计较无形性与非物质性、客体与保护对象的区别）的提法，其理由是：1.知识产权本身及其某些权能，如使用权，可以作为转让、许可使用和质押的标的，这说明知识产权可以以权利为客体：2.有些知识产权的客体，如外观设计、实用新型文字以及雕塑作品，是有形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只授予产品，而决不会授予制作这种产品的技术；如果认为其无形，则不仅在理论上令人吃惊，而且离常识太远[7].关于第一点理由，郑成思先生既混淆了权利的权能和权利的客体，又混淆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债权和质权的客体。使用权、销售权都是专利权的权能，而非专利权的客体。在专利权转让和使用许可合同中，它们是债权的客体而非专利权的客体，专利权质押时，该专利权是质权的客体。这是稍有民法常识的人都懂的道理。关于第二：点理由，似乎有些道理，但郑先生在这里混淆了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信息和传达这些信息的载体。如果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客体是该外观设计产品或图纸，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客体是该实用新型产品或其设计图纸，雕塑作品的客体是雕塑，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的客体是载有文字和图画的纸张，那么，就不需要知识产权这种新型的法律制度，而只需要用物权制度保护这些有形的图纸、纸张或产品就足够了。实际上，这些有形的图纸、纸张和产品，不过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的载体，只有这些图纸-纸张和产品所传达的信息，才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否则，就无法解释美术作品转让后，除展览权之外的著作权仍归著作权人所有，实用艺术品转让后，该作品的著作权仍归著作权人所有，实用新型产品转让后，专利权仍归专利权人所有这些无町争议的法律现象。郑成思先生经常批评民法学者不能理解知识产权的权能和权利本身相分离又会复归，权利和权利的保护对象可以互相分离这种“灵魂出壳”的现象，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别人，正是郑成思先生自己“无法理解”灵魂出壳了。实际上，正是民法学首先发现和阐明了权利可以和其权能以及保护对象相分离，而且能够复归的法律现象，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正是依据这一原理设计山来的。传统民法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制度已经相当完善，这些理论和制度对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和制度完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财产权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而不是其“权利客体”的无形性，更不是其权利的无形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表述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既可以包括创造性智力成果，也可以包括商业标志和无原创性的数据库等成果，因此，笔者以为，将知识产权称之为信息产权似乎更确切。①（①  这并非笔者的创造，记得郑成思先生在八十年代就曾经提出过这种观点。）

（二）知识产权是对世权、支配权

1、知识产权是对世权

对世权又称绝对权，是指权利的效力可以对抗一切人，即除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干涉其权利的消极义务，而没有协助其实现权利的积极义务。这是知识产权与属于相对权的债权的一个重要区别。

2.知识产权是支配权

支配权是权利人得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权利的保护对象进行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作为其权利保护对象的信息可以进行商业性利用，也可以不利用，可以用法律许可的任何一种方式利用，也可以按白己的意志进行处分。他人未经许可。不得进行商业性使用。在这方面，知识产权与物权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知识产权被称为“准物权”。这是知识产权与债权的又一区别。因此，物权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制度，可适用于知识产权法，如权利法定原则、公示公信原则等。可惜的是，由于过分强调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的研究中，尚未有效运用这些原理原则去平衡权利人、被许可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利转让制度、许可使用制度和质押担保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缺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完善规定。

作为支配权。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必须是现实存在的特定的信息，如某件作品、某项技术、某个商标。尚未实际产生的信息，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如未来作品不能作为著作权的保护对象。但在承认未来作品转让的国家，它可以作为债权关系中给付的标的。

3.对“专有权”的批评

我国的著述一般用专有性来表述知识产权的支配权特点，就其所解释的含义来说，不能算错。但是，如前所述，凡民事权利都是专有权，不专有就不成其为权利，郑成思先生也承认这一点。[8]因此，专有性不能作为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法律特征。而对世权支配权虽然不为知识产权所独有，但却不属于所有民事权利所共有，它町以说明知识产权属于对世权支配权，而不属

于相对权、请求权。区别这二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无论对于知识产权法的学习、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成思先生还特别指出，强调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是为了将专有领域的成果和进入公有领域的成果加以区别。其实，“专有领域”远不如“私有领域”通俗和明确。今天，我们已经没有20年前那么多禁忌，技术作品等智力成果是创造者的私有财产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现在，已经到了用通俗明确的“私有领域”取代似是而非的“专有领域”，用清晰准确的“对世权”、“支配权”取代易生歧义的“专有权”的时候了。其实，知识产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财产权，只不过其保护对象是非物质性的信息，并由此导致其与物质财产权（物权）的一些区别。我们既要看到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区别，又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共性，以便准确运用物权理论研究的成果，包括那些已为人们接受和熟悉的概念，提高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的水平，并方便人们的学习。

支配权和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相结合，使知识产权实际上成为市场上的垄断权。智力成果、商业标志和数据库等信息的权利人依法享有使用、复制该信息和销售该信息载体的复制品的独占权利。因此，知识产权也可以称之为垄断权、独占权。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如发明或商标，完全有可能是由不同的人独立完成的，但是，在同一个法域之内，法律却只能授予一个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产权这种支配权的排他性，比物权的排他性更强烈。了解和宣传知识产权的这一特点，对我国的经营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不仅要重视技术创新，而且要善于运用知识产权法保护自己的技术、商标、作品等无形资产，才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否则，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智力成果很可能成为他人的嫁衣。

（三）知识产权可分地域取得和行使

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的著述认为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而对地域性的一般解释是，依据一国法律所取得之知识产权仅在该国范围内有效，在其他国家不发生效力。而且认为知识产权的这一特点是由知识产权须经法律直接确认这一特点决定的，因为一国的法律没有域外效力。[9]这一解释并不错，但是，却未能揭示出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财产权的特征。实际上，所有民事权利都有这样的地域性，你的权利如物权，在外国得到保护，不是因为它有域外效力，而是因为依该国法律亦承认你的权利。但是，同样的权利，在不同的国家，其内容取得方法捎灭的原因以及保护的方式程度则可能有所不同。如果一种财产在某国不受保护，你将在本国享有所有权的该种财产带到该国，不但不能受到保护，还可能受到惩罚。例如，在美国，私人可以取得枪支所有权，但是，如果一个美国人将其在美国享有所有权的枪支带到中国，则构成违法，不受保护。因为，一个国家的任何法律都只具有域内效力，任何民事权利都只能按照本国法律取得并受保护。因此，可以说任何民事权利都有地域性。如果说其他的民事权利没有地域性，就不需要国际私法 （冲突法）了。

因此，用地域性来概括知识产权的特点并给出上面的解释，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这一特点应当表述为知识产权可分地域取得和行使。

1、知识产权可分地域取得

分地域取得指同一信息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同时或先后在不同的法域分别取得相应的知识产权。这是由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决定的。对于物权来说，由刁：其保护对象的物质性、特定性和唯一性，决定了其权利的唯一性。物质财产没有非物质性的信息所具有的分身术，同一项物质财产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它只能在该物质财产所在的法域内依法取得权利，受到保护，不可能同时在不同的法域取得权利。而信息具有可无限传播的特点，而且这种传播不受时空的限制，凡知悉信息内容的人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都可以使用该信息。信息所有人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自然希望能够在已经使用或可能使用自己信息的所有地方，取得对其信息的独占使用权。信息可以不受国界限制无限传播并可同时被许多人使用的特点，为信息在二个以上的国家取得保护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性，所有人垄断信息的使用以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利益要求使信息的域外保护成为必要，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保护制度的建立使信息的域外保护有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因此，在今天的国际条件下，同一信息可以同时或先后在不同的法域内取得知识产权。

对于可分地域取得应注意的是，由于一国法律没有域外效力，依照一国法律取得之知识产权，仅在该国领域内受法律保护。对此，应从二方面理解：第一，须经批准授权的知识产权，只在批准授权的国家受到保护。巴黎公约并未给予一国的专利权、商标权在所有缔约国的普遍效力，而只是确立了国民待遇原则，权利人要想在他国得到保护，必须到该国申请，经该国批准后才能享有该国法律所给予的保护。第二，不需经批准授权的权利，在不同的国家，只能按各该国法律受到保护。伯尔尼公约虽然采取著作权自动取得原则，但每个国家都是按照本国的著作权法对作品提供保护的。一件作品能否取得著作权，著作权的内容以及保护方法和保护期，都要依各成员国自己的法律决定。如拉什迪的《撒旦的诗篇》在英国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在阿拉伯国家则为禁书，伊朗穆斯林宗教领袖霍梅尼甚至颁发宗教敕令，判处作者死刑。 TRlPS虽然要求成员应对商业秘密提供保护，但是，一项商业秘密在某个成员地域内能否得到保护以及保护的程度，也只能由该成员的法律决定。总之，哪些信息受保护，可以取得知识产权，哪些信息不受保护，不能取得知识产权，都要由被请求保护的国家按该国法律决定。例如，我国在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前，不保护植物新品种，在美国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在我国就不能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在我国没有专利保护制度以前，任何发明创造在我国都不能取得专利权，尽管它可能已经在很多国家取得专利权。

2、知识产权可分地域行使

既然同一项信息可以在不同的法域内分别取得多个知识产权，而且各法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权利人可以在取得权利的不同地域范围内分别行使其权利。如果一个人就同一项技术在中国、美国、欧共体都取得了：专利权，那么，他可以将在美国的专利权转让，而保留在中国和欧共体的专利权，并将在欧共体的专利权许可他人使用，还可以将专利产品在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权授予不同的销售商；某一作品的著作权人可以将该部作品的英文翻译权和出版权授予一个美国的出版社，中文的出版权授予中国的人民出版社，等等。物质财产权由于其保护对象的唯一性，不可能分地域取得，当然也不能分地域行使。

可分地域取得和行使是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是由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的非物质性和各国法律的域内效力决定的。了解这一特点，对信息所有人及时在国外取得和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及在与外商的经济技术合作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谋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知识产权具有可分授性

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不仅可以在不同的法域分别行使其权利，而且可以在同一法域内同时或先后将知识产权相同的或不同的权能分别授予多人行使。这包括二种情况：其一，不同的权能可以分别授予多人行使，例如，著作权人将一件作品的出版权授予某出版社，将改编权授予某作家，而将摄制电影的权利授予某电影制片厂。其二：，相同的权能亦可授予多人行使，例如，专利权人通过普通许可使用合同将专利实施权授予二个以上的企业。所有权的权能虽然也可以与所有权分离，

但是，所有权标的物的最终使用人只能是一人，因此，以使用标的物为内容的权能只能授予一人行使。

可分授性是知识产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特别是物权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是由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可以同时被许多人所利用的特点决定的。这一特征使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享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行使白己的权利，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

三、对法定时间性等特点的评析

以上三个特点，是各种知识产权都具有的，可称之为知识产权的共同特点。其他所谓特点，要么仅是某一种或某几种知识产权的特点，要么根本就不能称其为特点。

（一）关于法定时间性

法定时间性是指法律所确认的知识产权的效力有法定的期限，超过法定期限，权利归于消灭，其保护对象从私有领域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这确实是物质财产权所不具有的特点。对知识产权规定存续期间，是由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信息这一特点决定的。因为信息作为精神财富，具有永久存续的特点，其本身不会因为使用或时间的推移而消灭，因此，立法者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虑，规定权利人得独占控制其信息的期限，期限届满，该信息即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均可自由利用，以平衡信息所有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发展。物质财产权以特定的物质财产为保护对象，由于物质财产的物质性和消耗性，当特定的物质财产灭失之后，权利因保护对象的消灭而自然消灭，不需要法律规定其权利的存续期间。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具有法定时间性，只有专利权、著作权和一些类似的权利，如植物新品种权具有这一特点。分析各种知识产权可以发现，关寸：创造性成果的权利，除技术秘密权外，都有法定时间性，如专利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等。而关于识别性标记的权利实质上是没有法定存续期间的。注册所取得之商标权虽然有法定的有效期，但是，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允许续展注册，而且续展的次数不限，只要权利人认为其商标仍有价值，就町以通过续展维持其效力。商标法之所以规定商标注册的有效期，不是为了限制商标权的存续期间，而是为了防止大量死亡商标充斥注册簿，造成商标资源的浪费。除规定注册的有效期外，各国商标法还对商标规定了使用要求，超过一定期限（我国为3年）不使用，注册将被注销。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从注册簿中清除死亡商标，方便他人的注册申请。

对创造性成果的权利规定存续期间，是为了平衡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对技术、作品等创造性成果给予无限期保护，必然会影响社会对这些成果的充分利用，阻碍社会的发展，而这决不是建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目的。对识别性标记的保护，不产生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问题，对识别性标记的充分保护，也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商标等识别性标记使用的时间越久，识别性就越强，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作用也就越强。因此，法律不对商业标志权规定绝对的期限。

商业秘密权是建立在信息的秘密性基础之上的，权利的存续期间取决于保密的期间。如果该信息由于泄密叔利人主动解密、技术进步等原因不再成其为秘密，其权利即随之消灭。所以，这种权利也没有法定存续期间。

因此，法定时间性不能作为知识产权共同的法律特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著作权、著作邻接权、专利权等权利的法定时间性，并把它作为与物质财产权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关于须经法律直接确认

须经法律直接确认又表达为国家授予性。如果将这一特点理解为知识产权须经国家依法批准授予，那么，它只能反映专利权和商标权以及与专利权相类似的权利，如植物新品种权的特点，著作权及其邻接权和商业秘密权则不需要国家批准授权。而且，在有的国家，商标权是通过使用取得的或者可以通过使用取得。因此，按这种理解，须经法律直接确认不能作为所有知识产权的特点。

如果将这一特点理解为知识产权须经法律明确规定，法律未规定的，当事人不能取得，如我国专利法颁布以前，任何人不能取得中国专利。这话虽然不错，但是，任何权利都是法律赋予的（虽然从法哲学的观点看，可以说先有权利后有法，但是，在实定法上仍然应当承认权利为法律所确认或赋予），而非知识产权所独有的特点。这种观点不但不能准确反映知识产权的特点，而且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好像除知识产权外，其他权利是自然产生的，不需要法律的确认。

因此，须经法律直接确认，也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三）关于双重权利说

较早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著作，都认为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双重权利。①（①  1992年笔者就在《知识产权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提出了商标权是单-财产权的主张。）现在已少见有这种主张了。但是，对于知识产权是否都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双重权利，学界至今仍未取得共识，吴汉东先生即认为，专利权、商号权、商誉权等绝大多数工业产权都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内容。[10]我们认为，分析一项权利是否具有人身权的内容，应以法律对该权利内容的规定为依据。从商标法和专利法的规定来看，这二项权利都没有人身权内容，不但我国法律的规定中没有，其他国家的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也没有商标权人和专利权人人身权的规定。有的著作将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人和设计人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设计人的权利作为专利权的人身权内容，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经常不一致，即使发明人、设计人自己作为专利权人，署名权也不是其作为专利权人的权利，而是其作为发明人、设计人的权利。所以，主张专利权和商标权具有人身权内容的观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理论上也难以找到有力的支持。而主张商号权和商誉权具有人身权的内容则是值得赞同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一部分知识产权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权利，而不能说全部知识产权都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权利。我们认为，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权利的知识产权有著作权和部分著作邻接权（如表演者权）以及商号权、商誉权，其他知识产权是单一的财产权。

（四）关于须受公共利益的限制

有的著作将权利须受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知识产权的一个特点。所谓限制指对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和对权利效力的限制。[11]如同“须经法律直接确认”一样，这一所谓特点并非知识产权所独有，所有民事权利都须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其权利的行使都不能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要求。例如，不动产物权的行使不仅要受公法的限制，而且在私法上要受相邻权的限制。一般地将须受公共利益限制作为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如同将须经法律直接确认作为其法律特征一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只有知识产权才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其他民事权利不须受公共利益限制。实际上，法律对权利行使限制较多的只是著作权和邻接权，法律对专利权，特别是商标权的限制并不比一般民事权利更多。

至于说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依法对智力成果或工商业信誉的支配权利，则是将权利的内容作为权利的客体，其错误至为明显，不必专门分析。

总之，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是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吴汉东先生称这种信息为知识产品。这种信息是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能为其所有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它和物质财产的区别在于其非物质性。由于其非物质性以及由非物质性决定的可无限传播性永久存续性、可在相同或不同的地域内同时或先后被许多人利用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权

法特殊的调整方法和知识产权不同于一般财产权的特点，这些特点中最主要的是知识产权可分地域取得和分地域行使、可分授性以及著作权、专利权等权利的法定时间性。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和一般物质财产都属于财产，都可以为人类所控制利用，都可以由控制者自己支配，也可以用于交换，因此，知识产权又具有物权的基本特征，所以，知识产权又被称为准物权。我们既要看到知识产权与一般物权的区别，又要看到它与一般物权的相同之处，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都不利于知识产权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1993.1。

    [2] 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J].知识产权，1997，（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3-74。

    [3] 沈达明，知识产权法[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1998.282。 

    [4] 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J].知识产权，1997，（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4，1 5。 

    [5]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6。 

    [6]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7。

    [7] 冉沦知识产权的概念[J].知识产权，1997，（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75，80。

    [8] 郑成思，知识产权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0。

    [9]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教程[M]。7-8。

    [10] 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42.（注1）。

[11]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7-8。

产权制度的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纠纷;民事调解

一、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知识产权的概念表述不一。刘春田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譹訛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二）知识产权的特征

1.专有性专有性又被称为“独占性”。知识产权和《物权法》中物的所有权一样，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的特点。权利人独占知识财产并且具有垄断性，非经法律规定或者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使用，同时，一件知识产品只允许一个知识产权存在，但是，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垄断是有权利边界的，受到一定的时间、空间限制。2.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指的是，依据一国的法律制度产生，并在该国的领域内受到保护。知识产权与有形的财产所有权一样受到地域性的限制，但是知识产权还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如果权利人在我国享有的权利内容，要在他国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依照他国的相关法律进行登记注册或者获得批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相继签订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国际公约中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特点的补充。3.时间性时间性又称“有期性”，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知识产品具有时间性的特点。有形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客体存在，权利即受到法律保护。譻訛知识产权只有在法律授权的时间内受保护，超出法律授权的期限，则知识产品进入公共领域，为社会公众使用。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征，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社会进步，促进技术革新，提高社会生产力。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与救济途径

（一）知识产权纠纷的特征

知识产权侵权是指侵权人违反法律的规定，擅自行使或利用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权利。譼訛知识产权侵权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相比具有相似的法律后果，但是知识产权侵权有其独特的特征：1.知识产权侵权不直接作用在有形物上常见的物权侵权表现形式是，非法侵占他人物权的行为，毁损他人所有物的行为，妨碍他人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收益等，直接作用在有形物的本身。但是，由于知识产权的标的物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更多表现为假冒、抄袭盗版、伪造等，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侵犯知识产品的物质载体本身，但是侵犯了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思想，也就是说对知识产品所有人的“专用”权的侵犯，使知识产权的垄断性、排他性受到侵害。2.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纠纷，知识产权侵权更多地涉及法律、技术等领域，例如专利侵权不能仅依靠法律来判定是否侵权，我们往往通过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裁决进行判断。在网络空间的版权侵权，往往给侵权行为的判定带来困难，并且通常诉讼的时间较长。权利人维权的目的是为了把握商业机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不利于纠纷及时有效地解决。与一般的财产侵权相比，知识产品的侵权行为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的特点，难以被人发觉。例如互联网快速发展，知识产权的产品表现为数字信号，这就在诉讼过程中增加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侵权行为难以认定、侵权责任难以明确，有时可能出现虚假诉讼的情况，增加案件的复杂度，诉讼结案并不利于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3.知识产权纠纷多涉及经济因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双方，对于法院停止侵权的司法判决并不看重，当事人注重的是知识产品背后可观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合法地对市场垄断获取经济利益。然而，侵权人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获取利益，不惜违反法律规定侵犯权利人的知识产品。我们可以看出，纠纷当事人双方都有共同的目的，获得市场占有份额，取得较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当出现纠纷时，是否可以尝试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更低的成本较好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

（二）知识产权纠纷的救济途径

1.公立救济公立救济又称为司法救济，通过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定纷止争解决当事人之间知识产权纠纷，从而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包括行政保护、刑事保护、民事保护，这是三种基本类型。行政保护，指权利人在发生侵权纠纷时，请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给予的一种救济途径；刑事保护，惩处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民事保护，法院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行使审判权，解决权利义务纠纷。2.私力救济与公立救济不同，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解决。和解是指，纠纷当事人就民事侵权纠纷自行协商并达成协议，消除争议，没有第三方介入，当事人自行和解，又称为自力救济。但是，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往往当事人反悔可能性大，不利于纠纷及时有效的解决。3.社会救济调解和仲裁是解决侵权纠纷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成为“非诉程序”。调解委员会或仲裁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对当事人纠纷进行调停、说和、裁决，故称之为社会救济。调解协议、仲裁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仲裁裁决还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三、知识产权纠纷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民事调解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内容，在第三方主持下，自行协商，最终解决纠纷的制度。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关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效果并不理想，与“先调后判，案结事了”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例如，能调不调，不能调乱调，调解并非当事人自愿，调解过程中贿赂法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了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首先，立法不完善。调解制度，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独特制度，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清楚地规定民事调解的程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由于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专业性了解不够，不能很好地进行调解。其次，达成调解协议随意反悔。《民事诉讼法》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在协议签收之前，当事人可以拒绝签收，如果拒绝签收意味着调解的失败，人民法院应及时判决。这样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滥用反悔权，违反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可以考虑对当事人随意反悔进行限制，只要双方达成一致，调节过程合法，调解协议内容不违背当事人意愿，就可以使调解协议生效，防止当事人恶意虚假调解、拖延纠纷解决。

四、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建议

（一）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1.利于矛盾解决当纠纷出现，纠纷双方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知识产权纠纷具有经济效益的特点让调解组织介入，可以更好兼顾双方的利益，调解协议本身就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如果纠纷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充分表示出纠纷双方的真实意愿，从而使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得到妥善解决，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2.实现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制度的创新调解制度具有低成本、方式灵活、能够充分体现纠纷双方的意愿的优势。诉讼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证据不足会导致败诉的风险，很有可能激化矛盾。新时期，我国建设法治型服务政府，纠纷矛盾的解决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和谐因素，调解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创新。3.减少司法腐败温床人民调解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形成的，可以弱化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强权力”，在执行调解协议时当事人会自愿履行义务。调解结案，可以减少“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减少司法不公、防止司法腐败，有利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及时有效解决，维护当事人经济利益。

（二）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建议

产权制度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优先受偿权/优先权/法定抵押权

一、问题之提出

1999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规定了承包人就工程价款债权而对工程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依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该规定是从债权债务的角度规定的承包人的权利，对于保障承包人实现工程价款债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从该优先受偿权是依法律直接规定用于担保承包人的主债权即工程价款请求权来看，该优先受偿权是承包人享有的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对此点已有共识，但对于其究竟属于何种法定担保物权，则存在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是不动产留置权，一种认为是法定抵押权，还有一种认为是不动产优先权。

目前，第一种观点即认为该优先受偿权是不动产留置权的观点，（注：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已遭一致否定，其主要理由为：第一，传统物权法理论认为留置权仅适用于动产，我国《民法通则》和《担保法》也都明确了这一点，而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标的物却是不动产；第二，留置权以债权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为成立要件和存续要件，留置权因债权人丧失对标的物的占有而归于消灭。（注：张学文：《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若干问题探讨》，《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王红亮：《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合同法原理与适用丛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即使在承认不动产留置权的日本，亦是如此，（注：［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第29页。）而从《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来看，承包人在交付工程后，其虽已不占有标的物，但仍享有该优先受偿权。我们也赞成这种看法，基于上述理由，该优先受偿权不应定性为不动产留置权。

对于另外两种观点，双方各执一词。否定该优先受偿权为不动产优先权的一方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并未设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而且“优先权”和“优先受偿权”均系译自外文，而在拉丁文和法文中，它们实际上是同一词，因此，若认定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是不动产优先权，一方面与我国现行的立法体例相悖，另一方面又犯了“同义语反复”的逻辑错误，从而主张承包人优先受偿权应是一种法定抵押权，因为该优先受偿权符合抵押权的主要特征，其与一般抵押权的区别仅在于它的成立原因是法律的直接规定，且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未设独立的优先权制度的瑞士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分别在瑞士民法第837条和台湾地区“民法”第513条规定了承揽人就承揽关系所生之债权就承揽标的物享有法定抵押权。（注：张学文：《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若干问题探讨》，《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否定该优先受偿权为法定抵押权的一方则认为，虽然法定抵押权的性质与承包人优先受偿权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若将该优先受偿权认为是法定抵押权，仍有不够确切的方面：一是我国法律中并无法定抵押权的规定或类似规定；二是若规定承包人对工程有法定抵押权，将否定我国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生效制度，对其他登记的抵押权人的利益也有影响；三是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与建设工程贷款人的抵押权的优先性不易确定。从而主张承包人优先受偿权是一种不动产优先权，因为其在立法理由上与我国《海商法》中救助人对救助费用的优先权相似，即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基础是以建设工程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其他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仍然以承包人建设的工程的存在为基础，因此赋予承包人就工程价款的优先权是符合公平原则的。（注：王红亮：《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合同法原理与适用丛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188页。）

笔者认为，双方虽然看到了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与决定抵押权或不动产优先权的相似之处，但其所持理由均有可疑之处，欠缺说服力。总的说来，有三大疑点：

疑点一：“优先权”和“优先受偿权”在拉丁文和法文中虽系同一词，但与法国等国实践相符，既已译为中文，则应考察两者在我国实践中，意义是否真正同一？

疑点二：双方均以法律未规定独立的优先权制度或法定抵押权制度作为否定对方的理由，实际上却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之嫌，因为目前我国法律对两者均未作相应规定，既然如此，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讨论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究竟是不动产优先权还是法定抵押权是无多大意义的，也是违背物权法定原则的；而且在比较法上，有规定该种优先受偿权为法定抵押权的，如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规定为不动产优先权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倒是我国究竟应建立独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还是法定抵押权制度，这样，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定性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疑点三：无论是不动产优先权还是法定抵押权原则上均无须登记而依法律规定直接产生，都必然会对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生效制度产生影响，与物权公示原则产生冲突，无论认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为不动产优先权还是法定抵押权，在与建设工程贷款人的抵押权发生竞合时，两者何者优先问题均不易确定，因此并不能作为否定对方的理由，应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该种权利之效力作适当的调整和限制，并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

二、疑点之解析

（一）疑点一之解析：优先权概念之辨析

优先权制度发端于罗马，“优先权”这一名词亦译自外文，拉丁文为"Privilegia"，法文为"Privileges"，日本译为“先取特权”，有台湾学者认为，日本所译之先取特权并不能表达优先受偿之意义，若译为优先权，虽较先取特权为妥，但按照台湾地区特别法对此权利之规定，以及此种权利的内容为权利人有优先受偿之权利，如译为优先权，尚不能将其涵义完全表达，因此以译为“优先受偿权”较为适宜。（注：金世鼎：《民法上优先受偿权之研究》，载刁荣华主编：《现代民法基本问题》，台湾汉林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因此，有人据此认为将承包人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有“同义语反复”之嫌，已如前述。

笔者认为，对法律术语的翻译，除应重在表达其涵义外，还应注意将之与现有的法律术语区分开来，注意各术语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免发生混淆。法文中虽然统一使用"Privileges"一词指优先权和优先受偿权，但法国民法中的优先权制度已包括抵押权和质权在内（注：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第477页。），且视留置权与双务契约同时履行抗辩权同其性质（注：史尚宽：《物权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57年版，第230页。），因此无混淆之虞。上述台湾学者的观点亦是从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实践出发，无可厚非。但是考察我国实践中对“优先受偿权”一词的运用，在我国尚未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的情况下，并非专用于指“优先权”这一独立的担保物权，更多的是用于指担保物权人基于担保物权的优先清偿效力而享有的就担保物的价值优先受偿其债权的权利，不权包括优先权，而且还包括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这在我国《担保法》第33条、第63条和第82条中也有所体现。也有学者认为“优先受偿权”是与“优先权”相同的概念（注：陈本寒主编：《担保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此乃是过分局限于优先权人有就担保物的价值优先受偿的权利，而未注意抵押权人、质权人和留置权人亦享有类似的优先受偿的权利而导致的曲解。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实际运用中，“优先受偿权”是与专为担保特种债权而设的“优先权”区别使用的，两者并非“同义语反复”，而“优先权”一词则已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渐渐接受为专指特种债权人直接基于法律规定而对债务人的全部或特定财产享有的优先受偿的权利，且我国《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也明确使用了“船舶优先权”和“民用航空器优先权”的概念，因此，在我国倒应译为“优先权”为当。

（二）疑点二之解析：我国应建立优先权制度

1.优先权制度与法定抵押权制度概略

优先权是指特种债权人直接基于法律规定而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享有的优先受偿其债权的权利。优先权制度渊源于罗马。罗马法上创设优先权制度的立法目的，或为维护公平主义，或为应事实之需要。其有为人而设者，如丧葬费用返还请求权，妻之嫁奁返还请求权，被监护人或被保佐人对监护人或保佐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建筑资金贷与人之借款偿还请求权等；也有为事而设者，如国库对纳税义务人之税捐缴纳请求权等。

世界各国民法对罗马法上的优先权制度，继受程度各不相同。法国民法最先对之加以继受，将优先权与抵押权合并规定于《法国民法典》第三编第十八章“财产取得方法”之中，将其确认为一项独立的担保物权。以法国法为蓝本的法国法系各国民法，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优先权制度，只是有的对之加以补充，使之意义更加明确，如比利时民法；有的加以修改，以适应本国的需要，如荷兰民法；有的则将优先权性质加以变更，如西班牙民法。（注：陈本寒主编：《担保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德国民法虽亦深受罗马法之影响，但因其认为优先权系特种债权所有之一效力，不认其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其主要的规定让于破产法，唯以法定质权之名，有类似的两三规定而已（注：史尚宽：《物权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57年版，第230页。），并未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以德国法为蓝本的德国法系各国民法，也多未专门规定优先权制度，唯有日本民法例外。日本民法亦认优先权为一项独立的担保物权，仿效法国民法中的优先权制度，于《日本民法典》第二编物权第八章中对之加以专章规定，题为“先取特权”，与各担保物权并列。此外，亦有不少国家认为优先权只是特殊债权之间的清偿顺序，而非一项权利，故只在程序法中从债权清偿顺序的角度来规定优先权的内容，如我国除在特别法中规定了个别具体优先权制度外，仅在《民事诉讼法》和《企业破产法（试行）》中将优先权作为特殊债权的清偿顺序予以规定并未确定为一种独立的权利。（注：申卫星：《优先权性质初论》，《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4期。）

关于优先权的种类，法国和日本民法大体亦仿罗马法，将优先权分为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权是指存在于债务人全部财产上的优先权，主要包括司法费用优先权、税捐优先权、工资和劳动报酬优先权、丧葬费用优先权、医疗费用优先权、生活费用优先权、共益费用优先权、劳工意外死伤补偿费优先权、被保险人对人寿保险公司的债权之优先权等。特别优先权则是存在于债务人特定财产上的优先权，依其客体的不同，又可分为动产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动产优先权主要包括不动产出租人对承租人置于其不动产上的动产之优先权、旅店主人对顾客携带的物品之优先权、运送人对其运送的动产之优先权、因公职人员渎职的被害人对公职人员保证金之优先权、动产保存人对其保存的动产之优先权、动产出卖人对其出卖的动产之优先权、耕地出租人对收获物之优先权、种子、肥料或农药提供人对收获物之优先权、农工业劳役人就其工资对收获物之优先权等。不动产优先权主要包括不动产保存人优先权、不动产修建人优先权、不动产出卖人优先权、不动产资金贷与人优先权、共同继承人就补偿金对其他继承人继承取得的不动产之优先权、共有物分割人就补偿金对原共有的不动产之优先权等。上述优先权大部分为民法典所规定，亦有由其他法律所规定者，如税捐优先权系由法国税法规定。此外，共有物分割人补偿金之优先权系为法国判例所创，乃是适应实务需要而产生，表明优先权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发展，更趋成熟和完善。

有学者认为特别优先权除其成立无须当事人约定外，在其他方面类似于抵押权，故又可称之为法定抵押权，是指与债务人特定动产或不动产有牵连关系的特定种类的债权按照法律的规定直接享有的优先受偿权（注：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也即认为特别优先权即法定抵押权。笔者认为，特别优先权与法定抵押权，都是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对于依特殊情事成立之债权，于债务人特定之财产上，认有排他的优先受偿的权利，就此点而言，两者的确较为类似。特别是不动产特别优先权与法定抵押权都是以不动产作为标的物，以致两者在适用范围上有一定的重合。例如，对于不动产建造人就其因建造不动产所产生的债权而在该不动产上成立的担保权，有的国家规定为不动产优先权，如法国和日本，有的规定为法定抵押权，如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此外，罗马法上一些为人而设之优先权在后世演进而为法定抵押权，如《法国民法典》第2121条即规定，已婚妇女的权利和债权对于其夫的财产，未成年人及禁治产人的权利和债权对于其监护人的财产，享有法定抵押权。这些法律规定的不同，既与一国的立法政策有关，也与相关的担保制度有关。但是，特别优先权与法定抵押权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异：(1)在适用范围上，特别优先权要远远大于法定抵押权，如上所述，特别优先权包括动产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其中又有很多种类的优先权，而法定抵押权作为基于法律规定而生之抵押权，其标的物仅限于不动产，而且仅与不动产优先权中的某些种类相重合；(2)在效力上，两者虽然都有权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受偿，但就与一般抵押权（法定抵押权仅能与一般抵押权发生竞合）的受偿次序而言，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原则上优先于一般抵押权受偿（注：金世鼎：《民法上优先受偿权之研究》，载刁荣华主编：《现代民法基本问题》，台湾汉林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而法定抵押权在实务上常依与一般抵押权成立时间的先后，来决定其受偿次序。（注：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3～695页；谢与龄编著：《民法物权》，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96页。）

2.我国的立法选择：应建立优先权制度还是法定抵押权制度？

优先权旨在破除债权平等原则，赋予特殊债权人以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而受清偿的权利，以保护这些具有特殊社会基础的债权人，其次设立的社会基础，或者是基于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要求，或者是基于一定社会政策的要求，或者是基于“共有”观念、“质权”观念的要求，或者是基于维护债务人生存权的需要而设立，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是一项极具社会使命任务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法律制度，（注：申卫星：《优先权性质初论》，《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4期。）其调整范围之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用之显著，远非法定抵押权制度所能及。即使在设立法定抵押权制度而未建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也在其他法律中规定有优先权的某些具体内容，如我国台湾地区，除规定有法定抵押权外，还在海商法第24条规定有船舶优先权，矿场法第15条规定有矿工工资之优先权，强制执行法第29条规定有强制执行费用及取得执行名义之优先权，等等。可见，实际生活中有许多情况需要优先权制度来加以调整，特别是一般优先权，更是国家为体现公益、维护公平正义所必须，而法定抵押权制度对这些则无能为力。不仅在大陆法系有优先权制度，在英美法系，在普通法的漫长历史发展中也产生了包含有优先权内容的扣押权（hypothecs或hypothecation），其中的法定扣押权类似于动产优先权，除扣押权人不能擅自转让扣押的财物外，有权将该特定财产优先清偿其债权，包括码头管理人和仓库管理人之扣押权、运输人扣押权、旅馆扣押权、律师扣押权、银行扣押权、人扣押权等。此外，在衡平法扣押权中，有一种衡平法扣押权产生于土地的买卖，即有效买卖契约中的出卖人对出卖的不动产有一种默示的扣押权，数额以未偿付的买价为限，若买受人违约，出卖人可直接把财产另行出售，并用出售所得来抵偿买价。（注：周楠主编：《民法》（国外法学知识译丛），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132页。）如果说普通法中的法定扣押权更象是一种迫使债务人还债的法律手段，那么，这种默示的衡平法扣押权原则上就是不动产优先权了。由此可见，优先权制度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法律制度，法律是为解决实际问题、应实践需要而存在和发展的，优先权制度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其适应了法律调整实际生活的需要。

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许多急需优先权制度调整而为法定抵押权鞭长莫及的问题，因此，我国应选择建立独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其不仅能涵盖法定抵押权的绝大部分内容，发挥出法定抵押权制度的社会作用，而且能调整很多法定抵押权制度所无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维护公共利益，推行社会政策，主持公平正义，发挥出法定抵押权制度所不能替代的巨大的社会作用。

3.我国优先权制度立法问题

目前，我国仅在特别法中零星规定着个别具体的优先权制度，如《海商法》中的船舶优先权和《民用航空法》中的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对于一般优先权，仅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和《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4条、第37条，通过破产债权清偿顺序的规定，使破产费用（包括诉讼费用等共益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税款优先于破产债权在破产财产中受偿。这种规定是将优先权视为特殊债权的优先清偿顺序，而未确认其为一种独立权利，基于此种出发点，《民事诉讼法》第203条和《企业破产法（试行）》第28条均规定，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只有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部分，不属于破产财产，这也就意味着破产费用、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税款等优先权仍局限在债权范围内，无法对抗一般担保物权，其效力低于享有别除权的债权，这极不利于对破产费用、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税款等具有共益性和公益性的特殊债权的保护。

有学者基于我国立法和法理并不承认如公法关系、劳动法关系、家庭法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等特种债权的概念，以及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的优先顺序已体现了对上述法律关系的保护，主张优先权在我国不应列为专门的担保物权，对于上述对破产费用、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税款等支付保护不力的问题，可通过允许有关的劳动立法、税收立法等单行法规定工资、税款等的优先性，使之不仅优先于一般债权，也优先于担保物权，以此来弥补现行程序法规定之不足。（注：董开军：《担保物权的基本分类及我国的立法选择》，《法律科学》1992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优先权制度并不仅局限于对所谓的特种债权的保护，有关公法关系、劳动法关系、家庭法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等特种债权仅涉及一般优先权中的部分内容，除此之外的一般优先权保护的其他债权如丧葬费用优先权、医疗费用优先权等，以及存在于债务人特定动产或不动产上的特别优先权所保护的债权，都是民法上的债权。仅有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等程序法将优先权作为特殊债权的优先清偿顺序加以规定，还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即使通过有关的劳动立法、税收立法等单行法规定工资、税款等对一般债权和担保物权的优先性，仍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其缺乏有力的理论基础来支持，二是如上所述，优先权制度内容繁多，不仅仅是对所谓特种债权的保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在涉及优先权内容的方面，新问题层出不穷，但因缺乏相应的统一调整，致使应解决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有的法律规定难以得到正确恰当的解释。例如，现实生活中有人因筹措不到急需的医疗费用或生活费用以致无法生存，这就需要旨在增强债务人信用、以济其生存的医疗费用优先权或生活费用优先权加以保障，以期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又如本文所论的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定性争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因缺乏相应的优先权制度所致。

(2)该观点认为公法债权不能用民法这样的私法的方法来保护，有失偏颇：首先，公法债权主体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请求给付的法律关系，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有着同一内容；其次，由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对某种法律关系的调整往往需要多个法律部门的协调合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加以保护。因此，公法债权需要而且也可以用私法方法来保护，正如私法中的某些方面如财产所有权需要用行政法或刑法手段加以保护一样，这样，能更周密地保护公法债权，并在公法领域内体现出现代私法自由、平等的理念和精神。

(3)优先权在性质上应为一项独立的担保物权，已有学者对此作了精辟论述。优先权既非特殊债权的一种效力，也非仅是特殊债权的优先清偿顺序，而是一项单独的实体性权利，而且，优先权具有法定性、优先性、支配性、排他性、一定的追及性、变价受偿性、物上代位性、从属性、不可分性等担保物权的性质，因此是一种传统的担保物权。（注：申卫星：《优先权性质初论》，《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4期；［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因此，我国应建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并且应作为一项独立的担保物权加以规定。我国目前正在筹划出台《物权法》，这更为建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在我国法律上建立独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立法架构的恰当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现有法体系下，选择的基点应是，注意优先权制度和现有的担保物权体系的配合、协调与融合，在不对现有法作较大变动的前提下，又要努力维护优先权制度体系的独立性和统一性：

(1)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担保法》，目前我国的担保物权体系表现为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并存的局面，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作为传统的独立担保物权，已被广为接受和运用，而且，1999年公布的由学者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也采用了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并存的担保物权体系，但是并未规定优先权制度。虽然优先权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涵盖法定抵押权、法定质权和留置权的内容，但若以优先权吸收留置权，将破坏我国现有的担保物权体系，成本太大，因此，建议在《物权法》草案中，在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之外，设立独立的优先权制度，使我国的担保物权体系呈现出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优先权并存的局面。（注：申卫星：《我国优先权制度立法研究》，《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但在优先权制度具体内容的设计上，应注意与现有担保物权的内容的补充与协调，以避免重复立法，特别是要避免与留置权的规定相重复。

(2)根据优先权保护的债权性质的不同，可分为公法债权的优先权和私法债权的优先权。对于公法债权的优先权如诉讼费用优先权、税款优先权等，即使在我国诉讼法、税法等单行法中规定其优先于一般债权和担保物权受偿，这样不明定其为一项原则上效力高于一般担保物权的优先性担保物权，仍不足以对公法债权的优先权提供较为完善的保护；而且，若要逐次修改各单行法或待日后制定法规条例时再将之加以规定，不仅繁琐，而且也不能尽快满足当前需要。因此，将公法债权的优先权和私法债权的优先权统一规定在《物权法》中较为妥当，而且，既已确认优先权为独立的担保物权，为一实体性权利，自然应将之规定在实体法中，这样也可避免与现行程序法发生法律使用上的冲突，可待日后再修改程序法，以达统一。

(3)考虑到我国已在特别法中规定了船舶优先权和民用航空器优先权，考察法国等国立法例，亦将优先权在特别法和基本法中分别加以规定，我国应在不变动特别法规定的情况下，在《物权法》这一基本法中规定一般优先权和特别优先权。一般优先权包括诉讼费用优先权、税款优先权、工资、劳动报酬及劳动保险费用优先权、丧葬费用优先权、医疗费用优先权、生活费用优先权、共益费用优先权；动产特别优先权包括不动产出租人优先权、旅店主人优先权、运送人优先权、动产保存人优先权、动产出卖人优先权、耕地出租人优先权、种子、肥料或农药提供人优先权、无因管理人优先权；不动产特别优先权包括不动产保存人优先权、不动产修建人优先权、不动产出卖人优先权、不动产资金贷与人优先权、共有物分割人补偿金优先权。

（三）疑点三之解析：优先权效力之限制

本文既然认为我国应建立优先权制度，对疑点三之解析，即为对优先权效力之限制的问题。优先权之中心效力，是就其标的物为优先受偿，优先权不仅有权优先于一般债权受偿，甚至可以优先于其他一般担保物权受偿。但是，优先权为担保物权，其依法律规定而直接发生，无须当事人之间的特约，也不以占有或登记为要件，因其缺乏物权公示，第三人无法由外部知悉该标的物上是否存在优先权，则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未免有受威胁和损害之虞。为了补救优先权缺乏物权公示性这一缺陷，建立有优先权制度的国家多对优先权的效力作出一定的严格限制，以法国和日本这两个代表性的国家为例：一方面，严格限制一般优先权的行使顺序，法国民法规定一般优先权应先就债务人的动产受偿，不足部分才能就债务人的不动产受偿，日本民法还进一步规定，以债务人的不动产受偿时，应先就无担保的不动产受偿，不足部分才能就有担保的不动产受偿；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物权公示原则，一是用善意取得制度对动产优先权的追及力加以限制，日本民法规定，当作为优先权标的物的动产被第三人善意取得时，优先权人对该动产没有追及权。二是用登记制度对得就不动产行使的优先权加以限制，这种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处理优先权与抵押权竞合时何者优先的问题，因其较为复杂，且涉及本文所提之疑点三，以下就此作一具体分析。

一般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均得就不动产行使，因此与通常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抵押权有发生竞合的可能，此时何者优先，法、日规定有所不同。《法国民法典》未区分一般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于其第2095第统一规定，在优先权与抵押权竞合时，优先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但是对不动产优先权又要求通过登记来保存其效力，根据其第2106条和第2113条的规定，应完成登记手续的不动产优先权未依法定方式登记以保存其优先权者，在债权人间不发生优先权的效力，仅可保有抵押权。也就是说，未经登记的不动产优先权，仅可对抗一般债权人，而不能对抗抵押权人，其只能与其他抵押权依成立先后依次受偿。法国民法对一般优先权则未作任何限制，这也就意味着一般优先权与抵押权发生竞合时，一般优先权始终优先于抵押权受偿。（注：法国对抵押权的成立系采意思主义，双方当事人就设立抵押权协商一致，抵押权即告成立生效，故无需区分抵押权是否已经登记。）《日本民法典》则明确区分一般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并用登记制度分别对之加以限制。有关不动产的一般优先权与已登记的抵押权竞合时，若一般优先权已登记，则与其他抵押权依登记先后依次受偿，若未经登记，则应由其他抵押权优先受偿；有关不动产的一般优先权与未登记的抵押权竞合时，无论其有否登记，均优先于其他抵押权受偿。此处须注意的是，法国民法关于一般优先权与抵押权竞合时的效力的规定，适用于公法上的一般优先权如司法费用优先权、税捐优先权，以及各种私法上的一般优先权。而日本民法关于一般优先权与抵押权竞合时的效力的规定，仅适用于私法上的一般优先权，但对于公法上的税捐优先权和私法上的劳工工资薪金优先权与抵押权发生竞合时，基于财政目的和社会正义，前者优先于抵押权受偿。（注：陈本寒主编：《担保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对于不动产优先权与抵押权发生竞合的情形，《日本民法典》又加以进一步的区分对待，不动产保存人优先权和不动产修建人优先权，可经登记保存其效力，并优先于已登记的抵押权受偿，而不动产出卖人优先权与已登记的抵押权发生竞合时，则仅能依登记先后依次受偿；无论何种不动产优先权与抵押权发生竞合，若有未登记的权利，则已登记的权利优先于未登记的权利受偿。（注：日本对抵押权的成立系采登记对抗主义，双方当事人就设立抵押权协商一致，抵押权即告成立生效，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故需区分抵押权是否已经登记。）

我国设立独立统一的优先权制度，也必须对优先权缺乏物权公示性这一缺陷尽可能地加以补救，应借鉴法、日规定之所长，并结合我国法律现状来确定具体的补救方法：

(1)一般优先权关乎国家利益、社会政策和社会公平正义，且法律对之的明确规定本身即具有较强的公示性，因此一般优先权应始终优先于其他担保物权受偿；但一般优先权的行使，应先就债务人的动产受偿，不足部分才能先就债务人的无担保的不动产受偿，再不足部分才能就债务人的有担保的不动产受偿；

(2)动产优先权以优先权人占有动产作为对抗其他担保物权的要件，占有标的物时，可对抗其他担保物权，未占有标的物时，只能优先于一般债权受偿，而无法对抗其他担保物权；当作为优先权标的物的动产被第三人善意取得时，优先权人对该动产没有追及权；

(3)不动产优先权，以登记作为对抗其他抵押权的要件，已登记的优先于其他抵押权受偿，未登记的则仅可优先于一般债权受偿，但却后于其他抵押权受偿。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上述我国优先权制度立法架构已经明确，我国民法中的一般优先权制度应统一规定公法债权的优先权和私法债权的优先权，因此，民法对优先权效力的规定也应统一适用于公法债权的优先权和私法债权的优先权；二是目前我国《担保法》对抵押权采取登记生效制度，且《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亦采同一制度，故不存在日本民法上的优先权与未登记的抵押权竞合时何者优先的问题。（注：考虑到《担保法》第43条的规定，如果物权法采纳某些财产抵押，其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之日设定，则上述日本民法的有关规定可资借鉴。）

三、结论

通过上述对三大疑点的解析，可以看到，对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定性的关键问题是我国立法作何选择，这直接关系到物权法的三大原则之一——物权法定原则，为维护这一古老原则，我国立法应对优先权制度和法定抵押权制度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又应优先权制度较法定抵押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更广，更为实践所需要，其在发挥法定抵押权制度所能起到的作用之余，更具有法定抵押权制度所不可替代的维护公共利益、推行社会政策、主持公平正义的巨大社会作用，应为我国立法之首选。